券顶砖室墓出现以后，迅速得到推广。以前仅为土洞的耳室，这时也用砖砌；还出现了兼用条砖与空心砖砌成的墓。洛阳老城61号西汉中晚期墓，主室用空心砖砌筑，当中还以空心砖立柱和隔梁将它分为前、后两室。两耳室皆呈丁字形，以条砖砌成，起券顶，仅在门楣处用空心砖(105—3)。但此墓虽分前、后室，两室的形制却并无区别。西汉末年出现了前室穹窿顶、后室券顶的条砖墓，如烧沟1014号墓。前室象征地上居室的堂；后室置棺，象征地上居室的寝。随葬品主要放在前室，耳室遂开始衰落。至东汉时，条砖墓已在全国推广，南方的木椁墓渐趋消失，而中原、关中的空心砖墓也一下子隐没不见。在葬俗方面，西汉出现的夫妻同穴合葬这时已发展为一家数代同穴异室合葬，从而使墓室愈造愈大，结构日趋复杂，甚至整座墓室就像地上的一所大宅院。
东汉早期仍以前室穹窿顶、后室券顶的砖墓为主要形式。根据发掘河南陕县汉墓的情况得知，这时兴起了在墓中修侧室的作法。侧室与耳室不同，其中有时也安葬死者，而耳室却只放随葬品。至东汉中期，出现了双穹窿顶墓和前堂横列墓。后一种墓型将原先纵长方形的前室即堂改为横长方形，使之更适合于在其中进行祭奠等活动。以后，若干大墓遂以堂为中心向前后及两侧开辟墓室。这类墓往往有前、中、后3室，象征地上居室的庭、堂和寝；侧室的安排则无定规⑧。而且，这时各墓室多以甬道相连接，不像西汉时只有墓门后的一段甬道。不过由于合葬人数多寡不同，东汉多室砖墓的形制繁多。辽宁旅大营城子的一座壁画墓，甚至筑有上下两层穹窿顶，结构尤为特殊(105—4)。
自西汉晚期以来，大墓中已绘有壁画。至东汉中、晚期，随着豪宗大族厚葬之风的发展，丧家广受赠赠，故旧远道奔丧，宾客上冢墓祀，许多人都要进入墓内，所以其中的壁画也“竞为华观”。河北安平逯家庄大墓壁画的内容以车骑出行、庄园建筑为主。河北望都所药村1号墓画出大批属吏。内蒙古和林格尔大墓则依墓主仕宦升迁的顺序，画出其生平的主要经历，情节复杂，场面很有气派(105—7)。
在石构或砖石混合构筑的墓中，如将壁画刻于石壁，则称为画像石墓。主要分布于山东—苏北、河南南阳、陕北—晋西北、四川等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发掘汉画像石墓近百座。其中如山东沂南北寨村(105—6)、安丘董家庄、河南南阳杨官寺、密县打虎亭等地的画像石墓，气派最大，刻工亦精。四川地区除画像石墓外，还有画像石和画像砖兼用之墓，这里的崖墓中有的也有石刻画像。四川的大型崖墓如成都天延山3号墓等，其规模甚至可与凿山为藏的王陵，如永城保安山(107—8)、满城陵山、曲阜九龙山、徐州北洞山等墓相伯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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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石家庄市图书馆文物考古小组：《河北石家庄市北郊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
②《江苏高邮发掘一座大型汉墓》,《人民日报》1980年7月18日。《高邮天山汉墓又一批珍贵文物出土》,《新华日报》1980年7月3日。
③刘德增：《也谈汉代“黄肠题凑”葬制》,《考古》1987年第4期。黄展岳：《汉代诸侯王墓论述》,《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
④此说之主张者盖援“便殿”为说。《汉书•武帝纪》六年夏四月“高园便殿火”,颜注：“园者，于陵上作之。既有正寝，以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为休息闲宴之处耳。”但便殿在地上，便房在地下，二者的性质全然不同。其说误。见李如森：《汉代丧葬制度》第90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⑤见本书第24篇注⑤所揭文。
⑥见本书第88篇注⑬1所揭文。
⑦《银缕玉衣、铜盒砚、刻石》,《光明日报》1973年4月7日。
⑧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
106 墓前立石
下葬以后，于墓上起封土。大墓且在墓前开神道。《后汉书•光武十王•中山简王焉传》：“大为修冢茔，开神道。”章怀注：“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神道口或立石阙，或立石柱，或二者兼备。石阙之制已见本书第46篇，这里只介绍石柱。石柱除可称为标外，亦可称华表。《宋书•五行志》载：“大明七年，风吹初宁陵隧口左标折。”《建康实录》卷一三记此事时，则称之为华表，可以为证。它本为木柱，传说它的起源很古老。《史记•文帝纪》：“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索隐：“韦昭云：‘虑政有阙失，使书于木，此尧时然也，后代因以为饰。今宫外桥梁头四植木是也。’郑玄注《礼》云：‘一纵一横为午，谓以木贯表柱四出，即今之华表。’”在沂南画像石上看到过以十字交叉的横木贯柱四出的华表(46—1)。