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长安城内已高度开发，汉武帝乃“以城中为小”(《汉书•东方朔传》),而在城西的上林苑起建章宫。当时国力强盛，府库充实，所以建章宫的建筑规格很高。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离宫，这里曾一度成为皇帝理政之所在，其地位介乎唐朝的大明宫和清朝的圆明园之间。建章宫前殿之宏伟的程度甚至超过未央宫。《长门赋》说它“嵬以造天，其高临乎未央”；《西都赋》说它“层构厥高，临乎未央”；《西京赋》也说它的“营宇之制，事兼(倍也)未央”；《三辅黄图》更径言此殿“下视未央”。可见它比未央宫前殿还高大。汉代建筑史上的诸多胜迹，有些就出现在建章宫中。东方朔说此宫“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神明”指神明台，从城内的桂宫经阁道“跨城而出，乃达建章也”(《三辅故事》)。具体说，到达的地点就是神明台。此台和其旁的井榦楼均“高五十丈”(《汉书•郊祀志》)。50汉丈合115米，高逾大雁塔51米。台上有“承露盘，有铜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以承云表之露”(《三辅黄图》)。此盘“高二十丈”(《长安志》卷三),合46米，规模也很惊人。三国时，魏明帝于景初元年要从长安移走承露盘，“盘折，声闻数十里”,“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三国志•魏志•明帝纪》裴注)。凤阙即建章宫北阙，它的高度在本书第46篇中曾作讨论。这对阙下方上圆，故又名圆阙，顶部立铜凤凰。古歌辞称：“长安城西双圆阙，上有一双铜雀宿。一鸣五谷生，再鸣五谷熟”(《长安志》卷三引)；可见其为世所稔知。新莽政权倾覆之际，战争使长安遭到破坏，位于城外的建章宫逐渐沦为废墟。但在兵燹后的荒烟衰草中，凤阙犹得保全，翠柏乔松，不改故常；时人甚至誉之为“贞女楼”。东汉末繁钦在《建章凤阙赋》的序中说：“秦汉规模，廓然泯毁，惟建章凤阙，耸然独存。”根据《赋》中的描述，那时它仍相当完整，今天在西安市三桥镇双凤村此阙的故址处，尚能看到两座高大的夯土堆。建章宫内还有“高二十五丈”、合57.5米，椽头皆镶玉璧的璧门；“阶陛皆玉为之”的玉堂殿；陈列“四海夷狄器服珍宝”的奇华宫等许多建筑物。本书图88—18所录三桥镇出土之天汉二年(前99年)所铸“奇华宫铜火俞卢(炉)”,器腹饰5狮面，腹下出5狮足，形制与习见之汉器不同；正是由于此宫多藏域外异物而受其影响之故。目前对建章宫遗址的发掘工作尚未正式启动，只能在上世纪60年代初所作勘探的基础上，了解其平面布局的大致轮廓(52—3)。此外，如《三辅黄图》所说：“汉畿内千里，并京兆治之，内外宫馆一百四十五所。”《西都赋》也说：“宫馆所历，百有余区。”这里就难以缕述了。
回过来看，长安城的平面虽不规整，但如将城角各点连以直线，仍接近方形。其驰道与旁道之制接近《考工记》所谓“一道三涂”；主要的宫殿在南、市场在北的安排又接近于所谓“面朝后市”。因而长安城的规划好像参照了《考工记》中的“匠人营国”之制。但惠帝元年动工修城时尚未弛挟书之禁，且《考工记》于武帝时始出，而武帝以前儒学不彰，故长安城的布局应无参考此书之可能。就发掘中所见，江陵纪南城已是一门三道，长安城的驰道也无非是沿袭战国迄秦代之旧制。至于市场在北，实为形势所限。张衡《西京赋》称长安城“览秦制，跨周法”,则其规划系因地制宜，择善而从，固不必汲汲于《考工记》之说。
但是到了王莽时，托古改制的空气甚浓。王莽改未央宫前殿为“王路堂”。在未央宫南北中轴线的延长线之两侧，左建宗庙，右立社稷，确有模拟“匠人营国”之制的意图④。受到这种设计思想的影响，所以东汉都城雒阳的布局遂与西汉长安有所不同。
雒阳城在今洛阳市东郊，背依邙山，南临雒水，地势北高南低，与长安城正相反。其四面城墙的总长度为13000米，约合31汉里，恰为长安城之半。城内面积约9.5平方公里，还不及长安城的三分之一。城的平面近长方形，南北长度约合汉里9里，东西宽度约合汉里6里，故《元河南志》卷二称之为“九六城”。其城墙的基宽各面不一致，北垣最宽，约25—30米，西垣次之，东垣最薄，大约只有北垣之半。这可能是由于部分利用成周旧城的基础所致。虽然如此，但夯筑得却很结实，有的地段地面上残存部分犹高7米多(52—4)。雒阳的城门也是12座。东垣北门为上东门，中门为中东门(东中门),南门为旄门(望京门)⑤。南垣最东一门为开阳门。次为平城门(平门),此门虽位于南垣中部偏东，但由于门内有大街直通南宫南门，故李尤《平城门铭》遂说：“平城司午，厥位处中”(《续汉书•百官志》刘注引)；因而被称为“正阳之门”,认为是“门之最尊者也”(《续汉书•五行志》)。这条大街向南径直穿过明堂与灵台之间，举行郊祀大典时，皇帝的车驾出入此门。因此平城门与南宫南门，就具有都城正门和宫城正门的意义。王莽时，出未央宫南门与西安门虽然也可直达郊祀所在，但未央宫的正门居北，方向适相反，所以长安的西安门不能取得如雒阳的平城门那样的地位。南垣居中偏西之门为小苑门，最西一门为津门。由于古雒水即今洛河的河床于后世北移，东汉雒阳城的南垣已沦没，这几座城门的大致位置虽可在地图上推测出来，却已无遗迹可寻。西垣南门为广阳门，中门为雍门(西明门),北门为上西门。北垣只有两座城门，西为夏门，东为谷门。东、西、北三面的城门在考古工作中均已发现遗址，其东西两面的城门互相对直的情况，比西汉长安更为明显(52—5)。雒阳的大街也分成并列的三道，但当中的御道已有条件地允许高级官员通行(《御览》卷一九五引陆机《洛阳记》),比西汉时稍稍放宽。
