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贤良文学之士，一方面在宫中为武帝出谋划策，一方面在廷议时担当皇帝的代言人。此外，汉武帝还给自己的宾客和心腹之臣，在原有的头衔之外，予以加官，如侍中、给事中等头衔，使之能出入禁中，随侍左右，成为中朝官员的一分子：
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至郎中，亡员，多至数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诸曹受尚书事，诸吏得举法，散骑骑并乘舆车。给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中黄门有给事黄门，位从将大夫。皆秦制。（《汉书•百官公卿表》）
文臣之外还有武将，卫青就以大将军而名列中朝，权势甚至出丞相之右。这样，汉武帝在自己身边建立了一个听命于一已的决策集团，而以丞相为首的大臣们实际上变身为执行系统。显然，这一举措，使得皇帝亲问政治的权力大为加强，而相权自然节节后退。同时，汉武帝通过走马灯似的更换丞相，使自己大权独揽的权威进一步变为现实。
据统计，汉武帝前的汉初七十年内，只有十三任丞相，且无人死于非命（周亚夫不是丞相？他可不是武帝杀的！）。而武帝一朝的五十余年内，计有十二任丞相，自杀或被处死的多达五人。且看班固如何描写丞相公孙弘的继任者们江河日下的情形：
其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楚踵为丞相。自蔡至庆，丞相府容馆丘虚而已，至贺、屈氂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
强化君权、抑制臣权的同时，汉武帝还通过创新监察制度，对朝中官员和地方郡县官僚施以控制。
先是，五十岁的汉武帝在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汉书•武帝纪》）。同样的记载在《汉书》中还可找见：
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汉书•百官公卿表》）
上述记载可见，刺史官阶不高，仅秩六百石，但可监察二千石级别的官员。汉武帝将刺史监督下的郡国划为十三州，分别为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朔方、交阻。每州设一刺史，受命于皇帝，按照皇帝钦定的条文来行使监察权。
刺史的具体职责范围为“六条问事”，《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如下：
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袄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
除却第一条针对地方豪强，其他五条均针对郡守、国相等二千石官员，汉武帝由此通过六百石刺史来达到小大相制、内外相维的统治意图。
在设置十三州刺史十七年后，汉武帝又设司隶校尉。
司隶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节，从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蛊，督大奸猾。后罢其兵。察三辅、三河、弘农。（《汉书•百官公卿表》）
当初，司隶校尉凭借皇上所赐符节从京城的官府中带领一千二百人的徒兵，从事逮捕诬蛊涉案人员和惩治大奸大猾的治安工作。后来，所带徒兵被撤走，司隶校尉转而监察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以及三河：河东郡、河南郡、河内郡，还有弘农郡。这七处地属京畿核心地区，监察任务自然尤为重要，司隶校尉的职责就是“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后汉书•百官志》）。由于司隶校尉直接听命于汉武帝，自然敢于不避权贵，对朝廷上下和京畿地区的官员自然起着可想而知的震慑作用。
这样，通过十三州刺史和司隶校尉，汉武帝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监察制度，使全国的官僚体系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行政权和监察权的相对分离，使汉武帝将政权牢牢统一于皇帝掌心，将政治体制往大一统方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央集权体制在实施手段上得以完善。
三、外攘四夷 山河一统
1.南平两越
所谓两越，指的是东越和南越，东越包括东瓯和闽越，南越则泛指南越和西瓯。
初平东越
汉武帝即位的第三年，也就是建元三年，就不得不面对如何处置东越问题的困扰，这一年，刘彻才十九岁。
