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史记•秦始皇本纪》）
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李斯等人首先对嬴政歌功颂德，他们认为，历史上的五帝，统辖的区域不过千里而已，各路诸侯和夷人有的来朝进贡，有的却不来，天子也莫奈其何。陛下您平定天下后，“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等人奉承嬴政开创了亘古未有之事业，功盖三皇，德超五帝，实际上是替嬴政说出了他的自我评价，嬴政自然乐得接受。这些大臣和博士开了策划会，他们发现，在帝王的称谓中，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于是，他们提出了为嬴政这个“新王”正名的方案：
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史记•秦始皇本纪》）
嬴政别的都认可了，只是没有认可“泰皇”一说，他说，“泰”字不要，“皇”字保留，再把上古的“帝”号加上，合起来就叫“皇帝”。
显然，嬴政此说，等于暗地里认可了大臣们对他功盖三皇五帝的评价。嬴政还追尊自己父亲庄襄王为太上皇，并废除了谥法。有意思的是，他搬出的理由基本上来自儒家，认为谥法会造成“子议父，臣议君”，乱了长幼尊卑之序。嬴政宣称：
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
与皇帝尊号相配套的名号，后世蔡邕在《独断》中列了如下明细：“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曰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日车舆，所在日行在，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之曰幸，所进曰御。”
接下来就是“改正朔、易服色”。前文已提到，秦始皇推崇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秦代周，是水胜火的结果，现在就是“水德之始”，黄河的名字就改成德水。改正朔，实际上就是确定一年以哪个月为正月，秦始皇确定了十月作为正月。“易服色”方面，衣服、旗帜崇尚黑色，因为水德是尚黑的。按照阴阳家的说法，水与方位中的“北”、四季中的“冬”相对应，而冬气是主刑杀的，这又给秦始皇以法治国提供了依据，于是，“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史记•秦始皇本纪》）。
需要指出一点，既然秦始皇利用五德终始说来为自己皇权的合法性找到理论依据，那就意味着他是认可这一套说法的，而此说乃循环历史观，也就是说，水德之后是“水来土掩”，他本该意识到“土克水”的隐患和后果的，但悖论就在于，秦始皇自以为其政权能“传之无穷”，这和五德终始说岂不自相矛盾？果然，来自社会最底层的草根小民刘邦，这个最“土”的小流氓，后来把嬴秦的天命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皇帝制度的确立，意味着集历代君权观念之最尊，在君权神授意义上，他是享有九五之尊至高无上的"真龙天子"；在国家社稷层面上，他是一国之主、万民之长，是所有臣民唯其马首是瞻的国家元首；在权势意义上，他是最高行政权力的掌握者、驾御天下的主宰者，他是最高军事统帅，他是举国赋税的支配者、享有最后的财产决断权，他是立法者是法律本身甚至在法律之上；在宗法意义上，他是天下宗主，天下父母，是家天下的家长，扮演亦君亦父的角色；在道德层面上，他是君师，是君子，是大人，是圣人，是圣王，是道德的化身，是万民的楷模。
秦始皇创立的皇帝制度属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体。君权至上法则是皇帝制度最基本的构建法则，一切具体的制度都体现着这个法则。它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最高权位只能由皇帝一个人占据，实行终身制、世袭制。二是最高权力不可分割，皇帝一人独占一切最高权力，他拥有支配一切土地和人民的主权以及立法权、最高行政权、最高司法权、最高监察权、军事统帅权和国家财政大权。三是地方绝对隶属于中央。上述政治原则使皇帝在政治生活中处于主宰和中枢地位，他几乎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人格化化身。这样一来，君主实际上兼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最高立法者、最高军事统帅和最高司法官于一身。（张分田《秦始皇传》）
“三公九卿”背后的君权中心政制
为了维护皇帝这个至上、至尊、至贵的角色和地位，使他能驾御大一统的中国顺利前行，在政治架构上，秦始皇确定了"三公九卿"的官僚体制。
