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探秘（出版书）》
作者：梁恒唐
内容简介：
梁恒唐在《武则天探秘》中甚至根据史料,推论武则天故乡乃今山西省文水县南徐村,可谓更进一步。
武曌[zhào]（624年－705年12月16日），一般被称为武则天，并州文水（今山西省文水县）人。唐朝至武周时期政治家，武周开国君主（690年10月16日－705年2月23日在位 ）。荆州都督武士彟次女。
武则天十四岁入后宫，为唐太宗的才人，并于太宗死后入感业寺为尼。唐高宗即位后，被召回宫中，封昭仪。永徽六年（655年），在“废王立武”事件后成为皇后。上元元年（674年），加号“天后”，与高宗并称为“二圣”，参预朝政。高宗去世后，她以皇太后身份，于唐中宗、唐睿宗朝临朝称制。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建立武周，定都洛阳。当朝期间，开创殿试、武举、自举、试官等制；经济上采取薄赋敛、息干戈、省力役等措施；军事上与吐蕃频繁交战，复安西四镇，平营州之乱，一度使后突厥归降。但她任用酷吏，贬逐老臣，滥杀无辜 [178]，晚年豪奢专断，渐生弊政。神龙元年（705年），宰相张柬之等发动“神龙革命”，拥立中宗复辟，迫使病重的武则天退位，并为其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同年十一月，武则天于上阳宫崩逝，享年八十二岁。中宗遵其遗命，改称“则天大圣皇后”，以皇后身份入葬乾陵。其后累谥为“则天顺圣皇后”。
武则天前后当政四十余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帝。她开创的时代，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被认为是走向盛唐的重要环节。她多智略，兼涉文史，颇有诗才。
目 录
武则天是文水南徐村人
太子弘死于肺结核
欧阳修冤枉武则天
武则天与王皇后
武则天二次进宫究竟何年
武则天杀女辨误
武则天时代的天枢
武则天与铜陋
我对武则天的几点看法
武则天生平
武则天世家
武则天先人事迹考
谈攀龙台碑的存在与价值
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
谈则天庙名称更变
则天圣母庙
附录(一)
武则天历史年谱
附录(二)
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
新唐书•则天皇后传
武则天是文水南徐村人
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并州文水县人。但是，关于她家住何村却一直没有定论。为此我查阅史料，反复推敲，认为武则天是文水县南徐村人，古代也称为徐村或徐南村。
其一，则天圣母庙修在南徐村。从碑文记载看，它原建于唐代，维修配殿中挖出唐代绳纹砖和正殿顶上的部分唐瓦也证明了这一点。康熙四十六年重修碑记就写着：“……考其碑碣，修于明建于唐。迄今年深日久，不无废荒……”它自然是唐代所建，并署名为则天圣母庙，说明这座庙宇是为纪念武则天而建；创建时间，早天授初年，晚天宝七年。因为永昌元年(689)是她为做皇帝大造舆论的一年，她为了神化自己，暗使人们呈献瑞石，上有铭文——“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据此加尊号为“圣母神皇帝”,号瑞石为“宝图”,举行了空前规模的拜洛受图活动，声势之大使她的儿子李旦都不得不要求改姓武氏，以示一尊。第二年即天授元年做了皇帝，又对文水百姓世代相承免征税赋。这样作为故乡的文水县人，必然对她更加尊崇，为她修庙。庙址的选择也只有她的故里——南徐村最为合适。在唐代为活人修庙的事例是有的。如魏州人为狄仁杰修了生祠就是其中一例。
《旧唐书•玄宗本纪》中写道：“天宝七年，上御兴庆宫，受册尊号，大赦天下，百姓免来载租庸，三皇以前帝王京城置庙，以时致祭。其历代帝王肇迹之处，未有祠宇者，所在各置一庙。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德行弥高者，亦置祠宇致祭。”这段文字中明确指出“历代帝王肇迹之处”,即指他们的故乡，或有过长期居住与重大活动的地方，当地要为之修庙。皇帝下了这样的旨意，故里官员能不行动吗？何况唐玄宗自己对武则天也很尊重。文水县南徐村自然有唐代修建的则天圣母庙，不论它创建时间是天授元年还是天宝七年，都说明南徐村是她的故里。无独有偶，唐代的利州，现在的四川省广元市也是武则天的肇迹之处，那里也有皇泽寺武则天殿。殿内收藏的五代广政二十二年(959)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碑文记述：“寺内之庙不知所创之因，古老莫传图经罕记……”究其原委它也是按照唐玄宗的旨意于天宝七年创建的。不过，它不是按照帝王置庙，而是按义士烈女德行弥高者的祠宇建造，所以殿内武则天雕为比丘尼形象。这样做的原因可能和天宝之后的社会舆论贬责武则天有关。
