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看“仁义不施”的问题。实际上这是儒家借秦亡之机来推销自己而已。当然，这种推销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实，不独贾谊会做出这种马后炮式的观察，韩非和李斯共同的老师荀子早就看出问题了：
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桔，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虽然，则有其课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偶偶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荀子•强国》）
尽管荀子的性恶论被韩非子和李斯学到了家，并成为法家治理思想的渊源，但作为眼见为实的观察家，有子一方面看到了从百姓、官吏、士大夫到朝廷，在法家思想治理下的井井有条，他甚至评价秦几乎达到了“治之至也”，但同时，他也敏锐地意识到了秦政权“无儒”的短视，认为这一切是不可长久的。事实上，荀子的见解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再来看贾谊所说的“攻守之势”之“异”。
从大的历史趋“势”看，权力下移是大势所趋。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随着周的分封制度带来的王士日削、王权日弱，权力向诸侯下移，周王的象征意义已经大于实际意义。即便是诸侯，其权力也渐次为十大夫所侵，弑君自代的现象并不鲜见。土地制度的私有化以法律形式加以肯定，则使权力进一步下移至普通的土地所有者。最后，刘邦以一个市井无赖而当上平民天子，他的左右股肱大多为布衣将相，决非偶然，而是权力下移的历史必然性带来的。
就思想界而言，关于权力的思考，也从“刑不上大夫”演变为“刑无等级”的思想，商鞅对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象征性处罚，尽管有“法外有漏网之鱼”的嫌疑，但与韩非主张“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一样，至少已经将平民与大臣在法理上视为平等一体了。吕不韦则更进一步，他主编的《吕氏春秋》甚至推崇周武王“行赏及禽兽，行罚不辟天子”，直接将百姓和天子在法律上视为平等。
当然，吕不韦的下场是被迫自杀。秦始皇以法家治国的悖论就在于此：权力下移乃大势所趋，而秦始皇死抓住法家的君本位思想不放，从而使自己成为历史的反动。他本来应该思考：君王在这一潮流下，如何与百姓建立新型君民关系？
秦始皇还有一个悖论，那就是，他一方面顺应历史潮流，力主法后王，禁止以古非今，将分封制度彻底打破，而他同时又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拣起了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旧习，这又是一种历史的反动和倒退。
再从实际的形势之异看，统一前，法家治理模式的目的所在，一曰强兵，二曰重农，这是为战争而集中资源的一种军国主义的做法。而统一后，战争的动力已大大减弱，自然需要转换思路了，老百姓不能当被当成国家的工具而驱使，秦始皇需要思考的是：强国的同时如何富民？
以上这些，仍然仅仅是从技术的角度上来看问题。
过渡定律下的覆亡宿命
现在，我们需要从更深层的角度来寻找秦朝二世而亡的根源所在。
我们不妨将它称之为“过渡定律”。在中国历史上，举凡发生乾坤扭转的历史大转折，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必会出现一个过渡王朝，它那不自觉的使命就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魔咒中，它止住了乱世分裂的历史车轮，而使之转向天下一统。而在这次紧急拐弯的同时，它往往只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垫在历史的巨轮下，以先驱者的角色不幸成为先烈，成为一个过渡王朝。因为在驱动中国这辆古老的战车继续前行时往往需要采取非常手段鼎力革新，它将被世人赞叹，也必然被世人诅咒。
秦始皇建立的大秦帝国，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过渡王朝，它没能躲过“过渡定律”的魔咒，宿命般地上演了少年夭折的历史悲剧。
