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汉代还有在横楣上装大叉手的作法，在江苏江都凤凰河20号墓所出木雕楼阁上有其例(42—26)。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枝牚杈枒而斜据。”晋•张载注：“枝牚，楣梁上木也，长三尺。”可知其名为枝牚。它的位置与形状虽与补间人字棋相近，但作用有所不同。这里的大叉手不仅上承檐檩，而且还在二柱间起支撑作用，有助于保持二柱的稳定。它既不同于人字栱，也和人字形三角梁架不同。它是汉代特有的一种建筑构件。
汉代殿堂建筑室内顶部有藻井，藻井中常饰以莲花。《鲁灵光殿赋》说：“圆渊方井，反植荷蘖，发秀吐荣，菡萏披敷。”《景福殿赋》说：“茄蔤倒植，吐彼芙蕖，缭以藻井，编以纹疏。”均指此而言。沂南、济南大观园、徐州青山泉等处汉墓，墓顶均砌出藻井，盖石下面均浮雕莲花纹，与文献所记相合(42—21～23)。而且从沂南汉墓与四川乐山崖墓等处的结构看，这时的藻井至少已有“覆斗”和“斗四”两种形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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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叙杰：《汉代斗栱的类型与演变初探》,《文物资料丛刊》第2集，1978年。
②渠县无铭阙见陈明达：《汉代的石阙》,《文物》1961年第12期。灵宝陶楼见河南省博物馆：《灵宝张湾汉墓》,《文物》1975年第11期。
43 建筑Ⅲ
瓦，鸱尾，下水管
瓦出现于西周早期。汉代大建筑的屋顶均用瓦。瓦的基本形制有两种，即筒(㼧、筩)瓦(又称牡瓦)(43—1～3)和板(版、瓪)瓦(又称牝瓦)(43—4),二者俯仰扣合，以覆屋面。制瓦时，一般先依内范用泥条盘筑成瓦筒，再切割为瓦片。板瓦的凹面下部平滑，上部常打印麻点纹或斜方格纹。筒瓦表面多为直绳纹，内部常印布纹。檐口部分的筒瓦常向外探出，以蔽护枋木和墙壁。西周中晚期，这部分筒瓦开始在底部施半圆形当①。至战国时期，瓦当演变为圆形，更利于束水吐霤。但直到汉代，在与其相邻的板瓦底端尚未作出垂唇或滴水。为了防止滑动，西周时已在瓦的外侧或内侧粘附瓦钉、瓦环，覆瓦时用绳将瓦与椽子相缚结。汉代则单独制作瓦钉，通过筒瓦之孔将它压进苫背的泥中，遂更加稳固且便于施工(43—1)。
西汉初，制带当的筒瓦时，多将圆瓦筒先粘上底当，再切去一半。这种方法适用于制半当瓦，对于施圆当的瓦较为不便。至东汉时，则普遍把圆当直接粘在已制成的筒瓦上。西汉武帝时，轮制技术引入制瓦业，成品更为规整。
与上述制瓦技术相应，西汉初尚常见施半当的筒瓦，西安、洛阳、灵宝、临淄等地均曾出土。临淄天齐庙的“天齎”当(43—12),因修葺时保存旧制，始终用半瓦当②。西汉中期以后圆当广泛流行(43—2),半当渐少见。
汉代瓦当的纹饰优美，有几何纹当、动物纹当和文字图案当三大类。几何纹当中比较定型而多见的是卷云纹当(43—25),以及在卷云纹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成的各种图案花纹当(43—24)。动物纹当中有四神当及飞龙、蟾兔、鸿雁等当，尤以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出土的四神当构图雄伟，气魄最大(47—2)。至于文字当，虽然在西安好汉庙秦磁石门遗址等处，曾发现秦代的例子，但残片极少。若干标出秦宫殿名的瓦当，绝大多数都是汉代重修时所制者。故文字当的大量出现应被视为汉代工艺史上的重要成就。它们由于布局得宜，篆籀精妙，为鉴赏家所珍视。就其词句的内容而论，可分为六种。1.国号当。当上标出国号，如“汉有天下”、“大汉万世”、“惟汉三年大并天下”、“汉并天下”(43—13)、“薪(新)世所作”(43—14)等。“惟汉三年”当出汉中汉王城，是刘邦都汉中为汉王时所作。2.宫殿当。如“鼎湖延寿宫”、“披香殿当”、“骀盪万年”(43—15)、“益延寿宫”、“黄山”(43—16)、“甘泉”等。鼎湖宫在蓝田，黄山宫在右扶风，甘泉宫在池阳，都是汉代著名的宫苑。披香殿在未央宫，骀盪殿在建章宫，益延寿宫即甘泉宫中之益延寿观也都是一些著名的殿宇。3.官署当。如“宗正官当”(43—18)、“都司空瓦”、“上林农官”、“次蜚官当”等。还有一种“官”字当，大约各官署都可通用。4.第宅当。如“马氏殿当”(43—19)等。一种在中心有“常安居”三字，周围有“长乐毋亟”四字的瓦当③,似亦是第宅所用者。5.陵墓当。如“长陵东当”、“嵬氏冢舍”、“冢上大当”等。有一种“冢”字当，下角立一枭鸟，更流露出墓地的气氛(43—17)。6.吉语当。这种瓦当在文字当中最多。西安汉城所出“长乐未央”(43—20)当，或与长乐宫、未央宫有关。但在长安以外也常见这种瓦当，如洛阳所出“萇乐万岁”当，则与上述二宫并无关系。