⑮《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载邓太后于元兴元年(公元105年)为搏节费用，“悉斥卖上林鹰犬，其蜀汉釦器、九带佩刀，并不复调”。王仲殊称：“在朝鲜平壤地区发现的大量有纪年铭文的漆器中，年代最晚的为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这一事实正与上述《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的记载相符。”见所著：《汉代考古学概说》第51页。中华书局，1984年。
⑯武威出土者见注⑬所揭甘肃省博物馆文。乐浪出土者见注③所揭梅原书图版32。
⑰清镇出土者见注⑤所揭贵州省博物馆文。乐浪出土者见注③所揭梅原书图版19。
⑱《汉书•贡禹传》颜师古注。
⑲ 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朱珠丹青”之“丹”字作 。武威医简“丹沙”之“丹”作 ，漆器铭文中𣲥字所从之“丹”也有这样写的。又青字，《说文》云“从生、丹”。医简中“曾青”之青字所从之“丹”,亦作月。
⑳梅原说见注③所揭书。王说见注⑮所揭王书第49页。后说见所著《湖北科学技术史稿》页172～180。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又《“ ”及“ 工”初论》,《文物》1993年第12期。关野说见《乐浪郡时代の遗迹》(朝鲜总督府古迹调查特别报告第4册),1926年。陈直说见《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页213—214。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原田说见《乐浪出土漆器の铭文中仁見ゆる泊工に就いて》,《史学杂志》37编8号，1926年。邓说见《骨董琐记全编》页289～290。三联书店，1957年。陈默溪等之说见注⑤所揭贵州省博物馆文。唐说见《长沙马王堆汉软侯妻辛追墓出土随葬遣册考释》,《文史》第10辑，1980年；又该辑第68页所引唐氏审稿批语。陈振裕说见《“洀”与“洀工”探析》,载注⑩所揭陈书。何说见《<中国漆器全集〉读后记》,《文物》2003年第4期。周说见《汉代漆器铭文“ 工”考》,《考古》2004年第1期。
㉑读彤字说见《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22页。文物出版社，1978年。那波说见内藤虎次郎《乐浪遗迹出土の漆器铭文》,《艺文》17卷1号，1926年。容说见《乐浪出土之漆器铭文考》,《北大国学月刊》1卷1号，1926年。朱德熙等之说见《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考释补正》,《文史》第10辑，1980年。
㉒见注⑨所揭扬州博物馆文。
㉓湖北当阳赵巷4号春秋墓出土之漆豆、漆簋、漆瓒(见《文物》1990年第10期),河南光山春秋黄君孟墓出土之漆豆(见《考古》1984年第4期),湖北江陵雨台山与四川荥经曾家沟战国早期墓出土之漆器(见《考古》1980年第5期，1984年第12期),均为内红外黑。这种作法以后就更常见了。
㉔见注⑩所揭陈振裕文及扬州博物馆等：《扬州邗江县胡场汉墓》,《文物》1980年第3期。
㉕南京博物院等：《海州西汉霍贺墓清理简报》,《考古》1974年第3期。南波：《江苏连云港市海州西汉侍其繇墓》,《考古》1975年第3期。
㉖见注⑨所揭小泉显夫、泽俊一书。
㉗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3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南昌火车站东晋墓葬群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2期。
㉘王盱墓出土者见注③所揭书图版43。宋说见《汉代手工业》第76页。巴蜀书社，1992年。
㉙端方《陶斋吉金录》卷六所载“南陵铜钟”,铭文云：“南陵大泉第五十八，乘舆御水铜钟，容一石，重𠦜四斤半。建平四年(前3年)十一月，长安市造。”
22 钱币I
战国后期，秦国铸造的圆形铜币中已有半两钱。秦统一后，遂用这种钱作为全国通用的标准货币。《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都说它“重如其文”,钱币史上多称之为十二铢半两。12铢约合8克。但上海博物馆藏“咸阳亭”“半两”铜累重7.55克①。秦半两钱的重量应不超过此值。根据出土物所反映的实际情况看，无论战国半两或秦半两，大小都很不一致，“重如其文”的绝无仅有。陕西凤翔高庄战国墓出土的半两，最大的径3.2厘米，重6.75克，合10.1铢；最小的径1.15厘米，重0.2克，只合0.3铢。总的说来，战国半两一般重6铢以上，以重8铢左右的居多2。宋•洪迈《泉志》“秦半两”条引敦素曰：“常得此钱，径寸三分，重八铢”。所指或即这种钱。秦统一后的半两，重量又有所减轻，平均重4至5铢左右。西汉初，各类半两钱仍继续流通(22—1)。