但神道石柱只在上部有石榜，形制与交午柱不同。它的作用大约如《古今注》所说，只是“表识衢路”而已，所以石榜的刻文都标明这是某人的神道。这类石柱在《水经注》中记有不少实例，如说范式墓“石柱犹存”(《济水》),赵越墓“家北有碑，……碑北有石柱”(《清水》)等。但遗留至今的，只有山东历城出土的一根汉琅班相刘君石柱与北京石景山上庄出土的两根汉幽州书佐秦君石柱。刘君石柱仅余中部，石榜已残，柱身镌束竹纹。两根秦君石柱的形制相同，应为一组；同出之方石上有元兴元年(105年)纪年，知为东汉中期之物。石柱上部的方形石榜上刻“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11字，阳文隶书。榜底以攀于柱上之2兽相承托。《水经注•洹水》说邺县城南桥首的石柱“螭矩趺勒甚佳”,其所谓螭，或即指此处之兽。石柱下半部镌凹楞纹。柱础方形，顶面作四坡，刻盘旋之双兽。柱顶已失，形制不明(106—4)。
就文字而言，石柱题勒往往仅及官氏姓字，叙述墓主生平的内容则刻在碑上。先秦之所谓碑，一种立于建筑物的庭院中，用于“丽牲”或“识日景”(《仪礼•聘礼》郑注),与墓葬无关。另一种则用于及穹下棺。《礼记•丧大记》郑注：“又树碑于圹之前后，以绑绕碑间之鹿卢，物棺而下之。”陕西凤翔秦景公墓土圹之南北侧，各有一残高1.7—2米的木柱，即当时挽棺所用之碑①；亦即所谓空器，见《周礼•春官•冢人》。既葬之后，碑留在墓地，遂逐渐演变成一种仪饰品。《释名•释典艺》：“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为焉，故建于道陌之头，名其文谓之碑也。”现存最早的墓碑是西汉河平三年(前26年)的麃孝禹碑，同治九年(1870年)在山东发现，石高1.45米，圭首，表面粗糙，未经磨光(106—5)。
树立墓碑之风到东汉才广泛流行。《文心雕龙•诔碑篇》说：“后汉以来，碑碣云起。”与实际情况是符合的。东汉的石碑表面大都打磨光滑，如裴岑刻石等不磨光的，反而成为绝无仅有的几件。东汉石碑碑首多为圭首或圜首，有的并在碑额上开一圆穿。周代的祖庙中立主，即木质的牌位。《公羊传•文公二年》何休注：“主状正方，穿中央，达四方。”《山海经•中山经》：“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锐其上，而中穿之，加金。”早期之圭首有穿的碑，或曾受到木主之形制的影响。从功能上看，碑上之穿则与装鹿卢下棺有关。圜首碑常在额上刻出数条晕线，或偏左，如孔褒碑；或偏右，如孔谦碑(106—6)。西汉时的碑一般不设碑座，如廳孝禹碑下部粗糙无文处占碑长的三分之一，说明当时直接将碑石植入地中。东汉始设碑座，多长方形。山东钜野出土的延熹四年(161年)渡君碑，碑座为覆斗形②。龟趺之碑目前仅见于山东平度侯家村出土的光和六年(183年)王舍人碑。以龟负碑，或系由《楚辞•天问》“鳌戴山抃”(王逸注引《列仙传》“有巨灵之鳌，背负蓬莱之山”)等神话传说中演嬗而来。王舍人碑且为螭首，已开六朝墓碑的形制之先声(106—7)。永兴元年(153年)的乙瑛碑最先在碑侧刻出花纹，此制亦为后世所沿袭。
汉墓前且常立石兽。最早的例子见于陕西兴平霍去病墓。此墓尚存石雕14件，多数依天然巨石的形状适当加工而成，故造型奇兀，如野人抱熊、母牛舐犊等，似无一定的规格。若干虎、象、猪、牛的雕像，因迁就石块原形，常呈匍伏状。由于霍去病墓象征祈连山，这些石兽系代表在山间出没的各种野兽。其中马踏匈奴一像造型较严肃，可能含有铭功的意义。但其雕刻手法较板滞，不如这里的一件石跃马刻得生动。此马后肢蹲蜷，前肢作据地欲起之势，动感很强(106—3)。但总的来说，这里的石雕种类驳杂，是一种新风气开始出现时的情况的反映。
墓前立石兽之风大约至东汉时已形成制度。《风俗通义》说：“《周礼》：方相氏葬日入圹驱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脑，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侧，而罔象畏虎与柏，故慕前立虎与柏”(《封氏闻见记》卷六引)。《水经注》所记东汉中山简王墓(永元二年，公元90年，《易水》)、赵越墓(建宁中，168—171年，《清水》)、乔玄墓(光和七年，184年，《睢水》)、诸袁旧墓(东汉中晚期，《阴沟水》)等处，均有石虎，可为上说之证。但方相氏本是岁末打鬼仪式大傩中的领队，在此仪式中，无论方相氏或其率领的侲子，都穿着奇装异服、戴着恐怖的面具、发出威吓的叫喊。墓上的石兽既为方相氏的替代物，遂日益强调其狞猛的一面.进而导致树立天禄、辟邪。《后汉书•灵帝纪》章怀注：“今邓州南阳县北有宗资碑，旁有两石兽，镌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宋代欧阳修于《集古录》卷三、沈括于《梦溪笔谈》卷二一亦对宗资墓石兽作出记载。二兽今藏于南阳汉画馆，刻字虽已漫滤不清，但宋代已将其摹本收入《汝帖》。又赵明诚《金石录》卷一五说：“汉州辅墓石兽膊字，其一辟邪；……其一乃天禄字，差大，皆完好可喜。”宗、州皆桓帝时人，可证东汉石兽确用此名称。这类石兽在四川雅安高颐墓、芦山樊敏墓及杨君墓前者，均未刻铭文。洛阳涧河西出土的一对分别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洛阳博物馆，颈背阴刻“缑氏蒿聚成奴作”七字。造型英武，跨步而前，是汉代雕塑中的杰作(106—1、2)。
