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铸造业的另一项成就，是叠铸法的提高和推广。所谓叠铸法，是将多枚范片叠合起来组装成套，从共用的浇口中灌注金属液，一次得到多数铸件的方法。这种方法效率高，节省造型材料和金属液，成本低，适合于小型铸件的大量生产。战国时齐国已用叠铸法铸造刀币，临淄出土的铸“齐去化”的铜范盒，中心有用以形成陶范上的直浇口的圆柱，因而它是供翻制陶范进行叠铸用的。西汉时仍沿用这种工艺，“半两”和西汉“五铢”的铜范盒均曾发现。王莽改铸新币时，也使用叠铸法。陕西省博物馆藏有铸“大泉五十”、“大布黄千”、“货泉”、“货布”“布泉”的铜范盒。使用这类范盒翻出的陶范进行叠铸的情况，在西安郭家村新莽烘范窑中反映得很清楚。此窑所出大量“大泉五十”陶范中，有5套完整的(14—4)。均垒成椭圆柱体，高39厘米，外包以草拌泥，内由陶范23合(46件范片)组成，每合铸币8枚；每套一次可铸184枚。这是已知之用一套叠铸范所铸钱币的最高枚数④。据韩士元研究的结果：从木模、泥范到制成金属范盒再翻制出叠铸范、铸成钱币，共要经过4次收缩(泥范干燥、金属凝固各2次)。因此，须预先计算出收缩量，放大木模尺寸，才能最后铸出合格的成品⑤。
不过汉代也常用对开式钱范铸钱。辽宁宁城出土的“大泉五十”对开式陶范，每合一次可铸币64枚⑥。陕西澄城出土的用铁卡具将铜质面范和砖刻背范卡合在一起进行铸造的“五铢”范，一次可铸钱42枚，也是一种对开式钱范⑦(14—6、7)。这里采用金属面范，既可提高铸范的精度和表面光洁度，同时尺寸也更加稳定。采用砖刻背范，又加强了透气性和压溃性，减少了气孔和变形等弊病。用铁卡具固定合范也比较牢固。河南登封阳城出土的铸铁工具的陶范，合范时将铸范用细绳或藤条捆扎，并在加固泥中埋入木片⑧(14—5)。但无论用卡具卡合或用绳捆扎，其外均仍须敷加固泥，才便于烘烤、浇铸。
至东汉时，叠铸技术已高度成熟。河南温县招贤村东汉烘范窑中出土的叠铸范数量最多，保存得最完整，研究得也最充分。此外，山东临淄发现了东汉时铸钱和六角轴承用的叠铸范。南阳瓦房庄发现了东汉时铸车舍用的多堆式叠铸范，两套范共用一个直浇道，技术更为进步⑨。
据对温县叠铸范的研究得知，这里的陶范都是用金属范盒翻制的(14—2),范腔清晰，结构谨严，每层合范之间都有定位榫，接触面光滑平整，且用心轴或辅以定位线组装，合拢后既严密又不易错动。浇铸时由一个垂直的总浇口将各层空腔串连起来，一般为6至10层，最多的如革带扣有14层，每层6件，一次可铸84件。一种小型的带扣范，每层2件，12层，一次铸24件(14—3)。由于浇铸前已将叠铸范预热至600℃左右，再缓慢冷却至200℃—300℃,浇铸时铁水温度约1300℃左右，故可避免冷隔现象，铸出很薄的铸件。温县叠铸范的总浇口的直径有的只有8—10毫米，有些分浇道出口处的厚度只有2毫米。范壳也很薄，最小的底厚仅3毫米。现代的铸造工作者看到这些出土实物时，也都感到惊奇，而对汉代高超的叠铸技术赞叹不已。
铸造器形复杂的精密铸件时，汉代也有可能使用失蜡法。即在蜡模外敷以造型材料，制成整体铸型，再加热将蜡融化泄出，形成空腔铸范，即可进行浇铸。汉代遗物中如满城西汉刘胜墓所出错金博山炉，炉盖上的山峦蜿蜒起伏且有镂孔，又有各种动物及猎人出没其间，其纵切面的变化很不规则，难以出模，似是用失蜡法铸造的(92—6)。又云南滇池地区当时也用失蜡法铸造青铜贮贝器之类的物品。有人认为汉代的玺印亦多用失蜡法铸成，但此说尚有待进一步证实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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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本书第13篇注②所揭文。
②《中国冶金史》编写组：《从古荥遗址看汉代生铁冶炼技术》,《文物》1978年第2期。
③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从南阳宛城遗址出土汉代犁铧模和铸范看犁铧的铸造工艺过程》,《文物》1965年第7期。
④陕西省博物馆：《西安北郊新莽钱范窑址清理简报》,《文物》1959年第11期。或谓汉“半两”圆盘形钱范也用于叠铸，一次可铸钱897枚；但圆盘形钱范看来是以单个铸形浇铸的，故此说不确。参看汤文兴：《我国古代几种货币的铸造技术》,《中原文物》1983年第2期。华觉明：《中国古代的叠铸技术》,载《中国冶铸史论集》。
⑤韩士元：《新莽时代的铸币工艺探讨》,《考古》1965年第5期。
⑥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宁城县文化馆：《辽宁宁城县黑城古城王莽钱范作坊遗址的发现》,《文物》1977年第12期。
⑦见本书第12篇注⑦所揭文。
⑧李京华：《古代烘范工艺》,《科技史文集》第13辑，1985年。
