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彻还意识到，眼前的困难仅仅是个开始，因为，对抗匈奴的战事，才开了一个好头，已经发生的军费开支和日后相比，显然会小巫见大巫。譬如随后的几年里，匈奴浑邪王率数万人来降，犒赏有功之士和安置降众，花费上百亿钱；又如，修筑水利灌溉工程，需要十多亿的财政支出；再如，为解决水灾造成的饥荒问题，迁徙七十余万人到朔方等地，解决他们的衣食问题，同样带来“费以亿计，县官大空”（《汉书•食货志》）的结果。由此，解决财政危机，不仅是个现实问题，更是一个战略问题。
就在大司农禀报府库告急的次年，也就是元朔六年，汉武帝下诏推行“武功爵”，出卖这种全新名目的爵位，明码标价每级十七万，总价三十余万金。买到第五级爵位“官首”的，可以优先递补官缺；买到第七级“千夫”的，可以罪减二等；最高可买到第八级爵位“乐卿”。国家财力不足时，获得军功以爵位行赏，便减轻了现金支出的压力。值得注意的是，廷尉张汤其时以严刑峻法治狱，恐怕和当时政府推行花钱赎罪以筹集资金的举措不无干系。
买了爵位可以获得免除劳役等优惠，政府自然日后在劳役一项要减少征募；而一旦买到官位，则意味着政府要以俸禄等形式，让买爵者获得相应的回报。显然，这种应急之举不是长久之计，且有后顾之忧。
汉武帝很快就意识到，必须采取更有战略眼光的经济手段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2.汉武帝的币制改革
汉武帝开始调整汉朝政府的货币政策。
触发政策调整的导火索是迁徙安置七十二万关东灾民带来了巨大的资金缺口，汉武帝于是和朝中公卿商议解决之道。这一年是元狩四年，汉武帝三十八岁。如果说安置灾民只是出台新的货币政策的合适契机，那么，深层的背景我们不得不留意：两年前，汉武帝安置归降的匈奴浑邪王数万部众于五属国，在其旧地置武威、酒泉郡，打通了河西走廊，为凿空西域建立了前哨阵地，使汉朝和匈奴的力量天平发生了关键的转折。而就在元狩四年，汉武帝还将发动直捣匈奴王庭的漠北大决战，势必更要做好充分的财力准备。但当时的国内背景却是：经历过数十年休养生息，那些因此受益的富商大贾，却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围积居奇，甚至连地方的诸侯王也得仰仗他们的物资供应。与此同时，“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史记•平准书》）。亿万富豪们的这种态度让汉武帝非常恼怒，在安置浑邪王降众时，由于政府资金紧张，武帝不惜减损膳食车马，拿出属于皇帝私有财产的少府所藏来救急。皇上都掏了腰包，而富豪们却无动于衷，武帝的心情可想而知。
于是，一场旨在扩充府库、同时“摧浮淫并兼之徒”（《史记•平准书》）以收一石二鸟之效的货币改革随之展开。具体做法为：造白金、制皮币、铸三铁钱；同时，初算缗钱，向商人征收财产税，货币新政和财税新政在这一非同寻常的年份里密集出炉，在与匈奴会战的前夜，在国内打响了一场不见硝烟的经济战。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汉兴以来的货币政策，以助于更好地揣摩汉武帝大一统经济思想的深意。
汉高祖刘邦代秦之后，在民生凋敞的情况下，允许民间铸荚钱，这种钱形似榆荚，重仅三铢。在秦汉时期，一两合二十四铁，秦朝的半两钱改为高祖时的榆英钱，钱的重量从十二铢降为三铢，为秦钱的四分之一，自然引发了通货膨胀，导致物价飞涨，我们不妨对比一下：“始皇三十一年，米石千六百”（《史记•秦始皇本纪》）；汉高祖二年，“关中大饥，斛米万钱”（《汉书•高帝纪》），物价相差如此悬殊，而其间相距才短短十一年。钱轻自然物贵，刘邦时代物价难免出现“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汉书•食货志》）的局面。
这一币制一直持续到孝文帝时期才有所改变：
孝文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汉书•食货志》）
上述记载说明，孝文帝试图控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局面有所缓和，“谷至石数十钱”（《太平御览》卷三十五引桓谭《新论》），但挂四铢钱的羊头卖半两钱的狗肉，说明调控措施并不彻底。另外，令民放铸，说明此前曾有禁盗铸钱的律令，同时，文帝此举似乎在抵消四铢钱替代榆英钱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既然放开铸钱，自然难免将有大量钱币投放市场推高物价。
贾谊当时就看到了其中的问题，便向文帝进谏细数几大问题：
一是铜钱中杂以铅铁掺假的，依法当处黥罪，但如果不掺假，又赚不到大钱。这样就出现了“曩禁铸钱，死罪积下；今公铸钱，黥罪积下”的荒诞局面。贾谊称这种做法是“为民设阱”，陷民于不义。
二是令民放铸势必造成铜钱在轻重和成色上的不一致，造成货币市场的紊乱：“法钱不立”，币值不一，最终自然会“市肆异用，钱文大乱”（《汉书•食货志》）。
三是采铜冶铸，需要大量劳动力，导致不少农民不务本业，自然伤农之本。在贾谊看来，开放铸钱业问题重重，而禁民盗铸也很难奏效：“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弁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汉书•食货志》）
