⑧罗福颐：《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新发现的汉墓壁画》,《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9期。
56 家具Ⅱ
案，檈，阁，几，虡，桌，匮，厨
由于汉代平民在室内皆席地而坐，故家具陈设比较简单。其中最主要的是案。案中最多见的是食案。食案又分两种：一种无足，类似托盘，应名棜案。“举案齐眉”之案即指棜案；详见本书第77篇。另一种是有足之案。这种案早在前24—前19世纪的山西襄汾陶寺大墓中已经发现①,历夏、商、周、秦，一直沿用下来。不过有些发掘报告或将案误称为俎。但俎用于切肉兼置物；案则仅用于置物，凡器面有细密的纹饰或髹漆，不耐刀切者，皆当为案。汉代的案多为长方形，装柱状或蹄状案足，长约1米，宽约半米，高约10—20厘米。通常为木制，亦有铜制或陶制者。山东临沂银雀山10号西汉墓出土木案，刻有“开阳(徐州东海郡开阳县)尉案”铭记，表明此案或供办理公事之用②。辽阳三道壕27号石椁墓出土的陶案，案面上的刻铭云：“永元十七年(105年)三月廿六日造作瓦案，大吉，常宜酒肉。”③则分明是食案。食案上常置杯、盘等食具。《汉书•朱博传》称：“博食不重味，案上不过三杯。”此言其自奉之俭约。重庆相国寺东汉墓出土的陶案上置8杯1盘，河南灵宝东汉墓所出陶案上置1魁、1杯、1勺(56—1)。广州先烈路沙河顶5054号东汉墓出土的铜案，甚至将耳杯作为纹饰刻在案面上。北京丰台大葆台西汉墓所出彩绘漆案，长约2米，宽约1米，装鎏金铜蹄足，应是豪贵之家所用的大食案④。《三国志•吴志•步骘传》谓焦征羌“身享大案，肴膳重沓”。其大案或与此案相近。沂南画像石中有上置10杯的八足大案，亦应属于此类(56—6)。还有与有足的案形制相近但体量相当小的一种书案。洛阳朱村东汉墓壁画中，于墓主夫妇端坐的大床前设桯，桯上置一小书案，书案上置卮灯与砚(56—8)。四川广汉东汉墓所出画像砖上也能见到这类书案⑤(56—11)。汉•李尤《书案铭》说它可以“承卷奏记，通达谒刺。尊上答下，道合仁义”(《御览》卷七一〇引)。则奏事时乃用小书案承托文书一并呈上，它的专名应为“奏案”,见晋•陆云《与兄书》及《东宫旧事》◎。河北望都东汉墓壁画与安徽马鞍山吴•朱然墓出土漆案的彩绘中，都能看到使用奏案的情况⑦。两处的持书案者身侧皆有榜题：望都的是“侍阁”,朱然墓的是“黄门令”,均与其奉案的身分相合。不过在古文献中，奏案、书案二名或通用。《后汉书刘玄传》：“韩夫人尤嗜酒，每侍饮，见常侍奏事辄怒，……抵破书案。”这位恃宠而骄的夫人摔破的自应是此种小奏案了。
有足的食案除案面呈长方形者外，还有一种案面呈圆形，其名为檈，即《说文•木部》所说：“檈，圆案也。”沂南画像石中亦有置食器之檈案。广州沙河顶5054号东汉墓中的一件铜檈案，面径40厘米，高8.6厘米，上置大小铜耳杯6个、出土时檈上还有鸡骨与猪骨少许(56—2)。而且无论方食案或檈案，都可以叠置起来皮存食物(56—7)。或即《礼记•内则》郑注所说“以板为之，皮食物”之阁。
汉代家具中容易与案相混的是几。几一般装曲足。《说文•几部》谓几字的篆文八为“象形”,可证。几有两种：一种是《尚书•顾命》“凭玉几”之凭几，详本书第55篇；另一种是《释名•释床帐》所称“皮物”之几。这种几的面板为长方形，足为下施横树的曲栅；考古报告中或称之为曲足案(56—4)。但几和案本不相同。《广雅•释器》说：“案谓之𣞐。”又说：“梡、棵、橛、房、杫、𧇽、桯、𤖻、俎，几也。”可见二者各有各的一套名称。案多用以“陈举食也”(《急就篇》颜注),庋物之几多用以置文书、什物，在用途上也各有所司。不过汉代还有一种摆在床前的长几名程，它也装栅状曲足，然而其上却常置酒食(56—8),以致几和案的概念在这里互相交叉，界限变得不清楚了。故《说文•木部》遂径谓：“案，几属。”进而，置文书之几亦被称为几案。至南北朝时，几案还成为律令文牍的代词。《世说新语•雅量篇》：“公(王导)语主簿：‘欲与主簿周旋，无为知人几案间事。’”《魏书•邢昕传》：“既有才藻，兼长几案。”《北史•薛庆之传》：“颇有学业，闲解几案。”均是其例。几案置书，有时也被称为书案。这从梁简文帝《书案铭》“刻香镂彩，纤银卷足”(《艺文类聚》卷六九引)的描述中，不难得知此处所称书案实类曲足之几。不过随着用语的演嬗，二者的关系变得有些模糊；然而返本溯源，它们原是两类家具。
在沂南画像石中，还出现过一种双层的高几，下层曲足，上层直足，两层几面上皆杂置奁、盒等物(56—5)。洛阳涧西七里河东汉墓出土过双层的直足陶几。这种几应名康。《方言》卷五：“几，其高者谓之虞。”又沂南画像石中的皮文书之几，在几面两端有竖立的边棱；此边棱如再加高并向外卷，便形成如烧沟1035号东汉墓所出几上之卷耳(56—3)。烧沟之卷耳几出土时上置铁板一件，显然并非食案；但其足呈矩形，又与常见的曲栅状几足不同。这类构造的出现，也助长了几和案互相混淆的趋势。至于在沂南画像石中看到的一种在圆形底座上立柱贯长方板、顶上并装有圆盘的器具，由于在其当中的板上置有杯、盘、豆、笥等物，可见它也是一件家具⑧。此器在他处未见，不知其名，姑称之为圆台。