但由于这时经济极其凋敝，患“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汉书•食货志》)。荚钱径长多在2.2厘米以下，重量在2克(即3铢)以下，面文却还是“半两”(22—2)。因为放任民间自铸，有些标本更小，如山东章丘出土的荚钱石范，钱径仅0.6厘米。钱越轻小，物价越昂贵，“不轨逐利之民，畜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同上)。至文帝时，“为钱多而益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同上),钱币史上称之为四铢半两。据湖北江陵凤凰山、山东临沂银雀山、四川成都洪家包、河南新安铁门镇等地西汉墓所出的标本实测，其直径约为2.3厘米，重量在2.5—2.8克(合3.7—4.2铢)之间。其造型亦较规矩，不像战国半两之略呈椭圆形，且常带铸口铜茬；也比秦半两更整齐(22—3)。钱文之字画虽不如秦钱高挺，书体虽比秦钱拘谨，但相当清晰。四铢半两之“两”字当中的两个入字上部之竖画缩短，在秦钱中仅偶尔见到的连山式写法此时已较普遍，且有径作一横者。在秦半两中，只个别例子有外郭，四铢半两之有郭者增多③。这时虽允许自由铸造，但须以政府规定的“法钱”为标准，违者“其罪黥”。所以这种钱比较稳定，连同其他条件的出现，遂遏制了物价的涨风，成为文景之治得以出现的条件之一。同时为了保持钱币的法定重量，使用中还要称量核验。江陵凤凰山168号西汉墓出土的“称钱衡”(9—20),证实了这种作法。
至于《汉书•高后纪》所记吕后二年“行八铢钱”一事，不见于《汉书•食货志》。这是一次失败的币制改革，当时政府尚未拥有整顿货币的经济实力，在荚钱泛滥的市场上投入八铢半两，势必引起轻重失调，刺激非法的销铜改铸，造成混乱。所以至吕后六年遂仍用荚钱。据《汉书•高后纪》颜注引应劭说，吕后八铢“本秦钱”。如是，则吕后时并未另铸新的八铢钱④。虽然此说未被古钱学者普遍接受，但具有被认为是吕后八铢特征的半两钱，近年曾在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刑徒墓出土⑤,所以应劭的意见诚不可忽视。
在西汉前期，除半两钱外，有些地区还同时使用其他杂币。如山东地区出土的四铢方钱，辽东地区出土的一化圆钱，江苏涟水西汉墓出土的小刀币(22—6)等，均是其例。即便对于四铢半两说来，也因受到荚钱的干扰，被“盗摩钱质而取铅”(同上),即被磨取铜屑，从而出现了不少减重钱。在材质上，也有铜中掺铁或全以铁铸的。如湖南衡阳凤凰山8、6、58与82号西汉墓中均出铜铁合金半两。铁半两除见于衡阳凤凰山外，在长沙砂子塘、魏家大堆及宜昌前坪等地的西汉墓中也曾发现⑥(22—4)。由于劣币对良币会产生驱逐作用，故取消杂劣币、统一币制，在西汉政府平定“七国之乱”,经济上日趋富足之后，乃成为其当务之急。
因此，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遂颁布“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禁止民间私铸，只许郡国铸钱，使西汉政府初步控制了货币的铸造权。这是武帝时进行大规范币制改革的先声。
但是，西汉前期开放铸钱业的政策行之已久，禁的结果反而会如贾谊所说：“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汉书•食货志》)。于是武帝于即位之初，在建元元年(前140年)“行三铢钱”(《汉书•武帝纪》)。三铢钱破除了自秦以来钱文皆书“半两”那种名不符实的积习。当其初行时，如临沂银雀山1号墓所出及青岛市博物馆所藏者，重为2克，正合3铢，作到了“重如其文”(22-5)。可是质量较好的荚钱亦近3铢，发行三铢钱，实际上成了对荚钱的再承认，故难以振兴币制，挽起颓风。如衡阳公行山65号西汉墓所出者，仅重0.2—0.5克，反映出三铢钱也被私铸者予以减重⑦。在这种情况下，“有司言三铢钱轻，轻钱易作奸诈”(《汉书•食货志》)。因而于建元“五年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汉书•武帝纪》)。这次发行的半两钱仍重四铢，但有轮郭，钱币史上称之为“有郭四铢”(22—11)。
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以后，汉匈连年战争，兵费激增，府库空虚。“民亦盗铸，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汉书•食货志》)。于是又进行币制改革。元狩五年(前118年)开始铸五铢钱，其面文为“五铢”,重如其文。这时的五铢钱是地方政府铸造的，即所谓“郡国五铢”,规格不尽一致，所以仍难防止“奸铸”,“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同上)。元鼎二年(前115年)开始铸“赤仄”五铢。赤仄之名见于《汉书•食货志》,而《史记•平准书》、《高祖功臣侯年表》及《汉书•百官公卿表》皆作赤侧。赤通捇。《周礼•赤友氏》郑注：“赤友，犹言捇拔也。”《说文•手部》：“捇，裂也”。