闽越王无诸和东海王摇是越王勾践的后裔，秦始皇一统天下后，被废为君长，秦在其领地上设置了闽中郡。在反秦的烽火燃到闽中时，无诸和摇追随都阳令吴芮叛奏，后因未获项羽分封为王，无诸和摇便率领越人加入了刘邦的阵营。刘邦后来以闽中郡故地，恢复了无诸的闽越王地位。而到了孝惠三年，汉惠帝又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惠帝此举的微妙，事后将愈见清晰，可以想见，闽中郡裂地而分属二主，自然埋下了越人自乱的伏笔。
到景帝时代，吴王刘濞号令七国反叛，闽越王无诸只愿作壁上观，而东瓯王摇则选择了从吴叛乱。这个东瓯王的品性，和他的名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摇，左右摇摆，有如墙头草，其原则是趋利主义。眼看着刘濞江河日下，这个东瓯王又被朝廷收买，转身将刘濞杀死在丹徒。
恰好刘濞的儿子刘驹逃亡到了闽越，念念不忘东瓯王的杀父之仇，动不动就撺掇闽越王出兵东区。武帝建元三年，闽越终于发兵围困东瓯，将后者逼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
东瓯使者的告急文书上呈到武帝眼前时，救还是不救？成了汉廷面临的艰难抉择，即便是武帝的母舅田蚡，也习惯性地选择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主张，因为这是汉朝立国以来的无为传统，在对外关系上尤其如此。中大夫严助则当廷诘难田蚡，反对弃东瓯于不顾，他提出的“子万国”三个字，显然最称圣意。严助也许只是武帝的传声筒而已，即便是个人主张，至少也是善于揣摩圣意。
汉武帝的扩张主义第一次露出了端倪，但因为窦太后刚刚在半年前让他经历了尊儒运动的失败，汉武帝尽管决定发兵往救，但依旧不敢“出虎符发兵郡国”（《史记•东越列传》），只是派严助持节发兵，从海路去救东瓯。这是汉武帝即位后的第一场战争，结果汉军以其强大的威慑力量，兵不血刃便将闽越兵吓回了老家。在武帝首肯之下，东瓯举国内迁，被安置于江淮之间。
三年后，闽越转而攻击南越，汉武帝再次面临战还是不战的选择。
平南越
我们不妨先来回溯一下南越的历史。我们知道，秦灭六国后，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将百越归于郡县制统治。陈胜起事后，病入膏肓的南海尉任嚣招来龙川县令赵佗临终托命，嘱咐他派军队断绝与秦朝的通道，以南岭为屏障，固守番禺自成独立王国。赵佗后来兼并了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汉高祖平定天下后，无暇南顾，只是派陆贾立赵佗为南越王，彼此剖符通使而已。
高后吕雉当政，有官员主张对南越的关市和铁器销售实施禁令，马牛羊等牲畜即便能出口，也不卖母畜。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一贸易政策导致了汉廷与南越的关系急转直下，个中原因，钱穆分析说：“盖汉廷一方以财帛役使外夷，一方亦常以禁关市困之。”（《秦汉史》）这成了赵佗进攻长沙国的导火索，战事延续了一年多，到高后崩时才不了了之。赵佗此后自立为南越武帝，“乃乘黄屋左矗，称制，与中国侔”（《史记•南越列传》）。
文帝即位后，先以怀柔政策，为赵佗在真定老家的祖坟置守邑，岁时祭祀，同时安置赵佗的兄弟亲人做官封赏。此外，再次派遣陆贾出使南越，陆贾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让赵佗顿首谢罪，愿意去其帝制，执藩臣之礼。此后，尽管在国内依然窃称名号如故，但派人去朝请时则尽到了诸侯礼数。于是，文景二帝时期，彼此相安。
闽越王郢出兵攻击南越时，赵佗已去世两年，即位的是他的孙子赵胡。赵胡依藩臣之礼，不敢擅自兴兵，便请武帝下诏，这让武帝很是高兴，派遣大行王恢、大农韩安国兵分两路进击闽越。一直觊觎兄长王位的馀善，和王国相、宗族密谋，将闽越王郢杀了，将其头颅送给了王恢。汉武帝再次不战而胜，立无诸的孙子丑为越繇王。馀善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因为杀了闽越王郢而树立了威望，百姓也多归附于他，于是自立为王。倒是越繇王这个名正言顺的君王没能得到民众拥戴。汉武帝考虑到馀善诛郢有功，在尊重现实的前提下，立馀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这与汉惠帝立东越王的用意，有同样的微妙所在。
武帝为南越王退敌之后，赵胡自然感激涕零，派太子婴齐入朝宿卫。至于他答应严助亲自入朝晋见天子一事，则终生未践诺，原来，赵胡的大臣力谏他不要朝见天子，认为“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史记•南越列传》）。赵胡只好称病不朝，结果后来真的一病不起，太子婴齐归国继承了王位。
