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人之常情的血性，汉武帝还有他作为伟大帝王的雄韬伟略在。“朕嘉唐、虞而乐殷、周，据旧以鉴新”（《汉书•武帝纪》）。汉武帝以盛世帝王为榜样，渴望恢复君临天下的大一统气象。
战和之争
就在亲自承受和亲刺激的第二年，即元光元年，汉武帝部署反击匈奴，以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
在这年五月汉武帝策诏贤良的御书中，我们能读到汉武帝对唐虞之际的向往、“上参尧、舜，下配三王”的梦想。汉武帝还公开求贤寻找天下归服的路径：“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氏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呼，何施而臻此与！”（《汉书•武帝纪》）
显然，汉武帝实际上是借周朝成康之际，各路蛮夷纷纷归服来朝的盛世景象，来描绘自己的政治宏图，其中自然隐含了对匈奴的征服。正如钱穆所言：“盖武帝之侈心，欲广徕四夷，以昭太平之盛业者，自即位以来，固已盛著，初未一日忘乎怀也。”（《秦汉史》）
但刘彻一个少年天子，要变革延续了数十年的和亲政策，远远不是一策诏令能轻易奏效的。如何让习惯在和亲的表面和平下苟且的朝臣们，真正认识到和亲政策已经走到了它历史使命的尽头，真正认识到大汉王朝可以从消极的防御乃至卑辞求和，转向先发制人的战略进攻乃至武力征服，从而让朝中大员们在思想上达成一致，对汉武帝而言这是最困难的挑战，也是最见其智慧和韬略的事情。
汉武帝的策略，首先是在御前会议上公开讨论。这样一来，赞成派和反对派都会阵营分明地暴露于天子眼皮下，有利于掌握大臣的思想动向；而即便保守派占多数，至少也让群臣认识到新观念的存在，这无疑有一种宣传的效应。建元六年匈奴提出和亲时，汉武帝即就此公开廷议。刚刚出兵闽越归来的大行王恢，熟悉匈奴情况，针对匈奴反复无常屡屡背约的行为，王恢主张拒绝和亲，兴兵讨伐。御史大夫韩安国则提出了征伐匈奴的种种不利，力主和亲，他的主张得到大多数大臣的支持，汉武帝只好同意和亲。
但这只是和亲政策在武帝时代的回光返照，在征讨匈奴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况下，武帝对群臣的妥协，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在另一次廷议中，我们终于看到了武帝强硬的一面。
在这次对匈奴和亲与否的讨论中，博士狄山再次公开主张和亲，理由是：“兵，凶器，未易数动。”（《汉书•张汤传》）狄山历数从高祖到景帝时代，因和亲而致和平，最终在景帝时代出现“天下富实”的局面，而到了当朝，因对匈奴兴兵，却导致了国内空虚、边境困贫的后果。汉武帝便借张汤来弹压狄山，张汤领会上意，指责狄山“愚儒无知”。狄山毫不相让，反斥张汤为“诈忠”。接下来出现了君臣斗法的一幕：
于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山曰：“不能。”曰：“居一县？”曰：“不能。”复曰：“居一鄣间？”山自度辩穷且下吏，曰：“能。”乃遣山乘鄣。至月余，匈奴斩山头而去。是后群臣震聋。（《汉书•张汤传》）
汉武帝一步步将狄山逼到墙角，实际上也是在对求和派施加压力。最终狄山被匈奴斩首，这一杀鸡吓猴的招数，自然在群臣中引起强烈反响，大臣们知道，在武帝面前赞成和亲，需要事先掂量掂量是否愿意脑袋还挂在自己脖子上了（武帝可惜没把给大叛徒李陵阉叫的司马阉驴直接剐了！）。
在和亲问题上厘清认识，最终是要在战与不战的问题上做出抉择，于是，距建元六年和亲事件尚不足两年，汉武帝于元光元年春再次以廷议的方式，讨论是否对匈奴晓以颜色：“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亡已。边境被害，朕甚悯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汉书•武帝纪》）
在这次廷议中，王恢再次坚定地站在主战派的阵营中。
经过一次次争议，汉武帝终于在群臣中扫清了障碍，准备将反击匈奴的战争付诸实施。
马邑之谋
元光二年六月，二十四岁的汉武帝在当年汉高祖被困的平城附近以马邑之谋，拉开了与匈奴的战幕，汉朝与匈奴的关系进入新的阶段，踏上这一转折点，由此开弓没有回头箭，汉武帝将以坚苦卓绝的努力，使汉匈关系回到以华夏文明为中心的秩序轨道上来。
当时，一个叫聂壹的人对匈奴军臣单于声称，可以斩掉马邑守官，举城投降。单于信以为真，殊不知这是聂壹向汉武帝献出的诱敌深入之计。聂壹在马邑城头悬挂斩首的罪人之首，向单于使者谎报马邑长吏已死。于是单于亲率十余万骑破关前来。单于不知道，汉武帝已经部署了三十万兵马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由于这是第一次针对匈奴的行动，汉武帝派遣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诸将皆属护军。