可是对于一对石兽说来，到底哪一个是天禄？哪一个是辟邪？在汉镜中可以找到一种答案。浙江出土的一面镜子上，与这对石兽之独角者相近的神兽身侧榜题“辟邪”二字。《绍兴古镜聚英》著录一镜，铭文云：“吕氏作竟世少有，东王公、西王母，仙人子乔、赤诵子车马、辟邪在左右，为吏高升贾万倍。”镜背图像分4区：东为东王公，西为西王母，南为车马，北面正是与上述浙江出土镜上相同的独角兽③。因知一对石兽中之独角者或为辟邪，双角者或为天禄④。至于偶尔见到的无角之石兽，则是一种简化的形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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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本书第11篇注③所揭文。
②周建军、王冬梅：《山东钜野新出东汉<渡君碑〉》,《书法丛刊》2004年第4期。
③王士伦：《浙江出土铜镜》图24。文物出版社，1987年。梅原末治：《绍兴古镜聚英》图版19。京都，1939年。
④又《汉书•西域传•乌弋山离国》颜注引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又山东临淄金岭镇1号东汉墓出土的铜牌上铸出独角兽，铭文：“天禄”(《考古学报》1999年第1期)。均与本文所举之说不同。反映出对于超现实之神兽的称谓，即便在其流行的当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规范性。
107 帝 陵
汉代最高规格的墓葬是帝陵，但由于未曾对它们进行过全面发掘，所以只能作大致介绍。
西汉十一陵均位于汉长安近畿，渭北的咸阳原上有9座，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在今西安市东郊凤凰嘴和东南郊三兆村。渭北九陵的归属自唐代以来在记载中产生舛乱。建国后，经过勘查、钻探等大量工作，诸陵的位置已可确认：在咸阳原上，自西而东为武帝茂陵、昭帝平陵、成帝延陵、平帝康陵、元帝渭陵、哀帝义陵、惠帝安陵、高祖长陵和景帝阳陵①(107—1)。
帝陵亦称“山”,以其有高大的封土。西汉诸陵的封土多为覆斗形，夯筑。底面积以康陵为最大，占地近7万平方米；其次是茂陵，占地5万多平方米。但高度则以茂陵为第一，达46.5米；渭陵最低，24.85米。一般在30米以下。《续汉书•礼仪志》刘注引《汉旧仪谓天子“坟高十二丈，武帝坟高二十丈”。12丈约合28米，与帝陵的平均高度接近；20丈合46.2米，与茂陵的高度更相当一致。不过也有将覆斗修出阶梯形的，秦始皇陵的封士已是此种形制，汉代仍有沿袭者，如昭帝平陵、元帝渭陵(107—4)、平帝康陵等。
帝陵的墓圹名“方中”。《汉旧仪》说：“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②《汉书•张汤传》颜注引如淳曰：“《汉注》,陵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二丈。”所记深度虽有12丈、13丈之别，但方中为慕圹则无疑义。《张汤传》颜注解释“方中”时说：“古谓掘地为坑曰方。”《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殇帝康陵方中秘藏，及诸工作，事事减约，十分居一。”章怀注：“方中，陵中也，冢藏之中，故言秘也。”或以为“方中”指陵上封土，非是③。方中“设四通羡门”④；“方中百步，已穿筑为方城，其中开四门，四通”⑤。即有4条墓道。这一点已为对汉太上皇陵和杜陵的钻探所证实⑥。
方中之内的设施，如《汉书•霍光传》注中如淳引《汉仪注》称，天子陵中“内梓宫，次楩椁，柏黄肠题凑”。王先谦补注引刘敞曰：“以次言之，先亲身者衣被，次梓宫，次便房，次题凑，次外藏。”渭北九陵与城南的杜陵大约都是这种类型的慕。关于黄肠题凑，本书第105篇已作讨论。但帝陵与一般题凑墓甚至黄肠题凑墓相较，不仅规模大小悬殊，而且帝陵在黄柏木枋垒筑的题凑木墙之外，似乎还增加一层用方石砌成的题凑石墙。《周礼•夏官•方相氏》郑注：“天子之椁，柏黄肠为里，而表以石焉。”《续汉书•礼仪志》记大丧云：“方石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礼。”就连赵晔在《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也提到：“文石为椁，题凑其中。”西汉诸侯王一级的题凑墓未见有包以石墙的，而东汉前期的一批诸侯王墓，如山东临淄永平十二年(69年)齐炀王刘石墓、河北定县永元二年(90年)中山简王刘焉墓、山东济宁永元十三年(101年)任城王刘尚墓等，都在砖室墓周围砌起一圈题凑石墙⑦。刘焉墓的石墙用石4000余块，大部分制成方形，长宽各1米左右，尺寸基本统一，似即《续汉书•礼仪志》所称“方石”。此类石材还有刻出“更黄肠石”铭记的，通称“黄肠石”⑧。在东汉墓中，黄肠石有可能已成为黄肠木的代替品，而当此型大幕方兴未艾的西汉时期，却无须为黄肠木设置代替品。所以题凑石墙与题凑木墙极有可能在西汉帝陵中并存；“柏黄肠为里，而表以石焉”,即指这种情况而言。当然上述推测尚有待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接受检验。
