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迁诸羌居住在西南横断山脉间的江河谷地，这些断断续续蜿蜒连接的谷地，可以被看成是一条虽然狭窄、但使南北方文化得以进行交流的走廊。诸羌在这里渐与西南本地文化相融合，所以石棺墓中的随葬品常兼有南北两方面的因素。比如这类慕里常见的三叉格铜剑(111—14)、曲茎短剑等，都能在滇西地区找到其根源。但也有些器物为羌人所创制，如宝兴五龙西沟口西汉石棺墓中出土的两侧不等长的曲茎短剑，则为他处所未见(111—13)。羌人之短刀、剑的刃与茎常不互相垂直，两部分间有一夹角，宝兴陇东东汉石棺墓中出土的带鞘铁短刀仍然采取这种形式(111—12)。此类短刀、剑当时大约称为匕首。《东观汉记》谓邓遵与羌人作战，“得铠、弩、刀、矛、戟、楯、匕首二三千枚”(《御览》卷三三九引),还特地提到它。另外，石棺墓中也出了若干巴蜀式和汉式的器物。
有一种意见认为营石棺墓的民族为冉駹人，似不确。因为冉駹属西南夷。《后汉书•西南夷传》中就称之为冉駹夷。所以甘、青一带的古文化和他们并无渊源关系，其器物不应带有那里的特点。何况《后汉书》中明确说，冉駹人“死则烧其尸”；其葬式亦应与石棺墓中所见者不同。
除南迁之羌外，留在河湟地区的羌人后来也发展成一个强大的集团。但由于他们与当地各族杂居，而且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所以在青海大通等地发掘的汉墓，虽然从葬式上可以看出卡约文化的影响，说明当地居民中可能有羌人的成分，却难以确认哪些墓是羌墓。而且这时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原因，羌人常主动或被动内徙。徙于金城、陇西、汉阳诸郡者为西羌，徙于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郡以至三辅者为东羌，他们的行踪如此广泛，使这些地方的羌墓更难分辨。同时，羌族还向西域发展。鱼豢《魏略•西戎传》说：“燉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引)。可见这里也分布着若干羌族部落。1953年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北部的沙雅县出土“汉归义羌长”铜印一枚(111—11),证实了这一点。
最后，再介绍一下巴蜀的情况。至汉代，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已高度发达，沃野千里，号为陆海，舟车辐凑，人文荟萃，巴蜀居民早已不再被看作是少数民族。历史上曾在这里产生并得到长足发展的巴蜀文化已近尾声，它已经逐渐与全国统一的汉文化相融合。虽然在西汉早期绵竹木板墓、犍为土坑墓等有限的几个地点发现过以带有巴蜀符号的印章(111—17)、柳叶形铜剑(111—18)等具有巴蜀文化特点的器物作为主要随葬品的情况；其墓主似可被称为古巴蜀王国的遗民⑲。不过这种现象至西汉中期已不存在。还有一种肩部膨出，腹部为椭圆直筒形的虎钮錞于，曾被认为是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巴人遗物(111—19),但在四川的汉墓中却一直未曾发现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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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郑珍：《巢经巢全集•牂柯十六县问答》。
②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省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威宁县文化局：《威宁中水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威宁中水汉墓第二次发掘》,《文物资料丛刊》第10集，1987年。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
③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文物》1978年第9期。
④赫章铜爨见注②1；楚雄铜爨见本书第107篇注⑧2。
⑤宋世坤：《贵州青铜戈、剑的分类和断代》,《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⑥刘瑛：《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文物资料丛刊》第7集。
⑦汪宁生：《试论不对称形铜钺》,《考古》1985年第5期。
⑧宋世坤：《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初论》,《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
⑨见注②2、3所揭文。