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是：在汉宣帝杜陵陵园的门阙上，主要使用“长乐未央”当，而在孝宣王皇后陵陵园门阙上所施之当，则以“长生无极”当为主。在未央宫椒房殿与桂宫第2号建筑等后妃居住的宫殿遗址中出土的瓦当也多为“长生无极”当④。似乎“长生无极”当下“长乐未央”当一等，其中的原因尚莫能详说。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改四门长乐宫曰常乐室”,“长安为常安”⑤。反映在瓦文上，如西安出土的“常生无极”当、福建崇安出土的“常乐万岁”当(43—21)、南西伯利亚阿巴干城附近中国式宫殿址出土的“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当(113—16),都应是这时的制品。他如“单于和亲”(43—22)、“六畜蕃息”(43—23)等当，也各在特定的背景下表示出美好的祝愿。
大型建筑物正脊两角，最容易漏雨或损坏，所以常将此处用瓦叠垒加固(43—5)。后来压角的瓦件逐渐增大，有的斜向上方高耸尖翘(43—6～8),与南北朝时的鸱尾几乎没有差别。汉代文献中虽未出现“鸱尾”的名称，但这种瓦件可以被认为是原始的鸱尾。贴在正脊两端的脊头瓦(43—9),与正脊当中相当于《营造法式》所称“火珠”之类脊饰，汉代也已出现(43—11)。在垂脊末端也有凸起物(43—10),它发展成为后世的脊兽。不过应予说明的是，汉代并无一整套鸱尾—脊兽构件。这种屋面装饰的正式产生，当在南北朝时①。此外文献中一再提到汉代大建筑的屋顶上有装铜凤凰之事；但就已有之形像资料中所见者，置于屋顶的凤鸟多属画面上的艺术装饰，尚不能证实为具体建筑物的真实写照。
汉代的下水管道有的很像是未切开的瓦筒(43—26)。有些大型排水管作成平底尖顶的五角形(43—27),埋在地下，更为稳固而且耐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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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召陈西周建筑群基址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3期。罗西章：《周原出土的陶制建筑材料》,《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2期。
②参看赵超：《释“天齎”》,《考古》1983年第1期。
③华非：《中国古代瓦当》第183图。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
④ 刘庆柱：《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第244、359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⑤《汉书•王莽传》。
⑥湖北沙市张家沟曾出土带脊兽的筒瓦，瓦内有“元光元年”纪年铭。或以为此瓦是西汉武帝时之物(程欣人：《汉武帝时代的脊兽》,《武汉晚报》1964年3月3日；丁安民：《我国现存最早的纪年脊兽》,《江汉考古》1984年第1期),不确。此元光为刘宋时一度割据雍州、荆州等地的刘浑之年号，沙市地区当时正在刘浑的控制之下。而汉武帝时并无鸱尾一脊兽这一套屋顶装饰。
44 建筑IV
砖
砖的大量使用较瓦为晚。它最初多用于铺地。陕西扶风云塘张家村发现的西周砖，长36厘米，宽25厘米，厚2.5厘米，背面四角各有高2厘米的乳钉状陶榫，铺于地面时用以防止滑动①。《诗•陈风•防有鹊巢》云：“中唐有甓。”中唐是庙内的正路，则诗中说的甓也是指铺地砖。洛阳东周城发现过战国薄砖，这种砖的破片有时会被误认为瓦、可见其制作之原始。战国晚期燕下都遗址出土的薄砖，质量较前有进步，形体大，且在一面有模印的纹饰，除用于铺地外还可包镶墙壁。但我国古代由于夯筑和木构架技术达到很高水平，因而对砌砖墙承重的要求并不迫切，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制砖业的发展。
不过早期的砖有两方面的功能是夯土所难以替代的：一是铺地面；二是修造墓室。夯土地面的防潮性差，即便烧成红烧土地面，然而因施工环境所限，难以达到较高的火候，也不如用砖铺地更为耐磨。所以到了战国时代，铺地砖的种类已经相当多了。至于墓室，用砖砌不仅比土坑严密，也比木椁耐久，所以在战国晚期已出现空心砖墓。当时的空心砖是将坯泥拍打成片，然后粘合成型的，砖壁较薄，接缝处亦欠牢固。