《广雅•释诂》；“裂，裁也。”则赤侧即裁削钱的边侧令其光洁整齐之意。满城1号墓墓主刘胜葬于元鼎四年(前113年),此墓后室所出五铢钱以赤铜为质，在一些钱的边缘上，保留有明显的车削痕迹，刀纹均匀，椭圆度很小，而且特别厚重，重量均在4克以上，应即赤仄钱③(22—12)。《汉书•食货志》颜注引应劭曰：“(赤仄即)所谓‘子绀钱’也。”《汉书音义》“子绀钱”作“紫绀钱”。由于其铜质较纯，故呈紫赤色。它在当时按照“一当五”与郡国五铢兑换。但比价如此悬殊，兑换中不免产生弊病，“民巧法用之，不便”。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武帝乃废销各种旧钱，专令上林三官在上林苑铸造新五铢钱，称三官钱。它是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锺官、辨铜、技巧三令丞负责。其中锺官主铸造，辨铜主检验成色，技巧主刻范。但存世封泥中既有“锺官火丞”,又有“技巧火丞”；钱范上既有刻出“官一”、“官二”铭记的，也有刻出“巧一”、“巧二”铭记的⑨。三官铸钱历时既久，其间机构容有变化，分工也容有交叉，不排除曾有过锺官也参加刻范、技巧也参加鼓铸的事例。但自元鼎四年以后，铸币权操于中央，“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汉书•食货志》),却基本符合实际情况⑩。
根据发掘陕西户县西汉锺官铸钱遗址之所见，三官五铢的形制较为统一，其轮郭较深，“铢”字之“金”旁的上部呈三角形，与赤仄五铢之或呈带翼箭镞形者不同(22—13)。三官钱重3.5克左右。按1汉斤合250克计算，1铢为0.65克，5铢为3.25克；三官钱的实际重量超过所标出的面值。故“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汉书•食货志》),颜注：“言无利。”从而基本上杜绝了私铸。自这时直到王莽居摄，三官五铢在一百多年中保持稳定，成为西汉发展经济的重要支柱。
除铜钱外，汉代兼用黄金。秦始皇时，“一中国之币为二等”(《史记•平准书》),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汉代仍沿用此制，只是将黄金的单位由镒改为斤。《平准书》说：“一黄金一斤”,《汉书•食货志》说：“黄金方寸，而重一斤。”则一单位黄金的标准体积为1立方汉寸，重量为1汉斤。其外形则有圆饼形和蹄形两种。圆形金饼在战国晚期已经使用，汉代遗物中亦常见，解放后发现的汉代金饼总数已逾百枚。金饼分大小两种，大形的一般重250克左右，即1汉斤；小形的一般重15—16克，相当前者的1/16,即1汉两(22—7、8)。蹄形的则是所谓麟趾金与马蹄金。《汉书•武帝纪》：太始二年(前95年),“三月诏曰：‘有司议曰，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褭蹄，以协瑞焉。’”其所指无疑是出土物中之口小底大、内部中空的蹄形金。问题是在蹄形金中如何区别麟趾与马蹄。由于其底面有椭圆形与圆形两种，研究者多认为椭圆的是马蹄金，圆形的是麟趾金。然而河北定县八角廓40号西汉墓中出土的掐丝贴花镶玻璃面之蹄形金，较大者近似马蹄，较小者近似鹿蹄；《尔雅•释兽》说麟为“麕身”,则前者当是马蹄金，后者当是麟趾金。虽然从制作的精美程度看，它们应为象征祥瑞的工艺品，不是通用的金币，但其造型却应采取马蹄金与麟趾金之典型的形制。值得注意的是，二者的底面均呈椭圆形，与上述区分法并不一致，而且文献中对麟蹄的描述，也有“马蹄”(《左传•哀公十四年》孔疏引《京房易传》)、“鹿蹄”(《牟子》)、“圜蹄”(《汉书•武帝纪》颜注)诸异说。麒麟本为神兽，画像中所见者，有时似马(如陕北王得元墓画像石),有时似鹿(如江苏睢宁九女墩画像石),故难以确定其形。不过山西太原东太堡西汉墓出土的圆形金饼上有“令止”刻文，杭州老和山出土的圆形冥币泥饼上有“令”、“令之金一斤”等刻文。“令之”应即“麟趾”的俗写⑪。据此相推，圆底的蹄形金化为麟趾金，椭底的似为马蹄金(22—9、10)。本书亦暂依此项标准区分之。但由于未见有关马蹄金的铭刻，所以此种区分法还不能认为是最后的定论。
饼形金和蹄形金均发现有切割成小块，或刻出记重之文者，所以曾一概被认为是称量货币，而不是作为流通手段的黄金铸币⑫。对于已被分割的金饼之碎块与各枚间的重量有时相差颇大的蹄形金说来，性质可能是这样的。但圆形金饼的重量较一致，而且文献中常以若干“金”或“饼”为其计算单位。如《汉书•惠帝纪》：“视作斥上者，将军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史记•孝文本纪》：“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汉书•薛宣传》中提到“十金法”,颜注：“依当时律条，赃直十金，则至重罪。”又如《后汉书•乐羊子妻传》之“金一饼”,《庐江七贤传》之“金十饼”(《艺文类聚》卷八三引),《献帝纪》之“二十余饼金”(《后汉书•董卓传》李注引)等，都反映出汉代似曾将一枚金饼作为一枚铸币来看待。
