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史记索隐》侯国地理信息考辨
除《汉志》、《汉表》以外，北朝时代的地理类著作《水经注》以及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也记述了很多西汉侯国地望信息。宋代以后，各家学者在对西汉侯国进行定位时，《水经注》和《史记索隐》是重要的依据。在很多人看来，郦道元和司马贞去汉未远，再加上两人是名声显赫的学者，所以两书对西汉侯国方位的记述十分可信。时至今日，很多学者在论及西汉侯国地望时，《水经注》、《史记索隐》仍是必引的文献资料。
但自清代以来，一些学者相继指出，《水经注》、《史记索隐》对西汉侯国地望的记述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在对侯国地望进行考证时，不应偏信《水经注》和《史记索隐》的记载。学界如此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两书有关西汉侯国地理方位记述的史料价值。在本章，笔者将分别对《水经注》和《史记索隐》有关西汉侯国方位的记述进行分析，通过考察其记载的史料来源，来明确两书在侯国地理研究中的利用价值。
一、《水经注》侯国地理信息之史料来源
王恢：《水经注汉侯国辑释》，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1年。李开元：《西汉轪国所在与文帝的侯国迁移策》，《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述了西汉两百四十余个侯国的方位，这是除《汉志》、《汉表》以外，记录西汉侯国地理信息最多的一部著作。鉴于《水经注》在古史地理考证中的重要地位，其有关侯国方位的记述，向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清代各家学者在论及西汉侯国地望时，大多参考《水经注》的记载。王恢曾总结清代以来的侯国地理考证曰：“考两汉侯国所在者，殆无不引称两汉志与《水经注》。” 直到今天，仍有学者对《水经注》中的侯国记述备加推崇。如李开元在对西汉轪侯国地望进行考证时便力主《水经注》的记载，同时肯定地说：“郦道元乃一代地理大家，其《水经注》之可信性自不待言。” 李先生的看法代表了当今绝大部分学人的认识。
不过，仔细分析郦道元的记述，多是将某城直接指认为汉代列侯封邑，其惯常的叙述形式为，“某水迳某城，汉某年封某为侯国”，像这样不明依据的描述，其可信性未免令人生疑。清代学者钱大昕对西汉侯国地理多有留意，他在对《水经注》的记载进行考辨后发现，该书对西汉侯国方位的记述多不可信，《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一“《水经注》难尽信”条曰：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收入《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七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91—292页。
《水经注》载汉时侯国难以尽信。如《河水篇》以临羌为孙都封国，不知孙都本封临蔡，其地在河内不在金城也。以西平为公孙浑邪封国，不知浑邪本封平曲，其地在高城不在金城也。《汾水篇》以河东之平阳为范明友封国，不知明友本封平陵，其地在武当不在河东也。安成侯刘苍，在《赣水篇》以为长沙之安成，在《汝水篇》以为汝南之安成。桃侯刘襄，在《泲水篇》以为酸枣之桃虚，属东郡。在《浊漳水篇》以为信都之桃县。建成侯刘拾，在《赣水篇》以为豫章之建成，在《淮水篇》以为沛之建成。皆彼此重复，不相检照。