⑨河南省博物馆、《中国冶金史》编写组：《汉代叠铸》,文物出版社，1978年。
⑩华觉明：《失蜡法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载《中国冶铸史论集》。
15 纺织I
蚕，桑，麻，纺织机具
汉代纺织品的原料主要是丝和麻。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和生产丝织品的国家。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丝织物残片。到了汉代，由于养蚕和缫丝技术的改进，已能生产出质地优良的蚕丝。汉代的养蚕业在以齐郡和陈留郡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最盛，所饲之蚕应多为一化性三眠蚕。《齐民要术•种桑、柘篇》中提到的“四卧再生蚕”,即二化性四眠蚕，是当时南方饲育的新品种，汉代似尚不多见。秦汉大贵族的墓中有以铜蚕或金蚕随葬者，如《三辅故事》就说始皇陵中有“金蚕三十箔”(《长安志》卷一五引)。这类金属蚕曾在陕西石泉出土，另外还有不少传世品(15—1、2)。这时所植之桑主要有两种：即植株较高大的荆桑(又名檿桑),和植株较低矮的鲁桑(又名地桑、桋桑、女桑)。鲁桑便于采摘，它的叶子“圆厚而多津”(王祯《农书》卷五),适于饲养稚蚕。至蚕大眠以后，则宜加饲荆桑叶，这样缫出来的丝才会坚韧而有光泽①。所以这两种桑叶在饲蚕过程中起着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作用。四川德阳黄浒镇出土的东汉“桑圃”画像砖，表现的是整齐成排的鲁桑幼株②(15—4)。而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石中“秋胡妻”一节出现的桑树，却似乎是荆桑了。
在麻类作物中，当时主要种植大麻和苎麻。大麻原产中亚，远古时已传入我国。《史记•周本纪》说周人的始祖弃在儿时已“好种树麻、菽”,可见它是我国极古老的作物之一。但大麻的纤维不如苎麻细美。苎麻原产我国，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曾出苎麻绳，吴兴钱山漾遗址中曾出苎麻布③。它的纤维长，质量轻，拉力强，染色容易而褪色困难，是良好的纺织原料。苎麻絮甚至可以作为丝絮的代用品，故《汉书•楚元王传》称之为“纻絮”。江陵凤凰山168号西汉墓棺内所出者，已用石灰等碱性物质脱胶，发掘简报说它“呈黄白色，类似丝棉，拉力强度大”(15—3)。可见其质地之优良。不过，汉代文献中所说的麻概指大麻。大麻纤维切短后形成的絮名缊，也可以填在衣中御寒。《论语•子罕》“衣敝缇袍”,集解引孔注：“缊，枲著也。”不过缊袍乃贫者之服④。汉代说的纻则指苎麻织物。南北朝以后，苎麻栽培区逐渐向华南迁移；但在这以前黄河流域种的也很多。直到西晋，左思在描写邺城的《魏都赋》中，还说那里的田野上生长着“黝黝桑柘，油油麻纻(苎)”。
麻纤维须捻合成线，才便于上机织布。捻麻线的工序叫绩或缉，所用的工具一般是纺专。《诗•斯干》：“乃生女子，……载弄之瓦。”毛传：“瓦，纺㙛也。”㙛本作专。《说文•寸部》：“专，纺专。”此物即通称之纺轮或纺坠，各地出土的数量很多。贵州清镇、湖南长沙及资兴等地汉墓中出土的陶纺轮，有的还保存着原来的铁轴杆，形制较完整(15—6)。绩麻时，将它提吊起来，捻动轴杆下端，纺轮遂在不断的旋转中将纤维牵伸并加拈。顶端的铉子用于定拈，可使已加拈的线缕不致松散。绩到一定长度时，则将线缠在轴杆上。甲骨文中专字作 (《前》6•5•4),其上部表示被轴杆带动的纤维，中部代表缠在杆上的线团，底部的圆形代表纺轮；左侧的一只手代表加于纺专上的动力，也正与以左手捻动轴杆的习惯相合。
丝与麻类不同。在自然界中丝属于超长纤维，其长度可达1000米。煮茧缫丝时只要将几个茧的丝头(绪)并在一起，于卷绕过程中便可抱合成一根丝线。绕丝的工具名檷。《说文•木部》：“檷，络丝树也。”段注：“若今络丝架子。”檷上的丝还要转络到篗(王祯《农书》作籰，即䈅子)上，这道工序叫调丝或网丝。汉代的篗是将4或6根竹箸用短辐交互连结而成，中贯以轴；以指拨辐，篗就随之旋转缠络。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晋墓曾出木制篗子⑤。山东滕县龙阳店东汉画像石上有一人手举篗柄(即杘。《说文•木部》：“杘，篗柄也”),正自画面右侧的檷向篗上调丝(15—10)。丝上篗后，便可络纬、牵经。汉代络纬用筟车。筟是缠纬的短竹管(《说文•竹部》：“筟，筳也”；“筳，繀车筦也”),将筟与绳轮相连接的装置就是筟车(15—7)。手摇绳轮带动筟管旋转，从而可把篗上的丝分缠于筟。当1根筟缠满丝线之后，就可以取下装入杼内，以备织作了(15—9)。这道工序叫繀。《说文•系部》：“繀，箸丝于筟车也。”故筟车又名维车。