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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金裕：《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
②王世仁：《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大土门村遗址)原状的推测》,《考古》1963年第9期。杨鸿勋，《建筑考古论文集•从遗址看西汉长安明堂(辟雍)形制》,文物出版社，1987年。
48 建筑VⅢ
楼，台榭
从东汉开始，除了满足特殊的要求外，高台建筑逐渐减少，而木构楼阁显著增多，这是框架结构和施工技术发展的结果。平地起楼，免去了筑夯土台基的繁重工序，可大量节省人力物力。
西汉时，为技术水平所限，建筑高楼常采用井榦式。《汉书•郊祀志》说：“立神明台井榦楼高五十丈。”颜注：“井榦楼积木而高，为楼若井榦之形也。井榦者井上木栏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张衡《西京赋》云：‘井榦叠而百层。’即为此楼也。”井榦式建筑是用大木实叠而成，所以外形缺乏变化，无论在建筑技术或造型艺术方面，均落后于东汉的构架式楼阁建筑。
建筑多层楼阁，要使上层的柱子得到稳固的支持，首先必须使下层构架更加强化，更加整体化。在画像砖上所见的阙楼，有的在下层柱头上置层叠的方木，甚至达5层之多(46—6),实际上等于在上下两层之间加了一层井榦结构，用它来稳固上层的基座。这反映出早期多层建筑在解决上述问题时之不成熟性，而在东汉时的建筑实例和若干形象材料中见到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正如陈明达指出的：这时多在外围柱子的柱身中部加一条横方，无论它是用穿斗式或抬梁式，都能因此起到加强各个屋架间的联系的效果。沿房屋周边柱子上使用纵架或在大额方上加横架的作法，更使纵架或大额和柱、方组成了一个整体框架。在此框架上再放横向的梁架，显然要稳固得多①。这种改进明显地体现出整体构架的进一步强化。这是高层楼阁得以建立的技术基础之一。另一方面，在东汉时的重要建筑物上，斗栱的使用也较为普遍、多样。高层木构楼阁上的平坐和出檐皆由起悬挑作用的斗栱支承，斗栱已经是整座建筑物之有机的组成部分。在东汉陶楼上表现出来的逐层施柱、逐层收小减低、逐层或隔层出檐或装平坐等手法，则成为我国古代木构楼阁此后长期遵循的建筑形式。
东汉时楼的种类繁多。南阳樊氏“起庐舍，高楼连阁”(《水经注•池水条》引《续汉书》)；陈人彭氏“造起大舍，高楼临道”(《后汉书•黄昌传》)；外戚中官所造馆舍“凡有万数，楼阁连接，丹青素垩”(《后汉书•宦者传》)；这些大多为供居住用的楼。此外，城门上有谯楼(51—6),市场中有市楼(51—3),仓储有仓楼(53—1),瞭望有望楼(49—5),守御有碉楼(48—3)。并且，根据“仙人好楼居”的说法，还有一些楼用于宗教活动。而当佛教在东汉后期逐渐流行以后，这种楼与自印度传来的窣堵波上的刹即相轮相结合，就形成了我国最早的楼阁式佛塔。
楼居的习俗在南方较盛行。南方湿热，有建造干栏式房屋的传统，而架高的干栏实与楼阁相接近。干栏式房屋多以下层为畜栏，上层为居室，即明•邝露《赤雅》所说：“人栖其上，牛、羊、犬、豕畜其下。”自干栏式房屋演变出来的陶楼，如广州汉墓所出者，也多以下层为饲养牲畜或春簸粮食之处。有的陶楼的下层甚至是空的，和畜栏连通为一体，其中不设隔墙，却在四周的围墙上开了不少窦洞。但也有些陶楼的房间分割得周密一些，如广州东山象岗4016号东汉墓所出之例(48—7)。这一组建筑的平面呈“H”形，主楼很高，分上下两层；下层除正门外，仅辟一通厕所之门，而与楼侧的舂米间及楼后的畜栏隔开。湖北云梦痢痢墩1号墓所出陶楼，主楼也分两层，下层并列3室，上层并列4室，都是作起居之用的。炊间、厕所、望楼、猪圈等则设在主楼后面。这组陶楼结构谨严，布局合理，楼层高低相间，错落有致②。至于四川新津、河南灵宝等地汉墓出土的陶楼，下层均无饲养禽畜的处所(48—1、5)。大体说来，北方所出汉代陶楼，一般均不在楼内安排畜栏等设施。
北方地区如辽宁、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汉墓中常出塔式陶楼，低的为两三层，高的达九层③。其中一种在腰檐上置平坐，平坐上施勾栏。这样既可满足凭栏眺望的功能要求，并由于各层腰檐与平坐搭配方式的不同，或挑出，或收进，明暗虚实错综起伏，形成抑扬变化的节奏感，从而使建筑物的外观神采奕奕。另一种自顶层以下，各层只修腰檐而无平坐，如河南灵宝5号、辽宁旅大甘井子等东汉墓所出者。特别是河南洛宁故县4号东汉墓出土的一座异型陶楼，平面方形，五层。底层正面与前院相连，以上各层面积递减，最上一层结庑殿顶，正脊颇短，上立一鸟，正视几若攒尖(48—6)；整个陶楼的造型与北魏石窟中的塔柱及浮雕和璧画中的佛塔很相像。就建筑物的轮廓而言，洛宁陶楼比起佛塔来，只不过缺少顶上的相轮而已。按我国的佛塔出现于东汉时，史籍中描述得比较具体的最早之塔是笮融于东汉末在徐州建造的。《三国志•吴志•刘繇传》说，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这里提到的浮图祠就是佛塔。由于当时把塔当作礼佛的祠堂看待，如《玄应音义》卷六引《字苑》(指葛洪《要用字苑》)说：“塔，佛堂也。”所以在塔中供养佛像。这和中印度之本意为坟墓的窣堵波是颇不相同的④。笮融之塔的塔身或与洛宁陶楼为近。楼顶上装重层鎏金铜盘(即相轮)的作法，又与汉代木构楼观在屋顶上装标之制为近，其实例在河南南阳杨官寺、山东莒南大店等地出土的画像石上都能看到(48—2)。因而，汉代的佛塔虽已无实例可寻，但综合上述材料，却不难仿佛其大略。