其二，南徐村正处在古代驿道上，墩台与铺舍就在该村的北头。《文水县志》几种版本都记了这一事实。武则天的手下文官李峤，曾为该父武士彟撰写碑文，碑名为攀龙台碑，在写了大业十三年武士彟随唐高祖李渊进军西河(汾阳、孝义一带)讨伐高阳贼历山飞的情况后，写道：“军师凯旋便过帝宅，乐饮经宿、恩情逾重，其后数过辄宿，遂以为常”。这里的“帝”即指武士彟，由此可见武士彟的家就在太原到西河永安之间的夹驿道村庄南徐村。否则怎么能军过家门，并且数过辄宿，遂以为常呢？也许有人想，中舍、南徐相距很近，则天庙又紧靠中舍，为什么武则天不会是中舍村人呢？从种种事实看，中舍建村是在修建则天庙之后很多年的事，中舍村的前身应该是则天庙与昊陵守护人员的住地，由于年深日久，朝代变迁，庙与陵无人住守，该地便留下房舍，以后逐渐有人定居，按照两村中段原有房舍之意取村名为中舍。至解放后，中舍村的东头仍属南徐村的饭铺街，因为它是古代南徐村人办在驿道上的饭铺。
其三，《永乐大典》关于泌水河的记载中有如下文字：“武后穿井给养，井至幽深，后一朝水溢平流东南注文水。环宇记谓之神福泉，土人祷之乃雨”。这一记载清楚地写出泌水河由武后穿井溢水而成。这个武家井后来被人们称为神福泉，它的具体位置正是南徐村村南，井溢的具体时间是武后长安元年。这就不难理解，人们称之为神福泉正是取神皇赐福之意。有则天圣母庙在其村北面，又有武后井在其村南，这不是更清楚地说明南徐村是武则天的故里吗？
其四，清朝初年，太原推官王秉乘住在文水，写了一首五言律诗，题为《文水道中》,他写道：“白发禁新好，青樽异昔游。马槽警瘦骨，心计折前筹。文水流河细，媚山艳未收。署中明月下，烟雾隔东楼。”在媚山艳未收一句的下面他加注：“山下有武媚娘故里”。武媚娘是唐太宗赐给武则天的名字，这个山下的武媚娘故里不正是指南徐村吗？诚然，王推官未必是史家，但他毕竟比我们早300多年，史料遗迹比我们多，我相信他不会毫无根据地写诗。
综上所述，我认为文水县南徐村无疑是武则天的故里。
太子弘死于肺结核
欧阳修冤枉武则天
唐朝女皇帝武则天曾鸠杀自己的亲生儿子—太子弘，是千百年来史书记载、民间流传、人们公认不讳的观点。近来本人有暇翻阅有关史书，反复推敲，觉得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太子弘并非武则天鸩杀，而是死于肺结核(古代称之为痨瘵),把太子之死嫁祸于武则天是冤枉的。笔者就此谈几点看法，以求识者指正。
一 太子弘死于不治之症
太子弘的合璧宫薨逝，是多年染病的必然结果。关于他的病情，《旧唐书•高宗诸子列传》中记载：“咸亨二年驾幸东都，留太子于京师监国……是时戴至德、张文瑾左庶子，与右庶子萧德召同为辅弼，太子多病，庶政皆决于至德等。”由此可见太子弘在咸亨二年已经是疾病缠身，甚至不能自决政务，所以庶政皆决于戴至德等人，这是能够说明太子患病的例证之一。
时隔4年，到上元二年(675)太子从幸合璧宫薨，年24。关于太子之死，当时高宗有诏曰：“皇太子弘，生知诞质，惟几毓性，直诚趋驾，肃敬著于三朝；中寝向安，仁孝闻于四海。自琐圭在手，沉瘵婴身，顾惟耀掌之珍，特切钟心之念，庶其痊复，以禅鸿名。及腠理微和，将逊于位。而弘天资仁厚，孝心纯确，既承朕命，掩欻不言，因兹感结，旧疾增甚。亿兆攸系，方崇下武之基；五福无征，俄迁上兵之驾，昔周文至爱，遂延庆于九龄；朕之不慈，遽永决于千古。天性之重，追怀哽咽，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夫谥者，行之迹也；号者，事之表也，慈惠爱亲曰‘孝’,死不忘君曰‘敬’,谥为孝敬皇帝。”这篇诏书除开头说太子弘的知情达理忠君孝父外，便说到他自立为太子之后就身染沉重的痨瘵。本打算等他病势痊复精神好转就禅以皇帝尊位。然而，太子弘天性仁厚，接受了父君的委命，便掩盖病情带病理政，以致操劳过度使旧病加剧，一个身负重任的皇室继承人，竟一命归天作了上帝之宾客。最后抒发了高宗皇帝的悲痛心情，高度评价太子弘的人品，按谥号的意义谥为孝敬皇帝。从通篇诏书可以看出，太子弘自立为太子后就染上了痨瘵，究竟何年无须查考，仅从咸享二年算起也有4年。4年中痨瘵的发展是足以致他于死命的。
当时的痨瘵是使人毛骨悚然的不治之症，在唐朝以前就为人所公认了。魏孝文帝染痨瘵，虽然让医生徐睿暂时治好，他高兴地下诏，称之为“方穷丹英，药尽芝石，诚术两输，忠妙俱至，乃令沉痨胜愈，笃瘵克痊。论勤语效，实宜褒录。”但是，在高兴了一阵后，还是于第二年死于此症。唐朝名医孙思邈，在他的《千金要方》里，称之为飞尸鬼痊，论症状“大略令人寒热淋沥，不得知其所苦而无处不恶，累年积月，渐就顿滞，以至于死，死后复准易旁人，乃至灭门。”宋朝医书《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有“痨瘵叙论”,除与孙思邈有相同论断外，更谈到它导致“咳嗽、痰涎或咯浓血……传变迁移，难以推测。故自古及今愈此病者十不得一。所谓狸骨、獭肝、天灵盖、铜鉴鼻徒有其说，未尝见效。”魏孝文帝一朝至尊，死于痨瘵；孙思邈古今名医，人称药王，对痨瘵束手无策，他用的处方也证实为无效；太子弘婴瘵多年难道还能死里逃生吗？武则天智慧聪颖，虽对医学未必精通，但痨瘵是不治之症，她当然了然于心。事已如此，她为什么还去加害一个将要死去的亲生儿子呢？可能性极小。退一步说即使武则天真想让太子死去，有此绝症已随心愿，何需行毒加害，空空落不仁之罪名？
