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沙丘之变的背后玄机
秦始皇以自己的强力意志推动了一次乾坤扭转的大改革，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大帝国。往往，强势人物在世时，能镇抚江山于掌心，社会的暗流涌动于一片平静的海面下，但表象却如丝绸般平滑。而一旦强权人物驾鹤西归，海啸往往会排山倒海般喷发，给后来的执政者带来危如累卵的困局，能否挽狂澜于既倒，需要能量，也需要运气。
秦始皇的过早离世，就给秦帝国带来了致命的危机。
秦始皇之死与沙丘之变
公元前210年，五十岁的嬴政登上秦国王位已有三十七年，而他亲自缔造的统一帝国也已经十一岁了。这一年，秦始皇的身影再次出现在巡游天下的旅途中，这是一次漫长的旅行，从北到南，再从南返北，一个执意渴求长生不老的皇帝，本身就说明了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并非如人意，而拖着这样的身体奔波劳顿，自然难免雪上加霜。
秦始皇病倒了，但他讳言死亡，群臣自然也不敢对他的身后事建言半句。这对于一个帝王来说，绝对是政治上的败笔，因为，权力移交是否成功顺利，事关社稷安危。秦始皇本来就在立嗣问题上耽搁了时间，长子扶苏因坑儒事件发表不同政见，而被他发往边地抚军，没有来得及册立为太子。病入膏肓的秦始皇此刻已经明白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让掌管皇帝符玺的中车府令赵高执笔，给扶苏赐书一封，写了十二个字：“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史记•李斯列传》）这意味着让扶苏回咸阳来主持自己的葬礼，其用意不言自明。但这封信并没有发出，被赵高扣押了，因为赵高有他自己的盘算。
秦始皇没来得及回到咸阳，就在河北境内的沙丘平台逝世了。李斯担心天下有变，决定秘不发丧，将秦始皇的遗体放置在韫凉车中，百官照常前来秉奏，只是车中回应奏章可否的人物，已经不是秦始皇了。天气炎热，秦始皇的遗体很快就腐臭了，为了掩人耳目，就装着一车鲍鱼随行，没有人怀疑是因为死了人而发臭了。
在今天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能见到两辆按真实比例缩小一半的铜车马，其中一辆就是辊凉车，这种车果然密封较好，上覆一巨大铜伞，三个窗户很小，窗板可推拉开合，上有镂空菱形花纹小孔，显然可以起到调节空气、通风保温的作用。
在帝国的权力出现真空的这段时间里，两段写入历史的对话，决定了秦帝国的走向。今天，我们从这两段对话的内容里，能够找到沙丘之变的背后掩藏着的种种玄机，其中最大的玄机是，秦始皇治理国家的思想，在他刚刚去世的时刻，便马上暴露出致命的硬伤。
第一段对话在赵高和胡亥之间展开。赵高是个宦官，因为熟悉法律、才干出众而被秦始皇赏识，秦始皇不仅让曾经犯过死罪的赵高恢复自由，还让他当上自己儿子的法律课老师，一方面说明秦始皇爱才如命，同时也可看出赵高自有其过人之处。
这是一段师傅与徒弟的对话，师生对话中，孔子请学生“各言尔志”的场面，当是最温暖最阳光的一段佳话。而赵高和胡亥的这段对话，其关键词却是：阴谋。
赵高扣留了奏始皇的御玺和写给扶苏的那封信，找到胡亥说，皇上驾崩了，没有诏令赐封各位王子，只给你的皇兄扶苏写了封信，扶苏一回来就能当皇帝，而你一分田地也没分封到，你该怎么办啊？
赵高显然有煽动胡亥做皇帝的意思，而他一出口，就提到了分封的事，这倒是很值得回味的事情。莫非在赵高的潜意识中，分封制的死灰复燃乃必然之势？秦始皇生前没有立太子，并不意味着他不愿意立太子，只是他在时间安排上失误了而已，而不给王子分封，则是他坚定的意志。他生前不给自家孩子搞分封，难道死了后会立下遗嘱分封子弟来破坏自己的信念？当然不可能。胡亥自然也明白这一点，回复赵高说对老爸的安排没什么可说的。但赵高转而提出机会主义主张，说天下大权归谁，现在是你、我和丞相李斯说了算，做臣子和做皇帝，被人管和管别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啊！干脆想法子自己做皇帝算了！
我们且看胡亥的回答：
胡亥曰：“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谢，强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倾危，社稷不血食。”（《史记•李斯列传》）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胡亥一开始拒绝赵高的理由，竟然大都来自儒家。不义、不孝、逆德，典型的儒家语境。而胡亥自知缺少才干，没有能力，认为自己不配当皇帝，这一方面是秦始皇坚持法家以能取人的做法已经深入到了胡亥的意识中，另一方面，儒家也同样主张任用贤能的。
