辎车在车箱两侧开窗，名戻。《说文•户部》：“戻，辎车旁推户也。”车箱后方开门，即《周礼•巾车》郑注之所谓“辎车后户”。它的车盖多呈椭圆形，顶部隆起，称为鳖甲。《释名•释丧制》说辐车的车盖名鳖甲，实际上此名称也通用于衣车。《礼记•曲礼》正义引何胤《礼记隐义》说：“衣车如鐅而长也。”则其车盖就相当于鳖甲，汉画像石中出现的辎车因常作侧视形，车盖的造型反映得不太具体。秦始皇陵出土的2号铜车也是一辆辎车，它的车盖就和鳖甲的形状极为肖似。2号铜车且为重舆，车箱分前、后两部分。山东福山东留公村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中之辎车，车箱也分割为前、后两部分，女主人坐于后舆，御者在前舆中执策驭马(25—1)。汉代还有一种軿车，车型与辎车相似，只是在车箱后部没有后辕。《字林》说：“軿车有衣蔽无后辕，其有后辕者谓之辎”(《宋书•礼志》引)。《释车》也说：“辎、軿之形同，有邸曰辎，无邸曰軿。”内蒙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中榜题“夫人軿车”者，正是一辆没有后辕的軿车。
常为妇女所乘坐的另一种车是輂车。这种车的结构比辎、辑更简单，它的车箱上装有卷篷，与驾牛的大车相同，故《说文•车部》说：“輂，大车驾马也。”除了驾马这一点外，輂车与牛车无别。武威雷台晋墓中出土铜輂车3辆，其驾车的马胸前分别刻出“冀张君夫人輂车马”、“守张掖长张君前夫人輂车马”、“守张掖长张君后夫人輂车马”等铭记，可见汉末西晋时的贵夫人或乘輂车。此外，在东汉墓中还出过一些大型的輂车模型，如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的陶輂车和贵州兴义出土的铜輂车。都将这种车的结构反映得很细致①。
牛车分篷车与敞车两种。篷车在车箱上装卷篷即车枸篓(见《方言》卷九)。敞车则无篷。无论棚车或敞车，都被看作是“平地载任之车”(《考工记》)。居延简中记载的一辆牛车载粟25石(16—2)。当时1石(容量之石)谷物约重18800克，合37.6市斤。25石合940市斤。泛言之，可谓载千斤。这里没有将车况、路况和古今谷物千粒重的变化计入，仅仅是一项参考值。但也表明这种车多用于载物。《史记•平准书》说西汉初年“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史记•五宗世家》说景帝平七国之乱后，“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都把牛车当作规格较低的车。东汉初年牛车的地位仍无变化。《后汉书•朱浮传》说：“(光武时)自宗室诸王、外家后亲，皆奉遵绳墨，无党势之名。至或乘牛车，齐于编人。”章帝时，巨鹿太守谢夷吾“以行春乘柴车，从两吏。冀州刺史上其仪序失中，有损国典。左转下邳令”(《后汉书•谢夷吾传》)。柴车在这里指牛车，《后汉书•韩康传》之记事可以为证②。太守以乘牛车而得咎，可见当时牛车的规格之低。然而到了东汉晚期，情况则有所不同。《后汉书•宦者列传》说：左馆等四侯“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这时提到牛车，口吻已由轻视改为重视；此为桓、灵间之事。实际上早在2世纪前期，士大夫已喜乘牛车。《后汉书》中有两件颇相类似的记事，可以反映出这种情况的一个侧面。《卓茂传》说：“时尝出行，有人认其马。茂问曰：‘子亡马几何时？’对曰：‘月余日矣。’茂有马数年，心知其谬，嘿解与之，挽车去。”“他日，马主别得亡者，乃诣府送马，叩头谢之。”这是西汉末年的事。《刘宽传》则说：“宽尝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宽车中认之，宽无所言，下驾步归。有顷，认者得牛而送还，叩头谢。”这是顺帝时的事。这时前一例中的驾车之马已为后一例中的牛取而代之了。所以《晋书•舆服志》说：“古之贵者不乘牛车，……其后稍见贵之。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庶遂以为常乘。”
社会上层人物出行时以牛车代马车，是车制上的重大变化。带篷牛车的车箱本与辎、軿相近，文献中所称辎、軿，有时其实是指牛车。如《后汉书•袁绍传》说袁绍青年时代交游广泛，“辎、軿、柴毂，填接街陌”。准以当时的风尚，这里说的辎、軿，应指牛车。不过这时的牛车已踵事增华，在里面安置了凭几等物，使乘车者可自由坐卧。雷台西晋墓中的铜輂车设有凭几；再晚一些，如南京赵士岗东晋南朝墓等处出土的陶牛车中，也都有凭几③。加以牛步徐缓，所以乘牛车的颠簸程度比马车小。况且以轺车为代表的马车，车身敞露，