汉代并不流行垂足高坐，所以这时似不应有桌、椅等高家具。然而实际上，汉代虽然无椅，却已产生了雏形的桌。河南灵宝张湾2号东汉墓出土的一件绿釉陶家具模型，上置一圜底小罐，颇似小桌。而河南密县打虎亭1号东汉墓东耳室石刻画像中出现的大长方形家具，后面站立着从事操作的妇女，通过人体的比例不难推知它的高度，其腿间已装横长，和后世之桌的形制极为接近。唯其台面尚是活板，未加固定，但和真正的桌子已相差无几⑨(56—13)。汉代虽然尚处在席坐时代，但这类器物明显地具有向高家具发展的趋势，客观上奏响了垂足坐时代来临的序曲。
供贮藏用的家具有厨和匮。《论衡•感虚篇》又《是应篇》谓燕太子丹质秦求归，秦王提出的条件中有：“厨门木象生肉足，乃得归。”此所谓厨，当指贮物之厨。西周青铜方鬲之座常在正面设两扇门，门上铸出守门之刖者。此风或为后世之厨所沿袭，厨门上亦饰有刖者木像，故言“生肉足”。《晋书•顾恺之传》：“恺之尝以一厨画，糊题其前，寄桓玄。”亦应是此类厨。辽阳棒台子屯东汉墓壁画中有大厨，厨顶作屋顶形，一女子正开厨门取物，可见其中贮有黑色之壶(56—12)。打虎亭1号墓北耳室的庖厨画像中也有同样的大厨。《广韵•上平声十虞》：“幮，帐也，似厨形也。出陆该《字林》。”可知厨形似幄帐，正与上述壁画相合。日本奈良法隆寺所藏7世纪制作的玉虫厨子，厨顶仍作屋顶形，还沿袭着这一制度。与厨相较，匮则用以贮存较贵重之物。《楚辞•七谏》：“玉与石其同匮兮。”《汉书•高帝纪》：“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均可为证。沂南画像石、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有其图像；陕西西安、河南灵宝与陕县刘家渠汉墓且出陶匮(56—9、10)。西安出土的陶匮中尚存五铢钱35枚⑪。这些陶匮之宽窄高低的比例颇匀称，直到唐代仍无多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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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炜：《陶寺龙山文化木器的初步研究》,《中国考古学研究》第2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
②银雀山汉墓发掘队：《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11期。
③《东北文物工作队一九五四年工作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3期。
④见本书第34篇注④所揭文。
⑤《说文•木部》：“桯，床前几。”河南密县打虎亭1号墓画像石中放在床前的桯(《文物》1972年第10期，第62页)就装栅状曲足，其上置酒食。洛阳朱村壁画见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市朱村东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12期。广汉画像砖见《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8•画像石画像砖》图220。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
⑥陆云：《与兄书》：“按行曹公器物，有奏按五枚。”《晋东宫旧事》：“皇太子妃初拜，有漆金渡足奏案一枚”(均见《御览》卷七一〇)。扬之水《两汉书事》(《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3期)认为“奏案”即此种小书案。兹从其说。
⑦北京历史博物馆等：《望都汉墓壁画》,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5年。《中国漆器全集•4•三国至元》图11。福建美术出版社，1998年。
⑧《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图版77。
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打虎亭汉墓》第139、144～145页。文物出版社，1993年。
⑩周永珍：《西周时代的温器》图3：1、6,《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
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卷烟材料厂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
