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帝秦始皇：开创大一统
一、惊险行走：在权力的刀锋边缘
秦用商鞅，事在公元前359年，而未来的秦始皇政生于秦昭王四十八年，也就是公元前259年，期间恰好相距整整一百年。
这一百年的磨砺，使秦国在群雄并起的年代里脱颖而出，成为雄踞西部窥视山东的虎狼之国。
秦始皇在赵国出生时，姓赵氏，名政，我们可以叫他赵政。赵政，在一个重大历史性事件过后的一百年关口呱呱坠地，似乎注定了，他的命运，要书写一段更为传奇更为厚重也更为辉煌的历史。
他从出生那天起，似乎就注定要站在历史的浪尖上，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还有着挥之不去的影响力。
在秦走向强大走向辉煌的关键时刻，赵政顺应着历史车轮的碾压声来到人世，而他不仅要驾御秦这辆虎视眈眈的西部战车，还注定要使历史的车轮，延伸到大一统的苍茫大道。
在2007年11月底，笔者独自奔走在三秦大地，一路寻找，寻找秦留在今天的历史遗迹。有一天，在浓厚的阴霾中，汽车穿行在自西而东的关中原野上，我突然意识到：如果要领会秦之强壮史，它的都城遗迹，就是最好的物证：尽管物是人非，沧海桑田，大地依然还在，秦的都城变迁，恰恰就是一路东进的历史啊。
其历世所居之地，曰西垂、曰犬邱、曰秦、曰渭汧之会、曰平阳、曰雍、曰泾阳、曰栎阳、曰咸阳。（王国维《秦都邑考》）
秦都西到今天的甘肃天水和陕西凤翔，东到泾水下游的泾阳、栎阳，其间绵延数百里。我们知道，在商鞅时代，就推动了秦孝公从雍都东迁至咸阳，将山东各国纳入了自己最切近的视野之内。其实，泾阳、栎阳更靠东部，但也许是因为距敌太近，反而少了回旋余地吧。
秦都不断东迁，显示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决心：与山东各国争霸，进而吃掉对手。
最后的使命，注定要由赵政来完成。
赵政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开始就有谜样的色彩，至今仍吸引人们去揣测，去争议，难以定论。这个谜就是：在血缘上，他究竟应该姓嬴还是姓吕？
司马迁在写《史记•吕不韦列传》时，一开始就讲了吕不韦做的一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生意，这笔大生意和赵政的身世直接相关。
当时，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成了大商人。商人有商人的智慧，商人有商人的思维逻辑，当吕不韦在赵国的邯郸结识到在此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时，立马发现这是个“奇货可居”价值连城的商品。为此，他还特意跑回家和老父亲算了一笔账，在与父亲的问答中，吕不韦心里更清楚了：耕田有十倍之利，做珠宝玉器生意有百倍之利，而立主定国之利，则是无法用数字算计得了的超级大生意。
于是，吕不韦孤注一掷，把自己的几乎全部本钱，投到了异人这个“奇货”上，开始了一场高风险也高回报的世纪豪赌。当是时，异人是一个不得志的公子，由于秦国时常对赵国用兵，这个人质实在不好当，甚至有生命危险，至少不被赵国人待见是毫无疑问的，而吕不韦正好"乘人之危"在他身上做一笔投机生意。在吕不韦的算计中，异人的父亲安国君已经成了太子、未来的秦国国君，王位是留在那等着的。吕不韦需要做的，就是让异人成为王储，这当然有难度，因为异人在兄弟中是“中男”，他的母亲夏姬并不受安国君宠爱。不过，机会在于，安国君最宠爱的正夫人华阳夫人，恰恰没有子嗣。假如自己能把异人运作成华阳夫人的嫡子，安国君的接班人不就成了异人？
精明的吕不韦把利害关系说给异人听，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异人说通了，因为，这对于异人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事。于是，一款口头约定的合同订立了：
异人顿首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史记•吕不韦列传》）
也就是说，一个投机商人和一个落魄公子达成协议：一旦运作成功，整个秦国就成了彼此的共同财产。
现在，吕不韦成了出资人，异人则以自己的身份做抵押拿干股，未来的收益，吕不韦享有期权。吕不韦的总投资为“千金”，注资分两部分，五百金用于异人在赵国结交宾客，提升自己的江湖地位，另有五百金用于西游秦国打通关节。吕不韦先从华阳夫人之姊入手，拿到敲门砖，先让华阳夫人尝点甜头，说异人在国外如何如何思念太子和夫人，拣好听的话讨她欢喜；后又不无威胁地讲出“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的道理，让华阳夫人有无后失宠之虞，从而成功地鼓动她去安国君那里吹耳边风，最终把异人立为嫡嗣。
