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钱穆看到了汉武以后五经置博士只是“为古文书教授开利禄之途”，尽管他也看到了“汉廷亦非真用儒术”，幕后的真相还是“霸王道杂之”。但是，自董仲舒与汉武帝建立了贤良对策的机缘之后，定儒学于一尊，钳思想于一统的格局从此成为主流，董仲舒为帝王找到了统一人心的良方，却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当儒学成为正统的同时，作为竭尽全力的助推者，董仲舒自己却一再被冷落，并在思想史上一再被边缘化。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历史现象。
董仲舒在景帝时即为博士，但当时的帝室崇尚黄老之学，他自然不为所用，直到天人三策挠对了汉武帝的痒痒肉，董仲舒才做到江都相，辅佐皇帝的老兄易王，尽管易王骄蛮好勇，由于董仲舒以礼乐之道对他匡正扶持，还是得到了易王的敬重。后来董仲舒被废为中大夫，还因为灾异之说被治罪差点掉丢性命。另一位公羊家公孙弘尽管治《春秋》不如董仲舒，但善于钻营位至公卿，为董仲舒所不齿，公孙弘自然怀恨在心，乘机进言皇上派董仲舒去给皇兄胶西王为相，这个胶西王比易王还要飞扬跋扈，朝廷大官不知道害过多少，公孙弘显然要借刀杀人，幸好胶西王久闻董仲舒大名，对他还不错，但董仲舒还是胆战心惊，借病开溜回家，以修学著书为事。
由此看来，董仲舒为儒术争得了一统天下的至尊地位，自己却被置身虎狼之穴，两度为相都是险象环生，一言不慎还险遭不测，难怪老人家写下《土不遇赋》，感叹“时来曷迟，去之速矣！屈意从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
其实，董仲舒之不见用，并不为怪。愚以为，原因有三。
首先，好军师千万不能去当元帅，汉武帝深明此理。董仲舒实际上是一个策划人士，一个给皇上提供治国方略的幕僚，一个意识形态的制造机器，作为老板的皇上，用你的方法就行了，具体怎么去执行，是要另派高人的。孔子周游全国都到处碰壁，何况董仲舒只是一个治《春秋》的大儒而已。
其次，在汉武帝看来，所谓的儒术终究只是一个哄哄老百姓的工具而已，用现在的说法，是炒作出一个概念作为卖点，为一个出身平民的政权寻找权威性和合理依据，特别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为后来的谶纬迷信大开绿灯，任何一个聪明的皇帝，心里都会明白这只是自欺欺人的把戏。倒是钱穆有一段精辟的分析：
仲舒之主罢百家，尊孔子，独为武帝所取者，以其时言封禅明堂巡狩种种所谓受命之符太平之治，以及德施方外而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者，其言皆附会于《诗》、《书》六艺，而托尊于孔子故也。故武帝用仲舒之议，而疏仲舒之身。仲舒终其生未见大用。（《秦汉史》）
第三，董仲舒作为一介儒生，自然也有以古非今的臭毛病，这是历代统治者最忌讳的致命弱点。汉武帝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因为崇尚武功讨伐匈奴，不惜把皇室私款捐献给政府，但依然财政吃紧，而社会上的有钱人却不愿意响应他的号召出钱出力，汉武帝一气之下，把煮盐冶铁的专营权收归国有，这便是有名的盐铁政策。这件事至今还在引起这样那样的争议，董仲舒也不识时宜，说什么“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汉书•董仲舒传》）。而汉武帝的盐铁政策，显然是典型的公开“与民争利”，皇上读到董仲舒的谆谆教诲，不知会作何感想。
我们从董仲舒和汉武帝这两个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思想史上的大事件中最关键的人物身上，似乎能找到一个王朝、一个政权如何将儒家学说作为核心价值观的蛛丝马迹，这两个当事人在历史的潮流中被卷出水面挺立潮头，而当时的他们，也许并不清楚自己会在历史上写下怎样的一笔：
故自秦之亡，而上古封建之残局全破。自汉之兴，而平民为天子，社会阶级之观念全变。此诚中国历史上一绝大变局也。秦皇汉祖，均为历史大潮流所驱策，其兴亡久暂之间，当局者不自知。（钱穆《秦汉史》）
我们也许会发现一个小小的机密：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从信而好古中找到了中华文明的新生命力，“仁义礼智”为儒家思想树起了中流砥柱。董仲舒从一本公羊《春秋》中发掘微言大义，为儒家学说定为一尊找到了新的契机。朱熹则通过对“四书”的全新理解和阐释，让儒学攀上了思想史的巅峰。当顾炎武、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儒家后生们在为困顿中的中国寻找新的出路时，不约而同的选择，依然是在对经典的埋头挖掘中擦出新思想的火花。
显然，对传统经典的重读和新阐释，让古为今用成为经世致用的方法，总能给我们带来惊喜，我们的古老文明正是这样一次次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正因如此，我们的文明才历经劫难却屡获新生。
当一个新的盛世景象铺展在我们眼前时，我们是不是也该从古人的智慧中寻找：我们的精神家园将在哪里找到方向？
