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顺陵碑》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杨氏的生活经历，与《资治通鉴》所记判若两人。
从《顺陵碑》文看，武则天的母亲是宏农仙掌人，即陕西华阴县人。她生于宰相之家。自幼聪明，笃信佛教，笄年受戒，成为女居士。在很优越的家庭里，她立志学文念佛，终生不嫁。故直到父死隋亡，杨氏进入不惑之年，才因皇帝降旨，迫不得已嫁给了武士彟为继室妻子。《顺陵碑》文说她“声驰州岁，誉表笄年，礼技含秀，藻七戒于情田，行叶芬芳，笼九师于性府。”又说她“明诗习礼，岂惟秋菊之铭，阅史批图宁止春椒之颂。学标天纵，开道德清关，业契生知，入文章之妙境，曾于方寸具书千言，纵游雾于毫端，穷偃波于笔妙。”关于杨氏的晚婚，有的史家曾提出疑问和猜测。依据《隋书》看，其父杨达于大业七年卒官，当时她已是34岁的老姑娘，比一般的婚龄姑娘晚了近20年。若不是她受了七戒，立志终生学佛，她早该是中年母亲了。依据佛门戒律七戒即七聚戒，是最大的戒律。在隋唐之际，佛门是学佛的处所，也是学文化的宝地。正是由于她能“藻七戒于情田，笼九师于性府”,所以才在宰相之家有34岁而不嫁的奇迹，同时她有了很高的文化素养，不仅可以“阅史批图，入文章之妙境”,还能于方寸写千言，纵游雾于毫端。这样的文学水平与书法技艺也可算是出类拔萃了。有其母必有其女，武则天能有极高的文学水平和精湛的书法技巧，从这里可见其根源了。
杨达死后，杨氏更不想嫁人。《顺陵碑》文说：她“欲托三乘之妙果，凭五演之元宗，永奉严亲长楼雅志。”直至武德初年，唐高祖降纶言，让她嫁给武士彟时，她仍然不同意，好像她已经悟出了佛门真谛，不想再做人间事业；只因圣命难违，又有兄嫂桂阳公主从中作媒，她也只好就范了。正如碑文所谓：“高后以孝诚纯至，雅操虚冲，拒缛礼于移天，誓开襟于初地，六尘不染孤标水上之花，四谛方披独晤星中之月。泊乎凤凰开繇独坚匪席之心，乌鹊成桥果迫如纶之命。”她就是这样在不太情愿的情况下嫁给武士彟的。碑文说及，“见庙斯毕即拜应国夫人。”可见此时武士彟已加封为工部尚书、应国公了。这个结婚时间应认定为武德三年。婚后她连生三女。根据四川广元的一些传说与记载，很可能她的第三个女儿是贞观初年生在利州的。只因60多年后武则天作了皇帝，所以当地人张冠李戴出现了武则天生于利州的说法。之后又铭刻上石，写入书契流传后代。
贞观九年，随着唐高祖驾崩，武士彟病亡。杨氏陷入困境。前家儿子又不甚孝顺。她只好求佛祖保佑。于是“方祈净业，敬托良缘，凭慧炬于幽途，般慈舟于觉海。”既为生者求幸福，也为死者盼来世。当时武则天等“年居膝下，爱切掌中”。她只有精心教养，望女成龙。碑文称：“理籍劬劳，方资顾复，宣和谕善屡积葭灰。”由此也可见杨氏对武则天的教养，是武则天后来发迹的基础。
武则天作皇后之后，当年十一月册拜杨氏为代国夫人。显庆五年转拜荣国夫人。后来又拜封赞国夫人。至咸亨元年八月二日，杨氏病死于九成宫，享年92岁，可谓大寿。临终遗言，葬在其父杨达坟墓侧。所以武则天遵照遗言葬杨氏于咸阳县洪渎原，杨达旧坟的左侧同时备法物来文水招武士彟灵魂去咸阳合葬。
从杨氏的经历与享年，我们可以判明三个问题：
①她与武士彟结婚是武德三年，42岁，婚前是因受戒而立志不嫁，不是二婚。
②骆宾王为徐敬业写的《讨武曌檄》说武则天杀君鸠母，是人为的攻击。因为武则天无需去鸠杀一个92岁高龄的老母亲。
③司马光《资治通鉴》说，贺兰敏之烝于荣国夫人，也是一种人身污蔑。按杨氏结婚42岁算，她生长女一般应在44岁，到长女成人又生了外孙，外孙长到能作弘文馆学士、左散骑常侍的年龄，起码也得40年。这时荣国夫人杨氏已经是84岁的高寿老人了。哪能有互烝的要求呢？荣国夫人一生信佛，青壮年时期尚且立志不嫁，何能80多岁又动春心？那贺兰敏之，青年时代居高官，封国公，妻妾不会少有，奴婢定然成群，又何因去丧失人伦打搅80多岁的外祖母呢？这里史家出于封建政治搞臭女皇的需要，而泼向其母的污水。