西汉十一陵除惠帝安陵和文帝霸陵外，其他各陵皆围绕封土筑起陵垣，垣内即陵园，多为方形，于四面中央辟门，名司马门，一般两旁立双阙。长陵陵区出土的“长陵东当”、“长陵西当”,应即长陵陵园东西门阙上的瓦当(107—6)。清代毕沅亦认定此陵为长陵，且建“汉高祖长陵”碑以标识其地⑨。陵园四面的门道宽度不等，北、东二门道往往更宽些。武帝茂陵陵园之南门阙已毁，其他三面的情况是：北门道宽16米，东门道宽14米，西门道宽12米。元帝渭陵之西门阙已残，北门道宽16米，东门道亦宽16米，南门道仅14米。似反映出陵园以北门为正门，北、东二门地位重要，与未央宫的情况相似。西汉初年之长陵的陵园较大，而且高祖与吕后合用一座陵园，即所谓“并穴异葬”。其中且有建筑遗址，长陵的寝殿、便殿或均在陵园内⑩。其后，景帝阳陵、武帝茂陵在陵园之外的东南方有大片建筑遗址，可能这时寝园已与陵园分开，而且帝、后陵各有单独的陵园。就发掘宣帝杜陵陵园之所见，其寝园正位于陵园东南，分成两部分，西
侧大院中有一座50.6×29.3米的大建筑物基址，即寝殿址。《汉书•武帝纪》颜注；“正寝以象平生正殿路寝也。”它是陵园内的正殿，寝园即由寝殿而得名。杜陵寝园之东院的面积约为西院之半，其中的遗迹既有殿堂，又有许多房屋、庭院和窖穴，被认为是便殿的所在⑪,即所谓“休息闲晏之处”,与此院之布局亦相合(107—2)。《汉书•韦贤传》说：“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衣冠。”汉代对已故的皇帝事之如生，寝殿中置“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续汉书•祭祀志》)。后来“衣物藏于便殿”(《续汉书•礼仪志》),杜陵便殿就藏有“乘舆虎文衣”(见《汉书•王莽传》)。特别是所谓“游衣冠”(东汉多称“游冠衣”)之举，起初是在长安城中备法驾巡游，后来“陵寝衣冠，但月游原庙”(《汉书•叔孙通传》王先谦补注),成为陵区中的一项活动了。
修建原庙的作法是叔孙通首先提出的。当时惠帝居未央宫，每去长乐宫朝见吕后，应通过安门大街，往来须清辟行人，颇感不便。于是在二宫间架筑复道，有类今日之带廊屋的过街天桥。这使得负责制定宗庙仪法、官居奉常的叔孙通进谏道：“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帝寝衣冠月出游高庙，子孙奈何乘宗庙道以(一作“上”)行哉”(《汉书•叔孙通传》)！“高庙”即汉高祖庙，位于“长安城门街(即安门大街)东”(《叔孙通传》晋灼注引《黄图》),占地“六顷三十亩四步”(《西汉会要》卷一二引《汉旧仪》),庙中有“钟十枚，各受十石，撞之声闻百里”(《三辅黄图》引《汉旧仪》)。此庙规模大，地位崇高。西汉一代，皇帝即位须先拜谒高庙，即《三辅黄图》所说：“册封诸侯王，必于祖庙命之，示不敢专也。”也应是在这里进行的。此前高祖衣冠每月出游须到此庙，故庙前的安门大街又称“宗庙道”,不容在其上横越。因而叔孙通建议：“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宗庙，大孝之本”(《汉书•叔孙通传》)。颜师古的注中说：“原，重也。先以有庙，今更立之，故云重也。”原庙靠近帝陵，而宗庙如“景帝庙号德阳，武帝庙号龙渊，昭帝庙号徘徊，宣帝庙号乐游，元帝庙号长寿，成帝庙号阳池”(《汉书•文帝纪》颜注引如淳说)等庙，皆不在陵区中。具体地点较明确之例，如文帝陵在白鹿原凤凰嘴，而文帝的顾成庙址在唐长安城休祥坊(《长安志》卷一〇),即今西安市玉祥门以西；距霸陵约15.5公里。宣帝陵在三兆村，而宣帝乐游庙址在唐长安城升平坊(《御览》卷一九七引《天文要录》),即今西安市雁塔区曲江镇东南；距杜陵约6公里。陵与庙之间有较大距离，举行游衣冠等仪式时则须长途奔波。而“居陵旁立庙”(《汉书•韦贤传》),即立原庙，亦可称陵庙，就使这类问题得以解决。目前对西汉陵庙的考古发掘工作尚未展开，但有些位于陵园附近的遗址，已初步被推测为陵庙所在⑫。
帝后陵的从葬坑本是从外藏椁之制发展出来的。霸陵以南的薄太后南陵，在陵园的西垣外曾发掘从葬坑20座，均在土坑中放置陶棺或砌成砖圹，其中的出土物有陶俑、谷物、家畜以及珍兽如犀牛和大熊猫的遗骨等⑬。阳陵在帝陵的陵园之内、封土之外发现从葬坑86座(107—3)；陵园之外发现南区从葬坑24座、北区从葬坑24座。出土了若干与军事部门有关的印章，如“军大右仓”、“军武库丞”等，及大量武器与着衣摄甲的武士俑(107—7)。也有些从葬坑内用木板分隔成若干单元，各单元出土之物不同，有的是生活用具，有的是陶家禽家畜⑭。杜陵的从葬坑已发现5座，分布在陵园以北和陵园西南，均为竖穴土坑，坑底置木椁。其中有陶武士俑与车，以及少量金饼、铜钱等物⑮。
