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同为河南人的晁错则是法家出身，学申商刑名于轵县人张恢，“为人附直刻深”（《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当然，晁错与儒学亦有渊源，汉文帝时，天下已没几个能治《尚书》的人，只听说济南伏生是秦时的博士，治《尚书》，可是已经九十多岁了，文帝于是下诏派人去他那里受书，接受这个任务的人恰好就是晁错，晁错自然是略读过《尚书》的，还因此成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家令，从此得到太子喜欢，太子家号曰“智囊”。在文帝时代，晁错就数十次上书文帝，建言削弱诸侯，文帝没予理会，只是称许其才，提拔他做了中大夫。
轮到太子即位做皇帝时，作为太子党的核心人物，晁错自然得以被重用，做了御史大夫。正如文帝时代，青年才俊贾谊和少年天子刘恒相知相遇，景帝时代的晁错，似乎上演了同样的君臣气象。
但值得注意的是，贾谊和晁错对待诸侯的策略不同，文景二帝治理时期的皇权与王权的冲突规模也相应有别。文帝时淮南厉王事件并未上升为战争状态，而景帝时，一场近百万人卷入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展开。
晁错比贾谊更为激进的打击诸侯势力的主张，使他成为中央集权政府与地方割据诸侯正面交锋与冲突的旋涡中心点。
正如文帝时代，诸侯王抗衡中央集权的代表人物是淮南厉王刘长，在景帝时代，威胁中央政权的诸侯王则变成了吴王刘濞。
刘濞是刘邦之兄刘仲的儿子，景帝是刘邦的孙子，二人年龄相差二十八岁，算起辈分，刘濞是景帝的堂叔。从血缘关系上看，自景帝算起要上推至第四代了。血缘关系愈疏远，诸侯王和皇室关系愈疏淡，这是封建制度无法回避的软肋：屏藩中央的最初动机最终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不知什么原因，刘邦当年已经预感到刘濞可能会造反。当时，刘邦亲自率军平定黥布之乱，二十岁的刘濞随军平叛。荆王刘贾被黥布杀了，还没有后人，刘邦考虑到吴地、会稽一带需要年壮的诸侯王来加以镇抚，而自己的儿子年纪又小，只好把刘濞封为吴王，封地包括三郡五十三城。刘濞封王后，刘邦很快就意识到情势不妙，于是发生了下面的一幕：
已拜，上召谓濞曰：“汝状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岂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濞顿首曰：“不敢。”（《汉书•高帝纪》）
显然，刘邦的担忧最终成为现实，刘濞事后并未遵守自己的承诺。
刘濞的谋反，根源于汉时封建制度的设置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纠葛。由于当时诸侯王国的半独立性质，使得拥有得天独厚自然资源、地处东部沿海的吴国很快凭借盐铁之利和铸钱致富而发展壮大。“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史记•吴王濞列传》）。
我们不妨从刘濞激励将士、犒赏同盟叛军的许诺中，来感觉吴国当时的雄厚财力：
能斩捕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户：皆为列侯。其以军若城邑降者，卒万人，邑万户，如得大将；人户五千，如得列将；人户三千，如得裨将；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他封赐皆倍军法。（《史记•吴王濞列传》）
但势力日见强盛并不意味着必反，我们不能忽视刘濞谋反的具体原因，往往，历史的走向因了当局者之间的恩怨情仇而有着微妙的转折。
刘濞对景帝刘启的仇恨在文帝时期就埋下了种子。在刘濞的太子刘贤觐见文帝时，文帝安排皇太子刘启作陪，二人一起游宴，饮酒作乐之外，对坐下棋也颇有情趣。没想到乐极生悲，一边是东宫随侍观战，一边是秉性强悍的吴太子师傅助阵，皇太子和王太子的博弈很快演变成了双方争强好胜互不相让的口水战，期间言语可想而知彼此顾不了礼让和情面，恼羞成怒的皇太子抄起棋盘就往王太子的头上猛砸下去，竟然把对方砸死了。刘贤的遗体运到吴国，吴王恨恨道：“天下同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为！”（《史记•吴王濞列传》）刘濞坚持把儿子的遗体发回长安下葬。
从此，刘濞称病不朝，文帝知道他故意如此，便在吴国使者身上做起了文章，见有吴使来京，便把他拘系治罪，以此敲山震虎。吴王这才心生恐惧，想办法缓和矛盾。文帝也就顺水推舟，“而赐吴王几杖，老，不朝”（《史记•吴王濞列传》）。文帝用赐几杖的方式给了吴王一个台阶，也给自己留足了面子。