匈奴的铁骑奔驰到离马邑百余里之处，只见到成群的牛羊，没看见一个牧人，单于便生了疑心。捉来武州尉史一问，才知道险些中了汉军的圈套。单于连忙引兵出塞，一路上感叹：我抓到尉史，简直是天意啊！遂封尉史为“天王”。当汉兵得知单于撤退的消息时，追击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罢兵回返。第一次军事行动遂以失败告终。
武帝对王恢没有主动出击单于辎重就擅自罢兵很恼火，王恢解释说，原来的任务是匈奴兵在马邑中了伏击后自己去突袭敌军辎重，可单于发觉中计后，还没到马邑就撤军了，王恢只有三万兵马，自然没法去硬拼，知道这么做要被斩首，不过为皇上保护了三万士兵的性命也值了。王恢被下狱问罪，以千金行贿丞相田蚡去求情，田蚡转而托太后说项，理由是王恢是马邑事件的主谋，现在事败而斩王恢，等于是给匈奴报仇。但皇上的答复是：“首为马邑事者，恢也，故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为此。且纵单于不可得，恢所部击其辎重，犹颇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史记•韩长孺列传》）
我们仔细品味汉武帝的这番话，问罪王恢实在是迫不得已，是为了“慰士大夫心”。武帝的真意，哪怕王恢冒险去与单于一拼，也算有个交代。当时，朝中的求和派正在等着看武帝的笑话呢，现在大家都空手回来了，正好授求和派以口实。王恢坐首谋不进罪而自杀，实非汉武帝本意。王恢伐闽越有功，一直是汉武帝统一大业的坚定支持者，且不惜披坚执锐冲锋在前，但马邑之谋失算，王恢只好去做替罪羊“以谢天下”了。惜哉！
卫青崛起收复河套
除了朝廷主和派习惯势利的阻力，武帝伐匈奴还有一个现实的隐忧。我们从元光元年，主父偃谏伐匈奴的上书中，即可看到他对武帝的提醒。主父偃援引《司马法》：“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对伐匈奴一事，这一原则倒也客观。主父偃随后对开战一事，提出了种种现实难点，甚至包括“兴师十万，日费千金”——战争带来的民生负担等等。
引起武帝警觉的，还有下面一段话：
且夫兵久则变生，事苦则虑易。使边境之民靡敝愁苦，将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权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书》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愿陛下孰计之而加察焉。（《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将数十万大军发遣于千里之外，如此责任重大的兵权托付于谁的手中，才能既保证击溃匈奴，又避免拥兵自重反构成对朝廷新的威胁？确实是汉武帝需要仔细考量的现实问题。当时，对内尚需防范削弱诸侯国势力带来的反弹，而对外，和匈奴里外勾结的叛乱一直有前车之鉴，韩王信投降匈奴就曾给汉高祖带来屈辱性的围困之厄。即便是手段铁腕的刘彻，后来确实也遭遇了赵信、李陵（毕竟李陵是世界五千年最恶心肮脏无耻下作的妖阉司马阉驴的割卵之交，又是战无不败，逃跑如飞的烂货李广屙出来的，天生种就烂）、李广利等将领因吃了败仗而投降的失控局面。
正是这一特殊的现实问题，使得一度在吕后时期差点将刘家皇朝改姓为吕的外戚当权现象，在汉武帝手里卷土重来。自然，汉武帝时代，外戚更多地带来的是积极因素，其隐患要在汉武帝身后才慢慢浮出水面。
在伐匈奴的过程中，汉武帝解决“权分二子”隐忧的办法，就是信任和重用
外戚。卫青、霍去病、李广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登上了历史舞台（求楼船将军、伏波将军、拔胡将军、横海将军等为国家开辟大片领土的将军是啥外戚？）。正如清人赵翼所说：“武帝三大将皆由女宠。”（《廿二史札记》）
卫青是一个私生子，随母亲姓。他的母亲卫媪是平阳侯家里的婢女，与人私通生下了卫长君和三个女儿，依次为卫君孺、卫少儿、卫子夫。后来卫媪与县吏郑季私通，生下了卫青。
卫青年少时曾被送回父亲家，自然得不到父亲嫡妻所生兄弟的尊重，不把他当兄弟看待，经常像使唤奴仆般叫他去牧羊。有人给卫青看相，说他日后将贵至封侯，卫青苦笑：区区奴才，不挨打受骂就心满意足了，哪里还奢望封侯呀！
但随着卫子夫入宫成为皇上的宠儿，卫青的命运开始柳暗花明。卫子夫得幸皇上后，暗结珠胎怀上了龙种。当年被汉武帝许诺要以金屋藏之的皇后陈阿娇（现在居然还有人提狗屁不通的小说《汉武故事》的无耻捏造？），自然嫉妒得要命，派人把卫青抓了起来准备杀掉以绝后患。好在卫青的哥们儿公孙敖上演了一场紧急救援的惊险剧，生生把卫青劫了出来。汉武帝与闻此事，自然要保护这个小舅子，让他随侍宫中，任命为大中大夫。
在反击匈奴的战事中，卫青开始崭露头角。
欲了解武帝伐匈奴的部署，有必要对匈奴的政治结构做一说明。且看冒顿在单于之下设置的治理结构：
