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可见，在第一次变法后，秦国的经济开始有了起色，军事上也逐步强大起来，社会风气也明显好转。值得一提的是“乡邑大治”，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国家，特别是在宗法制与戎狄混处特色明显的情况下，乡邑是否治理得当，其意义自然不言而喻。在当时，华夷杂处的秦国，沾染了戎狄的一些野蛮习气，戎狄之教下，是“父子无别，同室而居”的，甚至在男女关系上存在乱伦的风俗。“分户令”除了最大限度发挥劳动力的潜能，还兼具移风易俗的作用。商鞅在与赵良讨论的时候，就为自己在改善秦国文明风气方面的作为而深为得意：“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史记•商君列传》）
商鞅的第二次变法，从奖励耕战转到更深刻的制度变革，通过征收人头税、统一度量衡、推行郡县制等举措，使秦国向超级大国迈出了新的一步，国力更强盛，在国际地位上也更加举足轻重，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天子致昨于孝公，诸侯毕贺”（《史记•商君列传》）。周天子在分祭肉的时候终于想到了被冷落多年的西陲诸侯，各路英豪也前来贺拜，这表示秦国的大国地位得到了承认，商鞅让秦孝公恍惚间看到了先祖秦穆公的赫赫威仪似乎又回归了。
作为军事家的商鞅，也是战功卓著。
对于秦国而言，魏国一直是其东向扩张的拦路虎，商鞅首先要制服的就是当时还很强盛的魏国。
商鞅的第一个军事战果就是兵围魏国的固阳，降之。随后，商鞅推动秦从雍迁都咸阳，进逼东部，进一步虎视魏国。
随后，商鞅使用诈术，俘获魏公子卬，对方被迫割地求和，河西之地从此划入秦的版图，魏国不得已离开安邑，迁都大梁。从此，商鞅为秦最终扫荡东部各国，打开了一扇长驱直入的大门。
当然，我们审视商鞅时，不仅要看他当下的建树，更重要的是要看他的战略性前瞻眼光，统一度量衡，在技术层面上为后来的一统山河准备了条件，而推行新的县治结构，则为中国数千年的稳定，建构了一个制度基础。
2.敢在太子头上“动土”
当然，对于商鞅周围的人来说，除了急切想建功立业的孝公，更多的人只看到了切身利益的巨大变故。于是，商鞅以急风暴雨的方式推行变法的同时，风险和危险一直伴随左右。特别是“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家这种公平无私的做法，商鞅是需要付出极大勇气的。来看刘歆对商鞅的评价：
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富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法令必行，内不阿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新序》）
在儒家，执法是有等级差别的，所谓的“刑不上大夫”是也。而商鞅的“刑无等级”，则把平民与王公贵戚放在了同等地位。为了强调这一点，商鞅竟然一开始就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拿太子开刀。
大体而言，人们都愿意做习惯的囚徒，而不愿改变惯性。特别是当一种改变触及自己的利益，那就更加不乐意了。商鞅的变法直接触动的是贵族阶层的利益，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商鞅需要同一个利益受损的保守集团交锋，其交锋的结果，直接关系到变法的成败，于是，变法从一开始就有剑拔弩张之势。
首先，变法在秦国的首都引起了震动，“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数”（《史记•商君列传》），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议论变法带来的种种不便，在舆论上给新法的推行造成了负面影响。当议论纷纷的反对声音汇成潮流，形势对改革者更为不利。也许在此时深刻体会到了百姓的非议带来的严峻压力，商鞅后来采取铁血手段钳制言论自由，将那些敢于对新法置喙的人视为“乱化之人”，全部赶到边城去受贫穷和战乱之苦，对变法不利的舆论才被压制下去。
对付百姓采取镇压手段似乎还算顺利，但对保守党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保守党的头子正是未来的国君：太子。太子在此时以身试法，也许是故意挑衅，处理不当，商鞅的变法会进入进退维谷的两难窘境。商鞅的反击是果决的，在惩罚太子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商鞅对变法的勇气之非凡，他一定是抱着赴死的信念而前行的。
一边是负隅顽抗，一边是不甘退缩，对决终于不可避免，商鞅准备“法太子”，对太子动手。而在当时，君王本人即是法律，法律对君王是无效的，而太子就是未来的君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行”，商鞅没奈何，只好退而求其次，“开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史记•商君列传》）。