它主要用于卷绕，也可以同时进行并丝。东汉画像石上的络纬图，有的只自1篗络丝(15—11),也有的自2篗络丝；后者即同时并丝之例(15—12)。在络纬和并丝的过程中，丝线有时稍被扭转。若干汉代丝织物的经纬线之所以出现弱拈，或即于此种情况下形成。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纺麻线的纺车也正是在维车的启发下产生的，二者的主要区别为纺车以纺锭代替了筟管。筟管两端等粗，夹持在维车的两根立柱之中。而纺锭的一头是尖的，伸出于夹持装置之外，后部有槽，以承绳弦；当旋转时其尖端可以带动麻纤维，使之捻合成线。甘肃武威磨嘴子22号东汉墓中曾出木纺锭(15—5)；但完整的麻纺车之形像迄未发现。至于整经，乃是自许多篓子上将丝线排列整齐并牵绕于经轴上，这也是织造前的重要准备工作。汉代整经用枃。《埤苍》：“枃，织具，所以理丝经”(《集韵•去声二十二醇》引)。此物又名经梳，《广雅•释器》：“经梳谓之枃。”后世则多称之为经耙。江西贵溪仙岩东周崖墓中曾出木质经梳，为长方形木板，面上有一排小竹钉⑥。江苏邳县白山故子村1号东汉墓所出画像石上有整经图，一人正在经梳前进行整理，梳面上的突起物似即竹钉，图中后部则悬挂着一排笺子(15—13)。准备工作完成后，便可上机织作。汉代的普通织机是一种斜织机，东汉画像石上刻出织机图的，据赵丰统计已有18石①。虽刻画之繁简不同，但以若干较清晰者互相补充印证，则可以对它有一个大体上的认识(15—14～21)。夏鼐所作复原图，将其结构表现得很清楚(15—22)。兹结合复原图，标明其各部件的名称，并对汉代普通织机的操作状况略作介绍。
对于一台织机来说，送出经丝、形成梭口、引入纬丝、打入织口和卷取织物是它的五大运动。汉代的斜织机上装卷经轴，轴上缠有经丝，织造时通过经轴的转动逐渐将经丝退解送出。汉代名此轴为榺。《说文•木部》：“榺，机持经者也。”榺亦名胜，见《淮南子•汜论》。其两端有榺耳，用于制动；使退解下的经丝与织造所需的长度相适应，以保持经丝的张力。榺位于机架顶部。机架在王逸《机妇赋》中名“大匡”,系由两侧的“立颊”和“横榥”构成，并在背后用“撑柱”支起，使经面与机台呈50°—60°的倾角。这样，织工坐着操作，仍可以清楚地看到开口后经面是否平整，经线有无断头。机架在立颊的中部装“立叉子”,其顶端装“马头”。马头在《机妇赋》中称为“骥首”,但不知道这个名字在汉代是否通用。附带说明，织机上的若干部件，如立颊、立叉子及下面即将提到的“豁丝木”等，因为尚不知汉代的叫法，姑暂用元代《梓人遗制》中的名称。豁丝木又名分经木，是连接在两个马头之间的一根圆木，经线被它分为面经和底经，并形成一个梭口。同时，将底经分别穿入综眼中，综框则上连马头，由织工通过踩蹑(踏脚板)使马头前后俯仰而控制综之提降。当蹑被踩下综随之提起时，会形成另一个梭口；蹑被放开综随之降下时，又恢复了原来的梭口。如此反复提综降综，上下层经丝交替换位，遂不断形成新的梭口。织工则在每一新的梭口出现时投梭引纬，于是经、纬丝便可以交织起来。汉代织机用脚踩蹑提综乃是一项重大的发明，欧洲要到6世纪才出现这种装置，到13世纪才广泛应用，在此之前他们一般使用垂直的立式织机，远不如汉代的斜织机方便。在我国，立式织机后来只用于编席子和地毯。汉代引纬多用杼，在画像石上出现过它的形像(15—8)。杼腹中装有缠纬丝的筟管；而其底边平齐如砍刀，还可用于打纬。可是这时另有𣜤。《通俗文》：“所以行纬谓之𣜤”(《御览》卷八二五引)。安徽南陵麻桥东吴墓所出木梭，形似枣核，不能兼作打纬之用⑧。故可知至东汉晚期，杼和𣜤 (梭)已分化为二物。此外，在《列女传•鲁季敬姜传》中还提到梱，梱即用于打纬之筘，但其实物与图像均未发现。在汉代的普通织机上通常大约还是用杼打纬，当纬丝已经打紧，遂在卷布帛轴的带动下引离织口，作为成品被卷到轴上。此轴在汉代名椱。《说文•木部》：“椱,机持缯者。”缯在这里则代表织成的织物。在这个过程中，织机的五大运动都有相应的机件来完成，并在织工的掌握下使之有效地连续运行。
不过，汉的普通织机上只装一片综，只能织平纹织物；具有复杂花纹的罗、绮、锦、绒等织物须由提花机织造。孙毓棠根据《机妇赋》所描写的高级织机之“高楼双峙”、“纤缴俱垂”等情况，认为它已建有花楼，并已使用衢线、衢脚。这一推断看来是合理的⑨。又据《三国志•魏志•杜夔传》裴注引傅玄《傅子》所记马钧将“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皆改为“十二蹑”的记载看来，则汉代无疑已有多综多蹑纹织机。在整理江陵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舞人动物纹锦时，发现有一处明显的错综，竟无例外地在同一处反复出现，说明是织工在结花本时出了差错⑩。如果认为汉代的提花织物只是在普通织机上用纹杆编排经线织成的⑪；则不仅与《机妇赋》和《傅子》的记事不合，也无法解释远在战国时代的织锦上已经出现的上述现象。