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张骞没能请到乌孙人回国，但并非毫无建树：
骞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乌孙发道译送骞，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汉书•张骞李广利传》）
张骞的成果是，乌孙开始和汉朝互通使者往来，乌孙的使者终于知道“汉之广大”了。张骞回国被拜为大行，列为九卿。一年后，张骞去世。又过了一年多，张骞派往大夏等国的副使带着外国使节一起回来了，“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汉书•张骞李广利传》）。正是因为这一成就，司马迁赞赏张骞出使西域为“凿空”之举。
且看汉武帝如何向西域使者展示“汉之广大”：
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赏赐，厚具饶给之，以览视汉富厚焉。大角氏，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臧之积，欲以见汉广大，倾骇之。（《汉书•张骞李广利传》）
遗憾的是，张骞没能亲眼见到，乌孙不仅日后与汉和亲，还参与了联合攻打匈奴的行动，这恰恰是张骞出使的两大具体目标！
武帝元封年间，乌孙国王终于派人以马千匹，欲与汉朝和亲。乌孙最终在张骞来访十年后在和亲一事上采取主动，实属不得已之举。第一，乌孙与汉朝通使，已让匈奴不悦，昆莫害怕匈奴来犯；第二，汉武帝当年派遣赵破奴出击姑师，生擒楼兰王，威震西域，加上汉朝使者在乌孙周边国家频繁出入，乌孙更需要主动寻求汉朝的庇护。
汉武帝于是以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为公主，厚赐车马服装等嫁妆，并派数百人随侍，远嫁昆莫为妻。前文提到，细君的父亲就是那个荒淫无道、以乱伦和人兽相好而臭名昭著的江都王，因谋反而自杀国除。把刘建的女儿嫁给乌孙国王，反映了汉室对夷狄之君的微妙心态。不过，昆莫的心态也同样微妙。当时，匈奴一看乌孙与汉朝和亲，也急忙派一个女子嫁给昆莫。和亲演变成了匈奴与汉朝争夺乌孙的外交战。昆莫以细君为右夫人，匈奴女为左夫人。汉族尚右，而匈奴尚左，表面看似乎两个夫人一碗水端平，都得到了尊重，但细细思量，恐怕汉朝要多吃一点亏了。
细君在乌孙模仿汉朝宫室建造居处，为了与乌孙联络感情，经常宴请昆莫贵族近臣，并以币帛相赐。但公主的个人生活却不尽如人意，面对一个言语不通的老国王，公主难免悲苦惆怅，只好以诗歌寄托乡思：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公主的哀愁传到未央宫，汉武帝自然很是怜惜，时常派遣使者带着帷帐锦绣去看望。老国王昆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依俗要公主嫁给孙子岑娶。公主自然难以接受在汉族人眼里是乱伦的再婚，于是上书给武帝，武帝只好狠心回信说：“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汉书•西域传》）
可怜的细君只好入乡随俗嫁给岑娶，岑娶在昆莫死后继立，公主为他生下一女，名叫少夫。
细君公主死后，汉朝又封楚王戊的孙女解忧为公主，嫁给岑娶。解忧的命运几乎与细君如出一辙，在岑娶死后嫁给新国王为妇。只是，这次即位的是岑娶叔叔大禄的儿子而已。
汉武帝四夷徕服的大国梦想，可怜了元元黎民，也可怜了侯王之女，他们为大一统的事业，都付出了自己的代价。
与乌孙和亲的长远成果最终在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体现出来，当时，匈奴和车师联军侵乌孙，昆弥亲率五万骑，汉朝则派遣五将军出动十五万骑，分别从西线和东线，向匈奴展开夹击，进兵匈奴右谷蠡王庭，斩获匈奴四万，得牲畜七十余万头。当年冬，乌孙与丁零、乌桓联盟，从西、北、东三面夹击匈奴，匈奴实力自此更见式微。细君如果泉下有知，当欣慰地看到，汉武帝“与乌孙共灭胡”的嘱托，终于成为现实。
破楼兰 争姑师
自从张骞出使西域获得皇帝垂青后，人们争相效仿他，纷纷上书求使外国，汉武帝知道这是长途跋涉的苦差，也乐得赐以符节，鼓励出使。于是，一时间形成了“出使泡沫”：“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汉书•张骞李广利传》）
西域成了冒险家的乐园，自然有不少“妄言无行之徒”夹杂其中，“其使皆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这些所谓使者，显然已经以出使的名义，将朝廷礼遇西域国家的财物，变成了牟取一己私利的货物了。于是，以出使为名目而行通商贸易之实，一时间蔚然成风。当这些探险家们露出商人的狡诈和浮夸本性时，沿途的国家也开始对他们投了不信任票。他们知道这些人远出国门，难以得到汉兵庇护，于是一不高兴就乐得让这些使者们饿肚子。
