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是旗帜的通称。旗竿名干。旗的正幅名縿。旗上部附缀的长飘带名斿，斿又称为旒。《说文•认部》：“游，旌旗之流也。”《国语•齐语》韦注：“正幅为縿，傍属为旒。”旗下部附缀的锯齿状边饰名重牙或燕尾。《礼记•明堂位》郑注：“殷又刻缯为重牙，以饰其侧。”《释名•释兵》：“以杂色缀其边为燕尾，将帅所建。”辽宁辽阳北园汉墓壁画中所绘立于楼顶之旗，即仲长统《昌言》所称“今为宫室者，崇台数十层，长阶十百仞，延袤临浮云，上树九丈旗”(《艺文类聚》卷六一引)之类；此旗对上述各部分均有所表现(39—1)。其次，在汉代文献中经常被提到的还有旌。旌是长条形的旗，故古人或拟之以虹蜺。《文选•高唐赋》：“蜺为旌。”又《上林赋》：“拖蜺旌。”李注：“张揖曰：‘析羽毛染以五采、缀以缕为旗，有似虹蜺之气也。’”它的另一特征是干首有旄。《尔雅•释天》：“注旄首曰旌。”《说文•认部》：“游车载旌，析羽注旌首也。”准此两项特征以求，则成都扬子山1号汉墓出土画像砖上一骑士所持者，应即是旌(39—11)。另外，旗也应是一种长条形旗。《说文•放部》谓旗“所以进士众。”《诗•无羊》：“旐维旟矣，室家溱溱。”毛传：“旐旟所以聚众也。”金文中常见数人聚于长条旗下之字形，应旟属其类。武氏祠画像石中所见形制朴素的长条形旗，或是简化了的旟。《释兵》：“旟，誉也。军吏所建，急疾趋事，则有称誉也。”所状亦相近。
画像石上还曾见到骑马持幢者(39—7)。《汉书•韩延寿传》颜注：“幢，旌幢也。”则幢也被看作是旌旗的一种。《急就篇》颜注：“形如车盖者谓之幢。”故幢又可称为幢盖。《文选•马汗督谏•序》：“圣朝畴咨，进以显秩，殊以幢盖之制。”李注：“幢盖，将军刺史之仪也。”至南北朝时，统兵官有的称为“幢主”,殆由此得名。还有一种小型的幢，将帅持以指挥，名麾。《韩延寿传》颜注：“幢，麾也。”它又名翿。《广雅•释器》：“幢谓之翿。”《周礼•乡师》先郑注：“翿，羽葆幢也。……(匠人执翿)以指摩輓柩之役，正其行列进退。”用麾指挥军队的作法，或由此发展而来。武氏祠画像石中，一榜题“齐将”者所持之物即摩
(39—3)。
与麾形相近而呈上下三重的，则是节。《汉书•高帝纪》颜注：“节以毛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节，因以为名。将命者，持之以为信。”《后汉书•光武帝纪》章怀注：“节所以为信也。以竹为之，柄长八尺，以旄牛尾为其毦三重。冯衍《与田邑书》曰：‘今以一节之任，建三军之威；岂特宠其八尺之竹、氂牛之尾哉？’”则节是在竹竿上装三重用氂牛尾毛所制的毦而成。武氏祠画像石中一榜题“汉使者”的人物所持者，是汉节之忠实的写照(39—2)。节是执行王命的凭信。《周礼•掌节》孙诒让正义：“王使传命于四方，虑人不信，又各以其节辅助之，亦所以绝矫诬而昭明信也。”其说是。
但要发兵作战，仅用节尚不足取信，还须用虎符。《汉书•文帝纪》：二年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颜注引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这时很重视虎符，如《后汉书•杜诗传》所说：“符策合会，取为大信。”汉代的虎符以右半留京师，左半发至郡国。传世的泗水虎符，背文为：“与泗水王为虎符。”腹侧文为：“泗水左一。”字皆错银。这是西汉时颁发到泗水国的虎符(39—5)。西汉虎符一般长约6厘米，东汉虎符加大，长度多在7.5厘米以上。
战事以外的征调，则无须用虎符。《杜诗传》称：“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余征调，竹使符而已。”依应劭说，竹使符是用长5寸的竹片制成，其实物迄未发现。但汉代通过关津所用的“符传”,形制当与竹使符相近。尤其是边郡所用者，更具有军事性质。如居延发现的金关出入关符券(65•7),书有：“始元七年(前80年)闰月甲辰，居延与金关为出入六寸符券，齿百，从第一至千。左居官，右移金关。符合以从事。第八”(39—6)。所谓“符合”,乃是符契相合，即《易林•大畜之未济》所称：“符左契右，相与合齿。”金关出入关符券上有编号，总数为1000,每枚各写明顺序号；已见者除上举第8号外，尚有7、18、19、32、68、959号等。其刻齿即符文所称“齿百”；这是指剖符前于刻齿处书一“百”字，检验时，符契的刻痕与字迹均相合，始被承认①。不过它大约主要供军用，吏民出入关用传；官员出入则用綮信。居延出土的“张掖都尉綮信”,为正面有墨书文字的红色帛幡，长21、宽16厘米(39—4)。此物《说文》称为“綮”,《系部》：“綮……一曰幑帜信也，有齿。”幑帜也就是幡。《广雅•释器》：“幑、帜，幡也。”它又名信幡。《古今注》：“信幡，古之徽号也，所以题表官号，以为符信，故谓为信幡也。”②《东观汉记》说梁讽征匈奴，降者甚多，“讽辄为信幡，遣诣大营，前后万余人，相属于道”(《北堂书钞》卷一二O引)；所用亦是此物。幑幡上的齿与符契上的齿所指不同，徐州青山泉画像石中有骑吏持信幡，下部垂齿状物(39—8),应即幡上之齿。亦即尹湾《兵车器集簿》所称之“幡胡锯齿”。另有一种幡张于弩上，即居延简所称“弩靳(族)幡”(57•11)。扬之水举出四川彭州汉墓画像石与河北安平逯家庄汉墓壁画中之图像以证之(39—9),甚确③。