但刘濞对景帝的杀子之仇显然难以消解，他在吴国笼络人心的举动也一直没有松懈。由于吴国有铸钱煮盐之利，老百姓不用负担其他徭役税赋，当兵则可获得相应的报酬，民间才俊也能得到慰问和赏赐，而其他郡国的官吏如果想来吴国抓逃犯，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吴王会庇护他们的。如此种种，四十余年的精心筹备，刘濞博得了当地百姓的拥戴。
谋反的导火索终于不请自来。景帝即位后，晁错升为御史大夫，他向景帝上书削藩，直截了当地把刘濞作为打击对象。晁错说，吴王因太子之隙而诈称病不朝，依古法早就该被杀头，而文帝有不忍之心，赐之几杖，算得上是仁至义尽了，可刘濞不思改过自新，反而啸聚天下亡命之徒阴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史记•吴王濞列传》）。
晁错的削藩策上奏后，震动朝廷上下，但只有窦婴敢公开站出来反对。另一个阻止晁错的人物，则是他的亲生父亲：
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晁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错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及吾身。”（《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在晁错发动下，对王国的削地运动先后展开，楚王戊被罚削东海郡，赵王遂被削河间郡，胶西王卬被削六县。
刘濞的吴国自然难以幸免，晁错的父亲仰药而尽十余天后，正在朝廷商议准备削掉吴国的豫章、会稽二郡时，蓄谋已达三十多年的刘濞终于举事叛乱。
在吴王刘濞的发动下，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畜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皆举兵反叛，闽越、东越、匈奴亦发兵响应。刘濞时年六十二，少子年十四，父子一为将，一为士卒，他要求以自己父子的年龄为界举国征兵，发二十余万人。
七国叛军打出的旗号就是“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主谋削藩的晁错，一夜之间厄运高悬于头顶。当时，景帝、晁错和袁盎等人一起商量对策，袁盎请示景帝屏去左右，晁错没有离开，袁盎直接提出自己说的话连大臣也不能听到，晁错只好站到一边，在他恼恨而去时，他万万没有料到，袁盎的对策竟然是用自己的生命来交换朝廷的安全。袁盎对景帝说，吴、楚往来书信中明确说了，因贼臣晁错削夺诸侯的封地，遂以诛晁错为名联合发兵西进，只要恢复被削封地即可罢兵。现在看来，只有把晁错杀了，然后派使者赦免吴、楚七国之罪，复其故地，便可收兵不血刃之效。景帝默然良久，痛下决心“吾不爱一人谢天下”（《汉书•爰盎晁错传》）。
十多天后，一直蒙在鼓里的晁错被皇上派遣的中尉带到东市，身上还穿着朝服，就莫名其妙地给斩了。正所谓“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汉书• 爰盎晁错传》）。
晁错死后，景帝询问从前线归来的仆射邓公吴楚是否罢兵，邓公禀告说，吴王准备谋反已数十年，诛晁错只是一个借口而已。景帝才明白，晁错请削诸侯以尊京师乃万世之利，而自己把他杀了，实在是干了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最终，太尉周亚夫、大将军窦婴平定了七国之乱，七国被废，刘濞身首异处，而其他六王则皆自杀。最终，晁错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自己的远见：“晁生言诸侯之地大，富则骄奢，急即合从。故因吴之过而削之会稽，因楚之罪而夺之东海，所以均轻重，分其权，而为万世虑也。”（《盐铁论•晁错》）
在这场以十多万生命为代价的流血冲突结束后，中央集权与诸侯割据的天平重重地倾斜于前者一方，诸侯们独立王国般的地位从此一去不复返：
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汉书•百官公卿表》）
七国之乱后，朝廷削弱诸侯王国的手段更为彻底，诸侯王不能再亲自治民，王国官吏的等级被降低，王国的官僚系统遭遇最大规模的裁员，而所有高级官吏均由皇帝任免，国王只允许任命四百石以下的官吏。“诸侯独得食租税，夺之权。其后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史记•五宗世家》）。
由此，随着中央对王国的控制力得以加强，王国正在向郡县的实质形式靠拢，这一切，景帝为他的继任者汉武帝巩固中央的大一统政权，奠定了基石。
二、武帝集权 政权一统
1.武帝即位
武帝身世传奇
公元前141年正月，四十八岁的汉景帝刘启驾崩，十六岁的刘彻南面称帝。直到公元前87年离开人世，刘彻做了五十四年的大汉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之一。