所以否定汉代已有提花织机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尽管直到目前还没有发现其实物或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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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缪启愉：《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9页说：“《士农必用》(金元间书记载荆桑宜饲大蚕，鲁桑宜饲小蚕(稚蚕),这跟现在一般的叶质安排相反。一般说，早生桑和薄叶桑宜饲小蚕，有利于小蚕的提早发育和充实体质，荆桑具此条件；中、晚生桑和叶肉厚的宜饲大蚕，有利于大蚕丝腺的成长和丝液的形成，鲁桑具此条件。现在一般的饲叶安排，也是荆小鲁大。”此古今之不同也。
②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画像砖选集》(文物出版社，1957年)第12页及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42页所收《桑园》画像砖，在闻宥：《四川汉代画像选集》、布目顺郎：《养蚕の起源と古代绢》(雄山阁，1979年)、陈显双；《四川彭山义和公社出土汉代画像砖简介》(《考古》1983年第10期)等处皆认为画面上表现的是“桐树”。按此砖上之树的叶子多呈掌状，与桑叶的形状不同，故应从后说。
③河姆渡出土者，见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对出土纤维的分析结果见陈维稷等：《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第8页。科学出版社，1984年。钱山漾出土者，见浙江省文管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参看汪济英、牟永抗：《关于吴兴钱山漾遗址的发掘》,《考古》1980年第4期。
④《后汉书•崔定传》说他“出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臬，而俗不知纺绩，民冬月无衣。……蹇至官，斥卖储峙，为作纺绩、织纸、練温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既然当地宜种麻臬，可见其冬衣内的填充物亦是麻缇。
⑤见注③2,第167页。
⑥江西省历史博物馆、贵溪县文化馆：《江西贵溪崖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11期。
⑦赵丰：《汉代踏板织机的复原研究》,《文物》1996年第5期，
⑧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南陵县麻桥东吴墓》,《考古》1984年第11期。
⑨孙毓棠：《释关于汉代机织技术的两段重要史料》,载《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
⑩ 彭浩：《楚人的纺织与服饰》第27—28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⑪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第55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16 纺织Ⅱ
素，缣，纱，縠，罗，绮
汉代将丝织品统称为帛或缯。《说文•帛部》：“帛，缯也。”《急就篇》颜注：“缯者，帛之总名，谓以丝织者也。”其中洁白的平纹丝织品名素。《说文•素部》：“素，白致缯也。”素也称为纨，故纨素常合成一词，在《文选•怨歌行》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它相当于魏晋以后所说的绢。但在汉代，绢特指未漂湅的泛黄色之帛。《说文•系部》：“绢，缯如麦稍。”《急就篇》：“烝栗、绢、绀、缙、红、然。”也把绢和各种颜色的帛列在一起，如绀是“帛深青扬赤色”,缙是“帛赤色”,红是“帛赤白色”等等(均见《说文•系部》)。所以《急就篇》此句下之颜注说：“绢，生曰缯，似缣而疏者也。”虽然无误，却有点文不对题①。马王堆1号西汉墓出土的素，疏密程度很不相同，较粗的每厘米有经丝55—75根；纬丝均稀于经丝，一般约相当经密的二分之一左右。较密的如442号香囊的缘边，经密为164根/厘米，比前一类多出一倍以上②。再如满城1号西汉墓中玉衣衬垫物内所出残素，经密达200根/厘米，纬密达90根/厘米，为已知之汉素的最精致者③；可能就是当时负有盛名之“细密坚如冰”的“冰纨”(见《汉书•地理志》)了。