⑩四川省金沙江西昌渡口段、安宁河流域联合考古队：《西昌坝河堡子大石墓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5期。西昌博物馆等：《西昌坝河堡子大石墓第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2期。西昌地区博物馆：《西昌河西大石墓群》,《考古》1978年第2期；又《西昌县西郊公社一大队第一号墓清理简报》,《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8年第2期。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四川西昌市郊大石墓》,《考古》1983年第6期。凉山考古队：《四川凉山喜德拉克公社大石墓》,《考古》1978年第2期。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等：《四川喜德县清理一座大石墓》,《考古》1987年第3期。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米易湾丘的两座大石墓》。《考古学集刊》第1集。西昌地区博物馆等：《冕宁三块石古墓清理简报》,《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8第2期；又《德昌县五一公社果园大队古墓葬清理发掘简报》,《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8年第2期。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四川普格小兴场大石墓》,《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参看注②3。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等：《四川普格小兴场大石墓群的调查与清理》,《文物资料丛刊》第10集，1987年。
⑪见本书第110篇注①6。
⑫宋世坤：《贵州赫章可乐“西南夷”墓族属试探》图1：6,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⑬唐嘉弘：《试论四川西南地区石墓的族属》,《考古》1979年第5期。
⑭宋治民《四川西部石棺葬和大石墓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
⑮至东汉前期，大石墓在安宁河流域消失。
⑯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茂汶羌族自治县文化馆：《四川茂汶营盘山的石棺葬》,《考古》1981年第5期。宝兴县文化馆《四川宝兴出土的西汉铜器》,《考古》1978年第2期。又：《四川宝兴汉代石棺墓》,《考古》1982年第4期。杨文成：《四川宝兴的石棺墓》,《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宝兴陇东东汉墓群》,《文物》1987年第10期。汉源县文化馆：《四川汉源大窑石棺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甘孜考古队：《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古墓葬》,四川大学历史系科学讨论会论文。又《四川巴塘、雅江的石板墓》,《考古》1981年第3期。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馆等；《四川雅江呷拉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黄承宗：《泸沽湖畔出土文物调查记》,《考古》1983年第10期。云南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永芝发现的古墓葬》,《考古》1975年第4期。又《云南德钦县纳古石棺慕》,《考古》1983年第3期。又《云南德钦县石底古墓》,《考古》1983年第3期。
⑰胡谦盈：《试论寺洼文化》,《文物集刊》第2集，1980年。
⑱见注⑯3、4、5、6。杨文成：《“青衣瓦当”》,《四川文物》1995年第1期。
⑲四川省博物馆、绵竹县文化馆：《四川绵竹县西汉木板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4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犍为县巴蜀土坑墓》,《考古》1983年第9期。
112 少数民族文物V
西域各族
汉代所称西域，广义上指玉门关外直至遥远的西方的广袤大陆，狭义上则指今新疆地区；本篇所称西域系用其后一义。在汉代，新疆各族建立了几十个小国。然而为出土实物资料所限，这里只对北疆的乌孙与南疆围绕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若干绿洲国家，如楼兰一鄯善、于阗、龟兹，以及吐鲁番地区的车师等国的情况略作介绍。