七、儒家的新气象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董仲舒颇富理想主义色彩的动议。事实上，汉武帝并未全盘接纳，而“悉延百端之学”这一描述似乎更能贴切地反映汉武帝的文治之功，刘彻内心认同并付诸行动的，乃是“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显然，汉武帝知道，一家之言再高明，也难以担当治理一个偌大的中国之重任，各思想流派在相互挤兑中彼此融合的现实，也可资鉴证。刘彻打造的“汉家制度”，其最明显特征当为儒法结合。从刘邦到文帝、景帝，毫无例外地减省刑罚，以此作为对秦一任刑罚的修正。而到了汉武帝时代，则风气大变而至酷吏当道，张汤、赵禹之流“条定法令”，法网更见浸密：
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汉书•刑法志》）
但这一切并不妨碍我们对汉武帝抬举儒家的观察。正因为汉武帝屡屡征招文学儒者，信奉黄老之术的丞相汲黯，终于有一次忍不住当场捅破刘彻的真面目：“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汉书•汲黯传》）这句大实话弄得刘彻恼羞成怒，当场黑着脸罢朝而去。
倒是公孙弘无比精明，他洞悉汉武帝的内心隐秘，于是，“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走的就是阳儒阴法那一套，所谓“缘饰以儒术”，实在是形象之极，以儒术作为点缀，这几乎是对武帝思想最贴切的总结了，自然深得要领，弄得汉武帝龙颜大悦，公孙弘就是凭借这一套位居三公的。难怪，同被征召的辕固要对公孙弘侧目而视了，辕固如是警告后者：“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史记•儒林列传》）
公孙弘曾做过狱吏，后来治《春秋》，汉武帝即位后，建元元年征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以六十岁高龄被征为博士。后来出使匈奴无功而返，惹怒了汉武帝，只好病休归家。元光五年，汉武帝再次下诏征文学之士，公孙弘获得推举，并在对策中被武帝判为第一名。公孙弘被武帝派去视察通西南夷一事，结果回来对通西南夷持否定态度。无独有偶，在修筑朔方城一事上，公孙弘也是持反对意见。也许正因为在与武帝的较量中吃够了亏，公孙弘慢慢学乖了，学会揣摩上意了，终于有一天，公孙弘大放厥词，宣称“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这两句话终于摸到了刘彻的痒痒肉。最终，公孙弘爬到了丞相的高位。一介儒生升为丞相，打破了汉朝以列侯为丞相的惯例，因为公孙弘并无高爵。汉武帝不惜违背祖宗之法，下诏以文德之名亲封公孙弘为平津侯。
对于习儒的诸生而言，公孙弘的走红，无疑是破天荒的大好事，此事带来的震动与示范效应也就可想而知：
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史记•儒林列传》）
如果说董仲舒推动了尊儒的思想潮流，公孙弘则以自己的政治地位，为儒家争取了利禄之途，具体方案，就是扩大儒生进入统治阶层的阵营。
汉武帝初期的儒家学术形势，可从下文见其大概：
《诗》：鲁之申培公，齐之辕固生，燕之韩婴。
《尚书》：济南伏生。
《礼》：鲁之高堂生。
《易》：畜川之田生。
《春秋》：齐鲁之胡毋生，赵之董仲舒。
汉武帝建元五年，设《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十二年后的元朔五年，公孙弘上奏汉武帝说，三代时期的教化机构，夏有“校”，殷有“序”，周有“庠”，如今陛下昭明，当在政教上有所作为，提出：
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史记•儒林列传》）
在上述奏议中，公孙弘提出为博士官设弟子五十人，明确建议了具体的条件、选拔方式以及考核标准。殊为关键的是，通过考试的弟子，可以补文学掌故缺、为郎中，进入政府官员的候补名单。公孙弘进而提出更具体的候补办法，如，博士弟子中的佼佼者，秩比二百石以上，以及官吏食禄百石的人如果能通一艺以上，可以替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等等。这意味着不仅博士弟子可以成为候补官员，进入官僚阶层，那些有志于儒家经学的低层官吏，也可以获得晋升的机会。这样，从民间乃至政府机构，都可以发掘经学人才，自然，这无疑将大大刺激人们对五经的热情。
汉武帝批准了公孙弘的上奏，此举带来的效应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史记•儒林列传》）
这意味着：五经博士的设置，肯定了儒家在政治上的主流地位；而博士弟子员的增置，从制度上激发了儒生开始成规模地进入官僚阶层。由此，从统治思想到官僚队伍的保障，儒家思想进入新的循环体系，显而易见，这是推动儒家不断上升的循环体系。
我们没有忘记，汉武帝并未放弃酷吏和严刑峻法。不过，一个新的变化也出现了：春秋决狱。
我们且以武帝时期最有名的酷吏张汤为例来试做说明。张汤治皇后陈阿娇巫蛊一案，可以说是世人皆知。张汤曾与赵禹一起修订了汉朝的律令，深为武帝器重，最后当上御史大夫，位至三公。张汤的成功秘诀之一，就是揣摩皇上的心思，断狱往往看皇帝的脸色行事。当汉武帝开始转向儒术时，张汤的见风使舵也就是自然之道了：
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汉书•张汤传》）
张汤的决狱思想转向附会《春秋》古义，实践上的配套措施就是将治《尚书》、《春秋》的博士弟子补充进廷尉的属吏行列。