乘车者无论坐乘或立乘，都要保持端正的姿势。《论语•乡党篇》说：“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贾谊《新书•容经篇》更对“坐车之容”、“立车之容”、“兵车之容”提出种种要求，认为“若夫立而跂，坐而踹，体怠懈，志骄傲，趁视数顾，容色不比，动静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气不顺，皆禁也”。上述汉成帝在车中的矜持之态，其实也是根据这种要求而做作出来的。乘牛车可以不讲究这一套，也是它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东汉末年的牛车迅速发展出一种高级的车型。曹操《与杨太尉书论刑杨修》说：“谨赠足下：……四望通幰七香车一乘，青牸牛二头。”(《古文苑》卷一〇)这辆牛车上已装幰。《通俗文》说：“张布曰幰。”(《御览》卷七七六引)《古今正字》说：“车幰所以御热也，张幔网于车上为幰。”(《慧琳音义》卷二引)车 又分二种：一种将整个车顶遮起，称通幰或通幔，即《晋书•舆服志》所谓：“通幔者……举其幔通覆车上。”但通幰车的形象在汉代考古材料中尚未见过。另一种仅遮住车子的前部，称为偏幰。在徐州铜山洪楼汉画像石中，出现过一辆装偏幰的輂车(25—2)。而在安徽灵璧九顶镇汉画像石中，还能看到装偏幰的牛车(25—3)。
至于驾驼之驼车，在河南密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见过一例(25—4)。这也是目前已发现的汉代驼车之唯一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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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成都扬子山陶輂车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贵州兴义铜輂车见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兴义、兴仁汉墓》,《文物》1979年第5期。
②《后汉书•韩康传》：“(康)自乘柴车，冒晨先使者发。至亭，亭长以韩征君当过，方发人牛修道桥。及见康柴车幅巾，以为田叟也，使夺其牛。”可见柴车多驾牛。
③《南京附近六朝墓出土文物》,《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1期。
26 车 Ⅲ
斧车，鼓吹车，戏车
本篇介绍几种具有特殊用途的车。
在山东沂南、四川成都及德阳、辽宁辽阳等地东汉墓出土的画像砖石、壁画中都有斧车①(26—1)。这种车在车箱中竖立大斧，是公卿以下、县令以上出行时用于前导之车斧与钺为类，是权威的象征。《逸周书•世俘篇》：“王秉黄钺。”朱右曾《集解校释》：“秉钺，示当断制天下也。”所以在汉代皇帝的大驾卤簿中，以金钲车与黄钺车为后从之车。黄钺车未见实例，不过像辽阳棒台子屯东汉末期墓壁画中车上所装之斧极大，或与黄钺相近。但此车仍用于前导，故仍属斧车。
仪仗用车除斧车外还有鼓吹车。《汉书•韩延寿传》说他的仪仗中有“鼓车、歌车、功曹引车，皆驾四马，载棨戟”。这里将鼓者与歌者分载二车；也有合载于一车的，如孝堂山石祠之出行图中的鼓吹车就将车箱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击鼓，下层奏乐(26—3)。这辆车虽只驾两匹马，但整体颇高，车上装的建鼓也很大。不过由于其鼓胴和车盖相连接，所以鼓顶上没有装饰品，就常例而言，还应设若干饰物。《隋书•礼仪志》说：“鼓吹车上施层楼，四角金龙衔旒苏、羽葆。凡鼓吹，陆则楼车，……楼上有翔鹭、栖乌，或为鹄形。”沂南画像石中的建鼓上立一鹭，所以在《旧唐书•舆服志》中将鼓吹车称为白鹭车。
不过应当说明的是，在皇帝的卤簿中还有一种记里鼓车。《古今注》卷上认为这种车“起于西京”,但宋以前之记里鼓车的形象材料未曾发现过。王振铎复原此种车时，外形设计大体上参照了孝堂山石祠之鼓吹车。由于这一复原方案为世所熟知；有些著作中遂把孝堂山石祠以及其他汉画像石中的鼓吹车都指为记里鼓车，当然是一种误解。
再说戏车，它和鼓吹车有类似之处，即都在车中置建鼓。但鼓吹车是仪仗中用的，戏车则是在歌舞百戏中用的，所以戏车上还立有高橦。《文选•西京赋》说：“尔乃建戏车，树修旃。侲僮程材，上下翩翻。”《平乐观赋》也说：“戏车高橦，驰骋百马。连翩九仭，离合上下”(《艺文类聚》卷六三引)。沂南画像石中的戏车将这些特点表现得很清楚。这辆车上有两根高橦，其中一根是将贯鼓之柱加高而成；两橦之顶部均设小平台，有艺人在表演倒立。车箱中除了御手外还有4名乐工：2人吹箫，1人击鼓，1人歌唱。这辆车除了驾车的3匹马被刻画成龙形外，都出之以写实的手法(26—2)。而如徐州铜山洪楼所出东汉画像石中的立橦之车，因为整个画面上表现的是神话故事，其中且出现了河伯、雷神等神祇，那辆车应即《淮南子•览冥》中所说“服应龙，骖青虯”的“雷车”；所以就不能被认为是现实生活中的戏车了②。