57 家具Ⅲ
承尘，屏风，帷幔，幄帐，步障，璧翣
汉代尚未在室内设平棊、平闇之类天花，为防止梁尘沾衣，遂在床顶上悬承尘。《释名•释床帐》：“承尘，施于上，以承尘土也。”承尘又名帝。《礼记•檀弓》郑注：“帟，幕之小者，所以承尘。”《周礼•幕人》先郑注：“帟，平帐也。”则承尘原是平张于床上的小幕。东汉时，如成都出土的传经画像砖上所见者，讲学的经师所坐高床上之承尘已绷在带格子的木框上，具有向平棊过渡的趋势了(57—1)。因此，这时的承尘是室内之相对固定的设备，平日不常移动。《后汉书•雷义传》记雷义拒绝受金，但“金主伺义不在，默投金于承尘上。后葺理屋宇，乃得之”。可以为证。
平张于室内用以防尘的是承尘，竖立于室内用以挡风的则是屏风。屏风是一件独立的家具，与附属于床的屏扆不同。《史记•孟尝君列传》中曾提到屏风，则战国时已有此物。汉代更为流行。马王堆1号墓遣册中记有“木五菜(彩)画并(屏)风一，长五尺，高三尺。”出土的明器屏风屏板方整，髹漆彩绘，下装横出的屏足(57—4)。洛阳涧西七里河东汉墓出土的陶屏风，也是直立的板屏①。李尤《屏风铭》强调屏风“立必端直，处必廉方”(《艺文类聚》卷六九引),正是指这种形制而言。汉代也有多扇屏风，如广州象岗南越王墓所出者。此屏风正面横宽3米，等分3间，正中为屏门，可向后开启。左右各有宽1米的侧屏，可作90°的开合，张开后构成左、中、右三面连接的围屏。围屏之两转角处的顶部各装1枚鎏金铜朱雀。还有3件双面兽首形铜饰装在两侧屏和屏门顶上。围屏底部装蛇形托座、蟠龙托座与衔蛇、握蛇的仙灵托座。5件顶饰与两下角的蟠龙托座上均设插管，原应插入雉尾②(57—2)。其制作甚精，规格极高，但这类屏风在汉代尚颇罕见。
由于汉代建筑堂前开敞，仅置屏风尚不足以御风寒，于是又在楹柱之后的横楣上挂帷幔。在汉画像砖、石与壁画中，堂前的帷幔常分段寨卷起来，并将系帷的组绶之末端垂露于下，作为装饰③。在讲究的殿堂上，且于帷内设幄。幄是帐的一种，其顶若屋顶，与在野外使用的圆顶大帐不同。《周礼•幕人》郑注：“四合象宫室曰幄。”《释床帐》：“幄，屋也；以帛衣板施之，形如屋也。”《汉书•王莽传》：“未央宫置酒，内者令为傅太后张幄。”这是在殿堂内设宴时于坐床上张幄的记载。河南密县打虎亭2号东汉墓壁画中绘出一庑殿顶、红地黑花的大幄，幄背后插旗4面，主人坐于幄内的床上，床前设曲足长程，程上置椒案，案内放满了杯、盘等食具(57—3)。幄外宾客分两列就坐，当中在表演百戏助兴，正是举行大宴会的情景。因知《王莽传》所记之幄，或与此图相近。幄之四角树帐竿支承幄顶山东长清岗辛战国墓曾出施彩绘的漆帐竿④。《宋书•后废帝纪》言彼五六岁时，“好缘漆帐竿，去地丈余”,亦即此物。但除了帐竿外，还要有梁、枋、檩、椽和地栿等物才能组合成完整的屋形框架；这些木质构件统称帐构。《说文•木部》构下说：“杜林以为椽桷字。”又《淮南子•汜论》：“筑土构木。”高注：“构，架也。”诸说与帐构的性质正合。在几条帐构的交会点上常装多口铜插管，以加强连接部位的牢度(57—5)。《攈古录》所载魏景初元年的此种铜件，铭文中称之为“上广构铜”、“上边构铜”与“下构铜”。综合其上所记帐构之尺寸：长皆1丈，广皆6尺，高或8.5尺(高度只在《宁寿鉴古》所录一器上有记载)。《宋书》所言帐竿高丈余，其帐应更大。而“帐构铜”亦被称为“帐𨪋”,见《西京杂记》卷六、《宋书•礼志》及《刘义恭传》、《南齐书•崔祖思传》等处，汉代亦应有此名称⑤。
汉代的帐𨪋在满城1号西汉墓曾出土两套。其中一套表面鎏金，垂柱柱头和立柱底座均饰有图案花纹。修整复原后，可装配成一座庑殿顶幄帐的支架(57—6)。另一套为素面，部分鎏银，可装配成一座四角攒尖顶幄帐的框架。此外，在河北定县43号汉墓中，也发现过零散的帐铸。应当说明的是，装此种铜件之帐并不都是幄帐，如上述景初帐构铜件在铭文中就说明是在“平帐”上用的。平帐或即文献中所称斗帐。《释床帐》：“小帐曰斗帐.形如覆斗也。”汉斗皆为平底，覆斗之状正与平帐相近。幄帐比斗帐的等级高，所以汉代祭天时要用“紫幄”(《汉书•礼乐志》),祭汉高祖时要用“绣幄帐”(《汉旧仪》)。斗帐则平时家居亦可使用，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刘兰芝，就使用“红罗覆斗帐”。但在汉代的考古材料中尚未发现有关斗帐的实例。
还有一种用于围隔的步障，见于沂南画像石，系于地面立柱，在柱头牵拉绳索，下挂帷幔(57—7)。步障在庭院以至郊野均可使用，比较方便，至魏晋南北朝时颇为流行。然而溯其渊源，则东汉时已经有了。