西汉末年，王莽居摄。当时土地兼并剧烈，社会危机严重。居摄二年(公元7年),王莽在五铢钱以外，另铸值五千的错刀、值五百的絜刀和值五十的大泉(22—14～16)。发行这些大币面的铜钱，完全是对人民财富的公开掠夺。新朝建立后，王莽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废止错刀、絜刀、五铢钱，另发行值一的小泉代替五铢钱。第二年，又实行了包含二十八品的宝货制，其中在大泉和小泉间增铸壮泉、中泉、幼泉、幺泉等，合称泉货六品(22—23～27)。但“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汉书•食货志》)。即以大泉而论，在洛阳西郊一批汉墓的出土物中，也可以看到它迅速变小、变轻的贬值现象(22—16～21)。甚至还出现过铁质的大泉五十，就更为滥恶了(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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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家计量总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主编：《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图195。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②③吴镇烽：《半两钱及其相关的问题》,载《中国钱币论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
④ 参看王家祐：《“半两”钱年代问题》,《考古》1962年第10期。王献唐：《中国古代货币通考》中册，第691—701页。齐鲁书社，1979年。张南：《吕后八铢“本秦钱”新解》,《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4期。
⑤ 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秦刑徒墓》,《文物》1982年第3期。
⑥⑦周世荣：《长沙衡阳出土西汉货币研究》,《中国钱币论文集》。
⑧蒋若是：《郡国、赤仄与三官五铢之考古学验证》,《文物》1989年第4期。
⑨姜宝莲、秦建明：《汉锺官铸钱遗址》,第241、245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⑩《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一书中，将三官钱划为其所分之第二型。并指出：“从第二型到新莽钱出现，中间并无其他异样钱出现，故第二型里面不仅包括宣帝、元帝的五铢，就是成帝、哀帝、平帝的五铢，想来也是有的”(第225页)。证明元鼎四年以后，西汉一直通用三官钱。
⑪赵人俊：《汉代随葬冥币陶麟趾金的文字》,《文物》1960年第7期。安志敏：《金版与金饼——楚、汉金币及其有关问题》,《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⑫张维持、胡晓曼：《试论金版与金饼的几个问题》,《文物》1985年第12期。
23 钱币Ⅱ
在中国钱币史上，新莽一朝币制变更之频繁是空前的，短短13年中就改革了至少四次，尤以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之第三次改革中规定的“宝货制”为最滥。所谓宝货，包括五物六名二十八品：有泉货六品、贝货五品、龟宝四品和布货十品等。其中泉货本书上一篇已经谈到；贝货与龟宝由于未发现实物，亦不具论。这里只对布货十品略作介绍。它们是一种平首平肩、长身方足的布钱，式样与战国楚币“旆钱当新”(或释“殊布当新”)相当接近。十枚相权，即：小布一百、幺布二百、幼布三百、序布四百(《汉书•食货志》误为厚布)、差布五百、中布六百、壮布七百、弟布八百、次布九百、大布黄千(23—2～11)。小布重15铢，依次递增1铢，至大布则重24铢。小布与重1铢的小泉的重量比是15：1,兑换率却是1：100。大布与小泉的重量比是24：1,兑换率更达1：1000。这种极端混乱的币制引起了人民的强烈抵制，“民私以五铢钱市买。莽患之，下诏：‘敢非井田、挟五铢钱者为惑众，投诸四裔以御魑魅。’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汉书•食货志》)。形势严重到这种程度，迫使王莽不得不在同年停废宝货制，仍行小泉直一与大泉五十。
不过在这里还应对一种国宝金匮钱略作说明。此钱只在西安汉城一带出土数枚。它的上半部为一方孔圆钱，铸出“国宝金匮”4字，下半部为一正方体，铸出“直万”2字(23-1)。有些研究者认为它不是钱；或指为符节，或指为王莽藏金之柜上的专用之物①。但符节须有合符标记；而藏物之器缄封所用的检，式样更和它大相径庭。且钱文“直万”,与小泉“直一”的文例正同；符节说或金柜专用物说对此均难以解释。所以它无疑是钱。研究者还曾以值五千的错刀为例，认为值五千者尚错金，值万者不应只用铜铸②。其实错刀仅见于居摄时所进行的第一次币制改革中，后来并未形成制度。而值万的国宝金匮钱则可能是与十布相配合的。其实测重量为41.7克，约合62铢，在莽钱中堪称特重之品，与其面值亦差可相称③。由于十布行使不及一年旋即停废，故国宝金匮钱也可能并未正式流通，所以不曾在长安以外的地区发现。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标本，钱缘流铜参差不齐，显然在出型后尚未经打磨加工，可为旁证。汉代一斤之金饼值万钱，此钱与一枚金饼等值。王莽时金禁甚严，铸此钱的目的或为用以代替金饼。
