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阵也若都邑。以此观世示富则可矣，以此为死则不可也。（《吕氏春秋•安死》）
显然，《吕氏春秋》是反对厚葬的，而嬴政则以厚葬而留给了后人“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兵马俑，其葬丧之规格，中国历代帝王无出其右，即使纵观世界文明史，也罕有匹敌。
秦始皇陵在嬴政即位为王时就开始修建了，前后施工长达三十八年，力役最多时达七十二万人，工程之浩大可谓空前绝后。今天的秦始皇陵，确乎高大若山，树木成林，原高一百一十五米的陵山经过两千多年风雨，依然有七十六米高度。只是他的寝殿、便殿被项羽一把火烧了，我们无法领略其阙庭、宫室之壮伟罢了。《吕氏春秋》对厚葬者的描述，与秦始皇陵相较，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且来看看：
始皇陵穿治郦山，下穿三泉，不可谓不深；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有精美绝伦震惊世界的铜车马，有铜鹤铜鹤铜雁等珍禽异兽，有文官百戏佣让始皇帝在地下也能受人朝拜享受娱乐，更有总数多达八千以上的兵马俑组成一个庞大的地下军团守卫着秦始皇的赫赫威仪。
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则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史记•秦始皇本纪》）
今天的汞探测表明，司马迁的上述描写可能并非为诬，陵墓而能如此，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此规模宏大的工程，吕不韦作为相国和仲父，应该是工程的主持者之一。而《吕氏春秋》反对厚葬，针对的难道仅仅是百姓？或者，吕不韦违心主持着这个耗尽民力和财力的大工程，同时在暗地里叫苦不迭？
《吕氏春秋》不仅反厚葬，还通过春居谏齐宣王“为大室”的故事，反对过建楼堂馆所。嬴政照样没把这样的劝谏放在眼里，营建宫室苑国成了他的兴之所在，每破一个诸侯，都要在渭河北岸的咸阳，复制其宫殿，让各国美人钟鼓充入其中，结果从雍门以东到泾渭之滨，宫殿楼阁复道连成一片，蔚为壮观。而赫赫有名的阿房宫，就是嬴政爱好大兴土木的典型之作。
《吕氏春秋》的孝道观与嬴政逼鸩仲父
《吕氏春秋》有专门文章探讨孝悌问题，譬如：
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吕氏春秋•孝行》）
《论语》的第二句话就是孔子的学生有子说的：“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吕不韦自然也是主张行孝道的，那么，嬴政孝不孝？他如何看待儒家的孝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妨从一个成为政治事件的案例中来寻找。
我们知道，秦王政九年四月，嫪毐兵变被镇压，经过五个月的专案调查，嫪喜被夷三族，太后迁雍，被自己的儿子打入冷宫。嬴政驱逐母亲的举措，震动朝野，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大臣们纷纷冒死进谏，嬴政则来一个杀一个，没想到不怕死的大臣还真多，颇有前赴后继的态势，而嬴政刚刚主政，不想在这件事上和臣下妥协，只好继续大开杀戒，一连杀了二十七个进谏者。
最后一个不怕死的人叫茅焦，他开口就骂嬴政有狂悖之行而不自知，弄得嬴政一时反应不过来，只好让他细说。茅焦就说开了：陛下你车裂假父（嫪毐），有嫉妒之心；忍心把两个弟弟装在袋子里打死，有不慈之名；把亲生母亲关进械阳宫，有不孝之行；对谏臣施以蒺藜，陈尸阙下，有桀、纣之治。你干的好事全天下都知道了，没有人再愿意向着秦国了，秦国快完蛋了！茅焦说完就脱掉衣服准备就死。茅焦的一席话触动了嬴政，不仅没杀他，还尊他为仲父，拜爵上卿，还亲自到械阳宫把母亲接回咸阳。
《吕氏春秋》把对嬴政的诸多劝谏藏于字里行间，这样做，自然有很大的风险。《吕氏春秋》中肯定谏诤的话语比比皆是：“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畿，犹恐不能自知。今贤非尧舜汤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繇自知哉！”《吕氏春秋•自知》）这些主张君主纳谏的说辞，也在有意无意为自己做着辩护，甚至表达忠心：“言极则怒，怒则说者危。非贤者孰肯犯危？”（《吕氏春秋•直谏》）言外之意，如果不是对你忠心耿耿，如果不是为了你的江山社稷，我犯得着跟你说真话惹你不高兴吗？
聪明的韩非，也是主张君主纳谏的，也是褒扬直谏之士的，不过，法家对进谏的后果，要比吕不韦清醒得多：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韩非子•说难》）
