《汉书•孔光传》：“成帝初即位，举为博士，数使录冤狱行风俗，振赡流民。奉使称旨，由是知名。”
《后汉书•桓帝纪》建和元年：“夏四月，命列侯、将、大夫、御史、谒者、千石、六百石、博士、议郎、郎官各上封事，指陈得失。”
《通鉴》卷一八汉武帝元光五年：“天子擢(公孙)弘对为第一，拜为博士。(时通西南夷，功不即就，)上患之诏使公孙弘视焉。”
(通鉴)卷二○汉武帝元狩六年：“诏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六人分循郡国。”
同卷同纪太初元年：“上诏兒宽与博士赐等共议(历法)。”
《通鉴》卷二八汉元帝永光二年：“上问给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变。”注曰：“匡衡时以博士给事中。”
《通鉴》卷三○汉成帝建始四年：“先是清河都尉冯逡奏言(宜预防河决，)事下丞相、御史，白遣博士许商行视。”
总观上文可见，汉武设置五经博士以后，博士有的时候参与朝政，有的时候奉使出差，有的时候顾问应对，等等。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说汉武以后博士的职掌偏重于治经教学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限于治经教学，那就不对了。
二、武后博士设置概况
《汉书•百官表》上博士条：“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帝黄龙元年，稍增员十二人。”
《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谷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汉书•王莽传》：“是岁(平帝元始四年)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曾资生《中国政治制度史》第二册九二页引《续汉书》曰：“王莽博士三十人。”
由引文可见西汉自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以后，宣帝、元帝及平帝均曾加以扩充。结果到了西汉末年，就经说，因为立了乐经；所以就由原来的五经，一变而为六经；就人说，因为每经不只一人，所以人数也就一再增加，到平帝时已经有三十之多了。
东汉情形怎样呢？
《后汉书•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严、颜氏。”
《后汉书•徐防传》注引《汉官仪》曰：“光武中兴，恢弘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贺、京房，《书》有欧阳和伯、夏侯胜、建，《诗》有申公、辕固、韩婴，《春秋》有严彭祖、颜安乐，《礼》有戴德、戴圣，凡十四博士。”《后汉书•儒林传》：“光武中兴，爱好经术。……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毛， 《礼》有大、小戴，《春秋》有严、颜，凡十四博士。”《考证》关于“齐、鲁、韩、毛”的考证引何焯曰：“衍一毛字，此时毛诗未得立也，且如此乃十五，非十四矣。参以百官志，博士果十四人，《诗》三，齐、鲁、韩氏，“应劭《汉官仪》并同。”
同传又曰：“(章帝)建初中，……又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
《太平御览》卷二三六国子祭酒条引沈约《宋书》曰“博士……光武增为十五人，并益一经有数家之学故也。”
总览上文可见，关于东汉博士人数，有十五、十四两说，但比较各条材料，应以十四为是。又古文《尚书》、毛《诗》、谷梁《春秋》以及左氏《春秋》,虽未设置博士，但亦受官家重视，治此家者亦得为官。此外汉世五经流派以及何家被立为博士，何家未立为博士，《后汉书•儒林传》记述既简单又明白，可供参考。
三国也有博士。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初五年：“夏四月，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
同书《王肃传》：“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
同书《杜畿传》注引《魏略》曰：“乐详字文载，少好学。……黄初中徵拜博士。于时太学初立，有博士十余人，学多偏狭，又不熟悉，略不亲教，备员而已。惟详五业并授.……擅名于远近。”
同书《卫觊传》：“明帝即位，……觊奏日，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事遂施行。”
《通鉴》卷七七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帝幸太学，论《书》、《易》及《礼》,诸儒莫能及。”注曰：“时帝与博士淳于俊论《易》、庾俊论《书》、马照论《礼记》。”杨晨《三国会要》卷九职官上：“五经博士，魏十九人。”(晋志、宋志所记同。
据此，是魏有博士。
《三国志•蜀书•许慈传》：“慈字仁笃，南阳人也。师事刘熙，善郑氏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建安中，与许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时又有魏郡胡潜，字公兴，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潜虽学不沾洽，然卓荦强识，祖宗制度之仪，丧纪五服之数，皆指掌画地，举手可采。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慈、潜并为博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慈后主世稍迁至大长秋卒，子勋传其业，复为博士。”
据此，蜀亦有博士。