王莽的第三次货币改革失败后，以小泉直一与大泉五十这两种货币并行者凡4年，但百政兴废无常的王莽，在天凤元年(公元14年)又进行了第四次改革，改用货布与货泉(23—12、14)。开始，大泉五十尚继续流通，但贬值为“与新货泉俱枚直一”；至地皇元年(公元20年)乃“毋得复挟大钱”(《汉书•食货志》),专用上述二品了。货布重25铢，值货泉25枚。货泉则重5铢。安阳曾出土一大批货泉，对其中铸造较精的一千余枚进行实测的结果，平均重3.27克，与五铢之值相当接近④。因此，行货泉实际上是变相地、不彻底地恢复五铢钱。所以说它不彻底，是因为货布与货泉间仍存在着不合理的比值。这时，新莽政权已近末日，天下蝗旱，农民起义接连爆发，货泉亦逐步减重(23—14～24)。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于地皇二年左右，王莽还铸造过一种“布泉”(23—13)。这种钱史书失载，但在洛阳烧沟、洛阳西郊、陕县刘家渠、江苏昌梨水库、广州、西安等地的汉代墓葬和窖藏中均曾出土。在西安还征集到一枚布泉的铜范母⑤。各地出土的布泉大小一致，直径均为2.6厘米，多数重3.5克，与武帝三官五铢相同，而且不曾见过与其相权的母钱，说明王莽最后曾企图回到五铢钱的旧制上去。然而历史已经不允许这个失尽人心的统治者再事更张了，地皇四年(公元23年),新莽覆亡。
新莽的币制改革是完全失败的，但这时的钱币却相当精美。前期的错刀自钱范观察铸造时只在刀身上铸出“平五千”3字，圜首部分的“一刀”两字是在铸成的钱坯上，逐一刻槽、填金、锤打、错磨而成。所以每一枚都可以视为一件小型工艺品⑥。六泉的钱文用玉筋篆，书法雄健。初出时，郭宽肉厚，整齐笃实，颇为讲究。十布的书法已有悬针篆意，货泉与布泉则纯用悬针篆，笔划流畅纤劲，布局匀称得体。一般来说，质量甚佳。后来宇文邕改革币制时，曾模仿莽钱铸造北周布泉，书体虽有异，但大体上保持着新莽布泉的格式，时间虽然过去了几个世纪，但莽钱在人们心目中还有一定地位。然而这些精致的铜钱却代表着一个短命王朝的混乱的币制，真是钱币史上少见的奇特事例。
东汉之初，物资匮乏，“洛阳斗粟万钱”(任昉《述异记》,《御览》卷八四○引)。刘玄虽于更始二年(公元24年)铸过五铢钱；但这主要是表示政权易姓，数量并不会太多。《后汉书•光武纪》说：“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所以若干莽钱，尤其是货泉仍在流通。刘秀迷信谶纬，其旧居在南阳郡蔡阳县白水乡(《水经注•沔水条》),遂解货泉之“泉”字为“白水”,“货”字为“真人”,即《东京赋》所谓“龙飞白水”,用它作为受命的象征(《后汉书•光武纪•论》)。尽管此说有附会成分，不过当时无力通盘整顿币制，也是实情。故《金石契》著录的“建武二年货泉范”虽可能是赝品，但不能据此进而否定东汉初年使用货泉的事实⑦。因为在洛阳西郊的汉墓中，至东汉中期尚有大量私铸小货泉出现，这当然只有在货泉继续通行的情况下才会发生⑧；东汉中期尚且如此，东汉初自不例外。到了建武十二年灭公孙述后，“兵革既息，天下少事”(《后汉书•光武纪》),国力逐渐恢复。至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始重铸五铢钱，是为建武五铢(23—26)。
建武五铢钱径2.5厘米，重3.4—3.5克。钱文中“五”字像两个对置的马蹄形，与西汉五铢“五”字两交笔仅略缓曲者不同，更绝没有呈直线相交叉的。其“朱”字头多呈圆折，而且其“金”字头接近等边三角形。建武以后，东汉中期之五铢钱文也都与之相近。至灵帝时，还出现了一种较易鉴别的钱：四出五铢；其钱幕自穿之四角各引一线直达外郭(23—25)。此外，献帝时也铸过五铢钱，径小，字、郭隐约，被称为“无文钱”。
一般说来，东汉五铢的特征比较明确；如果以西汉五铢与之相较，更可以看出相当明显的差别。除了钱文上的相异之处外，西汉五铢的轮郭较深，东汉的轮郭较浅。西汉五铢一般重3.5克，东汉时除建五铢尚与之接近外，多以3克为标准重量。西汉五铢铜色紫红，东汉早期略带红色；自东汉中期开始，铜色黄而发白，与西汉五铢全异其趣。不过总的说来，自武帝以迄桓灵，五铢钱径绝大部分都保持在2.5—2.6厘米之间，表明它还是比较稳定的。五铢钱的出现，为中国古代铜币在形状、尺寸、重量等方面，树立了标准的规格。汉以后，如蜀汉的犍为五铢，萧梁的大样五铢，北魏的太和五铢、永安五铢，北齐的常平五铢，西魏的大统五铢，隋的开皇五铢等，皆以五铢相标榜，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另一方面，如同马克思指出的，钱币“在不老实的所有者手中受到外科手术”(《马恩全集》第13卷，第100页),五铢钱中也出现过磨郭(23—28)、铤环(23—29)等情况。这类钱西汉时已有其例，东汉中期增多，东汉末期乃大量出现。磨郭亦称剪轮，实际上多系用凿将完整的钱凿去一部分(23—27)。但其中有一部分钱的边缘整齐，它们的外郭并非被凿掉，而是本来就铸成这种样子的；传世品中有剪轮五铢的铜范母(23—30)。这种钱绝大多数应为私铸，但是否也有官铸的，尚值得探讨⑨。此外，在湖南零陵的东汉墓中出过铁五铢，洛阳西郊东汉墓中还出过锡五铢，均为货币贬值的反映。至于咸阳坑下出土的一枚金五铢，铸型与三官五铢相同，由于金的比重大，所以重达9克。它是在特殊场合中用的，并非流行的通货⑩。