通过对武则天祖先与父母生世事迹的探索明显看出，武则天研究这个课题存在一个阻力，即：史料求真的问题。现存的正史都是在维护男尊女卑的政治制度下写出来的。千余年来视女人称帝为大逆不道，对武则天的贬责更是一朝胜于一朝。仅今天能从史书中看到的失真史料就不是少数。故不去进行一番去伪存真的史料选择与研究，是只能跟在古人后面作应声虫的。从五代史家把许敬宗虚褒武氏的疑虑提出之后，历代史家都在作笔削褒词，寻找罪证的工作，力图把这个倒易刚柔的女人定为千古罪人，使之永远不得翻身。《唐会要》卷63记载了建中元年七月(780)左拾遗、史馆修撰沈既济的奏议，他是反驳吴竟所撰国史中为武则天立本纪的。其中说：“史氏之作，本乎惩劲，以正君臣，以维邦家……故善恶之道在乎劝诫，劝诫之柄在乎褒贬……伏以则天皇后，初以聪明睿哲内辅时政厥功茂矣，及宏道之际……移运革名牝司莺啄之纵，难平备述议名之际，得无降损？”他批评吴竟如实地为则天立本纪是没有降损。已后宋代欧阳修、司马光等一再贬责，大加降损。他们的政治标准十分清楚，是以正君臣，以维家邦。我们今天已推翻了君主，废除了封建礼法，就应该以马列主义历史观，剔除旧史料中史家推测的不合理部分和伪造之词，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就是本文的宗旨。
参考资料：
①《册府元龟》卷766；第9130页
②《册府元龟》卷772,第9186页
③《册府元龟》卷766,第9103页
④《册府元龟》卷345,第9091页
⑤《册府元龟》卷626,第7521页
⑥《册府元龟》卷464,第5522页
⑦《册府元龟》卷627,第7529页
⑧《册府元龟》卷853,第10141页
⑨《册府元龟》卷671,第8024页
⑩《册府元龟》卷677,第8092页
⑪《册府元龟》卷690,第8230页
⑫《册府元龟》卷35,第385页
⑬《册府元龟》卷681,第8139页
⑭《全唐文》卷249,卷239
⑮《文苑英华》卷897
⑯《元和姓纂》卷6
⑰《唐会要》卷63
谈攀龙台碑的存在与价值
攀龙台碑是女皇武则天在长安元年(701)为其父武士彟树的一块墓碑，名曰“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帝碑”,《文苑英华》及《全唐文》都记为《攀龙台碑》,全文6700字，可谓碑文中的长篇巨著。由于武则天在明清两朝受到正统人士的责骂，其父陵墓的存在也为世人所不齿。史学界对攀龙台及其墓碑的存在也众说不一。本文仅就这一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并为寻找石碑提供一些线索。
一 攀龙台在文水县
关于攀龙台墓葬的具体地点，现代学者有两种说法：一说在文水，一说在咸阳。武士彟死后葬在文水是有据可查的。葬在咸阳一说可能是出自《资治通鉴》中胡三省的一段注释。《资治通鉴》在永昌元年(698)二月一条中说“二月丁酉尊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皇，妣曰忠孝太后，文水陵曰章德陵，咸阳陵曰明义陵”。下有胡三省注“武氏之先葬文水，士彟及其妻葬咸阳”。置崇先府官。宋代司马光没有明确指出二陵的陵主，但从行文上看似乎认为武士彟及其妻杨氏共有二陵。元人胡三省的说法不知出自何处。估计是他在写注的时候对孝明高皇后碑文中关于武则天的母亲杨氏死后曾备法物来文水作迎魂合葬之说的错误理解。现存《全唐文》一书内有《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一文，碑文中有如下记载：“圣上以幽明永隔，配酤长辞，终无再见之因，镇结千秋之恨，奔曦已远，荐霜堇而无年，逝水难追，馈冰鱼而未日，又以严规早坠，远卜厝于乡坟，慈阴重倾，近陪亲于京陇。陵茔眇隔，长悬两地之悲。关塞遥分，每切百身之痛。逐命大使备法物自昊陵迎魂归于顺陵焉”。这里所指本是咸亨元年进行的迎魂葬，只是迎武士彟的灵魂归于顺陵，并非把44年前葬于文水的骸骨与陵墓移到顺陵。
攀龙台在文水不在咸阳，这一点有几处史料可以证明。一、如上文引证无上孝明高皇后碑文所记是唐代咸亨元年(670)之事，证明武士彟原葬于文水县，当年作过一次迎魂合葬的祭典。二、永昌元年(689)二月以文水陵为章德陵，咸阳陵为明义陵①。
天授二年(691)一月又改章德陵曰昊陵，明义陵曰顺陵②。圣历二年(699)改昊陵署为攀龙台，顺陵为望凤台⑨。如上三次改陵表明，在唐代至武则天执政期间，攀龙台在文水，不在咸阳。
宋代《太平环宇记》中记载：“并州文水县，太原王墓在县城西北十五里。即唐则天父，武士彟也，双厥与碑石存”。同时还记了《戎幕将谈》载李德裕言，“某为太原从事，见公牍中有文水县牒称武士彟墓碑，元和年忽失龟头所在。碑上有‘武’字，凡十一处皆镌去之。碑高大非人力所及，未几武元衡遇害。”“今此碑武字最多，皆刻画完好，无讹厥者。以此知小说所载事多荒诞不可信类如此④”。