让太子的师、傅来受罚，尽管在当时也是震惊朝廷内外的惊世之举，也起到了震慑保守派、平息舆论喧嚷的作用，改革也就此进行下去。但这一事件终究是不得已的妥协之举，违法者本人并没有接受法律的惩罚。这意味着，商鞅“刑无等级”的观念并没有办法真正落实，而这给商鞅本人与其变法最终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而太子以“君嗣”可以逍遥法外，说明法家依然受“刑不上大夫”的传统文化影响，开启了“法外有漏网之鱼”的大患，贻害后世，这恐怕就非商鞅所意想得到的。（郑良树《商鞅评传》）
果然，商鞅与保守派的交锋一直在继续，商鞅的生命危险也一直伴随着改革的进程。且来看看司马迁描述的商鞅出行的阵势：
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史记•商君列传》）
堂堂一国之相，连出门都需要如临大敌，全副武装重点护卫，可见商鞅周遭环境之凶险，随时都有遇刺的可能。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史记•商君列传》），把最有权势的人得罪了。
3.车裂商鞅：改革家的宿命
有一个叫赵良的人，来找商鞅，劝他好自为之，委婉地提醒商鞅要“反听”，要“内视”，要“自胜”，总之是要自我反省。赵良还用“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史记•商君列传》），含沙射影地批评商鞅跑到秦国来变法有“贪位贪名”的嫌疑。在与赵良的对话中，商鞅历数了自己治秦的种种功业，还请对方把自己与五羖大夫百里奚相比，问到底谁更是贤者。
商鞅实际上有点自比百里奚的意思，之所以要这般比照，是因为，百里奚辅佐秦穆公成就了霸业，商鞅和百里奚都是外国人，都是所谓的“非其位而居之"。百里奚是楚国人，穆公用五张羊皮把他换来，从一个看牛的人变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相。而秦孝公请来商鞅这个外国人，正是想重振穆公当年的雄风。有了此等渊源，商鞅要与五羖大夫相比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不过，赵良的答案并不是商鞅希望得到的。我们先来看赵良对商鞅的说词：
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奏之贵公子。《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遇死。”以《诗》观之，非所以为寿也。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懂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史记•商君列传》）
在赵良看来，商鞅依靠国王宠臣而被引见，玷污了自己的名声；大兴士木营建新都咸阳，是劳民伤财，不惜民命，谈不上什么有功；对太子师傅动刑，以严刑酷法对待黔首，引来天怒人怨，是给自己树敌惹祸；商鞅的法令比国君的命令还重要，用法律代替政令，用旁门左道树立权威，在外变易君命，使老百姓畏鞅甚于秦君，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方面剥夺贵族的世袭领地，一方面自己又接受封地，如此种种，都属于短命行为。丢掉人心，也就丢掉了一切。特别是，现在你可以以力压人，但别忘了，被你镇压的公子虔杜门不出八年之久了，随时都在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一旦反扑时机成熟，你就如朝露一样，很快就会人间蒸发，何来的延年益寿呢？
可见，赵良已经不再是提醒，而是在警告商鞅了。那么，在赵良眼里，商鞅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呢？他从百里奚身上找到了答案：
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国之君，一救荆国之祸。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由余闻之，款关请见。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库，德行施于后世。
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史记•商君列传》）
在赵良看来，百里奚不仅功勋卓著，还在“国际上”享有威望，不像商鞅靠诈力俘获魏公子卬在诸侯之间名声败坏。而在国内，百里奚深得人心，死后举国哀伤，备享哀荣。而百里奚的出行，没有排场，不设保镖，和商鞅出行的阵容形成了天壤之别的反差。凡此种种，都在昭示：商鞅是以力服人，百里奚是以德服人。看来，赵良也更加倾向于德治而不是法治。
我们抛开赵良的意见，来看看商鞅在取得变法的丰功伟业的同时，为何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他自身的局限性到底在哪里？
首先，商鞅推动社会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荣枯巨变，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为他树立了一个庞大的敌对势力。商鞅的对立面既有利益上的，诸如被剥夺了世袭权的贵族和不再获得分封的王公贵戚，也有治国方略意见对立的学派，如儒家等。敌对势力不论在明处还是在暗处，都非常强大，而他的支持者，主要就是秦孝公，一个外来的空降兵，想在秦本土演一场激烈的变革，可想而知会有多么困难。