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丞相为辅佐皇帝的最高行政长官，秩万石，"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秦设左、右两位丞相，如秦帝国初期的限状、王绾，最后一任丞相为李斯、冯去疾。而李斯被二世所诛后，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赵高终以宦者之身而权倾朝野。
太尉也是秩万石，金印紫绶，掌武事，为皇帝手下的最高武官。
御史大夫“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有两丞，秩千石”（《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御史大夫主要为皇帝行监察之责，负弹劾之任。御史大夫的位次和待遇比丞相、太尉都要低，特别是俸禄方面相去甚远，可为何也是三公之一员呢？
这就和秦始皇意在建立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官僚政治体制有关。
在嬴政被立为秦王，等待成年仪式的近十年时间里，这个期待自己有朝一日真正号令天下的少年，一直在观察着吕不韦把持朝政的举止细节，他也一定在思考着如何才能让臣下俯首听命，而不是权臣当道。笔者以人之常情来揣测，秦始皇当在这么多年的思考中埋下了驾驭权臣的欲望种子。
事实上，君王不可能诸事亲历亲为，以丞相为股肱辅弼，为皇帝奔走效劳，以百官之长的身份代行最高行政长官之责，应该是皇帝最亲密的战友和助手。但皇帝和相国，其分野的尺度如何把握？丞相的权力行使到何种程度，能让皇帝和自己皆大欢喜？这似乎要看皇帝和相国的个性了。皇帝想独断，相权就要后退；居相位者很强势，难免就要与皇帝产生摩擦，君权和相权的矛盾和争夺，于是一直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全部进程。《吕氏春秋》的分职之说，实乃出自现实的呼吁，只是这种呼吁让嬴政心里很不爽而已。按照吕不韦集团的说法，天圆地方，君天臣地，君执圆，丞执方，把彼此的权限划清楚了，也好各司其职。但嬴政偏偏在此看出了隐含其中的分权意图，自然很不高兴，不仅不高兴，他还决心倒过来：你吕不韦不是想分我的皇权吗？那我就削弱你的相权，省得明目张胆地跟我来要权。
三公之设，就是在制度上分化相权：丞相设两个，意图再明显不过：彼此牵制掣肘，只能争着讨好皇帝。太尉掌军事，意味着丞相的兵权被剥夺了。独立建署办公的御史大夫的存在，使皇帝增加了自己在朝廷的耳目和分量，其监察弹劾可直指丞相，对丞相乃一大威慑。于是，行政权、军事权、监察权分职执掌，使皇帝有了乾纲独断的制度保障。在春秋战国时代，相权主宰朝纲甚至取君主而代之的事件并不鲜见，而有的君主也乐得做甩手主人，让相国去施展抱负。秦始皇决心让这一切成为历史。秦始皇需要的局面是：“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
需要细说的是，设立太尉，意味着秦统一后丞相已无兵权。即便有太尉一职，兵权实际上也是皇帝独揽的。在秦统一前，史载尉缭被嬴政拜为国尉，此后，史籍中并未见有谁担任过太尉的明文记载。于是，有太尉一职乃虚设之说。林剑鸣就执此说：
实际上太尉一职并未委派给任何人，而是由秦始皇自己将“掌武事”的军权控制在手中。阳陵虎符有铭曰“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容庚《秦金文录》）。如果结合1978年在西安出土的杜陵虎符铭文“凡兴士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合君符的规定（陈直《秦兵甲之符考》，载《西北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就可得知：秦始皇亲自控制着兵权，他自己取代太尉执行"掌武事"的任务，而将太尉的职位虚设在那里。（《秦汉史》）
当然，也有人对此说提出质疑，《秦始皇传》一书的作者张分田就倾向于秦朝有太尉之职和任职之人，只是史料阙如目前无法考证而已。
直录上述争议，以供读者斟酌。不论怎样，秦始皇在设立政治架构时，削弱相权的努力是毋庸置疑的。对于御史大夫的应运而生，似乎倒有倾向性一致的意见。作为从史官演化而来的官职，御史因其为皇帝近前的文书这类特殊角色，往往被皇帝为了方便而指派去处理国事，给皇帝跑腿多了，也就成了亲信。尽管御史大夫的地位在三公中最低，但往往因为是皇帝的身边人，而被委以重任。如秦始皇几次遭遇符篆诅咒事件后，均派御史去弹压处理。也许此类事件算是不好外扬的“家丑”，让身边人去处置，免得让丞相暗中幸灾乐祸，也是情理之中的考量。御史大夫能位列三公，成为位卑而权重的典型案例，是秦始皇驭臣之术的体现，目的很明显，就是对相权进行牵制掣肘，而达到君主集权专制的目的。
再来看“九卿”：