对于《水经注》中的侯国地理记述，周振鹤先生也持有与钱大昕类似的看法。他在《象郡考》一文中提道：
周振鹤：《象郡考》，《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辑。后更名《秦汉象郡新考》，收入《学腊一十九》，第29—54页。
考证地名和政区沿革本非道元所长，如西汉侯国至班固时多已不能指实其地，但《水经注》往往一一注明，结果造成笑话。或一侯国分指两地，或应在甲地而附会为乙地。甚至《汉书》已指明其地的，《水经注》依然自编自唱。如成安侯韩延年国，《汝水注》以为在颍川之成安，《泒（笔者按——当改作“汳”）水注》又作陈留之成安，实际上《汉表》明载其国分自郏县，应在颍川。临羌，《河水注》以为孙都之侯国，不知武帝封孙都时，临羌地尚未属汉，且孙都之封实在临蔡，并《汉书》亦未细读。《浊漳水注》以信都辟阳亭为审食其侯国，但本传言辟阳近淄川，非信都之辟阳明甚。此类例子比比皆是，悉出于顾名思义，因缘附会，想当然耳。
钱大昕、周振鹤指出《水经注》对西汉侯国方位的记述谬误甚多，故对《水经注》记载之可信性持怀疑态度。笔者受二位前辈学者的启发，对《水经注》中的侯国方位记载进行全面清理，发现该书对西汉侯国的定位确实存在种种问题。以下，笔者将《水经注》侯国定位之谬误分为九类，每类举有几个代表性的例证：
1.指认边地城邑为侯国
分见《河水注》、《濡水注》、《江水注》。
西汉存在“边郡不置侯国”的制度。郦道元对此显然不知，他把很多侯国都定位于边地。如将临河侯国（338）定位于朔方郡之临河城；定肥如侯国（37）于辽西郡之肥如城；定汁防侯国（30）于广汉郡之汁方县。 上述地区，西汉时期均无侯国分布，郦氏这些说法皆不可信。
2.王子侯国定位远离本王国
《水经注疏》卷五，第385页。《水经注疏》卷二五，第2181页。
根据推恩令，王子侯国乃裂王国地分封，故其方位应在本王国附近。但《水经注》对一些王子侯国方位的记述显然与王子侯国地域分布特征相违背。如《河水注》称河南之平县故城即济北贞王子刘遂之封国（330），但此地远离济北国。杨守敬对郦氏之说深表怀疑：“济北王十一子，所封多在魏郡、泰山、平原间，何以刘遂独在河南？” 又如《洙水注》称中山王子刘将夜之封国（393）为《汉志》泰山郡之乘丘，但泰山郡远离中山国，郦氏之说显误。杨守敬曰：“将夜之封，不在泰山。郦氏但以《史表》作桑丘，遂一并系于此，而未觉中山靖王子，不得远封泰山。”
3.定一侯国于两地
《水经注》在记述侯国时，有时会把同一个侯国分别定位于不同的城邑。除了钱大昕、周振鹤所举成安、安成、桃、建成几个侯国外，还有卞訢之阳阿侯国（69），《河水注》记为平原郡之阿阳县，《沁水注》记为上党郡之阳阿县。
4.与《汉志》相矛盾
地节四年，史高受封为乐陵侯（594）。《河水注》：“（商河）又东迳乐陵故城南。汉宣帝地节四年，封侍中史子长为侯国。”查《外戚恩泽侯表》，乐陵侯王莽时败绝。《汉志》临淮郡乐陵自注“侯国”，则史高之封国乃临淮郡之乐陵，非商河所迳之乐陵故城。又汉成帝封丞相张禹为安昌侯（729），其子张玄更始元年为兵所杀，国绝。《汉志》汝南郡有安昌侯国，《外戚恩泽侯表》安昌侯条下注“汝南”，则安昌侯国地处汝南郡。而《沁水注》曰：“（沙沟水）东南迳安昌城西，汉成帝河平四年封丞相张禹为侯国。”郦道元定安昌侯国于河内郡，显然未曾留意《汉志》。
5.与《汉表》相矛盾
王恢：《水经注汉侯国辑释》，第12—13页。
《汾水注》：“（汾水）又南过平阳县东。”郦道元曰：“汉昭帝封度辽将军范明友为侯国。”但《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平陵侯条下注“武当”，则范明友之侯国（547）地处南阳郡武当县境。王恢曰：“《汉书•昭帝纪》及《表》，昭帝元凤四年封范明友为平陵侯，在武当。同日封傅介子为义阳侯，在平氏，皆属南阳。” 王氏之说可从。