贾谊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控制货币的原料：铜。贾谊认为：
铜布于下，为天下灾，何以言之？铜布于下，则民铸钱者，大抵必杂以铅铁焉，黥罪日繁，此一祸也。铜布于下，伪钱无止，钱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祸也。铜布于下，采铜者弃其田畴，家铸者损其农事，谷不为则邻于饥，此三祸也。故不禁铸钱，则钱常乱，黥罪日积，是陷阱也。且农事不为，有疑为灾，故民铸钱不可不禁。上禁铸钱，必以死罪。铸钱者禁，则钱必还重；钱重则盗铸钱者起，则死罪又复积矣，铜使之然也。故铜布于下，其祸博矣。（《新书•铜布》）
贾谊认为，政府垄断冶铜业，将铜的控制权收归国有，会带来七大好处，用贾谊的话说就是“七福可致”：
何谓七福？上收铜勿令布下，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铜不布下，则伪钱不繁，民不相疑，二。铜不布下，不得采铜，不得铸钱，则民反耕田矣，三。铜不布下，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钱重则以术散之，则钱必治矣，四。挟铜之积以铸兵器，以假贵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别贵贱，以差上下，则等级明矣，五。挟铜之积，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畸美，则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挟铜之积，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坏矣。此谓之七福。（《新书•铜布》）
笔者不厌其烦地引述贾谊的论断，旨在说明，汉武帝统一货币的思想其来有自，贾谊统一货币原材料，对“法钱”重要性的认识，显然对汉武帝会带来触动。但贾谊的进谏并未触动武帝的爷爷汉文帝。当然，文帝有他隐忍不发的苦衷。试想想，采铜铸钱显然不是普通百姓能揽的活儿。当时最有名的造币基地，一是“富埒天子”的吴王，二是“财过王者”的大夫邓通。“故吴、邓钱布天下”（《汉书•食货志》）。后来吴王刘濞发动七国之乱，其底气就来自铸钱带来 的滚滚财源。文帝不敢在统一货币上有所作为，根源在于诸侯王势力过大，文帝还不敢贸然出手。
显然，文帝的四铢钱并未有效控制通货膨胀，到汉武帝时期，依旧是“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汉书•食货志》）。
在武帝的御前会议上，刘彻采纳张汤建议，用皇室禁苑所独有的白鹿皮制造皮币，该币一尺见方，边缘织绘五彩文饰，一张价值四十万，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张超大面额的货币。面额如此之大，用得起的自然非王侯莫属。而汉武帝的皮币恰恰就是专门给他们预备的，按规定，诸侯王和宗室大员朝觐皇帝，必须用皮币垫着苍壁为礼，这意味着进献给皇帝的礼物比以往要多花四十万。“当时，诸侯王有十八个，列侯二百零一个。仅皮币一项，一年便从王侯那儿索取八千七百六十万钱”（安作璋、刘德增《汉武帝大传》）。
此举遭到了一向以廉洁耿直著称的大农令颜异的批评，他对汉武帝说，王侯朝贺皇上的礼物苍壁不过价值数千钱，而垫的皮币反倒贵值四十万，“本末不相称”（《汉书•食货志》）。颜异的大实话客观上吐出了王侯们心中的苦水，汉武帝自然一肚子不高兴，颜异与张汤原本就有过节，后来被人告发落到张汤手里，说颜异和门客交谈时，被问到诏令刚刚颁发时有些不便民的地方时，颜异不敢回应，只是微微动了动嘴唇。张汤竟然以此为借口，上奏武帝以“腹非”之罪将其论死。后来所谓“腹非之法”，即来源自此。
汉武帝认可张汤以“腹非之法”严治持不同政见者，显然是要在王侯公卿面前显示自己推行新的货币政策的决心。颜异之死，只是武帝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惜以流血的代价来推进变革的又一个惯例而已。
与皮币一同面世的，是用银锡合金制造的“白金”：
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圆之，其文龙，名“白撰”，值三千；二曰以重养小，方之，其文马，值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值三百。（《汉书•食货志》）
细心的读者已经发现，这些大面额的货币同样名实不相称，有着明目张胆的通货膨胀属性。而小面额的三铢钱，也在这个时候被推出，替代了文帝的四铢钱。上述三种货币，意味着汉武帝正式利用货币政策，以合法的形式公开掠夺天下财富，以通货膨胀来应对政府的财政危机。
三铢钱注定是短寿的，一年之后，遂被五铢钱取代。依照汉法，盗铸金钱须以死罪论处，但铤而走险的人不可胜数。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因盗铸金钱而死的多达数十万人，因自首而赦免死罪的超过百万人，可见盗铸的普遍成风及其疯狂。