此外，汉代文献中的“戏车”一词还有另一种意义。如《史记•卫绾列传》说：“绾以戏车为郎。”集解引应劭曰：“能左右超乘也。”如淳曰：“栎机䡺之类。”索隐：“按应劭云：‘能左右超乘。’按今亦有弄车之戏。栎音历，谓超逾之也。转音卫，谓车轴头也。”这是指从左右两侧跃而登车。又如《汉书•韩延寿传》说：“使骑士戏车弄马盗骖。”颜注引孟康曰：“戏车，弄马之技也，驰盗解骖马，御者不见也。”两处所记之动作虽然不同，但都属于“弄车之戏”；并不是指上文所介绍的、作为一种特殊的车型的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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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沂南斧车之图见南京博物院、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拓片第37幅。成都与德阳的斧车图见《重庆市博物馆藏四川汉代画像砖选集》第27、28图。辽阳斧车图见李文信：《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
②徐州博物馆：《论徐州汉画像石》,《文物》1980年第2期。
27 车 IV
轮、轴及其部件
车依靠轮子承重与行进，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故《考工记》说：“察车自轮始。”冯衍《车铭》也说：“乘车必护轮，治国必爱民。车无轮安处，国无民谁与”(《艺文类聚》卷七一引)。可见古人早已有这种认识。轮主要由毂、辐、牙等部件构成。毂是车轮中心的圆木，它的周围凿出一圈榫眼以装辐。毂内的大孔名薮，亦名壶中(《考工记•轮人》先郑注),用以贯轴。在我国的古车上，轴是固定的，而行车时，轮、毂却要不停地转动。毂上承车箱的重量，又受到车辐转动时的张力，还要耐车轴的摩擦，是吃力很重的一个部件。毂孔两端的直径并不相等：靠车箱的一端较粗，名贤端；靠轴末的一端较细，名轵端(27—10)。这种形制有助于限制车毂的内侵。
同时，由于车箱靠毂支撑，毂愈长，支撑面也愈大，行车时可更加安稳。西周时出现了长达半米多的长毂，又名畅毂。但这类毂在车子倾斜时受到轴的扭压力矩较大，毂口容易开裂。所以这时在毂外套铜辖以加固。另外，装长毂又容易使两车之否在相错时互相碰撞，即所谓毂击(《晏子春秋•内篇杂下》)①。因而战国时车毂开始缩短。不过长毂与短毂各有利弊，即《考工记•车人》所说：“短毂则利，长毂则安。”尽管如此，汉代仍多用短毂。随着短毂的推广，以铜辖从外部对毂进行加固的方法，也被在毂中装釭，即从内部对毂进行加固的方法所代替。《说文•金部》说釭是“车毂中铁也”,可见它多以铁制，在普及用铁之前，此物似尚未广泛使用。装釭时，必须使它紧卡在毂孔里面。河北易县燕下都
第23号址出土的铁釭，为圆筒形，两侧有突出的凸榫。汉代也有这种类型的釭，但凸榫已增为4枚(27—7)。汉代还有一种六角形的釭，出土的数量远比前一种多。《说文•玉部》说：“琮，瑞玉大八寸，似车釭。”琮往往是多角形的，汉代的釭亦应以六角形者为其常制(27—8、9)。河南镇平出土的此型釭上有“真倱中”铭文。倱即《轮人》“望其毂，欲其辊”之辊。此铭系称述其内壁的匀整和光洁②。釭孔两端粗细不同，较粗的一端应向内，以适应毂孔的形状。出土之釭常有大小两种规格；则釭或以二件为一副，分别装于毂孔内外两侧。
汉代的车轴是一根长2米左右的圆木，中间较粗，两端渐细，以渐细的部分贯于毂内的釭中。为了减轻铁缸对车轴的磨损，战国时已开始在轴上装锏。满城1号西汉墓出土的管状铁锏，其中尚含车轴朽木，有的还残存有将锏固定的轴上所使用的铁钉(27—11)。《释名•释车》：“锏，间也，间釭、轴之间，使不相摩也。”把它的作用说得很清楚(27—10•2)。不过，尽管釭、锏均以铁制，仍然是容易损耗的部件，敦煌简中出过《用釭锏费直簿》的标题简(T.XI.iii.5,流沙•器物40),就反映出这种情况。因此，汉代制釭、锏时对其质地是相当注意的。满城1号墓出土的一枚铁锏曾经金相考察，属珠光体基的灰口铸铁，具有较高的耐磨性和较小的摩擦阻力，所以它既能起到防护作用，又有利于运转③。春秋时已在轴上使用滑润油膏(《诗•泉水》,《左传•襄公三十年》、《哀公三年》)。在光滑的釭、锏中施用油膏，行车会更加轻快。故《吴子•治兵篇》说：“膏锏有余，则车轻人。”这时且有专用的盛膏器名輠。《史记•荀卿列传》集解：“輠者车之盛膏器也。”《说文•木部》称此器为楇，似以木制。汉代还有专用的涂膏之铁工具名钻。《说文•金部》：钻“一曰膏车铁钻”。段注：“以器纳輠濡膏而染毂中也。”其说是。
毂外为舍。軎装在轴通过毂以后露出的末端，是用来括约和保护轴头的。軎的内端有键孔，贯孔装辖。辖端又有孔，用以穿皮条，将它缚住使不脱(27—3)。汉代的舍多为短圆筒形，长度一般为6厘米左右。有些还在辖孔周围铸出凸起的辖座；将辖插进去之后，则没人辖座中，并不外露(27—4)。在满城1号墓、曲阜九龙山汉墓等西汉大墓中，曾出土通体错金银的车軎④。山东宁阳在文物普查中征集的错金银车舍，其精美的程度亦不在以上二例之下(27—5、6)。