韩非知道，直谏不是不可以，但触到了君王的敏感处，就要当心没命了，而不小心摸到人主逆鳞的概率实在是太大了，那就对不起，进谏者只好抱着必死无疑的决心去侥幸碰碰运气了。
嬴政并非不可谏，先有茅焦、后有李斯，都有成功的进谏经历。只是，当茅焦被嬴政尊为仲父的时候，吕不韦肯定会很尴尬地意识到自己的命运要急转直下了：我这个老牌仲父又该往哪里搁呢？
嫪毐是嬴政的假父，五马分尸；吕不韦是仲父，算是老爸第二，该名分也被取而代之了，吕不韦自然要为自己的未来犯嘀咕了。
受嫪毐事件之牵连，文信侯吕不韦被发落就国河南，洛阳有他的十万户封邑，足够他安度晚年了。一年多来也相安无事，但吕不韦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史记•吕不韦列传》）。可见吕不韦的国际国内影响力实在不小，但这恰恰犯了秦王政的大忌。既然嬴政已决意清除你的政治势力，不杀你的头已是法外开恩，为何你吕不韦不懂得韬光养晦全生保命之道呢？生性猜忌的嬴政惟恐吕不韦生变，于是赐信一封，信中写道：“君何功于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史记•吕不韦列传》）
吕不韦看到这封怒气冲冲的来信，思量再三，明白自己难逃一死，还没等嬴政派人来把他举家迁往蜀地，就自己动手饮鸩而死了。
三、李斯用事与韩非之陨落
吕不韦是个成功的商人，他有着一般商人所不具备的韬略和眼光，他由商业投资转而政治投机，获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成功。作为秦国的“第二大股东"，吕不韦实现了自己的转型，成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和事实上的“执政王”，把秦国的统一大业提到议事日程，并于此颇多建树。作为嬴政的仲父，吕不韦不遗余力培养一个少年国王成为一个真正的统治者，并为其准备好了一整套治理国家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对前代秦王的做法有了具体的修正，并以一个父亲的角色对嬴政有着苦口婆心的劝谏，吕不韦由此事实上成为一个有远见有思想的“国父”，只是他的思想没有被整体接纳。最终，吕不韦成也算计，败也算计，在嫪毐事件上引狼入室，把自己的一切葬送殆尽，连生命也无法自保，他的投机，最终沉入风险的深渊。
吕不韦显然是秦迈向统一大业中一个关键人物，只是，结局凄惨。不过，秦王政逼杀功臣，吕不韦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在权力更替的过程中，君王杀功臣、旧臣，几乎成了一个难以避免的悲剧定律，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是中国历代君臣关系中最大的考验之一，君臣之间的政治智慧，在此刻最能见出高下。
1．李斯：老鼠哲学家的发迹史
吕不韦鸩酒的血光闪过之后，谁的身影将闪到前台？
这个人，就是吕不韦已经养了十年之久的食客，李斯。
李斯是楚国人，出生于今天的河南上蔡，当时的上蔡在楚国的地盘上，可见楚国之强大。年轻的李斯是当地一个小小的公务员，是个芝麻大的角色，不过，这个善于思考的青年，不会满足于现状。
我们知道，每个人都难逃生理需要，方便即是其一。今天的人们如厕之际，有人喜欢抽烟，有人喜欢看书，有人喜欢写诗，有人喜欢引吭高歌，情趣种种，不一而足。
李斯就在一次如厕时得到了启发，这次如厕的意义非同小可，不仅是李斯命运的转折点，也因李斯今后的建树而载入史册。可以说，这是一次名垂青史的如厕。
当时，李斯在行方便时，茅厕里蹿出了几只老鼠，李斯就盯着这些老鼠出神。他一看，这些老鼠吧，长相肮脏，眼光猥琐，吃的是恶心的食物，见到人则缩头缩脑，见到狗更是狼狈逃窜，实在是卑微之极，委琐之极，死了比活着都似乎还要好。李斯此刻的意识流，突然切换到另一个画面：在粮仓里，李斯也是看到过老鼠的，不过，这些老鼠吧，吃的是金灿灿的粮食，住的是政府建的公寓，一个个肥头大耳，憨态可掬，两眼油油的放光，见到人犬也不害怕，照旧用爪子拨弄着谷粒当零食消磨时光，整个一个《诗经》里描写的“硕鼠”模样。
李斯的脑袋迅速如电脑般展开运算，有一瞬间甚至有了突然断电又自动重启的感觉，用后来佛家的说法，有如“醍醐灌顶”般，李斯顿悟了！
意识流回到人间的李斯长叹一声：一个人的地位高低命运好坏，和老鼠不就是一回事吗？关键在于你所处的环境啊！
李斯的环境决定论在此刻灵感闪现，他的“老鼠哲学”也在此时奠定基础，当李斯系着裤带走出茅厕时，他的心，已经容不下这个小小的地方衙门了。
李斯发现了老鼠哲学并奉行终生，正如吕不韦的投机生意一样，李斯也是从老鼠哲学出发，最终将在这里找到惨烈的结局。