“秦皇汉武”，人们将嬴政和刘彻联在一起称呼，恐怕最为关键的因素，是他们前赴后继，在数百年的分裂之后，开创了的格局，他们奠定的大一统基石是如此牢不可摧，以至于此后两千余年的中国，统一始终是主旋律。
如果说秦始皇缔造了大一统的事业，那么，汉武帝则将这一事业夯实加固，最终使国家的统一延绵不绝，统一的观念输进民族意识的血液。
汉武帝注定是带着非凡的使命来到这个世界的。
也许正因为此，历史的记载和传说，往往将汉武帝诞生的故事，赋予了神秘的光环。《史记》和《汉武故事》中均有武帝的母亲王美人得幸于太子刘启有振后“梦日入其怀”的记载。《汉武故事》甚至说武帝的名字“彘”，竟然是刘启做梦时高祖刘邦给起的，高祖竟然还提到“王夫人”，早已作古的高祖哪里会知道王夫人呢？《汉武故事》说“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且生于猗兰殿”，出生的时间也很特别，而且是父亲刘启做了皇帝一个月后出世的，对于景帝来说简直是双喜临门。至于刘彘何以改名为刘彻，《汉武故事》中说是因为景帝看到这个儿子实在是聪慧过人，在立他为太子时给起的名。
总之，刘彻从一出生，便被装点出浓厚的传奇色彩。
如果传奇可以追溯，刘彻的传奇似乎是从母亲王娡那里遗传下来的。王娡的父亲王仲出身寒门，而母亲臧儿却是大名鼎鼎的旧燕王臧茶的孙女。咸儿为王仲生下一男两女，男名王信，两女即为王娡和儿姁。王仲死后，臧儿改嫁长陵田氏，生下田蚡、田胜，这兄弟俩日后因了王娡这个同母异父姐姐而大富大贵位居列侯。
王娡的命运一开始也是平淡无奇，长大嫁作商人妇，而当时商人是并不吃香的。没想到，她的命运转机，竟然是因了母亲臧儿算了一卦，卦象显示：两女皆当贵。一般人也就苦笑一声作罢，试想想：王娡已经嫁给了金王孙做老婆，还生了一个女儿，怎么可能显贵起来呢？可燕王的孙女果然是非常女子，她认准了这个卦的预言，硬生生要把女儿夺回来，婆家自然很恼火，当然不愿理会她的无理取闹。结果臧儿不顾三七二十一，把女儿送进宫里去，一个小商人，总不敢到宫里去要回老婆吧？
没想到王娡进宫后真的时来运转，被太子刘启看上了，而且有了身孕。王娡和她母亲臧儿一样很有心计，向太子编出“梦日入怀”的说辞哄得刘启很是开心，一个劲应和：“此贵征也。”
臧儿看到大女儿在宫里给太子生了儿子，心想该是卦应验了吧，索性把少女儿姁也送进宫里，这个儿姁也身手不凡，后来生的四个儿子都做了诸侯王。
立储风波
我们再来看王娡的表现。从史书上对她的称谓来看，一开始她在后宫中的级别也就是一个美人，后来升格为“夫人”，但王娡对此并不满足，她瞄准的是“皇后”的角色。
景帝做太子的时候，薄太后给他安排了自己的娘家人做妃子，景帝登基后，这个妃子便成了薄皇后，可惜这个皇后没有子嗣，自然难以得宠，薄太后一死，就被景帝给废了。
皇后的位子出现了真空，机会来了。可是，尽管王娡得宠于景帝，但她的希望并不大，因为还有一个宠妃栗姬在前面挡着呢。栗姬的儿子刘荣在景帝十四个儿子中排行老大，已经立为太子，王娡的儿子刘彻是景帝中子，排名非九即十，只是一个平常的胶东王而已。按照后宫“母以子贵”的游戏规则，栗姬的胜算把握显然要比王娡大。
好在栗姬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好妒。女人嫉妒争宠，本是天性使然，可在皇帝面前争风吃醋，就只能说结局难料了。栗姬因爱生妒，还把景帝的姐姐馆陶长公主嫖给得罪了。原来，长公主讨好景帝很有一手，就是经常给他引荐美女，这些美女都很讨景帝欢心，使得栗姬相形见绌，栗姬自然对长公主日日怨怒。
长公主也有自己的小算盘，那就是把自己的女儿阿娇许配给景帝的皇子。十四个皇子中，太子刘荣自然是首选，爱女如果嫁给他，不出意外的话可以当皇后啊！没想到，早就对长公主心怀怨恨的栗姬，竟然一口回绝了。
悻悻而归的长公主退而求其次，选中了刘彻，这次提亲就顺利多了，颇有心计的王娡满口应承，让长公主心情很是舒畅。《汉武故事》记载了“金屋藏娇”的典故：
年四岁，立为胶东王。数岁，长公主嫖抱置膝上，问曰：“儿欲得妇不？”胶东王曰：“欲得妇。”长主指左右长御百余人，皆云不用。末指其女问曰：“阿娇好不？”于是乃笑对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也。”长主大悦；乃苦要上，遂成婚焉。
刘彻的年少机智，恐怕是母亲王娡时常训导的结果。王娡之所以竭力讨好长公主，原因是这个皇姐可是窦太后的掌上明珠，从窦太后临终前“遗诏尽以东宫金钱财物赐长公主嫖”（《史记•外戚世家》），可想而知这个公主在皇室中的地位。
王娡联手长公主，自然让自己如虎添翼。被栗姬拒之门外的长公主果然经常在景帝面前说栗姬的坏话。在一次关键时刻景帝有意考验栗姬，当时景帝龙体欠安，郁郁寡欢，于是向栗姬托起孤来，嘱咐栗姬在自己百年后要善待皇子们，没想到，栗姬的表现竟然是“怒，不肯应，言不逊”（《史记•外戚世家》）。这一次，栗姬断送了景帝对自己的感情，也断送了儿子的前程。
相反，长公主经常在景帝面前夸奖刘彻如何如何优秀，景帝也觉得刘彻是个好后生，加上记忆中“梦日入怀”的吉兆，对立谁为后的问题开始踌躇起来。