汉代还有不少碉楼。这是一种防御性的建筑物。《墨子•备高临篇》：“高楼以射适(敌)。”《释名•释宫室》：“楼言牖户诸射孔娄娄然也。”均已对楼的军事性质加以强调。其所谓楼，指的就是碉楼。汉代陶楼有的立于水塘之中，楼上四面均有武士矿弩注矢。河北阜城桑庄1号东汉墓出土一座高大的陶楼，通高216厘米，外部以腰檐平座分隔为5层，但当中还有4个夹层，共计9层。从明面看，每层均置盾、弩等武备，顶层并悬挂一面很大的圆形响器，两旁有人守望，俨如临敌，其军事性质极为明显⑤(48—3)。《三国志•魏志•公孙瓒传》说他“为围堑十重，于堑里筑京，皆高五六丈，为楼其上”。公孙瓒所建之楼当亦属此类。又《公孙瓒传》裴注引《英雄记》：“瓒诸将家家各作高楼，楼以千计。”可见东汉末年地方军阀建造碉楼已成风气。日本桃山时代各藩主纷纷建造天守阁的情况与此相仿，而天守阁的性质也正与这种碉楼相类。
汉代的台榭也是高建筑物。台和榭本来所指不同。《老子》：“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淮南子•本经》高诱注：“积土高丈曰台。”则台是垒土而成。《尔雅•释宫》：“有木者谓之榭。”又表示榭是构木而成。训诂家有的将台、榭区别得很清楚。《楚辞•招魂》王逸注，“无木谓之台，有木谓之榭。”也有些说法对二者加以调和。《尔雅•释宫》邢昺疏：“台上有木起屋者名榭。”但汉武帝修建的柏梁台，“高数十丈，悉以香柏”,这座香柏木构筑的高建筑物却被命名为台。加之“台榭皆高，可升之以观望”(《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孔疏),所以古人说的台和榭又有其不易截然区分的一面。汉长安城桂宫第2号建筑遗址中有一座夯土台，现存高度仍达12米。在高台北部和东部都发现了登台遗迹。发掘者认为此台属“观景台”一类⑥。登台眺望，则未央宫前殿、石渠阁、天禄阁等建筑物尽在眼中。而内蒙古巴彦淖尔盟凤凰山1号东汉墓壁画中则有一座高大的木结构平台，台上3男子正在射禽鸟，3女子立一旁观看⑦(48—4)。古人喜登高射鸟。《齐书》谓：“海鹄群翔，(桓)崇祖登楼射之，无不折翅”(《艺文类聚》卷六○引)；与壁画中所见者事正相类。唯桓氏登楼，画中诸人登的却是台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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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明达：《中国封建社会木结构建筑技术的发展》,《建筑历史研究》第1辑，1982年。
②云梦县博物馆：《湖北云梦痢痢墩一号墓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7期。
③旅大市出土的一座三层彩绘陶楼，在二层的底部刻有“高楼”二字，见《文物》1982年第1期，第75页。反映出汉代人对高楼的重视。
④孙机：《关于中国早期高层佛塔造型的渊源问题》,《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6期，1984年，
⑤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阜城桑庄东汉墓发掘报告》,《文物》1990年第1期。
⑥刘庆柱：《汉长安城桂宫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载《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⑦魏坚：《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彩版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49 建筑IX
院 落
《汉书•晁错传》说：“营邑立域，制里割宅，……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可见一间堂屋、两间内室，外有门，内有户，是汉代民居的基本形式。这和云梦秦简《封诊式•封守》中所称“一宇二内，各有户”的布局相类。河南陕县刘家渠8号东汉墓所出小型陶院落，平面呈长方形，前后二进平房。大门在前一栋房的右侧，穿房而过，进入当中的小院。院后部为正房，房内以“隔山”分成前、后两部分，应为一堂一室。院之左侧为矮墙,右侧为一面坡顶的侧屋，应是庖厨(49—1)。《仪礼•公食大夫礼》中一再提到在“东房”中具馔。古诗：“东厨具肴膳。”曹植《当来日大难》：“乃置玉鳟办东厨。”如院中之正房面南，则此侧屋即东厨。这一院落大约接近汉代一般民居的布局。梁孝王寝园中位