雒阳城内主要的宫殿区除上述南宫外，还有北宫。北宫中的德阳殿是东汉时最雄伟的宫殿，“周旋容万人”,据说在43里以外的偃师就能望见(《续汉书•礼仪志》刘注引蔡质《汉仪》)。南北两宫城间相距约1里，以复道连接⑥。两宫前后相续，南宫南垣约在广阳门—旄门一线之北。但北宫却偏西一些，这是由于两宫是在秦与西汉的旧址上营建之故。顾野王《舆地志》说：“秦时已有南、北宫”(《括地志•洛州洛阳县》引),可证。不过总的看来，雒阳的宫殿区大体上已位于城之中部。在南宫的东南靠近旄门和开阳门还有太尉府等中央官署。在南宫的西北侧有金市。所以此城和“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布局更接近些。而且从平城门大街经南宫、再过复道进北宫的路线，也可以勉强看作是一条不成熟的中轴线⑦。“匠人营国”所记，本是一种理想的都城规划，历史上并无任何都城和它完全符合；但就雒阳与长安相较，雒阳与《考工记》的要求倒更接近一些。近年张鸣华提出新说，认为南宫亦在雒阳城北部，其南垣位于中东门一线⑧。尚待通过发掘加以验证。
在雒阳城南，位于平城门外大街西侧有灵台，这是当时的国家天文台，杰出的科学家张衡曾在这里进行天文观测。位于平城门外大街东侧的大建筑物是明堂。自明堂再向东越过开阳门外的大街，则为辟雍和太学。东汉太学始建于建武五年(29年),以后屡经扩建，至顺帝时，太学生多达三万余人。自嘉平四年(175年)至光和六年(183年),又于太学门前立石经46块，据传为蔡邕书写。但各经字体微异，可能当时挥毫者不止一人。东汉石经后几经迁播，大部损毁。北宋时，在太学遗址已有石经残石出土，近年更屡屡发现，本书第73篇还将加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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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学理：《秦都咸阳》第88～9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②董鸿闻等：《汉长安城遗址测绘研究获得新信息》,《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5期。
③贾麦明：《介绍几枚汉代封泥》,《文物研究》总1期，1985年。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徐州北洞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2期。
④贺业钜：《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第22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
⑤此门在《续汉书•百官志》中作“秏门”。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谓：“《御览》一八三引李尤《旄城门铭》作‘旄门’。沈家本谓门不当秏名，作‘旄’是。”按秏训乱(《汉书•酷吏传》颜注)、训恶(《后汉书•窦皇后纪》李注引《韩诗章句》),确不宜名都城之门；故其说可从。
⑥《后汉书•光武纪》李注引蔡质《汉典职仪》：“南宫至北宫，中央作大屋，复道。……两宫相去七里。”王仲殊：《中国都城概说》(《考古》1982年第5期)注○52说：“按雒阳城南北全长不过九里，两宫之间的距离不可能是七里。从遗迹的情形看，应是一里。”兹从王说。
⑦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
⑧张鸣华：《东汉南宫考》,《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
53 建筑XⅢ
篅，困，廪，仓，桥，栈道