吕不韦第一步计划奇迹般地变成了现实，他和异人因为共同的利益，自然会过从甚密，新的故事又发生了：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史记•吕不韦列传》）
在这个故事中，吕不韦不仅赔了家产，还赔了夫人，不过，这个精明的商人很快就顺水推舟，演出了一曲送顺水人情的把戏，默许了一桩更大的生意：肚子里的骨血是自己的，一旦他成了秦王，整个秦国不就都是吕家的吗？如果司马迁这段记载属实，赵政是吕不韦的儿子就成了铁板钉钉的事实。不过，在《战国策》中，却没有提到这么重要的一个细节，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同样如此：
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史记•秦始皇本纪》）
不少学者推断，司马迁所在的汉代，在取秦而代之后，因为政治的需要，自然要对秦始皇进行丑化，对其身世的传言，自然是最能达到侮辱效果的方式了，因为，把秦始皇说成是吕不韦的儿子，他岂不成了一个大野种？再说，西汉的吕后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以吕易嬴”的传说，自然有其特别的深意。
我们姑且搁置这段争议，也许，到了秦始皇和吕不韦的遗骨双双被挖出之后，通过DNA鉴定，真相才会大白于天下。
不管怎样，赵政和吕不韦，由此开始了纠缠着复杂情感和权力冲突的历程。
吕不韦的如意算盘竟然都像天意一般不可抗拒地成为现实。而且，事件的进程出人意料的快：
秦昭王五十年，吕不韦和异人从赵国逃回邯郸，三岁的赵政和母亲赵姬留在赵国大难不死。
公元前251年秋，赵政八岁，曾祖父昭王薨，祖父安国君立为王（后来谥为孝文王），华阳夫人为王后，父亲异人为太子。
公元前250年，孝文王除丧，正式即位仅仅三天，就撒手尘寰，赵政的父亲登上王位，是为庄襄王，九岁的赵政和母亲终于回到秦国。
庄襄王没有忘记和吕不韦的邯郸之约，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一为君，一为臣，一个做老大，一个当老二，算得上是分秦国而共之了。
庄襄王也才即位三年就死了，昔日的赵政现在该称为嬴政了，十三岁的嬴政做了秦王，事在公元前247年。
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吕不韦的生意要做成，偶然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变数几乎无处不在。而让人称奇的是，所有的偶然，都趋向于朝吕不韦所设计的方向前行，而且，速度之快，几乎是另一个容易让人产生联翩浮想的谜。把几乎不可能的设想变成了事实，我们此刻不能对吕不韦再以商人目之，他还实在算得上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投机家。
不论嬴政是否为吕不韦事实上的亲生儿子，有一个公开的称谓是被臣民接受的：吕不韦为相国，号为仲父，这是名义上的父子关系。
就在这一年，李斯从楚国来到了秦国，投奔吕不韦门下做了舍人。
嬴政、吕不韦、李斯，这三个人物在嬴政为王的这一年开始了风云际会的聚首，微妙的格局悄然降临，这三驾马车，自此将为中国圈定一个大一统的未来图景。
嬴政的天命乃完成大一统的千秋基业，而这一使命的完成，至少需要三个步骤：第一步，牢牢掌握秦国的军政大权；第二步，扫平六国，统一江山；第三步，建构一个稳固的治理模型，最终在思想上完成人心的统一。
1.少年君主与权力屏障
事实上，嬴政十三岁登上秦王的宝座时，还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王，大权在太后赵姬和仲父吕不韦手里。司马迁的解释是：“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史记•秦始皇本纪》）
年龄似乎成了唯一的问题，至少从表面上看如此。嬴政要等到行了成年礼，也就是冠礼后，才能独掌大权。而等待行冠礼似乎特别漫长，嬴政一直等待了九年。
在这漫长的九年里，嬴政眼睁睁看到两大政治集团在眼皮底下壮大，成为横亘在自己权力征途上的两座冰山；在这漫长的九年里，嬴政还要面对自己兄弟的反目为仇。王位前的凶险，随着嬴政年龄的增长而一天天变本加厉。
在嬴政即将迎来成人仪式的前一年，他的兄弟成蟜在率击赵的途中，突然发生叛乱，嬴政不得不派兵镇压。