《三国志•吴书•孙休传》永安元年诏曰：“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道世治性，为时养器也。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则伤化败俗。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
据此，吴也有博士。
总上可见，三国魏、蜀、吴都有博士，而以魏的材料比较多。魏制虽然大体仍依汉旧，但也有变动。就中如立《春秋》谷梁博士以及将王肃所注诸书列于学官，皆系与东汉不同者。至于立律博士，则又是变中之变了。
三、春秋左传请立经过
《汉书•房凤传》：“大司马票骑将军王根奏除补长史，荐凤明经通达，擢为光禄大夫，迁五官中郎将。光禄勋王龚以外属内卿，与奉车都尉刘歆共校书。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纳之。以问诸儒，皆不对。歆于是数见丞相孔光，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凤、龚许歆，遂共移书责让太常博士，语在歆传。大司空师丹奏歆非毁先帝所立，上于是出龚等补吏，龚为弘农、歆河内、凤九江太守，至青州牧。”
同卷总叙左氏《春秋》授受情况说：“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后望之为太子太傅，荐禹于宣帝，徵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
《汉书•刘歆传》：“歆及(父)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谷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师古曰，故谓指趣也。〕。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亦湛靖有谋，父子俱好古，博见疆志，过绝于人。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尤自持其谷梁义。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书略),其言甚切，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后复转在涿郡，历三郡守数年，以病免官。”
《后汉书•范升传》：“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诏下其议。(建武)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见于云台。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说。升起对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遂与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辩难，日中乃罢。升退而奏曰(文略)。时难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诏以下博士。”
同卷《陈元传》：“陈元字长孙，苍梧广信人也。父钦习左氏《春秋》,事黎阳贾护与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王莽从钦受左氏学，以钦为献难将军。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锐精覃思，至不与乡里通。以父任为郎，建武初与桓谭、杜林、郑兴俱为学者所宗。时议欲立左氏传博士，范升奏以为左氏浅末，不宜立。元闻之，乃诣阙上疏(申辩)。书奏，下其议。范升复与元相辩难，凡十余上，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帝以元新忿争，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于是诸儒以左氏之立，论议欢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会封病卒，左氏复废，(《后汉书》卷一〇九下及《太平御览》卷二三六博士条所引华峤《后汉书》所记略同。)
《后汉书•贾逵传》：“(章)帝善逵说，使出左氏传义长于二传者。逵于是具条奏之(文略)。书奏，帝嘉之。……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
《后汉书•儒林传》：“(章帝)建初中，……又诏高才生受……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
总观以上所述可见，《春秋》左氏传，汉初即有人治。至于请立博士，西汉宣帝时已由萧望之等发之。此后刘歆等接踵继起，斗争极为激烈。虽刘向父子之间，亦皆互相诘难，毫不相让。参加斗争人物，不但有学人，还有公卿，且有因争迁官者。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左氏虽一度立为博士，但不久又被取消。最后不得不出于妥协，即一面不立博士，一面命人习学。而治左氏者，亦得给事近署，作为入仕台阶。
四、其他有关博士问题
《后汉书•朱浮传》注引《汉官仪》曰：博士秦官也，武帝初置五经博士，后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选有聪明威重一人为祭酒，总领纲纪。”
《后汉书•徐防传》：“祖父宣为讲学大夫，以易教授王莽。”注曰：“王莽置六经祭酒各一人，秩上卿。长安国由为讲易祭酒，宣为讲学大夫，盖当属于祭酒也。”
《后汉书•甄宇传》：“建武中，每腊，诏书赐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时博士祭酒欲杀羊分肉，又欲投钩，字复耻之。字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复有争讼。”