对络绎不绝的所谓汉朝使者，最难以忍受的当属楼兰和姑师了，这是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带来的麻烦。原来，西出阳关之后，前往西域国家，从北道，姑师是第一道门户；而从南道，则楼兰首当其冲。如果对汉朝使者以礼遇，庞大的接待费增加了难以承担的财政开支不说，还要得罪虎视眈的匈奴。这种两面受气的尴尬处境，最终让楼兰和姑师将天平倾向于匈奴，除了为匈奴偷袭汉使提供情报，还“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汉书•张骞李广利传》）。
这下，轮到汉使向武帝嗷嗷叫苦了，他们声称楼兰和姑师皆有城邑，兵弱易击。客观而言，汉朝要在西域有所作为，楼兰和姑师确实是第一道障碍。于是，汉武帝派遣赵破奴统兵西进，欲扫开西域门户。对于兵马强盛的汉朝来说，楼兰和姑师实在是最尔小国，赵破奴很快就击破姑师，还干脆生擒了楼兰王。此后，汉武帝从酒泉到玉门一线，设置亭障烽燧，将防线往西继续推进。
但匈奴并不愿意轻易放弃对楼兰的控制，也发兵攻击楼兰。楼兰只好“一子质匈奴，一子质汉”（《汉书•西域传》），两家都不得罪。正如楼兰王亲自向武帝所吐的苦水：“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汉书•西域传》）
可惜汉廷并未利用好这种趋利远害的两属心理以争取外交主动。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的质子多以太子担任，以显示彼此取信的程度。这就意味着，完全可以对这个国家未来的王位继承人施加影响。当质子回国主政，自然更容易亲附。楼兰送往长安的质子恰好就是这种情况，但他因违汉法，被处以宫刑，结果，楼兰王死后，汉朝已经没办法遣返他回国为君了，只好编个“天子爱之，不能遣”（《汉书•西域传》）的谎言，让楼兰更立新主，并再送一个质子来长安。当然，这个新楼兰王并未改变两属秉性，不忘给匈奴也送一个质子。当质子回国即位的机会再次到来时，匈奴赶紧先下手为强，马上遣返质子归国，得立为王。失去了机会的汉廷只好退而求其次，让使者诏新王觐见皇帝，但两任质子皆不还的现实，逼得楼兰王学聪明了，借故推脱不敢入见天子。
看来，欲打通西域，除了兵威相加，外交手段的圆熟亦特别重要。
征大宛，获汗血宝马
如果说攻姑师、破楼兰只是经略西域门户，那么，汉朝与匈奴对西域主导权的真正争夺，无疑要看人口超过三十万以上的乌孙、康居、大月氏、大宛等大国的态度。其他西域国家，只有于阗、莎车等十个国家人口逾万，再下来就都是更小的国家了。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通过交好大月氏、和亲乌孙，无疑提高了汉朝在西域的地位，对匈奴也起到了牵制作用，但和平手段并未解决根本问题：西域国家对汉朝和匈奴的态度仍有根本区别，这从使者在西域国家的待遇可管窥一二：
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于汉使焉。（《史记•大宛列传》）
西域诸国“以畏匈奴于汉使”，意味着臣服于匈奴的局面并未改变，汉朝充其量在西域只扮演了一个富裕商人的角色，即便是通商，其利益之安全也难以得到根本保障。
这是汉武帝决定远征西域的根本原因。至于大纛所向直指大宛，则有如下原因：
首先，大宛的战略地位居西域核心要冲。张骞首次出使西域，目的地是大月氏，可他回国后给武帝上呈的考察报告，却是以大宛为中心来介绍西域诸国情形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抒深、于寘”（《史记•大宛列传》）。可以想见，控制了大宛，即扼西域之咽喉，其他国家自当望风臣服。
其次，大宛有武帝所嗜的汗血宝马。武帝爱宝马是他个人嗜好殊方异物的习性使然，也是国家战略的需要。对大宛，张骞印象最深刻的是这里的人喜欢喝葡萄酒，富人藏酒多至万余石，收藏数十年不坏。而汉武帝最关注的，则是这里“天马多”，还有天马所嗜的苜蓿。在汉武帝的离宫别馆旁，竟然大量种植着一望无际的葡萄和首蓿，可见他对天马的重视。在当时，马既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对匈奴作战最重要的战略物资。骑兵的力量对比，决定了双方的实力高下。而汉武帝在发动漠北会战后，归来的战马只有三万匹，已经难以发动大规模的战役。而马的价格则因此飙升，漠北会战次年，“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汉书•武帝纪》）。而在马匹紧缺的背景下，战马更显得重要。诸多因素，决定了武帝获取大宛汗血马的急切心情。武帝对汗血马的情有独钟，通过下面这一细节可以体会到：
初，天子发书《易》，曰“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马”，宛马曰“天马”云。（《汉书•张骞李广利传》）
早在元鼎四年（前113年）在敦煌得神马一匹，汉武帝就作了一首《天马歌》：
太一贡兮天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聘容与兮越万里，安今世兮龙为友。
在武帝的眼里，天马是“太一”所赐的神物，其地位堪与龙相比肩，能发挥“安今世”的神效。