太子弘既然不是鸠杀，那么史书所记是无风起尘吗？也不是。因为太子李弘身染肺病，病危时吐血、缺氧之类的症状可能出现，然而这些症状又和某些中毒症状很相似，所以后来出于政治需要，人们把它以讹传讹，传为鸠毒致死，这也是情理中的事。比如唐太宗遇鸩呕血数升，太子弘肺病临终吐血，这不是很相似的症状吗？正是这一现象，为人们讹传史实留下口实。
二 请嫁二公主史书有误
几种史书在谈到武则天鸩杀太子弘之前，都讲了失爱的原因，记载也略有差异。
《资治通鉴》写道：“太子弘仁孝谦谨，上甚爱之；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请，数迕旨，由是失爱于天后。义阳、宣城二公主，萧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掖庭，年逾三十不嫁。太子见之惊恻，遽奏请出降，上许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当上翌卫权毅、王遂古。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
《新唐书》列传中记载：“义阳、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庭四十不嫁，弘闻眙恻建请下降。武后怒，即以当上卫士配之，由是失爱……帝尝语侍臣：‘弘仁孝，宾礼大臣，未尝有过。’而后将骋志，弘奏请数怫旨。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遇鸩薨，年24,天下莫不痛之。”
《新唐书•高宗本纪》载：“上元二年(675)四月己亥，天后杀皇太子。”
《唐历》记云：“弘仁孝英果，深为上所钟爱。自升为太子，敬礼大臣鸿儒之士，未尝居有过之地。以请嫁二公主失爱于天后，不以寿终。”
以上三种史书四处记载，都记了同一事件。其中有三处记载，把太子李弘请嫁二公主，作为母子结怨的理由，只是在李弘死亡的记载上稍有不同。
关于请嫁二公主的具体时间，三种史书都未写出，让人看了得出的印象是，请嫁二公主母子结怨，以致从幸合璧宫母下毒手。其实不然，《旧唐书》列传中记载是：“咸亨二年，驾幸东都，留太子于京师监国……时义阳、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于掖庭，太子见之惊恻，遽奏请出降。又请以同州沙苑地分借贫人。诏并许之。又诏诣东都，纳右卫将军裴居道女为妃。”这里整段记事并无发怒与结怨的迹象。况且请嫁二公主，事在咸亨二年，太子弘在合璧宫薨逝，事在上元二年，其间相隔4个年头。世界上不会有母怨亲子，怀恨在心，相隔4年，又去报复的，且不说武则天是日理万机的当政皇后，就是专门结怨的无赖妇女，也难以做到。更何况请嫁二公主之事无害于武则天，根本没有结怨的条件。史书也有写方图临朝为理由的。其实当时唐高宗只有48岁，太子弘已是24岁，二子三子的年龄也只是各差一两岁。在这两代人中的4位青壮年都能当政的情况下，武则天怎么能想到太子弘死就轮上她临朝呢？显然是不会的。至于史家为何要把相隔4年的两件事情抹去时间，拼凑一处，造成因果关系，那自然是作者在当时环境和意识的压力下故意篡改，否则没有任何理由如此记载。
三 应该尊重历史的真实
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鸩杀太子的记载，只有《新唐书》是肯定地写出的。其余两书都未作肯定。《资治通鉴》记为“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且加按语说：“按弘之死，其事难明，今但云时人以为天后鸩之，疑以传疑。”《唐历》记为“不以寿终。”《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写道：“实录旧传皆不言弘遇鸩。按李泌对肃宗云：‘高宗有八子，睿宗最幼。天后所生四子，自为行