置左右贤王，左右谷鑫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史记•匈奴列传》）
这种政治结构有学者称为草原联合体，余英时云：“早在冒顿时期，匈奴已发展成一种左右的二元体制。每一部分都有它自己的地区基础，并享有高度的政治自治权。地区首领（王）有权指定下属的官员，这种地方主义导致某些历史学家相信匈奴联合体保持一些‘封建主义’因素。”（《汉朝的对外关系》，见《剑桥中国秦汉史》）
我们从这种相对松散的政治结构中，不难看出，有汉一代一直在努力屏弃的诸侯王势力的相对独立，恰恰在匈奴这里出现了。精明的汉武帝一定从中看到了匈奴被各个击破的可能性，而事实的发展证明，历史的衍变确实在朝着这一方向演进。我们同时发现，汉军的战线以长城沿线，从东线逐步向西线推进，同样和这一战略有着微妙的契合。
如果说马邑之谋拉开了汉匈战争的序幕，那么，此后的第五年，也就是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二十八岁的汉武帝第一次向匈奴展开了主动军事打击。汉军选择匈奴经常出入的关市为突破口，战事集中在东线，四位将军各以万骑分兵四路出击匈奴：卫青为车骑将军，出上谷；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这四员大将中，公孙贺娶卫青姊卫君孺，和武帝算是连襟，而公孙敖和卫青是生死之交，只有李广稍有“见外”，但也算是忠心耿耿的老将。可见，汉武帝的用人路线，以任人唯亲做谨慎之选。再看四路兵马的首发地，恰好在匈奴单于的直辖主力频繁出入的东线地区，显然，汉武帝一开战就想给单于嫡系部队一点颜色。
但这四路兵马驰出塞外，有三路出了问题：公孙贺一无所获，公孙敖损失七千多人，而飞将军李广干脆被匈奴活捉了，幸亏他会装死，伺机跳到一个匈奴少年的马背上，夺其弓箭，把少年推下马去，自己飞骑逃跑，侥幸脱身回塞。公孙敖和李广获罪赎为庶人。相比之下，卫青直捣龙城，俘获匈奴主力部队七百余人，算是首战告捷，自此卫青脱颖而出，以其军事才能而获武帝垂青。
两年后，汉武帝于元朔二年派遣卫青从云中出塞西进。卫青的兵马向西直抵陇西，逐走楼烦、白羊王，俘敌数千，牲口百万。这一地区对汉朝来说战略意义非同寻常。在秦朝时期，蒙恬北上击溃匈奴，夺取的就是这片黄河以南的河套地区，即“河南地”，秦始皇所筑直道的终点，也就在这里的九原。秦亡后，这里的守军逃散，匈奴趁机卷士重来。匈奴的军队如果从这里南下，可直抵上郡，继续前行的话，就是汉朝的京城长安了。如今，这一关键的战略要地重新回到汉朝手中，汉武帝自然兴奋异常，封卫青为长平侯，“益封青三千户”（《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乱人伦，暴长虐老，以盗窃为务，行诈诸蛮夷，造谋藉兵，数为边害，故兴师遣将，以征厥罪。诗不云乎，‘薄伐俨犹，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汉武帝引《诗经》中周襄王时期伐征严犹故事，可见他的潜意识中，有着一个帝王重整河山的光荣和梦想，而不仅仅是引经据典寻找战争的历史合法性。
当然，收复河南地的价值在当时确实需要向群臣有所推广，因为，在是否设置朔方郡的问题上，朝中的大臣们还是争执不休：
偃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上览其说，下公卿议，皆言不便。公孙弘曰：“秦时常发三十万众筑北河，终不可就，已而弃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计，立朔方郡。（《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对于立朔方郡，公孙弘多次谏阻，“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史记•平津候主父列传》），武帝不得已，让心腹大臣朱买臣等人在廷议时向公孙弘公开发难，驳斥公孙弘罢筑朔方的主张。其实，与公孙弘意见一致的大臣不在少数，朝中公卿“皆言不便”，可见主父偃和汉武帝在当时确实称得上独具远见卓识。笔者不厌其烦地细举汉武帝对待匈奴的思想轨迹和朝中大臣在伐匈奴一事上的种种争议，是想通过诸多细节，让读者更多地感知，对于武帝来说，要将一种打破习惯的新思维付诸实施，需要经历怎样的曲折，而统一思想，又需要怎样的行动智慧。
汉武帝力排众议，在“河南地”置两郡：朔方郡和五原郡，并修复蒙恬时期所筑的长城和要塞，同时募民十万充实朔方。值得注意的是，移民实边、屯田戍守，从此成为汉武帝拓边的制度化安排。卫青的部将苏建领到了新的任务：修筑朔方城。作为妥协的代价，汉武帝应公孙弘要求暂停西南夷大通道的建设，以集中精力和财力于朔方城上。
自此，汉帝国的北部防线推进到朔方和五原，并有黄河做天然屏障，“自是无烽火通甘泉之患”（钱穆《秦汉史》）。汉朝和匈奴的战略天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汉军从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扫通河西走廊