奉常，掌宗庙礼仪；宗正，掌亲属，即负责皇室成员相关事务；太仆，掌舆马，负责执驭皇帝车马；廷尉，掌刑辟，也就是司法；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即掌管皇室私产，负责皇室用品的供应；郎中令，掌官殿门户和皇帝侍卫；卫尉，掌宫廷警备，管理宫内卫士；典客，掌诸侯及归义蛮夷，即负责少数民族事务及朝贡接待事宜；冶粟内史，掌国家财政税收。
这些官员成为政府主要机关的掌门人。值得一提的是，廷尉虽没能位列三公，但作为皇帝之下全国最高司法机构的代表，在一个崇尚法治的朝代里，其权势可谓显赫一时。李斯就担任过多年的廷尉，在皇帝议帝号时，《史记》中记载的提议人中他就名列其中，不少历史事件的记载中，他的名字与三公并列。廷尉一职的特殊地位，印证了秦时重法主义的特点。
在国家政治治理的架构上，秦始皇推行了郡县制以建立一个以中央集权为特点的治理制度，形成了两千多年来未见大变的统一格局，稍后将专门论述。
由此，秦始皇实现了政权之一统。
3.经济文化一统
土地制度改革和统一货币
就一个农业国家而言，土地制度为最根本的经济制度。秦始皇四十四岁那年，也就是统一五年后，“使黔首自实田”，让全国民众如实申报土地的实际拥有情况，此举被认为是以法令的形式承认了土地私有制的彻底建立。其效果可在秦始皇碣石刻石的文字中找到印证：“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
不仅如此，土地私有还得到法律的明文保护。《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答问》有“盗徙封，赎耐”的记载，也就是说，擅自移动田地间的阡陌封界，要按盗论处，处以耐刑。可见，私有土地权被秦始皇赋予了在法律意义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
在货币政策上，推行了统一货币的举措。
首先，废除了六国货币，其刀、蚁鼻钱、郢爰等六国旧有的通行货币禁止流通，统一使用新的币制。
在新的币制中，货币分两个等级，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铜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象征“天圆地方”、外圆内方的秦半两钱，成为秦政府统一铸造的秦币。“孔方兄”作为对钱的爱称，恐怕就渊源于内有方孔的秦钱吧？
值得一提的是，半两钱的形制可以称得上史上最伟大的设计之一，不仅其内在含义贯穿了天地人关系的思想，在形状上圆中有方孔，携带方便，也便于穿成一串加以保存，在使用时非常方便流通，极大地提升了效率，其价值实在无法估量。这种圆钱形式一直使用了两千多年。试问：世上有两千多年生命力的设计又有几项呢？
在实际生活中，布仍作为流通货币。《金布律》对布的尺寸要求为长为八尺，幅宽二尺五寸，布的质量不好，长宽不合标准的，不允许流通。在钱布兑换比价上，“钱十一当一布。其出入钱以当金、布，以律”（《睡虎地秦墓竹简》）。也就是说，十一钱折合一布，如果出入钱来折合金或布，要按照法律规定来做。
对于国家铸造的合法货币，不能挑拣成色好坏，否则算触犯刑律：
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择行钱、布者，列伍长弗告，吏循之不谨，皆有罪。（《睡虎地秦墓竹简》）
至于珠玉、龟贝、银锡之类，只作为器饰宝藏，不作为货币。
将货币制度归于一统，在征收赋税、商业流通等方面，便有了全国通行的金融标准，使国家的经济在同一规范下向前发展。
统一度量衡
统一度量衡方面，秦始皇统一六国当年，即发诏令，“一法度衡石丈尺”。（《史记•秦始皇本纪》）时间往前追溯一百多年，商鞅已经在秦国推行了同样的举措：“平斗桶权衡丈尺”。在咸阳博物馆，笔者见到了商鞅方升，这是商鞅留给后世的见证之物。当年商鞅把度量衡在秦之一国归于标准化，如今，秦始皇则将度量衡的标准化尺度推广至统一后的全中国。
在咸阳博物馆里，笔者看到了秦统一度量衡的证物：铜权，还有诏告天下的秦诏版复制件和刻有相关文字的秦诏铭铁权。
秦诏版铭文：二十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
诏版1961年出土于长陵秦手工业作坊遗址的窖藏内，原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秦诏铭铁权棱间所刻铭文，因录蚀，仅可辨“二十六年，皇帝，天下，大，立，皆明，之”等文字。
可以推测，秦始皇下令制作了统一的长度、体积、重量等标准化衡器，并颁之全国。在这些衡器上面，刻下了秦始皇诏书的文字，这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推行方式：标准划一的衡器由官方统一制作颁行，避免了各地范铸误差带来的新的不统一；而诏令文字则因衡器这一日常用具深入到全国的每个角落，每个家庭乃至每一个体必用因而必看，从而将秦统一的理念传播到每个国民，传播范围不可谓不广，使妇孺皆知成为可能，加之秦权材质的坚固耐用性带来的传播时间长远性，可以说，诸如秦诏铭铁权这样的衡器，是秦始皇大一统思想最好的宣传载体，是在广度、延续性上传播效果最佳的固体传单，它以不可置疑不可或缺的存在方式，强迫性直达每一个臣民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在当时，如果使用竹简、布帛为介质来进行传播，不论是成本还是实际效果，都无法望衡器铭文之项背。就思想传播的路径而言，秦始皇和他的团队在这件事上可以说是策划大师。