第，故睿宗第四。长曰孝敬皇帝，为太子监国，仁明孝悌。天后方图临朝，乃鸠杀孝敬，立雍王贤为太子。’《新书》盖据此及《唐历》也。”《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宋祁等是北宋人，于公元1060年写成《新唐书》,距上元年有385年之久，其中内情何以得知呢？据司马光分析，是依据《唐历》记载和李泌对唐肃宗的一段谈话。李泌和《唐历》的作者柳芳都是唐肃宗时候的人，离上元二年有80多年，他们都没有亲自经历，只能靠别的史料或听人传说，论史料，最可靠的应该是宫廷实录和唐高宗的诏书。因为宫廷实录是出自宫廷记事的原始文献，其可靠性无庸置疑。诏书是皇帝用以指挥臣下号令全国的文献，受臣下和人民的直接监督，更加可靠。但以上所记事实又与此不同。那么这些史料从何而来呢？只有一个来源，就是嗣圣元年九月(684)骆宾王的《讨武曌檄》文和由此引出的种种传说。正如前面所说，太子弘身染痨瘵，临终出现的一些症状，在宫人太监中和宗族王妃中都可能留下印象。8年后出现的武则天临朝，又是使李家宗族最敏感、最痛恨的事情，加之骆宾王的《讨武聖檄》文中有杀姊屠兄、弑君鸠母等内容，这样前后联系，人们把弑君理解为杀死储君，这就是李泌、柳芳与《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写出武则天鸩杀太子的真正消息来源。其实，骆宾王写《讨武曌檄》文目的在于发起反对武则天的舆论攻势，是为他的武装造反服务的。至于事情的真伪他当然不管，甚至还会刻意伪造，在徐敬业、骆宾王的反武大军中不是就有个假李贤太子吗？到以后的各代王朝中，都反对女性当权，武则天当然地成为众矢之的，所以骆宾王的造反舆论就正好迎合这一思潮，被人们当史实接受下来。这便是所记所传的武则天鸩杀太子之说能够流传的社会基础。
四 历史根源
关于太子弘婴瘵而死的诏书，几种史书都有记载。《新唐书》也明确写了“太子婴瘵，朕须其痊复，将逊于位，弘性仁厚，既承命，因感结，疾日以加，宜申往命，谥为孝敬皇帝”的内容。难道欧阳修不知道痨瘵当时的不治之症吗？明明自己编入《新唐书》的诏书正是说太子弘是婴瘵、感结加重致死的，为什么宁愿相信他人的片言只语，而不相信死者父亲的有始有终的叙述呢？他是出于当时的社会意识，写着他自己认为应该褒贬的有倾向性的文章。
众所周知，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江山朝政只能世袭家传，不能妇女干政。在宋代欧阳修写《新唐书》的年代里尤其是这样，因为欧阳修的君王宋仁宗，就是一个身受其害的皇帝。他原本是李宸妃所生，但由于刘皇后无子即把他养为己子，从13岁登基由刘皇后临朝，一直到23岁刘皇后死后，他才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他的生母看着亲生儿子作皇帝，10年中不敢相认，其间地位和权力的压抑，明争暗斗的内心创伤，虽不似戏剧《狸猫换太子》所演的那样残酷，也是非常激烈的。后来，当宋仁宗追封母后，听到人们追诋刘皇后的种种言论，能不迁怒于前朝女皇武则天吗？我想这就是《新唐书》为什么不顾史实昭然，要写武则天鸠杀太子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其余历代史家，由于多年封建社会、封建道德及其思想理论的存在，也只能写下冤枉武则天的这一事实。
至于我的结论，还是一句开头话。太子弘死于肺结核，即古书上所谓的痨瘵，而不是死于生母的鸠毒。欧阳修所撰史书，实为冤枉武则天。
武则天与王皇后
武则天再次进音的倡导者是王皇后，然而进宫后的第一个斗争对手也是王皇后，因此，骆宾王评她为“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后来，历代史家也以此褒赏王皇后，贬责武则天。在2000年的封建社会里，武则天的所作所为，本身是对社会意识的叛逆，故史家贬责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抛弃封建的社会意识，客观地看人看事，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就进宫而言，武则天只是被王皇后当作“间宠”工具，到后来王皇后反成了武则天的手下败将。她们之间的矛盾是如何发展的呢？下面按时间顺序谈点情况及看法。
王皇后，并州祁人。其父王仁佑，以特进封魏国公。其从祖母同安长公主，是唐太宗的亲姑妈。正是在这位姑妈的荐举下，王氏在成为晋王妃以后，又成为唐高宗的皇后。
王皇后入宫多年不生子女，成了她无法弥补的大缺陷，所以她处处多心，在皇宫中，她是后妃矛盾的制造者。
永徽元年，王氏被立为皇后。这时萧淑妃已经生有儿子素节，同时，别的宫女，刘氏生陈王忠，郑氏生原悼王孝，杨氏生杞王上金。按唐朝制度，宫内除皇后而外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是为一品夫人。但唐高宗没有立贵妃，所以皇后以下就数着萧淑妃了。至永徽三年前，后妃之间并没有明显矛盾，只是萧淑妃母以子贵比较得宠。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但王皇后却产生了嫉妒心理，策划让武则天进宫，“以间淑妃之宠”。这是王皇后在宫中耍的第一个手段。关于武则天进宫是无需感谢王皇后的。因为第一，唐太宗在世时高宗与武则天已有深厚的情谊，这一点有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诏书为证。在感业寺相遇时，“武氏泣，上亦泣”,也足以看出其情谊之深。所以，她的进宫只是个时间问题，是不以王皇后的意志为转移的。其次，王皇后让武则天进宫，不是出于同情，而是作为打击萧淑妃的武器，是用来“间宠”的。不言而喻，王皇后与萧淑妃的矛盾肯定要产生，和武则天的矛盾也将随之而产生。因为王皇后对她是个利用关系，不是和睦相处，用不得手便将抛弃，这是由王皇后的阶级本性与地位处境决定的。所以，不是武则天入门见嫉，而是王皇后制造矛盾。