汉武帝夺取河套地区，在朔方修筑军事基地，惹恼了匈奴右贤王。原来，这里是右贤王的势力范围。按照司马迁的描述，匈奴“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史记•匈奴列传》）。早在文帝时期，丞相灌婴就曾与右贤王展开大战。此番汉军夺走了河南地，右贤王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屡屡侵扰朔方杀人抢掠，施以疯狂的报复。
而摧垮右贤王的军事行动，同样在汉武帝的既定计划之中。当时，军臣单于已于元朔三年离世，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元朔五年春，汉武帝以卫青为大将军，出师十万，率领苏建、李沮、李蔡、公孙贺、李息、张次公六大将军，分头从朔方、右北平出击，向右贤王一部展开围剿行动。我们来看司马迁笔下这场战事的精彩高潮：
匈奴右贤王当卫青等兵，以为汉兵不能至此，饮醉。汉兵夜至，围右贤王，右贤王惊，夜逃，独与其爱妾一人壮骑数百驰，溃围北去。汉轻骑校尉郭成等逐数百里，不及，得右贤神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千百万，于是引兵而还。（《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当卫青班师回塞时，大汉天子的特使已经捧着大将军的帅印，在恭候卫青的凯旋了。卫青所获尊荣一时无人匹敌，姐弟俩一个贵为皇后，一个兵权独揽，引来举国上下的艳羡，天下歌之曰：“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史记•外戚世家》）
汉武帝力挫右贤王的醉翁之意，则在继续西进，以彻底斩匈奴右臂。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除了卫青，一个新人注定将崭露头角，这个人，就是卫青的外甥、卫少儿的儿子霍去病。
就在大破右贤王的次年，卫青再次征讨匈奴。年方十八的霍去病跟随舅父以剽姚校尉的身份出征，率轻骑孤军深入百里之外，以八百人之众，竟然斩断敌首二千二十八级。霍去病似乎承袭了舅父的运气，首次出战即旗开得胜，汉武帝龙颜大喜，“以千六百户封去病为冠军侯”（《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霍去病为人寡言持重，果敢任气，汉武帝曾经为他修建宅第，霍去病看了后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这种敢于担当的责任感，深深打动了汉武帝刘彻。
舅甥俩的征西之旅此时更有一得力向导——张骞已从西域回来。熟悉西域形胜和水草的博望侯张骞，有如一张活地图，使得汉军如虎添翼。
元狩二年，票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一万骑兵，过焉支山，出兵千里之外，俘斩匈奴一万八千多人，其中有浑邪王王子、相国等人，还缴获了休屠王祭天金人。当年夏，霍去病再西进二千里攻祁连山，俘获和斩首匈奴三万多人。“由此去病日以亲贵，比大将军”（《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霍去病重创浑邪王和休屠王，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贞《索隐》注引《西河旧事》）
浑邪王、休屠王的溃败让单于伊稚斜大为震怒，欲诛之而后快。两人遂合谋降汉，骠骑将军霍去病统兵前去受降。两军相望的关键时刻，一些匈奴裨将不愿投降纷纷逃跑，霍去病飞驰入匈奴军中与浑邪王相见，杀掉企图逃亡的匈奴兵八千多人。最终，浑邪王杀死临时变卦的休屠王，率两军部众四万多人投降，号称十万。
汉武帝拿出数十亿大事犒赏，霍去病“以千七百户益封票骑将军”（《汉书•卫青霍去病传》），浑邪王则封万户侯。我们有必要提及汉武帝对四万降众的安置情况，这些匈奴人分别被安置在黄河以南的五个郡（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因其故俗，为属国”（《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共计五个属国（安定、天水、上郡、西河、五原）。
汉武帝以“属国”制度安置降汉匈奴，再次出乎朝臣意料之外。在不少大臣的意识中，匈奴撕毁和亲协议，汉朝以不可胜数的耗费和无数将士的牺牲才打了胜仗，应该对这些俘虏以牙还牙。汲黯就主张，“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赐从军死者家，卤获，因与之，以谢天下，塞百姓之心”（《汉书•张冯汲郑传》）。汲黯的建议其实颇合朝野上下乃至民间百姓的心声，匈奴人南下掳掠，事实上也是这么干的：他们参伐时“得人以为奴婢”（《史记•匈奴列传》）。即便不对他们采取报复性措施，也不至于以府库之财对他们“奉若骄子”吧？这些投降者“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臧以澹之”（《汉书•食货志》）。