此外《后汉书•苏竟传》、《通鉴》三七王莽始建国三年条、《太平御览》卷二三六国子祭酒条所引《续汉书•百官志》及沈约《宋志》,亦皆有大同小异的有关博士祭酒的记载。把这许多材料总起来看，可见五经博士自始就有一个首脑，职在总领纲纪以及办理类似分羊等事的杂务。这个首脑西汉叫做仆射，东汉改为祭酒，由太常选择奏请指派。王莽时制度比较特殊，六经博十每经皆有祭酒一人，祭酒之下仍有讲学大夫。此种办法在光武初期还有，直到以后，方才废除。这从《太平御览》卷二三六所引引《殷氏世传》中可以看出。据《后汉书•百官志》博士祭酒秩六百石。至于博十首长为何称祭酒，该志亦有解说。
《后汉书•蔡茂传》：“徵试博士，对策陈灾异，以高第擢拜议郎。”
《后汉书•朱浮传》：“(建武)七年转太仆，浮以国学既兴，宜广博士之选。乃上书曰，……旧事策试博士，必广求详选。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举明经，唯贤是登。学者精励，远近同慕。伏闻诏书更试五人，唯取见在洛阳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将有所失。求之密迩，容或未尽。而四方之学，无所劝乐。凡策试之本，贵得其真。非有期会，不及远方也。又诸所徵试，皆私自发遣，非有伤费烦扰于事也。语曰，中国失礼，求之于野。臣浮幸得与讲图谶，故敢越职。帝然之。”
同传注引《汉官仪》,载举荐博士的举状说：“其举状日，生事爱敬，丧没如礼，通易、尚书、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隐居乐道，不求闻达，身无金痍痼疾，世(中华书局本校勘记云世应作卅)六属不与妖恶交通王侯赏赐，行应四科，经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举。”
同书《杨仁传》：“举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经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应旧科，上府让还。”注引《汉官仪》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
此外，《后汉书》曹褒传、桓荣传、杨震传、戴凭传、伏恭传、张玄传、周泽传、甄宇传、李充传等也都有徵拜、举荐和考试博士的记载。总统所有有关材料，可见汉世博士由君主任命，有关任命的某些例行事务，由太常办理。当时博士虽然未必个个经过考试，但汉有考试博士办法，似无问题。考试事务，亦由太常办理，应试人还自费入京。此外任博士者，似仍有年龄限制。推荐博士候选人，亦有一定格式的举状。
《汉书•王式传》：“(拜博士，)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形余之人，可宜复充礼官。”
《太平御览》卷二三六博士条引《李郃别传》曰：“博士著两梁冠。”
据此，汉博士仍有一定冠服。
博士弟子
一、设立经过和名额
《汉书•武帝纪》元朔五年：“夏六月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丞相(公孙)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通鉴》卷一九汉武纪所记同。)
《汉书•儒林传》：“及(武帝祖母)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予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厉贤材焉。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繇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兴礼，祟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制曰，可。”
据此，是汉世博士弟子之设始于汉武帝元朔五年，而倡议者为公孙弘。
上述博士弟子虽是汉武所创，但博士弟子一名却老早已有。《汉书•贾山传》：“贾山颍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师古注曰：“六国时魏也”。据此，是先秦已有博士弟子了。此外，
《汉书•董仲舒传》：“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
《汉书•文翁传》：“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辞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师古曰：“少府，郡掌财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刀，凡蜀刀有环者也。布，蜀布细密(环)也。二者蜀人作之皆善，故赉以为货。”
这又是武帝父景帝时，博士已经教书和已有弟子了。
不过，先秦和汉景之时虽然已有博士弟子，但先秦博士弟子与汉不同，固不待言。即汉景时的博士弟子，他们与博士的关系，也只是一种私相授受的私人师生关系。至于官立五经博士，官为博士设置弟子，则仍创自武帝。
博士弟子有多少呢？
《汉书•儒林传》：“(公孙弘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武帝)制曰，可。……昭帝时，……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师古曰，捐其徭赋也。〕。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师古曰，常员之外，更开此路。〕。”