从墓制上说，文帝霸陵在西汉十一陵中最为特殊。霸陵是一座崖洞墓，“因其山，不起坟”(《汉书•文帝纪》)。文帝是以节俭著名的君主，但开凿崖墓不会比建造土圹题凑墓省事，甚至反而更费工。所以文帝的着眼点恐怕不在爱惜民力上。据载，有一次他感慨“富贵无常”,“意悽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斮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张释之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故释之之言为无穷计也”(《汉书•刘向传》)。可见使墓室坚固，防止盗掘，“为无穷计”,才是其用意所在。《文帝纪》又说：“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但同《纪》王先谦补注引沈钦韩曰：“《晋书•索綝传》,三秦人盗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这件事甚至使晋愍帝都感到惊讶：“汉陵中物何乃多耶！”证明“瓦器”云云，都是表面文章。西汉时未发现早于霸陵的大型崖洞墓，文帝可谓开风气之先。其后，西汉诸侯王“斩山作廓，穿石为藏”渐成风气，已知的这类墓达20多座。河南永城保安山1、2号墓，墓主为文帝少子梁孝王刘武与其后李氏，都是在山岩中凿成的大墓。1号墓全长96.45米，最宽处32.4米，总面积约612平方米。2号墓全长210.5米，最宽处72.6米，总面积1600多平方米，当地称之为“天下石室第一陵”(107—8)。文帝葬于前156年，梁孝王葬于前144年，李后葬于前125—前124年，年代相去不远，所以从保安山这两座墓的规制上，似乎可以看到霸陵玄宫的影子。保安山2号墓的墓道、甬道等处填塞的巨石制作规整，底层的石块大，体积达0.64立方米。上层因施工困难，石块较小，每块约合0.33立方米。已清理出塞石近3000块，此墓未被盗掘前应有塞石6000余块⑯。仅此一项，其工程之艰巨，已不言自明。文帝在遗诏中任“郎中令张武为复土将军，发近县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藏郭穿复土属将军武”(《汉书•文帝纪》)。当时霸陵已经开凿完毕，这位将军率领的31000人，大约就以填塞墓道为其主要的任务了。但霸陵既无坟丘，亦未发现陵园遗址，许多典礼在这里不知如何施行？阳陵以下诸陵皆复归旧制，未继续采用崖洞墓的形式，或与此有关。
帝陵东侧常有陪葬墓群，墓主多为皇亲贵戚或元老重臣。陪葬长陵的如萧何墓、曹参墓、周勃墓等；陪葬茂陵的如卫青墓、霍去病墓、金日䃅墓、公孙弘墓等。长陵现存陪葬墓63座，杜陵62座，平陵23座，安陵、阳陵、茂陵、渭陵、义陵等均10多座。也有的帝陵如康陵未发现陪葬墓。
西汉时并在帝陵旁建陵邑。长陵邑在陵北，南、西、北三面城墙尚存部分残垣，西墙最宽处9米，最高处达6米。安陵邑亦在陵北，东墙亦宽9米，现存最高处3.6米。阳陵邑在陵东，遗迹较少。茂陵邑在陵东南、平陵邑在陵东，均已发现建筑遗存、石子路和陶水管等。西汉之所以建陵邑，缘于西汉初年刘敬向汉高祖提出的建议：“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旦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史记•刘敬列传》)。其后，武帝时主父偃亦建议：“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汉书•主父偃传》)。这些建议都被采纳。迁入者包括旧贵族、高官富户、地方豪右等，将他们迁到陵邑，朝廷便于就近控制。但陵邑中聚集了一大批社会精英，所谓“英俊之域，线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班固《西京赋》)。加以陵邑人口众多。在汉代，县的大小以万户划分，县官的身分随之不同，“万户以上为令，万户以下为长”。而“武、昭、宣三陵，皆三万户”(《史记•吕不韦列传》索隐引《汉旧仪》),茂陵邑“户六万一千八十七”(《汉书•地理志》),所以成为高规格的居民区。陵邑虽设县，但属太常，不隶于郡。其中长陵(县)令秩二千石(《汉书•高后纪》),已与郡太守同一级别。这些陵邑构筑起一串卫星城，共同拱卫京师，正是“强干弱枝”之政策的体现⑰。元帝永光四年(前40年)不再设置陵邑，且将原有的陵县分属三辅。但在人们心目中，陵邑的特殊地位长期不曾消失。元帝以前，渭北一共有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等五座陵邑，合称五陵。“五陵少年”,直到唐代依然被当成贵胄子弟的代称。