始元二年，昭帝封上官桀为安阳侯（531）。《外戚恩泽侯表》安阳侯条下注“荡阴”，则上官桀之封国地处荡阴县境。《河水注》“（河水）又东过陕县北”，郦道元注曰：“安阳溪出石崤南，西迳安阳城南，汉昭帝封上官桀为侯国。”今按《河水注》之安阳城于汉为弘农郡地，西汉不于弘农郡置侯国。郦道元不取《表》注，另立异说，尤为荒谬。
6.与《本传》相矛盾
《浊漳水注》载信都县之辟阳亭为审食其之辟阳侯国（61）所在。《汉书•王陵传》载：“（景帝三年）淄川王反，辟阳近淄川，（审）平降之，国除。”审平之辟阳侯国在齐地，与淄川国相近，故涉入七国之乱。《水经注》所载辟阳侯国方位与《王陵传》记载相矛盾。
7.以郡治、王国都城为侯国
《浊漳水注》：“衡水东迳阜城县故城北，乐成县故城南，河间郡治。……褚先生曰：汉宣帝地节二年封大将军霍光兄子山为侯国也。”《大辽水注》曰：“（大辽水）迳襄平县故城西。……汉高帝八年，封纪通为侯国。”汉景帝以后，乐成为河间国国都所在，而襄平自秦代以来一直为辽东郡郡治，西汉绝无于王国都城、汉郡治所分封侯国之道理，郦道元之说不足据。
8.因字形讹误而滥定侯国
《湟水注》曰：“湟水又东，迳临羌故城北。汉武帝元封元年以封孙都为侯国。”又《颍水注》曰：“颍水迳阳城故县南，汉成帝永始元年封赵临为侯国。”查《史表》、《汉表》孙都所封为临蔡侯（489），赵临所封为成阳侯（745）。郦道元误定两侯国方位，当是所据文本有误，误“临蔡”为临羌，误“成阳”为“阳城”，郦氏不查，随意指认相似地名，结果出了差错。
综上，《水经注》所言侯国方位错误甚多，除钱大昕、周振鹤所举“定一侯国于两地”、“与《志》、《表》相歧义”外，还存在违背西汉侯国分布特征，定王国都城、汉郡治所为侯国等不合情理之处。从《水经注》的这些谬误不难看出，郦道元在记述西汉侯国方位时，并无可靠的依据。郦氏不仅未能见到两汉政府籍册文书，而且连《汉志》、《汉表》也未细致检核。通过分析《水经注》的侯国定位模式，可以肯定，郦氏将某城邑与西汉列侯封邑联系起来的主要依据是地名。只要某城邑与西汉侯国名称相同，郦氏便径直指认为侯国所在。正因如此，才会出现定同一侯国于两地，违背西汉侯国分布规律之类的错误。而一旦郦道元所据文本有误，其误定侯国方位便不可避免，如《水经注》称临羌县和阳城县为“临羌侯国”、“阳城侯国”所在，就属于这种情况。
由此可知，郦道元的侯国方位记述并无坚实史料依据，其有关古城邑与西汉侯国的联系乃是基于地名的相似性，因此《水经注》有关西汉侯国方位的记述不仅不能视为可靠的史料，也不能看作北朝时代严谨的学术考证成果。我们在对具体侯国地望进行考证时，如果完全取信《水经注》的记载，势必影响到结论的可信性。清代以来，某些学者把《水经注》视为与《汉志》、《汉表》同等重要的侯国研究文献，这样的看法并不可取。
不过，《水经注》对西汉侯国方位的记述并非毫无价值，由于《水经注》记录了许多两汉古城邑信息，而许多古城在西汉曾为列侯封邑。因此郦道元对某些侯国方位的记述，虽然没有文献依据，却很有可能正确地反映了这些侯国的地理方位。这里举两个例子。
《水经•沭水注》云：
《水经注疏》卷二六，第2195—2196页。
沭水又南与葛陂水会。水发三柱山，西南流迳辟城南，世谓之辟阳城。《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曰：汉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阳共王子节侯刘壮为侯国也。……沭水自阳都县又南，会武阳沟水。水东出仓山，山上有故城，世谓之盐官城，非也。即古有利城矣。汉武帝元朔四年，封城阳共王子刘钉为侯国也。
根据《水经注》记载，北魏时代的沭水上游存在辟、有利两座古城，郦道元认为这两座古城即是汉武帝时代分封的城阳王子侯国辟侯国（294）和有利侯国（364）。根据推恩令，城阳王子侯国当分布在城阳王国周围，辟、有利二座古城的方位约在西汉东海郡境内，与城阳国相近。而《王子侯表》辟侯条、有利侯条皆注“东海”。综合这些因素，郦道元对辟、有利两侯国方位的描述与王子侯国地域分布特征相符合，应当是准确的。