婴齐看来是个亲汉派，一继位就把爷爷当年的武帝玉玺收藏起来，表示了“去其僭号”的诚意。这恐怕和婴齐宿卫朝廷时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关，而婴齐在宿卫长安时，娶了邯郸一个摎姓女子，还生了个儿子名叫兴，自然不会像土著越人那样对朝廷见外。婴齐即位后，向武帝上书，母子俩一个立为后，一个为嗣子。汉武帝自然乐得让婴齐从大汉带回去的母子俩显贵于南越。不过，婴齐似乎继承了其父遗风，因为喜欢放纵杀人，怕和内地诸侯那样被汉法处置，也是称病不朝一直到死，只是派了个儿子次公入朝宿卫。
婴齐的儿子兴继承了父亲对汉朝的亲近，加上母后的因素，南越的新王和太后成了不折不扣的亲汉派。太后亲汉还有私人感情因素，原来，她在结识婴齐之前，曾是霸陵人安国少季的情人。汉武帝元鼎四年，恰好派安国少季出使南越，晓谕南越王与太后比照诸侯以时入朝拜见天子。汉武帝还派遣辩士终军、勇士魏臣等人随行，并派卫尉路博德屯兵桂阳以为武力威慑。安国少季见了缪太后，难免旧情复燃，越人自然愈发难以接受这个来自汉朝的太后。缪太后自然希望倚靠汉朝这棵大树为自己撑腰，力主内属汉朝：
即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于是天子许之，赐其丞相吕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太傅印，余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比内诸侯。（《史记•南越列传》）
如果照上述条约去执行，南越国基本上就和内地的诸侯国差不多了。这无疑是最中武帝下怀的成果。事实上，南越王兴和摎太后也是准备照章行事的，已经开始整理去朝廷晋见的行装了。
但南越相吕嘉却不愿意这一切成为现实。这个吕嘉在南越是炙手可热的人物，“相三王，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史记•南越列传》），一旦南越的独立王国地位不保，首当其冲利益受损的无疑是一手遮天的吕嘉。吕嘉自然对内附大汉的方案持否定意见，多次上书谏阻，并称病不见汉使者。为了除掉吕嘉这个心腹大患，南越王兴和摎太后安排了一席“鸿门宴”，试图借助汉使之权，谋诛吕嘉等顽固派。没想到，由于策划不够周密，“鸿门宴”演砸了，急得摎太后亲自拿矛去刺吕嘉，最终还是没能得手。
对武帝来说，这真是一个尴尬的局面：势弱孤立的南越王和太后母子无法制伏王国相吕嘉，而汉使又怯懦且没有主见。而一个国相为乱，不足以兴兵讨伐。在庄参拒绝了带两千人出使的诏令后，郏县壮士、原济北国相韩千秋主动请缨，和太后弟弟摎乐率领两千人进入越境。吕嘉兄弟俩乘机公开反叛，将南越王、太后和汉朝使者悉数杀死，立娶齐的南越妻子所生的儿子建德为王。韩千秋的军队后来在番禺四十里以外的地方，被吕嘉的南越兵击溃，全军覆灭。
汉武帝闻讯雷霆震怒，下令派遣十万楼船水兵讨伐南越。
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候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史记•南越列传》）
这是汉武帝针对南越地区最大规模的一场战役，四路汉军直指南越腹心，先期抵达的楼船将军和伏波将军率先攻破番禺，吕嘉浮海逃命，最终劫数难逃。
“自尉佗初王后，五世九十三岁而国亡焉”（《史记•南越列传》）。南越自此画上了句号，正式纳入汉家江山。元鼎六年，汉武帝在南越地区置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
就在南越谋反的时候，东越王徐善再次出现在汉武帝的视线里。表面上看，馀善上书申请领兵八千人去攻打吕嘉，可事实上，馀善干的是阳奉阴违的勾当，暗地里和南越互通往来。直到汉军攻破番禺，还不见馀善兵马的影子。楼船将军杨仆驰报武帝，请求引兵出击东越。武帝以士卒劳顿为由否决了杨仆的动议，只是下令诸校尉屯驻豫章梅岭待命。
没想到，馀善听说此事后，倒先反了，称将军驺力等人为“吞汉将军”，入白沙、武林、梅岭，杀汉三校尉。馀善还刻下一枚“武帝”玺自立，和汉朝的武帝唱起了对台戏。汉武帝自然龙颜大怒，正式派兵镇压东越，横海将军韩说、中尉王温舒、楼船将军杨仆奉命前往征讨。就在汉、越双方展开恶战的时候，馀善当年杀死兄长取悦汉朝的故事，在他自己身上宿命般重演。一切似乎就像一场报应：东越的建成侯敖和繇王居股一起密谋，将馀善杀死，然后投降汉军。
东越的最终结局：
于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史记•东越列传》）
自此，今天的福建、广东地区，彻底纳入汉朝版图。
这一年，汉武帝已经四十七岁了。当他回首闽越围攻东瓯时的前尘往事时，蓦然发现，那已经是二十八年前的事情了。
2.通西南夷