远古时代贮粮，最简便的方法是装在地窖里。《说文•穴部》：“窌，窖也。窖，地藏也。”窌、窖声近义同，古多通用。《吕氏春秋•仲秋纪》高注：“穿窌所以盛谷也。”《史记•货殖列传》：“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这种粮窖在洛阳汉河南县城中发现过，但仅余窖之底半部，上半部已不存①,兹不具论。如在地面搭木编竹以囤粮，则名篅。《说文•竹部》：“篅，以判竹，圜以盛谷者。”篅在《广雅》中作𥫱，《释名》中作囤。广州汉墓出土的陶篅，圆形，下有4根立柱。篅盖模仿覆草之圆顶，中有突起的攒尖，周壁刻划线纹，表示它是用竹席木柱构成的(53—6)。江苏邗江甘泉乡姚湾村东汉早期墓出土的圆筒形陶篅，下设方台，器壁刻文：“屯(囤)耑(篅)大吉利，内谷。”但其周壁的质地在模型上未能显示。湖北荆州高台3号西汉墓所出式样相同的陶篅，中部缠缚绳索，表明篅壁确系用席类围搭而成②。如以土壁代替竹木建成圆形的粮仓，则名囷。《九章算术•商功篇》提到“圆囷”。《说文•口部》：“囷，廪之圜者，从禾在口中。”临潼上焦村7号秦墓出土的圆形陶囷，在门的上部刻一“囷”字3。西安东郊汉墓中出土的圆形陶囷，顶部书“白米囷”、“小麦囷”等文字，证实其名称确为囷④。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出土的第42号遣策说：“囷一枚”。随葬器物中恰有圆形陶囷一件(53—3)。大囷亦名京，见《管子•轻重丁》尹注。咸阳茂陵1号汉墓所出陶囷，顶部墨书“小麦一京”、“大豆一京”等，是其证⑤。《说文•口部》“方谓之京”之说，或不尽然。
至于方形的，则名廪、名仓。《荀子•荣辱篇》杨注：“圆曰囷，方曰廪。”《吕氏春秋•仲秋纪》高注又说：“圆曰囷，方曰仓。”既然廪和仓都是方形，它们之间主要依用途相区别。《周礼•廪人》郑注：“藏米曰廪。”《汉书•五行志》：“刘向以为：御廪，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庙者也。”可见麋用于储藏已春之米，而仓则用于储藏未春之谷。《说文•仓部》：“仓，谷藏也。”《释名•释宫室》：“仓，藏也，藏谷物也。”《文选•藉田赋》李注引《月令章句》,将仓与廪对举，谓：“谷藏曰仓，米藏曰廪。”更可证二者所储之物不同。精米比原粮价昂，所以廪一般比仓小些，构筑得更讲究一些。《释名•释宫室》甚至说：“廪，矜也，宝物可矜惜者，投之于其中也。”《说文•㐭部》：“㐭，谷所振入。宗庙粲盛，苍黄㐭而取之，故谓之㐭。从入。回，象屋形，中有户牖。……廪，㐭或从广、从禾。”小徐曰：“户牖以防蒸热也。”这是因为米所要求的储藏条件较谷为高。《新唐书•食货志》说：“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湿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故必须注意通风。甲文㐭字作A(《师友》1•170),屋顶上已有高窗，似即为通风而设。秋山进午认为廪就是房顶上装有高气窗的那种方仓⑥。其说可从。出土的陶廪一般只设两个气窗，如南阳王寨东汉墓所出者(53—2)。但也有设3个气窗的，如天津武清东汉鲜于璜墓所出者。河南淮阳北关东汉陈王墓出土的石廪也设3个气窗，其壁面且刻有画像。此廪分3层，重约2吨，是已知之汉代明器仓廪中最精的一例⑦。陶、石廪多附斜坡楼梯，储米时应循梯登上上层平台，自上部的小门向廪内倒米。出米口则应是其下层的大门。各门均有挡门板，外加门关封闭。
谷仓比廪要大些。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有榜题“繁阳县仓”和“护乌桓校尉谷仓”的两座仓，都是重檐的大建筑。沂南画像石中有一座两层的仓房，面阔5间，上下两层之间设简单的平坐，门前有台阶，所以仓底应高出于地平面(53—1)。在东汉雒阳城东北隅发现过太仓遗址，其中最大的一处夯筑房基，长约118米，宽约27米，但其地上部分的结构尚未能加以复原⑧。已经进行过复原研究的华仓遗址，发现于陕西华县硙峪。此仓周围建有仓城。其1号仓东西长62.3米，南北宽25米，建筑面积为1557.5平方米。东、西山墙基宽4.8米，复原后，檐高在9米以上。此仓分3室，据估算，仓内的容积约近10000立方米。其地面铺木板，据地板骨架孔洞测知，地板比仓内的夯土地面高出86厘米。陕西凤翔汗河东岸发现的西汉大型仓房，可能是遗址以东600米处之蕲年宫的附属建筑。其仓底的夯筑地面上整齐有序地排列着柱础石，其中支承仓房地板的础石共602块，础石中心间距1—1.3米，其上立有不低于70厘米的圆木柱，将木地板架起⑨。这和清代官仓廒座中，“廒底必须铺板，板下空隙尺余，留为气洞，俾其有风透入，始免潮湿上蒸谷石，始可见贮”(乾隆三年孙楷奏折《为预筹贮积由》)的作法是相同的。华仓地板下的气洞与仓顶上的气窗形成对流，可以通风防湿。可见这座谷仓的构造相当科学(53—5)。在勘察和发掘中，遗址内曾出土“华仓”(53—4),“与华无极”、“京师仓当”等文字瓦当，证明此仓确为华仓，亦即《汉书•王莽传》所记京师仓。大型的国家粮仓有相当严格的管理制度。《睡虎地秦墓竹简•仓律》说：“入禾仓，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县啬夫若丞及仓、乡相杂以印之。”居延屯戍遗址曾出刻有“万石”字样的大型木质仓印，虽可与“万石一积”之记载比附，但居延一带未发现大型粮仓；此印大约用来押印在积粮的表层，如擅取此粮，则表层的印痕便被破坏。不过应当说明的是，汉代若干国家级的大粮仓不一定都建造高大的仓房。河南荥阳的敖仓，如《史记•郦生列传》所说：“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根据调查所见，此处发现了为数众多的储粮窖。则郦食其所谓“其下”的藏粟之处就是指地下的粮窖。再如洛阳的河南仓，也发掘出了70余座战国后期至西汉前期的粮窖⑩。足证以窖储粮，在汉代仍是通用的省便之法。至唐代，正仓仍用窖，转运仓才建仓屋⑪。比如含嘉仓具有中央正仓即太仓的性质，所以在这里发掘出土了许多仓窖。但在汉代，这种区别尚未成立，敖仓位于“沂河入渭之地”(《十七史商榷》卷八五),本具有转运仓的性质，却也以窖储粮。