作战时，以金鼓指挥进退，即《尉缭子•勒卒令篇》所称：“鼓之则进，重鼓则击。金之则止，重金则退。”鼓不易保存，未能详说。金则指钲，其状类铙。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墓3号陪葬坑出土一钲④。《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卷一九著录有西汉的“平周钲”。新莽钲除河南襄城盛庄出土的天凤四年“颍川钲”外⑤,《贞松堂集古遗文》卷一五尚著录一件“侯骑钲”。东汉钲未获实例，只在四川成都青杠坡3号东汉墓出土的画像砖上有骑马击钲者(39—10)。不过这里表现的并非战争场面，其器也有可能是铙，但钲的用法亦可从而仿佛之。
至于军乐，汉代一般称为鼓吹⑥。所用乐器除鼓以外，主要有铙、笳、箫等，因此鼓吹有时又称为“铙吹”(《洛阳伽蓝记》卷三)、“鸣笳”(《魏文帝集•与朝歌令吴质书》)或“箫唱”(《御览》卷五八一引《江表传》)。鼓吹乐工如乘车，这种车则称为鼓吹车，多用于卤簿中，详见本书第26篇。如骑马，则又称为骑吹。《宋书•乐志》：“列于殿庭者为鼓吹，今之从行鼓吹为骑吹，二曲异也。”骑吹除充卤簿外，亦用于军阵。但古文献中此二名称的区分不太严格，有时亦将骑吹笼统地称为鼓吹。鼓吹中的打击乐器以鼓为主。鼓吹车上的鼓名楹鼓或建鼓，是有跗的大型鼓，骑吹中所用的鼓则为鼙鼓。《急就篇》颜注：“鼙，骑鼓也。其形似轺而庳薄。”这是一种小型鼓，如成都扬子山1号、青杠坡3号等汉墓出土的骑吹画像砖中所见者。其顶部亦植羽葆，与建鼓的造型略相近，唯只由一名鼓手击鼓。四川新都出土的骑吹画像砖上，有一具装在骆驼背上的鼓，左右有两名鼓手敲击，极罕见。此鼓较上述鼙鼓为大，大约就是《说文•鼓部》所称“八尺而两面，以鼓军事”的䩿鼓了(39—16)。铙在青杠坡画像砖上出现过，但不多见。笳出现的次数也不多，然而在鼓吹中的地位却极重要。《乐府诗集》卷一六说：“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文献中描述军乐之盛况，也常用“鼓吹乱作，胡笳长鸣”(《晋书•夏统传》)-类的话。可见笳声在鼓吹中是很突出的。《说文》无笳字而收葭字，葭是嫩苇，它的叶子可以卷起来吹。晋•傅玄《笳赋》说：“葭叶为声。”晋•孙楚《笳赋》说：“衔长葭以汎吹，噭啾啾之哀声。”可见笳之得名起源于吹葭。定型的笳作管状，装有用苇叶或苇茎作的簧，青杠坡画像砖上的吹笳者吹的就仿佛是一支管(39—14)。它大约起源于胡地，故又名胡笳。它的构造与后起的筚篥大体相同，所以至隋唐时，笳就逐渐为筚篥所取代。由于笳音清亮激越，在鼓吹中往往用排箫为它伴奏(39—13)。南北朝时，一部鼓吹中排箫与笳的比例为13：2至9：1,可见箫音远较笳音为低。汉代有时尚配以竽，它的作用大约与箫相似(39—12)。
此外，汉代还有横吹。《乐府诗集》卷二一说：“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其后分为二部：有箫、笳者为鼓吹。……有鼓、角者为横吹。”吹角的形像见于孝堂山画像石(39—15)。至南北朝时，横吹极盛，角也愈变愈长，成为所谓“长鸣角”,并多以金属或革、木制作。但汉代的角大约还是用兽角加工而成，尚保持着较原始的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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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敦煌县文化馆：《敦煌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木简》,载《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②李学勤：《谈“张掖都尉綮信”》,《文物》1978年第1期。
③扬之水：《幡与牙旗》,《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1期。