于庭东侧的房址F9,其东北角有灶，并出较多的瓮、盆、罐等陶器残片，亦应为庖厨所在①。这种布局是沿袭先秦时室之东北隅曰宦，宦为“食所居”的习俗而来②。如果向历史长河的上游放眼远望，则河南偃师二里头1、2号宫殿遗址中，均已于其东庑内设东厨，可见这一传统何等悠远③。
如果将两进增为三进，那就成为日字形院落，沂南画像石中有其实例(49—2)。这一院落中的前院有井，屋后有厕，两侧有廊，最后一排的堂屋当中立楹柱；这种作法与四川新津东汉墓所出陶屋相同④。院外东侧有两座小型的望楼。
大型院落如成都羊子山东汉墓出土画像砖上所见者，院墙为方形，一座大栅栏门开于南墙西侧。门内为前院，院中有鸡。二进以北为内院，绕以回廊。北堂3间，悬山顶，有插栱承托前檐。两楹为束竹柱，有方形础石。堂基颇高，廉隅分明。堂上主客对坐，堂下双鹤起舞。东侧南小院中有井、桌、炊具等，应为东厨。其北面之跨院较大，当中有一座很高的望楼，楼下系猛犬一只，仆役洒扫于其间。这处院落可以视为汉代一般官绅住宅的缩影(49—5)。郑州南关西汉墓出土的空心砖与山东曲阜旧县村所出画像石上的院落，或以双阙为门，或在大门两侧立阙，它们的规格似较成都羊子山所出者为高⑤。
上述各院落中的建筑物以平房为主，但也有以楼房为主的。陕西勉县老道寺1号东汉墓所出陶院落，其主体四合院的北、西两面皆为3层楼房。北楼为庑殿顶，有两重腰檐，当是主人起居活动的主要场所。此院东面为阔3间、高两层的仓楼，正面装扶手楼梯，在通向2层之进粮口处设小平台。底层之出粮口处设活动扶梯。东跨院中有畜圈、鸡坩等。最东端的一栋平房，估计是庖厨所在(49—3、4)。河南淮阳于庄东汉墓所出陶院落，也是以楼房为主。房屋共三进。第二进顶上3楼并峙，下层则相通连。内院之主楼高大宏伟，而其西跨院内却是一片菜畦⑥。在一些大官僚的第宅中，这类跨院有的扩展成为园林。《后汉书•梁冀传》描写他“殚极土木”的情形时说：“台阁周通，更相临望。飞梁石蹬，陵跨水道。”其间必有可观的景致。更不要说他在府邸之外，还有“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的大型苑囿了。
至东汉晚期，强宗豪族跋扈地方，其宅院规模更大。河北安平东汉熹平五年(176年)墓的壁画中，表现出此种大宅之一角。图中栋宇森罗，院落毗连，墙垣环绕，望楼高耸。楼上置鼓悬旗，戒备森严(49—6)。单就这种宅院的防御设施而言，已经接近于坞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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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第55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②《说文•宀部》：“宦，养也。室之东北隅，食所居。”《释名•释宫室》：“东北隅曰宦。宦，养也，东北阳气始出，布养物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66～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④刘志远：《考古材料所见汉代的四川农业》,《文物》1976年第12期。
⑤周到、吕品、汤文兴：《河南汉代画像砖》第190、191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山东省博物馆等：《山东汉画像石选集》第165图。
⑥ 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淮阳太昊陵文物保管所：《淮阳于庄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1期。
50 建筑X
庄 园
地方豪强的势力于西汉晚期已见坐大，在东汉王朝的扶植之下，大土地所有制得到巩固和发展。“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后汉书•仲长统传》引《昌言•理乱篇》)的封建庄园在各地出现，成为东汉经济生活的主要特点。这类大庄园虽以经营农业为主，但畜牧养殖、果蔬桑麻、煮盐酿酒、百工技艺，无所不有。大批破产农民被迫投靠，沦为庄园的徒附和部曲。大庄园中自给自足，闭门成市，俨然独立王国。
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晚期大墓后室南壁壁画，展现出一处庄园的景色(50—1)。图中北部有重叠的山峦，山间遍植果树，枝头团团粉色，表示繁花盛开。坡地上农夫在耕田。他们使用的是“二牛抬杠”式的长辕犁，犁的形制在此墓前室北耳室壁绘出的农耕图中画得更清楚些(50—2)。这种犁装有犁箭，从其只用一人扶犁的情况看来，犁箭上应有调节犁铧入土深浅的犁评，耕作技术已较赵过推行的用2牛3人的耦犁进步。在农耕图中，地上散布着金灿灿的谷堆，运粮的牛车络绎于途。