东汉十三陵除献帝禅陵在山阳(今河南焦作)外，其余都在雒阳附近。据《续汉书•礼仪志》刘注引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所载，可推知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灵帝文陵位于邙山；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殇帝康陵、质帝静陵、桓帝宣陵位于洛河以南，即通常说的北五南六，然而其具体位置均不明。过去曾认为河南孟津铁谢村大墓为光武帝原陵，但后来研究者提出不同看法，目前尚无定论⑱。东汉自明帝显节陵开始，不设陵邑，陵园无周垣，改用行马(一种活动栅栏),坟丘前建石殿。由于缺少经过发掘的实例，莫能详说。不过在洛阳白马寺镇发掘的一座大型“皇女冢”墓园，设施齐备，等级很高，对研究东汉帝陵可以提供若干参考⑲。此墓园呈长方形，围以垣墙，内分东西二区。西区中大墓的封土呈圆形，夯筑，直径48米，其下为多室砖券墓。东区为由三进院落组成的墓侧建筑群，主体建筑为面阔7间的大殿，殿侧有带刳陷纹的神道石柱(107—5)。但它到底和帝陵有多少共同点，目前还缺乏作出进一步判断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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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⑩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②④《续汉书•礼仪志》刘注引《汉旧仪》。
③《汉书•张汤传》颜注引孟康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
⑤《续汉书•礼仪志》刘注引《皇览》。
⑥刘庆柱：《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第230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杜陵陵园遗址》第6页。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⑦黄展岳：《汉代诸侯王墓论述》,《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
⑧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第62～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⑨毕沅认定此陵为长陵是正确的判断。但长陵中高祖陵在西，吕后陵在东。毕氏所立之碑，将其位置互易。
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杜陵陵园遗址》第23～45页。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⑫《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第250页。
⑬王学理：《汉南陵从葬坑的初步清理》,《文物》1981年第11期。
⑭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92年第4期。同作者：《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第二号简报》,《文物》1994年第6期。焦南峰：《汉阳陵从葬坑初探》,《文物》2006年第7期。
⑮《汉杜陵陵园遗址》第77～97页。
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园王陵与寝园》第144～151、21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⑰西汉在长陵、安陵、霸陵、阳陵、茂陵、平陵、杜陵共设7个陵县，还有薄太后南陵、赵婕妤云陵所设两个陵县，和为史皇孙陵园所设奉明县，它们“密集在南北不过三十余公里，东西不过五十公里的范围内，加上陵县的特殊职能和地位以及人口的高度集中，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地域看成是由长安及十个卫星城所组成的大长安”(《周振鹤自选集•西汉县城特殊职能探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⑱宫大中：《邙山北魏墓志初探》,《中原文物》特刊《河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1981年。陈长安：《洛阳邙山东汉陵试探》,《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城西东汉墓园遗址》,《考古学报》1993年第3期。
108 少数民族文物I
匈奴，乌桓，鲜卑
原始匈奴部落应分布于蒙古草原北部及南西伯利亚一带，以后逐渐向南迁移。至冒顿单于时，匈奴强大起来，东击东胡，西逐月氏，南并楼烦、白羊，北服浑麻、丁零，不仅统一了大漠南北，而且进占了河套以南的“河南”地，“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史记•匈奴列传》)。由于匈奴这时是一个早期奴隶制国家，富于侵略性。“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同上《传》)。故屡屡入侵汉之边郡，“杀略人民畜产”。自汉武帝时起，经过长期的军事抗击、政治瓦解与外交斗争，至前51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前36年，北匈奴郅支单于战死，形势才出现较大转折。但是到了公元47年，匈奴又分裂成南、北两国；北匈奴蒲奴单于据漠北，坚持与
