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志》信都郡辖乐乡、平隄、桃、西梁、昌成、东昌六侯国。 除东昌《表》无下注郡名外，乐乡、平隄、桃、西梁《表》注巨鹿，昌成《表》注信都。《汉志》信都郡所辖侯国几乎都被《汉表》标注为隶属巨鹿郡。这一现象透露出班昭所见信都籍册文书不载录有侯国（昌成侯国见下文叙述），该文书反映的是信都国时代的行政建制。
《续志》安平国阜城县，司马彪自注“故昌成”。可知西汉昌成侯国废除后，其地并未省并，而是改为昌成县并延续到东汉时期。
不过，《汉表》昌成侯国却注有“信都”。如信都为王国，不应辖有昌成侯国。查昌成侯国建制，该侯国于建平三年（前4年）废除，改置为县， 故建平三年以后昌成县可以隶属王国管辖。笔者推测，信都、巨鹿的籍册断代应在建平三年之后。具体而言，建平三年昌成侯国废免后，成为巨鹿郡属县，不久转属信都国管辖。班昭见到的信都国籍册，虽然没有乐乡、平隄、桃、西梁、东昌五侯国，却辖有昌成县，故在《汉表》昌成侯条下注“信都”。因为信都为王国，所以乐乡、平隄、桃、西梁、东昌五侯国已转属巨鹿郡管辖，故见载于巨鹿郡籍册文书。
另外《汉志》广平郡辖南曲、曲梁、广乡、平利、平乡、阳城、城乡七侯国。其中曲梁、平利、平乡《表》注魏郡，广乡《表》注巨鹿。与上述情况相似，这一现象反映出班昭所见魏郡、巨鹿郡籍册文书的断代在广平郡置为王国之时，故原属广平郡管辖的侯国已改属魏郡、巨鹿郡。广平郡于建平三年改置为广平国。综合前文所述，班昭所见魏、信都、巨鹿各郡国的籍册断代应在建平三年之后。
通过对比《汉表》、《汉志》侯国隶属关系的差异，我们可以明确班昭所见济阴、魏、信都、巨鹿各郡国文书的时代断限在建平三年以后。而分析个别侯国的设置年代，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另外一些郡国行政信息的断代。
1.汝南郡
《汉书》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第715页。
《外戚恩泽侯表》承阳侯条注有“汝南”， 《汉志》无承阳。承阳侯受封于元始元年（1年），则班昭所见汝南郡籍册书有承阳侯国，该文书断代应在元始元年以后。
2.南阳郡
《汉书》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第715页。
《外戚恩泽侯表》广阳侯甄丰条注有“南阳”， 《汉志》南阳郡无广阳。广阳侯受封于元始元年，则班昭所见南阳郡籍册的断代在元始元年以后。又《外戚恩泽侯表》汜乡侯条注有“南阳”。《汉书•何武传》载：“汜乡在琅邪不其，哀帝初即位，更以南阳犫之博望乡为汜乡侯国。”何武之汜乡侯国本在琅邪郡，建平元年（前6年）更封南阳。班昭所见南阳郡籍册文书录有汜乡侯国，必非元延三年之物。
3.临淮郡
《汉书》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第714页。
《外戚恩泽侯表》扶平侯条注有“临淮”， 《汉志》无扶平。扶平侯受封于元始元年，则班昭所见临淮郡籍册的断代在元始元年以后。
4.东海郡
《汉书》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第711页。《外戚恩泽侯表》高乐侯条下注“新野”、“东海”。此新野为高乐侯国所在。东海为师丹绍封之义阳侯国所在。
《外戚恩泽侯表》高乐侯师丹条注有“东海”。 《汉书•师丹传》载元始三年二月诏“其以厚丘之中乡户二千一百封丹为义阳侯”。厚丘，《汉志》属东海郡。则班昭所见东海郡籍册的断代在元始三年以后。
5.沛郡
《汉书》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第709页。
《外戚恩泽侯表》殷绍嘉侯条注有“沛”，《汉志》无殷绍嘉。 殷绍嘉侯受封于绥和元年（前8年），则班昭所见沛郡籍册的断代在绥和元年以后。
6.东莱
《汉书》卷一五《王子侯表》，第516页。堂乡侯条下注“东莱”误入西阳侯格。
《王子侯表》堂乡侯条下注“东莱”， 《汉志》东莱郡无堂乡。堂乡侯受封于绥和元年，则班昭所见东莱郡籍册的断代在绥和元年以后。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明确，班昭作《汉表》时所采用的部分郡国籍册的断代要晚于绥和元年。这一现象表明，班昭没有利用《汉志》所收录的元延三年行政版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班昭利用了另一份具有统一断代，且断代在哀帝元始年间的全国行版籍呢？笔者认为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首先，《汉表》中许多延续到西汉末年的侯国都没有标注“郡名”，说明班昭手中没有一份完整的全国行政资料。另外，从《汉表》个别侯国的下注郡名来看，班昭显然还利用了断代在元延三年以前的籍册。请看以下几例。
1.豫章郡
《王子侯表》安城侯条下注“豫章”，安城侯为长沙王子，分封后其侯国当别属豫章郡。但《汉志》安城县属长沙国，《续志》长沙郡亦有安城县，说明安城侯国废除后，曾回属长沙国，直到东汉末年一直隶属长沙郡（国）管辖。班昭在安城侯条下注“豫章”，意味着她所见豫章郡籍册录有安城县，此文书断代必在元延三年之前。
2.会稽郡
《王子侯表》书句容侯为“长沙王子”，应为“江都王子”。见序章王荣商《汉书补注》介绍。