胡亥搬出的理由，也说明即便法家取得了统治地位，但事实上儒家思想依然在实际生活中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连秦始皇的儿子也不例外。这是秦始皇始料不及的。一种文明不会随强力意志和政权兴替而自动转型，这是文明高于政权之处。正因为如此，当文明遭遇侵害，其复辟或曰复兴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
赵高只好也搬出儒家来说服胡亥，从汤武革命到卫君杀父，都被儒家认可（韩非子可是明确反对汤武革命的），来蛊惑胡亥听从自己，他偏偏忘了，自己的行为动机可并没有前者高尚啊！
总之，赵高先是成功说服了胡亥，接下来和丞相李斯过招，从而有了第二段决定秦帝国命运的对话。
赵高开门见山，向李斯直入主题：现在胡亥拿到了皇上的御玺和赐给扶苏的信，定太子的事情只是我们俩怎么说罢了，你意下如何？李斯本能的反应就是：你怎么能说出这种亡国之言呢？这种大事不是我们做臣子的能乱说的啊！
赵高给李斯发出了如下五发重磅炸弹：“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自然要承认自己在上述五个方面均不如蒙恬，赵高抓住李斯贪恋富贵权位的软肋，其意思很明白：扶苏当皇上，自然要用蒙恬做丞相，你李斯自然要告老还乡，可我在秦宫干了二十多年，亲见被罢免的丞相和功臣，大都不得好死。赵高进而又提出立胡亥为太子，李斯还是不为所动，甚至说出"忠臣不避死而庶几”，似乎有心做一个不负皇帝恩典，敢于肝胆相酬的忠臣，赵高见他不为所动，只好利诱之下兼之威逼，恐吓说：“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以为寒心。善者因祸为福，君何处焉？”（《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尽管有过内心的挣扎，并有“仰天而叹，垂泪太息”的举动，但他最终还是没能跳出自己一贯坚持的老鼠哲学，为了保全自己的权位与利益，而成了赵高的同党。
赵高和李斯是秦始皇最为赏识、最为器重的人物，他们也都符合秦始皇择能而用的用人标准，可二者都是人品上有严重缺陷的人。这不能不让我们反思：秦始皇的治理思想到底有没有问题？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可以说，秦始皇时代没有贪官，没有污吏，秦始皇是个爱才如命的君主，这都没错。但秦始皇所秉承的法家的君臣关系学说，事实上带来了大问题。
“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韩非子•难一》）这是韩非子对君臣关系的核心思想，也就是说，君臣之间，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是权力和能力的一桩买卖，是彼此在利害关系上的一种契约。这和法家对人的认识基于人性本恶及人之本能在于趋利避祸这两点相吻合。但这种观点纯粹出于人是为己的，是物质利益至上的，而忽视了人同时是有情有义的精神动物。在这一理念下，秦始皇不需要忠臣，进而结果是没有忠臣，当变乱到来时，敢于为他而死节的人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而当年为了他的母亲能够走出冷宫。反倒有二十七个敢于冒死来进谏的。秦始皇没有意识到，儒家的内心认同观念其实是很重要的。赵高犯了死罪可以赦免。高渐离是燕太子丹的死党都可以原谅，我们在称许秦始皇爱惜人才的同时，难免要犯嘀咕：高渐离在内心里早就把你判了死刑了，他的筑击得再动听，道不同不相为谋啊，怎么可能为你所用呢？再说，赵高尽管娴熟刀笔治狱，可他内心里也许在盘算着为赵国复仇呢。
抛开儒家的忠君观念不谈，韩非子在君臣关系上的提醒和警告，秦始皇至少没能遵照执行。韩非子认为，人主有五壅，其中一种就是“臣闭其主”，赵高让秦始皇和秦二世躲在深宫里玩“自神术”，自己则在朝廷上发号施令，造成了宦官当政的恶果，即是一例。最后，韩非子的忠告在嬴政父子身上应验了：
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韩非子•难一》）
赵高和李斯自然是秦始皇的爱臣，他们竟然合谋上演了一出夺嫡立庶的宫廷政变，危及秦始皇的子孙后代和江山社稷；赵高以阉人身份而贵为“中丞相”，权倾朝野，最后逼死胡亥，有“易主位”之患；夺嫡之后，赵高进而唆使二世对自己的兄弟姐妹狠下毒手，“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公子高为了免却灭门之祸，不得不主动请死，其间之残酷惨烈，实在算得上惨绝人寰。危其身，危其位，危嫡子，危社稷，韩非子不是预言家，他只是预设了危及君主的种种信号及其可能的祸害，但可惜的是，在秦始皇父子身上，韩非子竟然一语成谶。
赵高与胡亥、李斯两段老谋深算、稳操胜券的对话，催生了一场非法窃取帝位的阴谋，胡亥首肯，李斯顺从，三个人自此沆隆一气，阴谋遂变为行动。他们伪造了秦始皇的诏令，立胡亥为太子，再写了一封信给长子扶苏，责以莫须有的不孝之罪，赐剑自裁，同时以人臣不忠之罪赐将军蒙恬一死，兵权则移交副将王离。