关键时刻，王娡搞了一个小小的阴谋，从而彻底把对手整倒。王娡明知景帝对栗姬心存怨望，余怒未消，偏偏暗中唆使礼官大行秉奏景帝说“‘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无号，宜立为皇后”（《史记•外戚世家》）。惹得景帝勃然大怒，把大行给斩了，不明就里的大行到死也不明白自己被人利用了，而太子刘荣则被废为临江王。栗姬不仅没当成皇后，儿子的未来也堕入黑暗。母子俩忧愤难当，先后撒手人寰。
栗姬母子这个竞争对手被挤走了，没想到半路上又杀出个程咬金，而且来头更大：窦太后母子。
我们前面说到，窦太后把女儿长公主视为心肝宝贝，而儿子中，她最爱的是梁孝王刘武。
窦太后生有二子，长子刘启做了皇帝，刘武是景帝的亲弟，兄弟俩感情很好。有一次，刘武入朝觐见，景帝与他一起开怀畅饮，当时景帝还没有立太子，酒酣耳热之际，景帝竟然说：“千秋万岁后传于王。”（《史记•梁孝王世家》）刘武尽管知道酒桌上的话做不得数，但还是内心窃喜，窦太后自然更是满心欢喜。看到这场面，一旁的窦婴着急了，他端着卮酒就上来谏阻：“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汉之约也，上何以得传梁王！"（《汉书•窦田灌韩传》）窦婴的话让景帝酒醒了一大半，但把窦太后得罪了。
窦太后和刘武事后并没有忘掉景帝的酒后之言，在平定七国之乱时，梁孝王格外卖力，力拒吴楚，战功几乎和朝廷的军队旗鼓相当。景帝立太子后，窦太后用不计成本的赏赐来补偿刘武，刘武则在封国大兴土木，过起了土皇帝的奢华生活：
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跸，入言警。（《史记•梁孝王世家》）
不仅如此，梁孝王还大肆招揽四方豪杰，军事势力和经济实力也相当了得，“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梁孝王死后“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史记•梁孝王世家》），可见富比天子并非夸张。
因为窦太后溺爱的缘故，刘武进京朝见时“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史记• 柔孝王世家》）。连随从官都可以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
栗太子被废后，窦太后旧事重提，希望以梁孝王为后嗣，险些让王娡母子的希望落空。所幸袁盎等大臣搬出“汉家法周道立子”的理由，暗中向景帝多方劝谏，窦太后不得已只好作罢。刘彻终于被立为太子。
但风波并未结束，梁孝王做景帝接班人的念想落空后，自然对袁盎恨之入骨，于是派人行刺袁盎。第一个刺客到了关中，发现人们对袁盎赞不绝口，感动之余向袁盎把行剌计划和盘托出：“臣受梁王金来剌君，君长者，不忍剌君。然后刺君者十余曹，备之！”（《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袁盎赶忙跑到一个叫棓生的术士那里占卜吉凶，结果在回家的路上被第二个刺客杀死了。
行刺事件败露，梁孝王逼主谋者自杀灭口，并通过长公主向窦太后疏通，然后自己秘密进京，伏斧质于阙下谢罪，才躲过一劫。但景帝对刘武自此疏远，不再同车辇矣。当刘武再一次朝见皇上被拒绝后，回到封地郁郁寡欢，加上有人进献了一头背上长脚的牛，刘武更是神思恍惚，没多久就病死了。
窦太后听闻噩耗伤心至极，整天哭叫着“帝果杀吾子”（《史记•梁孝王世家》），并绝食，弄得景帝手足无措，最后与长公主合计出解决方案：“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女五人皆食汤沐邑。”《史记•梁孝王世家》）窦太后才停止绝食抗议。
经历这场风波，王娡终于如愿以偿做了皇后，而她七岁的儿子刘彻则被立为太子，并最终成为叱咤风云的汉武大帝。
2.主父偃与武帝推恩令
武帝时代的王侯们
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汉书•诸侯王表》），诸侯王的势力远远不如此前嚣张。
当刘彻接下景帝传下的汉室江山时，诸侯王国尚有二十余个。不论对于各路王侯还是朝中大臣来说，七国之乱的阴影仍如在昨日。少年天子刘彻如何处理朝廷与诸侯王的关系？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政治难题。这一敏感的话题，关涉中央政权与封建王国的关系，也为朝中大臣所侧目。朝中大臣这股政治势力与诸侯王之间，在武帝面前展开了不见硝烟的政治较量。
对于大臣一系来说，自然希望乘着剿灭吴、楚七国的东风，继续打击诸侯势力，认为目前的诸侯王国依旧连城数十，势力还是太强大，大臣们举出诸侯王的种种过错和罪恶。此外，大臣们还提出为晁错平反，认为当时杀晁错实在是一桩冤案。而诸侯王则以皇帝的骨肉至亲自居，认为封王建国确实起到了藩辅中央的作用，“先帝所以广封连城，犬牙相错者，为盘石宗也”（《汉书•景十三王传》），现在怎么反而被看做是对皇室的威胁了啊！他们抱怨说，即便没有罪过，朝廷派来的官员也会吹毛求疵，或者以暴力手段胁迫王国的臣下做伪证，让国君蒙冤受屈。