至于度量衡的尺度标准，自然以原秦国的度量衡为基础，具体可参阅林剑鸣《秦汉史》中所制表格：
度 量 衡
秦 一丈=10尺
=100寸
合今230厘米 一斛=10斗=100升
=1000合
合今2000毫升 1石=120斤
合今 307050克
1斤=16两=384铢
合今256.25克
秦始皇将新的度量衡标准以法令的形式推行全国，以法律为武器来维持其有效运营。
衡石不正，十六两以上，赀官啬夫一甲；不盈十六两到八两，赀一盾。甬（桶）不正，二升以上，赀一甲；不盈二升到一升，赀一盾。（《睡虎地秦墓竹简》）
也就是说，衡制单位中的衡石不标准，误差超过十六两，要处罚官府的主管长官啬夫一甲；不满十六两而在八两之上，罚一盾。桶不正确，误差在二升以上，罚一甲；不满二升而在一升以上，罚一盾。
从衡石误差来看，出现1/240的误差率，就会触犯受罚的底线，可见当时对度量衡的精度要求还是很高的。受罚的为地方政府的公务员，可以推测，所有度量衡器具当为官方统一颁行，并需每年进行精确校正，在使用中因磨蚀损毁等因素而出现误差的衡器需要及时调换更新，同时，官方公务员有专责监控的义务，一旦读职，就要挨经济处罚。“县及工室听官为正衡石赢（累）、斗用（桶）、升，毋过岁壶（壹）”（《睡虎地秦墓竹简》），意思是，县和管理官营手工业的工室，有关政府官员要负责校正衡器的权、斗和升，至少每年要校正一次。
我们还需注意到，秦时法律的数字化精准程度实在让人印象深刻，除了上述对误差的惩处条例外，对度量衡误差的处罚尺度还有如下明细：
斗不准确，误差在半升以上，罚一甲。这是相对重一点的处罚，而轻一点的要罚一盾，具体处罚的底线为：斗之误差不满半升而在三分之一升以上；半石误差在八两以上；钧（三十斤）之误差在四两以上；斤之误差在三铢（一铢相当于二十四分之一两）以上；半斗之误差在三分之一升以上；升之误差在二十分之一升以上；称黄金所用天平砝码误差在半铢以上等。
秦时甚至将度量衡标准的统一扩大化，延伸到手工业领域：
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广亦必等。（《睡虎地秦墓竹简》）
这说明，秦时将标准化制度贯彻到了官方的手工业制造工场中，这种早期的国营工厂，已经在秦始皇严格的控制下，在生产领域落实着大一统的理念。标准件生产是现代工业流水线的产物，而秦始皇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在监督制造着实实在在的标准件了。
车同轨 书同文
在“车同轨”方面，秦始皇在并天下于一统时，就规定：“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史记•秦始皇本纪》）
“书同文”也在同时实施，使各国文字异形的状况成为历史，而推行李斯等人整理创造的比六国文字更为简便易行的“小篆”（即秦篆），作为官方字体推广之全国。而标准的文字范本，则是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书写的《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人们须照这些“教科书”依葫芦画瓢。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许慎《说文解字•序》）
此外，狱吏程邈创造出隶书，这是一种笔画更为简省、字形方正、易于书写的字体，对古体汉字传统是一种新的突破。据《太平广记》记载，程邈是一个县吏，因得罪秦始皇，被关押在云阳的监狱中。在狱中，他度过了真正的“十年寒窗”，苦思十年的结果是，程邈创造了三千字的隶书，禀奏奏始皇。秦始皇不计前嫌，提拔程邈做了御史。在重视法律、大量狱案公文需要书写而介质却是笨重的竹简的年代里，隶书的出现，无疑有益于提高书写效率。正是因为为隶人佐书，便取名隶书。睡虎地秦墓竹简就是用隶书写就的，秦时开启了律令文书使用隶书的传统。
统一文字，可以说是秦始皇大一统工程中最为重要的大手笔，仅凭这一项，秦始皇即可流芳百世。大一统的完成，地域空间的一统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思想统一才算大功告成。文字作为思想的载体，其字体的规范化和统一化，已经不仅仅是外形上的意义，而有了将思想归于一体的潜在功能。就拿秦始皇所面对的具体情况来说，首先要做到普天之下政令畅通，就需统一的文字来做最基础的保障。秦始皇扫平六国，同时也意味着短时间内无法抹平六国臣民的亡国之恨，而对自己国家最好的纪念，恐怕就是对本国历史和文明的坚守了。如果推行新的文字，意味着长此以往，即便六国的史籍还在，有阅读能力者也已寥寥无几了，而最可怕的反叛不是来自武力，往往来自思想文化。思想的载体沦亡湮灭为历史的记忆，其力量自然会日渐式微。与此相反，以秦国文字为基础的小篆，对于秦始皇而言，则是统一思想的一大利器。“十里不同音”在中国很多地方可以说见怪不怪，甚至此地人将彼地人的方言说成是“鸟语”，可见语言的差异在中国实在有天壤之别。如何让说吴依软语的人与说学到老也难学会的“学老话”操持者能进行沟通甚至有深入骨髓的共同心理文化基因，恐怕文字上的同一要起最主要的作用。