軎在水平方向上用以固轴阻毂，辐则在垂直方向上用以承毂接牙。牙又名辋，即车轮接地的轮圈。《轮人》郑注：“牙以橿。”《广韵•下平声十阳》：“橿,一名檍。”《诗•山有枢》孔疏引陆玑疏说这种树的木材“多曲少直”,并且具有韧性。车牙正是利用此类曲材，用火烤后揉出合适的弧度，再拼接而成；所以牙亦名輮。但一副轮牙用一根木材揉不出来，西周车的牙是合二木而成；汉车牙则合三木。《韩诗外传》卷五、《淮南子•道应》均记有伦扁制轮，“合三木而为一”的故事。山东嘉祥洪山汉画像石中的制轮图所表现的轮牙，每段亦接近圆周的1/3(27—2)。为减轻行车时的震动，汉代的安车上有装“輭轮”的(《御览》卷九一引《东观汉记》)。据《汉书•霍光传》说，这是以“韦絮荐轮”,即用皮革裹牙，并于其中填以丝絮而成。如果不填丝絮而填蒲绒，则名蒲轮。《汉书•枚乘传》：“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颜注：“蒲轮，以蒲裹轮。”即指此物。
世界各地之早期车轮多用木板制作，无辐。萧统《文选•序》：“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椎轮即伐木而成之轮，无輮无辐。但在汉代，除了殡葬下棺时棺底所装实心小轮外，未见过无辐之轮。战国车以装26辐的为最多。北京丰台大葆台1号西汉墓所出之车有装24辐者，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所出铜车模型也装24辐。不过中国古车的轮辐数与盖轑数常约略接近；根据铜盖弓帽遗存，推知汉车有的装达30根以上，所以也不排除汉车有装30辐的⑤。因为《老子•道经》、《考工记•辀人》、《大戴礼记•保傅篇》都说轮有30辐，始皇陵出土的铜车也装30辐，故汉代的辐数一般当在20—30根之间。但在古代世界上，辐数如此之多的车很少见。从古希腊到中世纪，欧洲的二轮车多装H形辐的车轮，辐数很少。那么,中国古车为什么要装这许多车辐呢？对此，史四维有一种解释。他认为《考工记•轮人》“望而眡其轮，欲其幎尔而下聊以迆也”这句话的含意是：当两个车轮以同样的速度快速转动时，从外侧望去，轮辐的影像会显出如同重叠地挂起两幅帘子而形成的那类波纹图形(即所谓“幎尔”)。这种图形现代称为莫阿干涉条纹，它们是向下弯曲的曲线(即所谓“下迆”)。观察这种条纹，是检查辐的安装是否正确的好方法，因为轮辐如有排列不当之处，便会在干涉条纹的形状上显示出来。而要使条纹看得清楚，则轮辐至少应有20—30根⑥。这一解释目前虽然尚无旁证，却是值得注意的。用它说明汉车何以装20至30辐，是不无可取之处的。
上文说辐是在垂直的方向上连接毂与牙，系就普通车而言，讲究的车尚不如此。这类车的辐之装入毂内的榫(名菑)和装入牙内的榫(名蚤)都是偏榫，各辐装好后均向内偏斜，从外侧看，整个轮子形成中凹的浅盆状。甘肃武威磨嘴子48号西汉墓出土的明器木车与江苏沛县古泗水地区出土画像石上所见之车的车轮均呈此型(27—1)。这种装辐法即《轮人》所称“轮绠”,先郑注所称“轮箄”。清•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卷六：“谓之轮箄何也？轮牙稍偏于外，而辐股向内隆起也。”这样在行车时辐有内向的分力，使轮不易外脱。而且此种装置方式能增强车轮对侧向推力的反作用力，当疾驰急转时，纵使车身稍倾斜仍不易翻倒。所以这是一种符合力学原理的装置法。中凹轮在我国至迟发明于前4世纪，而欧洲要到15世纪才出现⑦.
此外，还应对装在毂与车箱(舆)之间的铜轴饰略作介绍。此物出现于西周，最初是一段带长方形掩板的套管，套在轴上，用楔予以固定；也可以将伏兔的一端插在套管内，使二者组合在一起⑧。将它装在车轴上，还可以阻止车轮向内滑动。其盖板的方向朝外，覆盖在轮内侧的毂上。《左传•宣公四年》说：“(伯棼)又射，汰辀，以贯笠毂。”孔疏：“服虔云：“笠毂，毂之盖如笠，所以蔽毂上，以御矢也。’”所状与此物正合。战国时的笠毂已将套管简化为方形插头，插入伏兔，用钉固定；掩板则由长方形改为椭圆形⑨。至汉代，由于多用一马驾车，轴的长度减短，毂与车箱靠得较近，因而笠毂也相应缩小。其形制虽与战国时相类，但多饰以兽面；有的兽面且凸起呈高浮雕状。也有平板形的，还有错金银、鎏金并镶嵌玛瑙、绿松石的(27—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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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毂击又被称为辖击，见《战国策•齐策》。亦可简称为轚，见《周礼•野庐氏》。《说文•车部》：“轚，车辖相击也。”段注：“辖者键也，键在軎头，谓车軎相击也。”其说是。