明朝《永乐大典》5204卷载：“唐武士彟墓，在文水县城北10里，唐则天皇后父也，则天革命改墓曰陵，旧有碑二通，太原王碑高宗撰并书，今已不见。只有高皇帝碑，高5丈，阔9尺，厚3尺，其碑地埋半一，文亦剥落，只有碑额‘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帝碑。’”
如上几处史料清楚地说明，从唐朝至明朝相沿900多年的时间里，攀龙台碑存在于文水县并且是地埋一半。以其碑之体积计算它有50立方米。在当时条件下如此高大的石碑，陷入地下两丈多深，是极难移动的。在其后的年代里它只能越陷越深，自然消失。假若移动，必然是一项浩大工程，史料县志不可能没有记载。如武则天母亲的《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铭》也是一块巨大的石碑，在明朝嘉靖乙卯年关中大地震中震倒，被人打碎修了渭河堤。之后，又被人取回保存了部分残碑。仅此一事，有《咸阳县志》、《关中金石记》等四种史料记载了这一事实与残碑的变迁。由此看来攀龙台碑的消失也不可能是人为的移走或毁坏。
再从具体位置及演变状况看，攀龙台是因山作墓，不是平地起封土的。其次它在宋代旧文水城的西北15里，在明朝文水城的城北10里。文水县城在宋代元符年间曾由旧址西迁约8里。这样，攀龙台墓葬在旧城西北15里，新城正北10里。这个坐标位置正好在现在南徐村村西。加之唐代攀龙台碑文中有“遗令归葬文水因山作墓穿足容棺”的记载，可以推知这一墓葬在南徐村村西因山而作。
1974年文水县兴修水利工程中曾出现过地面下沉现象，这是攀龙台墓葬存在的一个重要线索。当时永田渠修好，放水验工，渠内约有一个流量的水，流经此地时全部灌入地下，使本段永田渠底部出现了大面积塌方，局部深陷50厘米。工程队用水泥处理了塌陷。以后每到春浇或秋浇中，渠底和田间不断出现漏水现象。1979年夏天我去实地观察时，在浇过后的地面上仍有明显的裂痕，沿裂痕形成南北长东西宽的长方形下沉地貌。在早已修好的永田渠部，仍有一段较长的倾斜与局部下沉。当时针对地貌也作过调查，从宋代至明清，该县比较有名的官宦基葬都不在此地，故推断此地可能是武士彟墓——攀龙台的位置所在。现在综合多种资料，进一步确定攀龙台墓在文水县南徐村西面的山脚下。
二 关于大碑下沉的原因及状况
我们可以预言，大碑是立着凭本身压力沉入地下的。其过程为：北宋太平兴国年(977——984)至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下沉了一半，即2.5丈。明朝永乐年后至清朝初年(1675),已不见记载，证明这420年中又下沉了2.5丈。这里涉及一个地质变化问题。它存在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碑下地层出现断裂，使大碑沿裂缝下沉，直至沉没；第二种可能是地层中流沙的运动造成大碑下沉。这种情况在文水曾有过先例。据光绪九年版《文水县志》记载，在紧靠南徐村的升泉都曾有过一通泌水碑，是唐代虞世南撰书，由于年久沉入地下。在光绪初年官方要求掘出，其结果愈掘愈下，竟至不可出者。如上情况是眼看着石碑沉没却无法取出。为什么？是石碑沉入流沙层。类似的地层在武则天庙西面也有。这里在地下2米左右即出现流沙，其深度没有实测，它的流动性是十分活跃的。若处在这样的地层中陷下一个石碑，是不难想像的。第三种可能是石碑的下沉与明朝嘉靖年的地震有关。嘉靖三十四年(1566)关中大地震，引起晋南地表剧烈变化，甚至有移山倒河的现象。本地虽然不在震中但也不算远离震区，在地震中引起地层变化致使石碑下沉，也是可能的。
三 关于攀龙台碑的价值
首先，攀龙台碑是唐代文化的宝贵遗存，它有极其珍贵的文物价值。《永乐大典》明确记载，碑高5丈，宽9尺，厚3尺，是古今第一大碑。其声誉之显赫不仅在中华大地首屈一指，在国外史料中也未见记载。找出这样一个大碑无疑是为国家增添了一件文物珍宝。
在《文苑英华》与《全唐文》两书中都收了攀龙台碑的全文。它洋洋6700字，是一篇最长的碑文。以往，由于它用词褒赏，故不受史家重视。其实，它是研究武则天家族的重要史料。不仅可以补正史之不足，还可以校正史书之失误。
关于武士彟与武则天的籍贯问题，碑文说“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帝，讳某字某并州文水人也，其先出自周平王少子，有文在其手曰“武”因以姓氏。居沛之竹邑，六代祖洽仕魏封于晋阳，食采文水，子孙因家焉”。这里不仅记载了武士彟的籍贯，而且说明武家姓氏的起源和武氏家族由安徽省宿县迁来文水的原因和时间。这一记载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元和姓纂》的记载完全吻合，是可信的。碑文说武士彟卒于贞观九年，享年59岁。由此我们可以推知他生于北齐承光元年。以此为基础也可以推知他一生中经历事件的所属年代与年龄。