在武帝即位的第三年，建元三年十月初一，按当时的历法，这一天为岁首，相当于今天的元旦。在这么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代王刘登、长沙王刘发、中山王刘胜、济川王刘明来到长安朝贺皇上，刘彻设宴置酒款待。音乐刚起，中山王刘胜竟然兀自抽泣起来，刘彻看他哭得伤心，自然要问个究竟。刘胜便一吐为快：
臣闻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则？所托者然也。臣虽薄也，得蒙肺附；位虽卑也，得为东藩，属又称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亲，鸿毛之重，群居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却，骨肉冰释。（《汉书•景十三王传》）
显然刘胜是有备而来，他把群臣描绘成了离间宗室骨肉亲情的罪魁祸首，并乘机把诸侯王如何被朝廷大臣侵凌的种种情状大倒苦水，刘彻只好“厚诸侯之礼，省有司所奏诸侯事，加亲亲之恩焉”（《汉书•景十三王传》）。
但武帝只是暂时放过诸侯们一马。武帝心知肚明，诸侯王国尽管已被先帝取消了人事大权，王国相等重要官员均由朝廷委派，但钦差大臣们到了王国，工作起来并不顺利，甚至有生命危险。另外，一些国王失去了统治人民的权力，倒是有时间鱼肉百姓，视汉法如儿戏，闹出了种种灭绝人性的丑剧。
先来看看诸侯王如何“礼遇”朝廷派来的国相，这些相是代表中央政府行使治理王国的权力的，诸侯王们自然要负隅顽抗。胶西王刘端的做法如下：
相二千石至者，奉汉法以治，端辄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诈药杀之。所以设诈究变，强足以拒谏，知足以饰非。相二千石从王治，则汉绳以法。故胶西小国，而所杀伤二千石甚众。（《汉书•景十三王传》）
谁要是被派去做胶西王的相，要么老老实实听他摆布同流合污，结果被汉廷绳之以法；要么秉公办事，结果同样不得好死：不是被他罗织罪名冤死，就是被偷偷下毒药鸩死。听皇帝是死，听国王亦是死，这二千石的大员需要提着脑袋去上班啊。
赵王彭祖比刘端更阴险，表面上看一脸谦卑，让人很容易相信他，可他的一切只是巧言佞色的表演。实际上，刘彭祖城府很深，而且熟谙法律，往往一不小心就会跳进他事先布置好的陷阱里：
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单衣，自行迎除舍，多设疑事以诈动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讳，辄书之。二千石欲治者，则以此迫劫；不听，乃上书告之，及污以奸利事。彭祖立六十余年，相二千石无能满二岁，辄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赵王擅权。（《汉书•景十三王传》）
刘彭祖用自己诡计多端的阴狠手段，将朝廷大员玩弄于股掌间，事实上，他把本被削夺的权力又夺了回来。难怪他有资本讽刺好色好酒生有一百二十多个儿子的中山王刘胜“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称为藩臣”（《汉书•景十三王传》）！
再来看看诸侯王如何作恶多端，鱼肉乡里，江都王刘建算是一个反面典型，他的行为，被宗室和大臣们评价为“所行无道，虽桀、纣恶不至于此”（《汉书•景十三王传》）。
刘建做太子的时候，有人给他父王送来美女，他竟敢截留自用。父亲死后尸骨未寒，刘建竟然招来父亲宠幸的十个美人寻欢作乐，还与前来吊丧的妹妹徵臣乱伦。不仅如此，刘建还喜欢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生命之上。有一次在宫中游玩，他下令四个女孩坐在小船上，然后一脚将船蹬翻，四个姑娘顷刻落水，两人被淹死。他还让两个郎官在大风大浪中乘小船冲进风浪，船自然又翻了，两个人在船边一会儿冒出头，一会儿沉入水，刘建作壁上观时觉得很可乐，在他开怀大笑的时候，两个无辜者死于非命。江都王刘建还有更加令人发指的变态行为：
宫人姬八子有过者，辄令裸立击鼓，或置树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钳以铅杵春，不中程，辄掠；或纵狼令啮杀之，建观而大笑；或闭不食，令饿死。凡杀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与禽兽交而生子，强令宫人裸而四据，与羝羊及狗交。（《汉书•景十三王传》）
无视天理、人伦和王法的刘建，最终走到了最危险的一步：因谋反而自杀，身死国灭。
班固在总结诸侯王的教训时说：“汉兴，至于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多骄淫失道。”（《汉书•景十三王传》）