②此据《说文•车部》辊下引，今本《周礼》作“欲其眼”。郑注：“眼，出大貌。”按镇平釭铭倱字作 ，右旁颇似艮字。郑所据本之辊字如作 ，其车旁半泐时，则易误为眼字。《御览》卷六一八引《七略》云：“古文或误以见为典，以陶为阴，如此类多。”是汉代之古文写经，容有误字。
③《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册，第185页。
④ 山东省博物馆：《曲阜九龙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5期。
⑤ 如满城2号西汉墓之2号车就有32枚盖弓帽。见注③所揭书第312页。
⑥⑦A.W.史四维：《木轮形式和作用的演变》,载《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⑧张长寿、张孝光：《说伏兔与画𨍌》,《考古》1980年第4期。
⑨孙机：《中国古独辀马车的结构》,《文物》1985年第8期。
28 车 V
车盖及其部件
汉代的马车上一般均张车盖，车盖可以遮阳避雨，而且高级马车还可以通过车盖的颜色和装饰显示其等级。商代的马车上未发现车盖，此物最早见于北京琉璃河1100号西周车马坑①。及至汉代，车盖的制作已经相当考究了。
车盖一般为伞形，其柄名杠。唐•慧苑《华严经音义》：“杠谓盖竿也。”不过这只是笼统的说法。由于盖杠分为上下两节，严格说，杠仅指下节，此节又名程(《孝工记•轮人》又先郑注)。两节之间由铜制的杠箍相衔接。先秦时，在某些场合中必须取下车盖，如《周礼•巾车》说：“及葬，执盖从车。”《道右》说：“王下，则执盖从。”汉代的车盖亦能取下，《淮南子•汜论》高注中就提到过“步盖”。此步盖与车盖应可通用。上述铜杠箍即其装卸时的连接之处。杠箍多呈竹节形，在河南郑州及洛阳、河北满城、山东曲阜、宁夏银川、广西西林、广东广州等地的西汉墓中多次出土②。一般为整体连通的直管，也有由上下两段插接在一起的(28—13、14)。它一般为素面，但在乐浪与河北定县曾出土铜质错金银的实例；后者除金银纹饰外，还用黑漆填补空隙并嵌有圆形和菱形绿松石，极为华丽(28—9～12)③。
杠箍上面的那节盖杠之专名为达常。达常的顶端膨大，名部，也叫盖斗或保斗(28—1)。《轮人》先郑注：“部，盖斗也。”桓谭《新论》：“北斗极天枢；枢，天轴也，犹盖有保斗矣。”环斗凿出榫眼以装轑即盖弓。屋上的椽子名橑(《说文》：“橑，椽也。”),盖弓的作用与椽相似，故亦以轑为名(28—2)。它的中部和尾部常有小孔，以备穿绳将各条盖弓牵连起来。据《考工记》、《大戴礼记•保傅篇》及《续汉书•舆服志》刘注引徐广说，盖弓应有28根，以象征二十八宿。但此说并未形成严格的制度。西汉时如长沙所出明器车装盖弓14根。东汉时，武威所出者装16根，湖北光化所出实物装19根。只是根据所存盖弓帽的数字推知，满城2号西汉墓中的3号车应装盖弓28根，证明也有若干车遵循此制④。
盖弓末端装盖弓帽，多为铜质。它的顶部普通作圆形(28—3～6)。讲究的则作花形，名金华；即《续汉志•舆服志》刘注引徐广说所谓“金华施橑末”(28—7、8)。另在盖弓帽中部向上突起一个棘爪，名蚤；用来钩住盖帷的边缘以将它撑开。武威木车模型之盖帷的边上裹有竹圈，就是为了便于承蚤而设。金华与蚤合称华蚤(《续汉书•舆服志》)或金华爪(《独断》)。一般华蚤之花朵的方向与弓帽釜的方向一致，也有的花朵自盖弓帽中部折而上昂，则名曲茎华蚤(28—8)。《东京赋》：“葩瑵曲茎。”李注：“葩爪悉以金作华形，茎皆曲。”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也提到“重英曲瑵之饰”(《文选》卷四六引)。均指此种华蚤。华蚤顶端有如瓦当，式样繁多(28—15～22)。
汉代官员之车盖的颜色，依官职大小而有别。二百石以下的官员用白布盖，三百石以上用黑布盖，千石以上用黑缯盖，王用青盖。皇帝则用羽盖，其制如《续汉书•舆服志》刘注引徐广说：“翠羽盖，黄里，所谓黄屋车也。”但在特殊情况下，羽盖亦可用于赏赐。建武中，曾赐南匈奴单于“羽盖车一驷”(《后汉书•和帝纪》李注引《东观汉记》)。又光武帝时，祭遵有疾，奉诏“覆以御盖”(《御览》卷八七○引《东观汉记》)。因而孝堂山石祠画像中之“大王车”,其车盖顶部所刻平行的短线条，或即表示羽盖上的毳缕之蒙茸状(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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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琉璃河考古队：《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5期。