武帝征服大宛是出于两个重要考虑，首先，汉朝想得到更多大宛的“汗血马”以用于对匈奴的战争。其次，汉朝要向西域人展示军事实力。大宛距离中国非常远（离长安 12550里），位于乌孙的西面。如果汉朝能够征服大宛，所有的西域国家都会对中国唯命是从。（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
此外，之所以选择李广利为将远征大宛，则有武帝个人的小算盘在。首先，重用外戚征战是汉武帝的习惯，卫青、霍去病在先，李广利踵其后。李广利是汉武帝所宠李夫人的哥哥，李夫人临终遗言，希望汉武帝善待自己的兄长李延年、李广利和儿子昌邑王刘髀。刘彻一度欲以昌邑王庖代刘据为太子，则必须将李广利扶为重臣。而汉室的规矩是无功者不得封侯，汉武帝遂以征讨大宛的重任托付于李广利，为其谋求立功受封的机会。因大宛的汗血马多在贰师城，汉人便称李广利为贰师将军。
发动战争的导火线并不难找。汉武帝派使者以千金、金马换取贰师城宝马，结果遭到拒绝，汉使大为光火，口出狂言，椎金马而去。此举激怒了大宛贵族：“汉使也太小瞧我们了！”于是，大宛让郁成王截杀汉使于归途，取其财物。消息传到长安，天子震怒，曾经到过大宛的使者姚定汉说，只须派三千弓弩手，就可攻破兵弱将寡的大宛。汉武帝回想起六年前浞野侯赵破奴以区区七百骑兵，就生擒了楼兰王，自然以为大宛手到擒来，便决定以李广利为将军西征。于是“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史记•大宛列传》）。
李广利的人马过了罗布泊，沿途的小国坚壁清野，不愿提供食物，而动武又一时难以奏效，这样一路狼狈地到了大宛都城贵山东南部的郁成，只剩下几千又饿又累的人马了。以疲惫之师而攻有备之城，结果可想而知。损兵折将吃了大败仗后，李广利自知连郁成都攻不下，怎么可能拿下人家首都呢？于是率军撤退，回到敦煌时，剩下的士卒已不到两成了。汉武帝接到报告，“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史记•大宛列传》）。
李广利败归引来朝廷一片哗然，罢征大宛之声鹊起。反对派的理由很现实：就在这个夏天，赵破奴的二万兵马全军覆灭于匈奴的铁蹄下，不如缓攻大宛，专力攻胡。汉武帝则力排众议，认为：“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渐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轮台易苦汉使，为外国笑。”（《汉书•张骞李广利传》）
汉武帝再次使出铁血手腕，将反对派代表邓光等人治罪。太初四年，汉武帝大赦囚徒寇盗，招集恶少，以六万兵马嘱李广利从敦煌西出。这次汉武帝不再盲目轻敌，出动牛十万，马三万匹，还有数万驴、骆驼运输粮食和辎重。几乎动员举国之力来支援征伐大宛，甚至“发七科谪”（三家注《史记•大宛列传》：张晏云：“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凡七科。”），征发七类人为部队转运干粮，并在酒泉、张掖部署十八万兵力随时准备接应。大宛城中没有水井，依靠城外的水源，于是派遣工兵准备破坏大宛城的水源。汉武帝还以必胜的心态，拜两个马匹专家为执驱马校尉，以便取胜后挑选良种马。
尽管如此，李广利的兵马抵达贵山城时，也只剩下一半了。汉兵先决其水源，继之以围城，攻之四十余日，才攻破外城，俘虏大宛勇将煎靡。最终大宛自乱，“杀王毋寡而出善马”（《汉书•张骞李广利传》），“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余匹，而立宛贵人之故时遇汉善者名昧蔡为宛王，与盟而罢兵，终不得入中城，罢而引归”（《汉书•张骞李广利传》）。
后来，亲汉朝的昧蔡被杀，毋寡的弟弟蝉封被立为王，蝉封与汉相约，每年献天马二匹，可见天马之珍贵。从太初元年到太初四年，汉军辗转两次，耗时四载，汉武帝终于得圆天马之梦，情不自禁作《西极天马之歌》：
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显然，在汉武帝的眼里，天马来归的终极象征乃是“四夷服”，这才是一个大国的盛世光荣与梦想。
西征大宛的现实价值和长远意义正在如汉武帝当初预想的那样逐步显现：在李广利凯旋回国的路上，沿途的小国纷纷派质子入朝觐见天子，以示臣服之意。“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
同时，汉武帝将防线继续西进，从敦煌到罗布泊筑起了亭鄣，“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汉书•西域传》）。这意味着汉武帝通过使者校尉这一常设军政一体化机构和屯田制度，使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使者和商队得到了常规保护，并有饮水食物供应。汉朝在西域的主导地位得以最终确立，而断匈奴右臂的历史使命也就此完成。