此外，在南北朝时的幄帐上部四角或垂有羽葆流苏等物。这种作法在汉代也已见端倪。《汉书•西域传•赞》：“兴造甲乙之帐，落以随珠和璧。”后来沈约在《咏帐诗》中的“甲帐垂和璧”之句，即用此事。目前虽然尚未掌握这方面的具体例证；但甲帐上的珠璧，估计亦应悬于帐角。在汉代大建筑的室内陈设中，这种装饰是用得较多的。它不仅悬于帐角，也悬于壁带等处。《西都赋》说昭阳殿中：“裛以藻绣，络以纶连。随侯明月，错落其间。金釭衔璧，是为列钱。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焉。”《汉书•外戚传》则说此殿“壁带往往为黄金红，函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李尤《德阳殿赋》也提到“连璧组之润漫，杂虬文之蜿蜒”(《艺文类聚》卷六二引)。仲长统《昌言》中把这种装饰手法的使用范围说得更广泛：“今为宫室者，起台榭则高数十百尺，壁带加珠玉之物。”《礼记•明堂位》“璧翣”,郑注：“周又画缯为翣，戴以璧，垂五采羽于其下，树于簨(钟虡横木)之角上。”在汉代的漆器彩绘与画像石中，常常见到以环、珩、羽葆等物组成的室内装饰，应即汉之璧翣(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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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洛阳博物馆：《洛阳涧西七里河东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2期。
②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附录11•南越王墓出土屏风的复原》。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③《周礼•幕人》郑注：“绶，组绶；所以系帷也。”
④ 山东省博物馆、长清县文化馆：《山东长清岗辛战国墓》,《考古》1980年第4期。
⑤参看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第50页。中华书局，1977年。易水：《帐和帐构》,《文物》1980年第4期。卢兆荫：《略论两汉魏晋的帷帐》,《考古》1984年第5期。
⑥参看安志敏：《长沙发现的西汉帛画试探》,《考古》1973年第1期。杨鸿勋：《凤翔出土春秋秦宫铜构—金釭》,《考古》1976年第2期。孙机：《几种汉代的图案纹饰》,《文物》1982年第3期。
58 服饰I
笠，帽，冠，帻，冕，爵弁
汉代男子束发，虽偶有露髻者(58-1),但不多见。在农夫穿的所谓野服中常戴笠，《礼记•郊特牲》说：“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笠起源于远古，武氏祠画像石中的夏禹，就作戴笠持耜的农夫装束；汉代的陶俑中也有戴笠的(58—2)。不过笠仅用于御暑或御雨(《诗•都人士》毛传又郑笺),御寒则须用帽。帽在远古时也已经出现。《尚书大传•略说》：“周公对成王云：‘古人冒而句领。’”《淮南子•汜论》：“古者有鍪而绻领，以王天下者矣。”高注：“古者，盖三皇以前也。鍪，头着兜鍪帽，言未知制冠时也。”由于汉代重视冠冕.所以不大看得起帽。《说文•冃部》：“冃，小儿及蛮夷头衣也。”这是因为汉代劳动者所戴的帽，如山西平陆枣园新莽墓壁画中的扶耧人(3—3)及河南灵宝张湾3号东汉墓中的持雷俑(58—3)所戴者，都是一种尖顶帽，与画像石中所见匈奴帽的式样基本相同，故《说文》有这种说法。
至于冠，则是适应束发的发型而产生的。它原是加在髻上的发罩，所以《白虎通•衣裳篇》称之为“𢃩持发”之具，《释名•释首饰》称之为“贯韬发”之具。《说文•冖部》也说冠的作用是“所以絭发”。它本是和发髻结合在一起的，其意义着重于礼仪，和着重于实用的帽不同。所以《淮南子•人间》说：冠“寒不能暖，风不能障，暴不能蔽”。《晏子春秋•内篇谏下》说：“冠足以修敬。”《礼记•冠义》也说：“冠者礼之始也。”我国古代士以上阶层的男子20岁行冠礼而为成人，行冠礼是他们一生中的头一件大事，所以《仪礼》一开篇就是《士冠礼》。冠多以缁布、缟素、漆纚等织物制作。《续汉书•舆服志》说汉初有一种竹皮冠，又名长冠，俗称鹊尾冠。这种冠“以竹为里”,形制较特殊。马王堆1号墓出土之“冠人”俑所戴的冠，形如鹊尾，与长冠相近。但考虑到他们的身分，则当是“宫殿门吏、仆射”所戴的“制似长冠，下促”(《续汉书•舆服志》)之却非冠了(58—4)。其冠缨在颔下与一横木条相联结。此木条应名枚。《周礼•秋官•叙官•衔枚氏》郑注：“枚状如箸，横衔之，为繣结于项。”冠人俑的枚正繣结于项，行军时为禁止语言喧嚣，则将枚衔在口中。但汉代的冠制较复杂，文献中记载的冠名，尚难尽与实例相对应。不过就式样而论，西汉的无帻之冠和东汉有帻之冠是很不相同的两大类，须首先加以区别。《续汉书•舆服志》说：“古者有冠无帻，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物。”其所谓“古”,已将西汉包括在内。西汉之玉雕、空心砖和壁画中的戴冠者，冠下均不加帻，而用连着冠缨的頍予以固定(33—26～28,58—5、6)。《仪礼•士冠礼》郑注：“缁布冠无笄者，着頍围发际，结项中，隅为四缀，以固冠也。”頍在冠下，呈带状，于上举诸例中可以看到；特别是始皇陵兵马俑坑中的戴冠俑，将頍表现得很清楚①。这些冠只罩住发髻，确乎不能障风取暖。对于西汉及其前之冠的这些特点，东汉人自然是很清楚的，所以他们刻绘的历史人物，常戴无帻之冠(58—7、8)；而表现当时的人物，则皆戴有帻之冠。
