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才大略汉武帝：缔造大一统
一、封建复辟与中央集权的交锋
1.六国复辟与项羽分封
陈胜、吴广于秦二世元年发动大泽乡起义后，随之而来的是一场以六国贵族之后为主力发起的复辟运动，这是对秦始皇所创郡县制的空前反动。六国复国运动先后展开，张耳、陈余立赵歇为赵王，韩广被燕国旧贵族拥立为燕王，齐王族田儋自立为齐王，陈胜的将军周市立故魏公子无咎为魏王，张良立韩公子成为韩王。
至于楚国，一个善言阴阳的楚人南公曾经预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项羽本纪》）陈胜起事后即被推举为“张楚王”，陈胜死后，项梁找到楚怀王的孙子，这个名叫“心”的旧公子被尊为“楚怀王”。
可见，齐、楚、燕、韩、赵、魏这六国，又幽灵附体般重新开张，六国贵族的遗老遗少，在光复故国的迷梦驭使下，在反秦大潮中卷土重来。
为什么当时的叛军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六国诸侯的后裔为王？为何项梁因其为楚将项燕之子，在他起事后便会响应者云集？
仔细分析当时的社会心理或者说集体无意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在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认识到，六国的死灰复燃，实为历史的倒退。而在当时，尽管秦始皇扭转乾坤，彻底打破了封建制，将全国归于一统，但出于当局者迷的心理，加上秦始皇还未将国人的价值观趋于统一，人们的认识显然未能跟上秦始皇的远见卓识。历史的经验证明，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如影随形的必然是旧势力的复辟，社会转型的幅度，则决定了复辟的力量和程度。秦始皇开创了亘古未见的历史大变局，他死后遭遇的反动自然可想而知。
正如吕思勉所言：
原来当时的人习惯于封建，普通人的心里，差不多以为列国分立是当然的。秦国的统一，不过是个变局，暴力一过，总得回复到原状的。（《白话本国史》）
钱穆对此也英雄所见略同：
盖自秦人一统，中国历史已走入一新局，为往古所未有，而一时昧者不之知。故群情怀古，仍不免恋恋于封建之旧统。（《秦汉史》）
先知先觉的秦始皇未能让统一的理念深入人心，即便是盖世英豪项羽，亦未出识见的固陋。当年秦始皇南巡浙江时，项羽看到秦始皇的赫赫威仪，曾经放出豪言：“彼可取而代也。”（《史记•项羽本纪》）可当项羽率领他的军队来到咸阳时，他的举动却少了王者气概。
刘邦是先入关的，按照“君子协定”，刘邦当为“关中王”。刘邦原本是准备住在咸阳的秦皇宫殿中的，被樊哙、张良谏阻，于是把秦廷财物府库封存，还军霸上。
召诸县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史记•高祖本纪》）
而项羽在两个月后也兵临城下，在为刘邦准备了写入历史的“鸿门宴”之后，发兵咸阳，他的所作所为和刘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史记•高祖本纪》）
如果说刘邦通过减省秦法，提出著名的“约法三章”，修正秦苛法暴政，以稳定人心，维护秩序，司马迁用了两个“喜”字描述了父老的反应；而项羽则以火烧咸阳、以暴易暴的举动，让秦人大失所望，一个“恐”字，当是关中父老的真实心态流露。（这把火，让项羽土匪本质一览无余，司马妖阉再舔牠卵，也改变不了这只条土匪畜生的本质！）
项羽火烧秦宫，大火三月不灭，这把火，从心理层面上，是对秦始皇开创的全新制度的一种必灭之而后快的心态的反映，将六国人对秦帝国的怒火转化为了一场真实的大火。项羽为六国贵族之后，对秦帝国及咸阳都城子民的态度，和出身亭长的小吏刘邦自然有所区别。
项羽接下来的行动，和复辟运动是如此的暗合，那就是“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史记•项羽本纪》），发起了新一轮的分封运动。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项羽和范增经过谋划，决定把刘邦安排在道路险恶、秦朝流放犯人之所的巴、蜀之地，于是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与此同时，为了阻挡刘邦东进，项羽将秦朝的三员降将分关中而治之：章邯为雍王，长史司马欣为塞王，都尉董翳为翟王，是为“三秦”由来。
其他诸王分别为：魏王豹为西魏王，申阳为河南王，韩王成因故都，司马卬为殷王，徙赵王歇为代王，张耳为常山王，黥布为九江王，吴芮为衡山王，共敖为临江王，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臧茶为燕王，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齐将田为齐王，齐王建孙田安为济北王，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都彭城。