④ 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⑤姚垒：《襄城县出土新莽天凤四年铜钲》,《中原文物》1981年第2期。
⑥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汉魏六朝的军乐——“鼓吹”和“横吹”》,文物出版社，1986年。
40 塞防设施
《汉书•匈奴传》说：“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但当时的主要威胁来自匈奴，故汉代人所称之“塞”,概指西北方的边塞。这时继续修缮加固了秦长城。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收复河南地(泛指今乌加河以南，包括伊盟和河套地区),“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同上传)。这段长城起自内蒙古集宁东南，大体上沿北纬41°循阴山南麓而西，直达乌兰布和沙漠边沿。此后于太初三年(前102年)又在阴山以北筑长城，“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今包头地区)塞外列城，西北至庐朐(在今阿尔泰山南麓)”(《汉书•武帝纪》)。由于它位于秦长城以北，故侯应与汉元帝的谈话中称之为“外城”(《汉书•匈奴传》)。这段长城起自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大体上沿北纬42°延伸，西达额济纳旗的苏古诺尔湖东北。同时，汉武帝又“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史记•匈奴列传》)。居延一线是防御匈奴的战略要地，这里的塞防工事向东与五原外城连接，向西南沿弱水和疏勒河抵敦煌境内的玉门关。总起来看，汉长城横亘蒙古高原、东“至测水(清川江)为界”(《史记•朝鲜列传》)。在辽宁东部发现的东端长城沿鸭绿江延伸至长甸河口以北，与《史记》的记载正合①。这条巨大的防御工程体系，如《汉书•赵充国传》所说：“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有吏士数千人。”是汉代最重要的防线。其后长城自玉门关继续向西延伸，经大方盘城，在T15(D28)处折向西南抵贼娃子泉。然后自贼娃子泉西岸向西偏南延伸至甘新边境的马迷兔，止于一风蚀台地边。更向西尚继以烽台，“自敦煌西至盐泽(今罗布淖尔),往往起亭”(《汉书•西域传》)。汉代经营西域，一般先“列亭障”,之后再连以长城。最西部的烽台遗存已经过了库尔勒、轮台，位于库车的西北(40—9)。这些烽隧所守望的防线上尚未及修筑塞墙，它们至今仍静静地屹立在大漠龙沙之间的骄阳里。
在汉代文献中，“长城”是上述塞防的总称。具体的一段塞城则称为某塞，如《史记•韩长孺列传》说：“单于入汉长城武州塞。”塞上的险要处筑小城屯守，名障。《汉书•李陵传》颜注：“障者，塞上险要之处，往往修筑，别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障蔽而伺敌也。”障城一般设在长城内侧，规模不大，但有的都尉府就驻于障城。都尉是边郡太守以下的武职，又称部都尉(《汉书•咸宣传》),以区别于不专司边防事务的农都尉、属国都尉等。一部都尉约守塞四五百汉里。如张掖郡的居延、肩水两都尉分驻额济纳旗的班登博勒格(K688)和大湾(A35)两地，都是塞上的重要据点。在都尉的防区中，依汉律每百里设一候官(相当县令)；如居延都尉所属有殄北、居延、遮虏、甲渠、卅井等候官。候官之下设候长(相当乡啬夫),候长之下设隧长(相当亭长),隧长率隧卒守隧②。以甲渠塞为例，据考古调查，其防区长约50公里，每两隧相距约1000—1300米。隧字在汉简中作隧或𤎩，《史》、《汉》中隧、燧两字并用。《说文• 部》：“𤎩，塞上亭，守㷭火者也。”其字从 。《说文》：“ ，两阜之间也。” 字下段注：“云‘塞上亭，守㷭火者’,谓边塞之上，守望㷭火之亭。故其字从留，在阸隘之间也。”留部字有的或可省而从阜，因知此字当以作隧为正。隧即烽火台，相当于一个哨所。地势险要之处，各隧距离不能均等。但如内蒙古昭乌达盟汉长城沿线之所见，即便是山地，每一隧与其前后两隧也都能彼此呼应，得以迅速地传递警报③。