关于武士彟的早年经历，碑文中有6处具体记载，兹分别录出：
(1)显考文穆皇帝，理会机深，名高四海，帝即文穆之第四子也。
(2)太后尝被重疾不愈经时，帝扶侍起居品尝药物，仅逾苍舒称象之岁，未及子建诵诗之年，履不正绚，衣不解带，及丁茶蓼，号慕呕血，7日无水浆之膳，3年罢盐酪之滋，扶杖而行，殆至毁灭。
(3)及文穆之弃代也，帝庐于墓茔，负士成坟，手植松柏，丧纪之节复如穆后之哀……隋高祖雅闻帝名屡加辟召……汉王谅以戚藩之重作牧太原，乃亲率官僚，造门致礼，深加敦谕，逼令进发，帝不得已起应明扬，至仁寿宫，属隋文帝寝疾，有勃馆于内史省，以须后命。
(4)会隋文帝崩，因移病出外，素等以为伪迹，从此欲构祸端，赖观王牛宏营护得免……帝自脱纲罗，深自隐匿，虽室家追访，犹见砀山之云而廛里去还，不就丹陵之日……便欲冥道契于一朝，托神交于千载。埙篪唱和自多附萼之观。风景游遨无乏林泉之兴。岁将晏也龙蟠凤戢者久之。
(5)大业七年炀帝征天下精兵会于涿鹿，将亲授节钺以伐辽左……帝于是慨然有志，方思濡足，乃讨论兵法，商榷将率，上自黄帝，下讫有隋，考其谋略机权，稽其成败得失，并列名氏为之赞论，殚鱼铃武韬之术，究元女黄公之符，勒成一家，凡30卷，名曰《古今兵要》。
(6)卒擒元感帝之力焉，后主归自辽阳子盖方指行所邀帝同发，拟将推荐……于是以军功奏授正议大夫，迁晋阳宫留守司铠参军。
如上碑文(1)(2)记载了武士彟在武家弟兄排行第四、及他八九岁丧母、二十多岁丧父的不幸遭遇，这也是对武氏家族家道中落的具体记载。
从碑文(3)可知武士彟首次涉足政界，被杨谅推荐到仁寿宫，正遇隋文帝病重，这个时间应是仁寿四年，武士彟28岁。同年由于杨广篡位，杨谅造反，武士彟受到猜忌与缉捕，于是他逃离皇宫，躲避山林，不敢露面更不敢回家，过着游览山林观花和唱的道士生活。关于这段生活逆境的记载，碑文(4)以刘邦隐藏山林作类比，加了虚褒词汇，但它的记事是清楚的，并没有事实上的虚构。
碑文(5)记了大业七年，隋炀帝征辽东失败后武士骇研究了历代战争史料，对古代各次战役的成败得失、机权谋略加以分析评论，写成《古今兵要》30卷。这一记载为后来向唐高祖敬献“兵书”找到了来源，补了正史之不足。
碑文(6)记了杨玄感失败后，武士彟被封为晋阳宫留守司铠参军。这个时间应在大业九年，武士彟37岁。这一记载与新旧唐书的记载不同，比它早了4年。究竟谁是谁非呢？《册府元龟》卷766中说“高祖初行军于汾晋，休止其家，因蒙顾接。后为晋阳宫留守司铠参军。既而隋政日乱，盗贼蜂起，士骥每叹息以夷难为心而恨未遇真主。及高祖为太原留守，甚见接待，数访以时事……”《册府元龟》卷21征应部分也说：“高祖取弘道银盆置之于地引弓射之，谓弘道曰向言有验当一发中之，既发应弦而中……高祖大悦。后为太原留守镇并州时，武士彟为司铠参军，诘朝尝于街内独行，闻空中有人言曰唐公是天子……”如上两条史料，前者说武士蔑任司铠参军的时间在隋政日乱之前，后者说高祖镇并州时武士彟为司铠参军。二者都证明攀龙台碑文的记载是可信的。至于新旧唐书所记的李渊建大将军府，任武士彟为司铠参军，那是李渊起义时候的人事安排，与以往职务并不矛盾。碑文中也有同样记载。
攀龙台碑文对太原起义后武士彟的经历也有很明确的记载。其大意是(1)大业十三年霍邑定拜寿阳县开国公。(2)武德元年授上柱国金柴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兼检校井钺将军。(3)三年拜工部尚书，之后，又进封应国公，知南北衙兵马，判六曹尚书。又由高祖主婚为之娶了杨达之女杨氏为妻。(4)辅公祐叛乱失败后，武德八年，任扬州都督府长史。(5)武德九年，太宗以储宫统事使持节豫、息、舒、道四州诸军事豫州都督。(6)贞观元年拜利、隆、始、静、西、龙六州诸军事利州都督。(7)贞观五年改授荆、峡、沣、郎、岳、果、松七州诸军事荆州大都督。(8)贞观九年，唐高祖崩，帝奉讳号恸，因以成疾，太宗遣名医诊疗，道路相望。医以病候将深劝令进药，帝因举声大哭，呕血而崩……时年59岁。遗令归葬文水，因山为坟，穿足容棺，殓以时服……官造灵舆，送达故乡。仍委本州大都督英国公李勣监护丧事，缘丧所需并令官给。回头研究如上碑文，基本上都是可信的史料。第一条封寿阳县开国公是在谏阻回兵太原而攻下霍邑的情况下加封的，有的学者认为在霍邑谏阻回兵的是太宗一个人，其实这类军机大事本来就不可能只是一个人去谏阻，又两个人定留存的。