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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②⑥见本书第16篇注⑫所揭文。
③吴淑生、田自秉：《中国染织史》第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④见注③所揭书，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古代民族文物》图版202。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⑤锦裤铭文中“讨(？)南羌”之“讨”,仅余左边的言字旁。瑞士阿贝格基金会所藏汉锦标本上有“绮(奇)伟并出，中国大昌。四夷服，诛南羌。乐安定，与天毋疆”的铭文，所以不排除锦裤铭亦为“诛南羌”3字。铭文中的“五星”则指太阳系内的五大行星。我国古代占星术对它们在恒星背景上运动的位置非常注意，五星同见于东方被视作祥瑞的天象。《汉书•天文志》说：“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大利。”西汉宣帝时，赵充国用兵羌地，宣帝所赐玺书中也提到：“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汉书•赵充国传》)。有一种意见认为五星锦“可能正是这一军事行动的见证”。按此说不确。因为这块锦纯属东汉织物，它的年代不会早到西汉前期之赵充国时。东汉与羌人作战的规模超过西汉，东汉政府中主管羌人事务的多任护羌校尉，如傅育、马贤、赵冲、泠征都在战场上被杀。所耗军费，据有记载可查者，永初元年至永宁元年，14年中用去240亿；永和四年至汉安元年，7年中又用去80亿。接着又有延熹二年至建宁二年的不断用兵，以及中平元年的羌人大叛乱(见《后汉书•庞参传》,又《虞诩传》、《段须传》、《董卓传》、《西羌传》)。所以自安帝以后，并、凉地区“伤败踵系，羽书日闻”,动荡的时局和当时某些人的求战心态，才是产生这条铭文的土壤。
19 纺织V
刺绣，染色，印花
刺绣在商代已经出现，有一个商代铜解上粘附着菱纹挑绣的印痕。宝鸡茹家庄1号西周墓中发现了压在泥土中的绣痕；这是一种索绣，即在织物正面依花纹的线条绣出人字形的辫索①。春秋时虽在《诗•终南》中留下了“黼衣绣裳”之句，但实物尚未发现。至战国时，这方面的例子就相当多了。除长沙和巴泽雷克的凤纹绣外，江陵马山1号楚墓也出土了大量绣品，其花纹多为龙凤纹，针法均为索绣②。
绣在汉代仍然是很珍贵的。贾谊《新书•匈奴篇》说：“匈奴之来者，家长已上固必衣绣，少者必衣锦。”《盐铁论•散不足篇》说：“今富者缛绣罗纨，中者素绨锦冰。”均可证绣的价值在锦之上，这是因为刺绣较织锦更为费工的缘故。马王堆1号西汉墓中出土的绣品很丰富，共有40件。其中最多的是“信期绣”、“长寿绣”、“乘云绣”三种，均为涡旋状纹样，间或夹杂有螭头状图形，是自蟠螭纹向云气纹转变的一种过渡形态(19—8)。类似的纹样在各地出土的绣品中时常发现(19—2～5)。这类涡旋纹由各种卷绕的弧线构成，它们的弧度或互相平行，或开张，或收敛，但必须流利洒脱，才能表现出美感，因此在技术上有相当高的要求。从出土的标本看来，针脚大多整齐匀称，很少出现呆滞歪扭之处。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一件以黄绢作坯料的长寿绣，为了使花头的尖端更细，还采用了类似接针的绣法。这里的绣品上有时保留着用细线条起稿的痕迹，而技艺高明的绣工在飞针走线之际，时常对底样作出适度修正，更可见其熟练的程度。汉绣仍以开口索绣和闭口索绣为基本针法。但马王堆1号墓中装饰内棺用的铺绒绣，却是以直针平绣。这种针法在诺颜乌拉出土的汉绣中也发现过。此外如十字绣等针法亦有其例，但较少见(19—1)。诺颜乌拉汉绣中最重要的标本是第12号墓出土的龙纹绣，其上之龙扬尾奋爪，作转身回顾状。这条龙也用辫索绣成，针法细腻，盘旋密集，不露余白；而且辫索的走向安排得很合理，既明确地表现出龙躯各部分的结构，又给人以紧凑饱满的整体感(19—9)。环绕此龙还绣出许多小颗粒，这种针法汉代名继。《说文•系部》：“继，绣文如聚细米也。”接近于现代的打结子。再晚一些如新疆民丰东汉墓和河北怀安五鹿充墓出土的刺绣也是索绣③。后一处保留有一块绣有人物纹的残片，可见刺绣的题材又有所扩大。