史书对成蟜的叛乱缘由没有做出解释，历史记载的阙如，给人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在嬴政离独掌奏国近在咫尺的关键时刻，成蟜作为王弟，为何突然走出一着险棋？很显然，成蟜此举无异于以卵击石，他为何会冒死叛乱？和嬴政的血缘疑团是不是有某种关联？还是仅仅为了争夺王位？
我们姑且不去做过多的猜测，至少，此事说明，即便在王室内部，嬴政在迈向真正的王者权杖时，也需要艰难地扫清障碍。
成蟜之乱似乎只是一个小插曲，这恐怕要得益于商鞅改革对权贵的限制。“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王公贵胄的势力大小，要取决于其对国家贡献的大小，而年纪尚幼的成蟜基本上还没什么作为，自然也谈不上有多大根基，至多在宗室中有部分老家伙做后盾而已，其挂帅出征，显然只属于赢得了一个争军功的机会而已，在根基不稳的情况下贸然造反，其结果可想而知。
少年嬴政最难应对的，则是如何从吕不韦和母后赵姬手里顺利接过权杖，期间又有一个嫪毐集团杀将进来，使嬴政正式主政横生变数，处理好这一团乱麻，无疑是嬴政获得政治智慧和权力斗争经验的提前演练。
先说吕不韦。前文说到，庄襄王未曾食言，让吕不韦为丞相主持朝政，而吕不韦也从商人成功转型，一心一意做好辅弱，也算是鞠躬尽瘁。吕不韦也有其大志，“欲以并天下”（《史记•秦始皇本纪》），和秦统一中国的宏图大志可谓步调一致。
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持之也。一则治，两则乱。今御骊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则不可以出于门闾者，不一也。（《吕氏春秋•执一》）
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已，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圣人矣乎！（《吕氏春秋•不二》）
上述两段话的中心意思就是：天下必须统一于天子之下，才能得到大治；世上各种学说思潮泛滥，需要“齐万不同”，达到思想上的统一，才能步调一致，天下大治。
我们来看看庄襄王时代的主要事功，这些开疆拓土的东进之举，武臣建树了功勋，而吕不韦作为丞相，作为谋划大局的主要参与者，同样功不可没。
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使蒙骛伐韩，韩献成皋、巩。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二年，使蒙鸯攻赵，定太原。三年，蒙鬓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王能攻上党。初置太原郡。（《史记•秦本纪》）
我们可以从司马迁的记载中看到，吕不韦辅佐庄襄王的三年期间里，主要有三大功劳：
第一、灭东周国。东周王朝末年，周王室分裂出西周国和东周国。前256 年，秦昭王灭西周国。7年后，吕布韦诛灭东周君。这意味着：天下的归属，将要由秦来做先破后立的决断。东周国之亡，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彻底结束，七国之间的鏖战争夺，进入赤裸裸的力量角逐，新的旗号将以“一天下”来获得道义上的优越感和民心向背。
第二、新建三川郡、太原郡，蒙氏、王氏两大家族，攻城略地，屡建奇功，为郡县制的全面推行奠定基石。
第三、以文治争取民心，不论是“赦罪人”、“修先王功臣”、“布惠于民”，还是不绝东周君之祀，都显示了吕不韦将儒家的德治思想纳入统治理念的决心，此举无疑将有利于崇尚耕战和刑赏的秦政权，改善君臣、君民乃至外交关系，部分修复了法家治理方式本身的弊端。但吕不韦的这种折中思想，也为此后与秦始皇的政见不合，埋下了一丝隐患。
在嬴政亲自主政前的九年里，吕不韦作为相国和仲父，和赵姬主持秦政，同样建树颇丰。我们从《史记》中随便拈来几例：
多次攻魏，取二十城，建立东郡，迁卫君角于野王。
蒙骛攻韩，取十三城。
击溃韩、魏、赵、卫、楚五国的联合攻击，逼迫五国罢兵。成蟜的降赵叛乱，就发生在进攻赵国期间。
韩、赵、魏三国，是秦东进路上必须扫清的障碍，吕不韦主政的十二年间，建立了三川、太原、东郡三大新郡，打开了秦军虎视山东的门户，为最终扫平六国打下了基础。
两朝为相，号为仲父，吕不韦自然在朝野内外势力煊赫，在政治上同样有着商人般精明的吕不韦，还意识到：治人之身，更需治人之心。
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史记•吕不韦列传》）
吕不韦知道，把自己塑造成四公子那样的形象，实在是好处多多，礼贤下士，可以吸引人才；食客三千，可以培植势力；更关键的是，将山东各国的精英纳入自己的门下，意味着掌握了“先进文化”，而所有政治的建树，最终是要以文化的形式来完成和体现的。吕不韦可谓有远见卓识。
