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与饮食器为类的秦缶的功能有别。盥洗所用糙面搓石名㼽。《说文•瓦部》：“㼽、珪垢瓦石也。”④其实物曾在满城1号墓出土(66—3)。
汉代梳发时用梳和篦，它们的疏密不同。《苍颉篇》：“靡者为比，粗者为梳”(《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但汉墓中所出梳、篦，有时3件为一套，如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墓、河北阳原三汾沟9号墓、江苏东海尹湾6号墓等西汉墓所出者⑤(66—18～20)。其中齿数最多的一件，应即《说文》所说的 （䇫）。《竹部》：“ ，取虮比也。”段注：“取虮比者，比之至密者也。”《广雅•释器》：“梳、枇、 ，栉也。”也依齿的疏密为序。据山东诸城杨家庄子西汉墓出土实例，其底边宽4.5—4.6厘米的梳为13齿，篦为29齿， 为56齿。荆州高台汉墓所出之宽度皆为6厘米的梳发具，齿数有15、52、96齿之别，显然也应分作3种。齿数极密的 如江苏扬州东风砖瓦厂9号新莽墓所出者，底边宽6.5厘米，却有117齿⑥。然而无论3件一套或两件一套，似均可称为一具。马王堆1号墓遣册之236号简文为：“疏比一具。”与出土物对照，即其五子奁中的木梳和木篦。对居延简中之“疏比一具”(41.20),亦应作这种理解。《汉书•匈奴传》之“比梳一”,则是略去具字，并非合篦、梳为一物⑦。汉代的梳子用木、角、牙、玳瑁等各种材料制作，大多作马蹄形，也有作长方形且在梳背上加雕饰的。但后一类只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与湖北江陵凤凰山的西汉早期墓中各发现一件(66—16)。
梳子在使用中容易垢腻，所以又用刷加以清除。汉墓中常出烟斗状的铜柄，应为梳刷之柄。古乐浪曾出土完整的梳刷(66—11)。徐州后楼山8号西汉墓出土的鎏金铜梳刷柄末端制成挖耳勺形，一物而二用⑧。《安禄山事迹》卷上：“犀角梳、篦、刷子各一。”以刷子与梳、篦连言，则唐代仍有梳刷。另一种刷的柄扁平，与梳背略相接近，这种刷似为理发时用的(66—17)。《释名•释首饰》：“刷，帅也，帅发长短皆令上从也。亦言瑟也，刷发令上瑟瑟然也。”《通俗文》也说：“所以理发谓之刷”(《文选•养生论》李注引)。至于马王堆1号墓所出柄呈短棒形的小刷(66—12),遣册中名之为茀，唐兰认为茀是䓛字的转语。《说文•帅部》：“䓛，㕞也”(《集韵》引《字林》作刷)⑨。它的刷毛有的已被染成红色，当是施朱时所用。
我国古代妇女重视眉部的化妆，先秦文献中已屡次提到“粉白黛黑。”汉代妇女仍以黑色描眉。《淮南子•修务》：“虽粉白黛黑，弗能为美者，嫫母、仳倠也。”贾谊《新书•劝学篇》则称“粉白黱黑”。《说文•黑部》：“黱,画眉墨也。”但在画眉之前还要拔去部分眉毛。《释名•释首饰》：“黛，代也，灭眉毛去之，以此画代其处也。”拔眉的用具为镊。《释首饰》：“镊，摄也，摄取发也。”汉墓中曾出各式化妆用镊(66—13、14)。画眉所用眉笔，广州汉墓中曾出其笔杆(66—15)。至于研黱之砚，多为长方形薄石砚，与书写所用者没有多大区别。
以上各物平时均贮于奁中，此奁即《说文》所称“镜籢”,亦即湖北云梦大坟头西汉墓之木方中所说的“竟检”。因奁中所盛之物多属化妆品，故又可叫作妆具，即《续汉书•五行志》“灵帝建宁中，京都长者皆以苇方笥为糚具”之记事中所称者。但东汉人由于避明帝刘庄讳，从庄之字多改用严字。《后汉书•陈纪传》：“纪见祸乱方作，不复办严。”李注：“严读曰装也。”连古代帝王谥号中的庄字这时也加以改易，如《后汉书•朱穆传》：“楚严不忍章于绝缨。”即将楚庄王改称楚严。甚至庄姓亦被改作严姓，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的庄忌，在《汉书•邹阳传》中就被改为严忌。因此，妆具亦改称严具。《独断》记汉代陵园寝庙中事，便提到“宫人陈严具”。简单的妆奁即严具只是一枚圆盒，如新疆民丰所出东汉藤编妆奁。陆云《与平原书》记曹操遗物中有“严器方七八寸，高四寸余，中无鬲(隔),如吴小人严具状”(《陆士龙文集》卷八)。说明他的妆奁不分层，很朴素，可能和民丰的出土物相近。豪华的妆奁有分为双层的，其中装满小奁。如马王堆1号墓遣册中所称“九子曾(层)检(籢)”就是中含9个小奁的双层圆奁(66—22)。除圆形者外，妆奁亦作方形或长方形。《后汉书•阴皇后纪》：“视太后镜匳中物。”李注：“镜匣也。”匣形方，故方奁或应称为匣。江苏邗江甘泉2号东汉墓所出方奁中有9个小奁(66—21)。长沙咸家湖西汉曹𡢀墓出土的长方奁中则有11个小奁，是已知之装小奁最多的一例(66—10)。