现在，让我们更详细地说明一下丢失西域对匈奴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首先，西域的很多国家，尤其是车师，已经有比较发达的农业经济。在汉朝控制这一地区之前，匈奴的食品供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一些国家生产的谷物。其次，西域还向匈奴提供各种军需物资，包括铁制兵器。第三，西域还给匈奴贡献了大批人力资源，这一点可以由僮仆都尉的存在予以说明。最后，匈奴在西域征收赋税。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和遥远的西方之间经由西域的大规模过境贸易，那么这笔赋税总收入是相当可观的。汉朝在西域统治的开始意味着匈奴所有这些收益的结束。（《汉代贸易与扩张》）
余英时的上述分析不无道理。他提到的匈奴在西域设“僮仆都尉”，班固《汉书》作如下记载：
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汉书•西域传》）
自从漠北会战匈奴王庭不得已西移阿尔泰山地区，匈奴在东线南下掳掠已变得十分困难。自冒顿时期就击走月氏，匈奴在西域已经营多年，这里算得上是匈奴最后一块稳定的大后方。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依赖农耕文明而得到互补，自然特别重要。农耕文明的自给自足对于游牧文明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于是，匈奴需要农耕文明提供粮食、缯彩布帛、食盐、茶叶，以及兼有生产工具和战争武器的铁器等。这一客观现实，使得匈奴必须与农耕地区取得互补，其实现方式只有两种：贸易往来或者战争掠夺。
我们不妨注意这样的细节：西域地区的国家，除了乌孙、大月氏等国以游牧为主，大多以定居、耕种和畜牧为特点：“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汉书•西域传》）这就意味着西域国家同样能给匈奴带来稳定的粮食、铁器等物质供应，更何况，这里已被匈奴征服，可以通过征收赋税来获取，不像汉朝，需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
从这个细节可以明了，为什么在漠北会战后，汉武帝的目光，也会转移到西域这块神奇而陌生的土地上。
征讨匈奴的经济动因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再来分析匈奴为什么与汉朝有着纠结不清的战争与和平，也就更容易理解了。简单来说，匈奴不得不与汉朝发生经济往来，双方利益关系的纠缠，最终要通过战和关系来不断调整。
当双方实力悬殊的时候，武力威胁可以使强者一方几乎不需要成本就获取所需。刘邦听从刘敬的建议，以和亲的方式，让匈奴得到财物，让汉朝苟且偷安，当属此类情形。但和亲也有麻烦：匈奴王位更迭和娶亲的频繁度有限，而且时间间隔并无定数，当匈奴发生物资短缺情况时，自然会撕毁和亲协议南下抢掠，从而给汉朝示以变化无常的负面形象。显然，匈奴更需要持续稳定的、常态化的物资供应。
而稳定与和平的方式自然是双边贸易，匈奴用牛、羊、马等特产来“易其所无”。贸易会自动通过供需关系来达到双方利益的动态平衡，而且解决了和亲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贸易是常规化的，官方和民间均可参与。
这似乎是最好的结果。文帝时期，就在边境地区与匈奴开始通关市。但即便是弱者，也会以寻求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来做出应对，从而使情况变得复杂：汉朝开放的关市是受政府高度控制的，这就有了新的可能——表面上看似乎给了匈奴与汉朝开展官方贸易的机会，但受控制和受保护的贸易，则给了汉朝牵制匈奴的可能。汉朝人把自己的这一智慧，用两个字来表达：羁縻。
考汉制，与四夷交易皆有关禁。无符传出入，于律谓之阑。兵器铁器皆禁出关。《汲黯传》注应劭引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器出关”是也。《景帝纪》中元四年，御史大夫卫绾奏禁马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又《昭帝纪》注孟康曰：“弩十石以上不得出关。”是凡武器利军事者皆有禁，其时边民既以出塞贸易为生财之大道，而朝廷则亦以通关为羁縻强敌之一法。《史记•匈奴传》，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盖和亲其名，通关市其实。匈奴之南侵，其动机本在经济，不在政治征服。（钱穆《秦汉史》）
湖北江陵县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的竹简，其中的《二年律令•津关令》，便对出入关塞做了明文规定。不仅普通人没有“符”传“不能随意”出关，即使是追捕盗贼和非法出入境者的吏卒，也得在规定的时限内返回，"出人盈五日不反（返），伍人弗言将吏，将吏弗劾，皆以越塞令论之"。
御史言，越塞阑关，论未有□，请阑出入塞之津关，黥为城旦舂；越塞，斩左止（趾）为城旦；吏卒主者弗得，赎耐；令丞、令史罚金四两。智（知）其请（情）而出入之，及假予人符传，令以阐出入者，与同罪。