不过，诸侯王“骄淫失道”尽管难辞其咎，而朝廷以此为借口对他们进行弹压也是这些骇人听闻的王国秽闻得以不断浮出水面的重要幕后因素。终究，要揪出王宫中的此类阴事是成本很低同时让人又百口莫辩的事情。但这一手段终究不是根治诸侯王坐大的良策。而晁错采取正面出击的手段依法削藩，结果遭遇强烈反弹引发七国之乱生灵涂炭。如何避免悲剧重演？
主父偃与推恩令
关键时刻，一个叫主父偃的人浮出了水面。
主父偃是齐国临菑人，年轻时学的是纵横之术，后来又去学《易》、《春秋》、诸子百家，但他一直郁郁不得志，被齐国的儒生们排挤在主流社会之外。家境贫寒，借贷无门，呆在老家也不是个办法，于是，主父偃跑到燕、赵、中山一带活动，可照样穷愁潦倒，各路诸侯也没给他出入头地的机会。看来在诸侯们这里谋不到什么出息了，主父偃索性跑到长安城去找卫青将军，卫青的姊夫就是堂堂皇上汉武帝，引荐一下也许就时来运转了，可卫青给武帝说了好几回，却一直没得到回音。眼看着盘缠用尽，周围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主父偃只好最后一搏，直接向武帝上书。没想到，这一招竟然很管用，武帝当晚就召见了。“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武帝当时召见了主父偃、徐乐、严安三个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便拜三人为郎中。后来，主父偃多次获得皇上召见的机会，命运自此柳暗花明，像当年的贾谊一样被连续破格提拔，“一岁中四迁偃”（《史记•平津候主父列传》）。
主父偃到底给汉武帝提供了怎样的锦囊妙计？
偃说上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嫡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于是上从其计。（《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主父偃分析说，古时候的诸侯封地方圆不过百里，自然容易控制，而如今
的诸侯占有的城池、土地十倍于往古，轻则骄奢淫逸，重则联手对抗中央，问题非常棘手。晁错依法削弱王国的封地，结果七国谋反，看来不能来硬的。主父偃建议从诸侯的内部入手，因为按照立嫡以长的原则，一般情况下只有长子才能继承王位，其他的子弟尽管是一个父亲生的，只能眼巴巴在一边看着，结果只能是居上不仁、为下不孝。
主父偃建议武帝下令诸侯王给自己的子弟封侯，这样王国的公子哥们个个喜笑颜开，对皇上自然感恩戴德，会竭力拥护皇上，而诸侯王大多是妻妾成群儿女成堆，王国被儿子们一瓜分，自然就被削弱了。试想想，中山王刘胜有一百二十多个儿子，如果都封侯，刘胜的封域即便连城数十，又哪能经得起这么多儿子来分呢？
显然，主父偃的推恩之策实在很高明，用一种温情脉脉的方式，让诸侯王自行瓦解而又有苦难言，“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汉书•诸侯王表》）。
在中山王刘胜向汉武帝哭诉事件过去十一年后，汉武帝在元朔二年诏令诸侯王分封子弟：
“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自是支庶毕侯矣。（《汉书•王子侯表》）
粗看起来，主父偃的推恩策似乎上承了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衣钵，而细究起来，两人的策略还是有微妙的差别。贾谊的方法是多封王，王国一多，自然封地就狭小，难以坐大与中央抗衡。但王国再小，照样“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诸侯王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即便在原有的王国领地上“众建诸侯”，中央控制的土地实际上并没有增加。而推恩令则不同，诸侯王要在自己的领地上再行分封，割成无数小块分给子弟们，封的是“侯”而不是“王”，而封侯的名号是要武帝亲自来定的。更关键的是，侯的地位相当于县，这些分出去的“侯”，是要被中央政权下属的郡来管辖的，王国的土地自然便在“推恩”的名义下推向中央政府的看管之下了。不难看出，随着“推恩令”的推行，中央管理的土地和诸侯领地的对比即将发生微妙的转变。
武帝显然尝到了推恩令的甜头，在新政推出翌年，以表彰先进的方式再次下诏大力推广这一决策：
春正月，诏曰：“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许之，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汉书•武帝纪》）