以上诸王，包括项羽自己在内，共计十九个王。值得注意的是，少年即立下取秦皇而代之之志的项羽，此时并没有称帝，只是自称西楚霸王，最多把自己视为春秋五霸的效仿者而已，连需要大家共同尊崇的名义上的共主，也没有树立一个，反而把仅有的义帝迁移到郴州，随后还把他杀了。这意味着，项羽事实上将中国划分为了在自己势力威慑下的十九个分裂王国。
项羽的历史眼光局限于分封制度下做各路诸侯的霸主，这是这个楚国贵族之后的悲剧之源。最后，当垓下之围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时，项羽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抱着美人虞姬，悲歌慨自为诗：“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史记•项羽本纪》）[抛下千军将士，没胆量和他们一起奋战一场，却只会抱着个除肏外没任何用处的婆娘哭，就这一点，项羽就是活该，真恶心下流的项羽！司马妖阉吹的全都是些垃圾！]
不过，项羽的分封，体现了历史趋势大潮所裹挟的权力下移的特点，他将赵、魏、燕、齐的旧王，迁徙于一隅，真正炙手可热的是各路反秦叛军的大将们。但项羽的魄力也就止步于此，他自诩为霸王，可依旧没能震慑住诸侯混战的出现，在他分封之后，各路诸侯罢兵就国，短短四个月的平静之后，战乱再次出现，烽火燃到最后，项羽自身落得乌江自刎的结局，而由刘邦最后完成了再次江山一统的格局。
项羽的个人悲剧，不仅仅在于用人不察、屠城滥杀、战略失当、匹夫之勇，最关键的在于，他无法摆脱故国遗少的宿命，逆潮流而动，将分封列国作为自己的光荣与梦想，最终以过渡人物的角色，而被历史的车轮摔进了路边的沟渠。
2. 刘邦的折中主义：封建与郡县并行
刘邦在是否封建的问题上，其实并未能争取主动，在项羽复辟封建制的情势下，他无法独善其身，因为他也需要争取各路军事力量和手下将帅的支持，而封以王侯，无疑是当时最被期待的奖赏。正如《剑桥中国秦汉史》所言：
在秦汉两个帝国的间歇期间，项羽设想了一套根本不同的中国行政体制，即由他本人任霸主的十九国联合体。随着一个单一帝国政体的重建，高帝设法调和这两种完全对立的制度，以便满足那些有功于他的人。这样的，秦的模式就用于中国中部，那里被分成十三个郡和一个直接由中央控制的单位（包括京师和京畿区）；但是其他地方则以另一种安排为主。（（英）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
所谓的“另一种安排”，就是封建。
异姓王分封的血雨腥风
先是封功臣，也就是“异姓王”。如韩信为齐王、彭越为梁王、韩公子信为韩王、英布为淮南王、张耳张敖父子先后为赵王、臧茶卢绾先后为燕王、吴芮为长沙王。
刘邦将郡县制和封建制并行，这种折中主义的做法，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我们从一个小插曲即可窥得个中隐曲：刘邦在大封功臣为王、侯的过程中，不经意间在所居南宫的复道上看到一些将领在一起窃窃私语，便问张良怎么回事：
良曰：“陛下与此属共取天下，今已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爱，所诛皆平生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为不足用遍封，而恐以过失及诛，故相聚谋反耳。”上曰：“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计群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齿，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罢酒，群臣皆喜，曰：“雍齿且侯，吾属亡患矣！”（《汉书•高帝纪》）
张良用他的小聪明化解了一场小小的危机，而刘邦被逼无奈之举的背后当有怎样的懊恼？诸将患在刘邦不授封，而封建之后，刘邦之患则在各路异姓诸侯失控谋反。于是，一场清除异姓王的腥风血雨接踵而来。“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老子的君人南面之术，被刘邦发挥到了极致。后来的历史证明，刘邦所做的一切很大程度上只是权宜之计。
我们且来看看韩信的下场，正如他自己所预言的那样：“‘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汉书• 淮阴侯列传》）韩信先是因与项羽亡将钟离昧交好，而被告谋反，高帝听从陈平的谋划，谎称天子巡狩会诸侯，将游云梦，实则是冲着韩信来的。韩信为求自保，不得已杀了钟离昧才躲过这场大祸。但最终韩信还是涉嫌谋反，被吕后和萧何略施小计，斩之于长乐宫钟室，落得个夷三族的悲剧结局。
梁王彭越也在韩信惨死的当年，以莫须有的谋反罪被刘邦废了，在流放入蜀的路上，彭越千不该万不该去求吕后做主，吕后索性把他带回去，罗织谋反罪给杀了。彭越当时哪里能料到：“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史记•吕太后本纪》）
同年，韩王信也死于非命。韩王信因抵挡不过匈奴的围困不得已投降，最终被汉军打死。
唇亡齿寒、危机重重之下，淮南王英布被迫在这多事之秋造反自救，结果也难逃一死。