②郑州出土者见《郑州新通桥汉代空心砖墓》,《文物》1972年第10期。洛阳出土者见《洛阳烧沟汉墓》第179页；《洛阳西汉壁画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满城出土者见《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册，第195、323页。曲阜出土者见本书第27篇注④所揭文。银川出土者见《银川附近的汉墓和唐墓》,《文物》1978年第8期。西林出土者见《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文物》1978年第9期。广州出土者见《广州汉墓》上册，第146页。
③ 古乐浪出土者见《周汉遗宝》图版50。定县者是三盘山122号西汉墓之3号车上所出，史树青，《我国古代的金错工艺》(《文物》1973年第6期)一文曾予引述。此外，还有流入伦敦的一件。见《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图207。文物出版社，1995年。
④《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册，第319页。
29 车 VI
辕，轨，衡，轭，蚁，銮，锡，衔，镳
虽然自独辀车向双辕车的过渡是在西汉时完成的，但西汉中期以前，驾4匹马的车仍多用独辀。在满城1号墓、曲阜九龙山2号墓、北京丰台大葆台1号墓均曾出这种车的实例。在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帛画《仪仗图》中，也画出了4排驾4马的独辀车。及至西汉晚期，这种车已很少见。东汉初孝堂山石祠中的“大王车”虽驾4马，却用3根辕将服马分别夹在其中，与独辆车的结构已全然不同了。
无论独辀或双辕，其后部都装在车箱底下，与轴垂直相交。当它们伸出箱底前沿的轸木后，有一段较平直的部分名轨。轨前逐渐昂起，接近顶端处稍稍变细，名颈，衡就装在这里。颈外的顶端名轨；此处所装之铜包头，也叫铜轨。满城1号西汉墓出土的鎏金铜轨，作龙首形，口衔墨管以贯衡，是在独辀车上用的(29—4)。定县43号东汉墓出土的一对龙首形铜轨，则是在双辕车上使用的了(29—5)。
衡是用以缚轭驾马的横木。其两端装衡末，常作圆筒形，如满城2号墓所出之例(29-6)。曲阜九龙山4号墓出土的衡末，通体鎏金，浮雕龙纹，一端作四出花瓣形，中有花蕊，为汉代衡末中已知之最华贵者①。独输车于辑之两侧在衡上缚轭(29—1),双辕车的轭则位于两辕之中(29—2)。但在这两种车上，轭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独辀车采用“轭—靷式系驾法”,轭既要牵曳靷绳拉车，又是车前部的支点；双辕车采用“胸带式系驾法”,轭只起支撑的作用②。所以春秋以前的轭制作得既讲究又坚固，轭上装铜首、轭箍和比较长的轭输。汉代独辀车上的轭已无轭箍，轭軥也缩小成匙形，只包住轭肢的末端。此种现象是否意味着这时之独辀车的系驾法也已产生某些新的变化，因资料不足，莫知其详。双辕车的轭则更加简化，连铜轭首、轭軥也很少使用。然而由于这时有些车在辕之前部增设加固杆，所以其轭肢底端两侧常附以容纳此杆的圆盎。在车衡上，每个轭的两旁还要装轙，用以贯辔。汉代的铜较一般呈U字形或环形。讲究的鎏金铜教，如铜山龟山2号、曲阜九龙山4号等西汉墓所出者，在U字形的弧顶上雕镂山峦、龙、兽等纹饰，与习见者不同(29—7～9)。
除了上述实用的车具外，先秦时在轭首和轙顶上还装有一种仪饰性的銮。銮出现于西周，高级马车上装有8个之多。它是一种车铃，行车时鸣动作响。但汉代的驷马车上有“鸾雀立衡”之饰，可能已用此物代替銮。《古今注》卷上说：“五辂衡上金爵者，朱雀也。口衔铃，铃谓銮，所谓和銮也。《礼记》云‘行前朱鸟’,鸾也。前有鸾鸟，故谓之鸾。鸾口衔铃，故谓之銮铃。今或为銮，或为鸾，事一而义异也。”不过在驾1马的车上，如辽宁辽阳北园东汉末期墓壁画中所见者，仍于车衡中部装有扁球形之銮③,但这种例子不多；其实物只在陕西神木中沟发现过一件(29—3)。
还有些饰件是装在马身上的。先秦马车上的这类饰件很多，如马冠、贝勒等；到了汉代，常见的只有铜鍚。《诗•韩奕》：“钩膺镂鍚。”郑笺：“眉上曰鍚，刻金饰之；今当卢也。”鍚亦作鐊。《急就篇》颜注“鐊,马面上饰也，以金铜为之，俗谓之当颅。”汉代的鍚有作叶形的，满城西汉墓所出此式鍚，常用鎏银衬地，以阴线刻出鸟兽和图案化的流云纹，再加鎏金渲染。满城还出一种马面形锡，两耳上卷，马髦簇起，鼻梁镂空，复加细线雕。马面形锡的外轮廓在西汉时不断发展，长沙徐家湾401号西汉墓所出者，顶部与两侧均伸出鸟头，更富于装饰性。这类铜锡至东汉晚期仍在出土物中出现(29—13～17)。
此外，马嘴中勒有铜衔，即马嚼子。衔的两端有环，环外系辔，环中贯镳。镳起初用角制，故字亦作𧥍。满城2号西汉墓中仍出角形之象牙镳。但习见之铜镳多为桨叶形或S形，有的还附加镂空的卷云纹，式样很多(29—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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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本书第27篇注④所揭文。