在这次诏令中，武帝肯定了梁王、城阳王裂地分封子弟的做法，并向诸侯王重申自己的主张。推恩令出台后，大多数诸侯王只好响应，即便是淫于声色的中山王刘胜和老谋深算的赵王刘彭祖也忙着顺从圣意，都封了二十个以上的子弟为侯。只是儿子数以百计的中山王，以区区二十个子弟为侯，显然是留有余地了。林剑鸣《秦汉史》载，高帝一世王子侯仅三人，高后一世王子侯亦三人，文帝时王子侯十四人，景帝时王子侯七人，而武帝时则井喷至一百七八十人。关于王国公子封侯的数字，《剑桥中国秦汉史》统计，“武帝时期封的则不少于一百七十八个”。
当然，因为推恩令打着自愿申报的幌子，有的诸侯王也就乐得装糊涂，而淮南王刘安因为没给次子刘不害分封，还闹出不小的是非来，连蓄意谋反的天机也被泄露了。
不管怎样，汉武帝“推恩令”还是起到了明显的效果，“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
“推恩令”实行十五年后，“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汉书•武帝纪》）。史书上这短短的一句话，让后人看到了“推恩令”背后先予后取的深远用意。武帝借口列侯们所进献的用于宗庙祭祀的酎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而一口气对一百零六个列侯削地夺爵，这是武帝对列侯的一次大规模的公开清洗，和当年温情脉脉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还有更严厉的惩罚在等待那些藐视汉朝法律和中央政府权威的诸侯们。在《汉书•景十三王传》中，我们能搜索到“国除”两个字在其中出现了十一次，这意味着在武帝一朝及其身后，不少诸侯王及其子嗣，因种种原因，连王国都被取缔了，而被郡所庖代。当然，除了子孙绝代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诸侯王们要么骄淫无道，要么蓄谋造反，而汉武帝和他的继承者自然乐得用法律武器来打击他们。
主父偃就积极于揭发诸侯王的不法行为，譬如燕王定国畏罪自杀，主父偃就举报有功，弄得大臣们纷纷向他行贿收买他的嘴。大器晚成的主父偃以一种暴发户的心态，公开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声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史记•平津候主父列传》）。
就在汉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实施“推恩令”那一年，主父偃还把矛头指向齐王，指责齐王宫内污秽淫佚，汉武帝于是拜主父偃为齐相。到了齐国，主父偃把所有的兄弟和朋友召集在一起，散发五百金给他们。来宾们万万没想到的是，主父偃当场指责他们说：在我潦倒贫困时，你们不给我衣食之助，甚至不让我进家门，现在看到我已贵为齐相，你们中有的人就不远千里来迎接我，实在是太势利了。现在我想说的是，我与你们已经绝交，你们也别再踏进我的家门！
向手足故交发泄完心中埋藏多年的不满之后，主父偃派人以齐王和姐姐淫乱的丑闻来刺激齐王，对齐王实施心理战术。在巨大的压力面前，齐王的精神走向崩溃的边缘，最终只好自杀了结。
正所谓物伤其类、唇亡齿寒，赵王现在也惊恐不安了，因为主父偃曾经在赵国活动过，知道赵国的底细呀。不过，赵王决定先下手为强，随时准备上书禀告主父偃的罪状。鉴于主父偃独步于朝廷，才不敢上书控告。现在机会终于来了：主父偃出关到齐国为相了！赵王马上向皇上揭发主父偃接受诸侯贿赂的事件，齐王自杀后，汉武帝龙颜大怒，派有司核查主父偃之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认为不诛主父偃无以谢天下，于是主父偃被灭族。
主父偃受朝廷重用时，手下宾客上千，可当他灭族抄斩时，竟然无人收尸，世态炎凉若此，难怪主父偃生前要“倒行暴施”了。倒是没县一个叫孔车的人把他给收葬了，后来武帝听说此事还称许孔车为长者。
从贾谊、晁错到主父偃，三人力主打击地方割据势力，而自身却无一例外结局凄凉。如果为中国大一统事业树立一个功德碑，这三个人的名字理当赫然其上，载入史册。
3.淮南王之变与左官附益之法
“为汉制法”的淮南王
公元前174年，也就是汉文帝前元六年，刘安的父亲刘长死于迁蜀道中。此时的刘安才六岁。
六岁而经历父亲的惨死，不知道刘安幼小的心灵受到怎样的创伤。贾谊两年后在文帝封刘安四兄弟为列侯时，还提醒文帝，这些孩子对父亲的非常死亡“岂能须臾忘哉”？
贾谊似乎预言了淮南王两代人的谋反将成宿命，不幸的是，刘安父子的命运被他言中。
不过，当年淮南王刘长绝食前对亲信发出的感叹，一定深刻地印入了刘安的脑海里：“谁谓乃公勇者？吾以骄不闻过，故至此”（《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显然，骄横勇武必将不再是刘长子弟的气质，刘安选择的，是一个“文”字。
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史记• 淮南衡山列传》）