在武帝推行皮币、白金、三铢钱的新币制四年后，为了应对愈演愈烈的盗铸之风，于元鼎二年推出了防伪程度更高的赤仄钱，一称赤侧钱，因边缘周遭有突出的赤铜，不便磨取铜屑而得名。一枚赤仄钱相当于五枚五铢钱，上缴赋税必须使用赤仄钱，朝廷以此手段强制推行。而白金随后因价值名不副实，最终走到了被废止的尽头，一厢情愿的赤仄钱也遭遇同样的命运。
经历了这一系列货币风波，民间财富自然大为缩水，中央财政则获得喘息机会。汉武帝也在数年的货币混乱之后，终于摸清了门道。
元鼎四年，汉武帝终于下令禁止郡国铸钱，货币统一由上林三官铸造，只允许上林三官的货币在市面上流通，其他货币统统作废销毁，把铜上缴给上林三官。上林三官铸造的五铢钱重如其文，盗铸难度大，且无厚利可图，自然盗铸现象大为减少。自此，汉武帝第一次将铸币权集中于中央，货币统一于朝廷的掌控之下，为实现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奠定了经济基础。
3.算缗与告缗
在汉武帝发动对匈奴漠北之役前夕，与造皮币、白金币等货币政策变革同时出台的，还有算缗令的颁行。
算缗是一种财产税，并非武帝初创，《汉书•景帝纪》载，景帝后元二年诏曰：“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宫，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官，无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譬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服虔注：“赀万钱，算百二十七也。”
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车”（《汉书•武帝纪》），可见当时即已开始对商人的车征税。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在马邑之谋后第一次大规模出击匈奴，此前征收货算，主要是为这场战事筹措资金。
算缗的“缗”，原本是用来把铜钱串在一起的丝线，一贯千钱，一算为一百二十钱。
在初算商车十年后，汉武帝同样为了战争筹款而推出算缗，只是这次因为战争规模的空前扩大，而把十年前的财产税规模扩大化而已。
具体方法如下：不论是行商还是坐贾，不论有无市籍，须估算自己的财产申报缴税，每二千钱缴一算，税率为6%。手工业者比商人有所优待，每四千钱缴一算，税率为3%。身非为吏，但可与吏比的三老、北边骑士，每辆轻车上缴一算，商人的轺车则倍缴为二算，如果拥有五丈以上的船只，也须上缴一算。车船为商人的私有财产，也是赖以牟利的运输工具，课征车船税侧面反映了当时商业贸易的繁荣程度，如果车船不多，焉能征税作启动战争机器的军费？此外，价值上万钱的轺车和长达五丈的船只，显然其主人多为富商豪强，可见汉武帝此番课税，主要针对的是商人，手工业者次之，地主则幸免。
惩罚性条款是：隐匿不报、少报瞒报的，罚戍边一年，并没收财产。政府鼓励检举揭发，举报人可奖励罚金的一半。
另外，还规定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不得占有田地，否则也要罚没其土地财产。此举同样是为打击商人，限制商人不得染指土地买卖，从而使本已积重难返的土地兼并现象避免雪上加霜。同时抑制商人，有利于避免农业人口的大量外流。
陈直在居延汉简中找到了两条和算缗有关的简文，当为算缗遗留至今天的实物证据：
《居延汉简释文》卷三第四十八页有估计家赀简文云：“候长觻得广昌里公乘礼宗年卅，小奴二人直三万，大婢一人二万，轺车一乘直万，用马五匹直二万，牛车二两直四千，服牛二六千，宅一区万，田五顷五万。凡赀十五万。”又同卷五十二页有估计家赀简文云：“二堪燧长居延西道里公乘徐宗年五十，宅一区直三千，田五十亩直五千，用牛二直五千。”以上两简为西汉算收缗钱最可宝贵的资料。（《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尽管算缗的违规成本很高，但商人申报财产税的积极性并不高，令汉武帝头疼的情况出现了：“豪富皆争匿财”（《汉书•食货志》），算缗的推行遭遇了商人的顽强抵抗。
如何是好呢？
汉武帝这次的对策是推出“模范人物”，试图用榜样的力量让商人们把口袋里的钱拿出来支持汉匈大会战，这个模范，就是卜式。
卜式只是一个整日里耕田放牧的农民，父母死后，他把家产都给了弟弟，自己只要了一百多头羊，赶到山里去放牧。卜式看来是个牧羊好手，十多年过去，羊群滚雪球似地增长，繁衍到了上千头，又可以买田地和房产了。而此时，他那不争气的弟弟，已经做了败家子破产了。卜式再次把田宅分给了弟弟。
听说朝廷决定抗击匈奴后，卜式上书请求把一半家产捐献给政府做军费。汉武帝派使者问卜式：“想当官吗？”卜式说：“我从小到大只是个牧羊信，不愿做牧人的官。”使者又问：“你是不是想给家里伸什么冤屈？”卜式说：“我长这么大没和入吵过架，穷人我借钱给他，流氓无赖我教他劝他，周围的人都听我的，我有啥冤不冤的！”使者奇怪了：“既然如此，你到底想干什么？”卜式说：“天子要诛灭匈奴，我认为贤者应当以死报国，有钱人应当有钱出钱，这样才可以灭匈奴。”