冰纨虽然致密，但较细薄。一种比它更结实的平纹丝织品名缣④。《说文•系部》：“缣，并丝缯也。”《释名•释采帛》：“缣，兼也；其丝细致，数兼于绢。染兼五色，细致不漏水也。”《急就篇》颜注：“缣之言兼也，并丝而织，甚致密也。”满城1号西汉墓之玉衣的左袴筒内曾出缣片，这是一种双纬平纹织物，经密75根/厘米，纬密30×2根/厘米⑤。由于经丝浮长，表面呈现纬向畦纹(16—1)。其特征与文献中对缣的描述正合。不过楼兰曾出土书有“河内修若(？)东乡杨平缣一匹”之缣，1：1平纹，织法与通常所说的绢相同，只是显得更厚⑥。可见汉代说的缣也不一定都用双纬，粗而密的绢亦可称缣。
纱是轻薄而带孔的丝织品，先秦时称为沙(《周礼•内司服》)。汉代则常以纱与縠为类。《文选•七启》：“纱縠之裳。”《汉书•江充传》：“充衣纱縠禅衣。”颜注：“纱縠，纺丝而织之。轻者为纱。皱者为縠。”纱也是平纹组织，但由于经纬都很稀疏，所以出现细细的孔眼。马王堆1号西汉墓所出素纱禅衣之纱，经密和纬密均为62根/厘米，算是比较密的。此衣身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然而连同领子和袖口镶边在内，总重49克，还合不到1市两⑦。甘肃武威磨嘴子48号西汉墓所出素色孔纱还要稀一些，其经密为31根/厘米，纬密为29根/厘米，幅边处经丝加密至85根/厘米；最外边的2根，且在纬丝回梭时相纠，以增加幅边的牢度⑧(16—2)。至于诺颜乌拉匈奴墓出土的MP937、MP1729号纱，经
密只有23.5根/厘米，纬密只有20根/厘米，更加稀薄⑨；或即《释采帛》中所说“纺粗丝织之曰疏。疏，寥也，寥寥然也”之疏。不过《江充传》颜注说纱和縠均为“纺丝而织之”,即织前都要先将丝线加拈；却不尽准确。因为只有织縠时必须先加拈，织纱则不一定非有这道工序不可。縠的起源很早，远在商代，于河北藁城台西38号墓出土的铜觚上已发现縠类丝织物的印痕。它在结构上也是稀疏的平纹组织，所以也被称作“方空縠”(见《后汉书•章帝纪》)。但縠的表面起绉。《释名•释采帛》：“縠，粟也；其形戚戚，视之如粟也。”其所以起绉，则是由于织縠之丝经过加拈的缘故。在额济纳河沿岸的汉代亭障遗址中发现的縠，经丝未加拈，只将纬丝加以强度的S拈。而马王堆3号西汉墓出土的浅绛色縠经纬丝均为S拈，拈度为2000—2400拈/米⑩。这样，经煮湅定形，表面遂出现凹凸的经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王堆1号西汉墓中出土的縠，其纬丝为强拈，均为Z向；经丝为弱拈，呈Z、S向交错的不规则排列，因而幅面出现不整齐的波纹。后世的绉发展了这种技术，将经纬丝均加强拈，且将经丝以不同的拈向相间排列，所以呈现出的波纹遂更加美观。
罗也是有孔的丝织品，但和方孔的纱不同，它的孔呈椒眼状，是用绞经法织出来的，交结点远比纱坚牢。汉罗的基本结构有二种。一种是二经绞罗组织，即将绞经轮流同左侧或右侧的地经交替扭绞(16—3)。诺颜乌拉出土的MP1093号标本，就是全部用这种织法织成的素罗。另一种是四经绞罗组织；织此种罗的织机上须装一片平织综和两片绞经综。织时，先用绞综将偶数经线的经绞拉至奇数经线的左侧并向上提；过梭后再提后综(即平织综)。第2根纬线过梭后，原绞综不动，而用另一绞综将有奇数经线的绞经拉至偶数经线的左侧并向上提；过梭后，又提起后综。这样，绞经和地经依次左右扭绞而互相纠结，便形成了大孔眼的四经绞罗组织(16—4、5)。如用四经绞罗组织织地纹，而以二经绞罗组织织出花纹；则花纹部分的经线排列得比较紧密，在孔眼疏朗的地子上，地亮花实，显得很
醒目(16—6)。马王堆1、3号西汉墓、满城1号西汉墓、武威磨嘴子62号新莽墓、新疆民丰尼雅及山西阳高等地之东汉墓中，均曾出土用这种织法织成的菱纹花罗⑪。
在古文献中，罗也被称作绮。《楚辞•招魂》王注、《汉书•外戚传》颜注都说：“罗，绮也。”罗和绮又常连称，如《西京赋》之“似不任乎罗绮”,古乐府《相逢行》之“大妇织绮罗”。马王堆1号墓所出手套和香囊，有的本是用罗缝制的，但在遣策中却说是绮，可见当时把罗和绮看作相同或相近的丝织品；这大概是因为它们都比较薄。《七启》所谓“振轻绮之飘飘然”,也正着眼于此。但实际上罗和绮的织法完全不同。绮并不织出孔眼；它是在平纹地上用斜纹起花的，故其花纹多含菱形。《释名•释采帛》说：“绮，欹也。其文欹斜，不顺经纬之纵横也。有杯文，形似杯也。有长命，其彩色相间，皆横终幅，此之谓也。言长命者，服之使人命长，本造者之意也。有棋文，方文如棋也。”它的织法有二种，一种类似经斜纹组织，即地纹为一上一下的平纹，起花部分改变为三上一下的斜纹组织，相邻的二根经线和纬线的组织点连续倾斜排列而构成花纹(16—7)。马王堆1号西汉墓出土的菱形绮就是这种织法(16—11)⑫。它的花纹以一个大菱形居中，两侧各套合一个小菱形，如带有双耳的耳杯，即文献中所说的“杯文绮”(16—9)。