制砖技术在西汉时发展得很迅速。这时的空心砖已经从分片粘合法改进为用槽形模子制坯的一次成型法，制出的成品厚重结实，在边沿部位的碎片上也看不到粘合的接口。西汉的空心砖火力匀透，质地坚实，长度可达1.6米，制作的技术水平很高(44—8)。用这种砖砌的墓室、于西汉早、中期在中原地区很常见。至西汉晚期，条砖已开始用于筑墓，但空心砖仍占有一定比重。如洛阳西汉卜千秋墓，主要墓室用空心砖，侧室和耳室则用条砖砌造。由于空心砖形体巨大，不便灵活搭配，因而都是根据固定部位所要求的形状和尺寸烧成的预制构件，上面常押印各种纹饰卜千秋墓中的空心砖达16种，多的一种有36块，少的一种只有1块②。一般在墓室的屋面上用长条形砖，山墙顶部用三角形砖(44—3),门框用柱形砖。一种作双阙形，且在连接双阙的屏墙上塑出鹿头或羊头的大型空心砖，形制最为奇特(44—14)。据潼关吊桥汉代杨氏墓与嘉峪关魏晋墓仍砌出的类似之物，它应是安装在墓门照墙上的③。此外，在地面建筑中，空心砖还可用于铺砌台阶或踏步，汉长安城南的礼制建筑中有其实例。
铺地砖至汉代已淘汰了战国时的带榫或带边框的各类异形砖，一般只用方砖和条砖。条砖多为素面，与砌墙的砖相同。用它铺地主要是解决如何排列才能使之结合紧密、不易松动的问题，具体情况见本书第45篇。这里只介绍汉代的铺地方砖及其派生之物。
汉代的铺地方砖分两类：一类用于铺砌室外的散水或露道；另一类用于铺砌室内的地面。檐口下铺散水，可以防护雨水对墙基的冲刷。早在殷墟的建筑遗址中，就发现过用卵石砌筑的散水，以后在岐山西周遗址、凤翔战国遗址中也发现过。至于用卵石铺砌道路，直到汉代仍然流行。基于这种传统，汉代出现了卵石纹方砖，俗称馍馍顶砖，用它代替天然卵石，不但整体性好，也更加整齐美观(44—13)。有意思的是，在山东曲阜鲁城还发现过汉代烧制的圜顶平底的弹丸状砖碇，它是用来代替单块的卵石排起来铺地的(44—12)。采用这种既费工且并不牢固的作法，只能说明铺砌卵石的旧习是多么不易改变。
铺室内地面的方砖，常模印细密的几何纹，包括回纹、菱纹、平行线、四瓣纹以及小乳丁等，构图繁复(44—16)。室内铺上这种砖，犹如满地黼黻，能产生强烈的装饰效果。《西都赋》描写的“玄墀砌釦，玉阶彤庭”等豪华的宫廷场景，其中大约也包含着花纹方砖所起的作用。自出土情况得知，这种砖有时也用于铺砌室外的走道，如广州“秦汉船场”7B层所见者。这里的菱纹方砖边长70厘米④。两广地区常用大方砖。广州南越国官署遗址出土的带孔铺地方砖，边长95厘米，厚19厘米，每块重600斤左右。广西北海东汉砖室墓铺地的方砖，边长最大者亦达45厘米。而长安未央宫前殿和椒房殿铺地方砖的边长只不过在30.5～36.6厘米之间⑤。还有一些方砖的花纹较粗疏，且常印有文字。目前还不清楚汉代文字方砖的铺砌法，鉴于其出土的数量不多，当时或未将这种砖满铺于一室之中。文字方砖也出于墓葬内，可能有些是为营墓而制作的(44—17)。
与铺地方砖的外形约略相仿的还有一种画像砖，花纹常为凸起的浮雕，而且每块砖上自成一个独立的画面。这种砖多出于河南、四川等地的墓葬中，流行于东汉晚期，少数出土于四川蜀汉墓。它的性质和墓葬中的壁画、画像石相同，多嵌砌于墓壁上。画像的内容除辟邪祈福者外(44—15、18),也有一些反映出当时的生产和生活的情形(4—18,11—1)。
但无论空心砖或铺地方砖，都不能代表汉代制砖工艺的主流。汉代最主要的砖型应为条砖(44—1、2)。陕西临潼刘庄战国晚期的秦墓已有用条砖砌成墓椁的，其中有些砖的长、宽、厚度，已出现较合理的比例⑥。但在汉以前，条砖的使用范围很小，只是到了汉代，条砖的生产规模才迅速扩大。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中的砖窑，按当时的技术水平估算，每年约可生产条砖60万块⑦。当条砖在建筑活动中已得到比较广泛地应用时，就会使其规格逐渐定型。根据对汉代墓砖的统计资料，至西汉中期，条砖已形成大、小两种类型：大型条砖长约40厘米，宽约20厘米，厚约10厘米；小型条砖长约25厘米，宽约12厘米，厚约6厘米。它们的长、宽、厚之比都接近4：2：1,既为整倍数，又是等比级数，垒砌时便于组合搭配。此外还有一类薄砖，其长、宽比也是2：1,宽、厚比则为3：1或4：1。虽与前两种的比例不同，但垒砌时并无困难。条砖规格的定型化，是汉代制砖业的重要成就，从而为砌缝的合理化和墙体的整体化奠定了技术基础。
东汉时，在条砖上出现了模印的图案花纹。大多印于砖侧面，也有的印于顶端；多为一模印出，也有连模接印的。内容和风格与空心砖上的图案相近，显然是从空心砖那里延续下来的(44—9、10)。这类砖均为墓砖，花纹均砌向墓室室内，有几何图案、动植物图案、人物画像等。与空心砖不同的是，条砖上有的印出文字，所以受到金石学家的重视,长期以来成为搜集、收藏的对象(44—11)。砖文常为吉语，如“大吉”、“万年”、“宜钱”“大富昌乐未央”等。还有将“大吉昌”三字合书为 的⑧,可见在砖上押印吉语的作法已极其常见。也有纪年的砖文，如“永元九年甘溪造万岁富昌”、“永初三年八月孟氏作大壁岁乙酉”等。还有在砖上标出砌筑位置的，如“左行”、“右行”“间角”等⑨。东汉后期的墓砖上常发现制砖工人于砖坯未干时刻划出的文字，字体有篆、隶、行、草以及简化字，别具一格。其中有的是即兴信手刻划。也有的刻出墓主姓氏，如陕西华阴刘崎墓的砖上有“刘公好壑”等字；安徽亳县曹氏宗族墓的砖上有“会稽曹君”等字⑩。