汉武帝接到使者奏报后，和丞相公孙弘说起此事，公孙弘认为卜式的表现不合人之常情，建议武帝不要轻信。卜式因此没受到重视，照旧做他的羊信。又过了几年，浑邪王率众归降，而国家府库空虚，无法负担移民安置费。卜式又捐出二十万，碰巧汉武帝在捐款簿上看到了卜式这个似曾相识的名字，终于明白了卜式的诚意，特别是武帝将卜式和那些不愿如实缴税的富豪们进行对比时，更显得卜式品行卓然高拔。汉武帝遂对卜式大加赏识，不惜破格提拔，“超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以风百姓。初，式不愿为官，上强拜之，稍迁至齐相”（《汉书•食货志》）。后来卜式甚至升到了御史大夫这一要职。
显然，卜式助捐带来的回报远远超出自己的付出，武帝对卜式的激赏，目的是想带来示范效应，激励商人们群起效仿。但利字当头的商人们并不吃这一套，“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汉书•食货志》）。
汉武帝只好软的不行来硬的。在推出算缗令两年后，汉武帝于元狩六年颁告缗令，命杨可主其事，掀起一场揭发商人瞒报财产的运动。一个叫义纵的人这次成为反对派的样板，也许在义纵看来，鼓励穷人暗地里告富人这事终究不够光明正大，于是，义纵对杨可的手下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采取了行动。恼羞成怒的汉武帝遂把对商人的怒火撒向义纵，置之死地而后快。
武帝元鼎三年十一月，“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汉书•武帝纪》）。揭发偷税漏税，可以分得一半的奖励，这一招自然很奏效，当时的中产阶级几乎都成了被告，而当他们遇上“史上最牛”酷吏杜周时，更是翻案无望。
我们来盘点武帝的战利品：
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
看来，武帝筹措军费的目的达到了，而打击商人势力的目的也很见效，因为“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肯定包括那个出了著名淫妇卓文君的蜀地卓家]（《汉书•食货志》）。不过，大商人破产也有负面效果，一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致命的打击，二则老百姓看到商人们如此惨淡收场，乐得赶紧把家里的财产挥霍掉，锦衣玉食，何乐而不为呢！只是追逐财富的动力，恐怕要大打折扣了。这自然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算缗是对商人财富的直接攫取，而告缗则因摧毁人们发展经济的动力而有如杀鸡取卵，同时告缗对社会伦理的杀伤力也是巨大的，这样的政策注定只是应急之举。果然，汉武帝元封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10年，四十七岁的刘彻下令停止告缗，距离他以奖励五成为诱饵发动民众举报商人，才短短四年光景。
也许，并不是汉武帝更加仁慈了，只是因为，他找到了更为有效的长久之计来解决政府的财政难题。
4.总—盐铁与均输平准
将盐铁业实行官营垄断，是汉武帝最受争议的经济政策，有趣的是，国有与民营的论争，至今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所谓的"国进民退"抑或"国退民进"，即是彼此拉锯战中派生的新词。
在汉武帝时代，作为生活必需品的食盐，其市场价值自不待言。而铁，作为农具与兵器最重要的原材料，其市场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更何况，"耕战"二字不论是烽火连天的战国还是秦汉时期，其作为基本国策的地位一时难以撼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铁器取代青铜器，在当时的意义无异于今天互联网推动了新经济的发展。铁器农具和铁兵器，分别为耕战的两大利器，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无怪乎《盐铁论》有言：“铁器者，农夫之死士也”，“铁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
正是有了这样的背景，煮盐铸铁催生了当时一批赫赫有名的富商大贾。如蜀卓氏，“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史记•货殖列传》）。而“富埒卓氏”的程郑，同样也是靠冶铸发家。此外，南阳的孔氏、鲁人曹邴氏，也是以冶铁为业成为亿万富翁的。“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部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盐铁论•错币》）。