小奁的形状随所盛之物而不同。长方形者盛筓或摘，马蹄形者盛梳、篦，圆形的多盛脂粉之类。粉如《急就篇》颜注所说：“谓铅粉及米粉，皆以傅面。”但他尚未提到的还有一种滑石粉，曾在乐浪王盱墓的妆奁中发现过。西汉人一般用米粉。《释首饰》：“粉，分也，研米使分散也。”《说文•米部》：“粉，傅面者也。”它的制法大约如《齐民要术》所载，是将粱米“熟研”后，过滤、沉淀、曝晒而成。铅粉亦发现于王盱墓。此物又名胡粉，即碱式碳酸铅，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名“粉锡”。东汉方士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中说：“胡粉投火中，色坏还为铅。”则东汉时似已知制造铅粉之法。《御览》卷七一九引《续汉书》说：“大行在殡，(李)固独胡粉饰貌。”可见铅粉在这时已成为时尚的化妆品了。
先秦妇女化妆除用米粉外，只能佐以朱砂，故《登徒子好色赋》中有“施粉太白，施朱太赤”的话。江苏海州西汉霍贺墓女棺之妆奁中仍有一盒朱砂。可是以红花(又名红蓝)汁合米粉制成的胭脂在西汉时也已经有了。马王堆1号墓之九子奁中就有一盒胭脂⑩汉地使用胭脂当由匈奴人为之介。匈奴歌：“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史记•匈奴列传》正义引《西河故事》)；所称“焉支”即胭脂的异译。其语源白鸟库吉以为来自蒙古语Önge或突厥语Öng。藤田丰八以为来自突厥语ašy。今多从藤田说①。不过在施胭脂、䞓粉(《释首饰》：“䞓，赤也，染粉使赤，以着颊上也”)的过程中，有时尚须加以调合。满城2号墓所出错金朱雀衔环双连铜豆，器中尚存朱色痕迹，应为调脂用具，是出土物中罕见之珍品(66—6)。明•胡应麟《甲乙剩言》所记“合卺玉杯”：“形制奇怪，以两杯对峙，中通一道，使酒相过。两杯之间承以威凤，凤立于蹲兽之上。”根据他描述的形状，此物与满城出土者颇相近似；唯已被认为是婚礼中合卺时所用的酒杯了。然而从它的结构看，此器颇不便就饮，《剩言》之说恐未可信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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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中舒：《当涂出土晋代遗物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3分，1932年。
②石桥出土者见徐州博物馆：《徐州石桥汉墓清理报告》,《文物》1984年第11期。汤家岭出土者见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汤家岭西汉墓清理报告》,《考古》1966年第4期。赫章出土者见贵州省博物馆等：《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③河南省丹江库区文物发掘队：《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墓》,《文物》1980年第10期。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淅川县下寺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2期。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1956年。
④参看安志敏：《古代的糙面陶具》,《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
⑤临沂市博物馆：《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阳原三汾沟汉墓群发掘报告》,《文物》1990年第1期。连云港市博物馆；《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8期。
⑥诸城县博物馆：《山东诸城县西汉木椁墓》,《考古》1987年第9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高台秦汉墓》第205～208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扬州博物馆：《扬州东风砖瓦厂八、九号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82年第3期。
⑦陈直：《汉书新证》第44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⑧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后楼山八号西汉墓》,《考古》2006年第4期。
⑨⑩参看本书第56篇注④2所揭文。
⑪江上波夫：《匈奴妇女の颜色“焉支”仁就い1て》，载《ユウラシヤ古代北方文化》。东京，1951年。
67 镜 I
我国的铜镜始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中，以后在商、西周和春秋时都有零星发现，唯数量不多①。孔子仍然教导人们应“鉴于止水”(《庄子•德充符》)。所以在青铜器生产中，它一直是一股涓涓细流。但是到了战国时，铜镜的产量激增，佳作纷陈，可说是出现了一个洪峰。及至汉代，这种势头仍在持续。当青铜礼器已趋衰替，铜容器转以简素为尚的情况下，镜上的花纹却争妍竞秀，蔚为大观。《淮南子•说林》形容这时带钩的式样众多时，说：“满堂之坐，视钩各异。”而《急就篇》中则说：“镜籢疏比各异工。”可见汉代铜镜制作之盛当不亚于这时的带钩。