聚钱较多时，须贯穿成串。《史记•平准书》说武帝初年“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即言其事。河南永城芒山镇柿园西汉梁共王墓墓道内的钱窖中出土铜钱约255万枚，多数穿成钱贯，每贯约1000枚，即《汉书•武帝纪》颜注引李斐所称：“一贯千钱。”西安三兆镇西汉宣帝杜陵1号陪葬坑中陶俑身旁出土之钱，每串70～90枚不等。河南陕县后川3003号西汉墓所出者，每串仅8～9枚，应代表平日携带零用钱的情况。在河南陕县刘家渠、湖南资兴旧市等地的东汉墓中，还发现有用细藤条或麻绳将钱编联成长辫者⑪(23—31)。《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则显得更加贵重。贯钱之绳名繦。《汉书•食货志》颜注引孟康曰：“繦，钱贯也。”故成贯的钱亦可称为繦。《管子•国蓄篇》说：“藏繦千万。”是其例。后世改繦为镪，殊失其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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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活：《莽钱考辨》,载《古钱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戴志强、谢世平：《“货泉”初探》,载《中国钱币论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
②④见注①2所揭文。
③ 洛阳西郊汉墓出土的大泉五十：多数径2.6厘米，平均重3.6克，每克约值小泉13.88枚。烧沟所出大布黄千重12.1克，每克值小泉82.64枚。大布的面值比大泉增加20倍，每克约增值6倍。国宝金匮的面值比大布又增加10倍，每克应再增值3倍，则合小泉247.9枚。今知国宝金匮重41.7克，当合小泉10337枚；故与其面值适相称。
⑤ 袁林：《王莽布泉初探》,《中国钱币论文集》。蔡永华：《解放后西安附近发现的西汉、新莽钱范》。《考古》1978年第2期。
⑥ 见本书第22篇注⑨所揭书第71、204页。
⑦ 唐石父：《“光武货泉”小议》,《中国钱币》创刊号，1984年。
⑧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
⑨吴荣曾：《两汉五铢钱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⑩陈尊祥：《汉武帝上林三官五铢铜钱范的考证》,载《中国钱币论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
⑪梁共王墓出土者见河南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第121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杜陵出土者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杜陵陵园遗址》第93页。科学出版社，1993年。陕县出土者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县东周秦汉墓》第197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陕县出土之编成长辫者见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资兴出土者见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东汉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唐•颜师古《匡谬正俗》卷五：“《食货》云‘藏繦’,谓繦贯钱，故总谓之繦耳。文云‘算缗’,亦云以缗穿钱，故谓贯为缗也。而后之学者谓繦为钱，乃改为镪字，无义可据，殊为穿凿。”
24 车 I
轺车，辎车，轩车，安车
不晚于商代，我国已能造车；而且从出土的遗物看来，这时的车在结构上已经比较定型，已具有一定的成熟性。但从商代直到春秋末，我国古车只装独辀，战国时才出现双辕①。独辀车至少需驾2匹马；先秦之车且多以“乘”为单位，表明一般驾4匹马。双辕车则驾1匹马，虽也有驾3匹马的，然而少见。所以当双辕车初出时，它只是驷马车的一种简化形式，并不曾被视作先进的车型大力推广。只是由于自战国晚期以降，战场上的步、骑兵日益占据优势，车在战争中逐渐转变为以运输辎重为主。先秦时以战车数量作为衡量国力强弱的观念始悄然谢幕。到了西汉中期，作为交通运输工具的车，已基本上都是双辕的了。