另一种织法仍以三上一下的经斜纹起花，但与它相邻的左右两根经线却仍是一上一下的平纹组织。也就是在两根经斜纹的浮线之间隔一根经平纹线，可以说是一种斜纹和平纹的混合组织(16—8)。这种织法能增加织物的牢度，却不影响花纹的外观。不过，现代丝织品中很少使用这种织法。上世纪30年代法人普菲斯特(R.Pfister)研究帕尔米拉出土的汉绮时，才注意到这一特点，并称之为“汉式组织”。新疆民丰尼雅出土的汉绮就是这种织法四。它的花纹在大的菱形内部填充树叶纹，而菱形之间的空隙复缀以心形树叶纹，比单纯的杯文之构图要复杂些。帕尔米拉出土的汉绮，在杯纹中填以对龙纹(113—12)；而马王堆1号墓所出者，则在杯纹中填以对凤纹(16—10)。两地虽相距遥远，但绮上的图案却有珠联璧合之妙。斯坦因在新疆发现的汉绮，其杯纹有的已分解为连续的曲折线，颇为别致⑬,与《释采帛》所说长命绮“彩色相间，皆横终幅”相合。然其意匠原出杯纹，所以它大概就是《东宫旧事》中所说的“长命杯文绮”(《御览》卷八一六引)。至于《释采帛》中所举之“棋文绮”,其花纹应由斜方格组成，黑海北岸刻赤出土的斜格纹汉绮或与之相近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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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密：《齐东野语》卷四“避讳”：“梁武帝小名阿练，子孙皆呼练为白绢。”此说本《颜氏家训•风操篇》。可证至南北朝时，绢仍指黄色之帛；所以在避讳时，才称经过漂白的练为白绢。
②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集，第47页。文物出版社，1973年。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册，第154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④ 缣的本色也发黄。《淮南子•齐俗》说：“缣之性黄，染之以丹则赤。”
⑤见注③所揭书第155页。
⑥ 赵丰、于志勇主编：《沙漠王子遗宝》图55。香港艺纱堂，2000年
⑦ 见注②所揭书第69页所载329—6号素纱禅衣。
⑧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嘴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2期。
⑨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年第2期。
⑩见本书第15篇注③.2所揭书，第295页。
⑪ 马王堆出土者见注②所揭书，及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上海市丝绸工业公司文物研究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纺织品的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7期。满城出土者见注③所揭书。武威出土者见注⑧所揭文。民丰出土者见本书第15篇注③2所揭书，第300页。阳高出土者见林巳奈夫：《汉代の文物》图版3—11。京都，1976年。
⑫⑭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⑬黄能馥：《印染织绣工艺美术的光辉传统(上)》插图43,《中国美术全集•印染织绣卷•上》,文物出版社，1985年。
17 纺织Ⅲ
锦(1)
汉代的锦一般是用经线起花的平纹经重组织，而且它是用染成各种颜色的丝线织成，所以色彩绚丽，是汉代丝织品的最高水平的代表。虽然，有些锦的花经和地经的色调相近，甚至被称为隐花锦，如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孔雀纹锦；但与罗和绮等织而后染(即所谓生织)的单色织物仍是不同的。锦的织造难度大，相当昂贵。《释名•释采帛》说：“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其制字从帛与金也。”汉锦之最主要的产地是陈留郡的襄邑(今豫东睢县一带),所以《说文•帛部》径说：“锦，襄邑织文也。”《论衡•程材篇》也说；“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齐也是汉代丝织业的重要基地，“号为冠带衣履天下”(《汉书•地理志》),但在织锦方面却并不擅长。东汉人在《急就篇》末续出的句中说：“齐国给献素缯帛。”可见至此时齐仍不以锦闻。襄邑则不然。《陈留风俗传》说：“襄邑南有涣水，北有睢水。传曰：‘涣睢之间文章。’故有黼黻藻锦、日月华虫，以奉天子宗庙御服焉。”(《御览》卷八一五引)董巴《舆服志》说：“乘舆刺绣，公卿以下皆织成，陈留襄邑献之。”(《后汉书•明帝纪》章怀注引)后来左思于《魏都赋》中还在称赞“锦绣襄邑”,可见这里的织锦业至魏晋时仍未衰替。至于蜀，西汉时仅以产布著称，蜀锦要到东汉后期才开始出名。