武士彟在霍邑劝谏有功封县公是符合情理的。如义旗建即对主谋者裴寂赐爵为闻喜县公。在潼关打败屈突通后，又对刘文静进封光禄大夫、鲁国公。这些都是起义初量功而赐爵的事例，并不是碑文记事有假。第二、三、四关于武德元年、检校井钺将军，武德三年封工部尚书、应国公并为之娶妻的记载，都是可补正史中记载不足的史料。关于武德九年后三次封都督之事，唐六典与《旧唐书•地理志》都有明确的记载。都督一职，就是专管军事镇戎的武官。豫州、利州、荆州都督府所管范围，也正是碑文所记17个州的诸军事。所以这些记载亦是可信的。研究攀龙台碑文，我们可以列出一个武士彟生平年表，作为攀龙台碑史料价值的结论。
武士彟生平年表
年 代 公元纪年 年 龄 经历与事迹
北齐承光元年 577 1岁 生于武华家排行第四
北周至德二—三年 584-585 8-9岁 武士彟母亲病故
隋开皇二十年至仁寿元年 600-601 25岁 父亲武华病故
隋仁寿四年 604 28岁 受扬谅推荐到仁寿宫，既而逃入山林避祸。其后这段时间可能是经营木材的经商年代。
隋大业七年 611 35岁 写出《古今兵要)三十卷(兵书)
隋大业九年 613 37岁 封晋阳宫留守司铠参军
隋大业十二年 616 40岁 随李渊到西河永安县(今孝义县霍鼠谷)与甄翟儿打战。路过文水多住武家，关系甚密。
隋大业十三年 617 41岁 阴劝李渊起兵反隋，并参与起兵活动。义旗建封大将军府铠曹。七月攻下霍邑，封寿阳县开国公
唐武德元年 618 42岁 拜金紫光禄大夫、兼检校井钺将军
唐武德三年 620 44岁 拜工部尚书。封应国公
（续表）
年 代 公元纪年 年 龄 经历与事迹
唐武德四年左右
620-621 44—45岁 知南北衙兵马，判六曹尚书。唐高祖主婚与杨氏结婚。
唐武德五年 622 46岁 生长女
唐武德七年 624 48岁 生武则天
唐武德八年 625 49岁 任扬州都督府长史
唐武德九年
626 50岁 任豫州都督，管豫、息、舒、道四州诸军事。
唐贞观元年 627 51岁 任利州都督，管利、隆、始、静、西、龙六州诸军事。
唐贞观五年
631 55岁 任荆州大都督，管荆、峡、沣、郎、岳、果、松七州诸军事。
唐贞观九年 635 59岁 唐高祖李渊病故，迫赠礼部尚书，谥曰忠孝公。
————————
注释：①《资治通鉴》204卷，第6457页
②《资治通鉴》204卷，第6472页
③《全唐文》239卷，第2422页
④《山西通志》卷92《金石记》
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
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是唐高祖李渊殿下的开国元勋，曾与刘文静等16人受过唐高祖的“免死”之封。家住在并州文水县一个靠山临水的秀丽村庄，名曰徐村，就是今天的南徐村。父亲武华，膝下四子，数他最小。
武士彟自幼聪明好学，才气祥敏，礼义忠孝，为人称颂。因少年失意，9岁丧母，使他养成深沉老练、胸怀大志的特殊性格。10多岁后，酷爱读书，每读书见扶主立忠之事，总是反复研究，必求精通。青年时代，武士彟曾经营木材生意。这一年，他与同乡许文宝合作，贩得大批木材，仅此一项生意足以获利千金，许文宝非常高兴。当他们在林下休息时，见武士彟仍在读书，许文宝不解地问：“我们做生意能赚这么多金银，你还要如此勤奋读书，难道你想做一辈子穷书生吗？”武士彟认真地说：“要说经商，我眼宽手顺，容易致富，但我并不喜欢，经商致富，富而不贵。生意行业是不入政教的低等行业，也难免受官府的敲诈，兵匪的欺凌，只有成材入仕，位居人上才是大贵。那时你家藏万金也无人敢欺。你看我们前辈，国家分裂，外族入侵，任人杀掠，多少富家落得财尽人亡。幸好近年来统一江山，正是读书的时机。我的志向是必致大贵，不求巨富，为此我要读遍古今圣贤书，阅尽历朝兴衰事，悟出其中奥妙，做一番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大事业。”许文宝听得入神，于是兴奋地说：“你真是我的好兄长，你这样胸怀大志力求功名，我一定跟你学做你的好助手。只是你大贵之日不要忘了今日的旧情。”武士彟精神抖擞地说：“有这点精神就好，那就刻苦地读书吧。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久而久之，武华发现四个儿子中，除老三之外都不喜欢经商，于是索性量才育人，让三儿子武士让经商理家，其余三个任其发展，继续攻读，以便求取功名，光宗耀祖。一日他把儿子们招至厅前宴饮，酒过三巡，老父开口道：“你们家本居沛之竹邑(安徽省宿县)。我的高祖之父武洽，在北魏作官，封为晋阳懿公，食邑文水，故而高祖随父移居此地。当时有位先生曾经预言，这块地上异气发祥，当有圣人出自此邦。如今你们兄弟发奋读书，胸怀壮志，但愿此说应在你们身上，也不枉为父苦心经营了，为父已是古稀之人，唯有士鞭尚未成家，为了此心愿，我已托人说合，聘小相里村相里氏为我的四儿媳。过门之后你们要骋志立业，或则经商致富，或则求取功名，为父也该清闲度日送晚年了。”老人一番话说得众人满心欢喜。于是父子数人交杯换盏，尽兴而散。