将古车划分为独辀车与双辕车，虽然是一种区分的方法。但由于车型繁多，古文献中记载的名目，又因分类的标准不同而互相交叉。同一名称依不同的标准可以被归人不同的、有时是互相矛盾的类别之内，甚至令人产生无所适从之感②。因此，在介绍汉代的车型之前，有必要先认识一下古车的各种分类。
1.大车一小车。《论语•为政篇》：“是犹大车无貌，小车无軏。”将大车与小车对举。集解引包咸注：“大车，牛车。小车，驷马车。”驷马车是一个庞然大物，何以称之为小车呢？这是由于它的车箱同牛车比起来相对地小些之故。先秦时，小车又名轻车、戎车，不仅用于贵族出行，而且用于车战，所以对它的制作技术非常重视。在《考工记》中对小车的制作列举出各种规定，文字详赡生动。而该书把大车只看作是“平地载任之车”；有的地方还采用对比的写法，表示大车的结构不如小车精巧。不过把小车解释为驷马车，仅是就先秦时的情况而言，汉代的小车并不驾四匹马。《释名•释车》说：“小车，驾马轻小之车也。”武威雷台西晋墓出土的驾1马之铜车，铭文亦云：“冀张君小车、马。”③均可为证。
2.安车一立车。《礼记•曲礼》郑注：“安车，坐乘，若今小车也。”《释车》：“安车，盖卑，坐乘，今吏所乘小车也。”这里虽然也提到小车，但却是以坐与立为分类的标准，与其相对的立车就是立乘的。《续汉书•舆服志》刘注引蔡邕曰：“立乘曰高车，坐乘曰安车。”《晋书•舆服志》也说：“坐乘者谓之安车，倚乘者谓之立车，亦谓之高车。”先秦之车多立乘。《慎子》：“行陆者立而至秦，有车也”(《御览》卷七六八引，又见《吕氏春秋•贵因篇》)。汉代除兵车外，多为坐乘。
3.轺车—衣车。轺车的定义以《释车》之说最可取：“轺，遥也；遥，远也。四向远望之车也。”即是一种四面敞露之车。它可以坐乘，如《说文•车部》和《汉书•食货志》颜注都说“轺，小车也”。而汉代的小车一般均为坐乘，已如上述。但它也可以立乘，如《汉书•平帝纪》：“立轺併马。”颜注引服虔曰：“轺，立乘小车也。”它可以驾马，如《国语•齐语》韦注、《史记•货殖列传》集解引徐广说，皆谓：“轺，马车也。”但它也可以驾牛，谢承《后汉书》：“许庆字子伯，家贫，为郡督邮，乘牛车。乡里号曰：‘轺车督邮。’”(《御览》卷七七五引)又《隋书•礼仪志》说萧梁时“二千石四品以上及列侯皆给轺车，驾牛”。然而无论坐乘、立乘，驾马或驾牛，这种车皆以敞露为特点。与其相对的衣车则是车箱掩闭之车。《后汉书•梁冀传》李注引《仓颉篇》：“軿，衣车也。”《说文•车部》：“辎、軿、衣车也。”《汉书•霍光传》颜注引孟康曰：“辒辌车如衣车，有窗牖。”《左传•定公九年》孔疏引贾逵曰：“蔥灵，衣车也，有蔥(窗)有灵(棂)。”辎、辑、辒辌、蔥灵都有与车盖相连接的、将四面屏蔽起来的车箱，可证其制。
4.戎车—猎车—辂车—役车。这是根据用途而定的类别。戎车就是战车，如先秦时之先驱、申驱、贰广、大殿(《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汉代的武刚车(《汉书•卫青传》)、輣车(《后汉书•光武纪》)等。有些戎车与小车并无区别；另一些可能有特殊的构造，因无实例相发明，莫能详说。猎车则是狩猎时所用之车。《释车》：“猎车，所乘以畋猎也。”辂车亦作路车。《白虎通•车旂篇》：“路，大也，道也，正也。”故路车为“天子之车也”(《文选•东京赋》薛注)。但《释车》说：“路亦车也，谓之路，言行于道路也。”《荀子•哀公篇杨注也说：路“亦车之通名”。兹从后说。在这里用它代表出行之车。役车则是柴车、栈车之类载人兼载物之车。《释车》：“役车，给役之车也。”
5.马车—牛车—驼车。这是根据驾车之牲畜而定的类别。文献中还提到“羊车’(《释车》,《晋书•舆服志》),但它是不是驾羊的车，尚不易遽作判断。
自以上情况不难看出，汉车的每一种名称往往只代表其结构或性质上的某一项特征，但它和根据另外的特征而定的其他名称之间，有时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下面介绍几种汉代常见的车型。其中最常见的首推轺车。如前所述，这是一种四面敞露之车。《隋书•礼仪志》也说：“轺车，案《六韬》：‘一名遥车。’盖言遥远四顾之车也。”在画像石上见到的这种车，大多数只驾1匹马。《史记•季布列传》索隐：轺车“谓轻车，一马车也”。武威磨嘴子48号西汉墓出土的彩绘铜饰木轺车，装双辕，也只驾1马(24—1)。均与其说合。但轺车还可以驾两匹马。《文选•吴都赋》六臣注吕向曰：“两马驾车曰轺。轺，轻车也。”自居延简所见，轺车既可驾1马(505.13,505.9,506.3),亦可驾2马(36.6、350.34),与文献所记相同。但无论驾几匹马，其车箱均敞露而且较小。《汉书•王莽传说当时发现了一位身高1丈的巨人，名巨毋霸，“轺车不能载，三马不能胜。即日以大车四马，建虎旗，载霸诣阙。”这里以轺车与大车(此大车不是指驾牛的车，而是指驾四匹马的大型马车)为对文，可证。轺车因为车箱小，故车速快，所以又称之为轻车。《盐铁论•论儒篇》说：“故轺车良马无以驰之。”亦用此意。
