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吕氏春秋》，不就是荟萃百家之说，意在为秦始皇准备一部治秦基本法吗？恰恰，《淮南子》中的《时则训》，便是基于《吕氏春秋》的十二纪而成。《吕氏春秋》最终被秦始皇弃之不用，而《淮南子》会否接踵《吕氏春秋》的命运？
从《淮南子》看刘安与汉武帝的政见冲突
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淮南子》的核心理念，再来看看刘安时代汉廷思想界的现实，两相对照，即可知晓《淮南子》的可能结局。
和《吕氏春秋》一样，《淮南子》也是一部集大成式的著作，在以黄老思想之一脉为主流的同时，也搬采了儒、法、阴阳等家的思想，和当时各家在争鸣中彼此影响和融合的历史潮流相呼应，也和《吕氏春秋》一样有杂家的特点。
我们不妨来看看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道家的描述：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
值得注意的是，在司马谈眼里的道家，已然不是纯粹的老庄思想了，而是兼采了儒墨名法诸子的精要，具备了杂家的特点。显然，在司马谈时期的道家，与春秋战国时代的道家已经有了“与时推移”的变化，诸子思想合流的影响已经赫然显现。而司马谈描述的道家特点，正好和《淮南子》的特色不谋而合。正如徐复观谈及《淮南子》时所言：“道家之外，则儒家思想，有的则起而与道家抗衡，有的则儒道又想相互融合。有的以道家为主而想融合儒家及其他诸家。有的则以儒家为主而想融合道家及其他诸家。”（《两汉思想史》）
但《淮南子》的中心思想仍是道家，既承继了汉初黄老的部分思想，也对其做了进一步改造和发挥。我们不妨从几个关键词，来看《淮南子》和汉武帝在价值观方面的抵特之处。
第一个关键词：气。
自然，《淮南子》也是以“道”作为最高范畴，正如《原道训》中所说：“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
气，是稷下黄老学派的核心范畴之一。《淮南子》也用气来说明自己的宇宙发生论。
古未有天地之时，惟像无形，窃窃冥冥，芒芰漠闵，顷？漾鸿洞，莫知其门。有二神混生，经天营地，孔乎莫知其所终极，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烦气为虫，精气为人。（《淮南子•精神训》）
在《淮南子》看来，万物是阴阳二气刚柔相推的结果，从“烦气为虫，精气为人”，肯定了人作为万物之精灵的价值。具体的宇宙发生和形成的过程，《淮南子》做了如下的描述：
道始于虚乖，虚乖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日月之淫为精者为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尘埃。（《淮南子•天文训》）
显然，《淮南子》的气，有其物质属性，不仅在空间上有涯垠，还有轻重之质量区别。气分阴阳，阳气清阳薄靡，造就了天，阴气重浊凝滞，造就了地。阴阳二气因性质不同，彼此相互激荡的结果，还产生了四时、日月、星辰和雷电云雾等自然现象。
《淮南子》承认了阳气和阴气有热寒之别的自然属性，但并没有赋予阴阳二气以道德属性，这就和董仲舒的唯心目的论相抗衡。在董仲舒看来，天有喜怒哀乐，阴阳二气也有尊卑之别，提出阳尊阴卑、阳主德而阴主刑，从而演绎出“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大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为君权、父权和夫权制造理论张本。“在董仲舒的体系中，‘天’是最高范畴；在《淮南子》的体系中，“道’是最高范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董仲舒在“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的预设前提下，利用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学说，为君道之尊寻找理论依据。这自然更为汉武帝所喜欢，而《淮南子》则提出“夫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淮南子•原道训》），认为“天地无予也，故无夺也。日月无德也，故无怨也”（《淮南子• 诠言训》），与董仲舒形成了鲜明的对立。
第二个关键词：无为。
作为道家之作，《淮南子》自然不离“无为”二字。老子的无为思想，一向被视为君王南面之术，《淮南子》以为汉制法为己任，自然会强调政治上的无为观，提出：“故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淮南子• 原道训》）
但《淮南子》的无为，已不同于老庄的无为，无为成为一种统治手段，而其实质难脱有为二字。
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淮南子•原道训》）