《通鉴》卷五三东汉质帝本初元年：“夏四月庚辰，令郡国举明经诣太学。自大将军以下，皆遣子受业。岁满课试，拜官有差。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属、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经者，各令随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当以次赏进。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
《太平御览》卷五三四学校引《黄图》曰：“王莽为宰衡，……立博士领弟子员三百六十。六经三十博士，弟子万八百人。”
此外《后汉书•和帝纪》永元十二年、《后汉书•翟酺传、党锢传》、《通鉴》卷二八汉元帝初元五年、卷二九汉元帝永光三年、卷三二汉成帝绥和元年、卷五五汉桓帝延熹九年及《太平御览》卷四六五谣条所引袁山松《后汉书》,卷五三四学校条所引《三辅旧事》,也都有博士弟子人数的记述。将所有以上材料贯穿起来看，可知汉武以后博士弟子也就是太学生人数，由五十而一百，而二百，而一千，而三千，西汉最多时期达到万余，东汉则达到三万余。
二、入学条件和手续
《汉书•儒林传》载公孙弘请置博士弟子奏曰：“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宫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出入不悖〔师古曰，悖，乖也，音布内反。],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师古曰，闻，谓闻其部属有此人也。令，县令；相，侯相；长，县长；丞，县丞也。二千石，谓郡守及诸王相也。〕,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师古曰，随上计吏俱至京师。〕,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
据此，是入太学为弟子，要有一定条件，一定手续。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汉书•萧望之传》：“萧望之……家世以田为业，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学受业。”注引如淳曰：“令郡国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者，二千石奏上，与计偕诣太常，受业如弟子也。”
《汉书•王式传》：“唐生、褚生应博士弟子选诣博士，抠衣登堂，颂礼甚严〔师古曰，抠衣谓以手内举之，使离地也。……颂读曰容。],试诵说有法，疑者丘盖不言〔苏林曰，丘盖不言，不知之意也。如淳曰，齐俗以不知为丘。师古曰，二说皆非也，论语载孔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欲遵此意，故效孔子自称丘耳；盖，发语之辞。刘敞曰，予按荀卿书，区盖之间，疑则不言；区盖近意也，丘、区声相变，殆谓此耳。〕。诸博士惊问何师，对曰事式。皆素闻其贤，共荐式，诏除下为博士。”
读引文可见汉世的确有人以令应选为博士弟子。这种选送工作郡县地方官员到底参加不参加呢？
《汉书•兒宽传》：“兒宽千乘人也，治《尚书》,事欧阳生，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
《汉书•终军传》：“终军字子云，济南人也。少好学，以辩博能属文闻于郡中，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闻其有异材，召见军，甚奇之，与交结，军揖太守而去。”关于“至府受遣”师古注曰：“博士弟子属太常；受遣者，由郡遣诣京师。”
《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引《魏略序》曰：“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
这是命令州郡以及各郡遣弟子入太学的。
《后汉书•陈实传》：“陈实字仲弓，颍川许人也。……少作县吏，常给事厮役。……有志好学，坐立诵读。县令邓邵试与语，奇之，听受业太学。”
《后汉书•仇览传》：“考城令河内王涣……召署主簿。……谢遣曰，枳棘非鸾凤所栖，今日太学曳长裾飞名誉皆主簿后耳，以一月奉为资，勉卒景行。览(遂)入太学。”
这又是县官遣弟子入学的。郡县选送者外，博士弟子还有没有其他来路呢？
《后汉书•质帝纪》本初元年：“夏四月庚辰，令……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诣太学)受业。”
《后汉书•左雄传》：“雄又奏徵海内名儒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生。”
《三国志•魏书•刘馥传》：“(子靖上疏曰，)宜高选博士，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掌教国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
《三国志•吴书•孙休传》永安元年：“(诏曰，)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学者，各令就业。”
据此，博士弟子除郡县地方选遣者外，仍有通过其他渠道入学的。此外
《后汉书•左雄传》：“(雄)又上言，宜崇经术，缮修太学。帝从之。阳嘉元年，太学新成。诏试明经者补弟子。”
将引文与前引《王式传》所载“唐生、褚生应博士弟子选”“试诵说有法”对观，是入太学为弟子，有时还要经过考试，
三、课试与出路
《汉书•儒林传》：“(公孙弘奏，博士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藏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师古曰，为名籍而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藏，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制曰可。”关于“而请诸能称者，”师古注曰：“谓列其能通艺业，而相称其任者，奏请补用之也。”(关于公孙弘奏，《史记•儒林传》所载，文字微有不同，《汉书》卷八八考证也有召南按语，可参考。)