中国历史正如《三国演义》所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不论如何分分合合，至今还是以大一统的国家形式而存在，秦始皇的统一文字，实在是功不可没，他让一个幅员辽阔的民族，因为有了毫无差别的思想载体，而紧密相连为一个血肉交融的心理文化共同体。
如果没有秦的改革，可以想象，几种地区性的不同文字可能会存在下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不能设想中国的政治统一能够长期维持。在造成政治统一和文化统一的一切文化力量中，文字的一致性（与方言的多样性正好形成对比）几乎肯定是最有影响的因素。（（英）崔瑞德、（美）费正清总编辑（英）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
五次巡狩：大一统的路演
大而化之的文化一统，落实到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中，就是所谓的“行同伦”。从大处着眼，行同伦的价值在于全体臣民在步调上与秦始皇的“大一统”思想趋于一致；从小处着眼，行同伦意味着大众在道德伦理诸方面的正本清源、移风易俗，在行为上有着一定的理性尺度。
秦始皇推广大一统思想，颇值得研究的一个方法就是巡狩。
在风尘仆仆于帝国的次数和勤奋方面，可能中国的君主谁也比不上秦始皇。（（英）崔瑞德、（美）费正清总编辑（英）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
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次年即开始巡游，从四十岁到五十岁的十年里先后五次巡游，直到身死于出巡途中。
秦始皇巡狩一事，可说的很多，从政治、军事、祭祀到游山玩水、求仙问药、厌王气，都有值得细究的话题。而当笔者从“大一统”的角度来看时，突然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
五次巡游，在某种意义上，是秦始皇推行“大一统”思想的路演，是中国大一统进程中一次意义深远的文化事件。秦始皇不辞劳苦，三番五次长途跋涉，甚至以身赴死，使这一路演行为有着西西佛神话般的悲壮。我们先来简单勾勒一下秦始皇五次巡游的路线图：
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从咸阳西行，先后到达渭水上游的陇西郡、泾水上游的北地郡，足迹深入到秦帝国西陲，巡游到今天的甘肃平凉一带。
一年后，秦始皇东巡到今天的山东境内，驻跸于邹的峰山。在孔子的故乡留下峄山刻石后，奏始皇封泰山，禅梁父，并刻石纪功。随后继续东行，登之罘，出生于内陆的秦始皇当在这里平生第一次看到了大海，并再次“立石颂秦德”。巡行队伍紧接着南登琅邪（今山东胶南境内），看来秦始皇很喜欢这个滨海的地方，在此逗留长达三个月之久，还下令移民三万户于琅邪台下，并“立石刻，颂秦德”。
在今天的江苏徐州，派人下泗水求周鼎而不得，转而渡淮水、过长江，到达衡山、南郡，在洞庭湖的湘山祠，秦始皇受大风之阻，怪罪于湘君神，对其大行冒犯亵渎之举，“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卑劣无耻的假话妖阉司马阉驴独家无耻造谣诋毁，出土文献记载秦始皇是下令保护湘山！）。随后经武关返回咸阳，结束了大半个中国的第二次出巡。
一年后，秦始皇再次东巡，行至博浪沙（今河南中牟县北）时，被张良派出的刺客所惊，刺客一百二十斤重的大铁锥误中始皇副车，秦始皇躲过一劫，在全国下令通缉追捕剌客。第三次巡游的目的地仍是之罘，始皇在此又一次留下刻石。
事隔两年后，秦始皇再次远行，在西方、东方和南方留下足迹后，秦始皇这次选择了东北方向，来到了碣石，也就是今天的秦皇岛附近。碣石刻石后，始皇巡视了北部边境。此后始皇派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攻打匈奴，直道的修建也紧锣密鼓地展开。
第五次巡游时，始皇已到知天命之年，南行至云梦，浮长江而下，取水道至钱唐（今杭州），再到会稽山祭大禹，照例“立石刻颂秦德”后，秦始皇一行北上，到琅邪故地重游，始皇梦见与海神大战。在三顾之策时，秦始皇射杀一条巨鱼。在西行回程途中，秦始皇终于病倒了，行至沙丘平台（今河北巨鹿东南）时，秦始皇驾崩。