再说轓车。它比轺车只增加一对车耳。车耳是装在车输上部用以遮住车轮顶部的挡泥板，多呈长方形，外侧有垂下的边板。《汉书•景帝纪》：“令长吏二千石车朱两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颜注引应劭曰：“车耳反出，所以为之藩屏，翳尘泥也。二千石双朱，其次乃偏其左，䡊以簟为之，或用革。”河南荥阳苌村东汉墓壁画中绘出墓主人生平历官之经过。当他任“□陵令”时，所乘之车左轓为红色，右轓为黑色(24—2)。《汉官•百官公卿表》说：“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壁画中所见“朱左轓”之车与其身分正合。而当墓主人升迁至“巴郡太守”时，所乘之车就成为“朱两轓”的了④。又按《异经》说：“仕宦不止，车生耳，长六尺，法六律。六，阳数也。今其上作簟文。所以缺后者，月满则亏也”(《御览》卷七七三引)。《续汉书•舆服志》说：“轓长六尺，下屈，广八寸，上业广尺二寸，九文十二初。后谦一寸，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满也。”两说正相符合。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墓4号陪葬坑中的4号车，其车耳下垂之板后部有半月形缺口，即所谓缺后⑤。又扬雄《太玄•积次四》也说：“君子积善，至于车耳。测曰：至于蕃也。”足证轓、蕃指车耳。汉代对车耳相当重视，汉镜铭中有“作吏高迁车生耳”之语(罗振玉《古镜图录》卷中)。沂南东汉画像石墓中室西壁与北壁东段的横额上，刻出由10辆车组成的出行行列，其中第八辆为墓主所乘之主车，此车即有车耳。成都扬子山2号东汉墓所出车马过桥画像砖上亦有轓车的图像。
不过，轓除了可以解释为车耳外，还可以释作车屏。上引《景帝纪》颜注中另引如淳说，乃谓：“轓音反，小车两屏也。”屏也称作藩。《说文•帅部》：“藩，屏也。”而有屏之车常被称作轩车。《左传•闵公二年》服注、《续汉书•舆服志》刘注、《文选•东京赋》薛注都说“车有藩”者为轩。《后汉书•刘盆子传》更明确地说：“(盆子)乘轩车大马，赤屏泥，绛襜、络。”李注：“襜，帷也；车上施帷，以屏蔽者。”可证轩车施屏。辽宁辽阳北园东汉晚期墓壁画出行图中的一辆车，车箱两侧障以上连车盖之屏，应即轩车(24—3).
至于安车，如上所述，是特指坐乘之车。安车常驾四匹马。《汉书•陆贾传》说：“贾常乘安车驷马。”江陵凤凰山168号西汉墓之遣策亦记有“案(安)车一乘，马四匹。”孝堂山石祠所刻出行图中驾4马的“大王车”,应为诸侯王所乘之安车(24—4)。此车有“羽盖华蚤”,而且在车衡上立1鸟，与《续汉书•舆服志》所说“鸾雀立衡”之制正相符合。这是自图像中见到的汉代最豪华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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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陕西凤翔八旗屯BM103号秦墓曾出双辕陶牛车。河南淮阳马鞍冢1号战国晚期车马坑曾出土双辕一马之车。
②孙机：《始皇陵二号铜车马对车制研究的新启示》,《文物》1983年第7期。
③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此墓实为西晋墓，过去误定为东汉墓。参看孙机：《武威出土的铜奔马不是汉代文物》,《光明日报》2003年4月29日。
④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荥阳苌村汉代壁画墓调查》,《文物》1996年第3期。
⑤ 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25 车 Ⅱ
辎车，輂车，牛车，驼车
上一篇介绍汉车的分类时曾提到衣车，衣车中最有代表性的车型则是輜车。潘祖荫旧藏的汉画像石上刻有一辆这种类型的车，榜题2字：“ 车”。按汉代的菑字书作 ,见《武班碑》(《隶辨》卷一),故此车即辎车。这种车的车箱很严密，其中往往乘坐如女。《古列女传•齐孝孟姬传》说：“妃后逾阈，必乘安车辎軿。”《后汉书•张敞传》也说：“君母出门，则乘辎軿。”这种情况在画像石中也能得到证实。以沂南画像石为例原报告中拓片第39幅为由3车、6骑及徒行前导组成的墓主夫人出行行列，夫人车居第二，正是一辆辎车。不过遇到特殊情况时，男子也可乘这种车。孙膑被庞涓“断其两足”,后齐威王以孙膑为师，他于是“居辎车中，坐为计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又《汉书•张良传》记张良对刘邦说：“上虽疾，彊载辎车，卧而护之。”说明辎车确如《释名•释车》所说，可以“卧息其中”,但看起来有些不够正规；所以显贵的男子在正式场合中一般不乘辎车。《汉书•成帝纪•赞》说：“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像他这样的人，就不会轻易乘坐辎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