汉长城绵延万里，沿线地理条件时有变化，修筑方法亦随之而各异。《汉书•匈奴传述侯应语：“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豁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他的说法与实际情况是符合的。河西一带因缺乏适宜版筑的黄土，乃以红柳、芦苇为骨架，用砂石分层叠筑成塞墙。由于当地的地下水含盐分高，渗入苇墙后使之固结，增强了抵御风蚀的能力，现存最高者达3.75米④(40—1).居延一带因土质条件不同，有版筑的，还有用石块砌出内外墙面、当中填以砾石的。在内蒙古巴盟潮格旗北部的一段长城，全用青灰色石板交错叠砌而成，墙面整齐，有数十里一气相连的，很是壮观⑤。这一带还有以石片砌墙面，内包夯土的，即《后汉书•王霸传》所说的“堆石布土”；但这类城墙的保存情况一般较差。各地长城的基宽不等，窄的只有2-3米，宽的可达6—7米，甚至近10米。据保存较好的石城墙的高度推测，汉长城的一般高度当在2.5—3米左右。敦煌本《沙州都督府图经》说：“古长城高八尺，其(基)阔一丈，上阔四尺。”亦与此数值差近。
障的修筑法亦因地制宜。如上述潮格旗石砌长城之南0.5公里的朝鲁库伦障也是一座石城，方形，每面长约125米，墙基宽5.5米，顶宽2.6米，高2.7米。障墙的四角有向外突出的类似“马面”的建筑。这一特点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阴山西部哈隆格乃山谷南口的I号石障，即著名的鸡鹿塞相一致。不过鸡鹿塞比朝鲁库伦障小些，每面之长为68.5米，然而更高峻，墙基宽5.3米，顶宽3.7米，残高一般在7米左右，最高处为8米⑥。这可能与其扼阴山交通要冲之位置有关。甘露三年(前53年)呼韩邪单于入朝，归途“出朔方鸡鹿塞”,即取道于此。
但是一些土筑的障也不大。如额济纳旗纳林河西岸的破城子EP(A8)地点，为居延都尉所属甲渠候官治所。经过1931年、1973—1974年两度发掘，遗址的情况已基本清楚(40—7、8)。这座障在其西北角附有小方堡，每面长23.3米，土坯墙厚4—4.5米，残高4.6米。南面的障墙范围较大，为47.5×45.5平方米，夯土墙厚1.8—2米，残高0.9米左右，稍有收分。墙面抹草泥白灰，有的地方达14层之多，足见其使用时间之久。东墙辟障门，已焚毁，残存排叉柱；则其上或有门楼即谯橹。门外残存瓮城之曲壁。此类小方堡与其所依附的障，在若干著作中被分别称为坞和障。按《史记•匈奴列传》正义：“障，山中小城。”《说文•阜部》：“隖,小障也。”《国语•晋语》韦注：“小障为坞。”则障和坞是两类城堡，虽然在后世二名的区分不严格，但对汉代边塞设施说来，不宜将一座城堡的两部分分别称为坞与障，因为坞指亭隧，与障的等级不同。甲渠候官之障上的小方堡，犹如院落中的望楼，便于制高与坚守而已。小方堡有登堡墙的蹬道，有堆垒整齐的羊头石，可以说明它的用途。障周围3米以内的地面埋设4排尖木桩，完整者高33厘米，间距70厘米左右，即《汉书•晁错传》所称“中周虎落”,颜注：“外藩也，若今时竹落。”汉简中称为彊落(239.22,EJ.613,E.P.T59.15)。虎落上部的堆积中，出土长方形木框多件(40—6)。其规格大体一致，高约41厘米，中心竖装圆轴，轴中部开一内高外低的长方形斜孔，宽2～3厘米，孔下安装小木橛作为把手。持把手转动圆轴，斜孔可以照准左右110°之内的目标。它们原应嵌砌在围墙顶部，用于射击或窥探敌情。此物应当是出土简中所称“转射”(E.P.T48.18A,E.J.T37.1552)或转榜(258.16,285.18,578.1),亦即银雀山简《守法篇》之“专(转)牖”,《墨子•备城门篇》之“转射机”。从简文看，转射多用于发弩。如谓“转射二所，深目中不辟除；一所转射孔小，不承长辟(臂)”(89.21)。是说转射的射孔太小，无法容纳弩臂前端。又说深目中没有清除干净，也妨碍发射。深目常与转射并提，应是其配套设施。初师宾认为：“深目当指坞壁垣蝶上的视孔、垛眼。”其说近是⑧。但作为深目的视孔中尚应安装其他构件。简文说：“第七隧……坞上深目一不事用”(82.1)。如果只是一个孔洞，就没有“不事用”的问题了。《淮南子•泰族》说：“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准则说；欲知轻重而无以，予之权衡则喜；欲知远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则快。”高注：“金目，深目。所以望远近，射准也。”可见深目当兼有瞄准和测距的功用。可惜在出土物中未发现完整的标本，莫能详究。
障以下为亭隧。在内地，亭是负责治安的基层单位；在塞防线上，隧是警戒、设防的基层单位。故隧亦可称为亭。亭隧中应有供吏卒驻防的坞和作为烽台的堠。《通俗文》：“营居曰坞”(《玄应音义》卷一一引)。故汉简中有时将隧长称为坞长(15.18)。堠一般是方台。居延简说：“堠高四丈，上堞高五尺”(E.P.T52.27)。则其通高约合10.35米，与现存敦煌烽台最高者为9米的数字相近。若据山险，更可顺地势修筑。如鸡鹿塞遗址附近谷口两侧，每当曲折之处，皆有石砌的烽台，用以防守哈隆格乃谷底的通道(40—10、11)。这类隧址，有的周围也筑有石墙，但多已坍毁。遗址经过发掘，设置情况较清楚的隧，可以甲渠塞第四隧为例。此隧位于甲渠候官障南5公里许，与障相距3隧。此隧之堠为方形，夯筑，基础7.7×8平方米、残高3.4米。堠与坞相连，坞东西长21米，南北最宽处15.2米，被隔墙分成两个院落，当即简文中所称“外坞”、“内坞”(68.63)。坞墙最厚处2.35米。坞内有房屋5间。坞墙周围也发现残毁的转射与虎落⑨。