可是正像西汉前期许多种工艺还未从战国的身影下走出来一样，这时的铜镜也基本上仍保持着战国风格：胎薄，面平，边窄，弦纹拱形钮，镜背图案之内、外区的分划不明显，而且常在主要花纹之下衬以地纹(67—4)。战国晚期的山字纹镜、蟠螭纹镜一直流行到西汉时；特别是蟠螭纹镜的数量很多，长沙马王堆1号墓与满城2号墓中均曾出土。不过战国时以缠绕式蟠螭纹为主，虽然也出现过在蟠螭中间插入四叶纹之例，但和西汉时以四叶纹或规矩纹将镜背分隔成4区，蟠螭亦诡谲变幻、几与云气纹沆瀣莫分者有所不同。特别是汉代已将铭文组织在镜背图案中，形成了汉镜的一大特色。在间隔式蟠螭镜上常见“脩相思，毋相忘”之铭文，“脩”字系避淮南王刘长的讳，足证此类镜铸于西汉前期。满城2号墓所出者有规矩纹，在其方形钮座四周有“大乐贵富，得所好，千秋万岁，延年益寿”铭文，已经完全是西汉式的风格了(67—1)。
由于在战国镜和西汉镜之间没有一条明显的分水岭，加之西汉前期的铜镜有的在质量上比战国镜并不逊色，所以个别精品曾被认为是战国之物。如山东临淄商王庄出土的一面错金嵌银乳丁和绿松石的三环钮铜镜，就曾被视为战国齐镜的代表作。但此镜是单独埋藏的，无伴出物，出土处的地层并未给断代提供根据。而和它相似之镜又见于广州象岗南越王墓与江苏涟水三里墩石圹木椁墓，这两座墓的年代均属西汉②。相反，在战国遗物中却未见同样的镜子。所以这种镜应为西汉镜(67—5)。西汉在铜镜的设计和制作上确有不少创新，临淄齐王墓陪葬坑出土的大方镜尤推个中翘楚。此镜长115.1厘米，宽57.5厘米，厚1.2厘米，重56.5公斤。背面有5个饰弦纹的拱形钮，钮高3.2厘米，钮座呈柿蒂形。镜缘饰连弧纹。其主纹为一条蜿蜒于云气中的长龙，虽已图案化，但仍显示出龙的威容(67—6)。这样大的铜镜为出土物中所仅见。《西京杂记》卷三说：秦咸阳宫中“有方镜，广四尺(92厘米),高五尺九寸(135.7厘米)”。虽和它的尺寸相近，但书中已骇为奇观，并认为有“秦镜照胆”的奇迹。此镜的5个钮和上述商王庄出土镜的三环钮均应为悬挂而设，和一般镜子上供手执时系组细之钮不同(67—3)。除了这种特大之镜外，汉镜的直径通常为15厘米左右；超过20厘米的，即所谓“盈尺青铜镜”,就相当珍贵了。也有颇小的，如满城2号墓所出盘龙镜，直径仅4.8厘米(67—2)。辛延年《羽林郎》中所称“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应指供随身佩带之镜；或即其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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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②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84年第3期。南京博物院：《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考古》1973年第2期。
68 镜 Ⅱ
西汉前期除上述几种镜子以外，草叶纹镜也很常见。它的图案与蟠螭纹镜之旋动变幻的风格大不相同，而且已不再用地纹作为铺衬。其镜钮外有一个很显著的大方格，围绕方格排列铭文。自方格向外放射出8枚或4枚麦穗状图纹，即所谓草叶。整个布局和谐疏朗，具有严谨的对称之美。它起初也用带弦纹的拱形钮，以后在钮的两端添出头、尾、四肢，使之变得像一只蟾蜍；再进一步，就出现了圆顶钮，同时钮座上也增益柿蒂等花纹。在钮座的衬托下，钮愈来愈引起重视，成为镜背装饰的一个重点，这是和战国镜颇不相同的地方。草叶纹镜上开始强调铭文，常见者多为简洁的韵语，易于上口，如“见日之光，长乐未央”(68—1)等。但也有悱恻缠绵，颇具情味的，如上海博物馆所藏一镜，铭云：“道路辽远，中有关梁。鉴不隐情，修毋相忘。”四川地区出土的此类镜上的铭文有时很新颖。如一例作“心思美人，毋忘大王”；不知道是不是影射项羽和虞姬的故事。这面镜子的图案在草叶纹镜中也很少见，不仅增加了规矩纹，而且四面有对称的4螭①。晚些时候流行的规矩禽兽纹镜的意匠，在这里已隐约可见、呼之欲出了。
草叶纹镜起于汉初，西汉中期的满城1号墓亦出；至新莽时，在洛阳煤土坑2号墓也出了一面②,则其流行期绵亘于整个西汉。不过到了武帝、昭帝时，它的地位渐为星云纹镜和连弧纹日光镜所取代。星云纹镜的构图与草叶纹镜颇异其趣。它的钮改用连峰式，钮座均呈圆形，绝不见草叶纹镜上的那种大方格；而且不加铭文，这在汉镜中是相当特殊的。所谓星云纹乃是以带座的大乳丁布于四方，其间安排若干小乳丁，并以弧线相连接。乳丁高低错落，灿若群星，故名(68—2)。但《宣和博古图》中称之为百乳鉴，这一名称也为许多著作所沿用。