庄园图中部有若干房舍及马厩、牛圈、羊圈。和林格尔地处边郡定襄，重视畜牧，所以这部分是图中的着力之笔。不但厩、圈之中马、牛肥壮，而且在此墓前室南耳室的东、西两壁上还画出牧马图与牧牛图(50—3、4)。牧人都骑着骏马，足证所放牧之畜群相当庞大。《昌言•理乱篇》说豪门巨室经营畜牧的情况是“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正可与此图相印证。至于羊，大概当时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比马、牛等役畜差一些，故有所谓“匹马匹牛，居则以耕，出则以战，非如猪羊类也”(《晋书•食货志》)的说法。此墓前室北耳室东壁所绘牧羊图中，放牧者持杖徒步而行。为了防止羊群逸散、抵御豺狼骚扰，还画出了3只黑色的牧羊犬。
牛圈之旁，围出一片菜田，有2人正在畦中锄草培土。屋宇、厩圈、菜田的四周筑墙。墙外的空地上，猪、鸡成群。鸡、猪是当时日常肉食品的主要来源。户养“二母彘，五鸡”(《汉书•龚遂传》)或“一猪，雌鸡四头”(《齐民要术•序》),曾被地方官定为民户饲养数量的目标；大庄园中饲养的数量自然更大。围墙以西，是庄园中的桑林，树下有妇女手持桑钩、绳索等物采桑。桑林以北，有堆叠成丛之物，旁边也有妇女在操作。这部分画面漫漶，不易分辨。研究者或以为是蚕架之类，亦有可能①。桑林西南，画出3个沤麻的方池。《诗•东门之池》云：“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刈获之麻必须沤渍脱胶，以便将麻皮剥下，进行纺绩。专门论述庄园经济的《四民月令》一书中，也很强调养蚕、缫丝、渍麻、织布、染色、缝衣等活动，可见丝麻纺织在庄园经营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沤麻池以东建有车库，有几辆大车在里面闲置着。车库东南，水渠纵横，这里有面积很大的待耕之田原。
大庄园都拥有相当规模的武装力量，一部分依附农民被武装起来，成为庄园主的“部曲”、“家兵”。他们被驱使“缮五兵，习战射”(《四民月令》)。当局势动荡之际，庄园主则“聚宾客，招豪桀，作营堑”(《后汉书•冯鲂传》)以自守，因而庄园中往往筑有防御工事。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之牧羊图和谷仓图中都绘有坞壁，即其写照。关于这类建筑的具体情况，在本书第51篇中再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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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第20页。文物出版社，1978年。
51 建筑XI
城，市，关，坞
从建筑的角度说，在汉代，城的特征首先是有一个用城墙围起来的城圈。城圈之内，是人口和财富的集中之处，也是各级统治者的政治中心。城墙绝大多数为夯筑。在我国，夯土城早在河南龙山文化遗址中已经出现；历代都城的城墙直到元大都一直是夯筑的。城外一般有濠沟。如早商时代的湖北黄陂盘龙城，城外就有宽约10米的城濠，即古文献中所说的“池”。城和池从遥远的上古时代，就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的。
为了增强防御能力，我国的筑城技术不断有所发展。先秦时，已在城墙顶上筑起女墙和雉堞，见《左传•宣公十二年》与《墨子•备城门篇》。《释名•释宫室》说：“城上小垣曰睥睨，言于孔中睥睨非常事也。”“亦曰女墙，言其卑小，比之于城，若女子之于丈夫也。”女墙又名堞，亦作𡑢。《说文•土部》：“𡑢，城上女垣也。”不过古文献中也常以堞字指女墙上的垛口。如《备城门篇》说：“五十步一堞。”可见这时女墙上的堞很分散。嘉峪关1号曹魏墓画砖中坞上之闻，与朝鲜平安南道顺川郡龙凤里高句丽墓壁画中的“辽东城”上之闻，均少而且稀①。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宁城”之堞，虽然排列得比较整齐，但各堞之间仍有相当的距离(51—7)。其后，则在城角与城门上起角楼和门楼。先秦时已将城之四角加高。《考工记•周人明堂》：“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雉是度量夯土城墙的基数，“五版(指夯筑时的挡土板，高约2尺)为堵，五堵为雉”(《诗•鸿雁》郑笺)。因知城角远比他处为高。《诗•静女》：“俟我于城隅。”毛传：“城隅，以言高而不可逾。”《说苑•立节篇》说杞梁妻闻杞梁战死而哭，以致“城为之阤而隅为之崩”；也反映出城隅比其它部分更坚固、更高。进而则在城隅筑楼，即《备城门篇》所说：“城四面四隅，皆为高磨衡，使重室高居其上候适(敌)。”长沙马王堆3号墓所出西汉初年长沙国南部驻军图，防区中心的三角形城堡就画出了城角楼(75—3)。这种三角形城堡与《墨子•杂守篇》所说在外道要害之处修筑的“三隅”之亭相类，不过规模更大些②。此外，城门楼在西汉初也已出现。《汉书•陈胜传》中称之为谯门，颜注：“谯门，谓门上为高楼，以望者耳。”