现在，李斯这个出身于布衣陋巷的小职员，踌躇满志，不想像卑微的厕中鼠那样做一个地方上的小吏，他要像仓中的硕鼠那样向着庙堂上的富贵和权势出发了。
李斯凭着一股向上爬的冲劲，心中的宏图大志直指云端，他给自己做的智力投资，学的就是“帝王之术”。李斯拜师，也是按照“老鼠哲学”的标准，盯住当时最有学术影响力的学者：荀子。
我们后来发现，李斯的很多政治主张并不合乎荀子的思想，但李斯在意的是荀子的弟子这个王牌，用今天的话来说，他要拿张名牌大学的文凭。
李斯应该是在荀子的门下，结识了韩国公子韩非。论学识，面对自己的大师兄，李斯自愧弗如，也许就是在此时，李斯对韩非就有了隐隐的嫉妒之心。
凭着老鼠般的嗅觉，李斯敏感地意识到，自己的祖国楚国，并不可能成为时代的最强者。而老鼠哲学的逻辑，是要到最好的环境中寻找最有权势的地位。于是，李斯准备把自己托付给秦国，他认为这里有自己的未来。
李斯向老师荀子告辞时说：“我听说人在机遇面前一定不能观望不前，当今天下诸侯争霸，擅长游说的人往往能一夜之间乌鸡变凤凰。现在秦王准备吞并天下称帝而治，正好是我们这样出身寒微的人施展抱负前去游说的时候。一个地位卑贱的人，不能用什么无为之道来麻醉自己了，看着眼前的肥肉，总不能绕着走开吧？”
李斯得出的结论是“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史记•李斯列传》）。李斯向老师说这些，估计是因为自己的做法和老师教的儒家思想太不一致了，孔子不是说要安贫乐道吗，你李斯怎么刚学完就跟师爷对着干呢？
眼看着李斯一副急于追名逐利、急于飞黄腾达的样子，荀子不禁为他捏把汗。看着学生远去的背影，荀子似乎看到了这个兴冲冲的背影里有一个祸患在跳腾着，荀子好几天都茶饭不思。
前文我们提到，李斯是在嬴政即位的那一年西行到秦国的。按照老鼠哲学的逻辑，李斯自然要投奔最有权势的人，这个人就是吕不韦。李斯投在吕不韦门下做了舍人。
吕不韦很快就看中了李斯的才干，任命他为郎，这个职位要负责宫廷侍卫，李斯便有了接近秦王的机会。李斯终于抓住了一次机会，向嬴政游说自己的锦囊妙计，他分析说，当年秦穆公称霸的时候，之所以没有急于吞并六国，是因为周的气数未尽，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春秋五霸先后崛起，还是尊周室为王的，即使打仗也要拿周王的旗号来做幌子。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来，周室越来越不行了，函谷关以东六国，秦国乘胜追击攻打，已经有六代了，如今的诸侯臣服于大秦，就像郡县服从朝廷一般。分析了大好形势，李斯给嬴政提出了一个战略性的建议：
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扫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纵，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史记•李斯列传》）
天下一统的建议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旱就有了这种思想，只是，嬴政没有给机会让吕不韦来继续推进。现在，这个机会让李斯抓到了，秦王拜李斯为长史，李斯作为智囊团成员，有机会提出更具体的战术了。
由大战略而到战术，李斯提出的计谋就是对六国实施内部分化瓦解的策略：暗地里派遣能说会道的谋士，带着金银财宝到各诸侯国去搞阴谋诡计。对那些实权派人物，能够用重金收买的，就用重金收买；收买不了的，就干脆搞暗杀。为了搞坏各个国家的君臣关系，先用离间计进行挑拨，让君臣猜忌彼此异心，然后大军压境，攻城略地。
用今天的话来说，李斯的战术就是间谍战、恐怖主义和军事侵略相结合的路数。李斯的战术再次获得嬴政的欢心，他再次得到了擢升，被秦王拜为客卿。
从舍人到郎、长史再到客卿，李斯可谓连升三级、官运亨通。
2.李斯抗争逐客令
但前进的道路上，不可能永远顺风顺水，李斯的第一个大劫不期而至了。事件的缘由也和间谍战有关。李斯一出山就忙着搞反间计、攻心战，其实，这都不是什么新鲜招数。早在嬴政即王位那年，韩国就派了一个大间谍来到秦国，这个人就是郑国。
韩国是秦东进之门户，四周皆虎狼环伺，使韩国的处境很是危急，而秦国东侵的鼙鼓似乎越来越紧密，被逼无奈的韩国，想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疲秦之计”。他们抓住秦国喜欢大兴土木的特点，派出了最有名的水利工程师郑国，劝说秦国兴修水利。郑国如愿以偿，主持了秦国当时最大的灌溉工程，从泾水绵延三百余里，其修筑时间之长、消耗人力物力之巨，可想而知。韩国企图以此来拖垮秦国，至少借机削弱秦国的实力，延缓攻伐山东邻国的步伐，以争得苟延残喘的机会。