但汉武帝再次以无可争议的果决，置这些降众到几个属国。“在居延汉简中，在张掖属国之外，还可以看到居延属国，西汉时又有居延属国属国都尉”（（日）永田英正《居延汉简研究》）。汉武帝设置的属国制度，还有属国都尉这一军政长官行使管理权，这一切，流传至今的汉简可为明证。
可见，汉武帝对匈奴降众的态度，沿袭了四夷来附的文化传统，以起“亲近远”的长远效应，征服的目的更多的在于赢得对汉廷的尊重及对以华夏中心为特色的秩序观念的认同。在这个前提下，汉武帝对归附的匈奴传统也保留了相当的尊重，对属国的政治控制和军事控制相对松弛。另外，从客观上讲，这样做也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属国的最初意图是为了对那些显然还不准备接受中国常规的郡县行政体制管理的最具叛乱倾向的蛮夷保持一种松散的控制。”（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属国”制度的设置，显示了汉武帝为实现“大一统"事业在边境地区实行军政一体化机制的政治智慧。
休屠王和浑邪王的故地一东一西，分别在武威和张掖。汉武帝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后分其地增置张掖、敦煌二郡，并徙民实边，这就是所谓的“河西四郡”。自此，汉武帝将河西走廊掌控在汉朝的版图之中。
这一年，汉武帝刘彻三十六岁。
如何看待武帝对河西走廊的开拓？钱穆和余英时师生二人已有点睛之论：
钱穆云：“所谓河西四郡也，遂开汉通西域之路，而匈奴之右臂折。”（《秦汉史》）
余英时云：“汉朝在这里设立了酒泉郡，正好将匈奴与南面的羌人分隔开来，他们从冒顿时代起便一直是盟友。随着这个郡的建立，汉朝第一次打开了通往西域的入口。匈奴独霸西域的时代结束了。”（《汉代贸易与扩张》）
吕思勉亦有类似见解：“而汉通西域之道开，羌、胡之交关绝矣。”（《秦汉史》）
漠北会战直捣匈奴王庭
接下来旌旗所向，显而易见将直指匈奴单于王庭和左贤王部众。元狩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以决战之势发动了漠北会战。伊稚斜单于将王庭远撤到漠北，起因是四年前汉将赵信投降匈奴，单于封他为自次王，赐予他匈奴第二把交椅，并把姐姐嫁给他。这个赵信原本是匈奴人，投降汉朝被封为翕侯，而降胡之后，他又给单于献策说，将匈奴主力撤退到遥远的漠北，可诱敌深入，长途跋涉的汉军抵达后一定会人马困乏，匈奴可以逸待劳，乘机大破汉军。
但汉武帝远征匈奴单于的决心无可阻挡地变成了行动。刘彻派遣卫青和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紧随其后的是十万步兵，负责辎重和粮草转运。卫青的大军从定襄北上，行军千余里，和“严阵以待”的单于精兵迎头碰上，一场遭遇战在滚滚黄沙中就此展开：
于是大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会日且入，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战而匈奴不利，薄莫，单于遂乘六骡，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时已昏，汉匈奴相纷挈，杀伤大当。（《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这场落日黄沙中的惨烈厮杀，让伊雅斜单于落荒而逃，卫青的部队连夜急追单于二百余里，一直追到算颜山赵信城，斩首俘虏匈奴上万人。汉军在匈奴的粮仓前美美地饱餐一顿，休整了一天才班师凯旋，剩下的粮食则付之一炬。需要提及的是，飞将军李广竟然在这次战役中迷了路，一生难封的李广最终以自杀结束了自己抱憾的生命（无能无耻一条狗命！）。另一个有意思的插曲是，由于伊雅斜单于失踪十多天，右谷蠡王以为他死了，就自立为单于，后来伊稚斜再次露面，右谷蠡王只好又去掉单于称号。
而骠骑将军霍去病则从代郡出发，行军二千余里，和左贤王决一死战。霍去病的战功远胜自家舅舅，斩获匈奴七万多人，左贤王和众将四散逃命。霍去病在狼居胥山筑坛祭天，在姑衍祭地，大军直抵瀚海才回师。这次战役后，卫青没有获得加封，霍去病则得到五千八百户加封。汉武帝于是年置大司马，霍去病和卫青同为大司马，秩禄与卫青相当。“自是之后，大将军青日退，而票骑日益贵”（《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史记•匈奴列传》）