解放前，北疆的考古工作几乎是一片空白。从1961年起，在昭苏县的木扎特、波马等地陆续发掘了一批乌孙墓葬，这才初步揭示出乌孙文化的面貌①。乌孙于西汉前期西迁后，其活动中心移至伊犁河流域，这里有良好的高山牧地，草场开阔，山间松林密布。自然景观正如《汉书》所记，“地莽平”,“山多松樠”。而且这里气候湿润，茂草高及马腹，所以乌孙“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汉书•乌孙传》)。其地多良马，中原人称之为“西极马”,即现代伊犁马的祖先。乌孙富人有马“至四五千匹”,大贵族的财力更为雄厚。在木扎特草原，乌孙巨冢排列成行，底周一般为二三百米，高七八米。墓室为竖穴，大都有木椁。大墓且在椁室内壁挂毛毡。随葬的陶器早期为手制，晚期为轮制。早期的器物组合为罐、钵、碟，晚期又增加了盆、壶、碗等。陶容器中曾发现残留的乳酪状物。墓中且出羊骨，并往往与小铁匕首共存，有些匕首还插在羊骨中，形象地反映出乌孙人“肉食酪浆”的生活习俗。此外，在一座墓的封土中还发现过一件铁铧，说明乌孙人亦少量经营农业②更具特色的是大墓中所出金器，如镶宝石饰珠点纹的金指环(112—18)和镶宝石包金铜带扣(112—17)等，均可视为乌孙器物。可以看出，其上常带有若干中亚塞种艺术的作风，因为“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汉书•西域传》)的缘故。
自罗布泊经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缘向南再绕而向西，可达且末、民丰一带，是楼兰(公元前77年改名鄯善)与其所属精绝等国之故地。楼兰遗址早在上世纪初已先后为斯文赫定、斯坦因、橘瑞超等人所盗掘。自20年代起，黄文弼多次赴新疆考察，在罗布泊一带作了不少工作，积累了一批考古资料。解放后对楼兰、尼雅等地的遗址和墓葬，又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发掘，收获甚丰③。
早期楼兰墓葬分布于罗布泊北部的孔雀河两岸，是一种形式特殊的船棺葬，墓前常插桨形木柱为标志。由于这里的气候干燥，墓中发现过保存完好的干尸。他们一般头戴缀有羽毛和白鼬皮的毡帽(112—1),身着毛织披风，足穿短靴(112—3)。在腰部和腕部常佩戴石珠、蚌珠或玉珠。随葬品以木质器物为多，一种梳毛用的带齿的木手较为常见，
楼兰古城位于罗布泊西岸，城中保存着大片建筑遗址。房基木础粗大，在木柱上还曾发现朱漆的痕迹。出土物中有各类生活用品如陶碗、木杯、草编容器、骨带鐍(112—2)等。同时也发现了半两、五铢和新莽钱，反映出当地在经济上与内地的紧密联系。在罗布泊地区还多次发现西汉末至东汉的古墓，出土的漆器、织锦等，都是内地生产的精美的工艺品④。这一带出土的汉文木简，内容多与屯田事务有关。此外，也发现不少怯卢文简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等许多方面⑤,
民丰县城北约150公里的尼雅遗址，位于已干涸的尼雅河沿岸，这里曾出土书有“汉精绝王”的汉文木简，故此地原为精绝国所在。东汉时，精绝为鄯善所并，遗址中出土的怯卢文简牍上的“鄯善都尉”封泥，证实了这一点(112—9)。尼雅遗址于1901年和1906年两次被斯坦因盗掘，出土带有犍陀罗艺术风格的雕花木板和高坐具(112—6、7)。这里还曾出土拨弦乐器残件，反映出西方音乐东渐的一个侧面(112—8)。建国后在这里发掘的遗址和墓葬中出土木器、铜器、铁器、釉陶、红陶、毛织品、麦子、青稞、糜谷、干羊肉(112-5)以及弓矢箭箙等⑥(112—4)。还发现了一枚煤精刻的“司禾府印”(112—10)。明帝时于伊吾卢置宜禾都尉，司禾府应是其所属之管理屯田事务的机构。在精绝遗址的西北墓区，发现葬有两具干尸的木棺①。其中的男尸着“万世如意”锦袍，“延年益寿宜子孙”锦袜(65—4)和锦手套。女尸着绣领、褾的丝衣，绣裙，“阳”字锦袜。男尸深目高鼻，黑发；女尸梳多条发辫，颈系珊瑚、琉璃珠串成的项链，手戴铜指环。他们穿的丝织物应自内地运来。但男尸的白棉布袴，和棺中所出蓝地白花棉布，当时尚是西域的特产(20—7)。棺中所出人兽葡萄纹罽、龟甲四瓣纹罽(20—2),也在纺织史上成为著名的标本。在尼雅1号墓地，出土木棺8具，分两类：一类为箱式木棺，装4短腿，平面呈矩形，葬2～4人。另一类为胡杨木掏成的船形棺，葬1～2人。不少墓主人已成为干尸。清理后，发掘者将其时代定为汉晋—前凉⑧。但出土遗物中，有些织锦却无疑是东汉产品。如3号棺所出“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大锦被，长168厘米，宽94厘米，用两整幅锦缝合而成。幅面如此之大，保存又如此完整的汉锦是第一次在这里发现的。或据“王侯合昏(婚)”织文推测3号棺中所葬者即某代精绝王⑨。著名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也是在此墓地之8号棺中出土的(18—5)。
自民丰西行至于阗国，这里毗邻中亚，受贵霜及塞种诸国的影响较大，但汉文化的影响仍然非常强烈。在和田县的买力克阿瓦提遗址，曾出土一口西汉陶缸，内盛五铢钱约45公斤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地发行的汉怯二体钱⑪。这种钱为铜质，圆形无孔，分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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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大型钱正面为篆书汉字：“重廿四铢铜钱”,当中有一类似“贝”字形的符号，周围有一圈回文。背面中央为马形或驼形，周围有一圈怯卢文(112—19)。