《水经•沔水注》：“（沔水）又东南过涉都城东北。”郦道元注：“故乡名也。案《郡国志》筑阳县有涉都乡者也。汉武帝元封元年封南海守降侯子嘉为侯国。”《水经》记载沔水沿岸有涉都城，郦道元指出此即西汉涉都侯国（492）所在。郦氏的上述看法虽然还是依据地名，但《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涉都侯条下注“南阳”，所以郦氏的看法是可以得到文献支持的。根据《水经注》，我们可以把涉都侯国精确定位于今湖北省丹江口市西。
必须明确的是，《水经注》对西汉侯国的定位主要依据地名。尽管郦道元对某些侯国的定位是正确的，但却带有一定偶然性。其实就研究方法而言，这与前述郦道元误定侯国的情况并无两异。因此，在借鉴《水经注》侯国地望记述的某些说法时，我们还必须结合其他文献来予以考辨。而仅从地名的相似性来探寻侯国方位的研究方法，则是我们应当避免的。
郦道元的侯国定位虽然缺乏文献依据，但要是说郦氏完全没有参考前代文献典籍显然是不公允的。在《水经注》中，郦道元曾多次征引《陈留风俗传》，而该书保留有一些西汉侯国信息。如《河水注》曰：
《水经注疏》卷五，第496页。
商河水又东北，迳富平县故城北，《地理志》曰：侯国也。……案《汉书》昭帝元凤六年，封右将军张安世谓富平侯，薨，子延寿嗣。国在陈留，别邑在魏郡。《陈留风俗传》曰：“陈留尉氏县安陵乡，故富平县也。”是乃安世所食矣。
张放为第五代富平侯。富平侯国于第二代侯张延寿在位时迁往平原郡，故其子孙不应著籍尉氏县。张升当是第一代富平侯张安世庶子之后，并未随大宗张延寿迁往平原郡。张升自称张放之后，当属冒籍。
《汉书•张延寿传》载：“（张）延寿已历位九卿，既嗣侯，国在陈留，别邑在魏郡，……天子以为有让，乃徙封平原。”根据《汉书》，张延寿之富平侯国（553）本在陈留郡，宣帝时迁至平原郡。《汉志》平原郡有富平侯国，此乃富平侯国迁徙后的方位所在。至于富平侯国的初封地，由于不见于《汉志》，故较难考证。而郦道元根据《陈留风俗传》“尉氏县安陵乡，故富平县”的记载，指出尉氏县安陵乡即富平侯国初封地。《陈留风俗传》的记载是可信的，《后汉书•张升传》曰：“张升字彦真，陈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孙也。” 直到东汉末年仍有富平侯的后代居住在尉氏县，尉氏县即是富平侯国的初封地应当没有问题。
又《渠水注》曰：
《水经注疏》卷二二，第1909页。
（康沟水）迳平陆县故城北。高后元年，封楚元王子礼为侯国。建武元年，以户不满三千，罢为尉氏县之陵树乡，又有陵树亭。汉建安中，封尚书荀攸为陵树乡侯。故《陈留风俗传》曰：“陵树乡，故平陆县也。”
刘礼之平陆侯国地望，见下编第二章第三节考证。另刘礼受封于景帝元年，非高后元年。《汉书》卷一五《王子侯表》，第508页。
郦道元根据《陈留风俗传》的记载，指出尉氏县陵树乡即西汉之平陆县，此地为楚元王子刘礼之封国（210）。今按，陵树乡远离楚国，此地绝非刘礼之侯国。 郦道元侯国定位只从地名着眼，其说不足信。其实，西汉另有一个平陆侯。《王子侯表》载汉平帝元始元年，封淮阳宪王子刘宠为平陆侯。 查《图集》，西汉陈留郡尉氏县正与淮阳国相邻，此平陆实为刘宠之封国。因为《水经注》保留了《陈留风俗传》的内容，才为我们确定平陆侯国地望提供了宝贵线索。
总之，郦道元对西汉侯国地望的定位主要基于地名的相似性，并没有充分的文献依据，因此我们在对西汉侯国地望进行分析时，绝不能偏信《水经注》的说法。如果要利用《水经注》的侯国定位记述，还必须结合其他史料以及侯国地域分布规律进行考辨。不过，这并不是说《水经注》对西汉侯国地理研究意义甚微，作为中古时代一部重要的地理类著作，《水经注》记录了大量古城邑信息。事实上，目前很多汉代县邑的地理定位，都是依靠《水经注》得以实现。而很多县邑曾是西汉列侯封邑，因此《水经注》将某些城邑直接指认为西汉侯国的说法虽不可信，但其有关古城邑方位的记载却可间接地帮助我们复原某些侯国的地望。所以只要留心于《水经注》丰富的记载，耐心梳理上古城邑与汉代侯国之间的联系，我们还是可以探寻出一些侯国的地理位置，这才是利用《水经注》进行西汉侯国地理研究的价值所在。