同传：“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
《后汉书•顺帝纪》阳嘉元年：“秋七月……丙辰，以太学新成，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增甲、乙科员各十人。”《通鉴》卷七○魏文帝黄初五年条注曰：“博士(弟子)课试之法始于汉武帝，事见十九卷元朔五年。平帝时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东都……顺帝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
总上所说，可见自汉武开始，博士弟子每年有一次考课，成绩分为甲、乙、丙三等，每等人数，西汉甲、丙两等各四十人，乙等二十人。东汉甲、乙二等各增十人，连前甲等五十人，乙等三十人，丙等四十人。考课合格者，甲科为郎中，乙科为太子舍人，丙科补文学掌故。成绩特别好的“辄以名闻”；不及格的，则“辄罢之。”事实是不是完全这样呢？
《后汉书•质帝纪》本初元年：“夏四月庚辰，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太学，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岁满课试，以高第五人补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
《后汉书•灵帝纪》熹平五年：“十二月……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百余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国文学吏。”注引《汉官仪》曰：“太子舍人、王家郎中并秩二百石，无员。”
《后汉书•献帝纪》初平四年：“九月甲午，试儒生四十余人，上第赐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罢之。诏曰孔子叹学之不讲，不讲则所识日忘。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注引刘文《献帝纪》曰：“时长安中为之谣曰，头白皓然，食不充粮；裹衣蹇裳，当还故乡；圣王愍念，悉用补郎：舍是布衣，被服玄黄。”
《后汉书•左雄传》：“(雄)又上言宜崇经术，缮修太学，(顺)帝从之。阳嘉元年，太学新成，诏试明经者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京师及郡国耆儒年六十以上为郎、舍人、诸王国郎者百三十八人。”
《通鉴》卷—九汉武帝元朔五年：“于是丞相弘等奏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第其高下，以补郎中、文学掌故”。注曰：“兒宽以射策为掌故，功次补廷尉文学卒史。苏林曰，卒史秩六百石；臣瓒曰，汉注，卒史秩百石；师古曰，瓒说是。余谓掌故，掌故府之典籍者也；以兒宽自掌故补卒史推之，则掌故之品秩从可知也。”
读引文可见，有些方面，对于上述原则，略有突破。不过，总的说来，上述原则基本上还是符合实际的。此外，对于太子舍人、王家郎中以及掌故品秩高低，透过引文，亦可略知大概。从而博士弟子补官以后的“官禄”,也可想见了。
博士弟子岁课是怎样课的呢？
《汉书•萧望之传》：“以令诣太学受业，……射策甲科为郎。”师古曰：“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对策者，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文辞定高下也。”
《后汉书•顺帝纪》阳嘉元年：“秋七月……丙辰，以太学新成，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增甲乙科员各十人”。注引《前书音义》曰：“甲科谓作简策难问，列置案上，任试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谓之射策，上者为甲，次者为乙。若录政化得失，显而问之，谓之对策也。”(《前书音义》)所记，亦见《通鉴》卷七四景初二年注。此外《太平御览》卷六二八贡举上条引文“甲”字下面，仍有一“乙”字。)
读引文，可见博士弟子岁课，系用射策等法进行。至于何谓射策，文中解释极为明白，无须多说。惟甲乙如何决定，两段文字所说颇不相同。依照第一段，是“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事先已经定好，射得乙者虽欲求甲而不可能。依照第二段，则“上者为甲，次者为乙”,因此为甲为乙，全由射者成绩决定，事先不作区分。两种说法，究竟谁对呢？《汉书•匡衡传》：“衡射策甲科，以不应令，除为太常掌故”。师古曰：“投射得甲科之策，而所对文指不应令条也。《儒林传》,岁课甲科为郎中，乙科为太子舍人，丙科补文学掌故。今不应令，是不中甲科之令，所以止为掌故。”如果引文可靠，那就不能不说第一段所说近真了。《汉书•马宫传》：“治《春秋》严氏，以射策甲科为郎。”依照规定，岁课甲科为郎；今马宫射策甲科而为郎，这是射甲应令而得郎的例子。《汉书•房凤传》：“以射策乙科，为太史掌故。”依照规定，岁课乙科为太子舍人；今房凤射策乙科而为掌故，岂乃射不应令之又一例欤！
上面说的是两汉的事。
《通鉴》卷七○魏文帝黄初五年：“夏四月初立太学，置博士，依汉制设五经课试之法。”
《太平御览》卷五三四学校引《决疑要注》曰：“魏之务学者，始诣太学为门人，二岁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满三岁通三经者，擢为太子舍人。”