刺绣与提花织品所用丝线，均须经过浸染或涂染。汉代染色以用植物染料为主，涂染时亦可用矿物颜料。马王堆1、3号西汉墓所出丝织品的颜色共有36种之多。经取样化验，知其所用之植物性染料有茜草、栀子和靛蓝等。至于此二墓之朱红罗与印花敷彩纱上检出的朱砂和绢云母，则都是涂染用的矿物颜料了。茜草、栀子、靛蓝是染红、黄、蓝三原色的，当然，称之为原色只是笼统的说法，其色度并不纯正；其它间色可通过套染取得。茜草原产我国北部，是一种多年生蔓草，其黄赤色的根含有茜素(C₁₄H₈O₄),为古代染红色的重要染料。它以铝盐(明矾)为媒染剂可染出红色，以铁盐(铁矾)为媒染剂可染出紫色。茜草在周代的用量已经很大，到了汉代，仍在大规模种植。《史记•货殖列传》称，种“卮、茜千石”,“亦比千乘之家”。但汉代又传入一种可染红色的红花。红花为菊科红花属，又名红蓝，这是因为它的叶似蓝草而花可染红之故。此花原产埃及，在汉代由西域经匈奴人的媒介而传入内地。红花中含红花素(C₂₁H₂₂O₁),在微酸浴中染色，依用量的增减可得大红(古称真红)、莲红、桃红、水红等色，色泽很美丽。红花汁又可和胡粉合成胭脂(参见本书第66篇)。在古文献中胭脂亦写作焉支、燕支、燕脂、臙脂、烟支或赤垔赤支，词无定字，因为它本是匈奴语的对音。用茜草染成的红色叫绛(接近现代的土耳其红),不如真红鲜艳。而且以红花染色“历久不渝”(《植物名实图考》卷一四),茜草染色的牢度则较低。古诗：“休洗红，洗多红色淡；不惜故缝衣，记得初按茜。”说的就是茜草所染之衣逐渐褪色的情形。染黄色的栀子原产于我国南部和西南一带，它的果实中含有藏红花酸(CqH₂O₄)、用它染成的黄色微泛红光，使用不同的量和缩延浸染时间，可染得不同色度。《汉官仪》说：“染园出卮、茜，供染御服。”则汉代高级的黄色衣物也是用栀子染的。马王堆1号汉墓中的一部分用栀子染成的黄色丝织品，虽然经历了二千多年，但出土时外观依然颜色鲜明④。染蓝色的靛蓝在我国使用的历史更久。但能提取靛蓝的植物有好些种，如爵床科的马蓝、豆科的木蓝、蓼科的蓼蓝、十字花科的菘蓝等，古代均泛称之为蓝草。在宋代以前我国制靛主要用马蓝。《尔雅•释草》：“葴，马蓝。”郭注：“今大叶冬蓝也。”不过我国古代起初尚不知制靛，是用鲜蓝草直接揉汁浸染，再经空气氧化呈蓝，即《礼记•月令》所谓“艾蓝以染”。至战国时已能制靛，故《荀子•劝学篇》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史记•三王世家》也说：“青采出于蓝，而质青于蓝。”即认为用蓝草制成靛蓝后可以染出更青亮的颜色来。靛蓝(C16H10N₂O₂)是一种还原染料。染色时先将靛蓝以还原剂(发酵剂)作用成隐色酸，再溶解在碱液中使之成为靛白。将纺织品在靛白中浸染后，取出置通风处氧化，则重新转为不溶性靛蓝。如此反复进行数次，可以染出牢度很高的鲜明的深蓝色。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一块青罗，经检测证明就是这样染成的，可见靛蓝染色工艺至汉代也已相当成熟了⑤。
此外，黑色也是汉代衣物中常用之色，这时官吏均着“皂衣”(《汉书•萧望之传》颜注引如淳说)。甚至帝王在日常生活中亦着黑色服装，汉文帝“身衣弋绨”(《汉书•文帝纪》),赵王彭祖“衣皂布衣”(《史记•五宗世家》)。故黑色染料的用量很大。汉代染黑色是用含单宁酸的植物染料与铁盐相作用，使之在纺织品上生成单宁酸铁的黑色色淀而成。这时采用的含单宁酸植物主要是皂斗，即栎属树木的果实。《诗•鸨羽》陆玑疏，栎“子为皂斗，其壳为汁可以染皂”。《吕氏春秋•恃君篇》高注：“橡，皂斗也。”《周礼•大司徒》先郑注：“皂物，柞、栗之属。”然而用这些植物只能把纺织品染成浓淡不同的黄色；必须再加铁盐，才能生成单宁酸铁。这时所用的铁盐主要是涅。《论语•阳货篇》孔安国传：“涅，可以染皂者。”《淮南子•俶真》高注：“涅，礬石也。”礬石又名皂矾，即硫酸亚铁。而为了使染液中有足够的铁离子，以使单宁酸和铁达到充分反应的目的，东汉时又在礬石之外再加“铁落”(见《周易参同契》)。过去曾认为铁落是氧化铁，但氧化铁不溶于水，也无媒染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认识到铁落应是将铁片浸于米泔水或醋中生成的醋酸铁或乳酸铁；染皂时加入这种溶液，效果很好。这样染出的黑色性质稳定，有较高的日晒和水洗牢度⑥至于先秦文献中经常提到的染紫色之紫草、染绿色的绿草(即今之荩草),汉代可能仍继续使用。但用它们以及用皂斗染色的标本，均尚有待发现。
以上介绍的植物染料，可以单独使用，也可配伍套染。马王堆1号墓出土之蓝绿、藏青、藏青黑等色的丝织品，经剥色测试，均系以靛蓝打底，再加套黄、浅棕和深棕色而成⑦汉代还曾以印染之法为纺织品加花。广州象岗南越王墓曾出土青铜印花凸版，但此墓中随葬的丝织品均已炭化，保存情况不佳。而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两种印花纱却保存得比较完整。其中一种是“金银色印花纱”,图案的单元呈菱形，与南越王墓所出铜版的图案极相近。据分析，其印花工序分三步：第一步用银白色印出定位纹；第二步在其中套印以银灰色曲线构成的主体纹；第三步套印金色小圆点(19—6)。另一种是“印花敷彩纱”,它使用了型版印花和彩绘两种方法。图案的单元也呈菱形，以四方连续布满幅面(19—7)。印、绘的整个工序分七道：先用型版印出暗灰色枝蔓，再用红色的朱砂、白色的绢云母和写字的墨分六道加以绘制。成品线条流畅，层次分明。武威磨嘴子22号西汉晚期墓出土的苇笄，表面装裱印花绢，在深绛色地子上套印深蓝、米黄、白三色构成的旋涡状云纹。印花定位准确，线条亦流畅，但它是用矿物颜料调合粘着剂直接押印上的，故水洗牢度不高⑧(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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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也贞、张宏源、卢连成、赵承泽：《有关西周丝织和刺绣的重要发现》,《文物》1976年第4期。