就在卫青、霍去病取得打击匈奴决定性胜利的漠北战役的元狩四年，汉武帝接受大农令郑当时的建议，任命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这两个人的身份值得关注，前者为大盐商，后者便是鼎鼎有名的南阳大冶，两大富豪摇身一变为行业主管，汉武帝此举大有深意。与此同时，一个叫桑弘羊的人物浮出水面，工于计算的桑弘羊，以侍中的身份参与盐铁制度改革，与东郭咸阳、孔仅组成了铁三角团队，“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史记•平准书》）。来自洛阳的桑弘羊也出身于商人家庭，因为卓乎寻常的心算能力，十三岁即入宫。作为皇帝的身边人，桑弘羊一方面助阵两位大农丞的盐铁改革，同时似乎也是汉武帝安插在其中的一个棋子，后来的事实证明，汉武帝最终让桑弘羊完成了自己的盐铁垄断政策。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东郭咸阳、孔仅变成朝廷大员后，如何对自己的同行下手：
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以属大农佐赋。原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便属在所县。”（《史记•平准书》）
整理上述举措，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山林水泽的收入原本是皇帝的私产，现在划归中央财政，以补税赋之不敷，这标榜了皇帝本人亦以自己的财产贡献给了国家，一则起表率作用，二则表达了皇帝的决心，对反对盐铁官营的人自然是一软中带硬的震慑。其次，盐铁令的具体实施方法是，政府招募盐户，盐户自行负担煮盐的费用，政府提供煮盐的牢盆，这意味着政府在生产环节是雇佣方，按盐产量给予盐户报酬，而在销售上则完全垄断；对于铁器，则从生产到销售均予垄断经营。对于违规私自经营盐铁者，除了罚没生产工具，还要处以“钛左趾”的刑罚。这一刑罚是文帝废肉刑后，替代刖（膑）刑的刑罚，左脚带上重达六斤的铁刑具，自然舒服不了。
对于盐铁新制，还在官僚制度上予以保障，产铁的郡设置铁官，不产铁的郡在县里设小铁官。计全国共二十七个郡设有盐官，四十个郡国设有铁官，对盐铁官营实行全盘管理。汉武帝还派孔仅、东郭咸阳遍巡郡国，实地督办取缔私营盐铁业，一些经营者被吸收进政府的盐铁机构任职。而孔仅本人则在三年中升至大司农，位列九卿，升迁速度快得惊人。
这一举措自然断了盐铁经营者的财路，那些依靠“役利细民”而致富的所谓“浮食奇民”，自然一片哗然，举国上下，反对声不绝于耳。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汉武帝总一盐铁的新政，再次伴以流血事件。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被御史大夫张汤参劾，以矫制之罪处死。
在算缗事件中被树为榜样的卜式，这次没有当上先进人物，当他看到官府制造的铁器质次价高，而百姓不得不去买时，忍不住要说上几句民间疾苦的话，这自然让汉武帝脸色不好看，“上由是不悦卜式”（《史记•平准书》），后卜式被贬为太子太傅。
另一个“不识时务”的人是大名鼎鼎的董仲舒，他竟然向刘彻提出“盐铁皆归于民”（《汉书•食货志》），这几乎是与皇帝唱反调了。
但这一切无法阻挡新政的推行，只是，盐铁官营制度推行九年后，汉武帝换掉了东郭咸阳和孔仅，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任命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主管天下盐铁。桑弘羊自此大显身手，成为汉武帝最得力的财政大臣。在推动官营盐铁业发展的同时，桑弘羊还举国推行均输和平准之法，用他自己事后在盐铁会议上的话，是这样解释的：
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贡输，往来繁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国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盐铁论•本议》）
具体而言，桑弘羊在大农和各郡国，都设置了均输官，各地均输官采办当地物资特产，运往价格高的地方出售牟利。同时，贡赋京师的物资，避免了长途运输费用反而超出物品本身价值的尴尬。桑弘羊又置平准于京师，把源源不断输往京师的物资，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从而平抑了物价，富商大贾自然无法从中渔利。均输官控制了商品的流通主渠道，平准官则进而平衡物价，而国家则因均输官和平准令的买贱贩贵增加了财政收入。以下两条可见均输平准所收成效：
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史记•平准书》）
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
盐铁令和均输平准，前者为国家对重要商品的垄断，后者则进一步将政府的触角伸至普通商业流通领域，用卜式的话说，就是“吏坐市列，贩物求利”（《史记•平准书》），政府官员降格成了商贩，这让卜式在一次朝廷求雨活动中忍不住发出了“亨弘羊，天乃雨”（《史记•平准书》）的诅咒。不过，卜式的诅咒当时并未应验，桑弘羊反而被武帝拜为御史大夫。天汉三年（前98年），汉武帝“初榷酒酣”《汉书•武帝纪》），推行了酒类的国家专卖制度，将盐铁官营政策推广至酿酒业。