《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引《魏略》曰：“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
《三国志•吴书•孙休传》永安元年：“(诏曰，)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学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誉，以敦王化，以隆风俗。”
据此，是三国遵照二汉旧制，也有博士弟子岁课制度。
岁课考些什么呢？
《后汉书•徐防传》：“(永元)十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经久远，圣意深明，宜为章句，以悟后学。上疏曰，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汉承乱秦，经典废绝。本文略存，或无章句。收拾缺遗，建立明经。博徵儒术，开置太学。孔圣既远，微旨将绝。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设甲、乙之科，以勉劝学者。所以示人好恶，改敝就善者也。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俗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孔子称述而不作，又曰吾犹及史之阙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阙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寖以成俗，诚非诏书实选本意。改薄从忠，三世常道。专精务本，儒学所先。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意有相伐，皆正以为非。五经各取上第六人，《论语》不宜射策。虽所失或久，差可矫革。诏书下公卿，皆从防言。”
《后汉书•吕强传》：“(宦者李)巡以为诸博士试甲、乙科，争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与诸儒共刻五经文字于石。于是诏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后五经一定，争者用息。”
据此，是徐防上疏石经建立以后，博士弟子岁课专重家法章句，而经文则以石经为准。在此以前，就弊病百出了。
四、年龄人色
《汉书•儒林传》：“(公孙弘奏，)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者，补博士弟子。”
《三国志•魏书•刘馥传》：“(子靖上书)宜高选博士，……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
《太平御览》卷五三四学校引《魏名臣奏》蒋济奏曰：“凡(入太)学受业，当皆须年十五以上。”
据此，凡入太学为弟子，汉世须年十八以上，魏则须年十五以上。至于上到何等程度，却无明文规定。这是令条，实况又怎样呢？
《后汉书•鲁恭传》：“(年)十五与母及(弟)丕俱居太学。”
《后汉书•乐恢传》注引华峤书曰：“(杜)安亦节士也年十三入太学，号奇童。”(《后汉书•杜根传》有同样记载。)
《后汉书•臧洪传》：“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学。”注引《续汉书》曰：“左雄奏徵海内名儒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生，有志操者加其奉禄，及汝南谢廉、河南赵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经，雄并奏拜童子郎。于是负书来学，云集京师也。”(事亦见同书《左雄传》。)
《后汉书•任延传》：“任延字长孙，南阳宛人也，年十二为诸生，学于长安，明《诗》、《书》、《易》、《春秋》显名太学，学中、号为任圣童。”
《后汉书•戴封传》：“年十五诣太学，师事郧令东海申君。”
《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会母传曰：“十五使(会)入太学。”
以上都是十五以下进入太学的，就中还有十三、十二的。就十五说，虽然应了魏法，但却小于汉令。此外《后汉书•张驯传》载驯“少游太学”；《太平御览》卷三六三头上条引《后汉书》说“贾逵自为儿时，常在太学”；及《太平御览》卷八四七食上条引《东观记》谓“梁鸿少孤，以幼童诣太学受业”。这些引文虽然未具体说清入学人员的年龄数字，但从“少”“幼”“儿”“童”等字样窥测，他们的入学年岁，可能也都很小。据此种种，是汉魏对于人太学为弟子的入学年龄，虽然有十八、十五之最低规定，但事实上却未完全遵守。
以上是就小的说的，大的情况又如何呢？
《汉书•终军传》：“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
《通鉴》卷八四晋惠帝永宁元年：“(赵王伦即帝位，)太学生年十六以上皆署吏。”
据此可见，太学生有十六、十八岁的。
《后汉书•仇览传》：“年四十……入太学。”
《后汉书•质帝纪》本初元年： “夏四月庚辰，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太学。”
《后汉书•灵帝纪》熹平五年：“十二月……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百余人除官(有差)。”
将引文与前此所引献帝初平四年诏书及长安歌谣对观，是博士弟子年龄，就大的说，有四十、五十、六十以至七十的。若与年岁极小者比较，相差幅度真是可观。
这些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人物，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汉书•终军传》：“少好学，以辩博能属文闻于郡中，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