②见本书第18篇注①所揭书。
③马衡：《汉代五鹿充墓出土的刺绣残片》,《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9期。
④⑤⑥见本书第15篇注③2所揭书，第260、262、265页。
⑦见本书第16篇注①2所揭书，第88页。
⑧黄能馥、陈娟娟：《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第60～61页。中国纺织出版社，2002年。
20 纺织VI
布，纻布，叠布，褐，罽，绦
汉代的布指平纹的麻纺织品，是平民日常制装所用衣料。它有一定的规格。《汉书•食货志》说周代的“九府圜法”中，“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不过《睡虎地秦简•金布律》中却规定布“幅广二尺五寸”,但证以敦煌所出汉“任城国亢父缣”上的题记所标“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流沙坠简•考释》四三),则汉代布帛仍以2.2尺为标准幅宽①。在一幅中如有经线80根，则称为一升。《仪礼•丧服》郑注：“布八十缕为升。”升亦写作緵、稯。《汉书•王莽传》颜注引孟康曰：“緵，八十缕也。”《说文•禾部》：“布之八十缕为稯。”七至九緵为粗布。最粗的七緵布一幅中有经线560根，经密约合11.5根/厘米，是刑徒和奴隶穿的。《史记•孝景本纪》：“令徒隶衣七緵布。”十至十二緵则为细布，而以十緵布为其常制。《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六》：“夫十总之布，一豆之食，足于中免矣。”(《说苑•臣术篇》作“足矣”)。总即緵。《说文•系部》絩下引《汉律》：“布谓之总。”又《汉书•王莽传》说：“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禄十緵布二匹。”十緵布一幅中应有经线800根。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N29—2号大麻布通幅经线总数为810根，即十緵布(20—1)。更细的布则多为用苎麻线织的纻布。纻布一般只称为纻，它比大麻布精美；故《淮南子•说林训》说：“布之新不如纻。”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N27—2号纻布，经密32.4根/厘米，约为二十一緵布。N26—10号纻布，经密37.1根/厘米，约为二十三緵布。这些纻布的精细度不仅超过了长沙五里牌406号战国墓出土的十七升纻(经密为28根/厘米),而且也比现代的细苎麻布(经密亦为28根/厘米)还要细。古文献中提到的最细之布为三十升。《论语•子罕篇》集解引孔安国曰，麻冕“古者绩麻三十升布以为之”。《诗•葛覃》孔疏引《论语》郑注说同，清•江永怀疑是否能织成这么细的布。他说：“古布幅阔二尺二寸，……若容三十升之缕二千四百，则今尺一分之地几容一十八缕，此必不能为者也”(《周礼•弁师》孙诒让正义引)。但从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二十三緵布看来，緵数增加到三十，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并且，此墓出土的纻布曾经上浆和碾轧加工，类似近代的轧光布。这样加工过的布在汉代称为锡，锡亦作锡。《释名•释丧制》：“锡，易也。治其麻，使滑易也。”《淮南子•修务》之“衣阿锡”,司马相如《子虚赋》之“被阿锡”；均应指此类布而言。
由于苎麻纤维质地优良，还可加工精制成极细致的织物。扬雄《蜀都赋》中曾提到“筩中黄润”,即司马相如《凡将篇》“黄润纤美宜制禅”(《文选》左思《蜀都赋》李注引)句中所称者。黄润是西南地区产的高级纻布。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说广西左右江一带用苎麻织的花练，“一端长四丈余，而重止数十钱，卷而入之小竹筒，尚有余地”！可见其情况之一般。吴越则产著名的越布。左思《吴都赋》：“蕉葛升越，弱于罗纨。”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一二说：“越者，何也？纻布也。其字古作越，今作绒。《广韵》曰：‘䋐，纻布也。’《集韵》：䋐，一曰纻布。’”其说是。苎纤维经漂洗、日晒，呈色甚白。《孟子•滕文公篇》：“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正是以此为喻。故越布又名白越。东汉的阴后、马后、邓后均曾以白越作为赏赐之物(《后汉书•皇后纪》)。但其实例尚未发现。