以上对违法出入关塞的惩罚性条文和对监管者的处罚内容，出自《津关令》第一条，在接下来的简文中，还有“禁毋出黄金”的律条：
制诏御史，其令诸关，禁毋出私金器□。其以金器入者，关谨籍书，出复以阅，出之。籍器，饰及所服者不用此令。
上述情形，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出入国际机场海关的报关登记了。
汉朝关禁的严密，还可举出实例。如景帝时，宋子侯许久，就因私自购买塞外禁物而“国除”，连大本营都丢掉了。依汉律，吏民出关，须持作为通行证的“符”、“传”，没有通行证而携带财物出关，即被视为“阑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犯了走私罪，“买塞外禁物”同理。
在汉朝，民间商人与匈奴做走私贸易，是要被杀头的。在汉武帝优待浑邪王和四万投降的匈奴人时，汲黯就抱怨，小商小贩在长安和这些来降的匈奴人做了点买卖，也要以罪论处，多达五百人要被处死。因为按照法律，即便在长安和匈奴人做生意，也不能涉及铁器等违禁物品。没黯认为，这些不明就里即将被杀头的小商人，和那些得到厚遇的匈奴人比起来，他们实在是太无辜了。
确实，利用匈奴“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朝以通关市，得到过和平时期，景帝时就“无大寇”。但官营贸易的保守主义本色，无法满足匈奴的全部要求。南越王尚且因为吕后禁止关市和铁器贸易，而对长沙国动武，天性嗜杀的匈奴对汉朝发动战争就更不意外了。“以匈奴来说，其与汉帝国间的战争与和平，与汉廷是否愿开关市贸易有绝对关系——无关市贸易，则有战争"（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
当然，汉朝也善于利用匈奴的经济动因来做文章。譬如，马邑之谋的主角之一聂壹，就是靠走私贸易发财的，并因此得到了匈奴的信任，正是他，差点把单于骗进汉军的埋伏圈。马邑之谋五年后，卫青和公孙贺、公孙敖、李广正式出击匈奴，就是以匈奴频繁出没的关市为突破口的。而这些细节，也反映了匈奴南侵的经济动因确实如钱穆所言，是主要因素。
至于汉匈之间的“和亲—关市贸易”模式无法正常维系，往往被战争所撕毁，恐怕也得更多地从经济上寻找原因：
即便是在双方最稳定的贸易往来时期（西汉的景帝至武帝之初），匈奴人掠汉帝国边郡之事仍不间断。为何如此？我认为，至少部分原因是，匈奴人用于贸易交换上的只要是畜产，而如前所言，游牧者的畜产几无“盈余”可言。况且匈奴牧民经常受到自然灾害的打击，在这些时期他们更不可能有多余的牲畜来供贸易交换。还有便是，对汉帝国背盟掠边的事件不见得都是匈奴国家的行动；游牧社会中蕴涵的平等自主原则，可能让匈奴难以约束其治下所有部落的行动。（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
而汉武帝反击匈奴、远征西域，自然也有现实的经济动因在。一则保护北部边疆地区不受匈奴来犯，保护通往西域丝绸之路的汉朝商队不被劫夺财物，同时，对西域国家的宝玉、宝马等珍奇玩好的渴望，也是汉武帝开拓疆土的动力所在。“汉武开边，特随商人之后，而仍以财物为主，兵力为副。其导线由于商贾，其收功亦重在财赂也”（钱穆《秦汉史》）。
我们从班固的描述中，不难揣摩到武帝在得到这些来自四夷边地的珍禽异兽和奇珍异宝后的得意之情：
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嶲，闻天马、葡萄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薄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围。殊方异物，四面而至。（《汉书•西域传》）
匈奴和汉朝在经济利益上的角逐固然是边境的烽火从东线燃向西域的主要原因，不可忽视的是，匈奴南下的另一个不得已，恐怕还有自然条件的因素。许俱云分析：“大致说来，游牧民族只要能获得中原的若干物质（如丝帛、茶盐及谷类），能有出售北亚畜牧产品（如牲口及皮毛）的市场，他们并不想侵略中原。若游牧民族大量移入中原，必是在北方草原上出现了居住不下去的困难。天然灾难，每是使他们不能不迁徙的原因。”（《许倬云观世变》）
汉武帝时代，恰好处于中国气候史上的一段干冷时期，身处沙漠边陲和高寒草原地带的匈奴，漂泊不定的生活状态决定了他们要面临太多的偶然和意外，一旦遭遇雪灾、蝗灾、干旱、冰冻等自然灾害，匈奴人就要面临牲畜死亡、粮食短缺等一连串的生存难题，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铤而走险难免是求生欲望逼迫下的无奈选择。如果我们注意从《汉书•武帝纪》列举的大事记中观察匈奴南下骚扰汉朝边地的时间，不难找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匈奴南侵的时间，往往在一年中的春天和秋天。如：
元光六年：春，匈奴入上谷，杀掠吏民。秋，匈奴盗边。遣将军韩安国屯渔阳。
元朔元年：秋，匈奴入辽西，杀太守；入渔阳、雁门，败都尉，杀掠三千余人。
元朔二年：春，匈奴入上谷、渔阳，杀掠吏民千余人。