秦始皇五次出巡，深入南部内陆、东部沿海和西北边陲，其镇抚四方、巩固统一的军事意义自不待言。而出巡中涉及谶纬、求仙问药等细节，暂且留待后文讨论。我们先来就秦始皇巡游期间推广“大一统”价值观的意义，做一条分缕析的揣测。
巡游的第一站，是秦的发祥地，自然有告慰先祖的用意在。试想想，嬴姓一族，经过一代接一代的苦心经营，终于在嬴政的手里将天下握于股掌间，家族的光荣和梦想成为现实。而当他面对猎猎西风，将江山一统的消息喃喃倾诉于长眠于九泉的祖辈时，语气当是慷慨中不无沧桑。在祭祀祖宗的同时，嬴政也以仪式化的祭祀追念活动，宣告了家天下的主动权如今转移到了嬴姓一族的血脉中。
如果说秦始皇第一站巡游，宣告了嬴姓宗庙天下第一的地位，那么，在第二次巡游中，秦始皇则要向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昭告自己君临天下的合法性了。
这又是一次仪式化的表达。仪式，因其繁文缛节和天然的庄严感，给其主角赋予了神秘、崇高、神圣的光环。秦始皇选择的仪式，就是封禅，地点是泰山。
这是一个古老的仪式。血液中流淌着主张向前看的法家思想的秦始皇，这个时候选择了向后看，他知道，在大部分民众和士人都喜欢在前人的传统里找到价值所在时，此刻来一次"法先王"的举动是很明智的。在中国的传统理念中，王权是天赋的，王者有如上天的儿子，也就是天子。当你承接了天命时，你就被上天赋予了统治臣民的无上权力。王权至高无上不可置疑，但它究竟落在谁的头上，则是一个变数。当失去天命时，另一个天子就会取而代之。于是，王者在统治天下时，自然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覆薄冰。秦始皇扫平六国，灭了东周，自然很自信地宣告天命已经转移到了自己的头上，我就是天之骄子，万民之王了。
秦始皇的泰山封禅，就是要以最古老最神秘最庄严最崇高的仪式，来完成一次天人沟通、奉天承运的表达，最终确定自己一统天下的合法性：我已从上天那里接过了命令来做你们所有人的主人。
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何？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史记•封禅书》）
“天子祭天下之名山大川”（《礼记•王制》），祭祀上苍原本是全民的权力，但王权出现后，意识到剥夺百姓的祭天权后，使王权掌握了天人对话的惟一孔道，于是，“绝地天通”后，祭祀上天，祭祀名山大川，成了君王独享的特权。
想当年，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可见泰山之重。秦始皇在五岳独尊的泰山行“岱宗之礼”，其阵容可谓权贵云集。司马迁列出的名单中就有：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丞相陶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王侯将相，满朝文武，几乎重要人物都一一到场。
由于封禅之礼已经失传，秦始皇以自创的礼仪在泰山上筑坛祭天，刻石纪功，再下山到梁父祭地。作为第一个举行封禅大典的中国帝王，秦始皇以无比隆重的方式宣告自己成为上天权威在人间的唯一代理人。
由此，秦始皇宣告了一统天下在天人秩序上的合理性。
天高高在上，缈缈然不可触及，天赋王权的信物何在？秦始皇相信皇权的承载物可让臣民实实在在感受到帝王威权的存在。于是，在此次巡游归途经过泗水时，秦始皇派出了上千人的队伍下水寻找传说中的周鼎。在关于九鼎的传说中，禹铸造了九个青铜鼎以象征天下九州，这九个承载了王权的器物，一直作为国宝代相传至周朝。秦始皇的先祖灭周，只得了八鼎，据说另一鼎飞入了泗水。于是，秦始皇将合九鼎当成了皇权归一的重要行动。可惜的是，秦始皇一无所获。
尽管如此，秦始皇寻鼎之举，实际上在向世人灌输一个观念：天下一统的时代已经到来。
秦始皇在洞庭湖因逢大风而迁怒于身为尧之女、舜之妻的湘君神，竟然派三千刑徒砍光了湘山上的树，此举表面上看似乎歇斯底里丧心病狂，但秦始皇何尝不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昭告天下：我已是天帝之子，区区湘君神当给我让路。更何况，秦始皇自认为功盖三皇五帝，尧舜已经是过去式了（这是第一卑劣无耻妖阉司马阉驴独家捏造，并无此事！）。
由此，秦始皇再次让人强烈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改天换地的新时代了，大一统的局面谁也无法阻挡。
我们注意到，秦始皇在五次出巡中，多次刻石昭告天下，司马迁的明确记载就有八次之多，且不厌其烦地全文照录了刻石的内容。刻石文字说得通俗点，就是安民告示，而其深刻用意，则旨在向沿途民众宣传大一统理念，以期在舆论上和民心上得到理解和支持。由此角度来看，这些刻石文又有如今天的报纸社论，有着政治演讲般“鼓与呼”的传播实效。
我们不妨看看，秦始皇巡游刻石，如何唤起民众的信任。