在汉代，我国的若干地区中还已生产棉布。新疆罗布淖尔西汉末至东汉时的楼兰遗址中发现过棉布残片。民丰东汉墓中也出土蓝白印花布、白布裤及手帕等棉织品(20—6、7)。印花布的经密为18根/厘米，纬密为13根/厘米。根据吐鲁番出土的高昌文书及《梁书•高昌传》等文献，新疆地区一直称棉花为白叠(也写作白叠毛、白亵或帛叠，其布称为叠布、叠毛布或緤布)。B.劳费尔说：白叠的古音bak-dip中，bak这个音素可能代表中古波斯语的pambak(棉花),dip相当于中古波斯语的dib或dēp(锦)。故白叠一词或由波斯语pambak -dib转译而来②。因此，新疆的棉花可能是从西亚方面传来的非洲棉。在地理大发现以前，旧大陆作为经济作物加以栽培的棉花主要有原产非洲的非洲棉和原产印度的亚洲棉两大类。非洲棉俗称“小棉”,棉铃小，棉绒粗，产量低；但生长期短，成熟早，适合新疆的气候特点，所以在汉代已于新疆种植。另外，《后汉书•西南夷传》说哀牢夷地区也产“帛叠”。不过，在有关的古文献中多称南方的棉花为“古贝”,称其布为“斑布”(《南史•海南诸国•林邑传》,《慧琳音义》卷七〇)。古代云南一带读贝若则③,故古贝可能是马来语Kapāsa的对音；有人认为是梵语Karpasa的对音，也有可能④。总之，这里的棉花大约是从南海传来的亚洲棉。西汉时，在内地人的眼光中，棉布还是比较粗的织物。《汉书•货殖传》中提到“荅布、皮革千石。”颜注引孟康曰：“荅布，白叠也。”仍沿用《史记》的提法，将它与皮革并列为一类。东汉初，马援往见公孙述，“交拜礼毕，就馆，更为援制苔布单衣、交让冠，会百官于宗庙，立旧交之位”(《御览》卷七七八引《东观汉记》)。可见这时已有质量较好的棉布。至东汉晚期，有些高级棉布在内地更受到珍视。曹丕说：“夫珍玩所生，皆中国及西域，他方物比不如也。代郡黄布为细，乐浪练为精，江东太末布为白，皆不如白叠布为鲜洁也”(《御览》卷八○二引)。这里说的白叠布已非西汉的苔布之可比了。
汉代在内地不流行穿毛织品。毛织之褐被认为是贫苦人穿的。《淮南子•览冥》高注：“褐，毛布。如今之马衣也。”《后汉书•赵典传》章怀注：“褐，织毛布之衣，贫者所服。”但少数民族从事游牧，多穿毛织品，因而毛织工艺比较发达。民丰东汉墓出土的蓝色毛褐，属一上二下斜纹，经密13根/厘米，纬密16根/厘米，表面已相当平整。这里还出土有毛织的罽。其中之龟甲四瓣花纹圆，为平纹纬线起花织物，经密21根(3股)/厘米，纬密26根(2股)/厘米(20—2)。由于龟甲纹在内地较流行，这块蜀的花纹应受到内地影响所以不应是由中亚或西亚传入的，而当为新疆本地的产品。罽与褐不同，它是高级纺织品，汉代人对它很重视。《汉书•高帝纪》所载禁止商人穿的衣料中就有罽。
汉代的绦品种也很多，古文献中所称组、纂、纵等似均属绦类。它是一种编织物。江陵马山1号楚墓中曾出纬编绦。已发现的汉绦则都是经编织物，其中以马王堆1号墓所出“千金绦”为最绚丽。其宽度有0.9与2.7厘米两种，绦面编出红色线条、黑色波折纹和“千金”字样(20—3)。它只有经线，没有纬线；即用一组左经线和一组右经线以45°斜向往返编织，利用双层结构的原理，编出花纹和文字⑤(20—5)。此墓还出有花纹较简单的及素面的绦。满城1号西汉墓所出素绦编成网状组织，抻拉时网眼能变成菱形。其编法与千金绦大体相似，但编时尚须扭绞或穿股，以便形成网眼(20—4)。至于江陵马山1号战国墓出土的以纬线起花的窄条织物，是在织机上用抛梭法织出的，不是编成的；大约应称为绲带(《后汉书•南匈奴传》李注：“绲，织成带也”)；而不宜称为绦。但在已经鉴定的汉代织物中，尚未发现过机织的绲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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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代布帛的幅宽规定为2.2尺，约合50.6厘米，这一尺度已为出土实物所证实。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丝织品，大多数的幅宽为48—51厘米。甘肃古玉门关出土的一块素帛，幅边尚存，计宽50.43厘米(A.Stein,Serindia,pp.701～704)。1959年在新疆民丰尼雅出土的万世如意锦，幅宽为47厘米左右。均符合此制。
②B.劳佛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
③李家瑞：《古代云南用贝币的大概情形》,《历史研究》1956年第9期。
④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文物》1973年第10期。
⑤见本书第16篇注②所揭书，第160页。
21 漆 器
漆树原产我国。三烯漆酚含量高的优质生漆更是我国的特产。早在距今七千余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已经出土了那件著名的漆碗。在商代墓葬中出土了雕花髹漆的大型棺椁，也有镶嵌绿松石或贴金薄的容器。西周时出现了“蜃器”,有镶蚌泡的，也有镶蚌片的。战国时出现了镟制的薄木胎和用木片卷制的胎。麻木胎更是这时的重要发明，它不仅精巧，且不易变形。为了加固，有时在其器口、底缘等处装金属箍，称为釦器。四川成都羊子山172号战国墓出土者在铜铷上错银，安徽舒城秦桥战国墓出土者且在铜钯上错金①。从商代到春秋，漆器上的图案大都与铜器相近，战国漆绘却是一派新风格，极为活泼，“细入微芒”,“落笔却一挥而就”②。