永徽三年(652),立陈王忠为太子，是王皇后要的第二个手段。这一举动是在其舅父柳奭的帮助下，以中书令的显赫地位，串通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一班元老重臣而实现的。《新唐书•燕王忠传》写道：“王皇后无子，后舅柳奭说后，以忠母微，立之必亲己，后然之，请于帝，又奭与褚遂良、韩瑗、长孙无忌、于志宁等继请，遂立为皇太子。”很明显，王皇后立李忠为太子是因为他的母亲出身卑贱，当不了皇后。立李忠为太子，等于把他占为己有，王皇后的所作所为，正是暴露了她极端自私的思想本质。当时，唐高宗只有25岁，并不是迫切要求册立太子，需要的是能够帮助他励精图治的、有才有德的皇后，而王皇后却是个受着士族官僚的支持，在高宗宫内争宠、争位又嫉妒的缺德少才的皇后，所以她不是唐高宗的贤内助，只能是个包袱。
王皇后立太子也是对萧淑妃的打击。因为按嫡庶关系排，皇后无子就可能轮上萧淑妃的儿子素节做太子，那样，萧淑妃就会成为实质上的皇后，太子接位后，她就是当然的太后了。而这样下去，她不仅成不了太后，还可能母子双双都被未来的皇帝杀死。所以，立太子这一举动，使萧淑妃与王皇后的矛盾加深，也是情理中的事。永徽三年以后，王皇后既与萧淑妃矛盾加深，又与唐高宗渐渐疏远，逐步趋于孤立境地。
武则天进宫初期，她的地位是比较低的。论门弟，虽然是都督之家，但是父亲死了多年，母亲中途寡居，两位兄长又不礼敬继母。唯一可靠的是唐高宗的旧情，既然她的进宫是皇后安排，她当然感恩待德，对皇后很尊敬，这段关系是真实的，符合各自的地位与思想的，不是卑词曲体故作媚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则天必然地看透了王皇后的内在心理，特别是武则天生了儿子，封为昭仪，这对于一个因自己无子而嫉妒他人的王皇后来说，无疑是一个刺激。一个萧淑妃尚且容不下，又何能容得一个武昭仪呢？更何况武则天的到来，起初还好，到后来不仅没有把皇帝的宠幸引给王皇后，反而胜过萧淑妃，引到武则天自己身上，不过，因为与萧淑妃的矛盾存在，和武则天的矛盾是在无声无息中慢慢滋长的。
永徽五年三月，在武则天的请求下，唐高宗追封了屈突通、武士彟等武德功臣的官职，这一举动惊醒了争宠中的王皇后与萧淑妃，使她们都认识到武则天已经在她俩的争纷进谮中夺取了皇帝的宠幸。正如《资治通鉴》所记：“……未几大幸，拜为昭仪，后及淑妃宠皆衰，更相与共谮之，上皆不纳。”“相与共谮之”是王皇后与萧淑妃在谗言争宠上采取的新战略，那就是共同对付武则天，但在唐高宗看来，她俩长期以来互相谗毁已经非常厌恶，所以“上皆不纳”也是必然结果。另外，高宗对武则天的宠幸，是多年旧情的重生，政治目标的一致，加上生了儿子的新喜结成的深情厚谊，不是谗言所能攻破的。这又是“上皆不纳”的思想根源。
永徽五年六月，“中书令柳奭以王皇后宠衰，内不自安，请解政事，癸亥，罢为吏部尚书”。从时间上看当年三月下诏封武德功臣，表示了唐高宗对武则天的重视与支持。到六月癸亥，柳奭求罢中书令官职，证明王皇后与萧淑妃联合对付武则天的努力暂告失败。
永徽五年冬十月，“王皇后、萧淑妃与武昭仪更相谮诉，上不信后、淑妃之语，独信昭仪”。说明从三月到十月王皇后的谗言争宠局势，江河日下，一日败似一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记事中为皇后找了一个原因，认为是：“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魏国夫人柳氏及舅中书令柳奭入见六宫，又不为礼。武昭仪伺后所不敬者必倾心相结，所得赏赐分与之，由是后及淑妃动静，昭仪必知之，皆以闻于上。”其问题的实质不是能不能曲事上左右，也无需以皇后身份去曲事臣僚，而是王皇后出生名门，依靠士族、官僚，欺压下层官员与奴婢，搞得众叛亲离，处于孤立状态。而武则天处处关心下级，懂得载舟与覆舟的道理，下层拥护她，所以王皇后耳目闭塞，武则天消息灵通。这样的互相谗诉一方是乱奏一通，另一方是句句如实。唐高宗为什么不是独信武昭仪呢？武则天团结下层是她一贯的作风，且不说和失宠的皇后斗争中有人为之报信，而在麟德元年，皇帝草诏要废掉她，下面人还是不顾生命危险为她报信，这些只能说是武则天的聪明才华。团结下层，不是小恩小惠分与赏赐可以买到的，更不是阴险狡猾，搞特务活动。