与星云纹镜同时兴起的连弧纹日光镜又复不同。它的内区有一圈连弧纹，这一点和星云纹镜相仿，但其镜缘上的连弧纹则被略去，代之以稍宽的平缘。在它的外区中有一圈醒目的铭文带；铭文开头大都用“见日之光”四字，故由此而得名。这四个字也见于草叶纹镜，但二者之字体不同。草叶纹镜上的字凝重端庄，是很规矩的汉篆；日光镜铭之字却非隶非篆，笔道两端常膨大若匙形，结体放纵恣肆，不拘成法，字和字之间有时夹以云形或菱形符号，看上去觉得迷离恍惚，给人以独特的美感(68—3)。在西汉镜中它的出土量最多，流行的范围也最广，其使用期的下限也可达新莽时。
日光镜还曾发现有“透光”的。所谓透光指以镜“映日，则背花俱见”(周密《云烟过眼录》)。金•麻九畴《赋伯玉透光镜》称此种镜“透影在壁与背肖”(68—4)。当然镜体本不透光，其所以产生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镜体厚薄不一，镜面各部分出现了与镜背图案相对应的曲率差异(发散度差异),通过光程放大作用，遂产生了反映这一图案的投影。而镜面的曲率差异则是由铸造应力、结构应力、淬火应力以及来自刮磨等外力的作用，使镜面产生不均匀变形之所致。不过正如何堂坤所归纳的，这要有两个前提：1.镜体有一个合理的图文结构，即有一定厚度的图文凸起，镜缘最好稍宽稍厚。这一观点是1976年上海交通大学最先明确提出的。2.镜体非图文凸起处应当较薄。这一观点是1883年日本学者后藤牧太、山路一游、三桥得三等最先明确提出的③。西汉日光镜恰是能满足这些条件的镜型之一。它如西汉的昭明镜以及唐代的宝相花镜等，也有能透光的。不过范铸之初制镜者并未有意识地追求这种效果；它在后世之备受重视，可谓非始料所及。
连弧纹昭明镜其实可以看作是连弧纹日光镜的繁体，因为它的图案与日光镜没有多大差别，只是铭文较繁。其完整的文例是：“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扬而愿忠，然雍塞而不泄。”由于镜子大小不一，有的容纳不下全部文句，故省去若干字。另一种连弧纹清白镜也属于这一类型，完整的铭文是：“洁清白而事君，怨阴驩之弇明。焕玄锡之流泽，志疏远而日忘。慎糜美之穷皑，外承驩之可说。慕窔窕于灵泉，愿永思而毋绝。”这类铜镜如果将内区的连弧纹改为凸起的圆圈，则名重圈昭明镜。其铭文有一圈的(68—5),也有两圈的。内容多半是节取或综合上述各种镜铭。这些镜子除了常配有较复杂的十二连珠纹钮座外，其他纹饰均较简单，从布局上看，设计意图主要在于突出铭文的分量。不过晚些时候还有一种方字昭明镜，一般为素平缘，铭文的字体较刻板，但内容基本相同。其铭文不知出自谁手，风格颇近楚辞，往往流露出幽怨低回的情调。这和西汉后期社会矛盾激化，方士儒生竞援图谶，宣传灾异，预言运数，统治阶级也遑遑不可终日的心理状态，确有相通之处，
西汉后期还流行一种四乳四螭镜，或称四乳四虺镜，它在外区的4枚大乳丁中间安排4组变形蟠螭纹(68—6)。也有代之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神灵的，而成为随即兴盛起来的规矩五灵镜之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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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四川省出土铜镜》第22图。文物出版社，1960年。
②洛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洛阳出土古镜》第7图。文物出版社，1959年。
③何堂坤：《关于透光镜机理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1982年第4期。
69 镜 Ⅲ
规矩禽兽镜、规矩四神镜以及规矩五灵镜属于同一类型，其中的精品多为少府所属尚方官手工作坊铸造。《后汉书•百官志》章怀注：尚方令“掌上手工作御刀剑诸好器物”。这种铜镜当即其所谓“诸好器物”之一。规矩禽兽镜出现于西汉末。规矩四神镜出现于新莽时，其铭文中之最早的纪年为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①。典型的规矩五灵镜大约迟至东汉初才形成；兹以洛阳烧沟1023号东汉早期墓所出者为例，对这种铜镜略作介绍。
烧沟这面镜子的编号为1023：1。钮为大圆顶形，柿蒂形钮座，座外之大方格周围排列十二辰铭文。方格四面各自中部向外伸出T形符号，与连接外区圆周之L形符号相对。位于外区圆周上的四枚V形符号则与方格四角的尖端相对。在被TL纹及V纹分划出的四方八等分中，充满了各种神禽异兽。外区外部再安排一圈铭文带。此镜之铭文为：“尚方作竟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寿而金石天之保兮。”其外缘由一道三角锯齿纹和一道流云纹组成(69—1)。