其次，急进式的改革带来社会剧烈的震荡。采用这种方式一方面是因为秦孝公急于改变现状的急功近利，一方面是商鞅没有全面考虑到急进式的改革潜藏着多大的风险。我们近在眼前的教训就是休克疗法导致俄罗斯经济的轰然崩塌。在版图辽阔的中国，历来需要的是渐进式的变革，商鞅推动社会制度天翻地覆的变化，时间之短促，手段之铁血，实属罕见，这对他个人自然会带来致命的风险。
第三，商鞅采取的严刑酷法，在人心向背上使他缺少心悦诚服的追随者和支持者。对外，商鞅在与魏交战之际，采取了不光彩的手段诈取三军之众，导致诸侯畏惧秦的强大而不对其亲信，在国际社会没能得到同盟者。对内，法家采取赏罚二柄把百姓推向耕战，手段严酷到堪称残忍的地步，再加上劳动百姓修筑咸阳新都，让民众疲于奔命难以生息，残民肢体、暴用民力的结果，使民间多怨望，百姓长相恨，自然在民众心里消解了商鞅的功业。刘歆认为，商鞅的做法，不仅远远不是帝道、王道，甚至连霸道都谈不上：
今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鈇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蓄怨积仇比于丘山，所逃莫之隐，所归莫之容，身死车裂，灭族无姓，其去霸王之佐亦远矣。（《新序》）
从上面的描述中，不难看出商鞅变法的成功，是用流血的代价而取得的，“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不能不说是苛刻少恩，而血染渭水，哭声震天的同时，商鞅也丢失了从政者最需要拥有的资源：群众支持这一载舟之水。“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战国策•秦策》），似乎成了当时人们对商鞅的盖棺论定，司马迁也评论商君乃“天资刻薄人也”，用刑深刻、捐弃仁义，自然要指称为“刻薄”。
第四，商鞅接受於、商十五城的封地，给自己的变法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商鞅有两道门槛没有迈好，一道是前文分析过的刑黥太子师傅，法令的推行没能从百姓一直上推到社会高层；另一道就是被论功行赏的商鞅，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封地。有功得赏并非有过，商鞅值得商榷的是，既然要解散封建领地，为何自己又成为事实上的新领主呢？“南面而称寡人”自然很风光，但商鞅此举恰恰亲自带头破坏了变法，使之不能彻底推行。由此看来，依然摆脱不了人治阴影的变法，自然会在高层人事变动的时刻，带来无法预估的不确定性。
第五，商鞅一味只知有法，排斥异端，而在中国，仅仅采取刑罚来治理国家，社会是无法和谐运动的。商鞅之所以被诟病以强力而制服天下，是因为，他只相信法治的力量，而缺少德治的手段。阳儒阴法是后来的政治家一个公开的执政秘密，可惜商鞅没能有如此开阔的胸襟。
我们再回到商鞅与赵良的对话场景。最后，赵良建议商鞅归还封地，交出相印，并拿出儒家的那套办法：“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史记•商君列传》），这样也许可以避免杀身之祸。赵良进一步分析说，你商鞅现在只有一个靠山，一个支持者，那就是孝公，一旦老爷子驾崩，你商鞅“亡可翘足而待”，危险马上就会降临！
但商鞅是义无反顾的，赵良的劝诫没有把他拉回头。
就在这场对话过去五个月以后，赵良的预见成了现实。秦孝公去世，太子成了新主。这个太子恰恰就是商鞅的死对头，商鞅赶紧告老还田，但为时已晚。被商鞅整过的公子虔之徒，现在开始倾巢而出，诬告商君要谋反，他们对新君煽乎说，“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商鞅的势力实在是太嚣张了，现在举国上下，连妇人孩子在内，都没有人说国君的法令，只说是商君的法令，简直是对大王您喧宾夺主了，再说，他本来就是您的仇人，还是早点把他弄了吧。于是，秦惠王借机发吏去逮捕商君。
商鞅一路逃亡至关下，夜里想住店，但没有通行证，按照商鞅自己定的法律，没有身份证明住店，店主和客人都要连坐受罚，商鞅自然被旅店拒之门外。商鞅不禁喟然长叹：“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史记•商君列传》）
商鞅跑到魏国，再次遭到报应，原来魏国人一直对他欺骗公子卬的事情怀恨在心，自然不会接受他。商鞅只好另做他想去别的国家，但魏国人怕把他放了会得罪秦国，就想把他引渡回去。走投无路的商鞅只好折回秦国，逃回自己的领地，和部属向北攻击郑县企图突围，但被秦兵在黾池擒杀，秦惠王下令车裂商鞅，遂灭商君之家。可叹的是，商鞅死后，秦人不怜，死得惨烈而孤独。
假使商鞅九泉下有知，他欣慰的应该是，尽管身首异处，他奠定的法治基础并没有被秦国抛弃，商法继续得到推行，直到秦始皇完成统一基业。
商鞅第一个揭开了一统江山的曙光，但他自己却沉入黑暗。他从先驱者变成了一个先烈，作为改革家，商鞅的悲剧是--个宿命，他不是悲剧的第一人，更不是悲剧的最后一个人，因为，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