燕王卢绾是刘邦的同乡好友，而且同日而生，但最终的结局是逃到匈奴，客死他乡。
而赵王张敖尽管是刘邦的乘龙快婿，尚了鲁元公主，在刘邦过赵时恭敬出迎，莫名其妙被刘邦破口大骂，弄得赵相贯高看不过眼，欲行刺高祖，结果东窗事发，不知情的张敖没被处死，但王位是保不住了。
异姓王中，只有长沙王吴芮偏安一隅，对汉室江山没什么威胁，倒是落得善终，直到血脉将尽，传位到后代无子嗣时，王位才改姓刘家。
由此看来，分封异姓王只是刘邦的权宜之计，也是历史的必然反复。
刘氏与吕氏的封王风波
刘邦封建的另一个举措，则是封宗室。刘邦有八个儿子，刘盈做了惠帝，其他七子则封为王：齐悼惠王肥、赵隐王如意、代王恒（即后来的文帝）、梁王恢、淮阳王友、淮南厉王长、燕王建。此外，刘邦的从父兄刘贾被封为荆王，同父弟刘交被封为楚元王、侄子刘濞被封为吴王。这样，宗室封王多达十位。
淳于越曾劝秦始皇说：“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秦始皇没有接受这番好意，选择了坚定不移地走郡县制的道路。而此刻，刘邦对秦始皇的激进式改革做了一番修正，事实上实施了淳于越当年没被秦始皇首肯的措施，试图通过大封同姓子弟为王，起到屏藩汉室江山的作用。刘邦甚至“刑白马与诸侯盟，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史记•吕太后本纪》）
不过刘邦驾崩后，他的这番誓言很快就被吕后抛到了九霄云外。吕后为了娘家人的利益，在协助刘邦合力摧垮功臣一系之后，自然要大封外戚一系了。
吕后精心谋划壮大吕姓势力，在只活到二十三岁的惠帝驾崩时即开始行动。惠帝发丧时，太后哭不出来。留侯张良的儿子张辟强对丞相陈平说：太后只有这一个儿子，现在死了，她哭得并不悲伤，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倒把陈平问懵了。张辟强说，惠帝没有大的儿子，太后对你们这帮人很不放心。不如你去请求太后首肯，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京城的南北军由他们掌握，诸吕都入宫用事，这样太后才会心安，你们也就不会大难临头了。陈平依计行事，太后果然哭声变哀。当时，张辟强才十五岁，显然他的话是吕后指使的结果。这不禁让人回想到，当年，刘邦想废掉太子刘盈，吕后用了张良的计策，请来商山四皓支持太子，刘邦废立太子之事只好搁浅。刘盈死后，吕后又搬来张良的儿子来吹风，着来，张良父子和吕后关系非浅。
吕后的两位兄长在高祖时已经封侯，长兄吕泽为周吕侯，吕泽的儿子吕台为郦侯，吕台的弟弟吕产为交侯，吕后的二哥吕释之为建成侯。
吕太后称制后，便决定立诸吕为王，右丞相王陵把刘邦白马之盟搬出来反对，弄得吕太后很是不爽。吕太后转而去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没想到周勃一干人等倒也爽快，说是高祖定天下，可以封子弟为王，如今太后称制，封自家兄弟子侄，自然没啥不妥。太后于是欢欢喜喜罢朝走了。没过多久，吕太后拜王陵为帝太傅，夺了他的相权，王陵只好称病免归。
扫除了障碍，吕太后开始有条不紊地以种种名义封吕家人为侯，二哥的儿子吕种封为沛侯，姨外甥吕平为扶柳侯。吕太后还授意心腹大臣请立大哥的儿子吕台为吕王，二哥的少子吕禄为胡陵侯，后来又封吕婴为临光侯，吕他为俞侯，吕更始为赘其侯，吕忿为吕城侯。
后来，梁王吕产、赵王吕禄、燕王吕通被称为吕氏三王。
吕后用事，我们似乎不能回避两种现实。当时，距秦朝并不遥远，即便是秦始皇，他的母亲赵姬在他少年即位时，也是实际上的权杖执有人。母后当政在当时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到吕后时代，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吕后唯一的儿子刘盈也是少年天子，十五岁做了皇帝，本来他就生性柔弱，被刘邦公开说成“不类我”，差点把他的太子给废了，弄出废嫡立庶的纠纷来。吕后在张良的帮助下力挽狂澜后，为报复竞争对手，把赵王如意的母亲戚夫人“断手足，去眼，恽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史记•吕太后本纪》），还让刘盈去参观，弄得刘盈当场精神崩溃，惠帝在位七年中，倒有六年是由吕后在做代理人，以至于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把惠帝忽略不计，在高祖本纪后直接就写吕太后本纪。刘恭继惠帝位，吕后临朝称制，刘恭因得知母亲被吕后杀害而表露怨恨，结果死于非命。接下来的少帝刘义，自然也在吕后的手心中掌握。
但吕后扩大诸吕势力，并未流露出庖代刘姓天下的意图，笔者以为，这是吕后为了巩固政权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试想想，作为刘邦遗下的孤儿寡母，在功臣健在、各路诸侯称霸一方的情况下，特别是儿子刘盈为人仁弱，吕后自然只好捋起袖子自己赤膊上阵，而让吕家兄弟子侄成为王侯，亦方便助自己一臂之力。吕后是在感到天年将尽时，才让吕禄、吕产分别掌管南北禁卫军的，她临死前告诫他俩的也只是担心“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史记•吕太后本纪》）。显然是一种防卫性的策略，而非进攻性的政变。