未过数年，武华谢世，兄弟们送葬老人，守孝三年，武士彟结庐于墓茔，闭门谢客，苦读诗书。真是苍天不负苦心人，经过几年辛劳，逐渐才名远播，同乡叔孙贺善于相面，见他如此勤苦，便对他说：“公状貌非常，但如今是玉埋未发，久后必居人上，目下不要过早求官。”武士彟听了觉得有理，也就埋头攻读，把求官之念暂时搁下。
仁寿初年，隋文帝的弟弟汉王杨谅做太原留守，得知武士彟才气过人，亲自登门，连请带逼他入仕。武士彟想，既然王家千岁登门，违拗不得，于是随他来到仁寿宫。事也不巧，偏偏此时文帝染病，敕令武士彟暂住内侍省听用。于是每日里做些公务常事。随着时光流逝，人事交往逐渐增多。武士驩初出茅庐，又不知道宫廷中明争暗斗的复杂内情，说话办事处处护着文帝与汉王，因而得到观王杨雄、兵部尚书柳述等人的赏识，同时也遭到宰相杨素的忌恨。他看到武士彟的言行，认为他今后必然与他作对，于是对观王杨雄等说：“我观此人实有乱世英雄之风骨，如今天下太平，留下此人后患无穷，不如除掉为好。随之查询他的事迹与来历。武士彟预感事态不妙，心中不安。次日忽见宫廷中戒备森严，又听得文帝驾崩，杨勇赐死，后来又传来汉王造反的消息。这一连串的警号使武士彟坐卧不安。他想，杨素正想加害于己，汉王却又造起反来。自己是受他引荐来的人，一旦牵连于我，谁能表白？又如何能逃脱灾劫？经过反复思考，还是走为上策，于是在杨雄等人的帮助下，避开缉拿逃离是非之地，从此深深隐匿山中，既不敢露面，更不敢回家，暂时住在一所古庙里，白日里看看古书，黑夜间访访老道。时光荏苒，心绪逐渐安定。武士彟想着自己生涯中第一个波折的前前后后，他觉得与其在这人间是非中捉迷藏，不如暂离风尘更为保险。从此武士彟学着前人高士，身穿道袍游览山水，博览群书，领悟人间帝王兴衰的道理，一直到杨素死后他才回到故乡。
大业七年，隋炀帝调动各路精兵会于涿鹿，要御驾亲征，讨伐辽左，真是旌旗飘飘亘千里，马车辘辘盈万轴。由于兵役猛增，使农户失业怨声载道，加之频战不利，军心浮动。武士彟看到时机成熟，于是讨论政术，研究兵法；上至黄帝，下迄有隋，考证兵家机谋权略，论注前朝成败得失，写成兵书30卷，取名为《古今典要》,准备在政治上干一番事业。乡里乡亲也有劝他及早动手谋求天下的。谁知世事变动并不尽人愿，越是动荡不安的年月，那些朝廷命官也百倍警惕，注意民间的风吹草动。并州长史开始注意他的行动，派人查访准备缉拿。这一消息传到武士彟耳中使他暗暗吃惊。经过一夜思虑，第二天他告别家人到河北道总管府从军。由于才华的流露，未过数月就被总管府任命为司骑参军。大业九年，杨素的儿子杨玄感造反，兵围洛阳阻击长安。隋朝精兵保驾东征剩下多是老弱残兵，屡战屡败。东都留守樊子盖毫无办法。当时武士彟正在洛阳，见此局面心中焦虑：“坐观成败，城破之日难免玉石俱焚。单独走出，四面围困更是水泄不通。”于是以下级军官身份求见樊子盖，与其共商对策。他慷慨陈词，分析了杨玄感必败之理，讲述了东都可守之策，使樊子盖十分敬佩。经过周密部署，巧妙用兵，终于克敌制胜，生擒杨玄感。到隋炀帝闻讯，兵返东都之日，已是安然无事了。论功行赏，授武士彟晋阳留守司铠参军。
大业十二年，隋炀帝南幸江都，朝政紊乱，群雄逐鹿，天下义军彼此响应。正所谓三十六家反王，七十二处烟尘。这一年，唐公李渊新任太原留守。武士彟倾心相结，交为知己，在此期间曾多次进军西河，讨伐高阳贼历山飞。大军往返数过徐村，经常留宿武家，通宵宴饮，恩情愈重。一次唐公李渊与武士襞在书房谈话，武士彟说：“我昨夜得一怪梦，只觉得我随公乘马登天，伸出双手蒙住日月，我暗暗卜得此梦是个特大的祥瑞，如能化梦为实，公当有天子福份了。”唐公听了哈哈大笑道：“足下何时学会阿谀奉承来？我还未敢胡想，你到帮起倒忙来了”。武士彟笑笑回答道：“如今民怨沸腾，豪杰并起，朝廷无道，猜忌特甚。唐公虽属皇亲，也难免受到猜忌。近来小儿歌桃李子，有天下，一个李金才已经在先头无辜得罪了。唐公也是姓李的是犯着曜忏的姓氏，公能不另加防范吗？