就这样，吕不韦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为秦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自己经营下一个势力显赫的政治集团。
2. 嫪毐之乱
但是，对于吕不韦而言，他的命运实际上并不能自我主张。在庄襄王时代，吕不韦的命运取决于庄襄王是否真的肯与他分国而共之；在嬴政主政之前，则取决于他与一个女人的关系：庄襄王的王后、嬴政的母后、自己曾经的女人——赵姬。
在嬴政正式主政前，赵姬以太后的身份，实际上行使着最终的否决权。王子年幼，母后当政，在春秋战国时代并不是没有先例可循。只是，既然是吕不韦为相国，又有仲父的身份，赵姬乐得把大权交给吕不韦去执掌。赵姬本来就是吕不韦的女人，只是为了一桩大生意，把她送给了庄襄王而已。当庄襄王驾崩，独守空房的赵姬肯定不甘寂寞，加上当初异人当着吕不韦的面对赵姬提出非分之想时，吕不韦还生气了，说明吕不韦还是很在乎赵姬的，如今庄襄王不再是两个人中间的障碍，重燃旧情也就在所难免。更何况，吕不韦现在成了赵姬的臣下，只要赵姬想燃烧旧情，吕不韦也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
这样，秦的最高政权和“性”发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聪明的吕不韦，自然很快就会明白，自己和赵姬的情人关系，正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一个定时炸弹：因为他俩中间还夹着一个嬴政呢，嬴政在一天天长大，这个少年很快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而且，他将在冠礼之后发号施令，他最无法容忍的恐怕就是母后与大臣的私通而带来的对王室和自己的羞辱。如果说两人的重燃旧情一开始对吕不韦还是个保护伞的话，那么，这段孽缘很快就要带来灭顶之灾。
在吕不韦骑虎难下的时候，一个新的角色出现了，他暂时成了吕不韦的解围者，但最终他会将吕不韦送进火坑，这个人就是嫪毐。
嫪毐以性能力极强而著称，他甚至可以做到“其阴关桐轮而行”（《史记•吕不韦列传》），一般人恐怕在这点上无法望其项背。吕不韦精明的商人本性又显露了，他的想法很简单：赵姬对自己索爱无度，只要给自己找个替身，赵姬能得其所欲，自己也能金蝉脱壳，而嫪毐也可以吃上软饭从此荣华富贵，这是三全其美的好事。
吕不韦惟独没有把感情因素算计进去，他两度把赵姬推给了别的男人，都把感情抛到了一边，这可以说是政治家的能忍，也可以说是政治家的残忍。接下来是如何进献嫪毐的问题了，这只是技术性问题，对于能把一个身在异国他乡的落魄公子运作成王储最后成功做上君王的人来说，这点事情实在是小事一桩。先是让嫪毐有机会表演自己的“绝活”，有意无意让太后知道，激发太后的“性趣”，事实证明，太后果然有了把嫪毐据为己有的欲望。吕不韦接下来耍了一个小聪明，安排人状告嫪毐，让他被判处腐刑，实际上却不行宫刑，还把嫪毐的胡子眉毛全拔了，混在宦者之中，来伺候太后。这下，嫪毐就以合法的身份成了太后的解闷工具，太后果然“绝爱之”。
太后之爱嫪毐，除了性爱的成分外，吕不韦的决绝似乎也是一种催化剂。赵姬两次被吕不韦推给别的男人，其心胸再宽广也难免会伤心痛楚，嫪毐以一个奴才的忠心满足她的一切欲望，日子久了，自然会生出爱意。
吕不韦日后发现，当初自己想得太简单了，他把自己与赵姬的“性”角色推给了嫪毐，同时把权力的重心也转移到了嫪毐的身上，这是始料未及的事情。
嫪毐和太后的关系日益升温，太后甚至为他生了两个孩子。为了掩人耳目，太后佯装请人占卜，说是为了避灾，需要移居雍城。雍城是秦的故都，离咸阳三百里之遥，嫪毐作为贴身跟班，正好与太后在雍都乐得逍遥，结果，“赏赐甚厚，事皆决于嫪毐。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史记•吕不韦列传》）
以往，太后对朝廷大事做最后裁决，往往听相国吕不韦的意见，而如今，“事皆决于嫪毐”，吕不韦的角色被置换了。
一个吃软饭的面首，为何能发展到如此势力？这说明，当时秦的大权由太后掌握，即便众臣知道太后私爱嫪毐，也无法对此置喙。在春秋战国时代，太后秽乱后宫的事情并不鲜见，兄妹乱伦的孽缘都发生过，而赵姬作为实质上的最高掌权者，有一个嫪毐，和一个国王宠爱一个后妃并无根本性的差别。更何况，两人的关系在暗地里进行，已经回避了众人的自尊心。