扶苏见到朝廷使者后的第一反应，是见到信就哭着进了内室准备自杀，说明他此时在政治上仍是很稚嫩，倒是蒙恬要老练得多，劝扶苏说：“陛下巡游在外，还没有立太子，派微臣我率军三十万镇守边疆，公子为监军，这是天下重任。而今一个小使者到来，你就要自杀，你怎么知道这其中是不是有诈啊？不如向皇上请核清楚了再说，弄清楚了再死也不迟啊！”但使者一再逼促，生性仁厚的扶苏只好在“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孝道原则下，自杀了结。蒙恬则不肯死，被系狱待罪。值得一提的是，扶苏不抗争而就死，是遵从儒家原则的。如果历史可以假设，接替秦始皇的是扶苏，当会对秦始皇的治理方式融入更多儒家思想而加以修正，嬴秦的天下可能要延续得更久一些。
胡亥：大清洗拉开的流血政治
唯一有着帝位合法继承权的扶苏死了，可能拥兵自重乃至生变的将军蒙恬被抓了，阴谋家们遂除了心头大患，不禁大喜，一到咸阳便公开发丧，胡亥当上了二世皇帝，“以赵高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史记•李斯列传》）。
为了巩固权力，秦二世效仿秦始皇，也有巡行郡县之举，作为一个靠阴谋上台的非法皇帝，杀旧臣、杀贵戚、杀功臣，成为阴谋的必然延续。当时情势，扶苏赐死，胡亥上台，王室震动可想而知，兄弟姐妹难免心有不满；赵高以阉臣身份而居于上位，朝野大臣自然口服心不服，特别是秦始皇时代的功臣们更是难以接受。
赵高为胡亥策划的弹压手段是：“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史记•李斯列传》）
于是，阴谋变成阳谋，一场清除异己的血洗行动开始了，血洗的对象首先是大臣，蒙恬蒙毅是也；其次是骨肉，十二个公子和十个公主死于他们的亲兄弟胡亥之手，而且身首异处，死状惨烈。而公子将闻昆弟三人被冠以不臣之罪将处死时，将闫要求弄明白到底自己违犯了哪条法律，使者以"奉书从事"为由不做任何解释，将闾只好仰天大呼天者三：“天乎！吾无罪！”但此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三兄弟只得流涕拔剑自杀。
屠杀和清洗的结果是：宗室振恐、群臣振恐、黔首振恐。
秦二世的权威表面上得到了巩固，但他以暴力得到的只是暴政，失去的却是人心。
胡亥的屠杀还连及为秦始皇修陵墓的刑徒，为了让秦始皇陵墓中的机关永远成谜，胡亥下令把修墓人关在里面，以免泄露秘密，可想而知，死者当无数。而没有生育的秦始皇嫔妃，胡亥竟然让她们都去为秦始皇殉葬。我们知道，秦始皇兵马俑的出现，意味着那个时代人殉制度已经式微，从而用陶俑做拟人化殉葬，而胡亥照旧以非人性的方式，制造了秦朝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活人殉葬，不能不说是残忍之举。
胡亥继承了秦始皇做工程皇帝的喜好，继续修筑阿房宫。阿房宫在秦始皇时期并未完工，因为秦始皇死了，修宫殿的刑徒被转往骊山修墓。墓修好后，再回来修阿房宫。阿房宫直到被项羽一把火烧掉时，一直是个半拉子工程，百姓为它承受的负担自然很沉重。胡亥甚至要求各郡县往咸阳运输粮食的百姓自备口粮。
一句话：秦二世时代，“用法益刻深”。最标志性的景象就是“赭衣当道”，穿着囚服的人在这个国家随处可见。
2.李斯之死与二世而亡
胡亥的黑色时代
秦二世是学法律出身的，用严刑酷法来统治百姓，自然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法家思想中，百姓永远只是帝王可资利用的工具，在这个前提下，修陵墓的人被关在里面死掉，老百姓动辄得咎沦为刑徒苦力，也就在情理之中。
在这个前提下，秦二世想要尝尝做皇帝的感觉，和赵高谋划起如何“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了（《史记•李斯列传》）。
赵高马上投其所好，宣称皇上恣睢行乐实在是“贤主之所能行也”。而要
满足皇帝过上荒淫无道的日子，是要花很多钱的，老百姓自然更加倒霉，“赋敛愈重，戍徭无已”（《史记•李斯列传》）。
由于“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史记•李斯列传》）。结果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各地纷纷响应，过去的诸侯王后代相继自立为王，这个时候，李斯多次进谏，均不被二世接纳。胡亥反而从韩非子那里引经据典，举例说尧之有天下时，住的是茅屋，吃的穿的也很差，冬天穿的是鹿皮，夏天穿的是麻布衣，吃的是粗粮加蔬菜汤。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治水的夏禹，同样累得腿上没毛，手脚起茧，面目黧黑，最后客死他乡，一个贵有天下的君主怎么可能苦形劳神至此呢？胡亥提出：