武帝时期，西南地区的所谓“外蛮夷”，有滇（今滇池附近）、夜郎（今贵州西北部）、邛都（今四川西昌市）、（今云南云龙县）、昆明（今云南大理）、徙（今四川天全县）、莋（今四川汉源县）、冉駹（今四川茂汶县）、白马（今甘肃境内）等小国，分布在今天云南、贵州、四川、甘肃一带。这里的少数民族或耕作，或畜牧，或定居，或移徙。
楚威王时期，将军庄蹻攻略巴、黔中以西地区，以武力征服了滇池地区。庄蹻是楚庄王后裔，正当他准备回楚报捷时，秦军已经夺取了楚国的巴郡和黔中郡，庄蹻的人马已经没有归国的退路了。在此情势下，庄蹻只好就地称王，变服从俗了。
我们知道，秦朝时曾在西南地区凿通五尺道，置吏统辖。而汉朝代秦后，则放弃了西南一隅，还关闭了巴蜀地区通往西南夷的关塞。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边境贸易的存在，因经济因素导致汉武帝最终注意到了西南夷的价值，并上升到了政治统治的考虑：
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莋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史记•西南夷列传》）
显然，巴蜀商人通过和西南夷以“活物走私”（作为动物的作马、旄牛和作为人的僰僮）的贸易形式，带来了自身的富庶。
而三个有机会和汉武帝接触的人物，最终发现了这一贸易形式的活跃，并以当事人的身份，推动了汉朝和西南夷的交通。
第一个人物是番阳令唐蒙。前文叙及，闽越攻南越后，大行王恢和大农令韩安国统兵进击闽越，馀善将兄长闽越王郢杀了，献其头颅于王恢。王恢派遣唐蒙向南越告捷，并宣示大汉兵威。南越摆脱了战争阴影，自然对汉使唐蒙热情款待，席间端出了蜀郡特产枸酱。唐蒙是个有心人，对枸酱的流转自然格外留意。一番询问后得知，枸酱从蜀贩运到夜郎后，商贩又将其顺牂柯江（今北盘江）而下，输送到番禺城。唐蒙回到长安后，还亲自向蜀地商人求证确认。不仅如此，唐蒙还发现了“南粤以财物役属夜郎”（《史记•西南夷列传》）的事实，并知悉了从蜀地经夜郎、牂柯江至南越的新通道，这意味着除了经五岭南下而外，汉朝还可以从西部水路直达南越。由此，唐蒙向汉武帝上书建言，通过控制夜郎，必要时经牂柯江出其不意发兵直抵番禺，实在是制粤奇招。
汉武帝首肯了唐蒙的计策，拜唐蒙为郎中将，率战卒千人，随从负责粮食辎重的人员上万人，开进了夜郎。夜郎侯多同被唐蒙说服，同意汉朝在夜郎设置官吏，由自己的儿子做守令。周围的一些小城邑贪图汉朝赏赐的缯帛，也接受了唐蒙的约定。汉武帝接到唐蒙的报告后，在夜郎地区设置了犍为郡。唐蒙此后派遣巴、蜀士卒开辟通道，从僰道直通牂柯江。
就在唐蒙忙着开凿西南夷的通道时，第二个关键人物司马相如出现了。当时，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后，经过卓文君当垆卖酒等一番曲折，终于得到卓文君父亲卓王孙的资助，在成都过上了富足的日子。而汉武帝读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后，感叹“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当时在场的狗监杨得意恰好和司马相如同乡，自然向武帝说明情况。因了这一偶然的机缘，司马相如被武帝召到长安。司马相如知道武帝喜欢游猎，遂以《天子游猎赋》取悦皇上，被武帝封为郎。
唐蒙经略夜郎，可想而知殊非易事，一来转输粮粟打破了当地原有的利益格局，二来上万人的进驻，加上唐蒙引用“军兴法”诛杀了一个首领，导致当地百姓大为震恐。依汉制，朝廷征集财物以供军需，谓之军兴，依律可“以军兴诛不从命者”（《汉书• 高不疑传》）。而唐蒙条引军兴法，实际上相当于把出使行为变成了军事行动，自然会招致当地人的反感。
武帝知道安定民心的重要，于是司马相如的文学才华得到了发挥，他写了一篇檄文，一方面澄清事实，告诉大家皇上派一千士兵跟随使者唐蒙，只是为了供奉币帛以防不测，“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随后对唐蒙的不当做法和因此逃亡的人，各打五十大板：
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司马相如的安民告示显然有利于稳定民心。而当时，邛、莋两地的君长听说与汉朝交通可以得到不少赏赐，也想对汉朝称臣为吏。汉武帝征求司马相如的意见，司马相如认为邛、莋、冉駹诸地靠近蜀郡，交通方便，奏朝时就曾经置为郡县，现在恢复郡县统治，价值是要胜于夜郎等南夷地区的。
汉武帝于是派遣司马相如为郎中将，副使为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带着钱物通好西夷，果然，邛、莋、冉駹、斯榆等地首脑均同意内附汉朝，司马相如：“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史记•西南夷列传》）。