可以想象，郑国以一个工程师的精益求精，慢工出细活的态度，来修水渠，时间拖得越长对自己的祖国就越有利。这一修就是好几年，而郑国的间谍身份却瞒不住了。死到临头的郑国，为自己辩解说：“我为你们秦国修渠的动机确实不纯，不过，灌溉渠修成之后，对秦国还是很有好处的。不妨等我修好以后再杀我也不迟啊。”秦国君臣一看他说得在理，也就没杀郑国，灌溉渠得以竣工，灌溉关中的四万余顷土地，粮食收成大为提高，使关中成为一片沃野，秦国短时间耗费了人力物力，但长远来看，是功在千秋利在万代的好事，反而成全了秦国成为强国，最终有助于秦国增强兼并诸侯的实力。郑国主持修建的灌溉渠，被命名为郑国渠，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
郑国间谍案曝光的时候，刚好秦国才经历了平定嫪毐之乱、罢免相国吕不韦等事件。在权力面临再次分配的时刻，蠢蠢欲动的宗室贵族抓住了反戈一击的机会。我们知道，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推行的就是削弱贵族势力的政策，宗室贵族如果没有军功和其他贡献，地位就高不了。成蟜第一次有了掌握兵权的机会就发生叛乱，也间接证明了留给宗室的机会并不多。
但现在，久不被重视的宗室大臣发话了。他们提出，吕不韦、嫪毐都是外国人，却独掌大权，结果都出了问题。现在又出了个郑国试图来拖垮我们。事实证明，其他诸侯国来秦做官的人，出不了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来削弱秦国的怪圈，我们强烈要求把客卿都驱逐出去。
嬴政下了逐客令，李斯这个楚国人自然也在被驱逐的黑名单之列。
就在秦政府其他“外来工”卷起铺盖走人的时候，李斯却不愿意自己苦心经营得到的一切就此付之东流，他要做最后的抗争。李斯奋笔疾书，一口气写了八百字，上书给嬴政，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谏逐客书》。这篇文章，后来的鲁迅评价为：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李斯开门见山地指出：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李斯列举了秦历代重用客卿的历史和他们建立的赫赫功勋：
穆公：得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支，依靠这五个外来大臣，并国二十，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孝公：任用商鞅行变法之举，使秦国走向富强之路。
惠王：用张仪连横之计，打破苏秦合纵六国的联盟，使秦国不断攻城略地，疆域不断扩大。
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李斯由此得出结论：秦国建功立业成就大器的四个君主，都仰仗外来之臣成就了事业，外来人员哪点对不住秦国呢？反倒是，假使他们排斥外来的人才，不让他们发挥作用，秦国不可能走上今天的富强之路。
李斯实际上总结了秦国的人才政策和实践。秦地处西陲，戎夷杂处，在文化上与山东诸国相较而言，实际上是文明不够开化的野蛮之邦。秦之兴起，要追溯到周幽王为获褒姒一笑，以烽火戏诸侯，结果不免国破身亡的下场。在周平王为避犬戎之难而东迁洛邑的时候，秦襄公派兵一路护送周平王有功，被周平王封为诸侯，赐之岐山以西的土地。实际上，这些土地已经被犬戎占领了，周平王许诺，如果秦能赶走犬戎，岐西之地就归秦。
周平王在土地上许的是一张空头支票，但给了秦人一个愿景。更关键的是，襄公封侯，确立了秦的合法政治地位，使秦获得了与各路诸侯身份上平起平坐的机会。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秦一步步向东发展。就文明而言，秦自然要落后很多，商鞅变法的一项内容，就是移风易俗，实际上就是改变华夷杂处带来的种种野蛮习俗。而嫪毐在叛乱的时候，还勾结了戎翟势力，可见本土野蛮文化余孽远未清除。
秦之强大，就是引进外来人才直至引入外来文明的结果，如果说秦穆公开启了大量引入外来人才之风，而商鞅入秦则是引入外来文化之明显标志。
于是，招揽外来贤才、重用客卿，成为秦一以贯之的一项国策，求贤若渴，则是秦历代君主广被称道的美德。秦穆公当年为了得到百里奚，用五张羊皮的代价把他从楚人那里赎回，对年已七十余岁的百里奚授之国政，号曰五投大夫，还听从他的建议，派人厚币迎来蹇叔，封官上大夫。秦穆公爱才如命的故事成为美谈，而嬴政的曾祖父昭公，为了得到范雎的辅佐，甚至五次向范雎下跪，结果君圣臣贤，进一步推动了强秦之梦。