文献中还提到过藏粮的庾；对它的解释，或说是“水漕仓”,或说是“仓无屋者”。但实际上仓、庾两名常可通用。如华仓就曾出土“京师庾当”。又《史记•平准书》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这里说的廪庾亦应指廪和仓而言。所以在考古资料中，难以为庾找到其独特的形制。在河南，特别是焦作一带的东汉墓中，常出土通称“仓楼”之大型陶屋，有2层、3层、4层乃至7层的⑫。从结构看，其1、2层可供仓储；3层以上不便搬运，仍应为住房。这是一种仓住混用型的建筑物。
至于桥，汉代有木桥和石桥。木桥多为梁式桥。今本《三辅黄图》说渭水桥由750根木柱组成67个桥墩，共68跨。但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的渭水桥，仅绘出6跨，每跨端点的连接处，各有由4根木柱组成的排架支承着(53—10),应非写实之作。在山东与苏北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石上，常看到这类多跨梁式桥。它们的两个边跨倾斜，中间诸跨离水面较高，以便行船。汉代砖石桥的外形与此相近，不过桥墩是砖石砌成的，且将两个边跨填实(53—9)。此外，汉代还有用砖石砌成的拱桥。建筑上砌弧形拱即起券的方法在我国出现于西汉宣帝前后，至东汉时已将此法用于筑桥。山东嘉祥与河南新野出土的画像砖上均有单孔裸桥(53—8)。《水经注》卷一六引《朱超石与兄书》说洛阳旅人桥“悉用大石，下员(圆)以通水，可受大舫过也”。此桥是西晋太康三年(282年)建成的，距东汉末年仅半个世纪。东汉后期兴起的拱桥，此时正处于迅速发展的阶段。至于浮桥，也是我国极古老的一种桥型。《诗•大明》已云：“造舟为梁。”造舟即“浮梁”(《方言》卷九)。东汉初公孙述曾在今湖北宜昌以南荆门山和虎牙山之间的长江江面上建浮桥(《后汉书•岑彭传》)，其后如魏时的洛水浮桥(《三国志•魏志•蒋济传》裴注引引《魏略》)、西晋时的富平津浮桥(《晋书•杜预传》)、十六国时的漳水紫陌浮桥(《水经注•浊漳水》)、东晋时的秦淮河朱雀大航(《建康实录》卷七)等，皆其著者。又我国西南大渡河、雅砻江流域，于战国时已由居住在这里的笮都族人民在峡谷间架设过竹索或藤索之桥；这种桥就叫“笮”。《华阳国志》卷三说：李冰在成都“造七桥，上应七星”,其中之夷里桥“亦曰笮桥”。刘琳注：“笮桥在市桥西南一里左右。今其处建有钢索桥，桥下曾掘出古桥墩，当即笮桥所在。”⑬可证汉代确有此种桥。
最后再对汉代的栈道略作介绍。栈道又名阁道。《汉书•张良传》颜注：“栈道，阁道也。”即《史记•高祖本纪》索隐引崔浩所说：“险绝之处，傍凿山岩而施版梁为阁。”诸葛亮《与兄瑾书》说得更具体：“其阁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立柱于水中”(《水经注：沔水条》引)。所以栈道实际上是造桥技术的发展，是依山崖修筑的规模巨大的梁式板桥。在自关中穿越秦岭通往汉中的子午道、褒斜道，以及号称“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史记•货殖列传》)的巴蜀一带，于古道沿线均曾发现栈道的壁孔、底孔等遗迹。研究者曾根据栈孔分布的情况，对常见的一种(即所谓标准式)栈道的结构作出复原示意图⑭(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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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余扶危、叶万松：《我国古代地下储粮之研究》(中),《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
②李健广：《东汉铭文釉陶仓》,《中国文物报》1999年6月2日。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高台秦汉墓》图版19。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③秦俑考古队：《临潼上焦村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④程学华：《西安市东郊汉墓中发现的带字陶仓》,《考古》1963年第4期。