镜上的TLV纹通称规矩纹，早在西汉前期已见于蟠螭纹镜和草叶纹镜。它也在日晷和六博局上出现(74—2,101—3)。汉代占试上的图案虽不直接表现出这种形式，但其布局实与之一脉相通。不过由于汉代盛行博戏，博局更为人所习见，故规矩纹或被称为博局纹。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张汉镜拓片在铭文中有“刻娄(镂)博局去不羊(祥)”之句，可证②。然而尽管当时曾有过这样的俗称，但规矩纹的含义却难以用六博作解释，因为博局上的规矩纹也是从别处借来的。
六博是一种“局戏”,在局上行棋时讲“开”、“塞”,讲“周通”,讲“恶道”,而它们所根据的象征意义非博局本身所能产生。《方言》说博局“或谓之曲道”。《广雅•释器》则说：“曲道，试局也。”因为只有在试局上才能推阴阳，占吉凶。所以薛孝通《博谱》说六博“则天地之运动，法阴阳之消息”(《御览》卷七五四引)。另一种与六博极相近的局戏名塞。边韶《塞赋》也说它“质象于天”(《艺文类聚》卷七四引)。其原理均来自占械③。在试局上，四角为四维，子午、卯酉2绳之四端为四仲。四维、四仲来自古代天文学家对宇宙构造的设想。在主张盖天说的古天文学家看来，天宇如盖，须加系结以使之不倾。比如车盖就用4条络带即“四维”来拉紧。天宇恢宏，四维不敷用，遂增设四仲，成为八纮。《淮南子•隆形》说：“九州之外，……而有八纮。”高注：“纮，维也。维络天地而为之表，故曰纮也。”可见天宇被认为是由8条绳子系住的。但在8个方向上用以维络天宇的四维、四仲之所以被抽象成TLV形符号，或与《史记•龟策列传》所称之“规矩为辅，副以权衡”；《鹖冠子•道端篇》所称之“钩绳相布，衔橛相制”；《汉书•律历志》所称之“准绳连体，衡权合德”诸说有关。总之，在四维、四仲的位置上以TLV形符号组成的是一个象征天宇的图案占天、测天的试盘和日晷固然要加上这种标志，博局和规矩镜也借用它以使自身带有“法象天地”的意义④。
既然规矩纹构成了代表天宇的框架，那么于其四方铸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四灵(或称四神)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但由于五行学说在汉代已成为官方之宇宙观的理论基础，而四灵与五行不能整齐地相搭配，故又出五灵之说。王莽《大诰》说：“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绥西域，以受白虎威胜之瑞。……太皇太后临政，有龟、龙、麟、凤之应。五德嘉符，相因而备。”(《汉书•翟方进传》)可见虎与龟、龙、麟、凤五者构成“五德嘉符”。《礼纬稽命征》说：“古者以五灵配五方：龙，木也；凤，火也；麟，土也；白虎，金也；神龟，水也。”(《御览》卷八七三引)许慎的《五经异义》、蔡邕的《月令章句》和杜预的《春秋左传序》中也有相同的说法。在汉代，麟常被表现为独角之鹿。而在1023：1号镜上，于规矩纹中间，除了作为陪衬的小鸟、羽人、人面鸟等以外，其主体部分正是由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与麒麟组成的五灵。
如果进一步把五灵和镜上的十二辰铭文联系起来观察，则青龙在寅、朱雀在巳、麒麟在未、白虎在申、玄武在亥，这种排列和汉代祭祀五帝之坛的方位完全一致。《史记•封禅书》说，元鼎五年，武帝“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太一祠坛，祠坛放薄忌太一坛，坛三垓。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就是说青、赤、白、黑四帝之坛按东、南、西、北四方排列，其中央部分因为已经有了太一坛，所以代表中官的黄帝之坛就被置于西南方之未地。《汉书•郊祀志》记西汉在长安“为五部兆天地之别神”时，也说“中央帝黄灵后土時”在“长安之未地兆”。《后汉书•祭祀志》记载东汉雒阳郊兆的情况时说得更明确：“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黄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这就证实了1023：1号镜之图案的主题是规矩和五灵，而且五灵是按照严格的五行学说排列的。这种类型的规矩镜并不罕见，其中有五灵和十二辰准确对应的，也有些虽略去十二辰铭文，但五灵的相对位置不变⑤(69—2、3)。当然，也有些东汉的规矩镜上未铸出麒麟，仍保持原先规矩四神镜的规格。
铜镜图案中出现代表五行学说之五灵的形象，不仅从以上的考察中得到证明，而且有些镜铭也宣称：“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五行德令镜之精。”所以规矩五灵的构图完全可以被看作是谶纬学说极盛时期中，象征天宇的一种神秘化的图案。