在总结了秦国赖以强盛的吸纳和重视人才的政策后，李斯又从嬴政的个人嗜好上打起了比方：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悦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马跻裴，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官、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窃宛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李斯历数了嬴政个人爱好的宝物，不论是奇珍异宝、后宫佳丽还是声色之娱，都不是来自本土。如果一定要欣赏本土音乐，那就只能看到这样的场面：敲打着坛子瓦罐，弹着本地的筝，拍打着大腿，呼呼乱叫，吼着怪腔，这就是秦国的音乐了。
从李斯对秦国音乐的描述，也不难看出，粗陋的秦国文化，和东部诸国实在是有着天渊之别。李斯提醒说，如果只用外来的色乐珠玉，而排斥外来人才，就会把人才赶到敌人那边去，相当于给敌国帮了大忙，这实在是太危险了。
李斯的上书文采斐然，有理有据，有捧有杀，有赞有弹，铺排渲染中带着隐隐的威胁，极富说服力与煽动力，让嬴政为之震动，很快就撤消了逐客令。李斯不仅度过了危机，还获嬴政赏识再次得到晋升，官至廷尉。
3.李斯构陷 韩非屈死
李斯向嬴政提出，可以先灭了韩国，以对各诸侯国起到杀鸡吓猴的作用。嬴政派遣李斯出使韩国，劝降韩王，没想到吃了闭门羹。
秦王政十四年，秦国发兵攻韩，从外交努力转向军事打击，韩王在军事威慑下，只好派遣韩非出使秦国。
嬴政一如其先王般嗜才若命，兴师动众地用武力把韩非请来了，李斯对师兄的到来却犹如芒刺在背。李斯曾自认为不如韩非，一旦韩非得势，对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然是一大威胁。
当李斯把老同学看成是潜在的政治对手时，初来乍到的韩非没有意识到，面前的老同学已经是高悬在自己头顶的一把利剑。
其实，韩非到秦国后，尽管嬴政很高兴，但还是没有重用他，也许是因为嬴政对于敌国派来的使臣，还没有足够的信任吧。就在嬴政举棋未定的时候，李斯联手姚贾在嬴政面前诋毁韩非说：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公子，我们秦国迟早要吞并诸侯，从人之常情来判断，韩非最终只会为韩国的利益说话，不会为了秦国而致力于灭掉自己的国家。如果大王不用韩非，让他在这里逗留太久才回去，也会留下很多隐患，不如找个罪名把他处死算了。
嬴政听从了李斯和姚贾的唆使，派人把韩非抓了起来，准备治罪。为了防备隔夜生变，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逼迫他自杀。身陷图围的韩非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连给自己做一番辩解的机会都没有，莫名其妙地就被逼死了。倒是嬴政想到，给韩非弄个莫须有的罪名还是不对，韩非可是自己费了老大劲弄来的，怎么可以随便就治罪呢？遗憾的是，前去给韩非赦罪的官员发现，韩非已经吞药自尽了。
李斯迫害师兄，人品自然大有问题。李斯有人格缺陷，可照样在秦国吃得开，这是法家制度带来的弊端。韩非自己就认为，君臣之间的关系就是利益的买卖，贤人政治是靠不住的。没想到这个思想给自己带来了祸患。而一百多年前，商鞅则是因为制定了严格的人员流动制度，弄得自己逃命时没有证件连旅店都住不了，结果被抓住。
当然，李斯陷害韩非，有他“老鼠哲学”的自私成分在——不择手段除掉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哪怕是同窗学长。不过，李斯让嬴政对韩非产生戒备之心，也有他自己的理由。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李斯主张先从韩国入手开展兼并六国的行动，嬴政也是点过头的。而韩非偏偏主张先灭掉赵国，暂缓灭韩：
韩事秦三十余年，出则为扞蔽，入则为席荐。秦特出锐师取地而韩随之，怨悬于天下，功归于强秦。且夫韩入贡职，与郡县无异也。今臣窃闻贵臣之计，举兵将伐韩。夫赵氏聚士卒，养从徒，欲赘天下之兵，明秦不弱，则诸侯必灭宗庙，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计也。今释赵之患，而坏内臣之韩，则天下明赵氏之计矣。（《韩非子•存韩》）
韩非认为，韩国三十年来一直对秦俯首称臣，有如秦之郡县、内臣，秦军征伐时，韩国跟着出兵，为秦国得罪了别国，功劳则是秦国独享。对于秦国而言，韩国是理想的屏障，而赵国才是最险恶的敌人，需要尽早除掉这个祸患。如果《存韩》确乎是韩非所写，自然有其偏袒韩国的私念在，因为字里行间为韩国着想的感情色彩实在是隐藏不住。客观来讲，韩国弱小，胜之容易，而地理位置又当秦军东进之要冲，先灭韩国的决策是正确的。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韩国果然是秦国灭六国的第一站，是最先被灭掉的国家。