元朔五年：春，大旱。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获首虏万五千级。秋，匈奴入代，杀都尉。
元狩三年：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杀掠千余人。
太初二年：秋，蝗。遣浚稽将军赵破奴二万骑出朔方击匈奴，不还。
太初三年：秋，匈奴入定襄、云中，杀掠数千人，行坏光禄诸亭、障；又入张掖、酒泉，杀都尉。
天汉二年：秋，匈奴入雁门，太守坐畏懦弃市。
太始三年：春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匈奴入五原、酒泉，杀两都尉。三月，遣贰师将军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二万人出西河，重合侯马通四万骑出酒泉。成至浚稽山与虏战，多斩首。通至天山，虏引去，因降车师。皆引兵还。广利败，降匈奴。
春天发生物资紧缺从而发动战争，除了正常的季节性因素，恐怕刚刚过去的冰雪天气带来的灾害，也是原因之一。而选择秋季发动攻势，恐怕和农耕地区刚刚收获有关，另一个原因则在于，秋季马壮羊肥，人马准备转移到冬场避寒，从而形成了聚集的习俗，便于集结兵力。据司马迁记载：“秋，马肥，大会螮林，课校人齐计。”（《史记• 匈奴列传》）台湾学者王明珂分析：“匈奴人九月之会的主要目的，应是动员、聚集各部落可参与作战的人畜。此习俗可能源于部落在秋季集结以对外劫掠的传统。我们知道，‘劫掠'常为游牧部族获得额外经济资源的一种手段。秋季士壮马肥，一年的游牧工作又大体完成，这时是青壮出外劫掠或参加战争的最佳时机。”（《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
我们还注意到，汉朝除了被动迎战外，主动出击的时间往往夏季，也许同样和天气有利相关。
从汉匈对峙走向华夏认同
当然，笔者无意以匈奴面临自然生存条件的恶劣来否定其南侵在道义上的非正义。
笔者意在说明，正因为匈奴对中原地区无法回避的依赖性，恰恰使得汉武帝的“大一统”思想在匈奴问题上有了生存的土壤。正因为匈奴通过战争和贸易等形式，在彼此最激烈碰撞的过程中，在思想观念上难免也相互影响，从而华夷有别走向了相互融合的可能。这一方面促使中原农业地区因北方匈奴的威胁而强化了华夏认同，另一方面，匈奴也在与汉帝国的对抗中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华夏文化和价值观。
我们前文已经提到，匈奴单于在写给汉朝皇帝的信中，已经提到了自己是“天所立”，就差说自己是“天子”了。这种尚未成熟的天命观，如果再向前一步，就会用儒家的“天命转移”来作为南侵的思想武器：对于华夏文明而言，政权的更替是天命转移的结果，但谁来承接转移的天命，则以成败论英雄。这就意味着，如果匈奴单于取刘彻而代之，照样可以做皇帝。
当然，匈奴并未在政治上如此成熟，作为当时唯一一个有天命观念的少数民族，这一渊源于中原文明的理念，只是投降到匈奴的汉人教给他们的。但这恰恰说明了中原文明在匈奴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贾谊当年在给文帝的上书中，就富有远见地提出了以文明融合而战胜匈奴的策略。贾谊的“三表五饵”之策中，“三表”，即信、爱、好，“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人道也；信为大操，帝义也。爱好有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将至。此谓三表”（《新书•匈奴》）。“三表”的实质是以儒家的仁爱和信义，以“德”来感化匈奴。而“五饵”，则是以锦绣华饰坏其目，以美味佳肴坏其口，以音乐歌舞坏其耳，以豪华享受坏其腹，以宠爱厚遇坏其心，通过物质刺激，从而“牵其耳、牵其目、牵其口、牵其腹……又引其心，安得不来”（《新书•匈奴》），将匈奴人争取过来，使单于成为孤家寡人。
贾谊试图通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双重作用，将匈奴人争取到华夏文明的阵营中，最终将他们同化。
投降到匈奴的宦官中行说，正是看到了文明融合可能对匈奴带来的威胁，向匈奴单于提交了自己的防御计划。中行说原本不愿意跟着负有和亲使命的所谓“公主”去匈奴，但文帝非要让他随行，中行说很恼火，公开威胁说：“必我行也，为汉患者。”（《史记•匈奴列传》）中行说说到做到，干脆投降了单于。
中行说对单于的警告恰恰针对的是贾谊无法实施的“三表五饵”之策。譬如，对于匈奴贪图汉朝的缯絮食物，中行说就警告说，匈奴的人口还不如汉朝一个郡，之所以强盛，是因为衣食相异，对汉朝没有依赖性。而如今单于改变了匈奴的文化传统，反而爱上了汉朝的财物，汉朝只需要拿出两成物资来刺激，匈奴人就会动心归附汉朝。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穿着汉朝缯絮做的衣服在荆棘中驱驰，这些衣服就会撕裂，让大家看到这种服装并没有我们的游裘那么好。至于汉朝的食物，也要当垃圾倒掉，让大家知道自己的奶酪才是最美味的。