②孙机：《中国古代马车的系驾法》,《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卷第2期，1984年。
③李文信：《辽阳北园画壁古墓记略》,《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汇刊》第1期，1947年。
30 车 VⅡ
马车的组装与系驾法
本书自第27至29篇，已将汉代马车上的主要部件分别加以说明。本篇则结合双辕马车综合复原示意图，介绍一下马车的整体组装和系驾方法。
当各种部件制作完成开始组装时，首先要将车轮套入轴中，并安舍装辖使它不致脱出。再在与轴垂直的方向上固定车辕。辕上承车箱。由于辕高于轴，所以箱底两侧之轸木不能落到轴上，而须在轸、轴之间垫以伏兔。伏兔的轮廓有点像一只木屐，故又名屐。《释名•释车》：“屐，似人屐也。又曰伏兔，在轴上，似之也。又曰转，转，伏也，伏于轴上也。”缚伏兔于轴的革带名辂。长沙伍家岭203号墓出土木车模型的伏兔则是用绳子绑在轴上的。自两伏兔向毂的内侧横装笠毂。西周时，笠毂下部的椭圆形铜管套在轴上，可以阻止车毂内侵。及至汉代，由于具有倾斜度的锏、釭在毂、轴间配套组合，已能有效地防止车轮向内滑动。且笠毂较前缩小，已不再起遏毂阻轮的作用，于是就转化为单纯的饰物了。
在车箱底部四面的边框即轸间，装木梁名桄。居中之桄在靠近车轼的位置上挖圆窝，以备容纳盖柄底端。在桄以上，自各轸的内侧牵引涂漆的革带交叉编成箱底，名𩍙或革𩍙。《说文•车部》：“𩍙，车藉交错也。”《急就篇》颜注则说：“革𩍙，车藉交革也。”𩍙上再铺车席，以构成适于坐乘的软垫。车箱周围装栏干，名軨。车軨在后部留出缺口，名𨋬，以便上下车。左右两侧的车较较高，名輢。輢顶上装铜把手，作冖字形，名较，用于扶持，《论语•乡党篇》皇侃疏：“车箱上安一横木，以手隐凭之，谓之为较。”《说文•车部》：“较，车输上曲钩也。”此物起初以木制，汉代则多以铜制。满城1号墓所出铜较，且饰以错金银的云雷纹。武威磨嘴子48号墓所出木车模型，也在两输上装小铜较。有些车在骑顶另向外侧横出车耳，名䡊，亦即所谓车轓。
在车箱前部的聆上装有车轼。《释名•释车》：“轼，式也；所伏以式敬者也。”在车上行礼时，须伏轼以示敬。它原来只是前聆顶部的横木，但对于乘车者说来，轼的距离近些则凭伏时更为方便，所以后来又在车箱中部偏前之处横装另一条轼，而将车前聆向后斜接在这条轼上。汉代将这一部分用布帛蒙覆起来，名屏泥或屏星。《汉书•黄霸传》：“别驾主簿车，缇油屏泥于轼前。”《续汉书•舆服志》刘注引谢承《后汉书》：“州别驾从事车前旧有屏星，如刺史车曲翳仪式。”皆指此物而言。车箱之外，还在钒上横放竹编之笭。《释车》：“笭，横在车前，织竹作之，孔笭笭也。”
自軓而前，车辕向上昂起。辕端用名䡽的革带缚衡，衡中央用名𩉥的革带缚轭；轭叉在马颈上。这样，车箱由两轮和马颈支撑，遂可保持平衡。但由于这时的车辕是用直木揉成弧形的，所以无法利用粗硕的木材，强度难以保证。《汉书•苏建传》说：“长君(苏嘉)为奉车，从至雍械阳宫，扶辇下除，触柱折辕。劾‘大不敬’,伏剑自刎。”为了避免发生此类意外事故，东汉的曲辕车上，常自辕中部至轭軥处增设加固杆。此杆在西汉时还没有见过。
马车上的木制部件，除少数采用榫卯结构外，一般均须缠筋施胶，即《考工记•轮人》所说：“施胶必厚，施筋必数。”孙诒让正义：“筋胶之被，则凡车木任力处皆有之，附缠之以为固。”然而仅将车胶合起来，浸水时会松脱。《盐铁论•大论篇》记载的一句汉代歇后语“胶车倏逢雨”,其含意就是“解”。所以这些部分还要再用革带缚结，即《考工记•舆人》郑注中说的：“无革鞔，不坚，易坼坏也。”然后更于其外涂漆，亦即所谓“貌之以革而漆之”(《周礼•巾车》郑注)。经过这些道工序，才能组装成坚固实用的车。
下一步就可以套马拉车了。在车上套马的方法名系驾法。独辀车上采用“轭—靷式系驾法”。这种车至少须驾两匹服马，在这两匹马所负之轭的内軥(即靠近辆一侧的軥)上各系一条靷绳，亦即《左传•哀公三年》所称“两靷”；两靷的后端系在车箱前的环上，再用一条粗绳将此环与轴相连接。始皇陵出土的铜马车把这种系驾法反映得很清楚①。而双辕马车由于只驾一匹服马，所以将两条靷绳都直接系在轴上。最早的双辕车是否曾将靷系在其所驾之一匹马的轭之左右两输上，因情况不明，难以作出确切的判断。但西汉空心砖模印之车，其鞘已与轭输分离，两靷连为一体，在绕过马胸的部位上加宽为鞅，亦名胸带。马拉车时由胸带承力，称为“胸带式系驾法”。胸带和腹带(韅)、后鞦(鞧)组成整套鞁具。御者通过操纵手中的辔便可使车子行进自如。这种驾车的方法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很先进的，欧洲直到公元8世纪才出现同样的系驾法。在此之前，那里长期采用的是相当不方便的“颈带式系驾法”②。