嬴政把韩非的《存韩》篇给李斯看了，李斯对韩非的主张很不以为然，他坚持认为“秦之有韩，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在嬴政面前毫不客气地指出韩非的出发点很有问题：
非之来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韩也，为重于韩也。辩说属辞，饰非诈谋，以钓利于秦，而以韩利规陛下。夫秦、韩之交亲，则非重矣，此自便之计也。（《韩非子•存韩》）
在李斯看来，韩非此趟来秦国，也许就是为了保全韩国，而使尽手段在大王面前游说。秦国和韩国关系好了，韩非在韩国的地位自然就举足轻重，显然韩非是在图谋私利。
结果，韩非在对待韩国的问题上让李斯抓住了把柄，让嬴政对自己失去了信任。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当李斯提出先灭韩国的策略时，当时韩非还在韩国，消息传到韩国时，"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可见，李斯指责韩非“钓利于秦”、“自便之计”，也许并非是毫无根据的。
那么，姚贾为何要跟韩非过不去呢？
当时，赵国、楚国等四个国家联合起来，准备攻打秦国。嬴政召集群臣宾客六十人商量应对之策，他问群臣：“四国联军马上要前来进犯，你们说怎么办？”正在大家面面相觑一筹莫展的时候，姚贾毛遂自荐，愿意出使四国，许下诺言“必绝其谋，而安其兵”。嬴政于是给他一个车队，装满金银财宝，浩浩荡荡地出使各国。姚贾用嬴政给的千金之财，到各国去贿赂权臣，使出各种外交手段，结果成功化解了一场战争危机。秦王很是高兴，给姚贾封以千户，拜为上卿。
韩非对这件事很不以为然，他说：“姚贾拿着国家的珍珠重宝，辗转各国长达三年，对四国的外交未必就搞好了，这是姚贾打着秦王的旗号，利用秦国的财宝，为自己结交诸侯。再说，他是魏国大梁看门人的儿子，做过盗贼，被赵国驱逐过，重用这样的人，不利于激励群臣。”
读过《韩非子》的人都知道，韩非对使臣结交诸侯是很警惕的，估计韩非的用意是在让秦王明白使臣外结诸侯是很忌讳的事，但姚贾在面对嬴政的诘问时应对从容，对答如流，没有露出丝毫破绽，而一向口吃的韩非，自然要吃大亏。结果，韩非把姚贾给得罪了。当李斯联合姚贾陷害韩非时，姚贾自然乐得去报一箭之仇。
还有一个对韩非不利的地方，就是《韩非子》中给君主提供了种种制御臣下的权谋，而且认为这是“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韩非子•内储说下》），只能君主独家领会和掌控。你韩非对君主对付臣下的谋略那么清楚，那你自己用什么手段对付君王，是不是也很在行啊？生性多疑的嬴政难免会心里嘀咕一阵子。
《列子•说符》中有言：“察见渊鱼者不祥。”
《韩非子•说林》亦言：“古者有谚曰：‘知渊中之鱼者不祥。’”
而韩非自己，就是知渊中之鱼者。其实，韩非担心的，正是自己泄露天机可能带来杀身之祸：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韩非子•说难》）
韩非子专门写了一篇《说难》，历数臣下言说之种种不易，也就是在此篇中，他敏感地预言到了自己可能遭遇的不测，没想到，他竟然一语成谶。司马迁写到韩非的遭际时，也不免为他惋惜：
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四、秦王扫六合 走向大一统
1.江山一统
吕不韦死了，嬴政在权力道路上将秦国牢牢运之于掌；韩非死了，嬴政将其精神内核留下了，用它来作为治国安邦的思想武器。法家思想者的命运几乎如出一辙地以悲剧收场，正如商鞅车裂后，他推行的改革仍在继续，韩非身体消亡后，他的思想则在嬴政手里成为国之利器。
李斯这只政坛老鼠，从此成为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嬴政和李斯，自此君臣搭档，在中国历史上演出一场乾坤挪移的大变局。在历史的车轮方向既定的关键时刻，他们使了最后一把劲，推动中国历史走向不可逆转的大一统。
并吞六国
在嬴政三十而立的那一年，吞并六国的行动轰轰烈烈地展开。公元前230 年，也就是秦王政十七年，嬴政派内史腾攻韩，俘虏韩王安，将其地设为颍川郡。
两年后，王翦、羌痍平定赵国，赵王和韩王一样成为秦军的俘虏。赵公子嘉率宗亲逃亡到代，自立为代王，六年后，王贲于灭燕凯旋途中顺便将代王掳为阶下囚，赵国此时彻底走到末路。
三年后，秦将王贲引黄河水灌进大梁城，大梁城坏，魏王请降。
魏亡次年，嬴政起用王翦派六十万大军伐楚，俘虏荆王。嬴政出游至楚地郢、陈。楚将项燕立昌平君为王反奏，一年后被王翦、蒙武剿灭，昌平君死，项燕自杀。秦国在嬴政三十七岁这年打败了最难对付的对手：楚国。