而刘家人指责高后用事的主要理由，亦只在"擅废帝更立，又比杀三赵王（赵隐王如意，赵幽王友，赵王恢），灭梁、赵、燕以王诸吕，分齐为四”（《史记•吕太后本纪》）。由此看来，个中根本，实为吕姓、刘姓和功臣三股政治势力的权力和利益博弈，而危及宗庙之类的指责，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在这一前提下，吕后一死，陈平、周勃、灌婴这些功臣系的大员，和刘姓诸侯里应外合，将诸吕势力摧毁殆尽，外戚一系遭遇毁灭性打击。
刘邦和吕后时期，封建举措的背后，是权力倾轧和宫廷斗争的刀光剑影，血光之灾，高悬在当事者的头上，随时都可能演变成人间噩梦。封建的复辟，尽管是历史的宿命，但终究和大一统的潮流相背离，迷梦中的当局者，我们只好徒然为他们欷歔不已。
3.贾谊的长太息：一个远见卓识者的现实悲愁
贾谊的命运，和诸吕之乱后承接汉统的文帝刘恒，纠缠在一起。
贾谊生于公元前200年，时为汉高祖七年，比刘恒只小两岁。刘恒在二十二岁时被推举即位，此时的洛阳后生贾谊，已经因为能诗能文而被河南守吴公看中，召置门下。刘恒听说吴公这个人平治天下很有一套，堪称举国一流、而且和李斯同乡，于是把他提拔到朝廷做了廷尉。吴廷尉自然免不了向皇帝推荐自己的得意门客，说贾谊这个少年颇通诸子百家之书，刘恒便让贾谊做了博士。
贾谊在当时可谓少年得意，在诸位博士之中，才二十出头的贾谊是最年轻的一位。正所谓年少气盛，贾谊勇于表现自我，加上才华横溢，应对称旨，自然在诸生中脱颖而出，很快就获得了皇帝的垂青，被破格提拔：“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但当贾谊自觉不自觉地卷入皇权和封建诸侯、功臣集团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中时，他已经宿命般地把自己置身于既得利益者的对立面，从而无法左右自己滑向深渊的个人命运：察见渊鱼者不祥。
令列侯悉就国
贾谊给汉文帝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让“列侯悉就国”。在当时，基本上只有王子侯住在封国，其他列侯和功臣侯大多住在长安。为什么贾谊要列侯回到封地上去呢？这区区五个字的背后到底有何玄机？
我们需要回溯到刘恒当年进京即位时的场面。
刘恒在诸吕被铲除的时候，身份是代王，而之所以挑选他为皇帝，是诸大臣反复权衡的结果，司马迁用了一个词，叫“阴谋”。当时，也有人推举齐悼惠王刘肥的儿子，刘肥是刘邦的长子，刘肥的儿子齐哀王又是刘邦的嫡孙，显然是顺理成章的选择。不过，大家考虑到吕氏外戚集团危及宗庙，而齐王舅父驷钧，“恶人也”，难保不再发生外戚专政的事情。另一个人选是淮南王刘长，但年少，“母家又恶”。选来选去，认为代王“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史记•吕太后本纪》）。
看来，功臣一系“阴谋”皇帝人选，首先要顾及自己的利益不能被外戚一系再次染指，同时把势力最强的齐王和淮南王排除在外，选“仁孝宽厚”的刘恒来做皇帝，自然最为有利，这实在是如意算盘。
难怪，代王自己都不敢相信了。代王的郎中令张武等人认为高祖留下的这帮老臣老谋深算，实在不可轻信，不如称病不去静观其变的好。中尉宋昌则认为不必多疑，代王只好报请太后，依然犹豫不决，刘恒甚至在卜得吉兆后还不放心，让薄太后的弟弟薄昭专程去见了太尉周勃问明缘由，才确信无疑。代王由宋昌和张武亲自驾车陪同赶往长安，到了高陵，出于谨慎，又派宋昌先去长安先行打探好，才入城进到自己的寓所代邸。在群臣伏地固请之下，代王还要做出谦让的姿态，“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汉书•文帝纪》），才接受跪请做皇帝，当晚就住进了未央宫。值得注意的是，刻恒“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汉书•文帝纪》）。连夜让自己的心腹接过卫戍兵权，刘恒的谨慎和提防心理实在让人印象深刻。
这些细节，足以让我们感受到刘恒面临的压力，一方是刚刚斗败了吕氏集团扶自己上马的功臣，他们实在是难以驾驭，一方是同样对皇帝的宝座虎视眈眈、在地方上日渐坐大的刻家王侯。而刘恒要有所作为，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控制局面，使中央政权受到的威胁化为最小。
我们注意到，文帝元年六月“封淮南王舅赵兼为周阳侯，齐王舅驷钓为靖郭侯”（《汉书•文帝纪》），这是对皇室最具威胁的两个诸侯王的“母家”权势人物。在一年前宫廷政变清除吕氏势力后，诸大臣眼中的齐王和淮南王这两个候选人就是因为母家“恶”而被弃之不顾。而文帝在一次重要的封赏行动中，将这两位外戚代表封为侯，其深意恐怕要到“令列侯之国”的事件中才能品味出来。
文帝二年冬十月，丞相陈平作古，文帝接受了贾谊的建议，随后下诏：
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违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训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汉书•文帝纪》）