中行说还教单于统计学方法，“天地所生日月所置”这种向汉朝皇帝的天命观发起挑战的单于自称，也是出自中行说的主意。中行说一方面在教单于根源于中原的先进文化，另一方面，正如今天的人们担心全球化对文明的多样性带来致命危害，中行说也在力图抵制中原文化北上。
中行说还与汉朝使者就“匈奴俗贱老”这一命题展开辩论，中行说辩解：“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史记•匈奴列传》）而对匈奴人“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这一风俗，中行说认为这是游牧迁徙的生活方式决定的，这样做可以“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史记•匈奴列传》）。他反而倒打一耙指责中原的“礼义之敝”。
也许是考虑到即便是辩论，也会起到传播中原文化的作用，中行说干脆不让汉使多嘴了。
尽管站在不同的立场，中行说和贾谊都意识到了物质和文化的交流碰撞可能带来的深刻后果。历史恰恰在沿着他们所预见的轨道在前行：匈奴对中原地区的依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存在，最终为汉武帝实现四夷徕服的大一统理想，提供了最原始也最深刻的渊源。
轮台罪己诏——武帝的反思（轮台诏哪来罪己之意？怎么到现在还有人相信大怂文狗司马瘟猪的无耻谎言？）
正如笔者多次强调的那样，武帝事四夷、大一统，付出代价最昂贵的，是汉帝国的黎民百姓。仅从战争造成的损失来看，伤亡数字就足以让人扼腕太息。武帝时期，首次出击匈奴，公孙敖一将就损失七千多人，这个数字和后来的伤亡情况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在最惨烈的漠北决战中，匈奴损失达九万余人，从“杀伤大当”这一描述看，汉军的伤亡应该少不了多少。后来，赵破奴一次战事，两万人全军覆灭，实在是惨痛无比。最无谓的牺牲是，李广利本不擅将兵，可武帝一意孤行，用人不当，结果，在第一次远征大宛时，数万人的队伍只剩下不到二成，而第二次西征，六万兵马也所剩无几了：
军还，入玉门者万余人，马千余匹。后行，非乏食，战死不甚多，而将吏贪，不爱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众。（《汉书•张骞李广利传》）
一个战士最痛心的莫过于没有战死疆场，而是死于非命。李广利于下的人马，大部分竟然是因为将领的不得要领和不爱士卒，在征途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光以上几个数字的简单相加，即可估算出，汉武帝时期，因反击匈奴和出征西域，伤亡人数就多达数十万。
至于因为征服四夷而投身劳役、屯田和移民的百姓，则更是数不胜数。如“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饷”（《汉书•食货志》）；又如，为巩固北部防线，“又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汉书•食货志》）。再如，“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汉书•食货志》）。再如，河西走廊打通后，“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汉书•食货志》）。
正是因为巨大的人员和财产耗费，使得中国的疆域在西汉即初具雏形。历史由人创造，我们肯定武帝江山一统的事功时，不能忘却追随他的芸芸子民做出的巨大牺牲（这点牺牲比起大怂全体为奴，所有皇后妃嫔公主全体卖屄强得多了！）。
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前110年），派使者向单于公开提出“亟来臣服”，尽管这一目标在武帝生前没能实现，但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汉匈关系彻底逆转。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呼韩邪单于终于到长安“朝天子于甘泉宫”（《汉书•匈奴传》），正式对汉称臣。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呼韩邪单于来朝，“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汉书•匈奴传》）。
从公元前133年汉武帝“马邑之谋”到标志着汉、匈实现和平的“昭君出塞”，期间整整经历了一百年，武帝以三代人的努力，终于圆了匈奴来归、四夷来服的梦想。