灭楚次年，也就是公元前222年，王贲大举进军攻打辽东，这里有东逃至此的燕王喜。四年前，燕太子丹被秦军打败，被割下首级，都城蓟陷落，燕王喜逃到辽东苟延残喘，最终没能躲过亡国的宿命。燕太子丹此前亲自导演了一场“荆轲刺秦王”的壮举，“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易水送别，慷慨而歌，其悲壮的余音至今激荡人间。想当年，嬴政和燕丹同在赵国为质，算得上是同病相怜的患难兄弟，只是，当国与国的恩怨、当历史的大变局需要他们以血肉之躯承载时，情义竟然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一个要去行刺对方，另一个最终真的取下了对方的首级，其间的残酷惨烈，实在让人唏嘘不已。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嬴政命令灭燕大军乘胜南下伐齐，齐王建在秦许以五百里封邑的诱使下开城纳降，没想到最后被安置在偏僻边远的共邑、活活饿死在松柏林里。齐国不战而亡，宣告了战国时代划上了最后的句号。
这一年，嬴政三十九岁。近十年的南征北伐，嬴政扫平六国，并天下于一体。
秦灭六国的进程似乎很是顺利，除了灭楚期间，有过李信大败后只好重新请回王翦的曲折，其他征伐之旅可以说得上是所向披靡。这是历史大势所趋，也是嬴政战略得宜的结果。
从秦军的进军路线图我们可以看出，其策略是先易后难、先近后远、远交近攻、稳打稳扎、各个击破。先易后难，李斯和韩非围绕先取韩还是先攻赵的问题的交锋即是明证。最终按照嬴政和李斯的既定方针，师出函谷关灭韩，次及赵国。韩赵为秦近邻，一旦据有韩赵，秦军东进和南向便有了坦途，而四战之国魏国就暴露于秦师视野之中，魏国自然难逃劫数。此后，再灭强楚和远燕，也就在情理之中。
另一个策略就是政治手段、外交手段和间谍手段与军事打击相结合，以反间计为核心，试图不战而屈人之兵。灭赵期间，秦军趁赵国大饥荒派王翦、杨端和分兵两路大举犯赵，赵王迁分别派李牧、司马尚应敌。大将军李牧是赵国的军事奇才，他以静制动的智慧曾经使匈奴十余年不敢近赵边城，他还屡次打败秦军的进犯。李牧自然是秦军取胜的最大障碍，除掉李牧，也就意味着扫除了心腹之患。此时反间计被派上了用场，秦国暗中派人去结交贿赂赵国重臣郭开，利欲熏心的郭开污蔑李牧和司马尚按兵不动是要谋反。赵王听信谗言，派赵葱和颜聚去取代李牧，李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愿交出兵权眼睁睁看着秦军得逞，结果被杀。自毁长城的赵国很快就国都沦陷，做了俘虏的赵王事后不知做何感慨。
秦昭王时期，范雎就提出了远交近攻的策略。齐国属于“远交”对象，秦国不惜重金，培养了以丞相后胜为代表的亲秦势力。齐王建推行“朝奏”政策，“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国亲秦派占上风，为自己赢得了苟安，但最终不战而降，尽管在六国中坚持到最后，但也没能逃脱厄运。
秦国的这种外交努力在客观上避免了更多的杀戮和流血，避免了更多生灵涂炭的可能，在统一大潮不可阻挡的情境下，这是上上之策，可惜只有齐国基本上是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被征服的，其他国家都是用战争手段来推动统一的进程。
提出反间计和收买各国权臣策略的，除了李斯，还有来自魏国的尉缭。尉缭认为，要打破诸侯合纵攻奏，不如“路其豪臣，以乱其谋”，尉缭还提出具体的数目：三十万金，认为花这么多钱就可以摆平各路诸侯。嬴政很重视尉缭的意见，对他很是礼遇，甚至“衣服食饮与缭同”。但尉缭发现嬴政“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史记•秦始皇本纪》）（司马妖阉惯用的黑人手法！谁信妖阉谁傻逼，这种私下说的话也不知道千古第一胡说妖阉怎么知道的！？）。于是，尉缭判断这个人“不可与久游”，就偷偷跑了，被嬴政派人半路上请了回来，封官国尉。
尉缭对嬴政个性上的评价或许是个人之见，但嬴政报复心重是有史可证的。当年，在赵国和母亲赵姬亲历过生死劫难的赵政，对儿时苦难可以说是刻骨铭心。可以想见，在吕不韦和父亲异人逃到秦国后，母子俩即便在赵人的追杀中拣回了性命，从三岁到九岁长达六年时间里没有父亲保护的赵政，肯定难免被欺凌被侮辱。当后来秦军攻陷赵都邯郸后，嬴政以胜利者的身份重回邯郸，把与母家有仇怨的人都坑杀了。时过境迁已经二十多年，对儿时的积怨还耿耿于怀，一则说明当年受辱之深，二则说明嬴政以血还血的严酷。邯郸之仇报了，嬴政的母后也就死能瞑目，没过多久就死了。
现在，失去了父亲、母亲和仲父的嬴政，要独自一人去面对一个刚刚打下的苍茫辽阔的天下。
这个天下，“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史记•秦始皇本纪》）。此后随着南平百越、臣服西南夷、充实北疆等一系列举措，使中国第一次以一个统一的版图，呈现在历史的图卷中。嬴政作为顺应时世的英雄，在空间上实现了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大一统格局。