常见的汉锦为二色锦或三色锦。二色锦用两种颜色的经线，三色锦则用三色经线。这些经线是分层的；两根或3根颜色不同但层位上下对应的经线穿过同一筘齿，成为一个单位，叫做一副。汉锦的经线很稠密，每厘米约120—160根(合40—60副)。纬密只有经密的1/5弱，约为23—30根/厘米。织二色锦时，在一副经线中用一根作表经(花经),另一根作里经(地经)。为了构图的需要，同一根经线有时可作表经，有时可作里经。但作表经者都以长浮线遮住里经的经组织点，使它不呈现于幅面。为了使色彩更加丰富，还用分区的方法，将幅面分成若干区，各区可以使用颜色不同的两种经线。纬线则依照作用的不同，分为交织纬(明纬、地纬)与夹纬(花纬)。夏鼐所作二色经锦的结构图和切面图，极为
明晰(17—1)。图中将交织纬和夹纬画成粗细不同的线，是为了便于识别之故；实际上它们的粗细是相同的。图中奇数的纬线都是交织纬。结构图的左下角处将表经剥去，可以看出交织纬和各副经线交织成平纹的情况。平纹的交织点多，易于平整；且平纹均为单独组织点，易于使花经的浮线与接结点配合。图中偶数的纬线都是夹纬，夹在表经和里经之间，在结构上不起交织的作用，只是为了便于提花，使里经绕过它而与表经互换位置。这样，在起花部位，表经的基本组织点是三上一下，在花、地交界处则以二上二下组织修饰轮廓。故汉锦以四纬为一个组织单元，这就避免了因经浮线过长而影响织物的坚牢度。
织三色锦时，基本上和织二色锦相同，也只有一层表经，而以其他两层作为里经。所以，三色锦也只有表、里两层经线，仍为“经二重组织”。但作为表经的经线，因与地纬隔着两根里经，不像二色锦只隔着一根，所以显得松懈一些，有时甚至遮盖不住它下面的里经或纬线。这里仍以夏鼐所作之图为例(17—2)。应当说明的是，不论二色锦或三色锦，都是用提压经线改换表经的颜色以显花，织纹没有变化；如果将织成之锦再加浸染，那么它的图案花纹就不容易看出了。
汉锦中之特殊的品种为绒圈锦。它的经线以4根为一副，包括一根底经、两根地经和一根较粗的起绒经。它是用经线显花的不完全的经三重组织。其底经有规律地按一上三下排列，作为地部基础组织；地经和起绒经则须用提花束综来控制。而且与一般的锦不同，它是四枚斜纹组织(17—3)。在织出的幅面上，高绒圈、低绒圈和经浮线构成疏朗错落、层次分明的花纹，立体效果很强。由于绒圈使用经线的量大，送经的速度快，所以在织造这种锦时，须装备张力不同的两个经轴。而且除织地纬外，还需要一种织入绒圈内起填充成圈作用的起绒纬；织后必须打紧，却又要使它能抽得出来，既形成绒圈，又不损伤经丝。这就不仅要有周密的设计，还需要娴熟的技巧。
绒圈锦当即《急就篇》“锦绣缦䋃离云爵”句中之纸，颜注：“䋃谓刺也”。王应麟补注：“绢帛䋃起如刺也。”马王堆1号墓的遣策中则称之为绩。起绒织法过去曾被认为是由西方传来的，但马王堆1、3号西汉墓、满城1号西汉墓、武威磨嘴子62号新莽墓及诺颜乌拉14号匈奴墓中均曾出土，从而彻底否定了这种说法①。不过汉代的绒圈锦没有开毛，后世的漳绒之类则以细铜丝充起绒纬，织过几寸之后即开割起毛，从而使竖起来的短丝能闪出丝绒特有之柔曼的光泽，织造技术较汉代又有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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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王堆所出者见本书第16篇注②所揭书、注⑪3所揭文。满城所出者见本书第16篇注③所揭书。武威所出者见本书第16篇注⑧所揭文。诺颜乌拉所出者见梅原末治：《蒙古ノイン•ウラ发现の遗物》,京都，1960年。
18 纺织IV
锦(2)
西汉前期与西汉晚期至东汉的锦皆以经线显花，从织造技术上说，后期与前期相较；虽已取得相当大的进步，可是并没有产生根本性的突破。至于两个时期中锦的风格之不同，主要表现于图案设计与色彩搭配上的区别。
马王堆1号西汉前期墓出土的锦，如矩纹锦是以7个单元图形的纵列以横向布满全幅，暗褐色地，红棕色花纹(18—1)；其构图与长沙左家塘44号战国墓所出之锦很接近。马王堆1号墓之绣枕两侧所用茱萸锦，以带短梗的茱萸纹与菱纹和空心点子组成图案，整个幅面上呈直线条形的重复循环，紫褐色地，朱红色花纹。此墓所出星蒂锦，以八芒星与柿蒂纹及零碎的点子组成图案，因丝线已褪色，花纹不易辨认。同出的孔雀锦则以八芒星与孔雀纹为主纹，衬以横列相间的水波纹，密如网目，布满幅面(18—2)。由于其所用之地经与花经的颜色接近，故图案亦若隐若现。此墓中作瑟衣和竽衣用的越闺锦，以不规则的斑块组成兽形，栗色地，红色花纹。它的意匠和色调与马王堆3号墓所出族豹锦颇近似，唯后者的构图稍整齐些，地色也稍深。再如江陵凤凰山168号西汉墓出土的锦，其纹饰亦与马王堆1、3号墓所出者大体相同。由此不难看出，西汉锦的图案多以分散的小图形与点子、线条相结合，上下交错排列，满布在整个幅面上；有时甚至稍嫌琐碎。在色彩方面，这时追求一种雍雅含蓄的效果，虽然花纹多用鲜明的朱红色，但分布在深沉的红棕、暗褐地子上，并不显得很突出。甚至这时最高级的绒圈锦，也是在褐色地上起朱红色的小块矩形几何图案(18—4)。总之，如以上述诸例的纹饰与江陵马山1号楚墓所出战国锦相较①,会感觉西汉前期尚未出现显著的变化。