关于武则天扼杀小公主一事，千百年来传为话柄，小说戏剧、唐史演义更是大加渲染。在史书上《资治通鉴》和《新唐书》也有记载。《资治通鉴》在永徽五年十月的上段记事后紧接着写道：“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昭仪生女，后伶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视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泣数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这段记事写得活灵活现，有如亲眼所见，亲口告人。然而武则天既是暗杀亲女，她又不可能告人，史家何以得知呢？带着问题查找史料，又发现这条记载本身就不能成立。《旧唐书•高宗本纪》清楚地记着：“永徽五年十二月戊午，发京师谒昭陵，在路生皇子贤。”近年来，乾陵陪葬墓出土的章怀太子墓志铭，也记着他的死亡年代与年龄，证明章怀太子李贤生于永徽五年十二月是对的。既然如此，从一般的生育常识就可以断定在永徽五年十月武则天绝不可能生了公主，也就不存在扼杀公主促成废立之事。同时，以此为中，前后推算，在永徽五年二月到永徽六年十月这段时间内也不能生孩子。这就表明从矛盾暴露，到矛盾的解决，近20个月内不会有扼杀公主之事。可见这条记述是从野史杂记中捕风捉影写出来的，否则怎么能没有具体时间地点，却又写得细致入微呢？退而言之，倘若武则天确有其事，那也无关大局。在当时，武则天的斗争对手是在一大批元老重臣支持下的王皇后与萧淑妃，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对两个，而实质上是一个对一派。从权力对抗看，以武则天一个妇女，面对着一批把持朝政十几年的朝廷实权派。别说是武则天，就是唐高宗有时候也得受其左右，在斗争中只要唐高宗有所动摇，武则天就有被杀的危险。所以武则天不能不使出浑身解数拼死力争。如果说牺牲一个婴儿能保住她自己，也就等于舍卒保车了。作为一个政治家，也可算一个聪明举动。历史上杀过儿女的皇帝恐怕要占到一个很大的比例呢？我们为什么单纯指责武则天呢？所以我认为，第一，从时间上看武则天不能生出一个公主，故而没有杀女嫁祸之事；第二，假使武则天真有杀女嫁祸之事，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不只是个母亲，更是一个斗争中的政治家。
永徽六年三月壬戌，昭仪武氏著《内训》一篇，这一记载见于《旧唐书•高宗本纪》。这是武则天进宫以来第一次显示才能，也是她要当皇后和能当皇后的一个光明正大的表态。这一举动才是她促进唐高宗下决心的一次主动进攻。这一举动在唐高宗心目中摆出两个形象：一个是写文章论治理，另一个是结党羽、进谮言，相比之下不难看出武则天斗争手段是高明的。
永徽六年六月武则天揭发王皇后与其魏国夫人为厌胜。“帝挟前憾，实其言，将遂废之，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及济频死固争，帝犹豫……”,这是《新唐书》的一段记载。《旧唐书》则记为，“……帝终不纳后言，而昭仪宠遇日厚，后惧不自安，密与母柳氏求巫祝厌胜。事发，帝太怒，断柳氏不得入宫中，后舅中书令柳奭罢知政事，并将废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固谏乃止。”这次揭发是武则天对王皇后的第二次进攻。尽管《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在文字上都加了武昭仪诬皇后的字样，但不难看出，众多的“诬”字都是史家主观想像之笔，没有事实依据。从案情的发展与几种史料对照来看，它不是诬告而是合情合理的事实。在当时条件下，求巫祝厌胜是犯罪行为，唐太宗曾因此而杀过大臣。麟德元年武则天虽已是参政皇后，一旦被指为厌胜也几乎被废。所以，武则天的这次进攻是理直气壮，击中要害的。经此一击，虽然没有废掉皇后，但把皇后所依靠的权臣柳奭贬出京城，母亲也被拒之宫外，基本确定了王皇后的败局。
永徽六年九月，唐高宗不顾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极力反对，决定废除王皇后。十月己酉下诏称：“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一并除名流岭南，亡父王仁佑追夺告身。连贬出京城的柳爽，也因潜通官掖，谋行鸩毒处以死罪。从原定罪状和诏书罪名看，案情是有变的。原只以皇后无子，犯着七出，这个罪名不是人为的犯罪，是先天生理造成的，而一个月后变为谋行鸠毒；从处分结果看，柳奭最重，因而可以推断王皇后与萧淑妃确有未遂谋杀罪，谋杀对象当然是武则天，并和柳奭的早先安排有关系，否则是不应该按大逆而处死柳奭的，至此，王皇后从嫉妒、谮言，发展为厌胜、谋杀，终于彻底失败被废。