此外，马车上还有若干布帛制作的部件。其中最重要的是系车盖的4根带子，名四维。用它们从四面将车盖拴紧，可使之不致倾斜。再如垫在箱内的茵、盖在轼上的絥，也都是实用之物。至于系于轴头的飞軨、系于马尾的纷、系于衔环上的扇汗等，则均属装饰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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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本书第24篇注②所揭文。
②见本书第29篇注②所揭文。
31 辇，鹿车，舆，梮，担，负，戴，鞍具
汉代的人力车有辇和鹿车。《说文•车部》：“辇，輓车也。从车、㚘，㚘在车前引之也。”先秦时，辇似乎尚未形成独特的车型。《左传•庄公十二年》说南宫万“以乘车辇其母”。杜注：“驾人曰辇。”又《襄公十年》说秦堇父“辇重如役”。杜注：“步輓重车以从师。”均可为证。但在四川乐山东汉崖墓石刻及江苏昌梨水库1号东汉墓画像石中出现的辇，均较畜力车为小，已另具特点(31—1、2)。后一例之挽辇者除手握辕端外，肩部还曳绳套。《史记•刘敬列传》中“娄敬脱輓辂”之赖辂，应即此物。汉代男子服徭役时常挽辇运输。《盐铁论•未通篇》说：“今五十已上至六十，与子孙服輓输，并给徭役。”即指这种情况而言。
图象中所见汉辇，都是人在前面拉，但文献中还曾提到人推之辇。《史记•货殖列传》说卓氏迁蜀，“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这个例子比较特殊。参以《管子•轻重甲》所说“夫妻服辇，轻至百里”,则“推辇”也许就是“服辇”。因为在汉代用手推的车只有鹿车，它是一种独轮车，其形制与辇大不相同。《风俗通义》说：“鹿车窄小，裁容一鹿也。……无牛马而能行者，独一人所致耳”(《御览》卷七七五引)。鹿车在敦煌卷子本句道兴《搜神记》引刘向《孝子图》中作“辘车”。清•瞿中溶《汉武梁祠画像考》说鹿车之鹿“当是鹿卢之谓，即辘转也。”①这是将鹿车之独轮比作辘节(滑轮),说固可通。但说鹿车“裁容一鹿”,亦并非望文生义之词。四川彭县出土东汉画像砖上之鹿车，只装载有一件羊尊，可谓“裁容一羊”(31—3)②。羊尊常与鹿尊为类(83—4、5)；如若此车改装鹿尊，就正和《风俗通义》之说相合了。根据山东武氏祠画像石、四川渠县蒲家湾汉阙雕刻以及成都等地出土的画像砖上所见到的情形，鹿车的车轮都装于车子前部，因而车的重心位于轮之着地点(支点)与推车人把手处(力点)中间(31—3、4)。就杠杆原理而言，这是一种费力的方式。虽然如此，鹿车仍能装载约100公斤重之物，且能在比较狭窄的道路上通行，从而在运输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国家博物馆已将这种鹿车制出复原模型(31—5)。鹿车在我国发明于西汉时，而在欧洲则要到12世纪以后才出现类似的独轮车。
没有轮子，直接以人力抬或挑的是舆和担。《汉书•严助传》说：“舆轿而喻领。”颜注引项昭曰：“领，山领也。不通船车，运转皆担舆也。”用木板制成的舆名板舆(《文选•闲居赋》),它有点像一副担架。武氏祠画像石的“孝孙原谷”故事中曾出现此物，是原谷与其父抬他的祖父时用的(31—8)。也有舆面不用木板而以竹篾编成的，名衡舆，见《史记•张耳列传》。外形与舆相类，但不抬人而抬物者，则名梮。《汉书•沟渔志》颜注引韦昭曰：“梮，木器，如今舆床，人举以行也。”《左传•襄公九年》：“陈畚梮”,杜注：“梮，土舆也。”可见此器用于抬土。梮又作䡞。《说文•木部》：“䡞，所以举食者。”则此器又用于抬食物；沂南画像石中有这种梮(31—7)。担和现代挑的担子差不多。《史记•平准书》：“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山西平陆枣园新莽墓壁画中有担(31—9)。担物所用之具名任。《孟子•滕文公上》：“门人治任将归。”赵注：“任，担也。”《礼记•祭义》：“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郑注：“任，所担持也。”居延简“〼戊取木荏六千三百卅一”(515,40)之木荏，于豪亮认为即担物所用的木扁担③。其说是。
以人力负物时，常用篝苓，它很像现代的背篓。《类篇•竹部》篝下说：“一曰蜀人负物笼，上大下小而长，谓之篝签。”四川新津出土的负物俑背的正是此物(31—10)。此外，还有用头戴物的，孝堂山画像石中有戴盆者。汉代有“戴盆望天”的谚语(《汉书•司马迁传》,《后汉书•第五伦传》),足证这种情形较常见。又山东临沂金雀山13、14号西汉墓均出戴壶女俑(31—14)。为了防止滑落，无论戴盆或戴壶，均须先在头顶加垫圈，此物名窭薮。《汉书•东方朔传》颜注：“窭数，戴器也。以盆盛物戴于头者，则以窭数荐之。今卖白团饼人所用者是也。”窭薮亦名横盈(《说文•皿部》)。它的形象在晋宁石寨山所出土贮贝器的刻纹中表现得很清楚(3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