守隧的任务是很艰巨的，“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汉书•贾谊传》)。不仅如此，在甲渠候官障内出土的《候史广德坐罪行罚檄》中，还举出了一系列亭隧戍务失职的事项，如“天田不画”、“柃柱廿不坚”、“悬索缓”、“羊头石少二百”,“表小敝”、“烽少一”、“承苣少卅七”、“小积薪少二”(E.P.T57.108)等等。其所谓天田，据《汉书•晁错传》颜注引苏林说，是“以沙布其表，旦视其迹以知匈奴来入”。天田要经常“耕画”、“锄治”(《流沙》戍役30),使之松软平整，入侵或逃亡之人如“阑越天田”,视其行迹即可察知。天田或在清晨察看，称“日蚤迹”,或在中午察看，称“日中迹”(E.P.T22.167),有“迹卒”司其事(E.P.T58.17)。在天田上发现的情况登记于《日迹簿》(45.24,139.5,E.P.S4.T2.4,E.P.T53.68),须逐级上报。亭隧附近还要埋设木柱，即柃柱；柱上紧缚绳索，即悬索：用以拦截示警。羊头石指大小如羊头的石块，可在坞上抛下击敌，即《晁错传》所说的“具蔺石,布渠答”之蔺石。渠答则是“铁蒺藜”(同传颜注引苏林说),它的作用与虎落相仿。河北海兴香坊乡战国秦汉古战场出土之带刺的铁球，疑是其早期形制⑩。居延一带未发现铁蒺藜，但出土了不少木蒺藜，有的削出四尖，中心穿孔，可以绳连成长串，此物在《六韬•军用篇》中已有所记载。兵家对渠答很重视。《尉缭子•攻权篇》说：“城险未设，渠答未张，则虽有城无守矣。”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美岱汉城、辽宁朝阳袁台子汉代遗址、西安汉城与陕西勉县均发现铁蒺藜(40—2、3)。在成都青龙乡新莽墓与贵州赫章汉代遗址则发现铜蒺藜⑪。
表、烽、苣、积薪等物是发布信号用的。表以缯或布制作，色赤与白。赤白色表示重要军务。边塞所发“奔命书”即盛以“赤白囊”,见《汉书•丙吉传》。烽在《说文•火部》中作遶，谓是：“隧候表也。”可见它也被看作是表的一种。汉简中此字多写作“蓬”,它是不用于点燃的。桔槔则指烽竿，简文中谓此物高3丈，约合6.9米⑫,以便远处瞭望。竿上所悬之物，有“草蓬”(E.J.T37.1537)、“布蓬”(506.1)、“赤白缯蓬”(284.24)等。它和表都是白昼悬挂的信号。苣用于点燃苣火，在敦煌各隧址中发现过不少。甲渠第四隧出土的两件芨芨草苣(40—5),各长82厘米，直径8厘米。积薪在敦煌与居延亦曾多次发现，有“大积薪”和“小积薪”(214.8,264.32)。即《墨子•旗帜篇》所称之“樵薪有积，藿苇有积”。敦煌D.D24(TX,Xa)隧址发现的积薪，以长苣把垒积成垛，共24层，每层厚16厘米，重约1.5吨，当是大积薪⑬。这套信号用于反映敌情，其行使有严格规定。已出土的居延都尉府《塞上烽火品约》册(40—4),及肩水都尉府和中部都尉府的烽火品约零简中，都列出了很具体的条文。一到傍晚(“日且入时”),只要“见匈奴人在塞外”,就须“举一苣火”。漫长的塞防线上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夜色如墨，塞上传烽，诚如陆游诗所状：“月黑望愈明，雨急灭复见。初疑云罅星，又似山际电”(《剑南诗稿》卷八)；其情景撼人心魄。如匈奴千人以上攻打亭障，则要“燔积薪”,情况严重时，“燔三积薪”。将数堆柴草同时点燃，烟焰升腾，照耀夜空，这就是敌人大举入侵的紧急信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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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常学：《辽宁发现燕秦汉长城东段遗迹》,《中国科技史料》1991年第3期。
② 陈梦家：《汉简缀述•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中华书局，1980年。
③ 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昭乌达盟汉代长城遗址调查报告》,《文物》1985年第4期.