对于交通西南夷一事，不仅需要以大汉恩威让西南夷放弃昔日的独立王国，还需要平息来自朝廷内部的反对声。打通西南夷地区，不仅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光唐蒙修路就花了上亿的支出，更何况，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从短期利益来讲，显然是得不偿失的。司马相如出使西夷时，蜀地上层社会和朝中大臣对此亦不以为然，认为“通西南夷不为用”，“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这些杂音实际上是对汉武帝决策的一种反对。此时，大一统的价值观能否为国人接受，再次比物理空间的统一来得重要。汉武帝召司马相如的深意，在此时愈见其清晰——司马相如又写了一篇文章，其主旨就是“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在司马相如看来，汉武帝通西南夷，是“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而事实上，汉武帝一生从事的大一统事业，以非常之人、非常之事来盖棺论定，实在也不为过。当汉武帝看到这八个字时，我们试着揣测他当时的心情，当是慨当以慷，激越难当吧？
司马相如看到了更深刻的层面，那就是从文明融合的角度，向世人宣示了统一少数民族地区的价值：
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阻深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诛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迟，继周氏之绝业，斯乃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在司马相如看来，将西南夷与汉朝远近融为一体，不仅仅可偃息百姓承受的甲兵诛伐之苦，其深刻价值在于以仁义道德这一人伦大统，归化域外之民，在文明的高度实现心理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统一，从而“反衰世之陵迟，继周氏之绝业”。天子以此为当务之急，百姓承受一点劳苦，也是情理之中的义务。
司马相如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的大一统，不仅需要帝王的高瞻远瞩，需要国人在价值观层面的高度统一，在客观上，中国的百姓还将为此付出代价。纵观秦汉以降的历史，国人确实为山河一统前赴后继，在得到统一的好处时，也在承受失去诸多自由的代价。
在唐蒙修建西南夷通道时，就出现过“死者甚众”的局面，同时，还遭遇了西南夷的数次反叛。汉武帝派遣御史大夫公孙弘前往视察，当时朝廷工作的重心在修筑朔方城以抗击匈奴，公孙弘于是向武帝陈述通西南夷的种种不便，力主腾出手来主攻匈奴。汉武帝只好作罢，通西南夷一事暂时搁置。
但唐蒙大体修通了从僰道到牂柯江的陆上交通，从今天的四川宜宾能通达云贵一带，其价值显然不可小觑。
第三位尝试通西南夷的人物为大名鼎鼎的张骞。
元狩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张骞出使大夏归来，说自己在那里见到了蜀布和邛地的竹杖，经咨询，这些特产来自身毒国（即印度），原来身毒和蜀人有生意往来。据说邛地以西大约二千里的地方就是身毒国。张骞于是极力进言，认为从蜀地经印度连通大厦，路途近便，且无匈奴阻隔，显然有利无害。于是，三十五岁的汉武帝命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人出西南夷，寻找通往身毒国的道路。“四道并出：出駹，出莋，出徙、邛，出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布，南方闭嶲、昆明”（《汉书•张骞李广利传》）。汉朝的使者到了滇，滇王羌乃和当年的夜郎一样问及汉使一个很傻很天真的问题：汉朝和我国比起来，谁大一点啊？原来，滇王和夜郎王一样，孤守着自己的独立王国，并不知道汉朝到底有多大。不过，滇王倒是很帮忙，派人协助汉使探路，但均受阻于昆明夷。
值得注意的是，张骞提议经西南夷打通和印度、大夏的通道，其灵感的乍现，同样是因为贸易关系的存在。对于张骞归国后的述职报告，余英时谓：“应该注意到，这一报告也证实了汉朝时期著名的印度—缅甸—云南陆上贸易通道的存在。”（《汉代贸易与扩张》）
至于寻找这一贸易通道的武帝使者缘何失败，一个关键原因在于昆明夷的人为阻挠。“我忍不住冒昧做出这样的猜测，即西南夷有意识地封锁汉朝使者，可能因为他们担心汉朝政府对贸易通道的干预和控制会不可避免地剥夺他们在有利可图的对外贸易中所享有的特权地位”（《汉代贸易与扩张》）。
余英时进一步引述了一个同样性质的故事做类比，说甘英出使大奏时，安息人以渡海要资三年粮为借口，极力夸大其困难程度，成功吓退了甘英。其实，所谓渡海困难只是安息人编造的狡猾诳语，因为安息作为中国和罗马丝绸贸易的中转站，仅仅通过向商队征收关税即可达成富庶，安息人有着编造谎言的利益动机。