出现的时间稍晚于规矩五灵镜，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与前者并存的多乳禽兽纹镜，有的也以五灵为图案的主题。它们虽然没有一圈可充方位标志的十二辰铭文，但从五灵的排列顺序上(穿插进去的陪衬物不计在内)可以看出它们的位置仍遵循上述规律(6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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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令昕：《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所藏的几面古镜介绍》,《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
②周铮：《“规矩镜”应改成“博局镜”》,《考古》1987年第12期。
③尹湾6号汉墓出土的一件木牍上绘出与镜背之规矩纹亦即与试局之曲道基本相同的图形，并附注六十干支。下面有五栏与之相配的文字，分别标以“占取(娶)妇嫁女”、“问行者”、“问系者”、“问病者”、“问亡者”。原牍无标题。《尹湾汉墓简牍》一书将其定名为《博局占》。按《唐六典•太常寺》“用式之法”,注：“凡阴阳杂占，吉凶悔吝，其类有九，决万民之犹豫：一曰嫁聚，二曰生产，三曰历注，四曰屋宅，五曰禄命，六曰拜官，七曰祠祭，八曰发病，九曰殡葬。”两相比较，牍上之五问与《六典》之九占大致相似；首问嫁娶，尤其一致。牍上既然画出试局，固应名《械局占》。论者或认为牍上之“方廉楬道张”等文字标记与《西京杂记》所载许博昌的六博口诀“方畔揭道张”云云有可相比附之处。但许氏所唱仅为博徒取胜的诀窍，全不包含占验的用意。至于当时对曲道之不同部位的若干特殊叫法，则无论在试局上或博局上自均可通用；但两者的性质并不因此而混淆。所以不仅规矩镜不应改称“博局镜”,《试局占》也不应称作《博局占》。因为博局等图形源于占试，甚至连棋局上的棋路也可称式道。梁简文帝《弹棋论•序》：“尔乃观壮士之出师，望兵棋之式道。”是其一例。
④孙机：《托克托日晷》,《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3期，1981年。
⑤孙机：《几种汉代的图案纹饰》,《文物》1982年第3期。在清代的康熙青花瓷盘和花盆上，也有以四神居四方、麒麟居中央的图案，与汉代的五灵纹恰相一致；甚可注意。见陈润民《清顺治康熙朝青花瓷》第159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70 镜IV,镜台
东汉前期，规矩镜及多乳禽兽纹镜虽然流行，但自明帝时开始，一些具有新风格的东汉镜型渐次问世。首先应举出的是连弧云雷纹镜，在传世品中，这种镜上出现过永平七年(公元64年)的纪年铭，其流行时期的上限或与之相当①。从构图上说，它可以被看作是西汉连弧纹昭明镜的简化形式。其内区仍安排一圈连弧纹，但昭明镜上的铭文带却被纤细的云雷纹所代替(70—1)。这类镜子都用很宽的素平缘，而且镜面凸起、镜背边缘上翘的作法从这时起渐成定制。同时，它开始在钮座之柿蒂纹的空隙中填入铭文，这样的布局以后为东汉镜所习用，西汉时却极罕见。此类镜中还有更加简化的一式：它将上述连弧云雷纹镜上的云雷纹略去，将原来的内区放大，占满镜背，而在已膨胀成蝠形的柿蒂纹钮座间，填以“长宜子孙”“君宜高官”等四字铭，字体多为长脚花式篆。由于铭字的点缀，使浑朴已极的构图显得别有韵味，看上去并无沉闷之感。此式镜于东汉中、后期在黄河流域广泛流行；而在同时期中，长江流域和华南一带的墓葬里仍多出连弧云雷纹镜。
柿蒂钮座在东汉镜上一再被加工，好几种镜型的出现为它的演变所带动。当柿蒂变成蝠形后，接着就向外扩展到镜缘附近，这样，不但镜背又被它分成4区，而且在镜钮之外拉开的4个蒂瓣之间，出现了一个由内凹弧线组成的四边形。以不同的纹样填充镜背四区与钮座之空余部分，就形成了蝠形柿蒂兽首纹镜、蝠形柿蒂夔纹镜等。进而4个蒂瓣又在当中开光并填花，于是又出现了填花柿蒂八凤镜。在东吴地区，它进一步发展成填花柿蒂八凤佛兽镜，不过这就是汉以后的事情了。
蝠形柿蒂兽首纹镜于镜背4区中填充4个曳带云气的兽首，钮座四角各填1字或3字，构成一条短铭文，在镜缘之内还有一圈连弧和一圈长铭文(70—2)。蝠形柿蒂夔纹镜则在此4区中填充夔龙或夔凤，也有时填以不可名状的涡旋形几何图案。填花柿蒂八凤镜的纹饰一般较繁复，4区中各布置一组对称的双凤；而且不仅在蒂瓣中填花，镜缘上的连弧也往往露白填花。且常错以金银②。兽首镜和八凤镜上都发现过元兴元年(105年)纪年铭，此外还有永寿、延熹、永康、建宁、熹平、光和、中平等纪年铭。可见这类镜流行于东汉中、晚期。
主题花纹也是变形夔纹，与蝠形柿蒂夔纹镜中所饰者相近，但将双夔相对排列在镜钮两侧，其铭文也排在钮的上下成一直行者，是为直行铭对夔纹镜。它的布局打破了前此长期采用的“心对称”式，改为“轴对称”式，形成了新的风格。这种铜镜也流行于东汉中、晚期。
东汉晚期，在广汉、会稽、鄂等地还出现了一类新型铜镜，如半圆方枚带神兽镜、人物故事或神人车马画像镜、重列式神像镜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花纹为浮雕式。在此之前，汉镜或以阳文凸线起花，如日光镜、重圈镜、规矩镜等；或为平面剔花，如兽首镜、八凤镜等；浮雕技法进入制镜工艺，是从这时开始的。堪称巧合的是，浮雕花纹的神兽镜铭文中之最早的纪年，竟与兽首镜和八凤镜相同，都是元兴元年。说明这些镜子出现的时间相近③。