汉代条砖中还有一些特殊的类型，如榫卯砖(44—4、6)、企口砖(44—5)、楔形砖(44—7)等。但以榫卯相啮合，本是木作的结构形式；砖、石砌块所受之力主要是压力，并不适合采用这种形式。所以到了东汉后期，随着拱壳砌造技术的进步，除楔形砖外，其余各种异形砖遂逐渐被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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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西章：《扶风云塘发现西周砖》,《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②⑦《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第253～254页。
③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潼关吊桥汉代杨氏墓群发掘简记》,《文物》1961年第1期。甘肃省文物队等：《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④广州市文物管理处等：《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文物》1977年第4期。
⑤胡建：《南越国陶质建筑材料的地域特征》,《中国文物报》2006年11月1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北海市盘子岭东汉墓》,《考古》1998年第1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上册，第204、22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⑥《中国文物报》1988年6月3日。
⑧《洛阳烧沟汉墓》第91页。
⑨《广州汉墓》上册，第381页。吴玉贤：《浙江上虞蒿坝东汉永初三年墓》,《文物》1983年第6期。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省收集的古代花纹小砖和文字砖》,《文物》1965年第5期。
⑩刘崎墓所出划字砖见《东汉司徒刘崎及其家族墓的清理》,《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5期。曹氏墓所出者见《亳县曹操宗族墓葬》及《读曹操宗族墓砖刻辞》二文，均载《文物》1978年第8期。
45 建筑V
砌墙，铺地，门，窗
条砖出现以后，即开始试用于砌墙。上述临潼秦墓的墓椁已是用条砖错缝砌成的。但在当时这是极为特殊的、甚至可以说是超前的现象。因为在始皇陵1号兵马俑坑中的砖墙。其砌法为垂直通缝且无粘合剂，仍相当原始。至汉代，砖墙的砌法才得到全面改进：内外砖之间互相联系，上下砖之间互相错缝，转角之处互相拉结，加强了砖墙的整体性。在这个过程中所采用的各种搭接方式，要求砖块的各项尺度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于是进一步促成了条砖的规格化和定型化，反过来又使砖墙的砌法更加成熟。但如发掘洛阳汉河南县城时之所见，许多民居都是半地下式，所以地面建筑的砖墙保存至今的实例很少，散见于河南洛阳与巩县、陕西西安等地的，一共不过寥寥数例。故分析汉代的砌墙法，主要是以砖室墓中反映出的情况为例。
砌砖墙时，首先要避免上下通缝。但在施工中充分认识这一点，也是经过实践经验的积累才获得的。在江苏邗江甘泉2号东汉墓中，墓壁虽以顺砖和丁砖相组合，而且墙厚达60厘米，但每块平砌的顺砖都和两块平砌的及四块侧砌的丁砖对应，以致砖缝上下贯通，整体性较差(45—1)。与之相邻的1号墓，所用的砖规格不统一，通缝的现象也很严重。说明直到东汉初年，这里的砌砖技术仍较中原地区落后。因为在洛阳烧沟西汉后期的砖室墓中，已普遍采用顺砖错缝的砌法了(45—2)。不过这些墓壁多为单砖墙，墙体较薄。为了增强其稳定性，有时将两层单砖墙并砌在一起，如汉长安城南礼制建筑中的圜水沟抵壁上部的作法，然而内外两层砖之间缺乏联系，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既要保持两层顺砖的厚度，又要避免出现此类缺陷，于是在河南陕县刘家渠东汉砖墓中，出现了全用丁砖平侧错缝垒砌的墓壁(45—3)。实际上等于是绕过了上述问题。
大约在东汉中期，中原地区砖墓的墓壁开始采用顺砖平砌与丁砖侧砌上下层相间的组合形式。即在顺砖错缝平砌的砖墙中，隔一层或数层加一层侧砌的丁砖。也有只在墙脚侧砌一道或两道丁砖的，如武威二十里滩汉墓所见之例。这种砌墙法即现代所称玉带墙或实滚墙，其墙厚常为两砖宽。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墓壁，从壁面看是二顺一丁的砌法(45—5),但在两层顺砖后面加砌了一层暗丁，故墙厚为四砖宽，达96厘米，而且已形成良好的搭接关系。在此基础上再发展一步，遂出现了一层顺砖、一层丁砖错缝平砌的形式，如河南密县打虎亭东汉1号墓后室后壁之例(45-8)。这种砌法比起实滚墙来，砖块间咬合得更为紧密，与现代所称“英国式砌墙法”并无二致。甘肃武威管家坡3号墓且用涂以黑白二色的条砖错缝平砌组成几何图案(45—6)。