到了西汉，光泽悦目复轻便耐用的漆器更被看重。青铜器固然仍受到珍视，但作为食具，其化学稳定性远不如漆器；而性能堪与之相抗衡的瓷器要到东汉才真正烧成并逐步推广。所以西汉大墓中往往陪葬许多漆器，动辄上百。宫廷中使用漆器的数量尤其惊人。乐浪汉墓出土的一件漆盘，底部刻文云：“常乐。大官。始建国元年正月受，第千四百五十。至四千。”③此盘是新莽常乐室中的器皿，于公元9年由少府所属“掌御饮食”的太官(亦作大官、泰官，皆同音相假)领取。这批漆盘共4000件，本件编号为第1450。根据出土物铭文，可知尚有另一批为3000件，未留下数字的则不知凡几。江苏盐城三羊墩1号西汉墓出土漆盘底心花纹正中书“大官”2字，底部边缘书“上林”2字(21—5)。说明此器是从上林苑中流出的。卫宏《汉官旧仪》卷上说：“太官尚食，用黄金钯器。中官、私官尚食，用白银釦器。”则皇帝使用的漆器装金釦，皇后的装银釦。汉代装黄金釦的漆器仅见于广州南越王墓；但已出土的白银釦器不在少数，如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墓的银漆盘、银釦三足漆卮，安徽天长西汉墓的银釦五子奁，江苏海州西汉墓的银釦漆盒等④。它们有的还贴上用金薄剪出的图形(21—8、9),在器盖上镶嵌柿蒂状金属饰片，用玛瑙、水晶或琉璃珠作盖钮，再施以多色彩绘，极绚烂华贵之能事。中私官所掌者，当与之相去不远。《汉书•责禹传》说：“臣禹尝从之东宫(指长乐宫),见赐杯案，尽文画金银饰。”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汉代漆器中不仅有一批精品，更重要的是，其总体水平在战国时已达到的高度上又前进了一步。战国时出现的麻布胎漆器这时大量增加，称为“纻器”。《盐铁论•散不足篇》中提到的“野王纻器”,即指野王(今河南沁阳)出产的麻布胎漆器。而木胎漆器的定名则不同，如蒙古诺颜乌拉5号墓所出建平五年(前4年)、贵州清镇17号墓所出元始三年(公元3年)、乐浪汉墓所出元始四年(公元4年)木胎漆耳杯，铭文中均自名“木黄耳棓”；可见“纻”字与“木”字在铭文中的用法是区别得很清楚的⑤。后世多称漆器的麻布胎为“夹纻”；而在汉代，这一名称的含意却并非如此。如平壤石岩里王盱墓出土的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侠纻量二升二合羹棓”、平壤贞柏里200号墓出土的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侠纻量一升八合杯”、平壤梧野里21号墓出土的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侠纻〔容〕一升八合杯”,及王盱墓出土的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续纻”漆盘与“夹纻”三足漆盘，均为木胎贴麻布①。王盱墓出土之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木胎贴麻布耳杯的铭文中还说自己是“木侠纻杯”,在“侠纻”之前加上“木”字⑦。侠通夹。《说文•羽部》婴字下段注：“汉人多用侠为夹。”“在左右曰夹”(《仪礼•既夕礼》郑注)。则“夹纻”是在木胎两面夹贴麻布之意，与出土物的情况正合。《说文•系部》：“纻，或从绪省。”故夹纻胎亦可称为绪。云梦大坟头1号墓出土夹纻胎漆杯20个，木牍上记为“绪梧廿”。江陵凤凰山167号墓出土夹纻漆盘，木简记为“绪卑虒一□”。
木胎贴麻布后，尚须上漆灰。王盱墓出土的漆盘底部朱书“夹纻行三丸”(21—12)。丸是“垸”字之假，这两个字均为元部匣母，读音相同。《考工记•轮人》郑注言制车毂时，须“丸漆之，干而以后摩平之”。可证垸漆之“垸”,汉代习用“丸”字。故《集韵•换韵》说：“垸亦作丸。”《说文•土部》：“垸，以泰和灰而聚也。”《玄应音义》卷一八引《通俗文》：“烧骨以泰曰垸。”又《说文•土部》垸字下桂馥义证：“垸，字或作骯。”说明汉代行丸时曾以骨灰作掺合料。明•黄成《霖饰录》说：“垸漆，一名灰漆。用角灰、磁屑为上，骨灰、蛤灰次之，砖灰、坯屑为下。”与后世精致的工艺相比，汉代漆灰的质量已不算低。不过后世上漆灰时，须依粗、中、细的顺序刮3道。王盱墓漆盘铭所称“行三丸”,是否也是这种作法，尚不得而知。