在怯卢文铭中标有王名，其尊号是“大王、王中之王、伟大者”。但关于王名的释读与理解，学者间分歧很大，有人说钱上的王名只代表1位国王，也有说是代表3位、5位或6位国王的，目前还没有一致的、或成为主流的看法。还曾有人认为这是大夏钱或莎车钱。但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院收藏的标本中，有的上面以汉字和符号组成“于寘大 ”铭，其末尾的符号是代表王室的徽记，此徽记在安息钱和贵霜钱上也出现过。所以，汉怯二体钱为于阗所发行，已无可置疑。小型钱一般正面为汉字“六铢钱”,也有的于其中增加王室徽记“ ”形符号；背面仍为马或驼形及一圈怯卢文铭文(112—20)。于阗的汉怯二体钱与早期贵霜钱的关系密切，这从其怯卢文铭的字体、起迄部位，马形图案以及大型钱的重量(13.66克)与贵霜的4德拉克麦(13.05克)相当等方面，均可以看出来。而且不列颠博物院的藏品中还有在贵霜王丘就却的铜币上重叠打成的汉怯二体钱。凡此种种，都说明其发行的时期当在公元1世纪或稍后。夏鼐根据钱上之篆文的字体，也得出同样的结论。
于阗的汉怯二体钱上虽有汉字，但它既非铸造，更非镌刻，而是打压成的，这是西域古币自希腊钱那里承袭来的传统。所以，这种钱可视为东西两大货币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然而在与内地的联系日益密切的情况下，于阗也发现过汉化的特征更为鲜明的钱币。如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枚于阗钱，正面当中有一方框，用以象征汉钱的方孔，框外有“贝”形符号及汉字“五朱”；背面则是“贝”形符号和怯卢文。在这一时期的西域古币中比它更接近汉钱的，则只有魏晋时在龟兹发行的汉龟二体的方孔钱了⑫。
龟兹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以北的库车、拜城地区，这里是水草丰美的绿洲，故龟兹为西域大国。国都延城即库车县的皮郎古城。此城很大，周回约7公里。城内有不少巨大的土台，或为宫殿所在。延城距汉廷驻西域的行政中枢乌垒城仅350汉里，西汉最后一任西域都护李崇即殁于该城。沙雅县裕勒都司巴克发现的“李崇之印信”铜印，即其私章⑬。东汉和帝时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亦驻节于延城。但由于唐代龟兹之伊逻卢城建在延城旧址上，故城内出土的汉代文物不多。不过龟兹还以“能铸冶”著称。库车县北120公里的阿艾山，曾发现冶铁遗址，出土坩埚、铁渣、铁矿石及一件冶橐上用的陶𤬯(112—21)。根据同出的灰陶缶的形制判断，这些器物确为汉代遗存⑭。《水经注•河水》引《释氏西域记》说：“屈茨(即龟兹)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⑮。准其地望，当即阿艾山一带。罗布泊地区出土的简牍中常提到西域的胡铁(《流沙•器物》62,《汉晋西陲木简》50•18),其中当有龟兹的产品。
龟兹地区还有著名的《刘平国作亭诵》刻石，在拜城县黑英山乡博孜克日克沟口的岩壁上，隘路险要。于此处设亭可以稽查向北进入中亚、向南进入渭干绿洲的行旅。文为：“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六日，发家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夏□、石当卑、程阿姜等六人，共来作列亭。从□谷关，八月一日始断山石作孔，至十日止。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永寿四年(158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乙酉直建纪。此东乌累关城皆将军所作也。□披〼”(122—22)。孟伯山等秦人即汉族劳动人民，这块刻石反映出当时汉族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共同从事建设的史实⑯。
至于今新疆东部吐鲁番一带，则为车师国故地。车师地处天山南北两面。山南为车师前国，其遗物曾在吐鲁番盆地的阿拉沟及艾丁湖等地发现⑰。陶器有彩陶和素面的红陶与灰陶，器形有杯、壶、罐、钵等(112—12、14、15)。还有动物形铜饰片(112—16)及各种带有草原文化色彩的动物相斗形金饰(112—11)。另有一种六角形金花饰，也曾屡次出土(112—13)。此外，这里的墓葬中出土的云纹漆盘和菱纹罗，则应自内地运来。天山以北为车师后国，其遗物曾在奇台县石城子的西汉古城中发现，有云纹瓦当、半两钱等⑱。不过据《汉书•西域传》说，车师后国当时治务涂谷，不居城郭，故此城也可能是汉政府派员驻守的“车师后城长国”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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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民族研究所考古组：《昭苏县古代墓葬试掘简报》,《文物》1962年第7/8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院考古所：《新疆古代民族文物》图184。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③穆舜英、王明哲：《论新疆古代民族考古文化》,载《新疆古代民族文物》。