此外，还有编席式砌法，见于甘肃武威雷台与内蒙古托克托汉墓(45—4)。一种空斗式砌法，见于洛阳烧沟汉墓封门砖墙(45—7)。这种砌法可以节省工料，降低造价，但在汉代尚较少用。
汉代的砖墙虽有不用粘合材料干摆而成的，但多数用泥浆胶结。讲究的砖墙为磨砖对缝，如河南密县打虎亭1、2号墓，安徽亳县董园村1号墓等例。有的还再灌以石灰浆，如在河北望都2号墓所见者。大墓用于封门的砖墙，为了追求坚固性，甚至还有在两层砖之间灌铁的，可以称之为砖墙铁壁了(45—9)。
用条砖铺地，简单的排法有横排通缝(45—19)、横直双行通缝(45—20)、横排错缝(45—22)、横直相间(45-25)等数种。横排或直排通缝者，多用于铺甬道的地面。为了防止铺地砖松动，有在横排错缝的铺地砖中加十字阑条者，一种大人字纹排法可能是由此发展而来的(45—23)。约在王莽时出现的人字纹排法，由于结构合理，施工方便，在东汉时已得到迅速推广，且被沿用至今(45—21)。至于河北望都1号汉墓用扇形砖铺地，虽然对接紧密，纹路亦颇美观，但须专门制作(45—24)。而用方砖铺地，多为横竖通缝，有如方野(45—26)；间或也有排成错缝的。
汉代的门多为板门，有双扇(46—10)、单扇(45—17)和带轮子的拉门(45—18)。门楣上装门簪，常为两枚(46—6)。门扇中部装衔环的铺首(46—10)。但画像砖、石中所刻画的铺首形体偏大，满城1号汉墓后室石门高178厘米，所装铜铺首通长22.5厘米，应与实际情况相近。门枢或用金属制作，枢与门扇连接处有金属角叶。伦敦不列颠博物院陈列有一件春秋时的青铜角叶，饰蟠螭纹，则此物先秦时已出现①。沂南画像石中所见之门角叶饰以涡纹(46—10)。满城1号墓所出者为铜质鎏银，且有与转枢配套的铜白座(45—16)。陕西勉县老道寺1号东汉墓所出陶宅院，门扇上部的两个门枢装在门内顶部横额两端的圆孔中，只有下部的门枢安在臼座内。而且这两扇门之相合处呈斜面，关闭后互相遮挡，不留门缝，颇具匠心②。门底下有门限，此物在汉代名榍。《说文•木部》作榍云：“榍，限也。”又《阜部》限字下谓：“一曰门榍也。”榍读先结切，汉人多书作切。《汉书•外戚传》：“切皆铜沓，黄金涂。”颜注：“切，门限也。”门限的实物亦见于满城1号西汉墓后室石门。但汉代的陶屋与画像石中之门，多无门限，只在下门袱当中立闑。《礼记•玉藻》孔疏：“闑谓门之中央所竖短木也。”《汉书•冯唐传》颜注引韦昭曰：“门中橛为闑。”此字在《史记•冯唐列传》中作阃。《说文•木部》：“梱，门橛也。”所指亦是此物。其状亦可于沂南画像石中见之(46—10)。与闩门之物有关。《说文•门部》：“关，以木横持门户也。《汉书•杨恽传》：“有奔马抵殿门，门关折，马死。”这是殿门之关。城门之关则用更笨重的大木制作。《吕氏春秋•慎大览》：“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后汉书•光武帝纪》李注引《汉官仪》：“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引关所举者应类于城门之关。包头乌拉前旗公庙子东汉墓所出陶屋，虽未见其关，但门两旁装有持关之栓孔即闭(45—17)。上述勉县东汉墓所出陶仓下层之门有关，圆杠形，但无闭，而是插在边框中的。至于装轮的拉门，在广州三元里马鹏岗1134号西汉墓中见过一例。不过此门已嵌入门框的子口和门楣的凹槽中，不能滑动，轮子系示意性质。但可证汉代的门有这样一种形制。
汉代的窗子如出土陶屋上所见者，有的只是空洞。《说文•穴部》：“窗，通孔也。”即指此种形式而言。而且当时尚未发明糊窗纸，冬季为御风寒，多将窗户堵塞。《诗•七月》：“塞向墐户。”“向”即“北出牖也”(《诗•七月》毛传)。汉代仍在一定程度上沿用此法，甚至雒阳南宫复道，冬季也要“完塞诸窗，望令致密”(《后汉书•冯鲂传》李注引《东观汉记》)。有些窗子上虽装直棂，也是固定的，不能开启。只在广州龙生岗4015号、大元岗4022号等东汉前期墓所出陶屋上出现过支摘窗③,当时很不普遍。