《王子侯表》句容侯条下注“会稽”，句容侯为江都王子， 分封后其侯国当别属会稽郡。《汉志》、《续志》句容皆属丹阳郡，则句容县元延三年之前回属丹阳郡。班昭所见会稽郡籍册的断代必在元延三年之前。
3.涿
周振鹤先生以为陆成、薪处为绥和元年由涿郡益封中山国（见《西汉政区地理》，第96页）。今按周先生此说不确，详见中编第一章第一节考述。
《王子侯表》陆成侯条、薪处侯条下注“涿”，两侯为中山王子，分封后其侯国当别属涿郡。《汉志》陆成、薪处皆属中山国，则陆成、薪处于元延三年之前由涿郡回属中山国。 班昭所见涿郡籍册文书断代亦在元延三年之前。
从豫章、会稽、涿郡的情况来看，班昭所见三郡籍册的断代皆在元延三年以前。可见，班昭所利用的郡国籍册并无统一的断代年限。由于班昭见到的郡国籍册断代不一，所以在为《汉表》侯国标注属郡名时，还出现了同一侯国，分注两郡的奇怪现象。《王子侯表》宜成侯条下注“平原”，而《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宜成侯条却注作“济南”，《汉志》济南郡有宜成侯国。前辈学者多据《汉志》以为《王子侯表》下注有误。今查《图集》，宜成侯国地望在济南、平原两郡交界地带，如明确班昭所利用的郡国籍册断代不一，则上述现象可以给出合理的解释。宜成侯国初属平原郡，后改属济南郡。班昭见到的济南郡、平原郡籍册文书断代不同，均载录有宜成侯国。班昭在为《王子侯表》作注时，采用了平原郡籍册；在为《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作注时，利用了济南郡籍册，所以才会出现宜成侯国在不同篇章标注不同郡名的现象。同样，《王子侯表》德侯条下注“泰山”，而《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德侯条下注“济南”。德侯国，地望不详。但泰山、济南两郡相邻，德侯国当先后归属两郡管辖。不同篇章将德侯国分注两郡的现象也是因利用不同断代籍册所致。
总之，从《汉表》各侯国标注的郡名来看，班昭所利用的籍册文书与班固编撰《地理志》所采用的元延三年行政版籍存在差异。由于两者时代断限不同，故某些侯国在《汉表》、《汉志》中反映出的隶属关系也有所不同。经过进一步分析后，可以发现班昭所采用的籍册资料没有统一的断代，各郡国籍册的断代年限各不相同。这些都说明班昭在标注《汉表》时，采用了性质不同、断代不一的郡国籍册，这是造成《汉表》、《汉志》记载分歧的原因所在。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些短暂设置于武帝时代的侯国在《汉表》中同样注有郡名。这是否意味着，在东汉和帝时代仍然保留有两百多年前汉武帝时代的籍册文书？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而且不符合档案保存的规律。笔者更倾向于班昭是利用西汉末年籍册复原出武帝时代侯国的隶属关系。这种解释并非无法成立。武帝以后，侯国多以乡聚分封，在废除后仍会恢复为乡聚。如果班昭见到的郡国籍册载录有乡聚之名，那么完全可以根据乡聚名称来与武帝时代的某些侯国建立联系。比如说，汉末琅邪郡的某种籍册记录有挟术、祝兹、騠兹这样的乡聚名，很显然这些乡聚就是武帝时代挟术侯国、祝兹侯国、騠兹侯国所在，班昭可以根据这些记载复原出武帝时代某些侯国的所属郡目。
天长市文物管理所、天长市博物馆：《安徽天长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1期。《东阳县户口簿》、《东阳县算簿》记载当时的东阳县辖有东乡、都乡、杨池乡、鞠乡、垣雍北乡、垣雍东乡。
在《汉志》中，常常会见到一些乡聚的信息。如上党郡铜鞮县下标注“有上虒亭，下虒聚”；泰山郡虵丘县注有“隧乡，故隧国。《春秋》曰‘齐人歼于隧’也”。这些记载表明，班固在作《地理志》时仍可以看到某些县邑下属乡聚的记载。安徽天长纪庄西汉墓出土的《东阳县户口簿》、《东阳县算簿》是目前所见载录乡聚信息的西汉籍册实物。 班昭在作《汉表》时，能够利用一些载录有乡聚信息的西汉政府籍册，笔者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结语
在本章，笔者对《汉表》下注县名和下注郡名的体例特点进行了考察。经过分析，可以发现，东汉时代的班昭在为前代侯国地理方位进行标识时，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对于地理方位明确的侯国，班昭通过标注东汉县名来予以定位，意在说明前代侯国位于本朝某县境内。对于地理方位不明的侯国，班昭只标注其在西汉的上属郡，意在说明该侯国在西汉隶属某郡管辖。而班昭在复原前代侯国隶属关系时所采用的政府籍册与《汉志》所录元延三年全国行政版籍有所不同。《汉表》反映出的郡国行政信息并无统一的断代，这说明班昭手头没有一份完整的全国行政版籍资料，而是根据各郡国不同性质、不同断代的籍册文书来复原西汉侯国的隶属关系，因此其记载与《汉志》多有矛盾之处。
明确《汉表》下注县名的体例特点，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对西汉侯国进行精确定位，同时也有助于西汉郡国政区的复原工作，以往的一些观点可得到修正。而《汉表》下注郡名因为保留了不同于《汉志》断代的行政信息，则为我们提供了探寻侯国迁徙和侯国隶属关系变更的线索。《汉表》下注县名和郡名体例特点的明晰，可以使我们进行西汉侯国地理研究时得出更为可靠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