二、《史记索隐》侯国地理信息之史料来源
毛晋：《跋〈史记索隐〉后》，见《史记索隐》，明汲古阁刻本。朱东润：《司马贞〈史记索隐〉说例》，收入氏著《史记考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41页。
在《史记》三家注中，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被公认为是质量最高的一部。明人毛晋曰：“读史家多尚《索隐》，宋儒尤雅推小司马《史记》，与小颜氏《汉书》如日月并照。” 又近人朱东润有言：“《索隐》语颇详密，又少异同，其所以凌驾裴、张，取重后世者，非无故也。” 而在《史记索隐》中，司马贞对《史表》中的侯国几乎都标注了方位。由于《史记索隐》对后世影响较大，故历来研究西汉侯国地望者，常引述《索隐》的说法。但唐代距西汉毕竟有千年之遥，司马贞何从知晓西汉时代的侯国方位，这还是让人怀疑。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司马贞的这些说法，从史料来源上进行考察。
司马贞引用《晋记》的其他例证，本书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
仔细分析《史记索隐》的侯国注文，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条目都写作“县名，属某郡”，或是“《表》在某某”。《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汝阴侯条《索隐》曰：“凡县名皆据《地理志》，不言者，从省文也。”又《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朝侯条《索隐》曰：“凡侯不言郡县，皆《表》、《志》阙。”不难看出，司马贞对西汉侯国方位的确定，主要根据《汉志》、《汉表》。如果他对侯国方位没有标示，就说明在《汉志》和《汉表》中均找不到该侯国的定位信息。其实，除了《汉志》和《汉表》外，司马贞还利用了《晋书•地道记》（以下简称《晋记》）。如司马贞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阳都侯条曰：“《汉志》阙。《晋书•地道记》属琅邪。”又同篇蒯成侯条曰：“《汉志》阙。《晋书•地道记》属北地。” 以上记载表明，当《汉志》、《汉表》均无资料可供利用时，司马贞还会从《晋记》中寻找相关线索。遍检《史记索隐》侯国注文，不再见有司马贞利用其他文献资料。由此可见，司马贞在为《史表》侯国进行定位时，主要利用了《汉志》、《汉表》、《晋记》三种文献。
从清人毕沅所搜集的《地道记》佚文来看，《地道记》并没有记录西汉侯国信息，司马贞根据晋代的行政区划来为西汉侯国定位的方法是很危险的。参见毕沅：《晋书地道记》，《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汉志》、《汉表》为常见文献。王隐《晋书》虽已亡佚，但该书《地道记》所记为西晋初年之行政建制，其时距西汉已有三百余年，当然不会保留有西汉侯国信息， 故司马贞标注侯国方位时，此书仅作备考。从所用文献来看，司马贞并无出众之处，其对西汉侯国的定位自然难以得出过人的结论。
《水经注疏》卷九，第874页。