汉为敌。至公元89、90、91年，东汉与南匈奴联军连年采取强大攻势，迫使北匈奴向西方远遁，他们从此在中国古代史上消失。南匈奴则入居边郡，成为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
但是，这不可一世的天之骄子，非但没有在草原上留下可资垂范后世的历史纪念物，甚至连早于汉代的匈奴墓葬也不容易找到。原始匈奴部落的人口不会太多。贾谊说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可能就是指其本族而言。它的力量之所以能迅速壮大，是在陆续并吞许多种落的过程中实现的，因而匈奴国家中的民族成分很不单纯，在《宋书•索虏传》中，甚至认为“匈奴有数百千种”。其中有些种落在归附匈奴后仍驻牧于故地，因而在这些地方发现的墓葬，倘无有力的证据，则难以确认为匈奴墓。比如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的桃红巴拉墓群，因为年代早到春秋晚期，所以可能属于白狄①。杭锦旗的阿鲁柴登、准格尔旗的玉隆太与速机沟等地的战国墓或属林胡②。乌兰察布盟凉城毛庆沟战国墓则可能属于楼烦③。即使到了汉代，虽已有蒙古诺颜乌拉匈奴墓可资比较，并且根据鄂尔多斯地区长期为匈奴统治的史实，也可以把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布尔陶亥西沟畔4～12号、东胜县补洞沟1～9号等墓定为匈奴墓。尽管如此，已发掘的匈奴墓仍为数不多。特别是由于早期匈奴墓的材料少，所以对匈奴人种的鉴别存在一定困难。另外像青海大通上孙家寨那批汉墓，虽在一座东汉晚期墓中出土“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④(108—13),然而准其地望墓主人应属东汉时居于青海东部的卢水胡。而卢水胡中既包括匈奴，又包括月氏、羌等部族，故又称卢水杂胡。俞伟超指出：“上孙家寨这个墓地，就是与羌人杂处的湟中义从月氏诸胡的墓地，即使主人在这个小地点主要是卢水胡，但从总体讲也应当是属于‘湟中月氏诸胡’的范畴。”而且，“湟中的‘月氏诸胡’和‘诸羌’,汉化程度较深，受汉代朝廷的控制程度，也较它种羌、胡为重。”⑤这从其出土物与一般汉墓基本相同的情况也可以得到证明。后来，出身卢水胡的北凉沮渠氏且向南朝献书，可见他们对汉文典籍比较熟悉。因而不能根据这类墓葬的随葬品以言匈奴固有之文化。至于内蒙古、东北各地零星出土的所谓鄂尔多斯式铜器，其中虽有匈奴制品，但也应杂有东胡及其他北方民族的器物，目前尚不能完全划分清楚。
根据南西伯利亚出土的黄金饰牌上的人像⑥和蒙古呼尼河沿岸出土的头骨资料⑦,原始匈奴族很可能含有印欧人种的因素。其发式男子为椎髻，女子梳发辫。服装则以直襟衣、长袴和靴为主，与其他北方民族大致相同。但他们的金属带具却很有特点，陕西长安客省庄140号西汉墓就是因为出土两件此种带具，而被推断为匈奴使臣或降人之墓的⑧。匈奴人束的是革带，革带两端不便直接缚结，故在其上装带具。战国时，这类带具已发展成3种形式。第1种是环形带鐍，当中有供穿革带用的孔，前部有喙状突起物，尾部有钮孔。这种带鐍每条革带上只用1枚。系结时将革带末端自下而上穿过锸环，再折回来用喙状突起勾住，而将剩余部分压在前一段带子底下。它之所以被称为鐍，是因为《说文•角部》说锸乃“环之有舌者”之故。根据这一定义，其第2种只能称为长方形带头，因为它没有“舌”即喙状突起物。这种带头以两件为一组，装于革带两端，其中一件之前部有椭圆孔，以备缝在革带另一端的窄皮条穿入后，再折回来挽结系住。用黄金制作的此型带头，曾于阿鲁柴登及西沟畔2号战国墓出土。与其结构相同的铜、玉带头，在内地汉墓中亦曾多次出土(64—8)。第3种可视为由第1、2种综合而成，它也是两件一组，花纹相同，只其中一件有椭圆孔与喙状突起物，系结法则与第1种基本相同。这种带锰至汉代仍在匈奴人中流行，西安沣西客省庄140号西汉墓所出者可以为例(108—21)。它除了长方形的以外，也有刀把形的和前椭后方形的。在带鞋上，还常常装有连珠形、S形或涡旋形铜饰件(108—4)。
匈奴人不仅有讲究的腰带，而且妇女的盛装也很华丽。准格尔旗西沟畔4号墓的墓主为女性，她的头上饰有云形金片、四叶形金片、包金贝壳、金属珠和水晶珠。这些饰物上都有小孔，以便缝或系在头巾上。她的耳坠很大，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凸字形金牌，嵌缀松石：下部为包金玉坠，并系垂金串珠，颈部则有用水晶珠和玛璃珠制成的大项链。珠光宝气，交映生辉(108—18)。不过这类整套的首饰，已发现者仅此一例。至于阿鲁柴登沙窝中出土的所谓金冠，却有点靠不住。因为那件饰以立鹰的半球状金器与环形金器无法证明是同一组器物，而且半球状金器的内部有4个钮，虽其用途不明，但应与较吃力的部件相连接，难以遽定为冠。