愚以为，余英时的分析不无道理。
元鼎六年，汉武帝的军队乘着大破南越的东风，以平叛的名义，对西南夷地区展开了一连串的军事行动，诛且兰、邛君，杀莋侯，唇亡齿寒的冉駹赶忙在惊怖之余请求臣服汉朝。汉武帝先后以且兰为牂柯郡（治今贵州黄平），以邛都为越嶲郡，莋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白马为武都郡。
至于滇王，尽管接到了武帝使臣王然于敦请入朝执礼的邀请，但因为拥兵数万，且与劳洸、靡莫形成铁三角关系，互为犄角，自然把汉朝的声音当成了耳旁风。元封二年，刘彻发巴、蜀兵摧毁劳洸、靡莫，斩断了滇王的左膀右臂，滇王离难不得不举国请降，汉武帝在其领地设置了益州郡。
至此，西南夷多个独立王国各霸一隅的局面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汉朝的七个郡行使治理西南百姓的行政权。
3.北伐匈奴
汉武帝面对的最大挑战并不在东越、南越、西南夷，而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当匈奴侵袭的烽火传来时，一切都要让位于它，凿通西南夷大道最终被迫暂停，就是明证之一。
匈奴对传统夷夏观的挑战
史家以“事四夷”来描述武帝的事功，反映了武帝时期华夷之辨遗风犹存，这给汉武帝的骨髓中移植了处理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潜在文化基因。正如汉朝大臣亲口所说的那样，“圣王之制，施德行礼，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汉书•萧望之传》）。显然，匈奴人在汉朝人眼里，不论其铁骑如何剽悍，其在文明程度上，是难以抹去夷狄这一代表着野蛮、未开化的身份的。
这一思想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中国人关于世界秩序的“五服”理论。在《尚书•禹贡》中，就分明地以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这“五服”来描述中央政权和外部区域在空间上和亲疏上的分层关系。
《国语•周语》云：“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
《国语》中的上述描写，似乎是对《禹贡》中“五服”理论的一种具体解读，五服在祭祀、朝贡上显然有着不同的地位和义务。而这种以中原为中心、按照地理空间和亲疏关系之别，从而对中央行使不同权利义务的世界秩序理论，显然在汉武帝的心中打上了烙印。
余英时如是分析：
作为一种概念，汉代的世界秩序主要是根据所谓“五服”的理论来界说的。按照这种理论，从夏朝起，中国划分为五个同心的和分层次的地带或区域。中心区甸服是皇室管理区，在国王的直接统治下。直接环绕皇室管理区的是国王建立起来于中国人的列国，被称为侯服。侯服之外是为统治王朝征服的中国人的国家，构成所谓绥服或宾服。最后两个地区是留给蛮夷人的。生活在绥服或宾服外面的蛮夷居地称为要服（受官职的地区），这样命名是因为假定蛮夷隶属于中国人的控制之下，即使这种控制是很松散的。最后，在控制地区以外的是戎似，他们在荒服（荒凉的地区）中基本上是自己做主，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在荒服达到了它的自然的终点。
这五个等级对中央的关系还通过不同地区奉献给国王的贡赋名目（包括地方特产和服役）有所表现。大体上，贡赋是按递降的次序由从王室管理区到荒凉地区的五类百姓交纳的。（《汉朝的对外关系》，见《剑桥中国秦汉史》）
按照汉朝政治家萧望之的说法，“《书》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亡常”（《汉书•萧望之传》）。显然，匈奴当属“荒服”，政治上处于最边缘的地位。
逐水草而迁徙的匈奴人，在司马迁的笔下，确实有意无意地描写了他们在文明上的华夷之别：
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史记•匈奴列传》）
饮食、服饰、生产、军事，这些方面与中原人的差异似乎并无可指责的地方，而“毋文书”，没有作为思想载体的文字；“习战功以侵伐”，天性野蛮有虎狼之心；“不羞遁走”，鲜有廉耻之心；“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不以孝愤为原则；“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假如衡之以周文，这简直违背基本人伦。上述种种，一言以蔽之：不知礼义。这恰恰就是孔子所贬谪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
但正是这样一个尚未被中原文明浸染进而开化的民族，将流传了上千年的五服理论，来了个颠覆性的打击。