《淮南子》认为，不人为地去干预自然，而是顺应自然本身的规律，“因物之相然”，因循事物的本真去做，不违背其本来的趋势，这就是无为。“万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淮南子•原道训》）！
但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消极地因应一切，这恰恰是《淮南子》所不苟同的：
或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为不然。尝试问之矣。若夫神农、尧、舜、禹、汤，可谓圣人乎？有论者必不能废。以五圣观之，则莫得无为明矣。（《淮南子•修务训》）
《淮南子》论证说，五圣恰恰不是消极无为，而是不懈地为民兴利除害，最后弄得“神农憔悴，尧瘦癯，舜霉黑，禹胼胝”。如果只靠四肢不动，思虑不用，能做到孔子所说的：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淮南子》无为观的深意，是试图向君王推销：君王如何去做，能实现无为而治？
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淮南子•主术训》）
上面的文字，不禁使我们联想到，当年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提出君道 无为的目的，是为了张大臣权，他用儒家的正名思想，提出“正名审分，是治之辔已”（《吕氏春秋•审分》），从而打出君臣分职的旗号，为臣下争取更多的治权。《淮南子》希望人主处无为之事，同样是希望君主在因循自然的旗号下，能“任下”，把事情交给下面去做，君主只需要行督责之职即可，从而“责成而不劳”。其用意不言自明。
《淮南子》还警告说，如果不这样去做，就可能出现“上多故则下多诈，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淮南子•主术训》）的局面。《淮南子》提出的解决之道，就是君王不独行其智，而乘众人之智，也就是“用众”，其实质，还是让君主无为臣下有为（根本目的就是让臣子有权，君主无权？象明朝那样挟制君权？除了猪，都不可能采纳！）：
清静无为，则天与之时；廉俭守节，则地生之财；处愚称德，则圣人为之谋。是故下者万物归之，虚者天下遗之。夫人主之听治也，清明而不暗，虚心而弱志，是故群臣辐揍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于是乃始陈其礼，建以为基。是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虽幽野险途，则无由惑矣。人主深居隐处以避燥湿，闺门重袭以避奸贼，内不知闾里之情，外不知山泽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见十里之前，耳不能闻百步之外，天下之物无不通者，其灌输之者大，而斟酌之者众也。是故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知天道。乘众人之智，则天下之不足有也。专用其心，则独身不能保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万人之所利。（《淮南子•主术训》）
这里所谓的“众”，除了宫廷中的大臣们，恐怕还包括像刘安这样的各路诸侯吧。如果能够做到用众，君主就可能“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淮南子•诠言训》）。
《淮南子》甚至对皇帝的“一人政治”提出了质疑：
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使人为之也。（《淮南子•诠言训》）
以天下之大，托于一人之才，譬若悬千钧之重于木之一枝。（《淮南子•说林训》）
上述主张对君主专制无疑是一种公然的挑战。《淮南子》中的一句话一语道破天机：“水下流而广大，君下臣而聪明。君不与臣争功，而治道通矣。”《淮南子•缪称训》）
在《淮南子》看来，治道之最高境界，就是君臣相忘：
主者，国之心。心治则百节皆安，心扰则百节皆乱。故其心治者，支体相遗也；其国治者，君臣相忘也。（《淮南子•缪称训》）
刘安期待的君臣相忘，其良苦用心，实际上是在诸侯的势力一再被打击和逼促的形势下，期望能够偏安于一隅，得到相对的独立和安宁：
是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而足迹不接诸侯之境，车轨不接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淮南子•齐俗训》）
但封建王国的独立性，正是汉武帝刘彻在大一统思想驱使下，决意要拆除的藩篱，彼此思想的分野，势成不可调和之冲突。
第三个关键词：与化推移。
汉武帝推行的改革，多与加强中央一统有关，与此相配套的思想，自然要趋向于中央专制集权。
董仲舒推行的所谓“更化观”，就是为此而来，其核心就是“奉天而法古”，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整个上层建筑来自于天，天不变，自然道亦不变。"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即由此推行而来。