从过渡定律的角度来看，秦帝国短短十五年的生命，终结于文化，而不仅仅是政治。文化高于政治，文明不因政权更替而自动转向，这是秦始皇无力扭转的局面，正是这个原因，他那“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帝国梦想化为悲剧的泡影。
具体而言，秦始皇推动中国历史的车轮，从封建制转向郡县制，由此带来的变革是，世卿世禄的贵族体制转向因功受爵的官僚体制，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便是自己的子女宗亲，秦始皇也没有分封为侯王，在这个意义上，柳宗元称许“公天下之端自奏始”。在这个大拐弯的时代，贵族文化转向平民文化，官学转向私学，政治文化权力下移导致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而秦始皇要实现江山定于一统、政权定于一统、思想定于一统，可想而知殊为不易。江山和政权的大一统，秦始皇通过法家的富国强兵策略，通过十年征战灭六国而定于一尊，建立了以郡县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统治。而在将思想定于一统的道路上，秦始皇采用的依旧是焚书坑儒所代表的强权镇压和流血钳制的手段，结果却没能成功。尽管法家思想被推向了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但朝野的思想反抗自始至终在公开和暗地里进行，郡县制的朝堂之争、诸大臣对秦始皇请回母亲的死谏、封禅进程中博士对秦始皇的公开讥讽、民间谶纬对秦始皇的曲折诅咒，都是政权的强力无法钳制文化的明证。
钱穆曾从地缘文化的角度来观照秦时面临的文化问题。我们知道，当时，韩非子不得不承认，“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儒家和墨家是当时影响最为深广的文化，其创始人孔子和墨翟都是鲁人。而后来的法家、兵家和纵横家，如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公孙衍、张仪等人，大多来自三晋。
东方齐鲁学人，大率尚文化，重历史，其学风对象，以整个社会为主。重一般之人生，不以狭义的国家富强为出发点。故其议论思想，往往求为整个社会谋彻底之改进。此为儒墨两家所同。其后道家继起，其论学态度亦复同也。至三晋之士，则其目光意气，往往仅限于一国，仅以谋其国家之富强为基准。其用意所在，仅就现状粗加以革新，并不能注意及于整个之社会，全部之人生。其思想大体，仅为因利就便，趋于目前之功利而止。故其议论，往往尚权力而薄文化，重现实而轻历史。则法家兵家纵横家皆然。此则其大较也。（钱穆《秦汉史》）
秦国僻居西壤，其文明在当时远远落后于东方，这是秦的劣势，正因为如此，秦一直被强大的晋国阻挡在函谷关以内。秦的走强，则缘于引进了来自山东诸国的人才，进而输入了关外的文化。从商鞅改革开始，秦国才逐渐强大。在秦国这片文化荒漠上，一张白纸反而更利于画出宏伟的蓝图，商鞅变法的成功，是三晋文化西渐带来的成果。但三晋文化在秦国，也仅止步于功利主义，“秦人之视文化，亦仅以为致国富强之捷径”（钱穆《泰汉史》）。
有了这层原因，当吕不韦主持的《吕氏春秋》将齐鲁文化与三晋文化熔为一炉，将儒家思想带进三晋文化主导的秦国时，结局注定会很惨淡。“吕氏之在当时，是否有取秦而代之意，今虽不易轻断，然东方宾客在文化的见地上轻傲秦人，而秦人对东方文化亦始终不脱其歧视与嫉视之意，则为吕氏取祸之最大原因也”（钱穆《秦汉史》）。
在钱穆看来，焚书事件起因于博士淳于越提出对废封建的担心，李斯进而反戈一击端出焚书主张，“其与淳于越诸人思想上之冲突，其背景实即战国以来齐鲁学与三晋学之冲突也……盖齐鲁诸儒之病，或有限于迂远，而三晋群士之弊，则不免流于刻急。此当时两派之得失也”（钱穆《秦汉史》）。
当然，后来秦始皇在刻石颂秦德、封禅祭山川、求仙人不死之药等事情上，给了邹鲁燕齐的方士和儒生以机会，但他们如果以古非今、诽谤朝政，照样是要镇压了事的。
从地缘文化的角度看，秦始皇任用了来自三晋的功利文化与功利之徒，而没能让注重社会和人生终极价值的齐鲁文化成为核心意识形态，自然只能达到短期的功利目的，而无法绵延于长远之治。秦王朝的短命，绝非单纯为秦始皇帝的暴政所致，其最根本的缺陷就在于缺乏一个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一个能使国家与社会得以协调起来的基础。汉代的第一个皇帝尽管接受了秦朝的中央集权和官吏制度，但是却借助于道德的秩序使其合法化，并且回归到儒家学说上来，从而产生了儒家学说与合法的国家机器相结合的“国家化儒教”（（德）康拉德•赛茨：《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显然，作为在落后文化土壤中诞生的帝王，秦始皇远远没能意识到文化积淀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特别是当一种文化变成一种习惯时，其形成的变革阻力更是难以估量。他也许没有想过：自己的先祖秦孝公任用商鞅实施变法，到他出生时已经延续了一百年，秦国才实现了富国强兵。法家思想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历经百年才在秦国得以立住脚跟，而当时秦国几乎没有文化传统的压力。一统山河之后，秦始皇需要将法家思想推向三晋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等多元文化根深蒂固的全中国，需要将法家思想凌驾于三教九流诸子百家之上，可想而知面临的文化敌对势力会有多么强大。