一年零一个月后，这一诏令恐怕未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文帝再次下诏：
前日诏遣列侯之国，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汉书•文帝纪》）
这一次，还以丞相周勃要带头执行诏令的名义，免掉了他的丞相职务，周勃只好以他的绛侯身份去自己的封地做土地主了。随后灌婴被任命为丞相。如此一来，发动围剿吕氏政变的三大功臣，一个已死，一个去了地方，只有灌婴还在中央，文帝来自功臣一系的压力大为减轻。灌婴只做了一年丞相就死了，而等待绛侯周勃的，则是一场即将到来的牢狱之灾。
再来看“令列侯之国”对地方诸侯的影响。按常理，让他们回到地方，岂不是更难约束？其实，文帝最担心的诸侯势力，莫过于齐王和淮南王。而“令列侯之国”，意味着两王的母舅赵兼和驷钧都得乖乖地回到他们的领地，置于汉郡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之下，无法为齐王和淮南王运筹帷幄，从而分散和削弱了这两支威胁最大的王国势力。
当时，贾谊因为提出了“令列侯之国”等计策，让文帝龙心大悦，准备提拔 他作为生力军进入公卿行列，自然遭到周勃、灌婴这些老臣的反对，他们声称贾生“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
文帝只好暂时疏远贾谊，让他去做长沙王太傅。文帝其实深谙老子南面之术，在当时，文帝外有诸侯王羽翼已丰对他颇为不敬的忧患，内有朝臣势力难以驾驭的尴尬，只好暂时把贾谊加以雪藏，实有让他韬光养晦之意，可惜贾谊以他的年轻秉性难解其中深意。在《史记》中，司马迁把贾谊和屈原列传合为一篇，似乎有感慨二人均怀才不遇之隐叹。而贾谊也确实对长沙之谪倍感失落，甚至因为长沙湿气太重而预感到自己来日不长，所有的落寞和惆怅，融入笔尖，在《吊屈原赋》中他以屈原的遭际自况，尽情倾泻自己壮志未酬的哀怨：“已矣，国其莫我知，独堙郁兮其谁语？”
一年后，贾谊被召见，不过，召见的起因不是如何治国平天下，而是文帝在一次祭祀活动中分到祭肉后，心有所动，便坐在未央宫的宣室中，问贾谊“鬼神之本”，贾谊自然对答如流，两个人一直聊到深夜，文帝感慨“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没过多久，贾谊被任命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是文帝钟爱的少子，喜欢读书，文帝便让贾谊去做他的老师。
尽管文帝显然与贾谊相投契，但他仍不敢对贾谊委以重任，李商隐的《贾生》诗只好如是感叹：“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贾谊当时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国社会政治存在的诸多问题，“臣窃惟事势，可痛惜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大息者六。”（《新书•数宁》）
其中，诸侯势力对中央政府构成的威胁，是贾谊最担心的问题之一。问题的根源仍是刘邦国并行制带来的隐患。以下是刘邦时期的局面：
天子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京师内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颇邑其中。而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可谓矫枉过其正矣。（《汉书•诸侯王表》）
刘邦赐封同姓九王时，中央所辖只有十五郡，与九王封国所占的三十八郡相比，国土实际上不足一半。如果算上逍遥在外的闽越王、南越王、南海王，诸侯王国控制的疆域甚至超过了三分之二！由于诸侯王几乎就是独立王国，加上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其壮大之势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更是日甚一日。
贾谊在做梁怀王太傅后，向汉文帝上书《治安策》，他的忧虑和不安溢于言表，《治安策》的内容，散见于贾谊《新书》各篇。贾谊提醒刘恒和高祖时的形势相比照，对诸侯坐大绝不可掉以轻心：
高皇帝五年即天子之位，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臣，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德至渥也。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几无天下者五六。陛下之与诸公也，非亲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亲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陛下独安能以是自安也？（《新书•亲疏危乱》）