统一后，秦始皇下令：“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镐，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史记•秦始皇本纪》）收缴兵器，一方面可“以弱天下之民”，同时以此昭告：天下弭兵，和平来临，以遂人心。十二金人，则有着天下一统、万国咸宁的象征意义。秦时兵器由国家统一铸造，在铜兵器转向铁兵器的时代，收缴六国兵器的现实意义也不言自明。
与此同时，秦始皇下令“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秦始皇本纪》），将六国遗老和豪强控制在眼皮底下，以防范他们对新政权带来的威胁。
江山一统的物理工程
面对一个偌大的国家，如何将其牢牢运于掌心？秦始皇首先需要在物理空间上系天下于一体。
首先是修长城，在燕、赵等国旧长城的基础上修缮贯通，将北部边疆联为一体，蒙恬被委派当此大任。“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表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史记•蒙恬列传》）。修长城以拒匈奴，同时长城有如一条苍龙横亘于北疆，将北部大地紧紧缚于一体。
其次，以咸阳为中心，延伸出一道贯通南北东西的水陆立体交通网，将统治的触角强有力地伸向腹地和边疆，和固若金汤的长城一起，完成对领土的空间扎束，使秦帝国在物理空间上统为一体。且来看看秦始皇为此启动的主要工程：
修驰道：“为驰道于天下，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如此。”《汉书•贾山传》）驰道，天子道也，中间三丈宽专供皇帝通行，树之以为界。五十步相当于今天的六十九米，实在算得上是通衢大道了，而且是青松荫庇的林荫大道，秦始皇在两千年前即修成了遍及全国的“高速公路”，让人叹为观止。
修直道：“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史记•秦始皇本纪》）。直道从云阳直抵九原郡（今包头市西南），长达一千八百里，咸阳由此可直上北部边地，使秦能对北部匈奴的进犯做出快速反应。
五尺道：从四川宜宾通往云南曲靖，打通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从咸阳度陈仓，经天府之国，由五尺道即可抵达西南边陲，利于加强对“西南夷”的统治。
拓新道：秦始皇在岭南设郡次年，打通南岭山脉，以“新道”与驰道连接，从湖南、江西能直抵广东、广西，使咸阳通向南部地区的道路畅通无阻。
开灵渠：为南平百越，便于楼船兵南下和粮食转运，秦始皇命史禄在湘水和漓水间开凿运河以通粮道，三十余公里的灵渠成为“三楚两粤之咽喉”，沟通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它和秦时修建的都江堰、郑国渠一道，至今还在发挥作用，是名副其实“福万代”的水利工程。
由此，随着水陆立体交通网的建立，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交相贯通互为一体。与此同时，不利于国家统一的封闭城池则被秦始皇清理殆尽。秦王政三十二年，始皇在东巡碣石时，下令“坏城郭，决通堤防”，在碣石刻辞中，有“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语句，以除地方依城池险阻为乱之患。
当年罗马帝国凡得一国，必造大道，且标准高、质量好，从而使“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与秦始皇使“条条驰道通咸阳”属于同一类历史现象。世界上的其他帝国也大体如此。甚至可以说，只要有大帝国，便有这种“大道通衢现象”。大帝国造就了大道通衢，大道通衢造就了大帝国。（张分田《秦始皇传》）
空间版图上的大一统局面形成后，接踵而来的是，嬴政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塑造大一统的全新格局。
2.政权一统
中国第一个皇帝的诞生
政治上，秦初并天下，意味着天命转移，嬴政作为顺天而王的新君，接过了上天的使命，依循中国政治传统，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新王改制”，其内容，按照董仲舒后来总结的说法，就是“徒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春秋繁露•楚庄王》）。
嬴政遂向满朝文武提出更名号，也就是要给自己确定一个合适的“帝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