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以贵于有天下也。夫所谓贤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今身且不能利，将恶能治天下哉！故吾愿赐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为之奈何？（《史记•李斯列传》）
胡亥还是法家那一套说辞，认为天下人是满足君主欲望的工具，只有君王自己的欲望满足了，才能安天下治万民。李斯的儿子李由是三川的郡守，打击吴广起义军不利，在章邯赶走吴广的军队后，朝廷的使者屡次前来调查，有人提出质疑：你李斯贵为三公之一，为何禁盗不力？李斯很害怕秦二世抓住他的把柄兴师问罪，恋栈权位贪生怕死的老鼠哲学再次占了上风，在爵禄第一的处世原则下，李斯曲意迎合胡亥，不仅放弃了为臣以死谏诤的义务和责任，还助纣为虐，提出所谓的“行督责之术”，来博取胡亥的欢心。
所谓“行督责之术”，实际上是进一步加强法家治理的严酷程度，其目的是“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使秦二世成为号令天下无人敢对他说不的独裁者。
李斯搬出申不害的主张“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进而认同和迎合了胡亥“专以天下自适”的主张，君王要利用天下之资源来给自己尽情享受，而不能像尧和禹那样“以身徇百姓”而失了天子的身份。李斯甚至赤裸裸地提出：“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给胡亥提出的行督责的具体方法，就是薄罪重罚，这和商鞅的主张并无二致。李斯认为“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这实际上就是主张商鞅提出的“以刑去刑”，并没有什么新鲜意思。李斯按照法家的药方给胡亥抓药，目的是让后者能“独擅天下之利”，从而建立“明君独断”的权威，使“权不在臣”，最后皇帝就能“茕然独行恣雕之心而莫之敢逆”（《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作为帝王的股肱大臣，本来应该在后秦始皇时代修正法家治国所带来的疲敝，可为了一己之私，李斯反其道而行之，使胡亥政权变本加厉，结果抽取百姓税赋最重的酷吏反而被视为好官，杀人最多的人反而被看做忠臣，于是，“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史记•李斯列传》）。而二世却说：“这样才算是能行督责了啊！”
如果说李斯给胡亥贡献的是“行督责”的坏主意，赵高则把秦始皇用过的“自神术”又原封不动地送给了秦二世。赵高此举，一则将李斯置于死地，二则将胡亥藏进深宫进而自己大权独揽。
秦二世上台不久，就爆发了大泽乡起义，陈胜建立了张楚政权，各地响应甚众，不仅杀死郡县的军政首领，还纷纷自立为侯王，有使者赶到咸阳，将各地叛乱的消息报告秦二世，没想到恼羞成怒的胡亥竟然将他下狱治罪。这一来，谁还敢报告地方上的负面消息？地方上的使者到了咸阳，皇上问起当地情况时，就敷衍说：那些犯上作乱的只是些土匪而已，都被抓起来了，皇上不足为虞，您放心就是了。由于朝廷松懈带来的大好时机，反秦势力迅速壮大，以六国名义称王自立的各路势力席卷而来，"武臣自立为赵王，魏咎为魏王，田儋为齐王。沛公起沛。项梁举兵会稽郡”（《史记•秦始皇本纪》）。
一年多时间过去了，直到陈胜的数十万大军兵临城下，秦二世才如梦初醒大惊失色，召集群臣寻找对策。皇室管家少府章邯进言说，现在大军压境，调遣附近几县的军队来保卫咸阳已经来不及了，不如把骊山修陵的刑徒赦免了，让他们去从军平乱。胡亥从其言，大赦天下，任命章邯为将。章邯率领着他的开！徒大军开拔拒敌，竟然击退了陈胜派遣来的周章军队，还把周章杀了。章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他一路乘胜追击，“杀陈胜城父，破项梁定陶，灭魏谷临济”（《史记•秦始皇本纪》），使各路叛军遭遇了空前的危机，直到巨鹿之战后才得以喘息。
尽管危机好转，但胡亥延误了镇压叛军的时机，这个二十出头的新皇帝很快暴露了自己应急处理上的低能，赵高于是搬出了法家的“自神术”来为二世支招：先帝统治天下的时间长，所以群臣不敢胡作非为，也不敢说三道四进献谗言。现今陛下正值年少，又刚刚即位，怎么可以当众与公卿在朝堂上决议国家大事？您的决定如果稍有闪失，就会在群臣面前暴露自己的短处。何况天子称朕，本来就不该轻易让大臣听到自己的声音。于是二世经常藏在深宫，遇到大事只和赵高一起定夺，公卿大臣则难得一见胡亥之面了。胡亥在接受“自神术”的时候，没有记得韩非子还有一条，就是要警惕主被臣“壅”的危险，而赵高恰恰就是“臣闭其主”的典型啊！于是，胡亥的自神术反而害了自己，害了国家，只方便了阉人赵高，他实际上就是挟持皇上而独步朝堂，从此“事皆决于赵高”。
李斯的最后时光
李斯的生命危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悄然来临。