⑤陕西茂陵博物馆、咸阳地区文管会：《陕西咸阳茂陵西汉空心砖墓》,《文物资料丛刊》第6集，1982年。
⑥秋山进午：《汉代の仓库について》,《东方学报》(京都)第46期，1974年。
⑦武清出土者见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武清东汉鲜于璜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淮阳出土者见《中国文物报》1988年12月16日。
⑧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期。
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凤翔县长青西汉汗河码头仓储建筑遗址》,《考古》2005年第7期。
⑩洛阳博物馆：《洛阳战国粮仓试掘纪略》,《文物》1981年第11期。
⑪张弓：《唐朝仓廪制度初探》,中华书局，1986年。
⑫张健民：《汉代民居建筑的缩影》,《中国文物报》2005年3月23日。
⑬刘琳：《华阳国志校注》第230～231页。巴蜀书社，1984年。
⑭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褒斜道石门附近栈道遗迹及题刻的调查》,《文物》1964年第11期。蓝勇：《四川古代栈道研究》,《四川文物》1988年第1期。
54 建筑XIV
厕，溷，厩，圈，坩，塘
厕是居室之必需的附属设施。我国两广一带出土的陶楼院，将各种用途的房舍紧凑地组织在一起，有些像近代的“一颗印”建筑，所以其厕间亦位于楼内。北方则往往另筑厕所。如河南武陟杨庄94号东汉墓出土的陶楼，楼两侧各有一厕①。沂南画像石中的一处厕所，为架空的干栏式，上部是厕间，下部是粪池，四周围以栏干，栏外环以砖铺的道路，其构造与该画像石中所见日字形庭院后部之厕大体相同(49—2)。这栋厕所外面立着大水缸，并置有作溺器用的虎子和盛粪便用的窬。《史记•万石君列传》集解引孟康曰：“窬，行中受粪者也。东南人谓凿木空中如曹，谓之窬。”索隐引作：“牏，行清中受粪函也。”其旁还有一位持帚的妇女在打扫(54—5)。厕中不洁，须时加清除，故《说文•广部》说：“廁，清也。”清亦作圄。《释名•释宫室》：廁“或曰圊，言至秽之处宜常修治，使洁清也”。一件更讲究的陶厕，出土于河南南阳杨官寺东汉墓。其平面近方形，后部为敞棚，悬山顶，设气窗。前半部用矮墙围起，正面有2门：左门通往棚后部之女厕，右门通往前院右上角之男厕。男厕与敞棚间界以带孔之墙，墙内为猪圈。男、女厕的粪池下部均与猪圈相通，从安排上看，这里虽可养猪，但以厕为主，仍应称之为厕②(54—1)。故《汉书•武五子传》说：“厕中豕群出。”陕西乾县东汉墓出土的陶厕，也和猪圈连在一起，圈之一角搭猪棚，圈外高台上有厕所，下部与猪圈相通。圈内1母猪、4乳猪。饲养者正在给猪喂食，生活气息很浓厚(54—4)。将厕所和猪圈相通连，在汉代很普遍③,如上述沂南画像石中之专用的厕所，反而比较少见。汉代名猪圈为圂。《说文•口部》：“圂,豕厕也。从口，象豕在口中也。”而带猪圈的厕所则名溷。《释名•释宫室》：厕“或曰溷”。《急就篇》颜注：“厕、清、溷其实一耳。”《晋书•左思传》：“门庭藩溷，皆著笔纸。”其所谓溷，也是指这种厕所。厕上之屋，则名溷轩。《后汉书•李膺传》：“羊元群罢北海郡，赃罪狼藉。郡舍溷轩有奇巧，载之以归。”这名贪官竟连厕所也要侵吞。但其溷轩与南阳杨官寺所出者有何区别，则难知其详。入厕后则用“厕筹”揩拭。甘肃敦煌马圈湾出土的部分汉代简牍上沾有粪便，应是废弃后曾充厕筹。此种做法在日本亦通行，有些地区自中世纪一直沿用到近代④。
除猪以外，饲养马、牛、羊的厩、牢、圈都不和厕所在一起。《说文•牛部》：“牢，闲养牛、马圈也。”《管子•立政篇》：“圈属。”尹注：“羊、豕之类也。”则饲牛者名牢而饲羊者名圈。长沙东汉墓曾出陶牛牢，规模很小⑤。广州沙河顶东汉墓出土的一件陶牛牢较大些，前半部用栏杆围起，后部有带悬山顶的牛舍，牢中有5头牛及2牧竖(54—2)。河南陕县刘家渠东汉墓曾出陶羊圈，规模也很小(54—6)；较大的羊圈只在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看到过。至于陶马厩则一直不曾发现。马宜放牧，西汉太仆牧师所属牧马之苑有36所，多在边郡；然而文献中与“苑马”(《史记•平准书》)并见的还有“厩马”(《汉书•贡禹传》、《后汉书•光武十王传》),可见内地养马，还是以厩养为主。汉印中有不少“厩长”和“厩丞”印，多冠以郡国之名，其所掌除少量供驾乘外，大部分恐是军马。《十钟山房印举》著录有“左马厩将”、“破奸军马丞”等印，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中所出陶器印有“军厩”2字，均可为证。形象材料方面，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庄园图中有马厩，画得较简略；沂南画像石中则将马厩内部的情况表现得相当清楚(54—9)。这所马厩中有一匹用绁系在枊上的马。