在贾谊看来，高祖对那些功臣封以膏腴之地，实在是仁至义尽了，可照样有那么多人造反；而文帝的大臣不是自己提拔的，各路诸侯更不是自己亲封的。高祖尚且不能安然坐镇，文帝又如何能自安呢？
贾谊以他恣肆铺排的文笔，描写了诸侯王的种种僭越之举：
诸侯王所在之宫卫，织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宫法论之；郎中、谒者受谒取告，以官皇帝之法予之；事诸侯王或不廉洁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汉法，事诸侯王乃事皇帝也。谁是则诸侯王乃将至尊也。然则，天子之与诸侯，臣之与下，宜撰然齐等若是乎？天子之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诸侯之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而尊无异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诸侯列卿秩二千石，则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则法恶得不齐？天子卫御，号为大仆，银印，秩二千石；诸侯之御，号曰大仆，银印，秩二千石，则御已齐矣。御既已齐，则车饰恶得不齐？天子亲，号云太后，诸侯亲，号云太后。天子妃，号曰后；诸侯妃，号曰后。然则，诸侯何损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则夫何以异？天子宫门曰司马，阑入者为城旦；诸侯宫门曰司马，阑入者为城旦。殿门俱为殿门，阑入之罪亦俱弃市，宫墙门卫同名，其严一等，罪已钓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诸侯之言曰令，令仪之言是也。天子卑号皆称陛下，诸侯卑号皆称陛下。天子车曰乘舆，诸侯车曰乘舆，乘舆等也。衣被次齐贡死经纬也，苟工巧而志欲之，唯冒上轶主次也。然则，所谓主者安居，臣者安在？（《新书•等齐》）
从上述描写来看，从法律、官僚体制、宫室乃至舆马仪仗，诸侯王俨然是各霸一方的土皇帝，甚至称呼也和皇帝一样是“陛下”，诸侯王和皇帝的等级秩序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在贾谊看来，这是一大不可小觑的社会隐患，非拿出刮骨疗毒的勇气来面对不可：
天下之势方病大尰，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臣闻"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恶病也。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固无聊也。失今弗冶，必为痈疾，后虽有扁鹊，弗能为已。悲夫！枝拱苟大，弛必至心，此所以窃为陛下患也。（《新书•大都》）
贾谊痛心疾首的是诸侯势力尾大不掉的危险现实，一旦成为痼疾，最终会陷入无法收拾的局面。在贾谊看来，对付诸侯和屠牛的道理是一样的，像庖丁解牛那样顺着肌理而行，可以用芒刃排击剥割，而碰上硬骨头，那就只能非斤则斧矣。“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新书•制不定》）而目前，诸侯王就是一大堆硬骨头，不用斤斧，而用芒刃，结果只能是“不折则缺耳”。为此，贾谊提出了加强中央政权控制力的对策，其核心就是削弱诸侯的实力：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虽在细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汉书•贾谊传》）
贾谊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并拿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实在是值得称许的远见卓识。但贾谊洞察了文帝时代潜伏的一大社会隐患，却无法避免危机的进一步加剧，他甚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不安和忧虑变成现实的动乱。
淮南王悲歌
汉文帝刘恒最头疼的人物淮南王刘长此时浮出了水面。
汉文帝刘恒是刘邦的第五子，而刘长是少子。刘长来到这个世界上纯属偶然，用今天的话说是“一夜情”的产物。我们前文提到，刘邦当年经过娶了鲁元公主的赵王张敖的封国时，曾经对这个女婿态度恶劣，甚至导致赵相贯高发动了一场未遂行刺事件。张敖当时并非对刘邦大不敬，还把自己宫中的赵美人献给老丈人陪睡，赵美人竟然在一夜之宠后暗结珠胎，这就是刘长来到人世的机缘。贯高谋反一事败露后，这位赵美人也在被拘捕之列，她让执行任务的官吏转告皇上自己已怀有龙种，但当时刘邦正在气头上，并未理会她。赵美人的弟弟赵兼托辟阳侯审食其去吕后那里说项，吕后妒忌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帮她向刘邦求情？审食其也没有强谏力争，为自己日后埋下杀身之祸。结果，满腔怨愤的赵美人在生下刘长后饮恨自尽。刘邦得知此事，才开始悔不当初，赵美人被运往家乡埋葬，而生下来即失去母亲的刘长则被吕后带养，这倒让刘长在历次宫廷斗争中得以自全。