④吐尔逊•艾莎：《罗布淖尔地区东汉墓发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出土之锦又见注②所揭书，图200—208。
⑤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1914年。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有正书局，1931年。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新疆民丰大沙漠中的古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3期。史树青：《新疆文物调查随笔》,《文物》1960年第6期。于志勇：《尼雅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载《丝路考古珍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
⑧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95MN1号墓地M8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1期，
⑨俞伟超：《两代精绝王—尼雅一号墓地主人身分考》,载《沙漠王子遗宝》,香港艺纱堂，2000年。
⑩李遇春：《新疆和田县买力克阿瓦提遗址的调查和试掘》,《文物》1981年第1期。
⑪夏鼐：《“和阗马钱”考》,《文物》1962年第7/8期。马雍：《古代鄯善、于田地区怯卢文字资料综考》,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1983年。王琳：《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钱币》；克力勃：《和田汉怯二体钱》；月氏：《汉怯二体钱(和田马钱)研究概况》；以上均载《中国钱币》1987年第2期。林梅村：《怯卢文书及汉怯二体钱所记于阗大王考》,《文物》1987年第2期；又《再论汉怯二体钱》,《中国钱币》1987年第4期。
⑫张平：《汉龟二体钱及有关问题》；库车文管所：《汉龟二体铜钱的发现及其认识》；均载《中国钱币》1987年第1期。
⑬黄文弼：《略述龟兹都城问题》,《文物》1962年第7/8期。马雍：《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载《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⑭见注⑥2所揭文。
⑮松田寿男在《古代天山の历史地理学の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70年)中，认为这里说的“石炭”指硒砂。其实硒砂正是煤层自燃后的产物。
⑯马雍：《〈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诵〉集释考订》,《文物集刊》第2集，1980年。
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地区文管所：《新疆吐鲁番艾丁湖古墓葬》,《考古》1982年第4期。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
⑱见注B2所揭书。
113 汉代与域外的文化交流
汉代中国繁荣昌盛，在欧亚大陆上和罗马东西辉映。这两个同时并峙的国家虽然直接联系不多，但彼此对对方的文化成就都怀着强烈的兴趣。可是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张骞“凿空”以前，中国对西方的情况还比较陌生。固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总会有若干文化触角穿过高山大漠的隙缝而有所接触，但这和公元前1世纪中叶，汉武帝倾举国之力击退了匈奴的侵扰，打通了晚近称之为“丝路”的交通线之东段以后的情况相较，则不可同日而语了。尽管如此，然而直到1世纪末，派往大秦的汉使甘英，却仍未能到达目的地，原因是受到了安息人的阻止。同样，“(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䌽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后汉书•西域传》)。可见位于中国和罗马之间的西亚、中亚诸国，对于东西方的国际贸易以及文化交流，居有中介的关键地位，同时也在起着桥梁和枢纽的作用。