筑城技术的下一步发展，是在城墙外壁增筑突出的敌台，即马面。在这里可以从侧面防御攻城之敌。此外还在城门口加筑瓮城。这两种设施的存在已为汉代的考古材料所证实。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哈隆格乃山谷南口的西汉鸡鹿塞石城，提供了早期马面的实例。瓮城也是在此城与其东南的保尔浩特古城(汉麻浑城)发现的③。虽然，《诗•出其东门》中已经提到过一种类似瓮城的所谓闉，毛传：“闉，曲城也。”孔疏：“闉是门外之城，即今之门外曲城是也。”但先秦时的实例未见。
元以前的城墙虽多为夯筑，但汉代也有石城与砖城。石城多见于阴山一带的长城沿线，系就地取材。砖城则见于四川广汉，这里发现的东汉雒城，其东南角已清理出城墙55.6米，残高0.3—0.8米，残宽2.5米，在夯土墙外侧，包砌以印有“雒城”等文字的砖④。过去曾认为《水经注•浊漳水条》所记“饰表以砖”的邺城，是我国最早的砖城，实际上东汉时已经有这种建筑物了。
城内的宫殿、邸第、民居等，见本书各有关各篇，兹不赘。
这里只对城中的市略作介绍。长安有九市，东市约位于横门大街以东、厨城门大街以西、雍门大街以北、北城墙以南的范围内。西市约位于西城墙以东、横门大街以西、雍门大街以北、北城墙以南的范围内。文献中所见长安其他各市如柳市、直市、交门市、孝里市、交道亭市、槐市等，皆在郊区而不位于城中。诸市以东市最繁荣，西汉要犯弃市，多于此处受刑，如御史大夫晁错、丞相刘屈氅等。东市的面积也最大，达0.4875平方公里，而西市只有0.2475平方公里。东汉雒阳的市则以金市、南市、马市为最著。此外各郡国也有不少市。王符《潜夫论•浮奢篇》说“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其中有的规模很大，临淄“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史记•齐悼惠王世家》)；成都为“市廛所会，万商之渊”(《蜀都赋》)。成都出土的市场画像砖，表现了一处市场的全景，而且模印得比较清晰，它可能是成都某市5(51—3)。此市平面呈方形，围以阛墙。《古今注》：“阛,市垣也。”其四面居中各有一门，名阓。《说文•门部》：“阓，市外门也。”其布局正与今本《三辅黄图》所称“方市测门”相合。门内的大路纵横相交，呈十字形；应即《魏都赋》“廓三市而开廛，藉平逵而九达”之逵。市中心建市楼，楼上悬鼓。《洛阳伽蓝记•龙华寺条》说：旗亭“悬鼓击之以罢市。”汉制或亦如此。旗亭即市楼。《西京赋》薛注：“旗亭，市楼也；立旗于上，故取名焉。”市楼立旗，应起源于先秦“见旌则知当市”(《周礼•司市》郑注)之制⑥。但彭县、新繁等地出土画像砖的市楼上，均未见所插之旗。唯广汉周村所出砖在市中之楼上印出“市楼”二字，故仍可确认无疑。砖上的市楼皆为2层，长安的市楼如《西京赋》所述，则为5层；均与《宫阙记》所称“市楼皆重屋”(《御览》卷一九一引)之制相合。西汉长安之东、西市有市令，其余各市有市长，见《汉书•百官表》。但长安诸市的治安关系到首都的稳定，故其令、丞皆归掌握武装力量的三辅都尉管辖(《玉海》卷一六引《三辅黄图》),故《西京赋》称：“周制大胥，今也惟尉。”不过至东汉时，长安亦仅设市长，传世东汉“长安市长”印(《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818)可证。东汉雒阳马市还有市正(《御览》卷八六一引《东观汉记》),他大概是雒阳市长下属的分管一个市场的长吏。郡国除大市有市长外(《汉书•食货志》),一般有市掾(《曹全碑》碑阴，《金石萃编》卷一八，《后汉书•费长房传》)、市啬夫(《汉书•何武传》)、市吏(《汉书•尹翁归传》)等员。市楼即其治所。
市场上的货物须分类摆在列肆中进行交易。《汉书•食货志》：“开市肆以通之。”颜注：“肆，列也。”列肆中的房舍名廛。《礼记•王制》郑注：“廛，市物邸舍。”列肆间的通道则称为隧。《西都赋》薛综注：“隧，列肆道也。”言之极明。在成都出的市场砖上，列肆被十字大路划分为4组，每组中均有好几条隧，实际情况自应更多。《西都赋》说：“货别隧分。”《蜀都赋》说：“列隧百重。”正是其繁盛的商业活动之写照。或以为隧指直通阓门的大路⑦；但这种大路不会有百条之多，故此说不确。
汉代的市中不仅经营商业，同时也兼营手工业。各地出土之陶器与漆器上多次出现市的戳记，如陶文中之“襄阳市”、“临菑市”、“马邑市”、“荧市”、“河市”、“曹市”、“谯市”、“陕市”、“代市”、“栎市”、“云市”、“杜市”等，漆器上的“成市”、“莒市”等⑧。又四川绵竹出土的“成都市平”铁累，大足出土的“汶江市平”铁累，均应是经市府核验过的衡器⑨。说明市府对市中的工商业行使管理职能。