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征和四年，六十八岁的汉武帝回首往事，从元狩二年浑邪王来降，标志着拉开出征西域的战幕。后来在西域设置使者校尉，屯田渠犁，可谓连年征战不休，至今已经“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汉书•西域传》）。也许正是意识到自己的好大喜功带来了生灵涂炭、国库空虚的艰难时世，刘彻开始进行反思。当桑弘羊与丞相御史上奏在轮台屯田、置校尉三人分护的建议时，汉武帝痛心疾首地下诏罪己，这就是史上有名的轮台罪已诏。在诏书中，汉武帝深悔己过，表示“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这句话是罪己？汉武帝有什么罪？大怂文狗令全体沦为异族之狗，那才是罪行滔天，不可原谅！）（《汉书•西域传》）。
汉武帝修正了崇尚武功的扰民政策，提出将重心转移到以农为本、富国强民的轨道上来，提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汉书•西域传》）。
作为象征性举措，汉武帝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显示与民休息、思富养民的诚意。
四、总一盐铁 经济一统
1．武帝朝廷的财政危机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元朔五年，三十三岁的刘彻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棘手问题：财政危机。掌管国家财政的大司农一册上奏，使得一个难堪的现实问题公开浮出水面：国库蓄积的钱财已消耗殆尽，赋税收入也花得差不多了，国家财政已经无法敷衍抗击匈奴的军费开支。
而在刘彻即位初期，经历了文景之治的汉朝，在七十余年的经营之后，可不是武帝眼下的尴尬局面，而是“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百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
为什么转眼间就出现了府库空虚的局面？
在这一年，卫青击溃匈奴右贤王的捷报曾经让汉武帝大喜过望，从元光二年马邑之谋拉开与匈奴的战幕以来，这一仗堪称十年来最漂亮的战役。但财政危机的现实，让刘彻不得不沉下心来思考：外事四夷这一大工程万万不能拖垮政府财政，更不能难以为继，究竟该如何是好？
我们替武帝算算账，自然不难看出，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实在是事出有因。
刘彻十九岁那年，也就是即位的第三年，平息闽越攻东瓯之变，东瓯举国迁徙内地，自然花销不小，“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汉书•食货志》）。刘彻二十二岁那年，派遣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汉书•食货志》），工程着实浩大，数万人卷入其中，千里迢迢转运粮饷，成本高到“率十余钟致一石”（《汉书•食货志》）。这一艰巨的道路工程进展缓慢，好几年都没能竣工，期间还要发兵应对当地的叛乱，整个巴、蜀地区征收的田租税赋都不敷其用，公孙弘建议暂停这一工程以集中精力对付匈奴一事，足见其对国家财力的消耗之大。而在东部，“彭吴穿秽貊、朝鲜，置沧海郡，则燕、齐之间摩然发动”（《汉书•食货志》）。二十八万来自东夷的归顺之民要在沧海郡安置好，耗费的财力和通西南夷旗鼓相当，自然也负担沉重，这年武帝才二十九岁。
至于征讨匈奴，不仅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还将全国百姓牵扯进连续数十年的战争中。在设置沧海郡的次年，卫青出击匈奴取得关键性的胜利，大败楼烦、白羊二王，收复河南地，置朔方、五原二郡。“又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汉书•食货志》）。汉武帝不得不先后罢沧海郡、西南夷，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是主因。从他采取的诸如贡献奴婢可以终身免除劳役、献得多的可以为“郎”（原为郎者可增秩）、捐羊可以为“郎”等措施，可以窥见武帝财政困难之一斑，卖官警爵可以说成了见效很快的急就章。讨伐匈奴不仅要耗费粮草和运输费，光对出塞将士的犒赏，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譬如就在大司农向武帝发出府库告急的预警之前，后者刚刚出手大方地对出师大捷的卫青部众，赏赐黄金二十余万斤。当时，一斤黄金值万钱，二十余万斤黄金，意味着二十多亿钱！
余英时援引汉朝学者桓谭的分析说：
他认为，从宣帝时代（前73—前49）起，汉政府每年征收的赋钱总数超过四十亿钱，他进一步指出，这些钱的一半用于支付整个帝国官员的薪俸。另一方面，关于少府每年的总收入，桓谭给出的数量是八十三亿，这些钱用于维修皇帝的宫殿及各种赏赐。（《汉代贸易与扩张）
汉宣帝刘询是刘彻的曾孙，即位时距刘彻驾崩不过三十八年，从宣帝时期整个政府和皇室的总收入不过百亿出头，可大致推测汉武帝时期的财政情况。动辄数十亿的赏赐，耗资上百亿的工程（如筑朔方城“费数十百巨万”即数十上百亿），自然很容易就将府库钱财耗光用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