④吴礽骧：《河西汉塞》,《文物》1990年第12期。
⑤盖山林、陆思贤：《内蒙古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⑥ 见本书第38篇注③所揭文。
⑦⑨ 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
⑧ 初师宾：《汉边塞守御器备考略》,《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田昭林认为出土之转射中间的孔窄小，怀疑弩臂放不进去(《文物》1993年第6期)。但放箭时只将箭镞对准目标便可；而且弩上用的赠矢较短，尾羽不宽，故不难从孔中通过。转射上的孔如果太大，就失掉防护的功用了。
⑩《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24日。
⑪呼和浩特发现者见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1959年呼和浩特郊区美岱古城发掘简报》,《文物》1961年第9期。朝阳发现者见高青山：《朝阳袁台子汉代遗址发掘报告》,《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1期。西安发现者见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第66页。中华书局，1984年。勉县发现者为陕西省博物馆藏品。成都发现者见李加峰：《成都青龙乡汉代砖室墓清理》,《文物》1997年第4期。赫章发现者见熊水富：《试论可乐墓葬与遗址的关系》,《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
⑫沙畹：《斯坦因在新疆沙漠发现的汉文文书》简694。牛津，1913年。
⑬初师宾：《居延烽火考述》,《汉简研究文集》。
41 建筑I
版筑，构架，柱式
汉代建筑是以夯土与木框架的混合结构为主。版筑法在龙山时代已经出现，至汉代.这种建筑技术已充分成熟。黄土加压，破坏了其自然结构所保持的毛细现象，形成密度较大的夯土；既具有一定的防潮性，又达到较高的强度。东周时，版筑墙普遍用壁柱和壁带加固，这样，如用它作为承重墙时也较有保证。并由于以版筑法筑墙可就地取材，比较方便，所以此法在汉代仍被广泛采用。
版筑施工，须先立挡土板。《左传•庄公二十九年》郑注：“树板榦而兴作。”榦指在两侧挡土的长板。《尚书•费誓》马融传：“桢、榦皆筑具，桢在前，榦在两傍”(《史记•鲁周公世家》集解引)。可见除了两侧的榦以外，还有在前端挡土的桢。在汉代，桢又名牏。《说文•片部》：“牏，筑墙短版也。”榦又名栽。《说文•木部》：“栽，筑墙长版也。”为防止挡土板移动，须在板外立桩，并绕过桩用绳将板缚紧。此绳名缩。《诗•繇》正义引孙炎曰：“绳束版谓之缩。”将桢、榦等物缚植完毕，即可填土打夯(41—6)。打夯的动作名筑《说文•木部》：“築,擣也。”进而，打夯的工具亦名筑。《史记•秦始皇帝本纪》正义：“筑墙杵也。”《吕氏春秋•不屈篇》：“今之城者，或操大筑乎城上，或负畚而赴乎城下。”其所谓筑，即指夯杵。此物多以木制。《楚辞•离世》王注：“筑，木杵也。”咸阳杨家湾4号西汉墓西墓道内发现过一件木夯杵的残迹，形如腰鼓，长约60厘米，直径20厘米①。在兴平茂陵与巩县铁生沟曾分别出土西汉与东汉的石夯头(41—1)。咸阳长陵与徐州子房山西汉墓且出铁夯头②(41—2),它仍被称为筑。“筑，杵头铁沓也”(《文选•芜城赋》李注引《三苍解诂》)即指此物。夯完以后，砍断缩绳，拆去墙板，这道工序称为斩板。《礼记•檀弓》郑注：“斩板，谓断其缩也。”日后，当压在夯层之间的各段缩绳朽失了，就形成今天在夯土墙上见到的绳眼。河北易县燕下都南城垣的绳眼中还发现过禾草绳的残迹。而夯筑高墙时，为施工之便，须搭脚手架，这就要在夯层中安置插竿。施工既毕，拆去脚手架，压在夯土中的插竿还能起加固的作用。插竿朽失后，则留下插竿洞。在福建崇安汉城、江苏赣榆汉城及汉魏雒阳城的城墙上，都能看到清楚的插竿洞(52—4)。在墙的横断面上，剥到分层处，则能看到夯杵留下的夯窝。山西洪洞汉代城墙上的夯窝，直径小的仅5厘米，而在洛阳汉河南县城上所见之夯窝，直径则有达10厘米的③。此外，汉代也有用土坏砌墙之法，《说文•公部》：“厽，絫墼也。”这里说的墼指未烧的土坯。《急就篇》颜注：“墼者抑泥土为之，令其坚激也。”但土坯墙的牢度不如版筑，所以常作为隔断墙使用。
汉代大型建筑物的夯土墙在墙基内立柱，并布置成互相对应的柱网。夯筑后柱子的三面包于墙内，一面露出，称为壁柱。也有先将墙夯实，再刨槽立柱的。壁柱间用横向的壁带连结，二者相插接的部位则用金属箍套加固。这种箍套名金釭④。《汉书•外戚传•孝成赵皇后传》称，赵皇后之妹赵昭仪所居昭阳舍，“壁带往往为黄金釭”。颜注：“壁带，壁之横木，露出如带者也。于壁带之中，往往以金为釭，若车釭之形也。”西安汉杜陵寝殿遗址出土的金釭为铜质鎏金，作长方扁管形，中辟三角形透孔(图41—11)。