何况公身处要塞，手握重兵，进取，天下可得，退缩，将见灭族，愿公三思，为了祝您成功，在下献点薄礼以表忠心。”说罢献上兵书30卷。李渊见了喜上眉梢，他平时只觉此人办事干练，没想到他竟能深谙兵法，写出厚厚一函大作。得书只是小喜，得人才为大喜，于是相互勉励，渐成至交。其实，在当时劝他反隋朝的并非武士彟一个，首先有他的儿子李世民，晋阳令刘文静，晋阳宫监裴寂，还有唐宪、唐俭、刘世龙等诸位官员，在他的府僚中已经形成一派反隋势力。他自己也在暗暗准备，只是不言罢了。因而武士彟如此一说，倒是正合心意。从此便置为心腹。起兵前夕，李渊命长孙顺德、刘宏基等各自招兵，不到半月集兵近万，留守王威、高俊雅有所觉察，打算查问，武士彟正色相劝，劝住二人，留守司兵田德平想劝王威等先发制人，对付李渊，武士彟又以唐公手握重兵，地属皇亲，一番恐吓，吓倒田德平。到起兵之日二人才知武士彟原是唐公心腹。然而已经为时过晚，只得自认倒霉、刀下作鬼了。祭旗誓众，武士彟以队正身份领兵防卫，大军南下，授中郎将司铠参军，攻下霍县拜阳县开国公，平定京师迁光禄大夫。武德元年剖符开封，授上柱国金紫光禄大夫、兼检校井钺将军。武德三年又拜工部尚书、应国公。几年中他真是平步青云，官运亨通，一日君臣对坐，谈叙旧情，唐高祖说：“朕在并州之日常往卿家，承蒙厚待，今朕让你一门三公，以报答昔日的布衣交情。即日封武士彟长兄，司农卿武士陵为宣城郡公，次兄行台左丞相武士逸为六安郡公，并各赐食邑一千户。这一封赏，使武士彟全家门第显贵、声望百倍。因此全家庆贺，喜气洋洋。然而事无十全，又偏应在武士骇的妻子相里氏身上。自从婚后不久，武士彟一直是戎马生涯，相里氏连生两个儿子都未得到丈夫的照看，心中不免时时忧伤，久而久之竟成痼疾，一命呜呼，丢下两个儿子在家抚养。在这庆贺之日全家欢乐，唯独两个儿子，怀念生母伤心掉泪，惹得武士彟也闷闷不乐，几杯闷酒下肚竟而醉了。人们说酒醉心里明，由于儿子啼哭，勾起武士彟一点亏心事。他从和相里氏婚后，夫贤妇孝确是美满，当他避难之年，相里氏也曾千里寻夫，操碎了心，闹得大病一场，面目苍老，直到他安然回家才逐渐好转，夫妻感情自然更加深厚。自从跟随唐公起义后，官职步步高升，公务日趋繁忙，只顾着陪伴明君，竟数年中未思探家，致使妻子临终也未能见着丈夫，满腹的怀念之情全部带下黄泉。武士彟落了个中年丧妻，在这喜庆之日，看着兄长们合家团聚恩恩爱爱，唯独他父子表面欢笑，内心凄惨。尤其是两个儿子的思母泪珠，使他肝肠寸断，眼泪扑簌簌落入杯中，这件事很快传到金殿，唐高祖听了倍加怜悯。数日后，把武士彟召至寝宫，安慰一番，和颜悦色地说：“隋朝宗族，遂宁公杨达是个有才有德、地位高尚的人。他有一个姑娘，人品出众，才貌超群，可以配你为妻，如果爱卿不弃，这可是秦晋之好啊？”武士彟听了感谢不尽，连忙叩头谢恩。唐高祖也非常高兴，于是传下旨意，把杨达之女许配武士蔑为妻，由皇上亲自主婚，派桂阳公主专主女家事务，婚事所用并令官给。消息传出，京城轰动，街谈巷议，朝野刮目，半月前兄弟三人同封公卿位，半月后万岁作主迎娶赛花人，真正是好事接踵而来，恩宠胜于皇族。
武德七年。由于辅公祏的扬州叛，造成南方朝贡中断，平乱之后残余势力仍然活动。武士彟受命以本官权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赐以锦袍宝带。限期半年而还。武士彟扬州上任后使出铁的手腕。暗施钩矩，潜设网罗，该杀则杀，该捕则捕。未过三旬把个扬州治理的井井有条，官使南下，朝贡北上畅通无阻。武德九年唐太宗以太子统事，招武士彟回朝封为豫州都督。未过一年，贞观元年又封为利州都督。利州地处偏远，又是义安郡王李孝常造反后的烂摊子。武士彟到位后西和诸戎，南扶夷越，招抚叛亡，开其降首。数年中政通人和，经济繁荣，使他更可喜的是杨氏在婚后连生三个女儿，使武家儿女俱全。这一年成都人袁天罡受诏回京，路过利州，由于袁天罡是本朝有名的术士，武士彟邀至府上为全家人相面。当他相至乳母抱着的身穿男子服的武则天时说：“这位郎君神采非凡，不易看出，试让他走走看。”当他看了走步时惊奇地说：“郎君生的龙睛凤颈，富贵之极。”转侧又看说：“若是女的，当为天子”。这一论断，在武士彟听了虽然不敢全信，但也确实喜在心中。然而由于事关九族存亡，关系重大，更不敢乱说，只是心里反复思量：“我的二女儿若真的能贵为天子。那可真是光照门楣了。”又想到老父亲的说法，更加沾沾自喜，灵感冲动，即给二女取名为武照，把全部喜悦暗含在一个“照”字里面。也正因此在后来武则天临朝，把个照字改为“瞾”。表示她要似日月当空，光照人间，作一个清明的君主，这是后话。