在这类镜子中，江浙一带出土的人物故事画像镜多表现历史题材，其中常见的有伍子胥画像镜。在镜背上以乳丁隔开的4组人物为：“越王、范蠡”、“玉女二人”、“吴王”和拔剑自刎的“忠臣伍子胥”(70—3)。虽其构图富有装饰意味，却流露出一种悲剧气氛。此类镜有的在铭文中记明产地与作者：“吴向里柏氏作。”作镜者为吴人，所以在镜上反映吴地之英烈。至于重列神像镜，则出现得较晚，其带有纪年铭者，最早的是湖北鄂州出土的两面建安六年(202年)镜。其中之一上下重列11尊神像、一侍者及凤、人面鸟、怪兽等，钮上下均有“君宜官”直行铭文。靠近镜缘有铭文带：“建安六年五月廿四日示氏作竟，幽湅宫商，周罗容象，五帝天皇，白牙弹琴，黄帝吉羊。三公”(70—4)。关于这种镜的图像内容林巳奈夫和管维良都曾作过研究④。看来最上一段位于中央的是南极真人。第二段居中2人为伯牙和锺子期，伯牙膝上横一物，似即琴。镜背当中坐在钮两侧的是东王公、西王母；他们两旁2人与第4段2人及第2段左侧之人或为五帝。最下一段有怪兽。这种镜子上罗列了许多神像，过去却把它叫作神兽镜，就未免名实不符了。
使用铜镜时，虽可手执系于钮上之绦带以揽镜自照；然而当梳理鬓发、涂施脂粉、簪戴首饰的场合，则须置镜于镜台。美国奈尔逊艺术博物馆所藏东汉八连弧云雷纹镜，附有配套的鎏金铜镜台。其底部为圆座，中立支柱，柱顶分权，扩展为左右对称的半圆弧形窄槽，两端饰龙头。铜镜嵌在槽里，可装可卸⑤(70—7)。形制相同的双龙首弧形带槽的镜台上世纪20年曾在洛阳出土两件，近年在西安地区曾征集到这类镜台的部件。私家收藏品中亦有其例◎。另外，在沂南画像石中有一持镜台的侍女，她所持之镜台底座为圆墩状柱础形，中立支柱，柱上贯长方台面。柱顶设卷云形装置，估计其上亦应有供嵌镜用的凹槽，但未装镜子(70—6)。不过由于它和《女史箴图》中装有镜子的镜台肖似，故可确认。并且，二者的底座均呈圆墩形。而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所藏木胎髹漆之圆座，直径24厘米，造型与上述底座正同，尺寸亦大致相合，所以也应是镜台上的一个部件⑦(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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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见本书第67篇注①所揭书，第86—101页。
②其中的错金银夔凤纹铁镜于汉末、曹魏时只在北方流行，南方未见。
④林巳奈夫：《汉镜の图柄二•三について》,《东方学报》(京都)第44册，1973年。管维良：《汉魏六朝铜镜中神兽图像及有关铭文考释》,《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
⑤⑦Xiaoneng Yang,A Han bronze miror and its gilt bronze stand in the Nelson -Atkins Museum of Art.Oriental Art,1996：1.
⑥W.C.White,Tombs of Old Lo-yang.P.86,P1.46,Shanghai,1934.王长启：《西安地区发现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5期。王度：《息斋藏镜》图版79。台北历史博物馆，2001年。
71 文具I
笔，墨，砚，研钵，砚滴，书刀
远在新石器时代，已用笔绘制彩陶。至秦代，蒙恬对制笔技术又作了改进，“以柘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非兔毫竹管也”(《古今注•问答释义》)。可见这时制笔已选用劲健之毛作柱，以软毛为被，使二者刚柔相济，“调利难秃”,便于书写。已发现的汉笔，如敦煌马圈湾、悬泉置及居延破城子所出者(71—1、3),皆屯戍之士所用，制作较简率。甘肃武威磨嘴子2号墓所出者，杆上刻款：“史虎作。”49号墓所出者，杆上刻款：“白马作”①(71—4)。与应劭《汉官仪》所记“尚书令、仆、丞、郎，月给赤管大笔一双，篆题曰：‘北工作’”的格式一致，应是比较讲究的笔。“白马作”笔的笔头以黑紫色毛作柱，外覆以黄褐色毛。王羲之《笔经》：“汉时诸郡献兔豪，惟赵国豪中用”(《御览》卷六〇五引)。我国古代之兔，皆是现代所谓野兔；家兔系19世纪自西方引入。秋冬季老野兔背上所生紫毛，称“紫霜毫”；“白马作”笔的笔头可能选用这类紫毛制作。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6号西汉墓出土的一支兔毫笔，制作极精，历经二千年，至今仍锋齐腰强，将笔浸入水中，提起时笔头立即收拢聚合。因而能在长23厘米，宽6厘米的木牍上两面书写三千余字，每字字径仅2毫米②。《后汉书•循吏列传•序》说汉光武帝“以手迹赐方国者，皆一札十行，细书成文”。所用之笔应与此类笔相近。这时且选用长毫制笔头，并将笔头深栽于笔杆内，蘸漆黏接，缠线加固。