修整墙壁时，还用灰浆抹面，即《急就篇》所称：“泥涂垩塈。”颜注：“泥涂，作泥以涂饰之及塞隙穴也。垩，白土也。”塈如《释名•释宫》所说：“塈犹煟；煟，细泽貌也。”即精细的涂饰。在《急就篇》中，涂指涂泥，塈指涂垩。各地所见汉代遗址中之屋壁，多抹以草拌泥(即墐。《礼记•内则》郑注：“墐涂，涂有穰草也”)或白灰浆。我国早在原始社会晚期已知用石灰。《周礼•掌蜃》中将涂过石灰的墙壁称为白盛。《尔雅•释宫》则径称：“墙谓之垩。”涂灰之墙在汉代更加普遍。《释名•释宫室》：“垩，亚也；亚，次也。先泥之，次以白灰饰之也。”饰白灰在居延简中称为“涂土恶”(214.5)或“盖土恶”(104.24),可见远在边地，也知用此法。汉代所谓垩概指石灰石烧成的石灰。而用蚌壳烧成的蜃灰，往往更加洁白光亮。茂陵建筑遗址中曾发现一处抹蜃灰的残壁，其色泽显然与石灰有别⑤。抹灰的工具有泥刀(41—3)和镘、杇。《说文•金部》：“镘，铁杇也。”“槾,镘或从木。”出土物中正有铁镘(41—4)和木杇(41—5)。
夯土墙承重时主要以壁柱受力，壁柱所依托的土结构起支撑作用。屋顶荷载则分散到由柱、梁组成的木构架上。汉代的木构架主要分为4式，即穿斗式、抬梁式、干栏式与井榦式⑥。前两式在大量明器陶屋山面的刻划中，反映得相当清楚。其中穿斗式构架是一种檩—柱结构体系。屋顶荷载由椽传给檩，再由檩直接传给柱，所以一般说来每条檩下均有柱。柱间再以穿过柱身的穿插枋相联系。由于柱间距就是檩间距，所以柱子较密，柱径较小，是一种比较简易的结构(41—8)。抬梁式构架是用两根立柱承大梁，梁上立短柱，其上再置梁；层叠至最上的平梁，则在中央立脊瓜柱或用平梁叉手承脊檩。这是一种梁—柱结构体系。采用抬梁式构架，室内少柱或无柱，可以获得较大的活动空间(41—7)。另外，在山东金乡东汉“朱鲔”石室的山面上，还可以看到一种对抬梁式构架加以改进的形式。这里的大梁上用人字形三角梁架直接承托脊檩，而不用短柱和短梁一层层地叠上去。人字梁架和水平横梁相结合，横梁成为下弦处的拉杆，于是构成了性能稳定的屋架(41—12)。汉代人把人字架看作是两根斜柱，称为梧。《汉书音义》： “邪柱为梧”(《文选•长门赋》李注引)。《释名•释宫室》：“牾在梁上，两头相触捂也。”意思很清楚。可惜以后当屋架跨度进一步增大时，三角形构架没有得到继续发展，被普遍采用的仍是穿斗式、抬梁式等矩形构架。其中抬梁式构架由于可以根据设计需要加以处理，变化的余地较大，所以使用得更为广泛。于栏式构架的特点是用立柱将房屋下部架空，其上部用穿斗式或抬梁式均可(41—9)。潮湿多雨的地区采用此式构架者较多。井榦式构架则是将长木两头开凹榫，组合成为木框，再叠合成壁体；其转角处的木料相交出头，与“井上四交之榦”(《汉书•枚乘传》颜注引晋灼)的形状相似，故名。但此式构架耗材量较大，故应用不广。汉武帝时，建章宫中有井榦楼。其他实例则多见于云南出土的滇国铜器中(41—10)。
穿斗、抬梁、干栏等构架均落到柱子上。汉代木柱之完整的实例很少，只能通过仿木的石构件加以考察。但其柱高与柱径的比例与木柱不尽一致，常显得更为粗壮。在沂南画像石墓中，可以看到柱下的方础和覆盆形櫍，同类型的础和横在陕北米脂东汉牛文明墓的画像石中也有②,但在明器陶屋上却不多见。汉代的柱式以圆柱为主(41—14),它如方柱(41—13)、委角方柱(41—16)、八角柱(41—15)、束竹柱(41—17)和凹楞柱(41—18)等均有实例。束竹柱见于四川乐山柿子湾崖墓、山东安丘画像石墓和汉琅琊相刘君表柱，是一种比较讲究的柱式。《水经注•阴沟水条》说：“(司马士会)碑南二百许步有两石柱，高丈余，半下为束竹交文，作制乃工。”其手法即沿袭汉制。凹楞柱则是将束竹纹的凸棱作反方向下刳而成。过去曾认为这种柱式是南北朝时受到西方的影响才产生的，实际上它在汉代已经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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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文管会、陕西省博物馆、咸阳市博物馆：《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
②兴平出土者见《陕西兴平县茂陵勘查》,《考古》1964年第2期。巩县出土者见《巩县铁生沟》图版16。咸阳出土者见《长陵建制及其有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徐州出土者见《江苏徐州子房山西汉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4集，1981年。
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第47页。科学出版社，1985年。
④杨鸿勋：《凤翔出土春秋秦宫铜构—金红》,载《建筑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⑤见注②1所揭文。
⑥郭黛姮、徐伯安：《中国古代木构建筑》,载《建筑史论文集》第3辑，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1979年。
⑦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管会：《米脂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3期。