《说文•木部》：“枊，马柱。”居延简中也提到“马枊”(31.6,31.9)。《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说刘备缚督邮，“解绶系其颈，著马枊”者，亦即此物。画像石中的柳上挂一篼。《说文•竹部》：“篼，飤马器也。”马枊、马篼之名至南北朝时仍见行用。《高僧传•释道安传》：“见里门有二马枊之间悬一马篼。”是其例。篼中刻画小圆点，可能代表秣。这时的秣多用谷子。《汉书•魏相传》颜注：“秣，以粟米飤马也。”有时也径称为“马谷”(《御览》卷八九四引《东观汉记》)。始皇陵马厩坑所出饲马的陶盆中曾发现谷子。马厩图中群鸡集于筑下，或是为了啄其遗粒。但饲马除用秣以外，更多的还是用粗料刍稿，刍是牧草，稿是禾稭，它们都要加以斫莝后再喂。《说文•艸部》：“莝，斩刍。”《齐民要术•养牛、马、驴、骡篇》：“剉草粗，虽足豆谷，亦不肥充；细剉无节，簁去土而食之者，令马肥，不啌，自然好矣。”马厩图中左侧一圉人正执鈇在质上斩刍。《说文•金部》：“鈇，斫莝刀也。”因为当时还没有铡刀。《汉书•尹翁归传》：“豪强有论罪，输掌畜官使斫莝。责以员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辄笞督，极者至以鈇自刭而死。”可见这些沦为罪犯的豪强斫莝时用的也是此物。马厩图中的地面上还置有箕，是为了将斫好的草料敛入枥中使用的。此图中未出现枥。《吕氏春秋•权勋篇》高注：“皂，枥也。”《史记•邹阳列传》集解引《汉书音义》：“皂，食牛马器，以木作如槽。”陕西兴平茂陵1号无名冢1号陪葬坑出土明器铁枥，江苏铜山小李村苗山东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中也有枥，其状均与后世的马槽相似①。至于马厩图中以钩悬于承尘下的器物，则为巾、刷、鞍具与弓韣、椟丸之类。
陕县刘家渠东汉墓中还出陶狗圈(54—3)。自先秦至汉，我国有食狗的习俗。《孟子•梁惠王篇》：“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已将狗列为提供肉食的家畜。《史记•樊哙列传》说他“以屠狗为事”,《正义》：“时人食狗亦与羊、豕同，故哙专屠以卖之。”食肉用犬为了育肥，须加圈养。《周礼•稿人》：“掌豢祭祀之犬。”《墨子•天志上》：“莫不物牛、羊，豢犬、彘，絜为案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以上两处说的虽是祭祀的牺牲用犬，但《礼记•乐记》郑注：“以谷食犬、豕曰豢。”《说文•豕部》：“豢，以谷圈养豕也。”则在圈养方面，肉用犬是和猪同样对待的。
饲鸡用的明器木舍曾在武威磨嘴子东汉墓出土，其前有木架，栖两鸡(54—8)。这种木架名桀。《诗•君子于役》：“鸡棲于桀。”毛传：“鸡棲于杙为桀。”但此外还有不用桀的埘。《尔雅•释宫》：“鸡棲于弋为榤，凿垣而棲为埘。”广州东山象岗东汉墓所出陶楼，后院左侧有埘，埘壁凿穴4眼，上两穴中各有1鸡，下两穴中各有1鸭⑦。至于专门养鸭的鸭栏，在湖南资兴东汉墓中出土一件，不过其中只象征性地塑出1只鸭⑧。鸭一般成群饲养。王褒《僮约》：“后园纵养，雁鹜百余。”雁指野鹅，鹜指家鸭。这么多的鸭则宜塘养。汉代的陶鸭塘，传世品中有其实例(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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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千平喜：《武陟出土的大型汉代陶楼》,《中原文物》1983年第1期。
②参看张建林、范培松：《浅谈汉代的厕》,《文博》1987年第4期。
③参看张仲葛：《出土文物所见我国家猪品种的形成和发展》附图，《文物》1979年第1期。
④《北史•齐文宣帝纪》：“虽以杨悟为宰辅，使进厕筹。”则此风至南北朝犹然。参看胡平生；《甘肃敦煌马圈湾简中关于西域史料的辨证•附录二》载《尽心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建林：《日本古代厕所的发现和研究》,《文物天地》1998年第4期。
⑤高至喜：《湖南古代墓葬概况》,《文物》1960年第3期。
⑥兴平铁枥见《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的发掘》,《文物》1982年第9期。苗山画像石见《徐州汉画像石》第92图。
⑦《广州汉墓》上册，第337页。
⑧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东汉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55 家具I
枰，榻，床，席，镇，凭几，衣杆