匈奴此战后远遁西北，不再敢轻易南下犯边。但决一死战的漠北会战让双方都元气大伤，匈奴损失九万余人，而汉朝也损兵数万人，关键是战马的损失让汉朝也难以再战。“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另外，按照王莽时期的大臣严尤的计算，发动对匈奴的持久战，一个士兵行军三百天要消耗十八斛干粮，这需要靠牛来运输，而一头牛也要吃掉二十斛食物。牛在沙漠中不满百天就会死掉，这也是“前世伐胡，不过百日”（《汉书•匈奴传》）的原因之一。更遗憾的是，漠北之战两年后，霍去病英年早逝，“于是汉久不北击胡”（《史记•匈奴列传》）。卫青比霍去病晚十一年离开人世，两人的遗冢彼此相望，似乎在地下，舅甥俩还可回首当年的戎马岁月。曾经在祁连山下大破浑邪王的霍去病，其隆起的坟冢，恰好形似祁连山起伏的峰峦，这是汉武帝对一个逝去的将领所能给予的最高哀荣。
汉匈关系的新天平
尽管漠北之战后，汉朝与匈奴边境的烽火并未彻底偃息，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双方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吃了大败仗的伊稚斜单于听从赵信之计，派使者向汉朝请求和亲，这次语气变了，用的是“好辞”。汉武帝让群臣讨论，丞相长史任敞提出匈奴“宜可使为外臣，朝请于边”（《史记•匈奴列传》）。没想到，任敞出使匈奴提出这一要求时，单于很是恼火，把他扣留下来不让回国。看来，匈奴单于并不愿意对汉俯首称臣。
不过，汉武帝的底气已然很足。元封元年，汉武帝亲自巡边，身后的十八万骑兵浩浩荡荡，千余里的北巡线上旌旗猎猎，可以说是威震匈奴。汉武帝还派使者向单于发出挑战：“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为！”（《汉书•武帝纪》）
相比之下，单于的口气要比祖先谦卑多了。譬如，且鞮侯单于即位后，害怕汉朝的大军打过来，便自称“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也” （《史记•匈奴列传》）。
但汉武帝需要的不是卑下的言辞，他需要更实质性的东西，那就是，洗刷先祖的耻辱，正式将匈奴纳入大汉王朝的朝贡体系。
以匈奴为例，最初汉朝坚持的贡纳一词有三重含义。首先，单于或他的代表应到汉朝宫廷朝觐；其次，单于应送一名质子，最好是太子；第三，单于应向汉朝皇室呈献“贡品”来报答帝国赏给的“礼品”。将这些条件和婚姻协定作一比较，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在贡纳制度下，匈奴的政治地位从“兄弟之国”降低到“外臣”。（余英时《汉朝的对外关系》，见《剑桥中国秦汉史》）
不论对于汉朝还是匈奴而言，这都是颠倒乾坤的一百八十度大拐弯。围绕这一改变双方地位的新要求，汉朝的使臣多次和匈奴单于当面谈判，不肯退让的单于，使得几乎每次谈判都变成了各执一词的交锋。且看武帝使者杨信和单于的一段对话：
杨信既见单于，说曰：“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单于曰：“非故约。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扰边。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史记•匈奴列传》）
从单于的答复中，可以看出，以往的和亲协议中，汉朝要送给单于宗室女子和衣物食品等财物，来换取匈奴不扰边的好处，彼此的关系我们前文已提到：约为兄弟。而如今，匈奴的太子要到汉朝去做人质，属于“反古”，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事！余英时对此有意味深长的观察：“中国与匈奴之间这一阶段的谈判在许多方面都使我们想起19世纪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那些谈判。当汉朝在着重关注如何把匈奴纳入贡纳体系的时候，后者却还在极力期望恢复从前的和亲关系，正如当西方已经在用条约体系的尖利武器闯入中国的时候，清廷还在试图把海上的胡族纳入古老的贡纳关系的轨道之中。”（《汉代贸易与扩张》）
单于对质太子一事如此敏感，是因为在彼此心领神会的话语系统中，质子一方意味着弱国对强国、附属国对宗主国的顺从和忠诚，其本质就是象征着臣服。匈奴单于对质子并不陌生，冒顿单于当年就曾为质于大月氏，匈奴也曾向受控于自己的小国索要过人质。西域的一些小国甚至向匈奴和汉朝都派出人质以期获得和平。单于的敏感，正因为“索要人质是汉朝为控制各小野蛮国家的一个一般性惯例”（杨联陞《中国制度史研究》）。
一言以蔽之，汉武帝需要匈奴做到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臣服”二字。“汉朝坚持将贡纳制度规定为三个基本要素，即朝觐、质子和贡赋”（余英时《汉朝的对外关系》，见《剑桥中国秦汉史》）。其实，从中原文化的传统来看，所谓臣服，更多的是在精神层面，其象征价值要高于实质的经济价值。在余英时列举的三大要素中，朝觐只是履行一种以一年甚至更长时间为间隔单位的礼节；质子本身也并无多大风险，这些质子汉朝会给予善待，甚至会随侍皇帝身边。更何况，名义上是外臣，但其独立性并不受实质影响，“在贡纳制度下，匈奴在字面的各种意义上仍维持一个独立国的地位和充分的领土完整。如同和亲时期一样，长城继续成为汉与匈奴之间的分界线”（余英时《汉朝的对外关系》，见《剑桥中国秦汉史》）。