何谓帻？《急就篇》颜注：“帻者，韬发之巾，所以整姨发也。常在冠下，或单着之。”它起初只是包发的头巾，后来演变成便帽状。身分低微的人不能戴冠，只能戴巾帻。《释名•释首饰》：“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蔡邕《独断》卷下：“帻，古者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不过从文献中看，将帻纳于冠下，使之成为冠的衬垫物的作法，似已滥觞于西汉。《续汉书•舆服志》说：“秦雄诸侯，乃加其武将首饰，为绛帕以表贵贱。其后，稍稍作颜题。汉兴，续其颜却摞之，施巾连题却覆之，今丧帻是其制也。名之曰帻，帻者，赜也，头首严赜也。至孝文乃高颜题续之为耳，崇其巾为屋，合后施收，上下群臣贵贱皆服之。文者长耳，武者短耳，称其冠也。”这里说的“作颜题”、“高颜题”,是指在帻的下部接额环脑处增加一圈介壁，这是帻脱离其“韬发之巾”的原始状态之关键步骤。至于提出文、武官要使帻耳与冠相称，似乎意味着这时已有加帻之冠，但在考古材料中从未见过，所以这种作法在西汉时纵使出现，也绝不普遍。
帻分介帻和平上帻两大类。《独断》卷下说：“王莽无发乃施巾。故语曰：‘王莽秃，帻始屋。’”屋状帻即介帻。东汉时文职人员所戴进贤冠之下衬以介帻，二者组合成为整体。由于帻是直接戴在头上的，冠附帻以为固，所以这时就将顿省去了。它的底部是一圈“颜题”、颜题在脑后突起两尖“耳”,头上是屋顶状的介帻。跨于介帻之上者，即称为“展笛’的冠体。展笛的前部装“梁”,梁是用来表示身分的。“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宗室刘氏亦两梁冠，示加服也”(《续汉书•舆服志》)。有时在进贤冠的一侧还簪有“白笔”(58—9)。不过这并不是说至东汉时帻已经和冠不能分离了，在这时的画像石中，许多供奔走使役之人仍单戴介帻(58—10)。
如果在进贤冠额前的颜题上装有高起的金博山，则称为通天冠(58—15)。晋•徐广《舆服杂注》说：“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帻，金博山。”刘宋•徐爰《释问》说：“通天冠，金博山蝉为之，谓之金颜”(均见《御览》卷六八五引)。由于高高的金博山很引人注目，因而通天冠也称为高山冠。魏•董巴《舆服志》说：“通天冠……前有高山，故《礼图》或谓之高山冠也”(《隋书•礼仪志》引)。《汉官仪》说：“天子冠通天”(《后汉书•明帝纪》李注引)。在汉代的冠类中，它的规格是最高的。
文职人员于进贤冠下衬介帻，武职则于武冠下衬平上帻；即《晋书•舆服志》所说：“介帻服文吏”,“平上服武官也”。身分低的不戴武冠的士卒，则只戴平上帻。如山东汶上孙家村画像石中的持戟者(58—11)、甘肃武威雷台晋墓中的铜骑俑，都戴着顶部低平的平上帻。不过自东汉中期以降，有些平上帻的后部增高(58—12)。《续汉书•五行志》说：“延熹中，梁冀诛后(梁诛于158年),京师帻颜短耳长。”颜短即前低，耳长即后高。这种帻的耳部在演变过程中逐渐加高，成为日后长期沿用的平巾帻。河北望都光和五年(182年)墓出土石俑之帻，可以视为其初出时的形制(58—13)。
在隆重的祭礼，如郊天地、祀明堂时则戴冕。《释名•释首饰》：“冕犹俛也。俛，平直貌也；亦言文也。玄上纁下，前后垂珠，有文饰也。”《说文•月部》：“冕，大夫以上冠也。”段注：“大夫以上有冕，则士无冕可知矣。”可见只有高级贵族才戴它。先秦冕制见于《周礼•司服》。但在西汉时，冕或已废置不用；东汉明帝改定服制时始援古说而制冕。《后汉书•明帝纪》：“(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祠光武皇帝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绚屦以行事。”在画像石中出现过冕，但都刻画得比较简略(58—17)。大夫自祭于家，则戴爵弁，其状与冕相近，唯不垂珠旒。山东金乡旧称朱鲔石室之图像中有戴爵弁者(58—14)。至于在画像石中的“周成王”和浙江绍兴出土的画像镜上的“东王公”头上屡屡出现的上饰尖角之冠，名称不详，只能暂称之为王冠(58—16)。《汉书•王莽传》称王莽“御王冠，即真天子位”,但不知他所戴的王冠是否也是这种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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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学理：《秦俑军服考》图1：1、2,载《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1983年。