丝路西逾葱岭后，要经过许多国家，其中主要有月支—贵霜、大夏和上面提到的安息。月支人起初居住在中国西部的敦煌、祁连山一带，公元前2世纪初被匈奴击败，西迁至阿姆河流域。后吞并大夏，建立贵霜国。又南下印度，奄有印度河、恒河流域。至1世纪末2世纪初贵霜王伽腻色迦在位时，国势极盛，西起咸海，东至葱岭，南达德干高原，成为中亚的一大强国。由于贵霜扼丝路之要冲，所以自汉向西方输出的丝织品、漆器、钢铁制品等。大部分要经过这个国家，从而使得它拥有发达的商业。贵霜货币曾在南疆叶城、和田一带出土(113—8),汉代的丝织品也在贵霜境内的撒马尔罕等地发现。被月支人征服的大夏，位于今阿富汗一带。公元前128年，张骞曾访问过这里。他说：“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汉书•张骞传》)。证明大夏与汉地的交往由来已久。竹杖、蜀布之类固不易保存，但在喀布尔以北的贝格拉姆古城却曾出土汉代漆器。同时，阿富汗特产的青金石亦输入中国，江苏徐州出土的鎏金铜辟邪砚盒上就镶嵌有此种为当时汉地所不产的青金石(71—15)。而通过丝路西运的高质量的汉代铁器，即罗马学者老普林尼所呕口称道的“中国铁”(《博物志》卷34)。而且在贵霜雕刻中屡次出现以璏佩剑的人物形象，印度玛特出土的伽腻色迦王石雕立像，手中就握有一把装璏的剑①。黑海北岸的刻赤还曾出土汉代玉璏(113—13)。贯璏佩刀剑是汉地特有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中亚乃至南俄的流行，很可能是汉代铁制品的传播所造成的影响。此外，汉代制作的劲弩是当时举世无双的射远利器，而汉弩上的铜机牙也曾在贵霜的咀叉始罗出土(113—19)。故可知从我国甘新一带迁出的月支人，对汉地武器的性能及与其相关的技术知识已有所掌握，并曾用于武装自己的军队。贵霜之得以雄飞中亚，看来部分得力于使用汉制或汉式武器。从贵霜遗物中还可以看出，他们不仅熟悉汉地的武器，而且对于汉地的工艺造型也有一定的理解。1939年在阿拉木图附近之卡尔格里河谷出土了几片透雕金叶，上面以缭绕的云气为地，衬托出龙、马、羊、熊、羽人、鸿雁等主纹，并镶嵌有小粒松石等物(113—14)。其构图和题材全系汉式，但缺少内地同类作品所具有的夭矫腾踔之气势，似为当地的月支或康居工匠的摹拟之作。新疆民丰尼雅1号东汉晚期墓中出土的一块蓝白印花棉布，是我国最早的棉布标本之一，在纺织史上相当有名。其花纹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位手捧丰饶角(cornmucopia)的女神像(113—9)。经与贵霜王胡毗色伽(Huvishka,约167—179年在位)金币上的丰收女神阿尔多克洒(Ardochsho)像相比较，可以判定棉布上印的正是这位女神②。贵霜国境与新疆毗邻，胡毗色伽的时代又与尼雅1号墓相当。这块棉布非当时的新疆地区所能生产，它应是贵霜制品。从而表明贵霜的棉纺织技术已于东汉时传播到我国西部。还应当提到的是，汉地的佛教最初也是从贵霜传来的。鱼豢《魏略•西戎传》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裴注引)。及至东汉，遂出现了一些佛教的图像。如四川乐山麻濠和柿子湾崖墓中所雕刻者：头带项光，结踟趺坐，手作施无畏印，是很典型的佛像(113—10)。四川彭山崖墓所出钱树陶座下，还塑有一佛二胁侍像③。近年江苏连云港孔望山的摩崖造像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关于它的年代和内容虽曾引起争论，但看来其中也应包含有部分属于东汉晚期的佛教造像。特别是山东滕县出土的一块东汉画像石残片，上面有刻得很明确的六牙象(113—11)。这一形象在佛教传说中称为“白象宝”或“白象王”。因而此石确如劳干所说：“它是明显地指示出了早期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④。不过由于石已残缺，整个画面的安排难知其详。但笔者在徐州市博物馆考察铜山洪楼画像石时，发现这里的象也在一侧刻出3枚长牙，只是因为它们平行地靠在一起，而且刻划的线条比较细，所以在印出的图片上容易被忽略⑤。洪楼画像石大体完好，画面上除六牙象外还有河伯、雷神等中国传统的神祇，正反映出这一时期佛教依附道教，即所谓佛道杂糅的局面；这和在孔望山摩崖造像中看到的情况是一致的。在雕塑品中，山东嘉祥武氏祠前还有一对石狮。这里的石阙上的铭文说，建和元年(147年)“孙宗作师子”,故可以确认为狮(113—4)。我国并不产狮，狮的名称是波斯语šēr的对音，古书多写作“师”。据《后汉书•章帝纪》载，章和元年(87年)月支人曾将活狮子输入我国，这是我国最早见到的狮子。武氏祠石狮作迈步之状，与南北朝时仿自佛像狮子座下的蹲踞之狮不同，却正和这时佛教的传播未臻全盛的势态相合。
安息是西亚大国。《史记•大宛列传》说安息“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这里的人民娴于经商，“善贾市，争分铢”,“商贾车船行旁国”(《汉书•西域传》)。安息货币曾在南疆出土⑥。又广州象岗西汉南越王墓、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墓陪葬坑与山东青州东高镇西辛西汉墓各出一件罕见的银器，器壁上均打压出凸瓣纹⑦(113—2)。这种以其光滑的水滴状尖泡错综排列，使亮影交互映射而取胜的意匠，与中国古金属制品之范铸或嵌错的装饰手法迥异。凸瓣纹的渊源虽可追溯到亚述和古波斯时，但根据形制判断，上述银器应是安息所制⑧。安息并在汉与罗马之间大力经营丝帛贸易。《魏略•西戎传》说，大秦“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裴注引)。在罗马所辖之地中海东岸城市帕尔米拉的古墓中，曾出土汉代暗花绮(113—12)。此城已临近丝路西端的终点，这里的出土物可以视为汉代丝织品输入罗马的实物例证。罗马人很喜爱丝织品，共和国末期凯撒穿丝袍看戏而引人注目一事，在中西交通史上是屡被提起的佳话。但这时丝织品在罗马尚不多见。至帝国时期，罗马城内的多斯克斯区已出现专售中国丝绢的市场。2世纪时，穿丝质服装的风气甚至传播到极西的不列颠。反映出丝路上的贸易活动在东汉时愈加活跃。