当年，吕不韦帮助异人坐上了王位，得到了后者分国而治之的承诺，事实上，异人真的就是这么做的。而异人的孙子胡亥被赵高拥上了皇帝的龙辇之后，赵高自然要做非分之想了。赵高也真就这么想了，只是横在他面前的障碍物不是胡亥，而是丞相李斯。更何况，赵高、胡亥、李斯三个人发动沙丘之变，李斯是最勉强从事的，他掌握的秘密无疑是悬在赵高头上的一个火药桶。当然，李斯自始至终没有背叛三个人达成的秘密协定，但赵高为自己寝食得安而杀人灭口、为自己大权在握而扫清障碍，已经足够推动他置李斯于死地了。
赵高的手段是借刀杀人，这把刀就是秦二世。赵高在成功地利用“自神术”把秦二世推进深宫大院后，无法与君主谋面的大臣们自然无所适从，特别是乱兵四起、大敌当前的紧急情势下，他们更是焦躁不安。李斯作为主持政局的丞相，自然难免有抱怨之声，他的抱怨很快被赵高当成了机会。赵高乘机怂悬李斯去进谏，李斯此时没有任何心理防线，走进了赵高布下的陷阱，两人商定，等皇上有闲暇的时候，赵高就通知李斯去找皇上进言。一肚子坏水的赵高偏偏在二世和美女们寻欢作乐的时候，让李斯闯将进去。李斯三番五次打断皇上的雅兴去求见，弄得二世勃然大怒：“我没事的时候你不来，我正玩得开心时你就来奏事了，你是瞧不起我呢？还是专出我的丑呢？”
赵高乘机在二世面前说李斯的坏话，一是诬蔑李斯参与沙丘之变后想捞好处，有“裂地而王”的想法；二是诬蔑李斯长子李由身为三川郡守，在陈胜叛军经过时不仅不肯出城迎击，还与对方有“文书相往来”。赵高暗示胡亥，李斯父子有通敌叛乱的可能。更为关键的是，赵高向胡亥散布李斯威胁论，认为李斯在朝廷上“权重于陛下”，这是二世最不愿意看到的景象。二世认为赵高的分析有道理，于是派人去调查三川|郡守李由是否和盗寇暗中勾结。
消息传到李斯耳朵里，李斯展开了反击，但他无法见到皇上，因为皇上在甘泉宫看摔跤比赛和美女表演呢。李斯只好上书对赵高反戈一击，提醒皇上赵高可能重演子罕劫宋君、田常弑齐简公的变局。没想到，秦二世对赵高深信不疑，反而以他为贤，称赞他“为人精廉强力，下知人情，上能适朕”，还反问李斯：“朕非属赵君，当谁任哉？”（《史记•李斯列传》）言外之意，我不用年富力强的赵高，难道要用你这个老头子吗？
二世生怕李斯把自己杀了，就私下里把这番对话告诉了赵高，这下轮到赵高诬蔑李斯想做田常代齐的谋逆之举了。
赵李相争的天平偏向了赵高，胡亥竟然把李斯交给赵高去治罪。结果可想而知，赵高自然通晓锻炼成狱的本事，用李斯父子串通叛军谋反的罪名是最好不过的借口了，然后对这个老头子以根棒同候，一次不服，打你上千次难道还不服吗？信奉老鼠哲学的李斯熬不过皮肉之苦，屈打成招是必然的结果。
但李斯还抱着最后的希望，他一定想起了自己当年因《谏逐客书》而被秦始皇留用的幸运，他怀着同样的侥幸心理向现在的皇上上书自陈，期待二世幡然悔悟赦免自己。李斯的上书照录如下：
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逮秦地之狭隘。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络，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更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原陛下察之！（《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的上书是一篇文字化的苦肉计，他通过自虐式的宣告自己犯有“七宗罪”，实际上是为了提醒皇上，自己一生对国家有七大贡献，李斯的自我总结并无夸张，倒是用事实说话，我们也可看出，李斯确实功勋卓著。可惜，奉行老鼠哲学的他，最终晚节不保，为了功名利禄，葬送了自己和秦始皇打下的江山，也葬送了自己乃至全家的性命。司马迁总结李斯一生时，认为他致命的缺点也在于“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遍（嫡）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诤，不亦末乎”（《史记•李斯列传》）！在司马迁看来，如果李斯不为自己的爵禄而配合废嫡立庶的阴谋，“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这是多高的评价啊！
可惜李斯的侥幸没有成为现实，因为赵高根本就没让二世看到他写的信，而是把它扔进了垃圾堆里。而即便二世看到了上面的文字，结果又能怎样呢？李斯这次面对的，不是嬴政，而是胡亥。
李斯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行刑的路上，对自己的儿子感慨：“我如今只想和你在老家上蔡的东门追野兔，可惜已经不可能了啊！”父子相向而哭的场面一定让周围的百姓感叹不已。李斯的结局是，具五刑，被腰斩于咸阳闹市。
我们无法证实《李斯列传》中描述的故事细节是否真是如此曲折，但我们相信，赵高和李斯的权力之争是无法避免的。而李斯在国家最危急的关头，向秦二世进谏也是他职责所在和良知的体现。在《秦始皇本纪》中，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和将军冯劫是一起进谏的，他们向皇上建言，鉴于关东群盗并起，朝廷发兵打击仍然难以弹压的局面，需要从根本上去找原因。国家动乱的原因，恐怕在于屯兵戍边、漕运、土木工程等各种劳役太多太苦和赋税太重的缘故。他们请求皇上停止阿房宫的工程，同时让戍守边疆的人回归故里。但二世反把责任推到诸位大臣的身上，将三人关进囚房治罪。冯去疾和冯劫义不受辱，自杀而亡，李斯则等到最后，直至具五刑腰斩于市。