59 服饰Ⅱ
武士的弁、冠与头饰
武士着甲时戴的胄，已见本书第38篇。除胄以外，其弁、冠及各种头饰，于本篇中略作介绍。
自先秦以来，武士主要戴弁。《周礼•司服》说：“凡兵事，韦弁服。”郑注：“韦弁以赫为弁。”抹韦是用茅黄即茜草染成浅红色的皮革。《说文•韦部》：“赫，茅萸染韦也。一入曰赫。”《仪礼•士冠礼》郑注：“今齐人名荷为赫。”《晋书•舆服志》：“韦弁制似皮弁，顶上尖。赫草染之，色如浅绛。”韦弁与皮弁的形状相近，所以《公羊传•宣公元年》何注谓，“皮弁武冠，爵弁文冠。”爵弁之状似冕，已见本书第58篇。韦弁之状当如《释名•释首饰》所说：“弁，如两手合排时也。”《续汉书•舆服志》则谓，弁“制如覆杯，前高广，后卑锐”可见弁的外形犹如两手相扣合，或者像一只翻转过来的耳杯。又据《隋书•礼仪志》引《礼图》,弁“有结缨而无簪导”。则弁是一种下丰上锐、略近椭圆形，且颔下有结缨的帽子，有些像后世的搭耳帽。准此以求，秦陵兵马俑坑中的牵马俑，戴的就是弁。至西汉，咸阳杨家湾出土的武士俑，有的只在头上戴弁(59—2),与上述秦俑的装束十分接近。有的则在弁下衬以平上帻(59—1),这就是汉代的制度了。
将弁和平上帻组合在一起，与将进贤冠和介帻组合在一起的情况相似，所以它又得名为“武弁大冠”或“武冠”。虽然从根本上说，它并不是冠，但在流行过程中，它却被加以种种冠类的称谓。《晋书•舆服志》说：“武冠一名武弁，一名大冠，一名繁冠，一名建冠，即古之惠文冠。或曰赵惠文王所造，因以为名。亦云：惠者，螅也，其冠文轻细如蝉翼，故名惠文。”其实惠文冠与赵惠文王并无关系，将惠文解释为螅(蝉)文，亦嫌迂阔。按《礼记•丧服》郑注：“凡布细而疏者谓之繐。”武弁正是用细疏的德布制作的。也有时在制弁的织物上涂漆，马王堆3号西汉墓与武威磨嘴子62号新莽墓均曾出漆缅纱弁(59—3、4)；前者放置在一个漆厚里(87—4),后者还戴在男尸头上。磨嘴子弁周围裹细竹筋，顶部用竹圈架支撑，内衬赤帻，清楚地反映出武弁的实际状况。这些弁的纚纱均孔眼分明。不仅实物如此，画像石中的武弁，也常特地刻画出网纹来，表示原物的质地是细疏的织物。但当弁涂漆以后，变得坚硬起来，成为一顶笼状的壳体，即所谓笼冠。笼冠偶见有直接戴在头上的 (59—11),多数是将它嵌在帻上。
先秦时的韦弁是浅红色的，直到汉代，红色仍是武士冠服的基调。这时在武弁之下用红帻。上述磨嘴子62号墓中衬垫武弁的帻就是红色的。望都1号汉墓壁画之“门下游徼”所戴的武弁下也透出红帻。这和《东观汉记》所称：“诏赐段题赤帻大冠一具”(《御览》卷六八七引)正合。由于汉代的军官和士兵穿缇(黄赤色)衣或纁(暗赤色)衣，戴赤帻，所以红色成了代表军人的颜色。《汉书•尹赏传》说：“探赤丸，斫武吏；探黑丸，斫文吏。”《论衡•商虫篇》说：“虫食谷……夫头赤则谓武吏，头黑则谓文吏所致也。”也正是由于此种原因。
汉代的武冠除上述类型外，还有一种名为鹖冠。《续汉书•舆服志》说：这种冠“环缨无蕤，以青系为绳，加双鹖尾竖左右。”又说：“鹞者，勇雉也。其斗对，一死乃止。故赵武灵王以表武士，秦施之焉。”刘注：“徐广曰：‘鹖似黑雉，出于上党。’荀绰《晋百官表注》曰‘冠插两鹖，鸷鸟之暴疏者也。每所攫撮，应爪摧的，天子武骑故以冠焉。’”鹖是一种好斗的小型猛禽，或称鹖鸡。曹操《鹞鸡赋•序》说：“鹖鸡猛气，其斗终无负，期于必死。今人以鹞为冠，像此也”(《大观本草》卷一九引)。鹖亦称鹖雀。《汉书•黄霸传》：“时京兆尹张敞舍鹞雀，飞集丞相府。”颜注引苏林曰：“今虎贲所着鹖也。”从西安汉城出土的鹖鸟陶范看来，它是一种小型猛禽，其尾羽不会太长①。洛阳金村战国墓出土的错金银狩猎纹镜上的骑马者戴的就是鹖冠②。西汉空心砖上的骑马者所戴鹖冠与之全同(59—12)。一般东汉画像砖、石上所见之鹖冠，多在衬帻的武弁大冠两侧插鹖尾(59—13)；《续汉书•舆服志》所称之鹞冠，当指此式而言。但武冠也有不插鹖尾而插雉尾的。《史记•佞幸列传》：“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鵕䴊。”《续汉书•舆服志》“武冠”条刘注：“又名鵕䴊冠。”则鵕䴊冠也是武冠之一种。鵕䴊是毛色鲜丽的山鸡，与黑色的鹖不同。《说文•鸟部》：“鵕䴊，鷩也。”《尔雅》郭注：鷩“似山鸡而小，冠背毛黄，腹下赤，项绿，色鲜明。”《水经注•浪水》引《南越志》：“鵕䴊，山鸡也。光采鲜明，五色炫耀，利距善斗。”由于雉尾美观，所以至南北朝时武冠遂改插雉尾。《南齐书•舆服志》说：“武骑虎贲……插雉尾于武冠上。”从此以后，武冠插鹞尾之风乃绝。