但桑弘羊甚至汉武帝本人却没能避免被质疑的命运。汉武帝辞世才六年，是否罢盐、铁、酒榷、均输官的争议，便在朝廷的正式会议上公开提出。汉昭帝六年（公元前81年），召集各郡国所举贤良文学之士六十余人，“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汉书•食货志》）。而实际上，这次会议对桑弘羊乃至汉武帝的很多重大决策进行了公开的抨击，“因总论政治得失也”（《汉书•田千秋传》师古注），议题涉及盐铁官营、匈奴和战、德刑关系、义利之辩等诸多争议点。这次会议距离汉武帝任命东郭咸阳和孔仅为大农丞主盐铁事才三十八年光景。而盐铁会议背后，也纠缠着同为托孤之臣的霍光和桑弘羊的个人恩怨，霍光为大权独揽而借助于从全国各地刚刚推举进京的贤良文学之士，以民间力量来撼动长期主持国家财政的桑弘羊，试图让他在舆论上失势。而桑弘羊也有个人利害因素在，“自以为国兴大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大将军霍光”（《汉书•食货志》）。
由此，这次被霍光幕后操控的盐铁会议，贤良文学之士对御史大夫桑弘羊发动的攻势自然火药味十足，而桑弘羊据理力争的回击也不遗余力，双方可谓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盐铁论》的作者桓宽显然对桑弘羊有失公允，不惜笔墨描述桑弘羊被诘问时的种种窘态，让读者明显感觉到他处于守势。
我们从双方的对峙中，能够很清楚地看到盐铁官营带来的诸多具体问题，贤良的批评主要包括：
第一，质量问题。尽管桑弘羊认为私铸铁器质量粗糙，坚柔不和，而官方产品“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则刚柔和，器用便”。但贤良一派则指出，官营铁器规格太大，并不适于民用，而且质量问题多多：“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
第二，价格问题。贤良们说，以往民间鼓铸煮盐的时候，“盐与五谷同贾，器和利而中用"。显然这是市场规律在发挥作用，供需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而如今官府垄断市场，质量问题不说，还“用费不省”，老百姓在价格上还要吃亏。结果，“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蔓淡食”。
第三，服务问题。一旦形成了垄断，经营者自然就占了上风，何况经营者是政府人员，自然难免有时候让消费者扑空：“吏数不在，器难得。”农夫大老远跑到宫府去买田器，还不一定买得到，自然要耽误农时。这且不算，官府的士卒徒隶往往消极怠工，不好好干活，还要麻烦百姓来做苦役：“卒徒作不中呈，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繇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盐铁论•水旱》）
上述问题显然是实情，桑弘羊的解释是，政策总体是好的，只是执行层面出了问题：“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烦苦之。”（《盐铁论•复古》）其实，上述诸多弊端是政府实施行业性垄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即便是今天，也难逃这一怪圈。
以上只涉及武帝盐铁政策实施中存在的具体而微的问题，更深一步，自然是对桑弘羊主管财政期间，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发起抨击：
文学曰：“以搜粟都尉为御史大夫，持政十有余年，未见种、蠡之功，而见靡弊之效，匈奴不为加俯，而百姓黎民以敝矣。是君之策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国也。善为计者，固若此乎？”（《盐铁论•伐功》）
上述指责可谓言辞激烈切责痛彻，文学之士的批评实际上涉及盐铁新政的功效问题，他们给予的是否定的态度。
桑弘羊不得不做一番辩护。盐铁官营政策的出台，其实背景并不复杂：匈奴久为边患，武帝自然要兴筑边塞，修饬烽燧，屯兵戍边，这就带来了军费不足的现实问题，而要解决军费开支，便有了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的举措，以此“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盐铁论•本议》）
于是，桑弘羊理直气壮地回应说：“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盐铁论非鞅》）
桑弘羊一派在多个场合为盐铁均输政策对中央财政的有力支撑举以实证：
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盐铁论•力耕》）
当此之时，四方征暴乱，车甲之费，克获之赏，以亿万计，皆赡大司农。此者扁鹊之力，而盐、铁之福也。（《盐铁论•轻重》）