刮漆灰、磨平之后还要再涂漆，即《髹饰录》所称“糙漆”,汉代谓之㯡。《说文•桼部》：“㯡，桼垸已，复桼之。”完成这道工序，就可以在上面加装饰花纹了。汉代漆工或将㯡字写作“饱”。马王堆1号墓、3号墓和凤凰山8号墓出土的漆器均有烙以“成市饱”戳记的，表明它们是蜀郡成都所制⑧。成都是汉代最负盛名的漆器产地，故《盐铁论•散不足篇》中提到“金错蜀杯”时，不禁流露出艳羡的口吻。与之相仿的提法是“蜀汉釦器”,可见毗邻蜀郡的广汉郡雒县也是汉代漆器的重要产地。古乐浪、贵州清镇、江苏邗江、河南杞县、湖南永州均曾出土标明“广汉郡工官”所造漆器⑨。据铭文和印记能查知之漆器产地还有渔阳(渔阳郡渔阳县)、高乐(勃海郡高乐县)、筥(城阳国莒县)、郑(河南郡新郑县)、东阳(广陵郡东阳县)、蕃禺(南海郡番禺县)、布山(郁林郡布山县)等处⑩。汉代漆器在地下保存至今者实属凤毛麟角，故以上诸例显然远不足以反映其分布地区的全貌，但覆盖范围已达全国的东南西北。由于漆器广泛流通，带蜀郡铭记之例在北方的诺颜乌拉，东方的乐浪，华北的邯郸，西南的贵州以及湖北江陵、湖南长沙等地均曾发现。这种情况从花纹上也看得出来。汉代漆盘常在盘心饰以位于旋涡中的三兽纹。此构图在山东临淄郎家庄春秋晚期墓出土的漆盘上已见端倪，战国、秦代漆器中的实例虽不多，但仍少量出现⑪。汉代则大流行，相距遥远之地点的出土物上的三兽图案有时竟非常相似。如长沙徐家湾401号墓漆盘与山西万安汉墓漆盘、贵州清镇汉墓漆盘与乐浪王光墓漆盘、江苏邗江杨寿乡宝女墩汉墓漆盘与平壤石岩里201号墓漆盘；盘心所绘者均如出一辙⑫(21—1～4)。耳杯上画的双鸟纹，在诺颜乌拉汉代匈奴墓、乐浪汉墓、武威汉墓、天长汉墓、江苏泗阳泗水王墓、清镇汉墓、长沙汉墓等处也都能看到大同小异的例子⑬。在大流通的背景下，必然伴随着技术上的互相促进和艺术上的互相借鉴，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对漆器的需求和喜爱。由于喜爱遂加意保护，从而其使用的时间之久竟超出了一般想像。在平壤石岩里194号墓中，西汉始元二年(前85年)和新莽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的漆耳杯共存，表明前一件在使用者手中历时至少已近百年⑭。
至公元2世纪初，汉廷不再向工官征调漆器之前，最精美的漆器多出自国家管理的漆器作坊⑮。这类作坊又分两种；中央工官管理的和地方工官管理的。在中央工官中，制造漆器的有少府所属考工室、右工室，简称考工、右工。漆器铭文中还有供工，《汉书•百官公卿表》失载，仅于《汉书•刘辅传》中一见，可能亦属少府管辖。中央工官所制供皇帝用的漆器，铭文中特标明“乘舆”二字，以下列出工匠和主事官员的名字。如武威磨嘴子62号墓出土的绥和元年(前8年)漆耳杯，铭文云：“乘舆。䰍𣲥画木黄耳一升十六箭棓。绥和元年，考工工并造。𣲥工丰。护臣彭、佐臣⻈尹、啬夫臣孝主。守右丞臣忠、守令臣丰省”(21—6)。再如平壤梧野里发现的初始元年(公元8年)漆盘，铭文云：“乘舆。䰍𣲥蜀画纻黄金涂釦槃，容一斗。初始元年，供工工服造。守令史臣并、掾臣庆主。右丞臣参、令臣就省。”⑯其中制器的工匠只记一或二人，官员则列出多人，且前面都带一个“臣”字，以示恭谨。地方工官生产之漆器上的铭文，体例与中央工官产品上所见者不同。如贵州清镇15号墓出土的元始三年(公元3年)漆耳杯，铭文云：“元始三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舆。䰍𣲥画木黄耳棓，容一升十六籥。素工昌、䰍工立、上工阶、铜耳黄涂工常、画工方、𣲥工平、清工匡、造工忠造。护工卒史恽、守长音、丞冯、掾林、守令史谭主。”乐浪汉墓出土的元始四年(公元4年)漆盘，铭文云：“元始四年，蜀郡西工造。乘舆。䰍𣲥画纻黄釦槃，容一斗。䰍工石、上工谭、铜釦黄涂工丰、画工张、𣲥工戎、清工平、造工宗造。护工卒史章、长良、丞凤、掾隆、令史褒主”⑰。明显的区别是：后一类铭文中的“乘舆”二字不放在开头，而且官员的衔名前不加“臣”字；或缘其产品不直接进奉之故。在地方工官中，生产漆器的只有蜀和广汉，其经费由国库支付。《汉书•贡禹传》说：“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如淳注：“蜀郡成都、广汉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可证。但这些工官并非少府之属官，“不入三工之数”,身分与中央工官有别⑱。另一个特点是：地方工官所造漆器的铭文中，将各工种之工匠的名字列举得更为明细。
蜀汉漆器铭文中所记诸工种，久已引起注意，不过各家的释文与解说颇不相同。比如对最常见且极关键的“䰍”、“𣲥”二字，分歧就很大。其实出土漆器上的“𣲥”字右旁之“丹”,与睡虎地秦简及武威医简中的“丹”字字形相同，无疑应释“𣲥”⑲。但梅原末治释“㳉”,而未作进一步的解说。沿用其释文者则看法各殊，如王仲殊认为㳉指在漆器上精心刮摩；后德俊认为指阴干的工序。关野贞释“彫”,陈直从其说，认为是雕刻。原田淑人释“ ”,认为是“浣”字之略体，通垸。邓之诚释“汩”,无说。陈默溪等释“羽”,以为是“羽觞”之名称的由来。唐兰释“洀”,认为此字即“般”字，指打磨抛光。陈振裕从其说。何豪亮释“旬”,认为是锥画工。周世荣释“ (㴘)”,认为 即罩漆，与《髹饰录》中的“罩明”类似⑳。近年研究简牍的学者多释此字为“𣲥”,却又认为“疑即彤字”。本来那波利贞、容庚已释之为彤。朱德熙等虽亦释为“𣲥”,却也说：“把它读为‘彤’,似乎更合适些。”㉑然而云梦大坟头1号墓出土木牍上的𣲥字作 ，从水不从彡，无法读为彤。至于“䰍”字，梅原末治与朱德熙等释“髹”。䰍和髹虽可相通假，但这并不是䰍字的本义。