值得注意的是，淮南王谋反可以说是前赴后继。在刘长之前是黥布，在刘长之后是刘安。刘长比汉文帝小四岁，吕后归西后，十八岁的刘长曾经是大臣们心目中承继大统的人选之一，自然免不了骄矜之意：
及孝文初即位，自以为最亲，骄蹇，数不奉法。上宽赦之。三年，入朝，甚横。从上入苑猎，与上同辇，常谓上“大兄”。（《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淮南王刘长的上述种种表现，可以概括为骄横不法、尊卑不分，与皇上同车入猎，直呼大哥，看起来亲如兄弟，实则不把皇帝的尊严放在眼里。这一方面是刘长气焰嚣张的表现，同时亦是汉文帝对他放任自流的结果。
刘长算得上猛男一个，力能扛鼎，终于惹出椎杀辟阳侯的血案来。一直对辟阳侯审食其怀恨在心的刘长，找到辟阳侯后，从袖中取出铁椎，照着辟阳侯便是一椎下去，审食其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刘长一伙送入黄泉。刘长随后飞驰阙下，以“报母之仇”为借口向文帝谢罪，文帝竟然赦之无罪。按照汉法，王国的相和二千石以上官员，应该由朝廷派遣，而刘长竟然申请自置相、二千石，汉文帝不得已默许了，如此种种，更助长了刻长的膨胀心理：
当是时，自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厉王，厉王以此归国益恣，不用汉法，出入警跸，称制，自作法令，数上书不逊顺。（《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淮南厉王俨然成了独霸一方、不听汉廷调度的独立王国的皇上了，文帝只好通过帝舅薄昭给厉王发警告信，信中说皇上如何如何宽厚仁爱，而你刘长的种种做法，归结起来可以说是：不孝、不贤、不顺、无礼、不仁、不知、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宜急改操易行，上书谢罪……愿孰计而疾行之。行之有
疑，祸如发矢，不可追已”（《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文帝对付淮南王，用的是文火，貌似退让仁厚，实则客观上一步步将刘长陷于不义。而授意薄昭发出的警告信，直接刺激了刘长，将刘长最终逼入谋反的绝境。文帝六年，刘长令男子但等七十人与棘蒲侯荣武的太子奇谋划，以辇车四十在谷口造反，又令人联络闽越、匈奴。事情败露后，淮南王刘长被召至长安。丞相张苍等人上奏，认为刘长罪当弃市，文帝又做出不忍的姿态，下令召开一个四十三人参加的高级别会议来讨论，结果大臣们还是坚持己见。文帝最后的决定值得玩味，那就是死罪可以免，但刘长的王位是要废掉的，每天可以给五斤肉，二斗酒，带着宠幸的十个人，发配到蜀地去。刘长被装进四周带围幔的槛车，所经各县用邮传接力运送。一向被骄纵惯了的刘长哪里吃得了这番苦头？结果绝食而死。
对于刘长之死，历来被怀疑有诸多蹊跷。他死后，“县传者不敢发车封”（《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个中缘由耐人寻味。袁盎提醒文帝要警惕自己留下“杀弟之名”，后来民谣传唱：“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汉书• 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历史记载中的字里行间，究竟透露出怎样的暗示？
不论真实内幕如何，刘长一死，汉文帝的心腹大患可谓石头落地，而此后的种种做法，又让人感觉到文帝心中的愧疚无处躲藏。如，孝文八年，将淮南王七八岁的四个儿子封侯，“乃封子安为阜陵侯，子勃为安阳侯，子赐为阳周侯，子良为东城侯”（《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在文帝复封刘长的四个儿子为列侯时，贾谊上书谏阻，认为淮南王罪名确凿，文帝已赦他死罪，他自己病死了，皇上并无负他之处。而把刘长的儿子封为列侯，定会留下隐患：
如是，咫淮南王罪人之身也，淮南子罪人之子也。奉尊罪人之子，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无解细于前事也。且人不以肉为心则已，若以肉为心，人之心可知也。今淮南子少，壮闻父辱状，是立咫焉泣洽衿，卧爬泣交项，肠至腰肘如缪维耳，岂能须臾忘哉？是而不如是，非人也。陛下制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极，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归其怨尔。特曰势未便，事未发，舍乱而不敢言，若诚其心，岂能忘陛下哉！（《新书•滩难》）
在贾谊看来，如果人心都是肉长的，淮南王的几子怎么可能忘掉父亲的惨死，怎么可能对皇上不心生怨恨呢？一旦他们羽翼丰满了，岂不又会是新的祸患？
贾谊已经预见到了未来的动乱，但他并未窥破文帝内心的隐秘，文帝自然没有听他的。观察家总是能看到历史的正确轨道，而现实的政治家则总是难免要绕过很多具体的坎坎沟沟，几度迂回曲折之后，才能找到柳暗花明的阳光大道。