6天之后，立武则天为皇后。下诏称：“武氏门著熏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淑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费离朝夕。宫壶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至此，武则天在宫廷斗争中第一次获胜，登上皇后宝座。唐高宗看重武则天的才华人品，立为皇后，确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生活中多年相处，斗争中几经识别而最后认定的，她的政敌与后代史家、小说家，为她强加的淫乱春宫之类的贬词，其实是多余的。因为在十六国之后的唐朝，男女礼仪并不像宋朝以后那么严格，男女婚嫁也并不过份要求“贞洁”。且不说汉代王政君由宣帝宫入选为元帝皇后。就唐朝李家而言，李渊纳了隋炀帝妃，建成又私通李渊的妃，唐太宗纳了兄弟的妻，唐玄宗又纳了他儿子的妻，种种事例不胜枚举。《旧唐书•烈女传》中所记的烈女也多不是以贞洁而记的，所以对武则天也无需苛求。就诏书可知，武则天是个以才行誉重淑闱的妇女。她和高宗的友谊关系，唐太宗并不见怪。在与王皇后的斗争中，她表现的沉着果断，得道多助。如果说她后来为什么杀掉王皇后与萧淑妃？那是封建地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本身的残酷性决定的。作为战胜而登位的皇后，如果她不懂得杀掉政敌，那才是糊涂人。正因为如此，历史上被废的皇后、太子，乃至皇帝能够生存的为数不多。因此，这一点也无需指责武则天。
从武则天与皇后的全部斗争过程看，它并不是单纯的争宠斗争，而是当时两大政治集团斗争的一个侧面，她们是各有后台的。王皇后依靠士族官僚而起家，也随着他们的失败而失败，武则天依靠唐高宗的旧情而入宫，在与唐高宗的共同斗争中胜利。
武则天二次进宫究竟何年
研究唐史者都知道武则天有两进唐宫的经历，但第二次进唐宫究竟何年？截至目前众说纷纭。有永徽五年进宫说，有高宗即位进宫说，也有永徽三年进宫之说。随之，即有李弘李贤生在宫外说，高宗武氏在感业寺同居说等。经过近年来的研究，我认为以上几种说法都有商榷之必要。以下对各种说法略加剖析，提点不成熟的看法，以求专家指正。
一、永徽五年进宫说，其根据可能是出自《资治通鉴》。它在永徽五年三月的记事中记载：“三月戊午(十二日),上幸万年宫。庚申(十四日)加赠武
德功臣屈突通等十三人官。”“初，王皇后无子，萧淑妃有宠，王皇后疾之。上之为太子也，入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太宗崩，武氏随众感业寺为尼。忌日，上诣寺行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泣。王后闻之，阴令武氏长发，劝上内之后宫，欲以间淑妃之宠。武氏巧慧多权数，初入宫，卑词曲体以事后。后爱之，数称其美于上。未几，大幸，拜为昭仪。后及淑妃宠皆衰，更相与共谮之，上皆不纳。昭仪欲追赠其父而无名，故托以褒赏功臣，而武士彟预焉。”本条记事初年好像是武则天在本年入宫，因为《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史书，她的记事体例一般是每年之中以月日分条记事。但细读这些文字就可明白，这条记事只是说三月庚申应武则天请求褒赏武德功臣，加赠屈突通、武士彟等13人官。其余记事都是追记往事，它的时间范围是从贞观末年至永徽五年，究竟是何年进宫并没有说清楚。只是由于武则天首次出现在高宗朝是永徽五年，容易给人造成错觉。
二、唐高宗即位回宫说，出自《旧唐书•高宗本纪》。它只说高宗即位复召入宫，并未说明是何年何月诏武氏入宫的。以时间而论，从武则天随众感业寺为尼到忌日唐高宗诣寺行香已是相隔1年的时间，所以把这一记载理解为即位便召武氏入宫也显然是不对的。另外，从礼仪上看唐高宗也不能在父亲病故重孝在身的情况下接一个父亲的才人入宫侍奉。不难看出这条记载只是史家的泛泛之笔。
三、另一个永徽三年进宫之说，不知出自何处。理应是按唐太宗死后出宫，加守孝三年的一般推理提出来的。至于如香港40集电视剧《武则天》反映出唐高宗与武则天在寺内同居怀孕在宫外生子的情况，那是在永徽五年进宫的时间限制下发现皇子出生时间早于此年而不得已逼出来的。
笔者认为武则天二次进宫的具体时间应是永徽二年七八月间。这个时间是由要求回宫的力量和限制回宫的礼法及其他因素推出来的。就进宫而言，此间要求最强者是武则天。她在唐太宗死后出宫为尼，这是史有明文的。史料中见到的回宫念头是太宗一周年忌日，高宗诣寺行香而起的。这个忌日是永徽元年五月二十六日。按《资治通鉴》载，这一日武则天见到高宗的情况是“武氏泣，上亦泣”,因为武则天由宫廷富贵乡进入戒律森严的寺庙中，过起青灯古佛的寂寞生活，无疑是度日如年，特别是武则天与唐高宗有过一段非常经历，对进宫怀着强烈的欲望。她是身守孤灯，心伴君王，但自己又置身于最软弱无力的境地。武则天非常清楚，新皇帝唐高宗在朝事繁忙、嫔妃成群的环境中忘掉一个她，是很容易的事，所以她在忌日行香见到高宗一肚子忧虑化作不尽的泪水，使得唐高宗也为之伤感。有《如意娘》一诗，正是武则天此时此刻联想起日夜盼望回宫的幽怨心情写出的。诗曰：
看朱成碧思纷纷，