普通窗子多装直棂(45—11),讲究的窗子则装格子窗棂(45—10、13)。以斜格贯连小圆环者，或即所谓琐文(45—15)。《广雅•释诂》：“琐，连也。”《汉书•元后传》颜注：“青琐者，刻为连环文而青涂之也。”以斜格贯连菱形者，或即所谓绮寮(45—14)。《西京赋》：“交绮豁以疏寮。”《魏都赋》：“暾日笼光于绮寮。”而《仓颉篇》说：“寮，小空也”(《玄应音义》卷一引)。《释名•释采帛》说：“绮，欹也。其文欹邪，不顺经纬之纵横也。”据古绮标本观察，绮的织纹为菱形(16—9),正与这种窗格的构图相似。绮寮又名绮疏。《西京赋》薛注：“疏，刻穿之也。”与寮的用意相同。在窗格上绮疏和琐文常并用。《后汉书•梁冀传》：“窗牖皆有绮疏青琐。”谢朓《直中书省诗》谓窗格“玲珑结绮钱”；绮指绮疏，钱则指环形的琐文。这类格子窗也可简称为𤴙。《说文•疋部》：“𤴙，门户青疏窗也。”至于湖北云梦瘌痢墩1号东汉墓所出陶楼上用板条横嵌之百叶窗，在出土物中极为罕见(45—12)。它的发现，为我国早期使用百叶窗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此外，如《汉武故事》说：“武帝好神仙，起祠神屋，扉悉以白琉璃作之，光照洞彻”(《御览》卷八○八引)。又《西京杂记》说：“昭阳殿窗户扇多是绿琉璃，皆通明，毛发不得藏焉。”二书所记，虽非尽可信据，但广州象岗南越王墓曾出土十几块浅蓝色平板玻璃④,则汉代宫廷中有过玻璃窗，亦非绝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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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241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②郭清华：《陕西勉县老道寺汉墓》,《考古》1985年第5期。
③《广州汉墓》上册，第333、335页。
④见本书第38篇注②2所揭文。
46 建筑VI
阙，阙门
我国古代高规格的建筑物，在大门外之两侧设阙。《左传•庄公二十一年》说：“郑伯享王于阙西辟。”同书《定公二年》说：“夏五月壬辰，雉门及两观灾。”杜注：“雉门，公宫之南门。两观，阙也。”则春秋时已有阙。阙通常是大门以外的两座夯土墩台，有的在台上有屋，登临可以远观，所以阙也可以称为观。《说文•门部》说：“阙，门观也。”亦是此义。两阙之间一般并不连接，故《释名•释宫室》说：“阙，阙也；在门两旁，中央阙然为道也。”中央缺开，留出通道，是为阙得名之由来。至于《古今注》所称：“人臣将朝，至此则思其所厥多少，故谓之阙。”那就是后起的引申之义了。
先秦时，阙的使用范围相当严格。《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子家驹曰：‘设两观，乘大路，天子之礼也。’”至汉代，阙虽然仍是高贵的礼仪性建筑，如《白虎通义》说：“门必有阙者何？阙者，所以饰门，别尊卑也。”但这时设阙之处已较前代为多，不仅宫殿、祠庙，连府第、荦域之前亦可建立。为了区别等级，汉阙分成三种：一般官僚可用一对单阙(46—3)。诸侯、二千石以上用一对二出阙，由1主阙与1子阙构成(46—5)。这是汉阙之典型的式样，所见的实例也最多。皇帝则用一对三出阙，由1主阙与2子阙构成。《汉书•霍光传》说霍光死后，“太夫人显改光时所自造茔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阙。”这一点是作为霍氏僭逾不规的事例记载下来的，可证三出阙本为皇帝所专用。
汉代宫殿所建之阙，虽然没有留下具体的形像，其高度却可以根据文献作出推测。汉武帝作建章宫，这里有著名的凤阙。《史记•孝武本纪》说它“高二十余丈”,据麦积山石窟壁画中所见，城阙的高度大抵与城楼相当。而《洛阳伽蓝记》载北魏洛阳城大夏门门楼，“去地二十丈”。以这两个数字相印证，凤阙高二十丈(约合46米)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水经注•渭水》引《三辅黄图》则谓凤阙“高七丈五尺”,75北魏尺约合22.5米。《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描述东汉首都雒阳的南、北宫，谓“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文选》卷二九),100汉尺约合23米；则汉代宫殿门阙的高度至少不在20米以下。又建章宫“阊阖门内东出有折风阙”(《御览》卷一七九引《关中记》)。西安出土的“折风阙当”,正是此阙之遗物(46—7,52—3)。另外，据《德阳殿赋》“朱阙嚴嚴,嵯峨概云”(《艺文类聚》卷六二引)；《吴都赋》“朱阙双立，驰道如砥”等描述，宫殿门阙大约要涂成红色。
土木结构的汉阙除凤阙尚残存夯土基址外，均已倾圮湮灭，故东汉时的石阙便成为今天进行研究的主要依据①。低的石阙只有三四米，高的也不过五六米，所以往往被看作是前者的模拟之作。但石材与土木的性质不同，石阙的细部虽然雕刻出仿木结构的柱、枋、斗栱等件，整体造型却自成一格。一些优异的实例，其稳定安详而又富于变化的轮廓线绝不是仅仅将土墩木架之阙缩小了就能形成的。保存至今的石阙近30处，以四川梓潼李业阙的时代最早，建于建武十二年(36年),惜残毁过甚。其次是山东费县的南武阳阙之西阙，建于元和元年(84年)。在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汉阙中，建于建安十四年(209年)的雅安高颐阙是最晚的一座。