在刘长死去十年后，汉文帝为了寻求内心的安宁，同时求取“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效，将原来的淮南王封地一分为三，十六岁的刘安立为淮南王，刘安的兄弟刘勃、刘赐分别被封为衡山王、庐江王，而另一个兄弟刘良已经早逝了。
年轻的诸侯王刘安，一定有过发奋读书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坚守父亲告诫弃勇从文的刘安，自然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博览群书和深入思考，他的才华也开始崭露头角，“辩博善为文辞”、“善属文”成为对刘安才情的评价。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刘安奉君命做《离骚赋》的神速。以下是两则记载：
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孝文皇帝甚重之，诏使为《离骚赋》，自旦受诏，日早食之。上爱而秘之。（高诱《淮南叙目》）
不过，刘安究竟是受哪位君主之命而做《离骚赋》？《汉书》和高诱的记载有所出入，《汉书》记载的是汉武帝，而高诱说的是汉文帝。武帝好辞赋众所周知，而文帝时汉赋已然肇兴，且以辞赋见长的贾谊为文帝所喜爱。文帝在刘长事件之后为安抚人心，对刘安兄弟多加怜悯和喜爱，亦是情理中事，刘安此时奉旨做赋，也不是没有可能。不管怎样，至少这则记载说明了一点：刘安之才思敏捷，已经被朝野上下所领略和见识；而天下英豪闻风归附于刘安门下，也就不足为奇了。再说，在当时，战国养士之风尚存气候，原因在于诸侯王在汉兴之时，几乎是独立治理王国的，这就需要吸引各路才俊做左膀右臂。如吴王濞：“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邹）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汉书•贾邹枚路传》）。又如司马相如买了个郎官随侍景帝，结果竟然也离开皇帝跑到梁国去了。“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准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悦之，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汉书•司马相如传》）。
汉景帝的儿子河间献王刘德，也以大力搜寻民间古文经书而名闻天下，使河间一时成为儒家文化中心。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汉书•景十三王传》）
与河间献王被服儒术不同的是，刘安则在战国四公子之一春申君曾经以之为都城的寿春，逐步建立了一个道家思想中心。刘安以一个学问渊博的侯王形象，吸引了一大批学子和思想者，“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汉书• 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刘安主编的《淮南鸿烈》一书（号为《淮南子》，一曰《刘安子》），随后应运而生：
天下方术之士多网归焉。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高诱《淮南叙目》）
在高诱开列的名单中，苏飞等八人当为道家阵营，以“讲论道德”，而诸儒大山、小山等人，自然是“总统仁义”的儒者了。《淮南鸿烈》一书的规模，“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汉书• 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今天我们能看到的，便是《内书》部分。至于刘安招致宾客编撰《淮南子》一书的目的，作为总括该书主旨的《要略》篇中已经说得很明白：
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纲纪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
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淮南子•要略》）
显然，刘安志在撰写一部贯通天、地、人三才之道的鸿篇巨制，阐发天地之理、人间之事，以之作为纲纪和经纬，实则是治理国家的“刘氏宪法”，其核心就是“帝王之道”。显然，正如《要略》中所言，刘安希望这本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德之心，合三王之风”。如果说，春秋公羊家宣称为汉制法，刘安编撰此书的目的，也是要“权事而立制”的，用冯友兰先生的话，就是：“总而言之，他也是为汉立法。”（《中国哲学史新编•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