秦帝国的陷落
军、政大臣同时被杀，实属罕见，而秦二世的杀戮行为并没有给自己带来权威，坐收渔翁之利的则是赵高——他现在真正权倾朝野了，“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死后，国内的形势每况愈下，前线也传来了坏消息。章邯兵围巨鹿，项羽率楚军前去救援叛军，打得章邯节节败退，二世派使者前来责备，弄得章邯进退两难。章邯打探到自己不论成败，在赵高当权的情况下都不会有好结果，在项羽将王离俘虏后，不得不率部投降。
赵高此时已生反心，但对于群臣是否相从他没有把握，为了检验一下自己的权威，赵高在朝廷上给二世献了一头鹿，但他说：这是献给陛下的马。二世笑着说：丞相错了，怎么会把鹿当成马？赵高就问众臣，有的说是鹿，有的不敢作答，而有人竟然也说是马，以此取悦赵高。自然，说真话的大臣很快就遭到赵高的打击报复，赵高的气焰更嚣张了。
随着燕、赵、齐、楚、韩、魏纷纷复国立王，各路诸侯反秦大军往西集结，刘邦的数万大军已经攻进了武关，派人暗地里招降赵高。赵高本来就担心被二世知道此事后遭到杀身之祸，加上二世派人来责备他打击叛乱不力，心中畏惧，便和女婿咸阳令阎乐、弟弟赵成阴谋策划废掉二世，另立胡亥的侄儿公子婴为帝。阎乐诈称有乱贼，与郎中令勾结，发兵攻入二世居住的望夷宫，乱箭直射向二世的帷幄。二世大怒，命令左右的人拿下叛贼，可左右均缩手缩脚不敢迎击，只有一个宦官陪着二世不敢离开。二世进入内室后问他：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那个最后时刻忠于他的宦官说：我不敢说真话才活到现在，假如早说了真话，还能活到今天吗？早就被杀了啊。
阎乐上前痛骂二世道，你骄恣无道，落得众叛亲离，你自己看着办吧。二世这下软了：可以见丞相吗？阎乐拒绝了他。二世又说：我愿意做一个郡王。阎乐照样不许。二世又说：我愿意做万户侯。阎乐还是不许。二世再央求：我愿意和老婆孩子做黔首。阎乐这才给出答案：我是奉丞相之命来取你人头的，你说多了也没用。二世在遭受一番自作自受的屈辱后只好自杀了事。
赵高召集大臣公子通报了情况，立公子婴为秦王，以黔首的规格埋葬了秦二世。这下二世倒真的成了黔首了。
法家是反对汤武革命的，而赵高最终成了弑主之臣，这不能不说是对法家的讽刺。不过，赵高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子婴算是一个明白人，他知道赵高立自己为王是缓兵之计，其真正目的是要与楚军里应外合，最终"灭秦宗室而王关中”。聪明的子婴与赵高斗法，将老谋深算的赵高刺杀了，赵高最终被灭三族，和李斯殊途同归。
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楚将沛公破秦军入武关，遂至霸上，使人约降子婴。子婴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沛公遂入咸阳，封宫室府库，还军霸上。（《史记•秦始皇本纪》）
读到司马迁笔下这些文字，想象着两千年前这幅苍凉的场景，实在不知该做何感慨。秦始皇建立的大一统帝国就在这样的悲凉中结束了，中国重新步入了兵荒马乱的岁月：楚汉相争开始了。
随后发生的事情，依旧不忍卒睹，项羽作为各路诸侯的首领，率领他的军队杀害了子婴，更屠杀了秦始皇留下的宗族血脉。熊熊大火在咸阳燃烧着，象征着秦帝国丰功伟绩的高大的宫殿，被烈焰吞噬了。宫中的美女和珍宝，原来是从战败的六国掳来的，现在各路诸侯又以胜利者的姿态把她们抢了回去。秦国故地，则被一分为三，封给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名曰雍王、塞王、翟王，号曰三秦，这就是今天将陕西一带称为三秦大地的来历。
令人欷歔的是，西楚霸王项羽，“主命分天下王诸侯”，秦始皇打破的分封制度，再次卷土重来。
3.失之在政
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对比周朝和秦朝的灭亡时，得出的结论是：
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柳宗元所说的制，在周则为封建制，在秦则指郡县制。柳宗元肯定了秦始皇以郡县制取代封建制这一惊天动地的大变革，认为秦“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原由在于“政”，即政权治理上的技术性失误，而不是制度性失败。
柳宗元给出的具体原因是：
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谷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封建论》）