班固称许汉武帝时期“国用饶给，而民不益赋”（《汉书•食货志》），恐怕和均输政策带来的物流速度的提升不无关系。为了筹集抗击匈奴的军费而总一盐铁，仅仅是汉武帝不得已而为之的现实手段，事实上，中央实施盐铁垄断，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在。桑弘羊在下面的发言中泄露了天机：
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盐铁论•复古》）
看来，醉翁之意不仅仅在酒，盐铁专卖也不仅仅为钱，其经济意义在于“建本抑末”，即重农抑商，“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盐铁论•轻重》）；而经济之外，更有政治意义：离朋党，绝并兼。显然，这上升到了国家大一统的高度。
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了贤良文学之士在《盐铁论》开篇即对盐铁专卖等诸新政发起的抨击：“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盐铁论•本议》）
“与民争利”是一顶很方便做进攻标靶的帽子，但就盐铁业而言，所谓的“民”究竟为何许人也，实在颇值得考究（其实所谓的“民”，就是那些富商和士人，满嘴仁义道德的狗屁文人，真正的小老百姓有啥利可让国家争的？为了自己的利益，文狗们总是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为人请命，妖阉司马阉驴可是对那些千千万万被牠割卵之交李广李陵带去死的将士们没半分同情，反而无耻地说他们是自愿的！他们自愿去死，他们自愿爱戴百战百败的逃跑投降捅胡屄的李广李陵！这种无耻的话也就妖阉一类说得出！）。桑弘羊给了我们一些线索：
夫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异时，盐铁未笼，布衣有胸邴，人君有吴王，皆盐铁初议也。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瞻穷乏，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夫不蚤绝其源而忧其末，若决吕梁，沛然，其所伤必多矣。（《盐铁论•禁耕》）
铁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众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盐铁论•复古》）
读了上述文字，始有恍然大悟之感，原来，垄断盐铁针对的并不是布衣细民，原因很简单，这行当不是平头百姓想干就干得成的，甚至都难得有机会去见识见识，因为人家在深山穷泽里营生，“而人民所罕至”。那么，这行当什么人能干呢？桑弘羊说得很清楚：豪民，或者换个说法：豪强大家。如果举例说明，“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吴王”。前者是亿万富翁，后者是堂堂国王。看来，盐铁业的中央垄断，断的是豪强大家的财路，不仅要断其财路，还要防范他们作乱，“恐生大奸”，因为他们把上干的流民聚集在一起，犹如一支野蛮有力的军队，同时，他们鼓铸煮盐获利甚丰，能控制一郡一国的经济命脉，一旦成为离心力量，其祸患可想而知。吴王刘濞因山泽之利而富比朝廷，“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最终酿成了七国之乱，就是前车之鉴。
汉武帝总一盐铁，果然非独为利入也。当我们把盐铁垄断和中央集权联系在一起时，才最终厘清了这一史实背后的深意所在。而这一政策给百姓带来的诸多不便，再次让我们明白：大一统的中国，百姓一直在为之付出代价。
正因为盐铁官营对中央集权在财政上的有力支撑，尽管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之士似乎屡占上风，但最终，吵来吵去，结果只是“请且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盐铁论•取下》）。在罢酒酤一事上，桑弘羊做出了让步，“乃与丞相千秋共奏罢酒酤”（《汉书•食货志》），可见其主动。
从盐铁会议的结果来看，发起争鸣的幕后权臣霍光，也并不支持遽罢盐铁。终究，出于现实考虑，他也不愿意让中央财政失去这块巨大的利益蛋糕。盐铁官营一直持续下去，公元前43年，汉武帝的玄孙刘奭试图改弦更张，罢盐、铁官，但最终不得不收回成命，“三年而复之”。
而桑弘羊最终不敌他的政治对手霍光，公元前80年，汉昭帝元凤元年，因卷入燕王刘旦、上官桀父子的谋反案，即所谓“燕王之变”，桑弘羊被霍光满门抄斩，距离汉武帝驾崩仅仅七年。桑弘羊十三岁入宫，七十五岁被杀，活跃政坛六十余年，当为汉武帝实现经济一统最得力的助手和执行者。
五、汉初儒家的复兴轨迹
1.汉高祖与叔孙通
天下大一统，关键在于思想的大一统。现在我们再把目光收回到汉武帝的爷爷刘邦那个时代，回溯儒家思想逐渐抬头直至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足迹。