汉代对世界秩序的认识在制度上的主要表现是有名的贡纳制度的发展……就其广义而言，“贡”的概念是汉帝国的一项普遍施行的政策，同样适用于中国人本身。例如，各个地区的地方产物作为贡品献给朝廷。在理论上，有理由这样说，中国人与非中国人之间在贡赋体系下的不同是一种程度的问题……汉代世界秩序的制度实际上是完全和五服系统相适应的。（余英时《汉朝的对外关系》，见《剑桥中国秦汉史》）
按照五服学说，当如《诗经》所描述的那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四夷的朝贡对象应该是大汉朝廷，正如汉武帝孜孜不倦地要求东越、南越、西南夷诸君长的那样，匈奴也应该以夷狄的荒服身份，以汉廷为最值得尊崇的世界秩序中心。
但事实是，匈奴将这一梦想毫不留情地彻底粉碎。贡者与被贡者的关系事实上被倒转，这不仅是物质上的损失，更多的是对汉朝统治者在精神上刺入了耻辱之剑。
“和亲”背后的汉匈关系
冒顿可谓是匈奴人中的铁血单于，在做太子时，他的父亲头曼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少子，于是让他去月氏做质子，随后头曼竟然对月氏发动攻势，显然想借月氏之手除之而后快。冒顿盗马逃归大难不死，头曼看到这个儿子不是孬种，便分兵万骑让他统领。冒顿的练兵方法堪称一绝，要求部下以他鸣箭所向万矢齐发，不射者统统斩首。冒顿的鸣箭瞄准的靶子，从鸟兽进而到自己的爱驹，再到自己的爱妻，只要谁不敢射，冒顿毫不手软斩首马下。这种残忍的魔鬼式训练，最终让冒顿在与父亲狩猎时，其左右随他的鸣镝所向将单于头曼射杀，冒顿自立为单于。
冒顿的另一个故事是忍常人所未能忍，当时，兵马强盛的东胡自恃武力先后找冒顿要千里马和宠爱的阏氏，冒顿一一舍其所爱给了东胡，东胡王接下来索要双方边境绵延千余里的土地，终于彻底激怒一直隐忍未发的冒顿，轻敌的东胡王被彻底打垮。随后，“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当时，刘邦和项羽楚汉对峙，这给了冒顿乘机壮大的机会，“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史记• 匈奴列传》）。
正是这个冒顿单于，让刘邦遭遇了白登之围的劫难。当时，韩王刘信被匈奴围攻后投降，引匈奴兵往攻太原，至晋阳下。刘邦亲自率兵迎敌，中了冒顿诈败之计，被匈奴精兵四十万骑围困于白登山，七天后才解难去厄：
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史记•匈奴列传》）
刘敬以和亲之策换取了汉匈边境短暂的和平，这是双方的第一次和亲，但绝不是最后一次：和亲时代来临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事件中，首先，汉朝皇帝要把自己的公主嫁匈奴单于，尽管公主可能是由宗室女冒牌顶替的；其次，尽管汉朝皇帝名义上成了单于的丈人，但汉朝和匈奴的关系却是“约为昆弟”，也就是兄弟关系，这对一直以来伴随华夏中心主义而生的文明优越感，实在是一次莫大的打击；第三，汉朝要向匈奴供奉布帛和食物，这颠倒了中原中心论中的朝贡和被朝贡者的关系，使汉朝成了向蛮夷匈奴事实上的朝贡者。正如贾谊所痛心疾首的那样：“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无已也。以汉而岁致金絮缯彩，是入贡职于蛮夷也。”（《新书势卑》）
至于双方的边界，从后来文帝给匈奴单于的信中，则有如下的约定："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史记•匈奴列传》）
匈奴对传统夷夏之辨中双方地位的无情颠覆，使贾谊对文帝不惜发出了“陛下胡忍以帝皇之号特居此”的尖锐批评，并对汉匈关系以“倒悬”二字加以总结：“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蛮夷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是倒悬之势也。”（《新书•解县》）
更有甚者，吕后时期，冒顿竟然派使者致书高后："孤债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愤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汉书•匈奴传》）
这封不甚严肃的求爱信对吕后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但苦于汉朝在力量对比上势单力薄，吕后只好忍气吞声，其回信之谦卑自损，近乎苦苦求情：“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而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汉书• 匈奴传》）