从罗马等西方国家运往汉地的商品则以宝石、香料、玻璃器和毛织品为主。宝石类中除上述青金石外，由于在出土物中很少见，例证不多。香料的情况则见本书第90篇，兹不赘。至于玻璃器，由于其制作技术在罗马时代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为罗马向东方输出的重要商品。而我国自先秦至汉之自制玻璃多属铅钡玻璃，化学稳定性较差，质量不如罗马产的钠钙玻璃，故后者在汉地很贵重。《汉书•地理志》中有汉武帝时使人入海市玻璃的记载，《魏略》也说大秦出产“赤、白、黑、绿、黄、青、绀、缥、红、紫十种流离”(《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裴注引)。罗马多色模压玻璃器的残片曾在江苏邗江甘泉2号西汉墓出土，外壁有印出的凸棱。复原后其器形为钵。前1世纪中，罗马又发明吹制技术。洛阳东郊东汉墓出土的长颈平底玻璃瓶，是有代表性的罗马吹制玻璃。它采用绞花技法，在深褐橘黄、绀青、暗紫之不规则的地子上缠绕乳白色线纹；又由于表面有风化层，故浮现出闪烁的金黄色光泽，斑驳绚烂，极为美观(113—1)。从而可知《魏略》所记，洵非虚语。再如广州横枝岗2061号西汉墓与广西贵县东汉墓出土的蓝色或绿色的透明玻璃碗，也是罗马制品⑨。邗江和两广所出罗马玻璃，不排除自海上舶来的可能。但此外在楼兰遗址也曾发现罗马玻璃器残片，应是循丝路运到新疆的。
毛织品也是西方的名产。《三国志•魏志•乌桓传》裴注中很称赞大秦生产的“织成氍毹、毾㲪，罽帐之属”。《扶南传》说安息有“五色罽”(《御览》卷八一六引)。班固《与弟超书》说：“月支毾㲪,大小相杂，但细好而已”(《北堂书钞》卷一三四引)。其中氍毹和毾㲪都是毯类，前者较粗，后者较细(见《北堂书钞》卷三二引《声类》,《玄应音义》卷二引《通俗文》。这两个词都是外来语，B.劳佛尔说毾㲪是中古波斯语tāptān〔织物〕的对音)⑩。而罽则是较精美的毛织品。《说文•糸部》：“𦇧，西胡毳布也。”段注：“毳者，兽细毛也，用织为布，是曰𦇧。亦假罽为之。”而《慧琳音义》卷六六引《古今正字》：“𦇧，西戎毛锦也。”称之为毛锦，比称为毳布要更合适些。新疆民丰东汉遗址出土的绿地人兽葡萄纹罽，织物是平纹组织，用纬线显花，表面平整。花纹有明显的西方风格⑪。1984年在新疆洛浦县赛依瓦克西汉墓中还出土一条缂毛裤的残片，于深绿色的地子上织出一圈黄色的花朵，当中有吹奏竖笛的半人半马怪(Centaur)；其图案意匠显然是在希腊神话的影响下产生的(113—3)。它和斯坦因在楼兰遗址发现的具有希腊风之人像的缂毛片，大约在当时均属毛锦之类。
此外，在汉代的遗址和墓葬中，还出土过另外一些带有西方色彩的器物。如云南晋宁石寨山13号、广州游鱼岗3029号等两座西汉墓中，各出人工蚀花的枣核形肉红石髓珠1颗，均在橙色石质上蚀出白色的平行条纹(113—5、6)。新疆和阗、沙雅等地也曾分别发现过6颗此类石珠，但形状、花纹与以上2例微异。在相当于汉代的时期中，蚀花珠广泛分布于中亚各地，而以贵霜咀叉始罗发现的为最多，并且，这里的蚀花珠有些与我国的出土物几乎完全相同。可见我国这8颗蚀花珠可能都是外来之物⑫。再如在西安汉城、陕西扶风姜嫄、甘肃灵台枣树台等地的汉代文化层中还发现过数百枚带铭文的圆形铜、铅饼(113—7)。据考证上面的铭文是传写失真的希腊文，所以它们肯定与西方文化有关⑬，虽然其具体用途尚不明了。更有意思的是在西安十里铺162号东汉墓中发现的1个小铜人，高仅3.2厘米，但颇精巧。铜人作裸体的幼童形，两肋有翼，颈带珠圈，手拿小䥽合于胸前，姿势生动自然⑭。此翼童有些像西方神话中的Eros,造型与汉代艺术的风格全然不同。其所持之䥽又名盘铃，4世纪时才传入我国(见《隋书•音乐志》)。故此像可能也是外来之物。
至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印支半岛及南西伯利亚各地，也都发现了大量汉代器物，中国传入的文化技术在这些地方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朝鲜平壤贞柏洞发现的薉君墓，曾出土“夭租薉君”驼钮银印，应为西汉政府授予夭租地方之薉族首领的⑮(113—20)。此印与传世的“坐须薉国王右一虎符”、“古斗薉王右一虎符”等物(《小校》14),都是汉朝与当地民族之政治联系的实物例证。至于汉所建之乐浪、带方诸郡的遗物，这里就不详述了。与我国隔海相望的日本列岛，当时尚处在金石并用的弥生时代。这时日本分成许多小国，总称为倭。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光武帝曾颁赐倭之奴国金印。其实物于1784年在福冈县志贺岛出土，蛇钮金质，印文为“汉委奴国王”五字(113—17)。此印反映出中国与日本的早期关系，意义非常重大⑯。日本种子岛广田遗址出土的贝札上刻有汉文“山”字(113—18),看来系当地制作，其时代约为公元3世纪。反映出日本在这样早的时期中，对大陆文化的吸收已达到相当的深度。这时日本对汉镜非常珍视，出土的实物也不少。汉镜由于制作精良，不仅为日本人，也为其他与汉有交往的地区的人民所喜爱。