汉代武士于武弁、鹖冠等较正规的冠式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头饰和冠式。其中最不加修饰的一种名旄头。《汉书•东方朔传》颜注引应劭曰：旄头“以羽林为之，发正上向”《后汉书•光武帝纪》章怀注引《汉官仪》：“旧选羽林为旄头，被发前驱。”辽宁金县营城子汉墓壁画中的门卒，头发直竖而不绾髻，可能就是旄头(59—5)。其所以采用此种发式据《录异传》(《史记•秦本纪》正义引)、《玄中记》(《御览》卷六八〇引)、《列异传》(《文昌杂录》卷二引)之说，系起于秦代以披发武士战胜怪牛“丰大特”的神话。据《决疑录要注》引张华说，系取义于壮士之怒发冲冠(《御览》卷六八〇引)。《宋书•礼志》谓旄头为冠皮毛之冠，则至此时已失其旧制。比旄头再讲究一点，有在髻旁系结各色饰带的。张衡《西京赋》：“遒使中黄之士，育获之俦，朱鬕𩰁髽，植发如竿。”《说文•影部》：“鬕带，结头饰也”(段注本)。《通俗文》：“露髻曰𩰁”(《文选•西京赋》李注引)。沂南画像石中有不少武士露髻系带，当即结鬓露𩰁之状(59—6)。应当说明的是，出现在汉代文献中的帩头、㡎头、络头、帕头、幧头等物，其系法与结鬕带实大同小异。《仪礼•丧服》郑注谓㡎头的系法是：“自项而前，交于额上，却绕紒。”《释名•释首饰》也说：“帩头：帩，钞也，钞发使上从也。或谓之陌头，言其从后横陌而前也。”它们都不蒙覆整个头部，只是围绕发髻系结带子。邓县长冢店汉墓画像石中的牵犬人③、沂南画像石中的“荆轲”,其头饰均如此，应即帩头之类。如果将头部包起来，那就是巾或袷了。《后汉书•郭泰传》李注引周迁《舆服杂事》：“巾以葛为之，形如幍。”幍应得名于韬发，故当与上述帩头之类不同。又《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注引《傅子》：“汉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钧之徒，虽为将帅，皆着缣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裁缣帛以为帢，合于简易随时之义。”同注引《曹瞒传》,则称恰为“帢帽”。因知山东嘉祥宋山画像石之“二桃杀三士”故事中，一武士所戴者或即巾、帢之类(59—7)。
此外，汉代还有戴鸡形冠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武氏祠画像石中的子路即戴鸡形冠(59—8)。至于先秦时，楚国取象于主触不直的一角神羊所制之獬豸冠，除了演变成汉代执法者所戴的法冠外，还演变成汉代的一种力士冠。獬豸又名觟䚦。《论衡•是应篇》：“觟䚦者，一角羊也，性知有罪。”故汉代亦称此冠为鲑冠。《淮南子》许慎注：“觟冠，今力士冠”(《御览》卷六八四引)。根据獬豸一角的线索推求，江苏铜山洪楼画像石与沂南画像石中有些武士所戴之冠(59—9、10),当为力士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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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毕初：《汉长安城遗址发现裸体陶俑》,《文物》1985年第4期。
②梅原末治：《洛阳金村古墓聚英》(增订本)卷首彩图。京都，1937年。
③《南阳汉画像石》编委会：《邓县长冢店汉画像石墓》图版6：2,《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
60 服饰Ⅲ
裈，袴，襦，褠，幑
汉代人贴身着裈。裈有两种：一种并不缝出裤管，仅以一幅布缠于腰股之间，名犊鼻裤。《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引韦昭《汉书注》：“犊鼻裤以三尺布作，形如犊鼻。”故此种裈亦名襣。《方言》卷四：“无衤同袴谓之襣。”它又名衤突，见《广雅•释器》。着此种裈的动作叫缠。《三国志•魏志•裴潜传》裴注称韩宣于受罚前，“豫脱袴缠裈”,正说明此种裤只是一幅布。沂南画像石中有其例(60—1)。另一种是合裆的裈。《释名•释衣服》：“裈，贯也，贯两脚上系腰中也。”《急就篇》颜注：“袴合裆谓之裈，最亲身者也。”即指这种裈。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发现的汉代合裆裈，“有两脚，……上通于腰，与裆相连，左右缝之，……前后不相通也”(《罗布淖尔考古记》)。沂南画像石中有着这种裈的形像(60—2)。
汉代的袴也有两种：一种是不合裆的。《说文•系部》：“绔，胫衣也。”《广雅•释亲》王念孙疏证：“凡对文则膝以上为股，膝以下为胫。”由此可知袴仅着于腿部，甚至只着于膝以下的小腿部分。清•宋绵初《释服》卷二说：绔“即今俗名套袴是也”。《释名•释衣服》说：“袴，跨也，两股各跨别也。”正是此意。这种袴的衤同(或名襱、绾，即裤管)并不缝合所以在汉简中，袴的单位名“两”,和履、𥿉 (袜)相同，而与袍以领计、裙以腰计者不同①。在汉画像石中所见男子之袴，多掩于上衣之下，莫能明其结构。但四川宜宾翠屏村7号东汉墓石棺上雕刻的百戏中有作倒立者，此人虽着袴，然而由于倒立以致上衣翻垂，于是下体乃外露，可以反映出这种袴的特点②。所以《礼记•曲礼》说：“暑毋蹇裳。”又说：“不涉不撅。”都是因为袴的结构不完备而避免揭开长衣。《墨子•公孟篇》说：“是犹裸者谓撅者不恭也。”简直将揭衣与裸体等量齐观了③。