连云港市海州网疃汉墓出土之笔，一支的笔头总长4.1厘米，栽入杆内部分达2厘米；另一支笔头长3.2厘米，栽入杆内1.5厘米。从而使笔头储水量多，外露部分也不致拖沓，书写时运笔流利③。尹湾笔通长23厘米，居延笔通长23.2厘米，“白马作”笔通长23.5厘米，悬泉置笔通长23.6厘米，均合汉尺1尺左右。与《论衡•效力篇》所谓“一尺之笔”相合。这些笔杆的末端均削尖，乃是为了便于簪带。《汉书•赵充国传》：“安世本持橐簪笔。”所言即簪笔之事。“白马作”笔出于墓主头部左侧，似下葬时本簪于头上。不随身携带的笔，或贮于竹筒制的套中，江陵凤凰山汉幕出土的笔套两侧还镂出透孔(71—2)。这种笔套筒即江陵张家山汉墓遣册所称“笔一有管”之管④.《荀子•赋篇•箴》：“管以为母。”管指针筒。盛针的筒名管，盛笔的套筒西汉时亦名管；东汉后期始称笔杆为管。又盛笔之容器尚有匣。《傅子》云：“汉末一笔之匣，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隋珠，文以翡翠”(《御览》卷六〇五引)。但在出土物中尚未见如此华贵之实例。
毛笔一般蘸墨书写。文献中曾谓古人用漆及石墨写字，但在出土文书中未见过这种情况。安阳所出商代人写在陶片和兽骨上的黑色字迹，经检验用的是以碳素为主要成分的墨⑤。汉代则用松烟中的炭黑制墨。曹植诗：“墨出青松烟。”可证。先秦时之墨有的呈粉末状。《庄子•田子方篇》称众史“舐笔和墨”,马王堆3号墓所出《五十二病方》称药物之搅拌为和；众史之墨言“和”而不言“研”,可知用的是粉末状的墨。乐浪彩箧冢所出漆砚座的抽屉中曾发现墨粉。江陵凤凰山与广州象岗所出西汉早期墨，为小颗粒、小圆片状，虽已非墨粉，但尚未制成墨锭(71—8)。据尹湾汉墓出土的《君兄缯方缇中物疏》所记，小墨粒平日贮于袋状的“墨橐”中，应为经常使用之物。这时之所以仍使用粒状、片状的墨，是因为制墨成锭须有较成熟的和胶技术，工序较繁难。如施胶偏轻，则成品薄小，但较易制作。所以至北魏时，《齐民要术•笔墨篇》中仍说制墨“宁小不大”。不过由于各地发展上的不平衡，湖北云梦睡虎地4号秦幕已出墨锭⑥。西汉时也有墨锭。山西浑源毕村西汉墓出土的圆锥形墨锭，已属模制成型⑦。《汉官仪》说尚书令等人“月给隃麋(汉代的右扶风隃麋县，在今陕西千阳)大墨一枚，小墨一枚”。可见西汉不仅能制墨锭，还有隃麋墨这种著名产品。东汉时，如葛龚《与梁相张府君笺》所说：“复惠善墨，下士所无，摧骸骨，碎肝胆，不足明报”(《初学记》卷二一引)。情辞若斯，其墨必极精善。宁夏固原东汉墓所出松果纹墨锭，黑腻如漆，烟细胶清，手感轻而坚致，虽幽霾地下千八百余年，然而并未皴剥龟裂，其完整的程度几若新脱模者，信是汉墨极品(71—10)。但如河南陕县刘家渠东汉墓所出墨锭，质地较粗，色暗，其上尚有指纹，仍应是用手捏成的(71—9)。
西汉时的小墨块，因为体积薄小，要用研子压着才便于研出墨浆，上述张家山遣册称“研(砚)一，有子”之“子”即此物。研子又称研杵，常为圆锥状、多面锥状、半球状或扁平块状。湖北云梦睡虎地所出秦砚已附有研子，汉砚仍沿袭此制。就砚面的形状而论，汉砚可分为圆形与长方形两大类。即魏•繁钦《砚赞》所称：“或薄或厚，或员或方”(《初学记》卷二一引)。圆砚之原始的形态只是一块接近圆形的河光石。《说文•石部》：“砚，石滑也。”可见砚字之初义即指石之滑者，广州西汉墓所出者可以为例(71—7)。以后加工渐细，圆砚多附3足且有盖，盖底当中留出凹窝，以备容纳研子。精致的圆砚，盖面上往往镂出盘旋的螭纹，河北望都2号、河南南乐宋耿洛1号等东汉墓均出此式石砚(71—11)。湖北当阳刘家冢子东汉墓还出一件此式陶砚⑧。长方形砚原来只是一块石板，如洛阳烧沟632号墓所出者。这种砚常被称为黛砚，实不尽然。因为在居延金关，此式砚与屯戍遗物同出；根据出土地点的军事性质，其砚显然非画眉所需⑨。连云港市海州锦屏镇西汉•西郭宝墓与上述尹湾6号墓中，长方砚均与毛笔和简牍同出，是作为文具使用的。西郭宝墓出土的《衣物疏》称其砚为“板砚”,尹湾出土的《君兄缯方缇中物疏》称其砚为“板研”,可据以定名⑩。精致的石板砚常附木砚盒。山东临沂金雀山11号西汉墓所出砚，砚盒髹漆，盖、底两面均绘有云气禽兽纹(71—12)。平壤彩箧冢所出乐浪时代石砚，更加讲究(71—13)。其漆砚座底部装有抽屉，顶部两端装鎏金笔插。但其研子却系木制。广州汉墓所出研子还有玛瑙的和陶质的；因知若干发掘报告中将研子统称为研石，就不太全面了。在江苏邗江姚庄101号西汉墓，还出土一件罕见的漆书砚。此砚呈前方后圆的椭长马蹄形，砚池霖黑色漆，砚后部有孟顶墨汁仓，仓与砚池有孔相通，出土时孔内用羊首形木栓堵塞⑪(71—14)。此器与一般砚台不同，其漆砚池不耐研磨，只能用以存储在他器中研好的墨汁。使用时拔开仓栓，使墨汁流入砚池，便可濡笔作书，其用途近于后世的“笔掭”⑫。邗江杨庙村西汉墓所出同型之器，漆砚池亦为光滑平面，亦不便研磨，使用方法应与姚庄所出者相同⑬。此外，汉代还有一种附铜砚盒的石砚，砚盒常作兽形，安徽肥东⑭与江苏徐州土山各出一例。徐州的辟邪形铜砚盒通体鎏金，并满布鎏银的云气纹，杂嵌红珊瑚、绿松石和青金石，造型瑰奇，色彩绚丽，是稀见之品(71—15)。盒内置石砚，附柱状石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