文帝的隐衷贾谊无法领会，贾谊只知道自己痛心疾首的事情正在发生，而且无可避免其卷土重来，这对贾谊而言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痛。梁王胜坠马死亡的事件，给了贾谊新的自责和伤感理由，时常对自己做死亡暗示的贾谊，陷入了哭泣、失落、悲伤之中，在梁王死后一年余，贾谊以三十三岁的生命，熄灭了一个天才的闪耀光芒。苏东坡感慨：“夫谋之一不见用，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贾谊论》）
袁枚则感叹：“洛阳少年，内位大夫，外为师傅，非不遇也。文帝腕诚，自惊不及，宁肯虚誉？其所议论，颇见施行；其未为丞相者，将老其才而用之；宾门纳麓，尧试舜且然，而遽谓文帝不用生乎？生不死，帝必用生。生用其所施，必远过晁、董，而卒之天夺其年，岂非命也？”（《随园全书》）
事实上，文帝后来确实采纳了贾谊的建议，在贾谊去世四年后，文帝分齐为六国，把悼惠王的六个儿子封为王；又分淮南为三国，让厉王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这其实就是贾谊所说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对于生性从容睿智的文帝来说，一切举动只有在水到渠成时才能举措得当，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切切不可轻举妄动。文帝表面上未听贾谊而后动，实际上在内心里则高度认同贾谊所洞察的一切，只是作为一国之主，他需要等待机会。
贾谊能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但他没能明白，由来已久的封建制度要革弊求新，决非一朝一夕之力能解决的。大势不可逆转，但改革要渐次进行。正如王夫之所言：
夫封建之不可复也，势也。虽然，习久而变者，必以其渐。秦惟暴裂之一朝，而怨满天下。汉略师三代以建侯王，而其势必不能久延，无亦徐俟天之不可回、人之不思返，而后因之。七国之变未形，遽起而翦之，则亦一秦也。封建之在汉初，镫炬之光欲灭，而姑一耀其燄。智者因天，仁者安土，俟之而已。谊操之已蹙，而所为谋者，抑不出封建之残局，特一异其迹以缓目前尔。繇此言之，则谊亦知事之必不可以百年，而姑以忧贻子孙也。封建之尽革，天地之大变也，非仁智不足以与于斯，而谊何为焉！（《读通鉴论》卷二）
吕留良在《论贾谊》中，对贾谊所处的客观情势和历史贡献，分析实在精辟，毋庸笔者多劳了：
文帝之时，其左右朝廷决天下之大计者，皆与高祖披荆斩棘共起山泽者也。否则，皆先朝所擢之岩穴而用之廊庙者也。其出就候国者，皆天子之叔伯兄弟也。否则，皆功臣之后也。一旦以少年布衣，加之老成贵介之上，而且欲裁抑勋旧，损削侯王，大或至于召乱，小亦必至于谗沮。是不得用臣之福，而先受臣之祸，欲行其言而并不得保其身也。是故出以老其才，静以俟其用，计绛灌之臣衰退之年，当贾生强迈之日，于是举而授之，此所谓明君用臣之心也。
且贾生诸奏，其大者在乎封建，其言至善也，其策至当也，其忧虑至忠也。而文帝迟之又久，卒不及举行者何也？盖其时淮南、济北诸王，虽间有举动，旋就夷亡，其他大国犹拱手受诏，未有异谋。苟即分更其制，则必皆奋臂而起，于是动兵劳民，以大伤百姓，此文帝所不忍也。假己之名以予人，聚民之怨以归己，此文帝所不欲也。文帝曰：吾不若及其治而后行之。此则久安长治之业耳。其后谋削诸侯，而其国果造乱矣。七国既平，而主父偃等果遂能行其策矣。终汉之世，无侯国之变者，偃之谋也。偃之谋，文帝之谋也。文帝之谋，贾生之谋也。而贾生之谋固已行矣，此所谓谋子孙之道也。（《论贾谊》）
4. 晁错削藩之策与七国之乱
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本质上还是一种和平主义的策略，是一种智慧的政治手腕，与他同样力主削弱诸侯势力的人物，还有一个晁错。晁错的主张相较贾谊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方法更为直接，更为强硬，也更具进攻性：削诸侯。
同归而殊途，恐怕源于二人的思想渊源相异。贾谊以诗文成名，思想以儒家为宗本，故其总结秦亡教训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新书•过秦上》）。尽管贾谊思想中也不乏黄老学派的成分，提出“德有六理，何谓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新书•六术》）。贾谊的一些论调似乎也颇妥协于当时的思想界形势，如“明主者南面而正，清虚而静，令名自宣，命物自定，如鉴之应，如衡之称”（《新书•道术》）。但总体而言，贾谊的思想和行为，和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相呼应，为此，冯友兰如是分析贾谊生前之失意：“真正的原因恐怕是汉文帝的政治方向是‘无为’，贾谊的政治方向是‘有为'。”（《中国哲学史新编》（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