因此，在汉代人的日常生活中或可不着这类袴。《后汉书•吴良传》李注引《东观记》：“良时跪曰：‘……盗贼未尽，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无绔。’(王)望曰：‘议曹惰麻，自无绔，宁足为不家给人足邪？’”《北堂书钞》卷一二九引《东观记》：“(黄)香躬亲勤苦，尽心供养，冬无袴、被，而亲极滋味。”又《后汉书•廉范传》说，廉范治成都，改革积弊，“百姓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袴’”。成都人以袴相夸，可见“胫衣”式之袴当时尚非衣着中绝对必备之物。
但在着短装时，则须穿另一种两裆缝合的合裆袴，即《汉书•上官皇后传》所称之“穷袴”。在西汉的空心砖上已出现着短襦与短合裆袴的武士(60—3)。但在更多的场合中，武士皆着长袴。长袴又名大袴。《汉书•广川惠王越传》说：“其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绔，长剑。”在汉画像石上见到的大袴常与长襦相配合(60—4)。
就社会风习而言，汉代人更重视长衣。汉代的长衣一般不开衩口，行步不甚方便，所以武士又有短后衣。《庄子•说剑篇》：“吾王所见唯剑士，蓬头突鬓，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王乃悦之。”营城子汉墓壁画中之门卒，其衣前襟长而后襟短，当即短后衣(60—5)。也有不将前、后襟作出如此明显的差别，但在衣襟下部剪出若干三角形缺口，如江苏铜山安乐村画像石中的持殳者及望都2号墓所出石骑俑所着者，可名为剪襟衣。
采用短后、剪襟等措施的长衣或半长衣，虽穿着时行动可较为便利，但衣袖之胡仍颇拖沓。《礼记•深衣》：“袂圜以应规。”郑注：“谓胡下也。”《说文•肉部》：“胡，牛颐垂也。”《诗•狼跋》集传：“胡，(狼)颔下悬肉也。”引申之，凡物呈弧形下垂者皆谓胡。古人衣袖褒博，肘部有垂胡，甚至穿长袴的武士之衣也是如此(60—4)。为了改进这一部分，东汉时乃出现褠衣。《释名•释衣服》：“褠,禅衣之无胡者也。言袖夹直，形如沟也。”其状如图60—6。
至于正规军，还要在衣外增加徽识。《说文•衣部》说：“卒，衣有题识者。”《诗•六月》：“织文鸟章。”郑笺：“织，徽织也。……将帅以下衣皆着焉。”徽的正字当作幑。《说文•巾部》：“幑，幑识也，以绛幑帛着于背。《春秋传》曰：‘扬幑者公徒。’若今救火衣然也。”《战国策•齐策》记秦、齐交战，齐将章子命齐军“变其徽章，以杂秦军。”则徽章用于识别部伍。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简中也有“〔将异〕其旗，卒异其徽”之语④。咸阳杨家湾西汉大墓陪葬坑出土陶士卒俑背后所系长方形标志，就是一种幑(60—8)。除此形之幑外，这批陶俑中还有在肩上披以带尖角的幡状物者，应是另一种幑(60—7)。《文选•东京赋》：“戎士介而扬挥。”薛注：“挥为肩上绛帜，如燕尾者也。”挥即徽之借字。《西京赋》：“跳丸剑之挥霍。”唐写本挥字作徽，可证。此物又可称为幡。在《说文•巾部》中，“𢃬”字与“幑”字相次，应为相近之物。而许释剪为“幡帜也”,这和《墨子•旗帜篇》将幑称为“微帜”的用意相近。又《续汉书•舆服志》说：“宫殿门吏，仆射……负赤幡，青翅燕尾，诸仆射幡皆如之。”上举陶俑所披之物，尖角参差，正如鸟翅燕尾之状，可见这是一种幡状微帜。
此外，还有在背后插羽毛以充幑识的。《国语•晋语》：“被羽先升。”韦注：“羽，鸟羽系于背，若今军将负毦矣。”毦即“毛饰”(《玄应音义》卷二引《通俗文》),亦即羽饰。《尉缭子•经卒令》：“左军苍旗，卒戴苍羽；右军白旗，卒戴白羽；中军黄旗，卒戴黄羽。”《韩诗外传》卷九之一五：“孔子喟然叹曰：‘二三子各言尔志，予将览焉。由，尔何如？’对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使将而攻之，惟由为能。’”其所谓白羽、赤羽，即指负此二色羽毛的部伍。负羽之制亦见于汉代。扬雄《羽猎赋》：“贲育之伦，蒙盾负羽……者以万计。《汉书•王莽传》：“五威将乘乾文车，驾坤六马，背负鷩鸟之毛，服饰甚伟。”可证。上述咸阳杨家湾陶俑所佩之章，有的是一薄片，也有的呈扁盒状，顶部封闭，仅留下4个小圆孔或即插羽之基座。徐州狮子山西汉兵马俑坑中出土的戴武弁陶俑，有的也背着这类长方形盒状插座(60—9),但略宽大些。有人以为它是箭箙，不确。河南郑州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一背负此种盒状插座的武士正在射箭，盒中伸出之竖起物的高度与所射之箭的长短不成比例(60—10)。故盒中之物应是所负之羽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