只是，当赵姬为嫪毐生下孩子时，性质发生了变化。嫪毐的野心也随着权势的扩大，开始极度膨胀。当然，嫪毐一个吃软饭的人最终铤而走险，也有不得已的成分在。试想想：两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根本就是非法产物，一旦事情败露，全家老小都会没命，不为他们谋一个将来，实在是无法入睡的。
于是，吕不韦、赵姬和嫪毐的关系，如今牵扯到了嬴政的身上，赵姬如何处理和这三个男人的关系，成了一个难题。
赵姬感情的重心从吕不韦移到嫪毐身上，这是自然而然的，吕不韦自己也难辞其咎。嬴政是自己的亲骨肉，与嬴政同母异父的两个孩子，也是自己的亲骨肉。二者之间，如何权衡？
嫪毐与太后谋划的结果是，既不伤害嬴政，也给两个孽种许以前程：“王即薨，以子为后。”（《史记•吕不韦列传》）
即便这样，也是一个阴谋。
在太后的庇护下，嫪毐的权势如日中天。嫪毐被封为长信侯，宫室车马衣服苑团驰猎可以肆意享受，又把河西太原郡作为嘉国。嫪毐封侯享国，俨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真有点鸡犬升天的味道。殊不知，太原郡可是在吕不韦主政时，秦军将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啊。吕不韦看到这个结果，不知该做何感慨。
显然，嫪毐集团的势力已经远在吕不韦集团之上，这在当时已经成为公开的信号，甚至影响到他国的外交决策。在《战国策•魏策》中记载，当时秦军攻打魏国，有人向魏王献计说，秦国上下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跟着嫪毐还是跟着吕不韦走？我们不妨顺着嫪毐的意思去做，割地以赂秦，给嫪毐建立功劳的机会，这样，太后就会对魏国亲善，魏国自能得以保全。
国际社会都知道，让嫪毐的势力压过吕不韦，秦国只会内乱自削，而吕不韦如果得势，秦军的烽火很快就要燃向六国，权衡利弊，嫪毐竟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
嫪毐的野心最终超出了与太后所约定的极限，他要对嬴政动手了。公元前238年，嬴政从咸阳来到雍都蕲年官举行了成年仪式“冠礼”，这也是宣告自己正式即位的大典，嬴政佩上了象征着嬴氏家族最高权力的王者之剑。
随着嬴政的到来，嫪毐的阴谋败露，他擅自盗用秦王御玺和太后玺，调集县里的守卫之卒、官骑，纠集戎狄势力和自己门下的宾客，准备向蕲年宫发起攻击。嬴政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起反击，平息叛乱的战斗在咸阳打响，嫪毐兵败逃亡，嬴政下令举国悬赏：活捉嫪毐，赐钱百万；杀掉嫪毐，赏钱五十万。最终，嫪毐被灭门灭宗，两个无辜的孩子被杀死，与叛乱相牵连的四千余家门客被流放蜀地。
嫪毐叛乱的时候，吕不韦在做什么？历史记载阙如，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刚刚接过玉玺的嬴政，此时信任的天平倾斜于嬴姓宗室的昌平君、昌文君，而不在仲父的身上。因为，嫪毐之乱，根源就在吕不韦，是他把嫪毐进献给了太后。
嫪毐，威胁着嬴政的王位甚至生命，已经被五马分尸。
太后，九年来是事实上的君王，因了宫廷丑闻和牵连于叛乱，被嬴政打入雍城的冷宫。
剩下的最有政治影响力的权势人物，就是仲父吕不韦了。把吕不韦修理好了，嬴政就能轻而易举地在朝廷上发号施令了。
吕不韦伏罪该杀，嬴政也有杀仲父之意，只是，他的功劳实在太大，先王对他也尊重有加，加上朝廷上下为他说情的人实在太多，嬴政不想一上台就犯众怒，只好缓走一步，为吕不韦留下一条老命。
我们再大胆猜想一下：嬴政是否听说过“以吕易嬴”的传言？在处置吕不韦的时候，他会不会考虑到这种因素？
嫪毐叛乱次年，吕不韦被罢相。在嫪毐这件事情上，吕不韦彻底失算了，这是一个典型的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案例。
现在，嬴政彻底扫清了权力道路上的障碍。这个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要独步于天下了。
二、嬴政与吕不韦：治国思想的同床异梦
二十三岁的嬴政从独当一面的那一刻起，就面临一个不得不做的抉择：选34 择怎样的思想路线，才能实现大一统的千秋基业？
嬴政没有选择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而是选择了《韩非子》，这究竟是为什么？
吕不韦不愧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在他与异人的邯郸之约变成现实后，他自始至终把秦国当成自己的家业来经营，他也自始至终把自己放在配角的位置，当好首席执行官的角色，让董事长——秦王能够高枕无忧。在庄襄王死后， 吕不韦依旧忠心耿耿。此时，他想的是更长远的未来：吞并六国，永存帝祚。