董仲舒“奉天”，认为道原于天，自然天高于道。而《淮南子》“法道”，自然认为道高于一切，其中包括天，提出“天圆地方，道在中央”《《淮南子•天文训》）。二者的对立显而易见。
此外，董仲舒“法古”，而《淮南子》则倡导“与化推移”的变革观念：
是故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异。故圣人论世而立法，随时而举事。……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所以为法者，与化推移者也。（《淮南子•齐俗训》）
在《淮南子》看来，“与化推移”甚至是立法的基本原则，对于董仲舒视为命根子的先王之道，《淮南子》不惜采取扬弃的态度：
先王之道，不宜则废之；末世之事，善则著之；是故礼乐未始有常也。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淮南子• 汜论训》）
刘安不希望受礼乐束缚的思想根源，恐怕和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秦灭之后，汉初推行无为之治，对思想的钳制自然要大为放松，挟书律的废除，也推动了民间思想的勃兴，河间王、梁孝王、淮南王的周围能聚集成地方思想文化中心，宾客游士纵横之风的抬头，便是战国时期诸侯养士遗风和百家争鸣的复辟。而在此过程中，朝廷自叔孙通制礼仪，贾谊上《治安策》，以礼乐为名而行削弱诸侯之实的一系列举措，使诸侯们对头上的高悬之剑心怀震恐，也难免有挣脱枷锁求得解放的渴望。《淮南子》“不制于礼乐”的呼声，实为一曲折的呐喊。此外，《淮南子》“与化推移”的观念，也吸收了法家的改革观。如商鞅早就提出无需法古，“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史记•商君列传》）。礼法要与时俱进，因为历史的经验证明：“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商君书•更法》）。
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史记•商君列传》）
我们对照商鞅的上述说法，来看《淮南子》中一段类似的话：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淮南子•汜论训》）
一个细微的差别是，《淮南子》没有提“便国”、“强国”，自始至终提的是“利民”，并以之为治国之本。显然，相对于法家思想来说，在民本思想上是一个大的进步。有意思的是，刘安之倡民本，和吕不韦之倡民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对君本位思想提出挑战。
在秦始皇时代，《吕氏春秋》提出“圣人南面而立，以爱利民为心”（《吕氏春秋•精通》）。这种保民思想与韩非子“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用其力”（《韩非子•六反》）——这种赤裸裸的把民众当成工具的论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汉武帝时代，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其目的不外乎“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又和刘安的民本思想大相径庭。
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淮南子•诠言训》）
仔细品味这段话，民本思想而外，还有两层意思，一是对汉初以来一直奉行的“省事”、“节欲”为现实特征的无为思想的坚守，另一隐含的意思则是对当时政治的批判，因为，随着国家财富的积聚，奢靡之风开始显现，而大兴土木、对内对外战争不断等等，则给黎民带来新的苦难。于是，《淮南子》借助继承文刘家先帝虚静俭约的传统，对当下皇帝好奢的动向提出了刺讥：
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静则下不扰矣，俭则民不怨矣。下扰则政乱，民怨则德薄。政乱则贤者不为谋，德薄则勇者不为死。是故人主好鸷鸟猛兽，珍怪奇物，狡躁康荒，不爱民力，驰骋田猎，出入不时，如此则百官务乱，事勤财匮，万民愁苦，生业不修矣。人主好高台深池，雕琢刻镂，裁文章，缔给绮绣，宝玩珠玉，则赋敛无度，而万民力竭矣。（《淮南子•主术训》）
汉武帝好宝马，好珍怪奇物，好驰骋田猎，好宝玩珠玉，后来因讨伐匈奴国库虚空，不得不总一盐铁与民争利（关键是这“民”是啥民？真当这民是小老百姓了？不就是豪强贵族富商么？这类人天生就是国家不安定份子，活该打击的！），如此种种，和《淮南子》所警示的情况有着惊人的相似，不知道汉武帝玩赏该书时会做何感慨。在《淮南子》中，对君主诸如此类的警告不时可见：