在《语书》中记载南郡守腾在楚地推行秦法，但是，“今法律令已布，闻吏民犯法为间私者不止，私好、乡俗之心不变，自从令、丞以下智（知）而弗举论……”《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这一现象发生在秦统一前的秦王政二十年，在弹丸之地建立法治社会都会遇到从民间到官吏的公然违抗和怠慢，要推向全国，其难度可想而知。与此同时，秦始皇对封建制的彻底废除、不留余地的做法，和商鞅变法的激进程度如出一辙，秦始皇必将面对来自六国的所有王公贵族的敌视，因为，郡县制摧毁了他们的优越地位和经济收入。从前文我们可以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分封的问题，事隔数年，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点燃了焚书事件。而在历史的细节中，我们一不小心即可看到封建意识的阴影，如赵高在二世面前搞小动作，就是诬告李斯想裂地而王。而陈胜举事后，各地云从影响，一夜之间纷纷恢复侯王，项羽也迫不及待地分封诸王，可见封建意识的幽灵在激发人们对秦政权的反扑。正如钱穆分析秦政大乱之源时所言：“平心论之，此虽秦廷之虐政，亦自本于一种心理上之错误。而当时山东豪杰，一呼百应，亦为恢复封建之迷梦所驱。实亦不免于以另一种迷误之心理为之策动。”（钱穆《秦汉史》）
当一种文化沉淀进人们的血液，便成了习惯的文化守旧势力，当革新者来临时，即便他大刀阔斧除旧布新毫不留情，文化的基因仍旧潜伏，甚至会如蚂蟥一样断后重生，可能再次叮进你的皮肉中大肆吸血。落后的文明总是不忘复辟，有生命力的文明总有一天会复兴。秦始皇看到了彻底粉碎封建制的曙光，而更多的人在迷雾中，无法追随他那高瞻远瞩的目光，于是，孤独的秦始皇甘冒风险让他的统一帝国去面对复辟的危局。
延绵了上千年的封建制度，秦始皇在统一后遽然全线叫停，犹如驾驶着一辆装满旅客的列车在历史的拐弯处不做减速紧急转弯，车毁人亡自然在所难免。历史的经验证明，激进式变革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阔、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家，往往存在巨大的风险，渐进式的稳步推进才不失为明智的选择。但就秦始皇的自身情况来看，他深感时日不多，已经没有时间用文火慢熬，只能选择急火猛药。当时，在淳于越看来，殷周之王千余岁都搞分封，子弟为王可以自为枝辅，自有其道理在。而秦始皇毅然决然彻底废除封建制，自己的“子弟为匹夫”，一旦发生动乱，“无辅拂，何以相救哉？”淳于越提出的问题很现实，后来也被事实所证实：当陈胜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后，秦王朝确实没有得到地方上的有力保护。
聪明如秦始皇当然不会认为淳于越是在瞎说，但他最终在封建之争中拍板支持李斯的立场，这只能说秦始皇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力排众议，为大一统的建立而迸发了超然的勇气和信心，他甚至可能意识到了前面的风险和危机，但他义无反顾，决然向前。此刻的秦始皇恐怕是孤独的，我们可以想象他内心的苍凉和悲壮，我们相信他会意识到：为了大一统，肯定要付出代价，而这代价，比分裂要小得多，即便这代价要由自己承担，也在所不辞。在这个意义上，“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的说法，并不过分。
当然，不仅是秦始皇付出了代价，自秦以降，中国的黎民都为大一统而付出了代价——他们要承受中央集权，他们要承受君主专制，他们还可能失去自由……正因为付出了代价，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大一统格局始终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向，而这，又让中国的黎民得到了和平与安宁，而古代中华文明得以唯一延续到全球化的今天。