都市筑城设防，国则在边界设关。《孟子•梁惠王篇》中有“郊关”,赵注：“四境之郊皆有关。”《周礼•地官•序官》郑注亦云：“关，界上之门。”但即使在先秦时，除边界外，关也设在其他冲要之处，如《左传•成公二年》的徐关，《襄公十七年》的阳关，就并不设在齐、鲁二国的边界上。关的作用是稽出入、备非常、征关税。即如《管子•问篇》所说：“关者，诸侯之陬隧也，而外财之门户也，万人之道行也。”除所谓“边关”(《史记•汲黯列传》)外，在大行政区划之间往往因险设关，如关中与山东地区之间的函谷、天井、壶口、五原等关，河西地区与西域之间的阳关、玉门关，江湘地区与岭南之间的横浦、阳山等关。出入关时要受到盘查，称“关讥”。《礼记•王制》：“关执禁以讥。”东汉•黄宪《至关》：“四民非关不由，非讥不入。”此外并须持符传，“无符传出入为阑”(《汉书•汲黯传》颜注引吕瓒说)。越塞阑关要受到惩罚。江陵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说：“阑出入塞之津关，黥为城旦舂。越塞，斩左止(趾)为城旦。”货物则须纳税。《九章算术•均输篇》：“今有人持米出三关；外关三而取一，中关五而取一，内关七而取一。”题目虽是拟作，但亦应与实际情况相去不远。可见关税是很重的。虽然《吕氏春秋•仲夏纪》就提出了“门闾无闭，关市无索”的理想；终两汉之世，也不断有人主张“通关去塞”,但并不曾真正实现。
在汉代之众多的关塞中，最重要同时也最著名的应推函谷关。汉代文献中凡单言关而不另加关名者概指函谷关。此关原设在今河南灵宝县北、弘农河西岸，扼当时东西交通必经之邃谷，地势十分险要。《西征记》说这里“道形如函也，其水山原壁立数十仞，谷中容一车”(《史记•高祖本纪》正义引)。原来秦之所谓关中，是因其地东有函谷、临晋，西有陇关，南有峣关、武关，北有萧关，四塞以为固。临晋关在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东北，据黄河西岸，与东岸的蒲阪隔河相对。陇关在今陕西陇县西固关乡。峣关在今陕西商州西北牧护关。武关在今陕西丹凤县东南、商南县西北的武关镇附近。萧县在今宁夏固原东南。而汉之所谓关中或关内，主要以函谷关为标志，函谷关以东则称为关东⑩。秦以关中为王畿(《续汉书•百官志》刘注引刘劭《爵制》)。西汉前期实行“强干弱支”政策，徙豪民，置陵县，实关中，以致功臣后裔多注籍关中，从而使秦以来的上述传统观念更加强化。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楼船将军杨仆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关。经武帝许可，函谷关东移至今河南新安县东，被称为新关，原来的关则称为旧关。一块传世的“咸(函)谷关东门”画像石，刻画出两座高大的三层谯楼、其下两层均施平座，副阶周匝，正脊上还饰以立凤，应为东汉之新关的形象(51—6)。新关门址尚存，唯已为后世贴砌面砖。附近所出汉代“关”字瓦当，即新关谯楼之当(51—5)。函谷关本为长安的门户，如《汉书•魏相传》说“函谷，京师之固。”《汉书•武帝纪》：“(天汉二年，前99年)诏关都尉曰：‘今豪杰多远交，依东方群盗，其谨察出入者。’”关都尉即函谷关都尉。《汉书•魏相传》：“函谷京师之固，武库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为关都尉。”西汉时任此职者，如非重臣亲属，即为干练的酷吏，因此关系三辅之安危。但新关移至涧河河谷，地形较旧关敞豁，已不称其“襟带咽喉”之誉。何况东汉定都雒阳，此关更使人产生“关门反拒”(杜笃《论都赋》,张衡《南都赋》)之感。故至魏正始元年(240年),此关遂废。
至于坞，在本书第40篇中曾介绍过，但那里说的是指塞防线上的亭隧而言的坞。这里说的坞，则是随着东汉时期地方豪强势力的急剧膨胀而大量出现的一种小城堡。《后汉书•李章传》：“时赵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所在害。”《三国志•魏志•许褚传》：“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其中最著名的是董卓的郿坞。《后汉书•董卓传》说郿坞“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积谷为三十年储。”《三国志•魏志•董卓传》则说“郿坞高与长安城埒。”按长安城高约12米，不到汉代的七丈(16米)；但郿坞之高纵使仅与长安城相埒，规模也已很可观了。此坞“积谷为三十年储”。董卓说：“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陕西眉县出土之“郿”字瓦当，应即郿坞遗物(51—4)。公孙瓒所修“楼橹千重”的易京(今河北雄县西北),其实也是一座特大型的坞壁。公孙瓒说：“昔谓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视之，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田畜谷。……食尽此谷，足知天下之事矣。”⑪口吻与董卓何其相似！也正反映出这类坞壁积谷自保，在军事上以防御为主的性质。但也有些坞壁位于地形特殊的大山间，既能凭险固守，又可生产自给。袁术在少室山所建者，“可容十万众，一夫守隘，万人莫当”。田畴在徐无山所建者，聚宗族乡闾五千余家，与外界隔绝十余年之久⑫。它们的建筑形式因地而异。但迄今为止，无论何种形式的汉代坞址均尚未发现，只在广州东汉晚期墓中出了不少陶坞。平面皆为方形，四周绕以高大的墙垣，前后各有大门，门上出挑梁以承门楼。四隅各有方形角楼(51—1、2)。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前室北耳室东壁壁画牧羊图中，有一座围以高墙、后部建望楼的院落，榜题“壁”字。