吕不韦已经认识到，自己作为辅弼大臣，除了在朝堂上无时无刻影响着嬴政，使这个少年国王耳濡目染之时，能够不断成长，更关键的是，需要制定一部治理国家的纲领性文件，使台上的君王遵之执行，这才是长远之计。在当时，诸子百家各学派思潮泛滥，荀子在楚国著述讲学，吕不韦也萌生了著书的想法。只是，吕不韦没有亲历亲为，而是担当了一个主编的角色，发动自己门下的三千食客，人人都来写文章，集结成书，共计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号曰《吕氏春秋》：
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国，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吕氏春秋•序意》）
从这段话来看，这部书旨在探讨国家治乱、生死存亡之道，且以天、地、人之规律和经验来进行审验，意欲穷尽是非之道。君王只要顺应天命，听从人事，就可无为而治。言外之意，你秦王只要以这部书作为纲领去实施，就能实现天下大治。
由此可见吕不韦的拳拳之心和用心良苦。当然，吕不韦自有其私念之处，当时，嫪毐弄军突起，嬴政即将亲政，吕不韦担心大权旁落，也希望凭借这部书来占据意识形态上的主动，如果此书能对秦王政有所触动和影响，即使自己告退山林，也能如孔子所言：“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论语•为政》）这样，吕不韦的政治生命，就能因了《吕氏春秋》这部书而得以延续。
《吕氏春秋》大致于秦王政六年开始撰写，此时嬴政十九岁，离亲政只有三年时间了。
几乎就在《吕氏春秋》进入写作的次年，韩非子开始著书。
韩非子出生王室，是一个贵族公子哥，他有口吃的毛病，但公平的上苍赋予他天才的写作能力。韩非子和李斯均有过师从荀子的经历，韩非子算是李斯的学长，对于韩非子的才华，李斯是自愧弗如的。我们从《韩非子》一书的字里行间，可以推断：
韩非子对历史典故烂熟于心，信手拍来，可谓学养渊博。
韩非子对宫廷斗争的描写栩栩如生，若非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恐怕很难对君臣之间的权力博弈有如此深刻的洞察力。
韩非子满怀幽愤而无可奈何，空有抱负却苦于无施展机会。
韩非子对商鞅之重“法”、慎到之言“势”、申不害之玩“术”，做一集大成之总结，以“法、术、势”三箭齐发，而臻战国末期法家思想之巅峰。
现实中的韩非子，眼见着韩国日益削弱，多次向韩王上书进谏，却不被重用，郁郁不得志。在他看来，自己面对的是这样的现实：
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韩非子作为王家公子，有其深入骨髓、与生俱来的高贵意识，其作品自然有着天然的高度，《韩非子》一书，实际上也是一部君王南面之术，是专门写给君王看的，其立意的角度和基点，也是为君王利益服务的。
而《吕氏春秋》出自相国门下，其食客潜意识中是从相国的角度来写作的，其核心出发点是站在吕不韦的立场上说话。
于是，一为君，一为臣，角度决定高度，嬴政最终选择《韩非子》，两部书的立意出发点起了决定性作用。
但当时吕不韦并没有意识到会有一部《韩非子》将在嬴政心里引发极大的震动，进而俘获嬴政的心。商鞅当年为了推行新法，在城南立了柱子让人搬到城北，赏以五十金并予兑现，以示变法的决心和诚意。吕不韦从商鞅那里偷学了一招，把《吕氏春秋》全文公布于咸阳闹市，宣称只要谁能增删一个字，就给千金奖励，这就是“一字千金”典故的由来。
吕不韦此举，自然让《吕氏春秋》轰动一时，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用今天的说法，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炒作，也可看到，吕不韦对自己建构的一套治理国家的理论体系很有信心。事实上，《吕氏春秋》作为先秦思想的总结之作，确实包含了相当高的政治智慧。
我们没有从史籍上看到秦王政对吕不韦悬赏改书一事的反应，不妨从人之常情来揣测帝王的态度。作为一个在吕不韦阴影下成长的少年君王，嬴政多年来难免会对吕不韦产生逆反心理。从《吕氏春秋》一书中对君主苦口婆心的劝诫，不难推测出，吕不韦可能联合太后对嬴政有过种种限制，尽管出发点是为了让他成长为一个成熟有为的君王。
在嬴政本来就可能存在逆反心理、吕不韦的政治地位正在动摇的情况下，对《吕氏春秋》一书进行如此高调的公开宣传炒作，嬴政有没有可能把它看成是对自己的一种示威？或者，吕不韦以此提高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嬴政会不会把它看成是对自己即将大权在握的一种威胁？