衰世则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处人主之势，则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专在于宫室……玩好珍怪，是故贫民糟糠不接于口……百姓黎民，憔悴于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淮南子•主术训》）
尽管刘安献《淮南子》时，儒家思想还未定为一尊，但该书似乎预见性地看到了汉武帝对祖宗之法的叛逆，先见之明地提出“圣人内修道术，而不外饰仁义”（《淮南子• 俶真训》），殊不知，汉武帝恰恰在“外饰仁义”上颇有心得，同时不放弃沿袭自秦的严酷酷法。而这一点，又是刘安们所反对的：
夫峭法刻诛，非霸王之业；篷策繁用者，非致远之术也。（《淮南子•原道训》）
种种对现实政治的讥刺和不安，其实源于汉兴以来如同幽灵附体般不时出现的削弱诸侯的系列动作。当中央政权打着礼义的旗号，以“推恩”之类的动听词汇而对诸侯王步步进逼的时候，经历了父亲死于非命的刘安，经历了七国之乱变故的刘安，无法不感受到唇亡齿寒的精神压力。我们从历史的记载不难看到，刘安统治下的淮南国，应该是治理有方，百姓归附的，“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史记• 淮南衡山列传》），就是一最好的明证。在这种情形下，刘安看到同室操戈的血光之灾不断上演，从他的角度看，这些血雨腥风，恰恰是对礼义的践踏，而他也就有理由对此反戈一击：
夫礼者所以别尊卑，异贵贱。义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际也。今世之为礼者恭敬而歧，为义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则失礼义之本也，故构而多责。（《淮南子•齐俗训》）
在刘安看来，朝廷对诸侯操刀，是刘氏皇室的家族灾难，造成的结果是"骨肉相爱，谗贼间之，而父子相危”（《淮南子•说林训》）。如果君臣父子兄弟这些骨肉之间不得不流血，不得不怨恨相加，又怎能谈得上礼义呢？
刘安的悲愤有其道理，而汉武帝沿着先帝的道路进一步打击诸侯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也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道理，我们只能说，刘家皇室为大一统事业不得不承受这一灾难，而刘安的宿命般的悲剧，也源自于此。
我们从上述种种情形，能窥见刘安和汉武帝在思想观念上的种种不一致处，这种思想上的裂隙自然是造成刘安悲剧的根本原因：
尽管在整体上《淮南子》被认为是折中性的，但《原道训》却隐晦而有力地阐述了对于汉朝建立的第一个世纪中，在朝廷占据主流地位的政治集权主义、扩张主义以及无条件的合并主义的反对。
当我们回顾历史时，在思想的层面上，可以把刘安的地方小朝廷视为一个多元化的封建“世外桃源”。在这里，萨满思想（shamanism）和道家文化得到了很大的重视。这与当时在全中国范围内逐渐形成的儒家一统天下的趋势相悖。（（美）安乐哲（RogerT.Ames）《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
刘安作为诸侯王的身份和他的家庭命运遭际，注定了他面对这个时代的不合时宜。当然，《淮南子》也有与俗同流之处，那就是阴阳五行思想中对天人关系的反映：
阳生于阴，阴生于阳。阴阳相错，四维乃通。或死或生，万物乃成。鼓行喙息，莫贵于人。孔窍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节。故举事而不顺天者，逆其生者也。（《淮南子•天文训》）
这种天人相通的思想，在道家而言顺天是为了贵生，而对于董仲舒来说，则是张大君权抑制民权的一种工具。刘安和董仲舒的相同之旨，则在利用天人感应来对君主私欲的过度膨胀进行警示，《淮南子》中的如下表述和董仲舒的谴告说几无二致：
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诛暴则多飘风，枉法令则多虫螟，杀不辜则国赤地，令不收则多淫雨。（《淮南子•天文训》）
故正月失政，七月凉风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冻；五月失政，十一月蛰虫冬出其乡；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脱；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发；九月失政，三月春风不济；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实；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谷疾狂。（《淮南子•时则训》）
《淮南子》用心良苦的警告事实证明并没有机会派上用场，而董仲舒后来也差点因鼓吹谴告说而丢掉性命。
可想而知，刘安欲以《淮南子》而为汉制法，显然殊非易事（一本破书算个屁！）。
国王与帝王的暗战