善治《尚书》的兒宽，就以儒生的身份进入廷尉府，他的才华被张汤所欣赏，被任命为掾史，兒宽所撰的奏谳不同凡响，甚至惊动了汉武帝。张汤于是经常让兒宽撰写判案文书，其特点就是“以古法义决疑狱”（《汉书•兒宽传》），不外乎将儒家的政治思想融入法律，以此作为判案的理论依据。
《春秋》决狱，顾名思义，就是以《春秋》思想为比附来断案。淮南王刘安谋反一案，胶西王刘端判定刘安有罪的依据就是：“《春秋》曰‘臣无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刘端以《春秋》中一句话，便以动机论处刘安的死罪，要求让其伏法，无疑是典型的《春秋》决狱意识在起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刘端的王国相、乃是大名鼎鼎的春秋公羊家董仲舒，刘端的上述言论，恐怕由来有自。
即便是张汤，在做廷尉期间，也经常被汉武帝派去看望归休在家的董仲舒，就朝廷大事征求其意见。张汤难免在董仲舒那里学得几招赖以决狱的《春秋》之法。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也是《春秋》决狱的高手，被派去治淮南狱，“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史记•儒林列传》）。
汉武帝之后，儒生进入官僚阶层的队伍进一步成蓬勃之势。昭帝时，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倍增。元帝也是好儒的皇帝，能通一经的儒生可以免除劳役，后来元帝甚至设博士弟子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为了不输于孔子一介布衣都有门生三千人的规模，将博士弟子员增至三千人。与此同时，儒生做官的机会和阵容也在进一步扩大，一时间蔚为大观。有了官位和利禄的刺激，研习经术的人自然如过江之鲫，期间皓首穷经之士的不断涌现，也就不难理解了。正如班固所感叹的那样：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书•儒林传》）
儒学的复兴，正因为汉武帝通过制度保障，让其获得统治思想的主流地位而备受尊崇，同时为儒生开辟禄利之路进入权力社会的主流阵营。今天的中国，经济的繁荣已无须赘言，而欲实现国家的强大，文化的繁荣才是真正的坐标。“国学热”在近年的出现，显示了中华文明本身的生命力，而国学要真正热起来，恐怕同样需要制度保障。
大一统的中国，期待引领中国人精神境界的智者。
后 记
“中国是唯一的一个不把其奠基人称之为英雄，而看作为暴君的国家”。1995——1999年间担任过驻华大使的德国人康拉德•赛茨在《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一书中写下的这段话，曾经深深地刺激过我。
当我认真留意秦汉两朝的历史时，我感觉到这位对中国文化相当关注的德国朋友，他为秦始皇鸣不平，自有他的理由。至少，秦始皇打破诸侯封建而创立的郡县制度，一直延续了两千年，至今格局犹在。当奏始皇将历史的巨大车轮扭向全新的轨迹时，秦帝国自身却成了过渡王朝，成了先烈。我们耳熟能详的说法是秦始皇因暴政而自取灭亡，而很少有人关注到，秦的二世而亡，有其历史的悲壮因素：从战国七雄的分裂局面到开创一统，秦帝国为中国历史的转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自然，刘氏汉朝作为奏政的延续，一直到汉武帝，才真正完成了大一统的使命。
大一统思想作为中国传统价值观中深入国人血脉的潜意识，显然不仅仅意味着“统一”二字，更不简单意味着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政治内涵，也不简单意味着正统思想的独行其是，而有其多元的文化含义，有其求同存异、寻求和谐的动力在。当然，我们应当很高兴地看到大一统思想在当下的积极现实价值：中国人对国家统一的追求。
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基本上是在长假中写下这本书的文字。我想感谢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老师们，他们让我有机会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国思想的发展历史，特别要感谢李中华老师对我的无私指导和帮助。我想感谢家人的支持，平时本已繁忙，而过节期间自己也经常躲进小楼成一统。我要感谢给予我力量的每一个朋友，使我能沉入历史，沉入思想，让文字涌于指尖。我要感谢中华书局，感谢刘树林编辑为本书付出的辛苦劳动，让我体会到专业精神的可贵。
更要感谢宽容的读者，作为才疏学浅的后学者，书中的错讹之处可想而知难以避免，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李勇强先生撰写的《中国大一统——秦皇汉武的奋斗》这本书，从其书名及其所述的内容看，即是以历史为一面镜子，企图从逝去二千余年的秦汉帝国的历史活动中，追寻仍存活于中国文化中的中华大一统的价值理念，是如何在中华民族筚路蓝缕、艰辛跋涉的历史进程中，发展、积淀和付诸实践的。这是一种既饱含历史文化情感，又蕴涵历史文化理性的双重探索，同时也承负着21世纪中国人历史情怀、文化承担和对当今现实世界的深层思考。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李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