不论怎样，我们至少没有看到嬴政对《吕氏春秋》一书的积极反应。而《韩非子》一书，尽管来自敌对的近邻，嬴政却对它有着异乎寻常的热爱。
当时，有人把书带到了秦国，秦王政读到《孤愤》、《五蠹》等篇章时，长叹一声：寡人如果能与此书作者交游，死都值了！李斯告诉他，书是我的老同学、大师兄韩非子写的。为了得到韩非子，嬴政竟然对韩国发动了猛烈的军事攻击，韩王没想到秦国能为一个自己不重用的人发动战争，情急之下，只好派遣韩非出使秦国，满足嬴政的愿望，为国消灾。
用钱钟书先生的说法，嬴政把下《韩非子》这颗蛋的老母鸡也弄到手了。估计韩非子当时也会感动得长叹一声：您老弟竟然愿意动用战争手段来抢我，死都值了！
两相对照，可见嬴政对《韩非子》更加情有独钟，《吕氏春秋》显然没能得到如此礼遇。
详细原因，我们需要做一组对照分析。
1.“公天下”思想之差异
君王统治万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凭什么来号令天下？
君权神授是历代君主给自己找到的最方便的理由。王权来自于天，君王不过是“奉天承运”而已。那怎么解释改朝换代呢？新王说：现在天命转移了，君王存在的理由没变，人是可以换的。
在战国末期，阴阳家邹衍的“五德终始”循环历史观最为流行。按照邹衍的说法，水、火、木、金、土五行之“德”即为五德，朝代的兴亡是五德转移的结果，五德之中，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一个朝代对应五德之一，其德衰败，自然将被更替：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蚓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吕氏春秋•应同》）
可见，《吕氏春秋》吸收了邹衍的学说，认为黄帝为土德，色尚黄；禹为木德，色尚青；汤为金德，色尚白；周为火德，色尚赤。取代周的自然是水德。
嬴政显然乐得采用《吕氏春秋》这一说法，秦取周而代之成为合理的天命转移，于是，秦宣称自己属于水德，崇尚黑色。当时曾把黄河更名为德水的传言，就是呼应秦为水德的说法。
但《吕氏春秋》中的君道观，嬴政并不喜欢。
吕不韦：公天下出圣王
在解释君王的起源时，《吕氏春秋》是这样说的：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则利出于群，而人备可完矣。（《吕氏春秋•恃君》）
君主产生的根源，在于利群，用今天的说法，君主是为人民服务的。《吕氏春秋》甚至公然打出了“公天下”的旗号：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故《鸿范》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或作好，遵王之道。无或作恶，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吕氏春秋•贵公》）
既然君王是承应上天而出现的，那么，就要在本性上向老天看齐，老天爷是没有私心的，太阳照耀在每个角落，甘露洒向每一棵草木，普天之下没有任何生灵得到了上天格外的眷顾。“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吕氏春秋•无私》）。真正的圣王，就是公天下的圣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仅仅凭这一句话，就该成为不朽。
那么，什么人可以成为天子呢？
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摆之，谓之天子。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吕氏春秋•本生》）
人生于天，天子就是要养天之所生，也就是说要“养民”，要珍惜生命，保全百姓生的权利。养民、保民、全生，这是天子的职责所在，也是其根本所在。
在《吕氏春秋》看来，天下亡国之君多如牛毛，这没有关系，因为君道是不废的，旧瓶里装上新酒就可以了。“故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吕氏春秋•恃君》）。
君王干不好，就要走人。这当然也是“公天下”的表现。不知嬴政看到这样的话该做何感想。
显然，在《吕氏春秋》的君道逻辑里，君王可以威仪天下，但并不意味着只会吃敬酒，罚酒也是要喝的。《吕氏春秋》很推崇周武王，赞扬他“行赏及禽兽，行罚不辟天子”（《吕氏春秋•简选》）。