石阙分单阙与二出阙两类。单阙中最矮的是山东平邑皇圣卿阙，高约2.5米。最高的是四川忠县㽏井沟无铭阙，高约5.7米。四川渠县诸阙皆无子阙，有的子阙系毁失，有的可能本来就是单阙。如渠县燕家村的沈府君阙，阙身外侧石纹粗糙，或原有子阙②。但即便依现状作为单阙看待，造型也极有风致。此阙阙身正面2柱，柱头上用栌斗承托3重枋，每层枋均向外挑出少许。此层之四角雕出角神。其上为檐部，雕出交手棋与斜撑。最上层为有一阶跌落的庑殿顶(46—2)。忠县㽏井沟无铭阙未见子阙嵌接痕迹，确为单阙(46—3)。它有明显的侧脚，而且在上下两层之间有腰檐，檐角微呈反字，表示它代表的本是两层的阙楼。二出的石阙，又分两种：如河南登封的太室、少室、启母3阙，阙身是一整堵石墙，只在上部分割出高低不同的主阙阙顶与子阙阙顶。而如山东嘉祥武氏阙、四川绵阳平杨府君阙、雅安高颐阙等二出阙，阙身平面皆作横置之凸字形，母阙之阙身宽而子阙之阙身窄，二者有明确的主从关系。高颐阙之西阙是汉阙当中保存得最完整、雕刻得最精致的，其枋子、斗栱迄今仍棱角分明(46—5)。此阙通高5.88米，阙身宽1.63米，但檐宽却为3.81米，屋檐伸出阙身以外1.12米，即相当于阙身宽度的2/3。檐下由自阙身向上层层挑出的斗栱、栏板相承接，在屋顶和阙身之间形成了一段舒展自如的过渡层，使深阔的屋檐看上去毫无滞重之感。这种效果的产生与屋顶的造型也是分不开的；此阙屋顶中部有较高的一阶跌落，两层屋瓦不相连接，宛若重檐。正脊短而高，两角上耸，当中雕出俊鹘衔绶，轮廓秀逸挺拔。用这样的一条正脊来提纲振领、冠冕全阙，遂使整个造型在安定中又透露出昂扬的气势。或以为二出石阙皆茔域之物，殆不尽然。安徽濉溪孜乡常庄出土的“太尉府门”画像中之阙，壁面垂直，略无收分，应代表石造建筑物③。山东沂水后城子出土的画像石中，也在府第门前刻有相同的二出阙④。说明这类石阙在若干府门前亦有使用者。
此外，在画像砖、石上还能看到若干种与阙相关的造型。有的在类似单阙的基座上树立交午柱，应即桓表，其形像见于沂南画像石，基座的式样则与皇圣卿阙相似(46—1)。武氏祠画像石中的厅堂两侧之双层阙，阙身很细，仿佛是一根圆柱，腰檐以上，用一个踞坐的人像承托屋顶⑤。河南禹县所出画像砖上的单阙，四层重檐，底层特别高，刻画出壁柱和壁带，其墙壁或亦是夯筑而成(46—4)。至于二出阙，最耐人寻味的一例亦见于沂南画像石，它比较矮，和一座庙宇的大门组合在一起(46—10)。庙门两侧有门卒拥等而立。门卒站的地方正当阙与门相连的拐角处，这里似乎就是古文献中所说的罘慝。《盐铁论•散不足篇》说：“祠堂屏阁，垣阙罘罳。”《汉书•文帝纪》：“未央宫东阙罘思灾。”颜注：“罘思，谓连阙曲阁也，以覆重刻垣墉之处，其形罘思然。一曰屏也。”可见罘恩是阙与其所连接的主体建筑之间的屏墙。旧说以为罘罳是立在门前的屏，但汉代考古材料中未发现过这种形制，恐不确。
在画像砖、石上另有一种用屋顶连接双阙使之成为一座独立的大门的。固然，阙本可以代表大门，如皇圣卿阙铭所说：“皇圣卿冢之大门。”可以为证。但“中央阙然”的阙，毕竟与真正的大门不同，所以此种连阙为门的建筑物，应划作单独的一类。按《礼记•礼器》说：“天子诸侯台门。”又《郊特牲》说：“台门而旅树。”孔疏：“两边起土为台，台上架屋曰台门。”阙身也是夯土墩台，所以这类大门显然是从台门发展出来的。不过台门之名在汉代已不流行。《续汉书•百官志》：“北宫门苍龙司马，主东门。”刘注：“案《雒阳宫门名》为‘苍龙阙门’。”此门或亦是连阙而成，当时可能径称之为阙门。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宁城图”中，榜题“幕府南门”者，就是一座大阙门。阙门当中的门顶，有与阙的上层屋顶取平者(46—8),也有与阙之腰檐取平者(46—6),还有高度仅相当于主阙之半者(46—9)；式样颇不雷同。特别是四川重庆沙坪坝出土的一块画像砖上的阙门，门高仅及阙高的四分之一。门上再加两层楼，楼顶尚在阙檐之下；就更显得双阙之庄严巍峨了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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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本书第42篇注②1所揭文。
②丁祖春：《四川的汉晋石阙》,《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6期。
③《中国画像石全集》第4卷，第209图。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
④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汉画像石选集》第451图。齐鲁书社，1982年。
⑤见本书第38篇注⑧2所揭书，初集，第189图。
⑥吴曾德：《汉代画像石》,第33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47 建筑VⅡ