循着柳宗元归纳的问题，倒是一种便捷的梳理思路。
轻用民力 竭其货贿
先来看“暴其威刑”。
秦始皇历来有“暴君”的骂名，其原因恐怕在于他以法家思想治理国家的政策，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一种政教合一的方式来统治万民。特别是秦二世“行督责”之举，严刑酷法无所不用其极，导致了“赭衣塞路，图圆成市”的局面，老百姓动辄得咎沦为开彻徒，极端化的法治自然有残暴之弊。我们前文已多有论述，此不赘述。
再来看“亟役万人”。
秦朝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在建的重大工程之多、耗费民力之巨，至今恐怕难以望其项背。我们且来列一简要清单：
修长城：蒙恬为阻挡匈奴的南下，率领三十万大军修万里长城，加上征发来的戍卒、服劳役者和流放的罪犯，人数当远在三十万之上，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折射出这一艰巨而浩大的工程带来的伤亡当是让人震惊的数字。且看秦人的《长城歌》：“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司马迁当年就发出了轻用民力的感慨：“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民力矣。”（《史记•蒙恬列传》）
阿房宫：秦始皇嫌先王修筑的宫殿太小，认为周文王和武王的都城丰、镐之间才是帝王所在，于是在渭水之南的上林苑中营造朝宫，首先动工的就是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史记•秦始皇本纪》）唐代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让我们可以想象当年阿房宫的壮美。秦始皇于公元前212年开始修建阿房宫，参与建设的“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当然，阿房宫只是秦始皇大兴士木的一个缩影，他修建的离宫别苑，“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以至于“立石东海上狗界中，以为秦东门"（《史记•秦始皇本纪》），由此可见秦宫延绵之夸张程度。我们前文还提到，秦始皇为了隐秘行踪，还将咸阳周围两百里的二百七十个宫观以复道甬道相连接，将帏帐钟鼓美人充入其间，这一工程亦当不小。
秦始皇陵和兵马俑作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世界第八大奇迹，长达三十八年的工程，和阿房宫先后共投入人力七十万刑徒。
此外，秦始皇修筑驰道、直道、五尺道、新道，开凿灵渠，构筑连通全国的水陆交通网，均为战线长、工程大、耗费民力多的重大工程。而屯边戍守也要大规模人员移动，光戍守五岭就有五十万人。我们还可以列举奏始皇的移民工程：
秦王政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二十八年，秦始皇东巡，“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
三十三年，秦始皇在南方设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在北方驱逐匈奴、戎人，新建十四县，于是，为了实边而大举移民，“徙谪，实之初县”。
三十五年，在建设骊山陵和阿房宫等重大土木工程期间，“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史记•秦始皇本纪》）。
尽管移民可以得到免除徭役的优惠政策，但在当年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举家践涉迁徙，对移民家庭的经济损失显然是巨大的。而那些参与重大工程建设的开徒们，对他们的家庭经济而言，无疑是一种灭顶之灾。
从上面列举的重大工程，我们不难统计，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秦始皇至少同时投入了两百万以上的人力，而据估计当时全国人口才两千万。也就是说，至少一成以上的人被卷入了重大工程，涉及的家庭则远不止这个比例。秦始皇以这样的方式来推进国家级工程的建设，董仲舒由此发出“力役三十倍于古”的感叹，也就不足为奇。按照秦政府的规定，成年男子每年要无偿服徭役一个月，一生中要服两年兵役。而实际上，由于秦法严酷，一不小心就可能要被判罚劳役，可见百姓力役负担之沉重。
再来看“谒其货贿”。
秦始皇以法律的形式确保了土地的私有，“使黔首自实田”，按照土地的实际亩数来征收土地租税。秦时的田租如何征收，今天尚难找到法律上的具体依据，而土地租税的另一种形式“刍稿”，即征收牧草和谷物秸杆以供公家之用，则有法律的明文规定：