甘肃嘉峪关1号魏墓的砖画中有一小城，城门上建谯楼，城墙上筑雉堞，榜题“坞”字⑬。这些坞壁的形制均与广州陶坞相近。唯汉末战乱之际，岭表艾安，所以像广州陶明器所代表的坞壁应较少经受战火考验，因而比北方的郿坞之类建筑大抵要简单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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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峪关画砖见《文物》1972年第12期，图版8：4。“辽东城”壁画见《朝鲜平安南道顺川郡龙凤里辽东城冢调查报告》,《考古》1960年第1期。
②1944年在青海海晏发现的龙夷城，其平面亦呈三角形。《水经注•河水》称王莽“置西海郡而筑五县焉，周海亭燧相望。”可见在所谓外道要害之处所筑之城，常采取这种形制。
③见本书第强篇注③所揭文。
④赵殿增：《广汉县东汉“雒城”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年。
⑤刘志远、余德章、刘文杰：《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第59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
⑥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秦汉的“亭”、“市”陶文》。
⑦见注⑤2所揭书第63页。
⑧陶文中的“襄阳市”、“临菑市”、“荧市”、“河市”、“曹市”、“谯市”见注⑥所揭文。“马邑市”见《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6期。“陕市”见《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代市”见《季木藏陶》第四册。“栎市”见《陕西临潼鱼池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云市”见《淳化县出土秦、汉“市”、“亭”陶文陶器》,《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3期。“杜市”见陈尊祥：《杜虎符真伪考辨》,《文博》1985年第6期。漆器上的“成市”见《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漆器制地诸问题》。“莒市”见《汉代考古学概说》第47页。
⑨《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第211、212图。
⑩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中屡屡强调“抒关、郧关、武关、函谷、临晋关”一线。可能此线以西是广义的关中地区，此线以东则泛称“关东”(参看王子今、刘华祝：《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所见五关》,《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但函谷关仍然是这条线上具有标志性的重要地点。
⑪《三国志•魏志•公孙瓒传》。
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引宋武《北征记》。《三国志•魏志•田畴传》。
⑬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之壁见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第78页。文物出版社，1978年。嘉峪关画砖中之坞见《文物》1972年第12期，图版8。
52 建筑XⅡ
国 都
西汉及王莽的新朝建都长安，遗址在今西安市西北郊。
修筑长安城之前，汉高祖刘邦时在萧何主持下先建成长乐、未央二宫和夹在二宫当中的武库。其时“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为了防卫，二宫都筑有很厚的宫城，宫城即当时的行政中枢。这种情况和秦之咸阳相似，考古工作者经过多年钻探、发掘，始终未找到咸阳城的基址，从而推测咸阳或只有宫城而无大城①。但汉长安与秦咸阳不同的是，至惠帝元年，已开始围绕二宫修筑长安城。筑城工程至惠帝三年进入高潮，惠帝五年竣工。此城的形状不太规整，因其南垣须将长乐、未央二宫包进去，城垣不能不顺应宫墙而曲折。并由于两千年前渭水之高水位线的海拔高程为370米左右，而长安城北垣则坐落在海拔380米的等高线附近，还要避让开流经城西、北面之渭水的支流沆水(今湟河),故北城垣的走向须依照河岸的地势来定②。《管子•立政篇》说：“城廓不必中规矩。”长安城的平面正是如此。《三辅黄图》所称“城南为南斗形，城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之说，显系附会。长安城垣的总长度为25014.83米，约合62汉里，全部用取自龙首山的带赤色的黄土夯筑而成。《汉旧仪》称长安城“方六十三里”(《史记•吕后本纪》索隐引),与实际情况很接近。城墙的高度约在12米以上，基宽12—16米，里外均与地面成79°角向上斜收。城外绕以宽约8米，深约3米的城壕。城内面积合35平方公里强(52—1)。