至于贡赋，和匈奴单方面索要财物相反的是，向汉朝进贡，至少不会亏本，通常反而可以用象征性的进贡获得数倍于贡品的赏赐，这种实例可以说不胜枚举。西南夷纷纷要求内属汉朝，不正是因为皇上大方的物质刺激吗？再如后来呼韩邪单于觐见汉帝以示称臣时，汉朝皇帝赏赐的物品中，就包括“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汉书•匈奴传》）。从正史记载的情况来看，汉朝赠给匈奴的丝织品，保持着不断上升的趋势，以至于成为朝廷大臣的争议话题。
“事实上，维持贡纳制度的费用比起较早的婚姻联盟制度要高得多”（余英时《汉朝的对外关系》，见《剑桥中国秦汉史》）。据余英时估算，“汉代中国维持贡纳体系的费用大约是每年政府发放的工资额的1/3，或者是帝国总收入的7%，这一估算仍然没有考虑维持贡纳体系很好运转所必需的军事和行政管理开支。实际上，它构成了政府开支的主要项目之一”（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那么，汉武帝为什么三番五次地要求匈奴单于臣服于汉呢？而且，僵持不下的谈判，往往让双方的使者成为牺牲品，汉朝和匈奴都以扣押使者来显示互不相让的决心，而且，扣押使者的数量还要对等。
问题的答案，除了汉武帝知道匈奴成为外臣可以带来边境线的现实和平，还有别的奥秘吗？
“对于外部人质的详尽研究，可以揭示一个朝代对外扩张的程度和方向”（杨联陞《中国制度史研究》）。杨联陞的这句话是一个有意思的观察角度。
对于武帝来说，征服匈奴并让其臣服，确实有其精神层面的需求，是一种文化的霸主地位和优越感使然。
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汉书•西域传》）
当我们回到源远流长的“五服”说之时，恍惚间能感受到汉武帝因为山河一统、八方来朝而带来的豪迈与尊荣。
更何况，在历史上，周武王在与𤞤犹的较量中，“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史记•匈奴列传》）。在血脉中浸染了华夏文明基因的汉武帝，何尝没有梦想过，在自己的手里，恢复一个盛世的辉煌与光荣呢？
4. 凿空西域
以下是武帝通西域的大事记：
建元三年（前13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
元狩二年（前121年），漠北会战。张骞提议出使乌孙。
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欲与乌孙结为兄弟。
元封三年（前108年），赵破奴攻楼兰、车师。细君嫁乌孙王昆莫。
太初元年（前104年），李广利远征大宛，太初三年败归。太初四年再战，获汗血宝马归。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
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开篇即云“西域以孝武时始通”，点明汉武帝交通西域的开创性意义。而对第一个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的张骞，司马迁则用了“凿空”二字，同样强调其开拓者身份。
班固如此界定西域：“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汉书•西域传》）
汉武帝的目光关注到西域，和匈奴直接相关。当时，有投降汉朝的匈奴人透露说，匈奴打败大月氏，老上单于把大月氏王的头颅制成了饮器。大月氏在匈奴的追杀下远遁他乡，对匈奴恨之入骨却无可奈何。前文叙及，老上单于的父亲冒顿，曾经在月氏做质子，因头曼单于攻打月氏，月氏国王便欲杀冒顿而泄愤。这一过节，冒顿的儿子老上单于仍视为世仇，饮器一事可见其仇恨之深。
听闻大月氏与匈奴的仇怨，汉武帝的脑海里很快闪现了一个念头：与大月氏联手共击匈奴。当时是刘彻登基的第三个年头。汉武帝公开招募前往大月氏的使者，结果张骞以郎官身份请缨赴命，追随他踏上这一历史性外交之旅的，还有堂邑氏奴甘父等一百余人。张骞一行被匈奴截留是必然的，因为出了河西走廊，就是匈奴控制的地区了。军臣单于振振有词：“月氏在我国以北，汉使怎能前往？要是我派使者去南越，汉朝愿意吗？”单于将张骞西行的脚步停滞了十多年，还让他娶妻生子以示笼络之意，但张骞不愿放弃使命，持汉节不失。