此事再次以和亲而敷衍过去。在文帝时期，单于给汉朝皇帝的文书中，其开篇问候语竟然大言不惭为：“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汉书•匈奴传》）汉朝给单于的文书简牍，规格为一尺一寸，以“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开头。而汉朝的宦官中行说投降匈奴后，要单于把尺寸比汉朝的做大一寸，假傲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史记•匈奴列传》）。我们知道，汉朝天子代秦后，一直以天命转移至自己头上而自居，此时，又冒出一个匈奴单于，自称是“天所立”，“天地所生日月所置”，一个世界出现了两个“天”的系统，这不是对汉廷权威的莫大讽刺乃至对其皇权合法性的彻底否定吗？
尽管对匈奴不断许以和亲，同时予以大量财物，但是，匈奴照样对汉朝侵扰不断，甚至危及京城安全。如文帝时，“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史记•匈奴列传》）。
在文帝时期，除了和亲及不断增长的财赂之外，汉朝对匈奴还开通了关市，允许双方开展边境贸易：
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汉书•匈奴传》）
这段话中，我们注意到，文帝时期给匈奴的进贡品中，首次出现了货币——“岁以千金”，这也证实了关市的存在：匈奴可以拿汉朝的货币来买东西。
关市的存在，意味着匈奴已经不再满足于新旧王交替或者战争劫掠后通过和亲得到女人和物资供应，而要通过常态化的制度安排，以一种贸易形式，使处于边寒地带的游牧民族，得到源源不断的物资保障和食品供应。正如余英时所言：“皇帝的礼物喂饱了匈奴贵族，而官方边境贸易则满足了匈奴平民的需要。”（《汉代贸易与扩张》）
就这样，匈奴通过侵掠——和亲——撕毁和亲协议——再侵掠——再和亲的循环往复，一次次将汉廷和亲政策变成苟且偷安的短期效应。其实，刘敬当初设计和亲策略时，在文化根基上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以和亲造成匈奴王与汉朝皇帝的丈人一女婿关系，进而下一代匈奴王可能成为汉朝皇帝的外孙，看起来似乎彼此成了血脉相连的亲属。但这完全是从中原文化的视角来幻想达成这一梦想的，而刘敬和他的支持者刘邦，恰恰忘记了，匈奴的文明，尚在“父死，妻其后母”的阶段，按照汉朝人的观点，这完全是乱伦行为，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一个宗室女子，怎能孤身于塞外的帏帐里担当起救同胞于水火的重任呢？
汉武帝从即位的第一天起，就无法回避匈奴南侵的尴尬，而且此时汉朝为“和亲”付出的代价达到了最高点：
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史记•匈奴列传》）
可见，武帝一开始面对匈奴问题，也不得不以和亲开场，而且匈奴的胃口一如既往地加码，边境贸易的规模也一如既往地扩大。
但这也许只是一个十六岁登基的少年天子在和亲成为习惯、在窦太后依旧干预朝政下的一种无奈，在他登基六年后，还不得已对匈奴有和亲之许。可能恰恰是这种无奈，激发了他改变这一尴尬窘境的斗志。
武帝对匈奴政策的转变，有汉兴七十余年国力日强的底气做支撑，当是时，“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汉书•西域传》）。而匈奴不断出尔反尔，不断抬高和亲门槛给汉廷带来的财政压力，也逼迫汉武帝不得不积极应对：
从公元前198年到前135年，汉朝和匈奴一共达成了不下十次"和亲”协定。几乎每一次新协定的签署都会使汉朝损失一些东西，而使匈奴有所收获。对于汉朝来说，“和亲”协定已经变成一项永无休止而且日益增长的财政负担。然而所有这些代价并不能完全阻止匈奴对边境的侵扰……花费越来越大，而“和亲”协定的效力却越来越差，汉朝下决心改变政策，由防御转为进攻，一劳永逸地解除匈奴的威胁，这几乎是必然之举。（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
而在主观上，汉武帝有他作为平常人的雪耻之心，从多年后汉军大破大宛后汉武帝所下的诏书中，我们能读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可见，汉高祖遭遇平城之围，吕后被单于以一纸相谑，在汉武帝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耻辱烙印。而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一书尚且为之称许，那么，作为汉高祖的四世孙，对匈奴一洗先祖的耻辱，何尝不是理所当然之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