在饮食器方面，最主要的是铜或铁制之鍑。铜鍑长期流行于欧亚大陆草原地带，其主要的形制是：器腹为筒形，上粗下细，大口，口沿上常有两立耳，有时耳上附以1枚或3枚短柱状突起物，底部承以喇叭形镂孔高圈足。诺颜乌拉6号匈奴墓曾出土此式铜鍑。在我国北方，铜鍑约出现于西周中期，下延至北魏，其族属是多元的⑨。但补洞沟出土的匈奴平底铁鍑，立耳呈扁平钮状，具有自己的特点(108—2)。《东观汉记》说：“邓遵破匈奴，得釜镬二三千枚”(《御览》卷七五七引)。匈奴野炊，难以遍用铜器，邓遵的俘获物中多数应是此种鍑。此外，匈奴人也使用一定数量的陶器。战国时的匈奴陶器多为手制，呈红褐或灰褐色。汉代的匈奴陶器多为轮制的灰陶。器形以小口、圆肩、长腹的翼类为最常见
(108—1)。《汉书•苏武传》说苏武被拘留于北海时，于靬王曾“赐武马畜、服匿”。颜注引孟康曰：“服匿如甖,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应即此种陶器。有些服匿且在近底处的器壁上凿小孔，当供漉酒之用。
匈奴的武器据《盐铁论•论功篇》说是“素弧骨镞”,《汉书•晁错传》则说是“革笥木荐”,似乎相当简陋，实际上并不尽然。补洞沟匈奴墓中曾出长63厘米的铁剑(108—6)。西沟畔西汉初期的匈奴遗址中铜镞与铁镞并存；在补洞沟的西汉晚期匈奴墓中则只出铁镞，有三棱镞、三翼镞及扁平的双翼镞、与汉军所用者差近(108—9)。其他铁器如铁刀、铁斧、铁锄、铁马衔等，亦有实例出土(108—17)。骨器如骨镳、骨匕等虽曾发现，但数量并不很多。
在匈奴之东，分布着东胡诸部，其中最重要的是乌桓、东部鲜卑和拓跋鲜卑。西汉初，乌桓居于西拉木伦河流域。至前119年，汉武帝移乌桓南下，使居上谷等五郡塞外，中心在今老哈河流域。乌桓人不曾建立独立的国家，他们一直受汉廷所置护乌桓校尉管理。西汉时，校尉的营府设在幽州(北京)。东汉初，乌桓由塞外移居于塞内十郡，复置校尉营府于宁城(河北万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东汉大墓的墓主人曾任护乌桓校尉，墓内的壁画中绘有宁城幕府和前来晋谒的乌桓人，这是与乌桓有关的最直接的形象材料(51一6)。图中的乌桓人髡头衣赭，与《续汉书》所说乌桓“父子男女悉髡头为轻便”(《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相合。但乌桓人髡头只是剃去头顶以外的头发，头顶还要留一小髻。这种服饰习俗并影响到鲜卑人，《风俗通义》说鲜卑“皆髡头而衣赭”(《御览》卷六四九引)可是日本根津美术馆所藏北魏太和十三年鎏金佛像座上的男供养人像也在头顶立一小髻，犹是此风⑩,
说到鲜卑，似宜先介绍拓跋部，因为他们的情况比较清楚。拓跋部的原始根据地在今大兴安岭北部，即所谓大鲜卑山。据《魏书•礼志》说，这里有其“先帝旧墟石室”。经调查，此石室即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的嘎仙洞。洞壁上有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北魏太武帝派李敞前来致祭时所刻祝文，故可确认⑪。据《魏书•帝纪•序纪》载，拓跋部在大鲜卑山居留的时间很长，凡历六七十代，至“推寅”时，始“南迁大泽”,即迁移到今呼伦湖一带。陈巴尔虎旗完工和新巴尔虎右旗扎赉诺尔发现的鲜卑墓群，就是拓跋部出山后留下的。完工墓葬的年代约为战国至西汉，随葬品主要是骨器和手制陶器，铜器很少。扎赉诺尔墓葬的时代为东汉，随葬品中增加了高圈足铜愎(108—3)、铁刀、铁马衔等。鲜卑铜鍑虽源自匈奴，但使用得更加广泛，留下的遗物也更多。不过，拓跋鲜卑仍大量使用骨器，扎赉诺尔出土的骨器有骨衔(108—16)、骨镞(108—12)、骨锥等。这里出土的铁鸣镝(108—11),其形制与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匈奴铜鸣镝相同，这里的铜带鐍也与匈奴的风格相近。可见这时的拓跋部已开始与匈奴相混合。但扎赉诺尔的铜带鐍上出现的神马纹，却是根据鲜卑族特有的神话设计的(108—19)。《魏书•帝纪•序纪》说，至诘汾(圣武帝)时，又“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赖“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者，即此物。值得注意的是，式样相同的神马纹铜带镉，又见于吉林榆树老河深鲜卑墓。榆树并非拓跋部南迁所经之地，因为这次迁徙最后到达今内蒙古和林格尔的盛乐一带，榆树在大兴安岭以东，远离其向西南行进的路线。乌兰察布盟二兰虎沟与达茂联合旗等地发现的鲜卑墓，才能被认为是拓跋部南迁的遗迹。二兰虎沟出土的三鹿纹铜牌(108—20)与扎赉诺尔出土者基本相同，即其明证。不过以二兰虎沟等地之出土物与榆树老河深所出者相较，就会发现后一处所反映出的文化发展水平远较前者为高。因此老河深墓群不应属于拓跋鲜卑，而可能属于东部鲜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