高台建筑
从战国到西汉是高台建筑最流行的时期，这时之重要的宫殿台榭多采用这种形式。它以高大的夯土台为基础和核心，以木构架紧密依附夯土台而形成土木混合的结构体系(47—4)。在燕下都、齐临淄、赵邯郸等列国的都城中，均曾发现过大型夯土台基。1975年发掘的秦咸阳宫1号殿址，也是建造在梯形的夯土台基上。西汉长安城未央宫前殿基址利用了原有的地形，其最高处达15米以上，更为高大。西汉时的这类遗址其保存情况尚好、研究工作也作得比较多的应推在汉长安城安门外大道以东，即今西安市西郊大土门村发现的元始四年(公元4年)所建“明堂辟雍”遗址。这是一座平面呈方形的大庭院，四面的围墙各长235米。每面围墙的正中辟一门，四隅有曲尺形配房。围墙外面有环形水沟，直径368米，即所谓“水旋丘如璧曰辟雍”(《诗•灵台》毛传)。庭院当中有一直径62米、高出院落地面30多厘米的圆形土台，台正中有平面呈亚字形的夯土台基。台基四面均有墙、柱遗迹，可以看出原建有大体对称的堂、室建筑物。前堂地面砌方砖，后室地面涂瑾敷朱。整个中心建筑南北长42、东西长42.4米①(47—3)。但遗憾的是，由于当中的大夯土台上部倾圮夷漫，已无建筑遗迹可寻，这就使中心建筑的复原遇到了困难。
尽管遗迹对建筑物的结构所提供的情况并不充分，但由于它的规模巨大，而且是西汉最重要的礼制建筑之一，所以我国古建筑学家仍对它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已发表复原方案的主要有王世仁、杨鸿勋两家②。王氏将中心建筑复原为3层。他认为下层为敞厅，其顶部为大平台。中层南北两面正中设突出的厅堂，有点像两座抱厦。大夯土台四隅外侧的小夯土台基上筑四个角室，各有单独的屋顶。3层是一座很大的方形建筑，庑殿顶，当中有一阶跌落，顶端设短脊，微向两端起翘。平台和檐下有由柱头大斗挑出的斗栱。4个角室有挑出的平坐。角室、大平台及3层廊下都有栏杆。门为板门，双扇，缀以铺首。窗上装直棂(47—1)。
杨氏将中心建筑复原为两层。他认为当中大夯土台的周围应设单坡屋盖，其中为“室”。四面向前突出的“四堂”及左、右“个(夹)”另作屋盖，与室的屋盖共同组成重屋形式。大夯土台顶部四边向外扩大到与大台对角相接的四隅4小台，小台相互之间连以密梁架设的平顶。自下层通向2层平台的扶梯即穿过其中的一个夯土小台，出口开辟在小台之间的平顶上。2层平台当中有大方室，即太室；其檐柱布置为方形，外檐廊柱则布置为环形。太室中心立都柱；在复原图上，此都柱犹如后世之塔心柱，向上直承圆锥体屋盖。2层平台设平座栏杆。窗上装菱形窗格(47—5)。至于中心建筑外围的宫墙、廊庑、配房、四门等，两家的复原方案相近，兹不详述。
对比以上两种复原图时不难发现，两家对中心建筑物之结构、外观与堂、室位置之安排的看法虽有很大出入，然而都反映出这座建筑物并不是真正的多层楼阁。它的顶层是由夯土台承托起来的，四面的突出部分也由夯土台联结为一个整体。依附于夯土台，它才显示出较大的体量，才呈现出有主有从的配置效果，同时也使其通风与采光得以解决。但也由于这种原因，所以许多木柱尚与夯土墙连为一体，成为加固土墙的壁柱。虽然在此遗址中，柱子的位置已互相对应，已经向构成柱网的方向迈进，可是主要的承重部位仍是夯土墩台。也就是说，这时的框架结构还不成熟，大面积的多层建筑还未能摆脱对夯土墩台的依赖。
明堂这类礼制建筑的平面布局，汉代儒家的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之间虽有五室、四堂与九室、十二堂之争，但其中当设有“告朔布政”的青阳、明堂、总章、玄堂等四堂，则均无异议。然而王氏的复原方案只有南北两厅，无东西两厅，遂使青阳、总章2堂退居次要位置，恐不尽符合明堂制度的要求。在杨氏的方案中，大夯土台四隅最靠外的4个小夯土台，被封闭在室侧的“房”内，未能发挥作用，似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至于顶层太室的结构，因无遗迹可据，这里就不加讨论了。
在汉长安城南，除明堂辟雍外，还发掘了王莽九庙建筑群。这群庙宇由12座形制相仿的建筑组成，其中心建筑也建造在夯土台上，平面亦为亚字形。如予复原，大约和明堂辟雍类似，都是具有纵横两轴、四面对称的建筑群体。九庙四门所用瓦当，东门为青龙当，西门为白虎当，南门为朱雀当，北门为玄武当，更充满了五行学说的色彩(47—2)。但应当说明的是，在汉代，并不是只有礼制建筑才采用此类四面对称的平面，一般宫殿中亦有其例。如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说：“于是详察其栋宇，观其结构。规矩应天，上宪觜陬。崛俺云起，钦岑离娄。三间四表，八维九隅。”显然与明堂建筑“九室重隅”(《水经注•谷水》)之制相近。甚至建于东汉明帝时的雒阳北宫德阳殿，据李尤《德阳殿赋》所称“入青阳而窥总章”的布局看，也与此类建筑有接近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