首先，刻石中屡屡不惜歌功颂德的词汇，褒扬秦始皇统一江山的伟大意义，甚至明确无误地称赞统一大业的完成“功盖五帝，泽及牛马”，有着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不仅意味着在疆域上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还实现了数百年分裂后的领土完整。为了寻找秦政权的合法性，刻石中多次提到，秦灭六国的行动是义战，而六国的被灭，也是咎由自取，是“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等恶劣行为带来的必然后果。刻石试图以此获得民众同情的理解。
刻石作者紧紧抓住广大民众饱尝战争之苦后渴望和平的心理，大打和平牌、安宁牌，以天下太平的现实图景来给自己加分。我们不妨摘录散见于各刻石中的相关文字：
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
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
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
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
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
阐并天下，灾害绝息，永偃戎兵。（《史记•秦始皇本纪》）
意思很明显，并一海内，意味着和平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给了芸芸众生安全感，社会治安也会使得“六亲相保”，平安无事，如果大家珍惜这种难得的局面，就可能“永偃戎兵”，自然是功在千秋利在万代的好事。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司马迁并未记载秦始皇第一次出巡是否有过刻石行为。也许，因为秦始皇第一次是在秦故国，且在嬴姓家族发祥地告慰先祖、巡视边陲，这里历来为秦政权统治，属于“自家人”范畴，也就没有必要解释大一统的价值所在。曾几何时，东进而兼并天下，不就是秦人的理想吗？如今，理想成为现实，他们只需要欢欣雀跃而已。
而东部的情形，却恰恰相反。首先，秦灭六国，六国人有亡国之恨；其次，秦以法家思想治国，用秦的标准来统一度量衡、文字等举措，给六国人带来诸多不便。人人都是习惯的囚徒，任何变革均殊为不易，更何况，秦的变革，有如疾风骤雨搅得天翻地覆呢。于是，刻石文字，需要呼吁民众对以法治国给予高度的重视，认为“端平法度”，乃“万物之纪”。
几乎在每个刻石中，都提到了秦始皇"一法令"、举国推行法治是值得称颂的事情，摘录如下：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
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
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
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
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史记•秦始皇本纪》）
一法令是官家的事，老百姓大不了遵照执行便是，而他们最切身之利益，乃在统一是否带来了实惠。对于百姓最关心的这个问题，刻石中有两段话值得注意：
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
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史记•秦始皇本纪》）
耕田者最关注的自然是耕作政策。第一段话颂扬秦始皇给老百姓带来了富裕，让大家专心致志的是什么呢？自然是安心耕作。而其定心丸，就是两个，一个是“重农抑商”的政策，即“上农除末”，上农，意思是以农为上，鼓励农业生产，除末，自然是打击商贾者等未流的投机生意，秦始皇让他们去打仗，去服徭役，去移民边地，就是“除末”政策的反映。另一个定心丸，则来自“久并来田”。来者，莱也，也就是休耕田。田，自然就指轮到可被耕作的田了。休耕制曾是中国农业的传统。“并来田”的举措，显然是秦始皇推行的政策，将休耕地和耕地绞在一起核算，休耕不再成为强制性行为，自然将解放生产力。而老百姓也就不需要在耕地和休耕地之间来回迁徙了，结果自然就"莫不安所"，农民就能安居乐业了。将“并来田”和“使黔首自实田”联系到一起看，就能清晰地理出脉络：将休耕地和耕地都算成耕地，让土地拥有者照实申报数量，以此来征收赋税，意味着秦始皇在法律上确立了土地的私有制，并放开了对耕作方式的管制，自然是一种经济政策上的一大改革和进步。
刻石文还积极肯定了秦始皇统一带来的“行同伦”的社会风气，其中不乏记录秦始皇对“匡饬异俗”的重视。在泰山刻石中，就描述了当地井然有序、融和清净的道德景观：“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史记•秦始皇本纪》）