整个长安城的地势是南高北低，所以主要宫殿区在城南部。其中最重要的是位于城西南部的未央宫；这和战国时代列国宫城多位于都城之某一角隅的布局差可比附。自惠帝以后，皇帝皆居未央宫，而太后居长乐宫。未央宫城平面近方形，边长约2150—2250米，其中是一片巨大的建筑群，而未央宫前殿是其中最主要的建筑物。前殿遗址位于宫的正中，系利用原有的龙首山加修成台基，南北长约400米，东西宽约200米。其顶面由南向北迭次升高，最高处高于地面15米以上。台基上纵向排列三个殿址，面积分别为3476、8280和4230平方米，可见其规模之壮观。当中最大的一座即宣室殿，为未央宫中“布政教”之正殿。三大殿均面南，但未央宫的正门却是殿背后的北门。北门又称金马门，门外有著名的北阙，谒见奏事主要从此门进出。这一布局颇引起后人的异议。《三辅旧事》曾为之解说，认为“开北阙以临渭，渭北则陵庙所在”。其实高祖七年未央宫已全部竣工，而太上逝于高祖十年，故建北阙时渭北并无汉家陵庙。未央宫以北门为正门，恐是因为由此门进宫，地势由低而高，仰瞻殿宇，正可显示出天子的尊严；而且未央宫以北为北阙甲第，贵族、官吏出入未央宫，自以经由北门为便。
长安城每面3门，四面共12门。东垣北门为宣平门(东都门),中门为清明门 (城东门。因门内有藉田仓，又名藉田门),南门为霸城门(因门色青，又名青城门、青门)。南垣东门为覆盎门(端门。因其南有下杜城，又名杜门),中门为安门(鼎路门),西门为西安门。西垣南门为章城门(章门。门外有跨越渭水的便桥，故又名便门),中门为直城门(门上饰铜龙，又名龙楼门),北门为雍门(函里门，西城门)。北垣西门为横门(因门北有跨渭水的横桥故名。又名光门，武朔门)。门内大道两侧为东、西市，向南穿过雍门大街和直城门一霸城门大街，正朝向未央宫北阙。北阙内为宫内道路，直通西安门。横门一西安门一线可以被视为长安城的纵轴线。但未央宫前殿并不正对北阙而稍偏西，与后世宫城正殿多坐落在中轴线上的布局不同，可见西汉时对都城规划中之轴线的作用尚未充分予以强调。北垣中门为厨城门(因门内有长安厨),东门为洛城门(高门、鹳雀台门)。每座城门各有3个门道(52—2)。其中西安门和霸城门特别雄伟，这两座城门的门道之间的距离为14米，因为它们分别是长安城纵轴线的南门与横轴线的东门，门内又是未央宫和长乐宫。其他城门之门道的间距只有4米。门道皆宽8米，减去两侧立柱所占地，实宽6米。在霸城门内发现的辙痕宽1.5米，可见每个门道可通行4辆车，3门道共容12辆车并行，即《西京赋》所谓：“三途夷庭，方轨十二。”门内的道路也相应地分为3股：中央为驰道，宽20米；两侧为旁道，各宽12米。但驰道为皇帝专用，臣民不仅不能行于驰道，而且除了特定的“行道”可以横过外，一般不许穿越，犯者叫“绝驰道”,要受到法律惩处。
长安城西北部是当时的官府手工业区，今六村堡、相家巷一带曾发现规模很大的制陶、铸钱等作坊遗址。居民区主要位于城东北部，即宣平门大街和雍门大街以北地势较低的区域。居民区的闾里都以围墙封闭，里门设监门司督弹。入夜大街上实行宵禁，居民不得出里夜行。大权贵的第宅则不在里中。《魏王奏事》说：“出不由里门，面大道者名曰第”(《初学记》卷二四引)。第宅以近北阙者为尊。《汉书•夏侯婴传》：“乃赐婴北第第一。”又《王嘉传》说哀帝为宠臣董贤“治大第，开门乡北阙”,皆是其例。故《西京赋》说：“北阙甲第，当道直启。”各地诸侯王在长安皆设有邸第。“汉法，诸侯各起邸第于京师”(《史记•吕太后本纪》正义)。西汉初年，长安城中已有“诸侯邸第百余”(《汉书•燕王泽传》)。吕后曾置酒齐邸(《史记•吕太后本纪》)。代王入京时，居代邸(《汉书•文帝纪》)。西北大学历史系古文物陈列室所藏汉代封泥“淮南邸印”,应即淮南王在京师的邸所钤。江苏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楚邸”铜印，则是楚王在京师的邸第之印③。王国之邸乃至高官的第宅均应靠近宫阙，即《管子•大匡篇》所云：“仕者近宫。”此外，长安城中的东、西市，位于城西北角的横门大街两侧，市的周围则用圜墙加以封闭，每面辟市门两座，共8门，市内的道路纵横相交，呈井字形。较郡国诸市之圜墙仅辟4门，市内之路呈十字形者，显然规格更高。
长安城的人口据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统计，已达24万以上(《汉书•地理志》)，是当时我国和东亚最大的城市。但宫殿、官署和邸第的面积约占这座都城的三分之二。再扣除官府手工业用地，以所剩有限的空间容纳“长安闾里一百六十”与其众多的人口，故平民的住处“室居栉比”,是相当之密集的。《吴越春秋》说：“筑城以卫君。”长安城正是如此。在这里，贵贱天渊悬隔，从严格的驰道到封闭的闾里，到处都突出地凌驾着皇帝的无上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