在刘彻登基承继汉朝大统的第二年，淮南王刘安入朝晋见新主。四十一岁的刘安向十八岁的少年天子献上了我们今天唯一能见到的淮南子《内篇》，这是刚刚完成的著作，如果不是巧合，人们简直可以猜想这似乎是专为新皇帝准备的礼物。
当时，汉武帝对叔叔辈的刘安还是尊重有加，而对刘安献上的淮南子《内篇》，态度则是：上爱秘之（《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汉武帝的态度值得玩味。所谓“爱”，恐怕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当时刻彻还在崇尚黄老之术治天下的窦太后的监视之下（要听这个毫无见识，只会靠子宫的乡下婆子的话，大汉早就是另一个大怂了，这蠢婆子估计得自己去卖屄！），对于这部集黄老思想之大成的作品，需要摆出好姿态。而所谓“秘”，恐怕是有意而为之了，朕一个人喜欢就行了，将此书秘而不宣，雪藏起来，这是以少年智慧对朝廷老传统的一种无声对抗。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一年，汉武帝第一次尊儒运动以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免职，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下狱自杀而告终。淮南王在此之前献上一部以黄老价值观为主线的《内篇》，无论如何都有对新主进行精神施压的嫌疑。
我们不知道此刻的刘彻对刘安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态。
而在司马迁的笔下，刘安恐怕是抱有幻想的。在刘安入朝觐见的路上，他的老朋友武安侯、太尉田蚡到霸上迎接，对他有如下一番私语：“方今上无太子，大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即宫车一日晏驾，非大王当谁立者！”（《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田蚡是汉武帝的母舅，他所暗示的内容自然让淮南王大喜过望，刘安对他以厚礼相赠，说明他内心的确有非分之想。
四年之后，刘安和汉武帝在征讨闽越的事情上，第一次产生了正面冲突。
汉武帝在建元三年就曾对闽越采取过军事行动。当时，闽越兵围东瓯，汉武帝问计于田蚡，田蚡不假思索地认为越人之间相互攻击已经习以为常，不需要劳师相救。独独因举贤良对策而被刘彻慧眼识珠的中大夫严助，力主发兵讨伐闽越，武帝肯定了严助的主张，公开宣称“太尉不足与计”。在钱穆看来，“是为武帝初事开边之第一声”（《秦汉史》）。
汉武帝于是派严助持节南下。一开始会稽守虚与委蛇不愿发兵，严助于是斩掉一个司马以儆效尤，这才顺利发兵浮海往救东瓯，迫于大军压境的威慑力，闽越只好闻风退兵，这是一次兵不血刃的外交行动。
有了这次经验，当建元六年闽越再次攻击南越时，汉武帝接到南越的告急求援书，当即决定派遣两将军出兵征讨闽越。
淮南王刘安这时向汉武帝上书进谏。刘安认为，“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汉书•严助传》），不足以劳烦中国大动干戈。而且，从祖上的经验看，“自汉初定以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汉书•严助传》）。
刘安反对讨伐闽越，其思想根源于汉初外交政策中的妥协退让和无为之策，而他举出的理由，还包括劳民伤财、损兵折将以及征伐越地困难重重等，言下之意，汉武帝劳师远伐，是对“方内大宁，戴白之老不见兵革，民得夫妇相守，父子相保”（《汉书•严助传》）这一太平局面的破坏。刘安上书的用意，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指责为“讦天子之过以摇人心，背汉而德己，岂有忧国恤民仁义之心哉”（正解！）！
刘安谏征南越，也难掩自己的私心。当时，闽越南越都还在汉朝的版图之外，汉武帝的扩张性政策一旦成功，势必对唇亡齿寒的近邻淮南国的独立性带来威胁。刘安的劝谏不仅没能阻挡汉武帝在边境政策上的有为之心，反而暴露了自己作为保守势力的坚硬存在。
果然，汉武帝直指岭南的大军再次成为巨大的威慑力量，闽越王被弟杀死，后者投降了汉朝。而南越王也派出太子来朝廷随侍君上。
汉武帝没有忘却刘安的谏阻，让严助向刘安晓示圣谕：“今者大王以发屯临越事上书，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远，事薄遽，不与王同其计。朝有阙政，遗王之忧，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乱，非兵，未之闻也。”（《汉书•严助传》）
汉武帝此举，颇有向刘安宣示胜利的意思，刘安似乎也颇听懂了上文中一个“恨”字的深意：
于是王谢曰：“虽汤伐桀，文王伐崇，诚不过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诛，使使者临诏臣安以所不闻，臣不胜厚幸！”助由是与淮南王相结而还。上大说。（《汉书•严助传》）