贞观五年，武士彟改授荆州大都督，这也是他的最后一任。由于多年来天下太平，民盈国富，作官的更加时光易逝，不知不觉又过了四个年头。贞观九年，唐高祖驾崩，武士彟怀念一生的知遇之情，垂胸痛哭，泪滴成血，由此成病，日见加重，终因心情悲痛，病势沉重，呕血而亡，年仅59岁。临终遗言归葬文水，因山为坟，穿足容棺，不藏金宝。唐太宗听到前辈老臣武士彟临终状况，十分感动，谥号为“忠孝公”。官造灵车送回故乡，并委托并州大都督英国公徐世勤临护丧事。缘丧所用并令官给，唐高宗登基永徽元年追赠为并州大都督，以后累加追赠。武则天临朝追赠为孝明高皇帝，改墓为陵。天授元年又追赠为周忠孝太皇，后来又以礼改葬，改昊陵署为攀龙台。敕李峤撰写攀龙台碑文，传述武士彟的事迹，树立了一座高大的石碑，署名为大周孝明高皇帝碑，高5丈、宽9尺、厚3尺，是全国罕见的巨碑。武则天死后时议有变。随着时光流逝，朝代更替，几百年后对武则天的贬谪越来越多，舆论压力越来越大，这一巨碑也越压越低，到明朝永乐年间已有半截碑身埋入地下。1000年后，这一巨碑竟在朝野人士与小说家的舆论压力下缩回地下。随着巨碑的消失，人们对武士骏及武则天的传说也相应的消失了。到后来甚至连他们的祖籍、政绩、出生地，都成了人们议论中的“悬案”。
谈则天庙名称更变
走进则天庙，看过大清乾隆三十四年碑记，使人颇费思索，碑文中写出一个离奇的古庙名称——“则天水母庙”。碑文开头即说：“读孔圣赞尧之词，惟天为大，惟尧则之，是帝尧之功德，始与天等量齐观也，后人以水之泽物与天同用，故亦有是名，文邑城北，有则天水母庙一所，当日创建之意，或亦犹是欤？”碑文开头几句不难理解。孔子赞扬帝尧之功可与天齐。作为后人评价一位传说中的“帝”,是完全可以的，但又说后人以水之泽物与天同用。故有则天水母庙之称，就觉欠妥了。在封建社会里水母庙、龙王庙或河神庙是有的，但所有庙宇与所供之神，没有敢与天等量齐观的。且不说敢与天齐，就是与皇帝齐的也为数很少。如解州“关帝”、泰山东岳大帝，能头带冕冠与皇帝齐观，那是因为后代皇帝专门加封为帝的，所以才敢和皇帝齐观，至于一般的庙宇和神像都没有这种资格。如果说到“水”,它只是存在于天地之间的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一，它是不能与天同用的。在封建礼教与道教神说中，天是至高无上的。所供众“神”都受天的支配与趋使。敢于说水之功劳可与天齐的恐怕也只有碑文的作者。认真说来作者本人也是出于附和而已，因为碑文作者是乾隆年间的一位举人，他面对着头带平天冕冠的女皇神像，牌匾上写着则天圣母庙，而县志等资料又明明写作水母庙，所以他来个调和折衷，把两个名称凑合使用，写出“则天水母庙”这样一个离奇的名称，并含糊地作了一个猜测，即所谓“当日创建之意或亦犹是欤？”其实稍加分析就可知道，此说全无道理。
该庙是天圣母庙，所供神像是则天女皇，它始建于唐代，经过金、明、清几个朝代数次维修保存下来，这一点有碑文记载和庙顶上唐瓦、土中的唐砖、散水遗迹等可以证明。门上还曾有一副对联，写着“回头一笑百媚生，万国衣冠拜冕旒”,上联写她的相貌美，下联写她的国威壮，由于武则天有过“圣母神皇”之尊号，在当政期间也有过圣母临人等神化色彩，所以故乡人建庙祭祀，尊之为则天圣母庙，这是合乎情、顺乎理的。
由于武则天称帝，以女人掌握朝政几十年，违反千百年来封建社会里家族天下的惯例，所以历代封建统治者容她不得，屡遭贬责，传至明朝贬贵最甚，骂得最凶，如胡应麟骂她为逆后，连她的朝代也骂为雌朝。王夫之骂她为淫妪，为妖淫凶狠之武氏(见《少室山房笔丛》),这是明朝把则天庙改为水母庙的政治原因。
把则天庙改为水母庙的另一个原因是武则天与泌水有关，可称是泌水之母，所以改则天庙为水母庙，这是当时官员在贬责武则天的社会舆论中，想回避与消除这个“不光彩”名称的一种办法。明朝《永乐大典》第六函中有如下记载：泌水，在本县北，山下，旧经云武后穿井给养，井至幽深，后一朝水溢平流东南注文水，即此水也。这一记载清楚地说明，泌水的产生是由于武后穿井，后来井泉溢出自流而成的，水溢的具体时间为武周长安元年。这一记载见于《文水县志•祥异》部分，《永乐大典》引文说：“环宇记谓之神福泉，土人祷之乃雨”。以上两条记载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长安元年武后家井溢成河，可以灌溉，在当地人看来，这是神皇武则天赐福于故土的圣水，所以称之为神福泉，人们不但引水灌溉，每遇天旱还去乞雨，这一风俗一直流传至清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