汉代的小坐具是枰，它比较矮，枰面为方形，四周不起沿。它和大小与之相近的食案之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足的形状；食案之足接近细圆柱形；而枰足的截面呈矩尺形，足间呈壶门形，比食案更能承受重量。《释名•释床帐》：“枰，平也；以板作之，其体平正也。”枰上只可坐一人，故亦称独坐。《埤苍》：“枰，榻也，谓独坐板床也”(《玄应音义》卷四引)。《释床帐》也说：“小者曰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河北望都1号东汉墓壁画中有独坐板枰的人像(55—1)。不过枰除板制者外，亦有石制者。河北邢台北陈村西汉刘迁墓、定县八角廊西汉刘修墓中均出石枰，定县的石枰且装铜足①。《水经注•湘水篇》谓贾谊宅“有一脚石床，才容一人坐”。则其所记亦是石枰。比枰再大些的坐具为榻。《释床帐》；“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这里说榻狭而卑，是和床对比而言。服虔《通俗文》：“床三尺五曰榻，板独坐曰枰，八尺曰床”(《初学记》卷二五引)。以今制折合，则榻约长84厘米，床约长192厘米。河南郸城出土的西汉石榻，有“汉故博士常山大傅王君坐榻”刻铭，长87.5厘米；与《通俗文》所记长3.5汉尺之数字极接近(55—3)。这种长度的榻当然不能卧，只能坐。《高士传》说管宁“常坐一木榻，积五十余年，未尝箕股，榻上当膝处皆穿”(《御览》卷七〇六引)；可证。席以独坐为尊。《汉官仪》说：“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朝会各独席，故京师曰‘三独坐””(《艺文类聚》卷三九引)。榻也以独坐为尊。《世说新语•方正篇》刘注引《语林》：“(杜)预征吴还，独榻，不与宾客共也。”《排调篇》：“刘尊祖少为殷中军所知，称之于庾公。庾公引见，坐之独榻上。”这些史料的时代虽稍迟，但与汉制应无大异。2人共坐者，则称合榻。《三国志•吴志•鲁肃传》：“合榻对饮。”《诸葛融传》：“合榻促坐。”汉画像石上出现过2人坐1榻的图像，应即合榻。至于南北朝时多数人共坐之连榻，汉代似尚未出现。
床比枰、榻都大，兼供坐、卧。一般为木制。《御览》卷七○六引《后汉书》：“羊茂为东郡太守，夏日坐一榆木板床。”也有石制者，望都2号东汉墓所出石床，长159厘米，宽100厘米，高18厘米，差可容1人卧息(55—4)。在汉代，床是比榻规格更高的家具。《风俗通义•愆礼篇》：“南阳张伯大。邓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礼事之。伯卧床上，敬寝下小榻，言常恐，清旦朝拜。”可证。大床常在一侧设屏、背后设扆，合称“屏扆”。山东安邱画像石与辽阳棒台子屯东汉墓壁画中均有其例(55—5)。
床、榻等家具及室内地面就坐之处皆铺席。一般多用草席，如蔺席及莞席。蔺即鸢尾科的马蔺，又名马兰。莞即香蒲科的香蒲。它们的叶子狭长且具韧性，古人用以编席。在汉代，蔺席较蒲席价廉。《范子计然》：“六尺蔺席出河东，上价七十。蒲席出三辅，上价百”(《御览》卷七○九引)。蒲席就是莞席。《尔雅•释草》郭注：“今西方人呼蒲为莞蒲。”《说文•艸部》：“莞，草也，可以作席。”可见莞、蒲是适于制席之草。汉代宫廷中亦铺蒲席。《汉书•史丹传》：“顿首伏青蒲上。”颜注引服虔曰：“青缘蒲席也。”马王堆1号墓所出遣册中记有“莞席二，其一青掾(缘),一锦掾(缘)。”墓中西边箱内的两条草席，以麻线束为经，蒲草为纬，编法与现代草席相近。其中一条包青绢缘，一条包锦缘；与简文及《史丹传》均相合(55—6)。汉代重视坐席的层数，“戴凭重席”是著名的故事②。一般说来，显贵重席累茵，祭天时更须用“六绿绮席六重”(《艺文类聚》卷三八引《汉阳仪》)。居丧者与囚徒则不坐席。《说苑•杂言》：“唯丧与狱坐于地。”竹席之粗者名籧篨(《说文•竹部》)③。《盐铁论•散不足篇》谓庶人“单蔺籧篨”。是说当时他们只能铺低档的草席和竹席。质量好的竹席则名簟。《诗•斯干》：“下莞上簟，乃安斯寝。”铺席时，粗的铺在底层，细的铺在上层(见《周礼•司几筵》),因知簟较莞席精美。但莞席性温，竹簟性凉，故张纯赋席云：“席以冬设，簟为夏施”(《三国志•吴志•朱桓传》裴注引)。簟的编法与蒲席不同。《诗•载驱》毛传：“簟，方文席也。”方文或指接近矩形的人字纹，马王堆1号墓与宁夏银川平吉堡西汉墓中所出人字纹编法的竹席当即是簟。马王堆之簟还编出了纵横相间的条纹，很美观。遣策中称之为“滑嶭(篾)席”④。《尚书•顾命》伪孔传：“篾，桃竹也。”桃竹又名桃枝。《竹谱》：“桃枝皮赤，编之滑劲，可为席。”由于汉晋时我国南方与中原部分地区称簟为笙，如《方言》卷五说：“簟，宋、魏之间谓之笙。”郭注：“今江东通言笙。”故用桃竹篾编的簟又名桃笙。左思《吴都赋》：“桃笙象簟，韬于筒中。”是极言其细。长沙桂花园东晋升平五年(361年)潘氏墓出土的衣物券中记有“故细笙一幡”。而《义熙起居注》则谓：“倭国献貂皮、人参等，诏赐细笙、麝香”(《御览》卷九八一引)。细笙应即桃笙，晋廷以此物劳远人，足证是当时的名产，其状或与马王堆出土之算差近。、