聪明的读者已经发现，《吕氏春秋》已经比儒家的“刑不过大夫”前进了一大步。即便相较于主张“刑无等级”的法家而言，也是前进了一大步的。我们知道，商鞅当年变法遭遇太子故意犯法的阻力，当时他本是想“法太子”的，但太子是君嗣，也就莫奈其何，只好拿太子的老师出气，从而开了法家“法外有漏网之鱼”的先河。到了韩非子时代，法家依旧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同样把君王排除在法律的惩罚范围之外。有意思的是，这句话出自韩非子的《有度》篇，看来，韩非子的“度”，就是君王之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法家相同的是，孔子在其新的社会结构中也不再提天生的贵族问题。可是法家所提倡的天下平等，是在一人统治下的平等，也就是有一个绝对王者”（德）康拉德•赛茨《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韩非的君主中心论
在《韩非子》里，君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是整个天下的中心。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
这是《韩非子》一书的核心思想，君主拥有绝对权威，集天下权力于一身，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这正中嬴政的下怀。如果照《吕氏春秋》的说法，君主动不动就要为自己的失误而受罚，甚至可能遭到罢黜，嬴政肯定是不干的。熊十力分析说，韩非为自己的君主极权主义思想找到了形而上的依据：
韩非主独裁，主极权，其持论亦推本于道，故曰"道不同于万物"乃至“君不同于群臣”，又云“道无双，故曰一”，又云“明君贵独道之容”，此则于本体论上寻得极权或独裁之依据。（《韩非子评论》）
《韩非子》并没有时时处处搬出上天来做挡管牌，而是发展了慎到“势”的思想，从君主的法律权力入手，探讨如何利用好手中的工具进行有效统治。“势者，胜众之资也”（《韩非子•入经》）。君主统治万民，凭借的就是手中的权势，这是君主的地位决定的，它让君主拥有独特的威力，而让人臣服。譬如，马之能致千里，凭借的是筋力，而万乘之主能威服诸侯，凭借的是人主的筋力，这个筋力，就是威势。一个国家，好比是君王驾御的车，势则好比是君王的马，懂得了驾御之术，就能轻轻松松建功立业。
韩非子说，没有势是万万不行的，一棵小树长在高山之巅，本身并不挺拔，但因其所处的位置高，就能俯视千仞之溪。夏桀是著名的暴君，他能控制天下，并不是因为他很贤良，是因为他“势重”。尧在做平头百姓时，一点威信都没有，不是他没能耐，是因为他地位低。千钧很重，但有了船就能浮于水；锱铢很轻，没有船就会沉入水里。沉浮不决定于轻重而决定于“有势与无势”。有了势，矮能站在高处，不肖者可以制御贤者，人君自然要把握好势。“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韩非子•奸劫弑臣》）。
“势重者，人主之渊也；臣者，势重之鱼也。鱼失于渊而不可复得也，人主失其势重于臣而不可复收也。”在韩非子看来，势是君王的特权，是不可分享不可转让的，一旦被分享，被夺走，将带来致命的危害。齐简公被田成取代，晋国被臣下三分，就是失势的结果。
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故臣得借则力多，力多则内外为用，内外为用则人主壅。（《韩非子•内储说下》）
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则制臣，在臣则胜君。君见赏，臣则损之以为德；君见罚，臣则益之以为威。人君见赏而人臣用其势，人君见罚而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韩非子•喻老》）
赏罚二柄，就是君王守势的法宝。
如此说来，嬴政是不是和吕不韦提倡的“公天下”背道而驰了呢？但柳宗元不这么认为，他在《封建论》中说：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应该说，吕不韦的“公天下”，是赋予了理想人格的儒家的公天下思想，他没有提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来保证公天下的思想得以实现。吕不韦以“向后看”的姿态，来寻找远古帝王中的公天下案例，难免会步入儒家的窠臼。而嬴政尽管有“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蓄于我也”的“私”情，但他推行郡县制，推行法治，则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建立了一个大处上为“公”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