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常下泪，
开箱验看石榴裙。
诗文写得情真意切，楚楚可怜。武则天虽然是个强者，但此时她生活在佛门禁地，像个被遗弃的幼儿，除唐高宗能接她回宫的一线希望可以自慰外，别无他望。故写出如此纯朴的诗句，表达了她盼望回宫的急切心情。
第二个要求回宫的是王皇后。由于她近年来受到萧淑妃争宠的困扰，在能为皇帝生儿育女的功能上她明显处于劣势，面临失宠的威胁，她巴不得迎合皇帝的喜好，立刻接武则天回宫以便离间萧淑妃的恩宠，所以她一旦瞧破机关，就“阴令武氏长发，劝上内之后宫，以间淑妃之宠。”
第三个要求武则天回宫的是唐高宗。他与武氏早已心心相印、情丝绵绵，若非礼法所限，他决不忍心将自己喜欢的人推进佛门。正如他在立武氏为皇后的诏书中所言：“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壶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他更迫切希望武则天回宫。在此回宫的三股力量是强大的，只碍着三年之丧需要服过。这一点他们是既不能违反也不敢违反，因为高宗本人是封建礼教的最高执行者，并且已有先例在他的家族中执行。永徽元年正月恒山公主应嫁长孙氏，高宗以服丧之忌推后了婚期。所以唐高宗本人也不会在服丧期满之前接武氏回宫。
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三年服丧的日期如何计算。《旧唐书•礼仪志》载：“三年之制，说者纷然，郑玄以为二十七月，五肃以为二十五月。”《册府元龟》也载张柬之著论曰：“三年之丧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张柬之引据春秋时期鲁僖公薨公子服丧与如齐纳币的具体日期等三事为佐证，论证了三年之丧为25个月。在此，从长以27个月计算，从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到永徽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即算三年服丧期满。既然高宗、武则天、王皇后都迫切要求武则天进宫，并已在一年前令其留了长发，服丧期满接回后宫不就是顺理成章之事吗？所以，我认为武则天二次进宫的时间应是永徽二年七八月之间。这样在永徽三年生了长子李弘，永徽五年十二月生了次子李贤就是情通理顺的事。我们不能想像一位唐朝皇帝会在视佛教为崇高礼教的年代里，到佛门净地搞两性同居，何况他的后宫并不少有嫔妃呢？至于史书中没有当时记载则是另有原因的。当时，武氏虽已出家摆脱了才人身份，但她毕竟是先朝旧人，她的回宫也是无需张扬的。从史书中说她“初入宫卑词曲体以事后”的记载，也可见她初入宫时是以一般宫女身份对待的，直至生了儿子册为昭仪才算露出头角。这就是永徽二年进宫又未见于史籍的根本原因。
武则天杀女辨误
关于武则天扼杀亲女，嫁祸于王皇后，促使唐高宗决心废立的记载，在史书与故事中均可见到。然而，在多种史料的对照之下，不难看出，这一事件的有无仍然是一笔历史的悬案。以下谈一些看法，以求学者的指正。
《资治通鉴》作为编年史，对此事记载是比较详细的。它在永徽五年十月的整段记事中，写明女婴出生的环境，是在王皇后、萧淑妃与武昭仪更相谮诉的激烈斗争中，并且是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后的关键时刻。这个时间正是永徽五年十月，单就本文看是合情合理的。如果和《旧唐书》与近年出土的章怀太子墓志铭对照分析，就觉欠妥了。《旧唐书•高宗本纪》中清楚地记着，“永徽五年十
二月戌午，发京师谒昭陵，在路生皇子贤”。章怀太子墓志铭也写明，贤于文明元年二月二七日死于巴州别馆，春秋卅有一。据此推算他生于永徽五年是对的。皇子贤的出生是有时间地点，有他本人的墓志铭为佐证的。经此对比，《资治通鉴》所说的永徽五年十月，会昭仪生女的记载就必在否定之列。因为武则天决不能在生皇子贤前两个月先生一个女儿。
鉴于上述矛盾，有的学者把这个女婴的出生时间推在永徽五年初。诚如此论，这个女婴只能出生在永徽五年一月或二月。然而，这个时候武则天与王皇后的矛盾还没有表现出来，因为武则天拜为昭仪是在王皇后帮助下实现的。拜昭仪的时间应该在永徽五年三月，这一记载见于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和《纳鉴易知录》等书。新旧《唐书》《资治通鉴》虽然没有写明具体时间，但所记情节是与此相符的。如《资治通鉴》在写了永徽五年三月庚申加赠屈突通等13人官之后，紧接着记了武则天入宫及册为昭仪和发生矛盾的前后情况，最后写昭仪欲追赠其父而无名，故托以褒赏功臣，而武士彟预焉。按《资治通鉴》的记事规律，此处所记是永徽五年三月的两件事：追封13人官和册封昭仪，其他文字均属补叙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