床、榻、枰铺席后，为了避免起身落坐时折卷席角，还要在其四隅置镇。《楚辞•九歌》：“白玉兮为镇。”王注：“以白玉镇坐席也。”邹阳《酒赋》：“安广坐，列雕屏，绡绮为席，犀球为镇。”《西京杂记》卷一谓昭阳殿的白象牙簟“有四玉镇，皆达照，无瑕缺”。《洞冥记》卷二：“金床象〔席〕,虎珀镇。”镇亦作填(《周礼•天府》郑注)。陈•姚察《汉书训纂》：“填谓珠玉压座为饰也”(《华严经音义》卷上引)。山西阳高古城堡12号墓在漆枰四角出4铜镇，同地17号墓则在石枰四角出4铜镇(55—2)。虽然其中有的可能是博枰上的博镇，但目前尚未能将二者明确地区分开。出土物中未见玉镇，只在广西贺县西汉墓与贵州兴义东汉墓中出过石镇。至于各地所出铜镇，完整的一套皆为4枚，高约3.5—10厘米，底径6—9厘米，有鎏金的，也有错金银的。铜镇常作成动物形，有虎、豹、辟邪、羊、鹿、熊、龟、蛇等(55—14～16)。为防止牵羁衣物起见，这些动物多做成蟠伏的姿势，其中颇不乏优美生动的作品。为了增加镇的重量，满城2号墓所出豹镇且在体内灌铅。铜镇一般重600—800克，约合2.5—3汉斤，很适于压席，实用和装饰的目的被巧妙地统一了起来⑤。汉以后此物仍偶或使用。刘宋•鲍照《代白纻歌舞辞》中说：“象床瑶席镇犀渠。”唐•孙位《高逸图》中右起第2人所坐花氈之四角亦压有4枚镇；此图的时代虽晚，却把镇的使用情况表现得极为清楚。
汉代人在床、榻上的坐姿，应是屈膝降腰，将臀部压在脚跟上；如清•阎若琥《释地》所称：“两膝着地，以尻着蹠而少安为坐。”接近于现代通称之跪。而当时说的跪，则是以膝着席后，直腰耸体，臀不着蹠之状。因此，坐久了会感到累，甚至产生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提到的“腓痛、足痹、转筋”等现象。故尔有时乃隐几而坐，膝纳于几下，肘伏于几上；这种几称作凭几。与庋物之几相较，凭几的几面较窄，一般在20厘米左右。西汉前期的凭几面常微向下凹曲，还接近战国时的式样。山东临沂金雀山1号西汉墓出土的此式凭几，几面两端雕成兔首状，颇为别致6。之后凭几与装栅足、平板面的庋物之几趋同，遗物中既有装4条栅足的，也有只装1条曲足的(55—7、9)。这两类凭几的使用情况，在画像石上都能看到(55—8、10)。满城1号西汉墓中的漆凭几，木质部分已朽失，但存有鎏金的铜几足，其上部装合页，使几足可以向内折叠。古乐浪出土的一件漆凭几，几足有上下两层，下层几足可撑开亦可折入，从而可以调节几的高度，结构很精巧(55—12)。在冬季，几上还加铺织物。《西京杂记》卷一：“汉制，天子玉几，冬则加绨锦其上，谓之绨几。……公侯皆以竹木为几，冬则以细圆为橐以凭之，不得加绨锦。”但马王堆1号墓的遣册中已记有“素长寿绣机巾一”,长寿绣比绨锦更高贵，故可见《杂记》所记虽不尽子虚，然而当时也并不完全遵循。
汉代通行跪坐，箕踞和垂足坐往往引起人们的反感。江苏铜山耿集发现的一块画像石，刻出一执刀人垂足坐于凭几之上(55—13)。这是一种无礼的姿势，在当时很不多见。北魏延和初，李顺出使北凉，国主沮渠蒙逊接见他时“箕坐隐几”,正是这类坐姿。此举使李顺大怒，认为蒙逊“偃蹇自大”,几乎要“握节而出”,取消这次会见(见《魏书•李顺传》)。可知在讲规矩的场合，这种坐姿是不能被接受的。
至于搭衣服的衣桁，见于沂南画像石(55—11)。《礼记•内则》称之为施枷，而内蒙古托克托东汉闵氏墓壁画中却在此物之上榜题“衣杆”2字⑧,这大概是当时的俗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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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邢台南郊西汉墓》,《考古》1980年第5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8期。
②《东观汉记》：“戴凭字次仲，为侍中。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凭遂重坐五十余席。”(《御览》卷二一九引)李翰《蒙求》亦称：“戴凭重席。”
③籧篨未经精细加工，故此名称亦用于代表粗陋。《淮南子•修务》：“籧篨戚施，虽粉白黛绿，勿能为美。”
④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银川附近的汉墓和唐墓》,《文物》1978年第8期。唐兰：《长沙马王堆汉轪侯妻辛追墓出土随葬遣策考释》,《文史》第10辑，1980年。
⑤孙机：《汉镇艺术》,《文物》1983年第6期；《坐席镇与博镇》,《文物天地》1989年第6期。
⑥临沂文物组：《山东临沂金雀山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1集，1981年。
⑦古文献中称可折曲的构造为屈膝。如《邺中记》说石虎有“金银钮屈膝屏风”；梁简文帝《乌栖曲中亦有“织成屏风金屈膝”之句(《玉台新咏》卷九)。《太白阴经》和《通典•守拒法》都称折梯为“屈膝梯”。依其例，则这种足部可折入之几应名“屈膝凭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