司马贞的西汉侯国定位乃是以《汉志》、《汉表》为基础，而分析《史记索隐》侯国注文，司马贞侯国定位的依据也是地名。如某侯国名称与《汉志》县邑名称相同，司马贞便将二者直接对应，故所犯“张冠李戴”的错误较《水经注》有过之而无不及。如齐王子刘雄渠之白石侯国（195），司马贞以为即《汉志》金城郡之白石县。殊不知西汉边郡不封侯国，且白石县地，文帝时尚未属汉。又如高帝功臣傅宽所封之阳陵侯国（5），《索隐》曰：“阳陵县，属冯翊。”殊不知西汉畿辅不置侯国，且阳陵为景帝陵邑，何以封予列侯？如果同样的地名两见于《汉志》，司马贞索性将两处地名全部标出，让读者自行判断。《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宜春侯条《索隐》曰：“《志》县名，属汝南，豫章亦有之。”又如《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平陆侯条《索隐》曰：“县名，属西河。又有东平陆，在东平。”类似这样的问题，《史记索隐》中比比皆是，究其原因，乃是司马贞附会地名，而不加辨析之故。杨守敬曰“《索隐》往往于侯国妄为之说”， 盖不虚矣。
《史记索隐》对侯国方位的解释主要抄录《汉志》、《汉表》，但司马贞对《汉志》、《汉表》的检核并不细心，一些明载于《汉志》的县邑名称，他却未能检出，概称“《志》阙”。钱大昕批评道：
钱大昕：《潜研堂集》，第185—186页。
《索隐》虽知讨寻《表》、《志》，亦多疏漏。如城阳有阳都，北海有都昌，辽西有海阳，东莱有曲成，胶东有昌武，楚有武原，东海有戚，南阳有山都，沛有广戚，临淮有盱眙，涿有阿武、樊舆，《志》文俱在，而小司马皆以为阙。南阳、清河皆有复阳，南阳、济南皆有朝阳，平原、琅邪皆有平昌，而小司马仅举其一。又如傅宽封阳陵侯，非冯翊之阳陵；虫达封曲成侯，非涿郡之曲成；吴程封义陵侯，非汝南之义阳；刘勃封安阳侯，非冯翊之安陵；父城侯刘光非辽西之文城。名同实异，小司马皆不能别白，乃知班氏得古史阙文之遗意也。
钱大昕指出司马贞于《汉志》、《汉表》往往漏检，可见司马氏对《史表》的注释甚为随意，这样的考释结论自然不应作为我们引据的对象。
司马贞的西汉侯国定位基本抄录《汉志》、《汉表》，而他对《志》、《表》的检核又不细心。可以说，对于西汉侯国地理研究而言，《史记索隐》既无史料价值，又无学术价值。因此我们在进行相关侯国地望考证时，不应再引述《索隐》的说法，而应当直接引据《索隐》所本之《汉志》、《汉表》。不过，如果仔细分析《史记索隐》的侯国注文，可以发现司马贞所见《史表》、《汉表》与今本《史表》、《汉表》略有差异，因此也就具有了校勘今本《史表》、《汉表》的版本价值。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一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12页。曲英杰：《燕地古城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09—110页。
今本《汉书•王子侯表》柳宿侯条无下注郡名。《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柳宿侯条《索隐》曰“《表》在涿郡”。则司马贞所见唐本《汉表》柳宿侯条注有“涿”。查柳宿侯刘盖（395）为中山王子，而同日受封之中山王子侯国皆别属涿郡，则刘盖之柳宿侯国地处涿郡合乎情理。《汉书•外戚传》曰：“翁须乘长儿车马过门，呼曰：‘我果见行，当之柳宿。’”三国人苏林注曰：“聚邑名也，在中山卢奴东北三十里。”又《元和郡县志》定州望都县载：“柳宿城，县东南四十二里，宣帝母王夫人微时，泣别于柳宿城，即此地也。” 根据以上记载，柳宿城之地望于西汉正在中山国与涿郡之间，即今望都县贾村乡柳絮村。 则《汉表》柳宿侯条下注“涿”字可信。今本《汉表》柳宿侯条当脱漏“涿”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