秦始皇焚书坑儒，对儒家自然是一大打击。当陈胜揭竿而起时，“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史记•儒林列传》），这一“积怨而发愤”之举，也就在情理之中。孔子八世孙孔鲋甚至追随陈涉为博士，最后一同赴死，不可谓不悲壮。
不过，秦始皇并未对儒学斩尽杀绝，文化往往有着难以逆转的生长力量，儒学即如此。于是，当刘邦举兵围鲁的时候，“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史记•儒林列传》），其高贵从容和生命力之倔强可见一斑（主要是儒家没到该死的时候，失去农耕文明，君主专制的土壤，诸子百家都死绝！）。
亭长加流氓出身的刘邦（总比屠夫土匪项羽强得多！），自然没有儒生般的优容。一开始，他对儒家的态度是非常恶劣的：
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扯下人家的儒冠当作夜壶撒尿其中，刘邦比两千年后的西方艺术家杜尚恐怕要前卫得多，他对儒者的非礼行径简直斯文丧尽，极尽污辱之能事。刘邦不好儒，那他好的是什么呢？答案之一，恐怕是“好法”。
公元前206年，刘邦接受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之降进入咸阳城后，第一番公开训话就是约法三章：
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汉书•高帝纪》）
刘邦把秦始皇的法律统统扔掉，只留下三条：第一，杀人偿命；第二，伤人抵罪；第三，为盗抵罪。此举恰恰说明刘邦明白法律的重要性，减省法律，对苦于秦朝苛法的百姓来说，无疑是交换人心的最好买卖啊！ 刘邦正是靠着三条法律收买了最有价值的人心，最终在随后的四年楚汉之争中拔得头筹。
追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们，除了办丧事吹唢呐的和杀狗的屠夫之外，有点头脑和文化的，就是懂点法律的狱吏了。刘邦的两个老乡萧何和曹参，先后做过大汉丞相，而在秦朝，两个人都是“豪吏”。萧何的出身是“以文毋害为沛主吏掾”（《汉书•萧何曹参传》），刘邦当亭长时，萧何总是为他撑腰。曹参的出身，“秦时为狱掾”（《汉书•萧何曹参传》），也是学法律的。
有着非凡头脑的萧何，在刘邦进入咸阳时，立刻表现了自己的远见卓识：
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汉书•萧何曹参传》）
萧何显然明白，刘邦的约法三章只能行一时之效，治理国家靠三条法律是远远不够的：
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据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书•刑法志》）
从上文可以推断，萧何的九章律只是对秦法的摘编，本质上是对秦法的延续。自然，高祖以后的君王对九章律陆续亦有修订，苛暴之处多有减省。如汉惠帝除挟书律，吕后除三族罪、妖言令，汉文帝除宫刑和肉刑，并除收律、相坐法，汉景帝减笞刑，改磔为弃市等。
刘邦正式登基做了皇帝后，戎马生涯并未结束，在打击异姓王的政治斗争中，不得不披挂上阵率亲征。直到临死之前，还在平定淮南王英布的叛乱，事实上，他就是在这场战事中为流矢所中而最终不治的。在回军路上，刘邦回了趟沛县老家，和家乡父老畅饮。酒酣耳热之际，刘邦禁不住亲自击筑，慷慨激昂地唱起了《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汉书•高帝纪》）
当我们想象着刘邦醉酒后的身影，在孤独地舞动，悲壮的歌声在泗水的原野上撕裂天空，刘邦那张感动得泪流满面的脸上，流露出了他怎样的内心悲凉和不安？
尽管刘邦已经知道，要守住这座拼死打下的江山很不容易，但他的困惑是显而易见的，他呼唤的依旧是“猛士”，这是一个一辈子戎马倥偬的皇帝的习惯性思维，本质上还是秦始皇耕战思维的延续。
刘邦的困惑和渴望，正是儒家思想的机会。尽管刘邦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潜沉了多时的儒家，正是在皇上刘邦最需要的时刻，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台。
在实用主义的背景下抬头的儒家，自然要染上实用主义的色彩，这个实用主义，就是为皇权以壮声威。张大皇权的儒家，在此刻即以新的姿态，为日后董仲舒将君权和神权嫁接在一起，埋下了不露声色的伏笔。
叔孙通就在这个时刻浮出了水面。
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汉书•儒林传》），算得上一个前朝遗老。当宫廷里的博士儒生心急火燎地向秦二世报告陈胜起事的消息时，从皇上的脸上窥到了一丝杀机的叔孙通，连忙大谈皇上如何圣明，国家形势如何安宁，陈涉之徒只是鼠鸣狗盗而已，何足挂齿！结果，那些还在傻乎乎争论陈涉的性质到底是“反”还是“盗”的儒生们，不是被抓就是被免职。独独叔孙通获赐布二十匹，衣一袭，还被拜为博士。叔孙通解释自己出语阿谀只是为了虎口脱险，随后便逃出京城，投靠了叛军首领项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