两人之间关于出征南越的较量，最终以汉武帝的胜利而告终，刘安不得不屈服，刘彻自然大为得意。而这次事件对于刘安来说，无疑又增加了难以估量的精神压力。一向善于结交皇帝身边人的刘安，这次又让严助成了自己的好朋友。严助的厄运也就在此时埋下了伏笔，当刘安最后谋反失败，严助被酷吏张汤也顺势送进了人间地狱。
就在汉武帝派兵征讨闽越这一年，天上有彗星流过，淮南王对于天见异象颇为关注，手下人便向他附和说，当年吴王刘濞起兵时，天上的彗星长达数尺，结果流血千里。这次的彗星几乎掠过了整个天际，恐怕是天下大乱的征兆。刘安也以为皇上无太子，可能出现诸侯并争的变局，于是一方面加紧战备，同时暗中以金钱财赂结交诸侯和游士，一些投机取巧的辩士乘机妖言媚主，蛊惑淮南王谋反。刘安还让自己口才出众的爱女刘陵到京城长安结交皇帝身边的权贵。
“元朔三年，上赐淮南王几杖，不朝”《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这意味着淮南王与朝廷的关系进入了勉强维系而彼此心照不宣的状态。这一年，刘安五十四岁。
淮南王事件始末
淮南王宠幸的王后荼，生下太子刘迁，刘迁娶王皇太后外孙修成君女为妃。一旦谋反情状被太子妃知道，结果可想而知。刘安于是与太子合谋，刘迁佯装不爱妃子，和她三月不同席。刘安则佯装对此很生气，把太子与其妃关在一起三个月，太子照旧不理睬妃子。深受伤害的太子妃忍痛求去，刘安则以一纸谢罪书送走了身边的隐患。
刘安五十六岁那年，迎来了平生第一次重大的政治危机。事件的起因是太子刘迁自诩剑术高强，招来善舞剑术的郎中雷被一决高下，雷被辞让再三，只得应招，结果不小心误中刘迁。雷被看到太子很生气，惶恐之际决定到京师从军，愿去奋击匈奴。淮南王免掉了雷被的郎中令一职，雷被则逃到长安上书自明。这本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事，随后发生的细节在此不予赘述，而结果是，汉武帝派人核查，刘安父子也以自己的方式仓皇应对。最后，有公卿认为刘安罪当弃市，武帝诏弗许。朝廷公卿再请废掉淮南王，武帝照旧诏弗许。“公卿请削五县”《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这一次，武帝应允了，“诏削二县”。看来，刘彻此时醉翁之意不在酒，对刘安的性命和王位目前还不到动手的时候，而借这件小事，把刘安的两个县削归朝廷治下，算是惩戒，更算是一种警告。
事实上，汉武帝的这一招，果然将刘安进一步陷入不义之地。深受刺激的刘安自伤曰：“吾行仁义见削，甚耻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也许就在此时，淮南王的谋反之心被汉武帝再次激发了。
司马迁明确写到淮南王“日夜与伍被、左吴等案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史记• 淮南衡山列传》）。显然是为谋反而运筹帷幄，设计行军路线预谋调兵遣将了。刘安选中的“将”，就是淮南八公之一的伍被，这个伍被据说是伍子胥的后代。刘安直呼伍被为“将军”，显然是明目张胆地发出谋反的信号，把伍被吓个半死，斗胆说刘安发出的是“亡国之音”，力谏刘安不要轻举妄动，即便自己的父母因此被囚三个月也不为所动。
伍被此后在不同场合对刘安蓄意谋反所做的形势分析，倒是颇有见地。不过这是伍被在事败后所做的供词，不好尽信其真。
譬如，从吴王刘濞叛乱的前车之鉴来看，当时吴王刘濞地广人众，“内铸消铜以为钱，东煮海水以为盐，上取江陵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国富民众”（《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比起淮南国来说，势力不知要强多少倍，而最后依旧无法避免身死国灭的下场，关键在于没有认清形势逆潮流而动。
再譬如，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伍被认为，不论是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远，乃至边境之外的南越和匈奴，都可归入治世之范畴。
再说，一旦淮南王起兵，汉朝必定派出大将军卫青前来对阵，刘安问及卫青其人时，伍被称许他：“遇士大夫有礼，于士卒有恩，众皆乐为之用。骑上下山若蜚，材干绝人。”《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这样的将才是难以抵敌的，有号令严明、身先士卒的卫青在，汉朝江山显然难以撼动。淮南王听后只好默然无语。
但一切还是宿命般地到来了。阴谋总是在内部被揭发，刘安也难逃此劫数。
刘安有个庶出的长子叫刘不害，刘安并不喜欢他，王后荼和太子自然更不待见，其地位之低，可以说是刘安不视之为长子，而太子刘迁不礼之为长兄。这一切让刘不害的儿子刘建常生怨望之心。恰好汉武帝行推恩令，眼看着其他诸侯都把自己的土地分给子弟，封之为侯，独独淮南王无动于衷，刘建的父亲自然没有封侯。刘建于是暗中运动，试图搞掉太子，让自己的生父取而代之。此举招来刘迁的报复，刘建屡屡被抓去饱尝皮肉之苦。刘建索性指使人向武帝上书，请求天子派人向刘建了解所谓的“淮南阴事”。武帝责成廷尉处置，廷尉再下移至河南郡。在刘安一家大祸临头的时候，偏偏又牵出冤冤相报的世仇来。原来，当年刘安的父亲刘长因为辟阳侯审食其不肯帮忙救自己母亲一命，长大后椎杀了审食其。而现在，轮到审食其的孙子审卿来为其祖父报仇了。审卿和当朝丞相公孙弘私交很好，自然设法让公孙弘对淮南王一案紧抓不放深究到底。