入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稿二石。（《睡虎地秦墓竹简田律》）
而田租的课率，可参看董仲舒的说法：
田租、口敷、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拳彘之食。（《汉书•食货志》）
董仲舒的说法是否夸张值得商榷，但赋税重恐怕在当时征伐不断、大兴土木的情境下，当属实情。
秦时还征收人头税，算赋的征收方法是“头会箕敛”，“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以丞、令印印”（《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也就是说，按人收入头税，官府的人拿着畚箕挨家挨户收钱，每收一千钱即为一畚，用官府令丞的印鉴封存好。
“收天下泰半之赋”是对秦始皇横征暴敛的指责和控诉。税负之重，难免民不聊生。
咎在人怨
当然，最关键的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秦政权失去了其存在的最合法的基础：民心。这就是柳宗元所说的“咎在人怨”。
对于以重刑主义来治国，吕不韦早就有所劝诫：
威太甚则爱利之心息，爱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绝也。（《吕氏春秋•用民》）
严刑厚赏，此衰世之政也。（《吕氏春秋•上德》）
秦始皇以强力意志推行法治和郡县制，由秦而及六国，自然会有反对派。光郡县制，就有两次大的朝堂之争。秦始皇对于非议朝政、诽谤等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以国家机器强制镇压的方式，“以古非今者族”、“偶语《诗》《书》者弃市"，对思想的钳制可谓高压空前。而民意总需要表达，钳制的力量越强，其表达的欲望就越激烈。当正常的表达无法自由进行，曲折的方法也就应运而生。民间的谶纬之流行，实际上就是一种诅咒式的反抗。甚至连受秦始皇之雇去寻仙问药的卢生，也敢拿着写有“亡秦者胡也”的所谓海外图书，来欺骗秦始皇。而其预言竟然很准确：秦朝恰恰就亡于胡亥之手。在秦王政三十六年，一颗彗星坠地，有大胆的百姓就在上面写下"始皇帝死而地分"，利用上天来对秦始皇发出警告。当年秋天，更有神秘人物对秦始皇的使者预言：“今年祖龙死。”这对秦始皇造成了很严重的心理危机。
秦政权失去民心的根本，在于法家的意识中，百姓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在君权至上的法家眼里，老百姓只是任意驱使的“物”而已。正如钱穆所言：“秦人之视东土，仍以战胜奴虏视之。指挥鞭挞，不稍体恤。”（《秦汉史》）倒是被秦始皇逼死的吕不韦，还保留着儒家重民意的思想：
人主有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矣。（《吕氏春秋•爱类》）
故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吕氏春秋•顺民》）
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吕氏春秋•顺民》）
可惜吕不韦的劝谏，早就被秦始皇当成耳边风了。
就柳宗元“失在于政”的判断里，我们还可列举奏政权遽亡的关键政治失误：秦始皇没有安排好接班人，导致夺嫡立庶的沙丘之变发生。如果秦始皇读过《吕氏春秋》，当能看到这样的警告：
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嫡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争，争生乱。是故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夫无等则朝廷乱，妻妾不分则家室乱，嫡庶无别则宗族乱。
更何况，被立的这个非法皇帝胡亥，不仅昏聩无能，骄奢淫逸，还非同一般的残暴。于是，胡亥加速推动秦帝国走向灭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4.过渡定律下的悲剧宿命
柳宗元诊断秦之覆亡归因于“失在于政”，而不在于制。柳宗元的本意当是秦行郡县制本身没有错，从是非角度来看，柳宗元说对了。"失在于政"的表象原因探讨，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柳宗元还没触及问题的根本。
秦二世而亡的“技术分析”
贾谊在《过秦论》中得出的结论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实际上说出了两个问题：第一，秦始皇忽视了儒家的“仁义”对治理国家的作用；第二，打下天下后，治理方式需要符合新形势的需要，他暗示的是，秦始皇当检讨和修正以法家思想实现富国强兵的政策带来的种种弊端，从和平时期执政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