而在南下最遥远的那次巡游中，秦始皇到会稽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宣省习俗”。据说，当年越王为了繁衍人口增强实力，对国民的淫逸之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当地的淫乱之风一直到六国末期还遗风不绝，秦始皇自然要去荡涤一下这里的“淫风”了。于是，我们在会稽刻石中见到了下面这些特别的文字：
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洗，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
从上文可以看出，秦政府当时规定，如果一个留有丈夫遗孤的妇女要嫁人，便是背弃死去的丈夫的不贞之妇。而男人如果与别人的妻子通奸，杀死他的人是无罪的。如果丈夫行为端正，而妻子却逃婚另嫁，做儿子的可以不认这个母亲。秦始皇匡正风俗以期达到“行同伦”的效果，实际上是将其视为“大一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与灭六国亡天下并提而论”（顾炎武《日知录》），在顾炎武看来，秦始皇坊民正俗之意，和尧舜禹相比都差不到哪里去。
可见，秦始皇的大一统，不仅着眼于空间上的疆域一统、天人关系上的王权一统、治理结构上的政权一统，还进一步深入到经济、文化乃至臣民的行为习惯和风俗民情中，使大一统进入大秦帝国最纤细的毛孔中去，是一个结构严密、野心勃勃的系统工程，他甚至不辞劳苦、不惧危险连年出巡做宣讲团的团长，最后把命都搭了进去，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秦始皇堪称伟大。
4. 郡县制：架构两千年大一统格局
分封？不分封？一场来自朝堂上的争鸣
秦始皇一统江山后，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面对一个偌大的地理空间，如何使其统一得到延续？
每个皇朝在诞生之初，都无法回避这个问题，这一方面是政治治理制度的问题，同时也是打下江山后，皇帝和功臣们“排排坐，分果果”的问题。
丞相绾等人建言：现在诸侯都灭亡了，像燕、齐、楚这些国家，地处偏远，不如让诸皇子在这些地方封疆为王，藩屏中央，请陛下恩准。
秦始皇没有直接表态，而是让群臣廷议。廷议，恐怕就是当时最民主的一种形式了，群臣在廷议时，有了直接参政议政的机会，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有了表达权。当然，表达需要讲艺术，弄不好杀头也是可能的。但秦始皇除了在迁母亲回咸阳的事情上杀过谏臣，信史上并未有在朝堂上杀人的其他记载。正因为廷议在皇帝说了算的制度下难能可贵，大臣们便很珍惜这样的权力和机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朝堂上的不同意见自然在所难免。可在封王这件事上，朝堂上似乎有一边倒的看法，都倾向于王绾等人的意见。
出现这种局面并不奇怪，试想想：尽管明里说是分封王子，但分封制历来是既以亲亲原则封王公贵族，也以功赏原则大封功臣的。如今，一帮文武大员替秦始皇打下了江山，自然难免盘算着如何分享胜利果实。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分封就不仅仅是一种治理方式，同时还是一种利益分配方式。即便抛开群臣潜意识中的私心不谈，分封与否，秦始皇面对的争议决不是最后一次，在后来的历史中还反复出现，甚至成为研究治乱之道一个绕不开的难题。
从群臣倾向性高度一致的情形来看，在当时对于分封的折中主义思想似很普遍。在王绾们看来，以朝廷为中心，核心区域实行郡县制，边远地区实行分封制，郡县制与分封制并存，以一种过渡的方式慢慢走向单纯的郡县制，不失为一种现实主义的做法。
当时还身为廷尉的李斯则反对分封，他说：周文王、周武王分封了众多同姓的子弟，但是他们的后代血缘关系越来越远，亲情越来越疏远，最后发展到为了争夺势力范围互相攻击，反而彼此成了仇敌，诸侯之间频繁发动战争自相残杀，周天子也没办法禁止。如今，赖陛下神明好不容易使海内成一统，要寻求安宁之术，不如普遍实行郡县制，用国家征收的赋税来赏赐诸子功臣，再分封诸侯，就不合适了。
秦始皇最后采纳了李斯的意见：“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登不难哉！廷尉议论是。”（《史记•秦始皇本纪》）
诚然，正如秦始皇所言，分封制最后导致了诸侯征伐不休，如果再走过去的老路，“是树兵也”。秦始皇选择实行单纯的郡县制，以中央集权的方式统治中国，在当时的情势下，当属具有远见卓识的大胆改革，只是，他雷厉风行的激进式改革，最终使自己成了先驱烈士，这是后话了。
当然，郡县制不是秦始皇的创举，而是由来有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