《说文•桼部》：“䰍，桼也。”则䰍就是桼(漆)。《睡虎地秦简•工律》：“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久之，其不可刻久者，以丹若䰍书之。”这个䰍字也只能释为漆。但此字亦训涂漆。《桼部》：“桼，木汁可以䰍物。”漆液在空气中自然氧化后呈黑色，即《诗•鄘风•定之方中》集传所说：“漆，木有液黏黑。”古人甚至认为“黑莫过漆”(《北齐书•上党王涣传》,《广弘明集》卷六)。所以䰍字所训涂漆，起初仅指涂黑漆。江苏邗江宝女墩新莽墓出土漆盘的铭文中说：“䰍漆、画工顺，𣲥工姨绾。”㉒指明䰍的是漆。这和《汉书•孝成赵皇后传》中“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髤漆(颜注：‘髤字或作䰍，音义亦同’)”之造语完全相同。盘上与殿上所涂之漆均未另作说明，则只能是黑漆。将髹字解释为涂漆而不限何色的用法，大约出现在东汉以后。而与出土遣册所记随葬品的名称联系起来看，则更清楚。如马王堆1号墓遣册中记有“䰍𣲥幸食杯五十”,指的是出土物中内红外黑，内底书“君幸食”的50件素面耳杯。大坟头木牍上记有“䰍𣲥画大婄十”,指的是出土物中内红外黑、并加彩绘的10件大耳杯。所以“䰍”就是涂黑漆，“𣲥”就是涂红漆。“䰍𣲥”所反映的正是我国漆工艺之悠古的传统。《韩非子•十过篇》说：“禹作为漆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所谓“墨”指的就是本色黑漆。《说苑•反质篇》：“舜释天下而禹受之，作为祭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可证。内红外黑的漆器在春秋时已经出现，战国秦汉时寖成定制㉓。至于所谓“画”,则指加彩绘。如平壤石岩里194号墓所出始元二年漆耳杯的铭文中，除官员衔名外，只说：“䰍工当、𣲥工将夫、画工完造。”列出的正是䰍、𣲥、画这三个主要的工种。晚出之器进而将它们纳入器物的名称中，如清镇出土的元始三年漆耳杯，自名“䰍𣲥画木黄耳棓”,除以上三者外，“木”指胎质，“黄耳”指杯耳上装有鎏金的铜饰件。同地所出元始四年漆盘，自名“䰍𣲥画纻黄知饭槃”,因为用的是麻布胎、装鎏金铜知，所以名称稍有改变，用意则一仍旧贯。
䰍、𣲥、画、黄涂以外的工种，如素工为制胎之工，诸家对此略无异议。上工可能是刮漆灰之工，清工是刮漆灰后再上表层漆之工，造工则总其成。不过不少研究者倾向于将铭文中各工种出现的先后，视为漆器制作的工艺流程。或未必然。因为在不同的漆器上，各工种排列的次序不尽一致。况且在同一件漆器上，官员衔名的排列乃以职位的高低为序；同样，在漆器作坊中，工匠的级别也不会全然划一，不仅不同工种间的待遇会有差别，还可能存在着个人资历的因素。如果把列名的顺序和施工的顺序固着在一起，解释起来有时将遇到困难。
私人的漆器作坊自汉初起一直存在。湖北云梦睡虎地、江苏邗江胡场等地西汉墓出土漆器上所见针刻文字，如“宦里大女子骜”、“门里”、“大女子乙”、“工冬”、“工克”等，都是私人作坊的标记㉔。江苏连云港西汉霍贺墓和侍其繇墓所出之有“桥氏”、“中氏”标记的漆奁，工艺亦精。中氏的制品用彩漆绘出人物图像，相当生动㉕。而工官对漆器生产之直接经营的退出，促成私人作坊对这一领域的占领，他们的作品遂日益崭露头角。如河北怀安出土漆奁上所绘鹿纹，意致酣畅(21—10)。古乐浪彩箧家出土漆匣、漆案上的奇禽异兽，毛鬣飞动，用笔痛快流丽，无疑出自艺林高手(21—11)。同出之著名的篮胎漆箧彩绘孝子传，人物互致殷勤，仪态优雅，似闻其督效笑语，是东汉漆器的代表作之一㉖(21—13)。后来安徽马鞍山吴•朱然墓、江西南昌火车站东晋墓之绘出热闹的历史故事的漆器，应继承了这一传统㉗。此中流露出的民间艺术趣味，与西汉时由于工官产品在起主导作用，漆器纹饰多以精确细密为尚，即便是旋腾的云气，也刻画得颇为规范的做法，已大不相同(21—7)。
东汉时，由工官监制、私人作坊承制，已经成为漆器生产的正常渠道。乐浪王盱墓出土的一件漆盘，铭文云：“永平十二年，蜀郡西工。綊纻，行三丸。治千二百。卢氏作。宜子孙，牢。”这批漆盘共1200件，生产规模不算小，却标明“卢氏作”。宋治民认为它们是“蜀郡西工官监制而为卢氏作坊所承制”,诚然㉘。其实早在西汉末，“乘舆”之器便有市造者㉙。制度的宽松使私人作坊的发展空间扩大，它们能生产出以上精品，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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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一七二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省文物考古工作新收获》,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② 王世襄：《中国古代漆工艺》,载《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漆器卷》,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③梅原末治：《支那汉代纪年铭漆器图说》图版35。京都，1943年。