至西汉晚期与东汉时，织锦工艺却面目一新。中原地区这一时期的墓葬中虽很少出锦，但在当时的边远地区，如新疆的罗布淖尔及民丰、内蒙的扎赉诺尔、蒙古的诺颜乌拉等地却屡有发现。令人惊奇的是，在有些相距遥远的地方，所出之锦竟十分肖似。如民丰尼雅遗址出土的“万世如意”锦，与罗布淖尔、扎赉诺尔及贝加尔湖南的伊尔莫瓦巴德等地出土之锦几乎完全相同。尼雅出土的“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也在罗布淖尔及叶尼塞河畔的奥格拉赫提等地发现②。说明这些锦样受到普遍欢迎，广泛行销各地。
归纳起来说，西汉晚期与东汉的锦在纹饰方面有以下几个不同于西汉前期的特点。首先是，这时锦的图案不再以散点的方式排列小块几何纹为主，它已经成功地把当时出现在漆器、釉陶和画像砖上的云气禽兽纹搬到锦上来。在这种图案中，云气流动起伏，禽兽腾跃奔驰，最能代表汉代工艺美术的时代特色。它在当时被称为“云虡”纹，具体解释详见本书第104篇。在云气之主干的两侧，凸出的部分往往附以如意头形的云朵，而凹进的部分往往附以叉刺形的所谓茱萸纹；它的形状虽然有点像茱萸的叶子，但实际上表现的大约还是飘扬散乱的云霭。而奇禽瑞兽如天禄、辟邪、虎豹、鸿鹄乃至不可名状的神怪，则出没穿插于其间；它的作风和各种汉代工艺品上的这类图案是一致的。与西汉前期的越闺锦、族豹锦相较，云康纹锦中的动物的轮廓要整齐清楚得多，这与当时在花纹边缘处采用二上二下的组织加以修饰的技法有关。其次在色彩的搭配方面，西汉晚期与东汉的锦也有独到之处。这时常以棕红、赭红为地，配以明亮的浅黄、浅驼色花纹，在幅面上融合为一片温暖的色调。在这些暖色里，又夹以不同强度的粉青、翠绿等冷色，造成微妙的对比关系。有些锦还以接近白色的纹路为花纹勾边，使图案在地色中清晰地浮现出来，一扫西汉前期锦的朦胧之感。以不同颜色的经线在锦面分区排列的技法，也在西汉晚期广泛应用。如尼雅出土的“万世如意”锦，虽然共有五色：棕红、白、紫棕、淡蓝、茶绿，但是每一区中却不超过3色；除棕红、白2色外，第3色分别为紫棕、淡蓝、茶绿等。罗布淖尔出土的“韩仁”锦，连同幅边共宽45.7厘米，分为21区。每区中除棕红、黄2色外，第3色自左至右交替出现：绿、棕、蓝、绿、棕、蓝、棕、绿、蓝、绿、蓝、棕、绿、蓝、棕、绿、蓝、棕、绿、蓝、绿，各区并有宽窄变化，使色调的搭配得到调剂，因而看上去感觉层次丰富，显得五色缤纷③。但分区换色有时破坏了图案的完整性。约在东汉中晚期，色经不再分区。这时用增加经密的方法各色经线均覆盖整个幅面，从而使织物的图案更加统一而协调，是汉锦之最高水平的代表。不过此类实例颇罕见。再次，汉锦中常织出文字。如诺颜乌拉出土锦中之“新神灵广成寿万年”、“仙境”,罗布淖尔出土锦中之“长乐明光”、“韩仁绣文衣，右(佑)子孙无亟”、“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等④。特别是1995年尼雅出土的五星锦，为1：4平纹经重组织，经密每厘米达220根，不分色区，在深蓝色的地子上织出代表日、月的红、白2图形，其间云气禽兽起伏升腾，浑浑灏灏。锦面上现存“五星出东方利中国”8字铭文(18—5)。但同墓出土的锦裤残片上有“讨(？)南羌”3字铭文，据研究二者可能是同一块织物，则此锦之织造应与用兵南羌的背景有关⑤。在装饰图案中将吉语文字组织进去，本是汉代习用的手法，瓦当、铜镜中不乏其例。锦上织出文字，遂使其纹饰的主题更加深化，也更耐人寻味。
上述西汉晚期以后的锦纹，在《急就篇》中已见端倪。如“乘风县钟华洞乐，豹首落莫兔双鹤，飞龙凤凰相追逐，春草鸡翘凫翁濯”句中提到的豹首落莫纹，在罗布淖尔出土的锦中可得到印证(18—3)；双鹤纹在诺颜乌拉出土的锦中有类似的构图；至于飞龙、凤凰等在锦纹中常见，就不须一一确指了。
当然，西汉晚期以后的锦也并不尽统一于一种风格，如民丰东汉墓出土的“阳”字菱纹锦，就与云處纹全异其趣。其幅面上的菱纹以白线条作为界线，每9个斜方格组成一组菱形图案。四角的4格为暗红色，每两个暗红色的格子中间夹着一个由暗红和绀青色线交织成的格子。菱形图案之中心的一个格子则用绀青和白色线交织而成。靠近幅边处又织出一行白色“阳”字纹⑥。这种锦的图案虽较整齐拘谨，但颜色搭配的效果很好；与西汉早期锦的韵味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