42 建筑Ⅱ
屋顶，斗栱，藻井
我国古代建筑很重视屋顶的美，《诗•斯干》已用“如鸟斯革，如翚斯飞”来形容舒展的屋面。到了汉代，我国古代屋顶的几种基本形式如悬山、庑殿、歇山、攒尖等均已出现。此外，还有盝顶(42—6)和囤顶(42—3)。其中最常见的是悬山顶(42—1)和庑殿顶(42—4)；悬山顶用于一般房舍，庑殿顶用于规格较高的建筑物。与后代不同的是，这时的屋顶常在中间作一次跌落，类似小重檐。因为当时尚未形成凹曲形的“反宇”式屋面，对于进深较大的殿堂说来，屋顶中间作一次分段处理，下段的坡度可稍缓和，从而不致使屋顶太高，造成檐口低垂，遮阳过多。分段的悬山顶和庑殿顶在陶屋和石阙中均有其例(42—1、5)。后世之凹曲屋面，实际上就是对这种建筑意匠的发展和完善。这时，歇山顶的结构尚未成熟，实例较少。在广州出土的陶屋上见到的歇山顶，则是由中央的悬山顶和周围的单庇顶组合而成，两者之间有一阶明显的跌落(42—2)。至于攒尖顶，在汉代更为少见，许多方形的屋顶也往往设短脊。这大概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使用勒棋柱的作法，四面的椽子集中到一点有困难。西汉时，如宜昌前坪35号墓出土的陶囷，虽类似攒尖顶，但在结尖处还加罩一层小方顶(42—7),说明下层之顶心尚欠严密。东汉时，在广州大元岗4019号墓与陕西勉县老道寺4号墓所出之井亭与陶楼上，才看到真正的攒尖顶(42—8)。但其结尖处仍略近长方形，还残留着短脊的痕迹。
在建筑史上，汉代又是斗栱走向成熟的时代。最早的斗栱应是为了加大出檐深度，以保护夯筑的墙和台基，以及改进木构架中梁、枋、柱之节点间的搭接状况等两种要求而产生的。起初，它们分别由自擎檐柱演变成的斜撑(再进一步即为插栱)和装在柱头上的栌斗来解决。栌斗见于西周早期的夨令簋；插栱则要到战国时代，才在中山王墓出土的铜龙凤案座上看到。栌斗用于加大柱头的支承面，稍后，又出现了作用与之相同的替木。将替木状的横木置于栌斗上，再在其两端装散斗，就形成“一斗二升”的横栱。横栱的支承面更大，同时也增强了木结构中水平构件之间的联系。这些步骤，在汉代以前都已经完成了。
由于汉代的斗栱正处在急剧发展的过程中，所以形制多变。其中的平叠栱应代表早期的式样①。它是在栌斗上用承散斗的短横木层层叠架而成。有一斗二升的(42—9),也有一斗三升的(42—10),在多层平叠栱中，还有将这两种斗栱混合使用的(42—11)。早期平叠栱所用之斗多为平盘式，不开槽口，其自身以及它和柱的结合均不紧密，经受不住较大的水平推力。所以后来多用栾形棋。《释名•释宫室》：“栾，挛也。其体上曲，挛拳然也。”栾是一种两端翘起略似弓形的悬挑构件。它所装的斗大都开槽口，下部的欹多有䫜，整朵斗栱通过榫卯拼逗结合在一起，性能比平叠栱大为改善。在汉代，一斗二升式栾形棋的使用非常广泛(42—12)。但它的两个升距离栌斗不能太远，否则棋身将因弯矩过大被压坏，从而在沂南汉墓前室石柱与四川雅安高颐石阙的斗栱上，就出现了于一斗二升的棋身中间增设小蜀柱的作法(42—13)。这样，遂导致一斗三升式斗栱的产生(42—14)。它不仅可以更加扩大斗栱的支承面，而且顶部的部分荷载还可以通过其中间的齐心斗直接下传，成为轴心压力，传到耐压的立柱上去。由于这种结构合理，所以在以后长时期中成为斗栱之最基本的单元。栾形棋可以左右牵合为交手棋(42—16),也可以上下重叠为重栱(42—15)。《西京赋》：“结重栾以相承。”描述的就是这类重栱。江苏铜山檀山集画像石中出现的一根施重栱的大柱，最上一层的散斗达8个之多(42—19)。虽然，这里的刻画容有夸张的成分，但如何晏《景福殿赋》中描写的“栾栱夭娇而交结”的情况，则大型建筑物所施重栱也必然是很繁复的。不过由于各地技术水平与风格好尚不同，各式斗栱在遗物中往往同时并存；直到汉末，还能看到使用古老的平叠栱之例。
以上说的是装在柱头上的斗栱。房屋转角处则多用插栱挑起抹角栱以承檐。河北望都东关汉墓出土的陶楼，在转角处立柱2根，每根柱都在正面装插栱(42—18)。陕西勉县老道寺东汉墓出土的陶楼在一层平顶檐下的前、后及两山各出1朵插栱(42—20)。也有在转角处施斜撑挑檐的，见于四川渠县蒲家湾无铭阙及河南灵宝张湾3号墓所出陶楼②。在这些例子上还透露出早期之斜撑的痕迹。
为了加强对檐檩的支撑和增进整个檐下的横向联系，又在柱间的横楣上装补间斗栱。四川出土画像砖中的楼阁上，常看到一斗二升或一斗三升的补间。在辽宁辽阳北园东汉晚期墓的壁画中，补间还有用人字棋的(42—24),不过它的形状仍像两条笔直的斜撑。而在广州先烈路汉墓出土的陶屋上，人字棋的装饰性增加，变成反凹的曲线形(42—25)。唐代流行的翘脚人字棋之造型，于此已见其端倪。
不过，柱头、转角、补间等3种斗栱在汉代虽然都有所发展，但却仍未达到成熟的地步。特别是由于各朵斗栱之间及斗栱与梁架间缺少结构上的联系，以致这时的斗栱只是建筑物檐下的承托构件，而未能与梁、檩等木结构纵横搭接、互相依扶，组成一个整体的空间网架。甚至即使从悬挑出檐的功能说来，由于汉代尚未出现真正的华栱，所以还不能连续出跳以进一步增加檐深。在画像石中虽偶尔看到从墙或柱中伸出的巨大挑栱(42—17),但它并未和栌斗发生关系，尚未组织在实用的斗栱体系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