④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省天长县三角圩战国西汉墓出土文物》,《文物》1993年第9期。南京博物院：《江苏连云港海州网疃庄汉木椁墓》,《考古》1962年第6期。
⑤诺颜乌拉出土者见梅原末治：《蒙古ノイン•ウラ发見の遗物》图版61。东京，1960年。清镇出土者见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乐浪出土者见注③所揭梅原书图版22。
⑥见注③所揭梅原书图版40～41,43～45。原田淑人、田泽金吾《乐浪》第6章，注②。东京，1930年。
⑦ 见注③所揭梅原书图版39。
⑧俞伟超：《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漆器制地诸问题》,载《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⑨乐浪出土者见小泉显夫、泽俊一：《乐浪彩箧家》。汉城，1934年。清镇出土者见注⑤所揭贵州省博物馆文。邗江出土者见扬州博物馆等：《江苏邗江县杨寿乡宝女墩新莽墓》,《文物》1991年第10期。杞县出土者见开封市文物管理处：《河南杞县许村岗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1期。永州出土者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永州市鹞子岭二号西汉墓》,《考古》2001年第4期。
⑩带“渔阳”铭记的漆器出土于湖南长沙望城坡古坟垸西汉墓，见《中国漆器全集》卷3,图14、15。福建美术出版社，1998年。带“高乐”铭记的漆器出土于广州黄花岗西汉墓，见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黄花岗003号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4期。带“管市”铭记的漆器出土于山东临沂银雀山，见蒋英矩：《临沂银雀山西汉墓漆器铭文考释》,《考古》1975年第6期。带“郑”字铭记的漆器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35号西汉墓，见陈振裕：《湖北出土战国秦汉漆器文字初探》,载《楚文化与漆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带“东阳”铭记的漆器出土于江苏仪征团山西汉墓，见南京博物院等：《仪征张集团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带“蕃禺”铭记的漆器出土于广州西村石头岗西汉墓，见麦英豪：《秦始皇统一岭南地区的历史作用》,《考古》1975年第4期。带“布山”铭记的漆器出土于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页70。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⑪临淄出土者见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战国、秦代墓出土者，如江陵马山1号战国墓之漆奁盖，云梦睡虎地12号、13号秦墓之漆圆盒、漆奁上所绘之例。江陵出土漆器见湖北省江陵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云梦出土诸例见孝感地区考古训练班：《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座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9期。
⑫江苏盐城西汉墓出土的一件漆盘，盘内底所绘旋涡三兽之中央有“大官”二字，文字与花纹组合在一起，并非制成以后添写。说明这种图案在宫廷进御的漆器上亦通用。见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江苏盐城三羊墩汉墓清理报告》,《考古》1964年第8期。
⑬诸例除已见于注③④⑤中所揭之有关文献外，武威出土者见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嘴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2期。泗阳出土者为南京博物院藏品。长沙出土者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年。
⑭町田章：《古代东アジ了の装饰墓•汉代纪年铭漆器聚成》,京都，198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