《汉书•萧望之传》：“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学受业。”
《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会母传曰：“夫人性矜严，明于教训。会虽童稚，勤见规诲。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岁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谓会曰，学猥则倦，倦则意怠，吾惧汝之意怠，故以渐训汝，今可以独学矣。”(事亦见《太平御览》卷六一三教学及卷六一四幼学。)
《三国志•蜀书•刘焉传》注引陈寿《益部耆旧传》曰：“董扶字茂安，少从师学，兼通数经，善欧阳《尚书》又事聘士杨厚，究极图谶，遂至京师，游览太学。”
《太平御览》卷四八二仇雠下引《会稽典录》曰： “魏朗……亡命到陈国，……学《春秋》图纬，又诣太学受五经。”
总览上文可见，凡是入太学为弟子的，学术上都有一定的基础。即使年龄很小，也有他的专长。正是因为如此，就出现了下面的一些事件。
《后汉书•刘陶传》：“时有上书言，人以货轻钱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太学生)陶上议(陈述已见)。”
这是国有疑难，太学生参加论议的。
《后汉书•朱穆传》：“(穆因得罪宦官下狱，)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讼穆。”
《后汉书•皇甫规传》：“(规)论输左校，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讼之。”
《太平御览》卷二五○司隶校尉引《汉书》曰：“鲍宣……为司隶校尉……下狱。博士弟子王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车不得行，宣罪减死一等。”
这是对于一个人处理不当，太学生群起救讼的。
《后汉书•党锢列传》：“(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同书《魏朗传》：“诣太学受五经，京师长者李膺之徒争从之。”
同书《岑晊传》：“(宗慈)遂将(岑晊)俱至洛阳，因诣太学受业。岑晊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为友，李膺、王畅称其有于国器。”
《后汉书•符融传》：“后游太学，师事少府李膺。膺夙性高简，每见融，辄绝他宾客，听其言论。融幅巾奋袖，谈辞如云，膺每捧手叹息。郭林宗始入京师，时人莫识，融一见嗟服。因以介于李膺，由是知名。时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曜上京。……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学，并见李膺(白之，二人遂败。)”
《三国志•魏书•荀攸传》注引张璠《汉纪》曰：“(何)颐字伯求，少与郭泰、贾彪等游学洛阳，泰等与同风好颐显名太学，于是中朝名臣太傅陈蕃司隶李膺等皆深结之。”
《通鉴》卷五六东汉灵帝建宁二年：“初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
这又是太学生互相提携、交结公卿、褒贬人物、非讦朝政的。正是因为这样，就遭到了怨家的反对。结果，牢修即于桓帝延熹九年，上书控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而灵帝熹平元年，因为书阙事件，宦官也就讽令司隶校尉段题，大捕“太学游生”了。值得指出的是，对于太学生的上述种种做法，不仅怨家反对，同辈也有不赞成的。《后汉书•仇览传》：“览入太学，时诸生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宇，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观其容止，心独奇之。乃谓曰，与先同郡壤，邻房牖，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览乃正色曰，天子修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高揖而去.不复与言。后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与融赍刺就房谒之，遂请留宿。林宗嗟叹，下床为拜。”据此，是对于符融、郭林宗等行为，仇览也是不以为然的。
五、待 遇
《汉书•儒林传》：“(公孙弘奏)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师古注曰：“复音方目反。”
同传：“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博士弟子)设员千人。”关于复字，师古又注曰：“捐其徭赋也。”
《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引《魏略》曰：“(魏)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本以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此。”
此外《通鉴》卷二八汉元帝初元五年卷二九汉元帝永光三年， 也有关于博士弟子复除繇役的记载，根据这些材料可见汉魏太学生都享有“复”的待遇。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太学生越多，国家的负担也就越重。为了财政和徭役关系，政府有时不得不限制弟子名额。此外还有些“性非解学”的人，为了避役目的，还钻营求为太学生；这种做法的坏处，刘靖曾经疏论，事见《三国志•魏书•刘馥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