河南郡随后征问刘建，刘建指控淮南太子刘迁结党谋逆。淮南王情急之中，索性准备铤而走险，可他踌躇再三，表现得相当的优柔寡断。也许，刘安也知道谋反的后果很难预料，从他反复向伍被咨询朝廷治乱形势，以及当年吴王刘濞谋反的教训，足以看出，刘安只是在证实自己的内心不安有其道理而已。
种种迹象都表明，公开反叛实在是前景堪虞，刘安只好心存侥幸了，伍被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个馊主意。
伍被的阴谋说到底是通过造假，人为制造动乱的群众基础。具体办法是，伪造丞相、御史的上书，说是要把各郡和诸侯国中的豪桀任侠之士和犯有耐罪以上的犯人，家产五十万以上的人，都举家迁徙到地广人稀的朔方之郡，征发的戍卒则要在很短的时限内赶到。这实际上是在当时信息不畅通的情况下，制造传言，弄得民怨沸腾，诸侯震恐，从而寄希望出现当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局面。与此同时，刘安还派人打入军队，试图阴谋行刺大将军卫青。
刘安和伍被还谋划了发兵的方法，如派人穿着求盗的制服，谎称南越兵入侵等，这样就好乘乱发兵。
这种种方式看起来似乎有点荒诞不经，其中隐藏着刘安的无奈。因为，在刘安时代，诸侯王想发兵叛乱，已绝非易事。在景帝中五年，已经“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诸侯王已不能把持兵权，王国相和二千石官员，都由皇帝任免，对诸侯王自然是一大掣肘。刘安没有虎符在手，要想起兵叛乱，谈何容易？正因为此，才想出伪装宫中失火，乘王国相、二千石官员在救火时杀掉他们的办法。
就在刘安苦苦寻觅良策而一筹莫展的时候，朝廷的调查则在紧锣密鼓地展开，汉武帝已经下令逮捕淮南太子刘迁。淮南王闻讯，与太子合谋招来王国相、二千石官员，准备把他们杀掉以便发兵。结果只有王国相来了，内史和中尉借故未到，杀了相也无济于事，事件的进展使刘安父子方寸大乱，太子只好提出用自杀的办法使刘安脱身。没想到，太子竟然自刭不死。就在局势越来越难以控制的时候，刘安最信任的亲信伍被背叛了主子，向官方自首，上述淮南王谋反的种种细节，即出自伍被之口。当然，我们有理由怀疑伍被的供词有为自己开脱的成分和撒谎的可能。
随后的朝廷行动可以算得上雷霆万钧，淮南太子、王后被捕，王宫被围，谋反的罪证也被搜出，牵连进谋反案的“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史记• 淮南衡山列传》）。汉武帝下令召开一个有四十三人参加的会议，与会的宗室成员、列侯和大臣都认为淮南王刘安大逆不道，罪当伏诛：
胶西王臣端议曰：“淮南王安废法行邪，怀诈伪心，以乱天下，荧惑百姓，倍畔宗庙，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无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臣端所见其书节印图及他逆无道事验明白，甚大逆无道，当伏其法。（《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丞相公孙弘、廷尉张汤等人向汉武帝禀报了会议纪要，刘彻派宗正持节前去处置淮南王。皇帝的使者还没到，淮南王刘安已经自刭身亡了。时在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十月，即王位四十二年的刘安，在五十八岁那年结束了自己的人生悲剧。
需要交代的是，对于刘安谋反一案，有冤狱一说。徐复观就持此说。对于胶西王对刘安的指责，徐复观认为：
这真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定谳。其所谓“以乱天下”，“妄作妖言”，分明系诬指其宾客的学术活动而言。但这样的冤狱，除淮南王自杀外，竟“坐死者数万人”。《史记•平准书》谓其明年（元狩元年，纪前一二二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而坐死者数万人。”由“寻端治之，竟其党与”八字，可知当时的朝廷官吏，顺着专制者阴刻之私，竟不惜成为一个谋杀几万人的阴谋集团，而其根源则来自淮南宾客的学术活动。（《两汉思想史》）
当时，背叛刘安的伍被也没能逃过一死，汉武帝大开杀戒，因淮南王一案而受到牵连被惨杀的不计其数，“党与死者数万人”（《汉书•武帝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典故，竟然源出于这出人间惨案。
儒书言：淮南王学道，招会天下有道之人，倾一国之尊，下道术之士。是以道术之士，并会淮南，奇方异术，莫不争出。王遂得道，举家升天，畜产皆仙，犬吠于天上，鸡鸣于云中。此言仙药有余，犬鸡食之，并随王而升天也。好道学仙之人，皆谓之然。此虚言也。（王充《论衡•道虚篇》）
随后，淮南国除为九江郡，而衡山王刘赐也因谋反遭遇灭族之祸，国除为衡山郡。