秦始皇不带减速的紧急大拐弯，把自己的大秦帝国从驾驶室摔了出去，而留在车里的人们，则继续前行，火车头朝着正确的方向驶向历史的未来。
5.千古一帝 千古一叹
秦始皇到底是个怎样的君主？他是圣还是魔？是民族英雄还是暴君？
在评价秦始皇的问题上，后来者陷入了无法自脱的困境，或臧或否，两千年来一直争执不已。尽管肯定秦始皇功劳者大有人在，但将一顶“暴君”的帽子戴在他头上，甚至把他与桀、纣同列，化为一种任人口诛笔伐的文化符号，至今余波尤在。
这一现象，汉儒为将儒家思想推上国家意志的地位，从而对秦始皇以法治国大肆讨伐，是其关键因素之一。
自然，历史上肯定秦始皇的议论也一直不绝于坊间。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秦始皇的自我评价为：“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史记•秦始皇本纪》）
张分田的《秦始皇传》中，为我们整理了历代对秦始皇的正面评价：汉武帝时期的主父偃认为秦始皇“海内为一，功齐三代”《《史记•平津候主父列传》）。
在李白的诗句中，对秦始皇也赞叹有加：“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古风》）
明代思想家李贽提出了“千古一帝”的评语（《藏书•世纪列传总目》）。李贽说：“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又说：“祖龙千古英雄，挣得一个天下。又一扶苏为子，子婴为孙，有子有孙。卒为胡亥、赵高二竖子所败。惜哉！”（《史纲评要》卷四《后秦记》）
章太炎提出“古先民平其政者，莫遂于秦”的总体评价。在章太炎看来，“秦皇微点，独在起阿房，及以童男女三千人资徐福，诸巫食言，乃坑术士，以说百姓。其他无过”。“借令秦皇长世，易代以后，扶苏嗣之，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张分田《秦始皇传》）。
鲁迅则说：“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客卿'，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在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华德焚书异同论》）
毛泽东断言：秦始皇是好皇帝。在他看来，“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了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
毛泽东说过：“百代犹行奏政法。”汉兴，因秦制度，刘姓王朝因循始皇旧制，“汉承秦制”照样帝祚延绵，可见柳宗元“失在于政”而不在于制的判断是正确的。
秦始皇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开创了通向大一统的“郡县制”，王夫之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也。”（《读通鉴论》卷一）中国历经沧桑，不改统一大格局，秦始皇功不可没，仅凭这一点，秦始皇必将光耀千古。
不论怎样，秦始皇建立的大秦帝国，已经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联为一体：
秦国、秦朝留下的一个重要历史遗迹就是“CHINA”称谓。现在世界各国称中国为CHINA。它是由古代印度梵文Cina、Chinas，阿拉伯文cye、sin，拉丁文Thin、Thinae演变而来，都是“秦”的译音。印度古时称中国为震旦。“震”即秦，“旦”即斯坦。震旦意为秦地。“CHINA”实际上就是以“秦”作为中国的代称。据清代学者薛福成的《出使日记》记载，当时的欧洲学者都认为“CHINA”是“秦”的译音。历代秦王和秦始皇“威震殊俗”，声名远播域外，西方地区必然以“秦”作为华夏的象征。（张分田《秦始皇传》）
德国政治学家罗曼•霍尔佐克指出：法家学说是世界上现存“第一套真正的国家理论”，而“在西方，我们是从公元16世纪时才看到这种理论的”。
同样是德国人，1995—1999年担任过驻华大使的康拉德•赛茨，在中国待的时间不算短，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不算浅，但他实在无法理解的是：
中国是唯一的一个不把其奠基人称之为英雄，而看作为暴君的国家。（《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面对千古一帝秦始皇，面对缔造了两千年大一统局面的先行者，当我们读到来自一个外国人的迷惑和感叹时，我们是不是也发出千古一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