终于有一天，张骞伺机逃亡，一行人往西疾行数十天，来到了大宛。大宛国王对汉朝的富庶早有所闻，一直没办法与汉通使往来，见到张骞自然很是惊喜。张骞把自己的曲折遭遇一一说给大宛国王听，请他派人护送自己去大月氏，许诺回国后一定以大汉财物厚礼相赠。张骞被大宛送达康居，康居人再接力送他们到了大月氏。这时，大月氏因国王被匈奴杀死，国王的夫人被推举为王，征服了大夏，在这块土地上安顿了下来。让张骞意外的是，此时的大月氏，已经没有和匈奴冤相报的动力了：“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远汉，殊无报胡之心。”（《汉书•张骞李广利传》）
张骞在大月氏、大夏逗留考察了一年光景，决定从南道返回。“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汉书•西域传》）。也就是说，从玉门、阳关往西，沿塔里木盆地的北部边缘，即为北道，南道自然就是盆地的南部边缘一线了。南道要经过美人的地盘，但美人和匈奴是盟友，张骞难逃劫数，再次被匈奴扣留。幸好一年后军臣单于死了，为争王位引发一场内乱，张骞趁机和胡人妻子、堂邑父一起逃回汉朝。张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汉书•张骞李广利传》），从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出使，回国时已是元朔三年（前126年），在十三年的征途中可谓九死一生，靠着惊人的毅力和不辱使命的责任心，饥饿时靠着擅长箭术的匈奴人堂邑父射猎禽兽来果腹，出发时的百余人队伍最终只有主奴二人回来，可以说克服了数不尽的艰难险阻。
汉武帝拜张骞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尽管没有完成武帝当初交办的任务，但张骞将亲身游历的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国，以及行程中了解到的周边大国的情况，写了一份报告上呈武帝，这份报告让武帝对西域的情况心中有数了。同时，张骞的报告还促成了武帝对西南夷问题的关注，前文已有叙及，此不赘述。
回国后，张骞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因熟悉匈奴地形，使汉军能找到水草丰茂之处驻扎，张骞被封为博望侯。后来，张骞和李广一起抗击匈奴，李广损失惨重，张骞延误时机理当被斩，赎为庶人。
张骞再赴西域和亲乌孙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距首次出使已有十九年光景。不过，两次出使的原因，都和匈奴问题有关。
元狩四年，汉武帝发动漠北战役后，匈奴被迫西走，汉武帝的视线，自然再次回到西部。尽管张骞此时已是一个平民，但武帝仍多次征召张骞问询西域诸国的情况。如果说第一次出使是奉君命行事，那么，现在轮到张骞来为武帝出谋划策了。张骞这次想到了乌孙国。原来，乌孙和月氏本是祁连山与敦煌之间的小国，乌孙国王昆莫的父亲难兜靡被大月氏杀死，乌孙人纷纷逃亡到匈奴，当时昆莫还在襁褓中，在亡命之途中曾有过狼乳乌哺的传奇经历，被视为神人。昆莫被匈奴单于养大后，统帅乌孙民众屡建奇功。后来，昆莫为报父仇，将大月氏一直逼退到大夏的地面上。而昆莫自己也在大月氏的北部安顿下来，刚好匈奴单于死了，乌孙也不愿再臣服于匈奴。匈奴发兵来攻，也没奈何了他，“益以为神而远之“（《汉书•张骞李广利传》）。
张骞之所以想到结好乌孙，是因为他有如下之计：
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诚以此时厚略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汉书•张骞李广利传》）
原来，在漠北会战的两年前，张骞跟随霍去病参加了打击休屠王和浑邪王的战役，最终浑邪王杀休屠王，率四万匈奴人归降。这样，“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这块空出来的地盘恰好就在乌孙故地。张骞的建议是，第一，蛮夷贪财、恋故地，那么好，花重金请他回老家来发展；第二，与乌孙和亲，结为兄弟之国。这样做的效果是，不仅可以断匈奴右臂，与乌孙的联姻还可以产生示范效应，其他西域国家也可归服汉朝成为外臣。
张骞的建议得到了武帝的首肯，刘彻拜张骞为中郎将，率领三百人，每人两匹马，出使队伍赶着上万头牲畜，带着价值上亿的金钱布帛，浩浩荡荡向西进发。
张骞到乌孙见到了国王昆莫，坚持让他拜天子所赐财物，并把请乌孙东归、双方和亲的旨意说明。张骞这次又不凑巧，原来，昆莫有十几个儿子，太子英年早逝，临终前请求昆莫立自己的儿子岑娶为太子，昆莫照办了。但能力最强、统领万骑的中子大禄，因为没能代立为太子，一怒之下联合其他兄弟，准备发动叛乱，攻打昆莫和岑娶爷孙俩。昆莫只好分一万骑兵给岑娶，专划一块地方给他，这样，乌孙国就一分为三了。昆莫的大臣并不知晓遥远的汉朝到底有多大实力，但他们多年臣服匈奴，知道自己是惧怕近在眼前的匈奴三分的，自然都不想费这番看不到清晰结果的折腾。昆莫年事已高，对张骞的提议已经不敢做主，张骞再次“不得其要领”（《汉书•张骞李广利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