左官附益之法
汉武帝在铁血摧毁了淮南衡山二王之后，在制度层面上进一步打击地方诸侯的势力，这就是所谓的左官律和附益法。
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汉书•诸侯王表》）
左官，指的是舍天子而仕诸侯，人道尚右，到诸侯国做官自然地位要低于中央官员。左官律从制度上规定了诸侯王国官秩低于中央，自然不利于诸侯王国的人才流入。而附益法，则对为诸侯王扩大势力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以法律的形式命令禁止。自此，如果想与诸侯势力合流，恐怕要三思而行了，这对诸侯王无疑是再一次釜底抽薪。
力削诸侯王之后，汉武帝转而对不听招呼的列侯们施以颜色。如果说，当年刘彻通过推恩令，要求各路诸侯分封子弟，旨在削弱诸侯王势力。那么，眼下的要务，则要对列侯们收网了。正如《老子》所言：“将欲取之，必故与之。”据《剑桥中国秦汉史》统计，武帝一朝，封诸侯王之子为侯达一百七十八位，这一数字有汉一代无出其右，此外汉武帝还封功臣侯七十五位，外戚封侯九位。
刘安死后十一年，南越反，齐相卜式上书请击南越，并愿父子上阵，武帝称许其义，“赐爵关内侯，金六十斤，田十顷”（《史记•平准书》）。但当武帝布告天下后，上百列侯竟然没有人站出来响应，谁也不想从军出击南越。汉武帝的愤怒可想而知，他选择了能集中惩治王子侯的时机。依惯例，每年祭祀高祖的时候，王子侯要根据封地的户口进献数量不等的酎金，皇帝在大祀日，要出席饮酎受金。这一天，汉武帝指使少府严格检查酎金的轻重和成色，短斤少两、成色不好的，一律被惩处，最终有一百零六名侯爵因此丢失爵位，而卜式则被任命为御史大夫。
随着诸侯势力渐次式微，郡县制统辖下的领地自然不断扩张起来。
4.中朝之设与刺史之置
如果说，解决各路诸侯尾大不掉的问题，是为了清除来自皇朝外部的倾覆隐患，那么，加强皇帝自身的权威，则是在朝廷内部实现政权一统的现实需要。
汉武帝十六岁即位，此后的六年中在窦太后的干预下一直无法真正有所作为，来自太皇太后窦氏族系和母后王娡的两大外戚代表窦婴和田蚡，一为丞相，一为太尉。田蚡和武帝的矛盾，不久后便显现出来。
田蚡是王娡的同母弟，武帝的舅舅。窦婴和田蚡因支持汉武帝尊崇儒术而被免官后，由于王太后的关系，田蚡家居期间照常上书言事，且多有奏效，亲附窦婴的官员纷纷转向投靠田蚡门下。窦太后归西后，田蚡被任命为丞相，自然权倾一时。
丞相一职，“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汉书•百官公卿表序》），自秦始皇以降权势一直炙手可热，汉初皇帝们沉溺于黄老无为政策，更是把统治权托付于丞相手中。据《汉旧仪》记载：皇帝在道，丞相迎谒，谒者赞称曰“皇帝为丞相下舆”，立乃开车。皇帝见丞相起，谒者赞称曰：“皇帝为丞相起”，立乃坐。情形如此，足见丞相之尊。
生性骄横如田蚡，上有姐姐王娡的庇护，下有趋炎附势者的攀附，在重登三公之位拜为丞相之后，面对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皇帝，一个辈分比自己低的外甥，自然难免拣起相权尊崇的传统，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班固的如下描述足见田蚡势力之煊赫：
当是时，丞相入奏事，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汉书•窦田灌韩传》）
人事任免如果二千石官员田蚡都想染指，那自然是“权移主上”了，这让汉武帝十分恼火，忍不住质问他：“你的人事安排有完没完啊？我还想安插几个呢！”
不仅如此，田蚡还在皇帝头上“动土”，他扩建自己的府第时，竟向武帝申请把考工室的地划给自己。试想想，考工室是专门负责为皇室制造器械的，其土地属于皇室的私产，田蚡此举实在是太嚣张了，弄得汉武帝大为光火，气冲冲地说：“那你还不如把武器库都拿走得了！”
从这以后，田蚡才稍有收敛。
上述细节，不难看出，君权和相权的矛盾，是武帝的心腹之患。而中朝和外朝之设，是刘彻用自己的智慧完成权一统于君的手段。
所谓中，指的是宫中，其人格化的意义当指天子的宾客，而所谓外，相对而言自然是指原有的执政系统，和其人格化意义上的公卿大夫。所谓中朝，即汉武帝在原有以丞相为首的官僚机构之外，建立了一套以皇帝随从亲信为主力团队的官僚体系，使政府的决策权出自皇帝而非丞相。
汉武帝采取的办法，一是将掌管奏章诏令的尚书直接控制在自己手中，甚至让宦官担任尚书令，即中书令，这样奏章直接送达禁中，避免了中转过程中上下其手的可能。此外，汉武帝不断扩大尚书的职权，使之慢慢成为处理政务的中枢，被自己亲自运之于掌中。此外，汉武帝通过举贤良对策，使一批年轻有为的人才随从于自己左右，组建自己的宫中智囊团：
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娄举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起徒步，数年至丞相，开东阁，延贤人与谋议，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