汉镜在高加索地区、阿尔泰地区、西伯利亚以及越南南部的俄厄等地均曾出土(113—15、21)。越南北部出土的汉式容器之类，为数更多(113—22)。此外，在西伯利亚发现汉代遗物较多的地点，还有色楞格河支流伊沃尔加河右岸的伊沃尔加古城。这里出土了多种金属器、石器和陶器，其中的一件砺石上有“岁”、“仇”、“党”三个汉字，在有的陶壶底部印有“宜”字。在阿巴甘市附近的中国式宫殿遗址中还曾出土青铜铺首与汉式瓦当(113—16)。但这些遗址的主人究竟是匈奴人还是迁来的汉人，目前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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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机：《玉具剑与璏式佩剑法》,《考古》1985年第1期。
②孙机：《建国以来西方古器物在我国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99年第10期。
③俞伟超：《东汉佛教图像考》,《文物》1980年第5期。
④Lao Kan,Six-Tusked Elephants on a Han Bas-Relief,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7,1954.
⑤徐州市博物馆：《徐州汉画像石》图85。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年。
⑥宿白：《中国境内发现的中亚与西亚遗物》,《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⑦《西汉南越王墓》卷上，第209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200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77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⑧孙机：《凸瓣纹银器与水波纹银器》,载《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⑨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⑩B.劳佛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第321页。中华书局，1964年。
⑪见本书第112篇注⑦。贾应逸：《略谈尼雅遗址出土的毛织品》,《文物》1980年第3期。
⑫夏鼐：《我国出土的蚀花的肉红石髓珠》,《考古》1974年第6期。
⑬作铭：《外国字铭文的汉代(？)铜饼》,《考古》1961年第5期。安志敏：《金版与金饼——楚、汉金币及其有关问题》,《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⑭雒忠如：《西安十里铺东汉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第4期。
⑮“夭租”即《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之“沃沮”,或作“夫租”,盖误。林法：《“夭租丞印”封泥与“夭租薉君”银印新考》(载《揖芬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对此有所辨正。夭租为乐浪郡的25县之一，其地在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一带。
⑯此印现存日本福冈市美术馆，关于它的真伪曾长期争论不休。由于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之印”和1981年江苏邗江甘泉“广陵王玺”的出土，证实了“汉委奴国王”印的蛇钮及其镌刻技法均符合汉制，故为真品无疑。参看王仲殊：《说滇王之印与汉委奴国王印》,《考古》1959年第10期；纪仲庆：《广陵王玺和中日交往》,《东南文化》第1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
图版说明
(包括图名、发掘品的出土地、时代、底图的出处等项)
图版1
1—1 持臿者，陶俑，四川新津，东汉，《四川汉代陶俑》图版39
1—2 持臿者，石俑，四川峨嵋，东汉，《文物资料丛刊》4,第240页
1—3 持 者，画像石，江苏铜山小李村，东汉，《江苏徐州汉画像石》图31
1—4 持 者，画像石，山东长清，东汉，《支那山东省に於ける汉代坟墓の表饰》图143
1—5 铁鐅木臿，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文物》1974：11,第46页
1—6 木臿、 ，明器，湖南长沙伍家岭，西汉，《长沙发掘报告》图版88
1—7一字形铁鐅，河北定县北庄，东汉，《考古学报》1964：2,第134页
1—8 凹字形铁鐅，河南洛阳烧沟，西汉一新莽，《洛阳烧沟汉墓》第190页
1—9 凹字形铁鐅，四川成都，西汉，《考古通讯》1957：2,图版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