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邵侯条《索隐》曰“《表》在山阳”。今本《汉书•王子侯表》邵侯条无下注郡名，则唐本《汉表》邵侯条注有“山阳”。居延汉简常见昌邑国邵县，昌邑国为武帝时以山阳郡改置，可知山阳郡确有邵侯国（335）。 《索隐》所引《汉表》可信。
有关《索隐》所引《汉表》与今本《汉表》的差别，请参看本编第一章表1-2相关注释。
以上是根据《索隐》校补今本《汉表》脱漏的两个例证，接下来再举两个利用《索隐》校正今本《汉表》讹误的例子。
《汉书•王子侯表》东淮侯条注有“北海”，但东淮侯刘类（455）为城阳王子，北海郡不与城阳国相接，城阳王子侯国何以远至北海郡？查《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东淮侯条《索隐》曰：“《表》在东海”。东海郡与城阳国相邻，唐本《汉表》所注可信，今本《汉表》东淮侯条下注“北海”当为“东海”之讹误。
《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博成侯条下注“淮阳”，博成侯（595）受封于地节四年（前66年），然元康三年（前63年）以后淮阳为王国，王国境内不应置有侯国。且《汉表》下注“淮阳”者，仅此一例。查《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博成侯条，《索隐》曰“《表》在临淮”，则今本《汉表》博成侯条之“淮阳”乃“临淮”讹误。
《史记索隐》在唐代为单行流传，直到宋代才被散列入《史记》正文，合编刊刻（见《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14页）。因此《索隐》注文与《史记》正文之间的文字差异，很有可能是因所据版本不同而造成的。
上面所举的四个例证是利用《索隐》来对勘《汉表》下注郡名的脱漏和讹误。而事实上，利用《索隐》我们还可以对《史表》所记录的侯国名称进行校勘。 这里附带举两个例子。
清人张文虎校刊金陵局本《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曰：“清都。毛（毛晋汲古阁刻十七史本——笔者按）作‘清郭’，与《索隐》本合。”（见《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28页）又临淄出土齐国官署封泥见有“请郭邑丞”、“请郭乡印”（秦汉时期，“清”、“请”二字通用，如岳麓秦简书“清河郡”多作“请河郡”），益证“清都”为“清郭”讹误。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所用底本为清金陵局本。
《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载有清都侯驷钧（182）。而《史记•孝文本纪》记作清郭侯驷钧。《史表》清都侯条引《索隐》曰：“清郭侯驷钧。齐封田婴为清郭君。”显然，司马贞所见唐本《史表》写作“清郭”，与《孝文本纪》相合。又汲古阁刻十七史本《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所记驷钧封号亦为“清郭”。 由此可见，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表》之“清都”乃“清郭”讹误， 今可据《索隐》、汲古阁本《史记》改正。
《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载有父城侯刘光（447）。《汉书•王子侯表》作文成侯。《索隐》曰：“《志》在辽西。”查《汉志》辽西郡有文成县，则司马贞所见唐本《史表》亦作文成侯，今本《史表》之“父城”为“文成”讹误。
从这些例证可以看出，与今本《史表》、《汉表》相比，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引录的《史表》、《汉表》保留了某些唐代古本面貌。在文献流传过程中，《史表》、《汉表》侯国名称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讹误，而《汉表》下注郡县名发生脱漏、讹误、窜格的现象更为严重。利用《索隐》记录的古本信息，我们可以对今本《史表》、《汉表》进行校订和勘误，从这一点来讲，《史记索隐》具有一定文献校勘价值，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全祖望即认为今本《汉表》阳信侯条脱漏“新野”二字。见《汉书地理志稽疑》卷六，第2615页。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十二，第625页。
《索隐》某些侯国注文所引用的《汉表》记载，同样不见于今本《汉表》相对应的侯国条目，这些还不能一概视作今本《汉表》之脱漏。如《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阳信侯条《索隐》曰：“《表》在新野。”查《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阳信侯条无下注县名，这是否意味着《汉表》阳信侯条原本注有“新野”，后因文献传抄而脱漏？ 实则不然。《索隐》此注文乃移录自《汉书•外戚恩泽侯表》阳新侯条。对此，清人梁玉绳已有察觉，故曰：“考《汉表》并无‘新野’之文，因《外戚恩泽表》阳新侯郑业封下有‘新野’字而误。” 又《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遽侯条无下注郡名，但《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遽侯条《索隐》曰：“案《汉表》乡名，在常山。”此语显然抄自《汉书•王子侯表》遽乡侯条。考《索隐》侯国条目所引《汉表》下注郡县名，有相当比例移录自其他侯国条目。今试将《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中，司马贞转录《汉表》的侯国条目加以归纳，并列出各条的来源（见表2-1）。对于《索隐》引文的这一特点，还需留意。
表2-1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部分侯国条目《索隐》注文史料来源
见《汉书地理志稽疑》卷六，第2617页。王荣商：《汉书补注》，第1050页。《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曰：“（建元二年）南陵侯赵周为太常，四年免。”第767页。
明确了《索隐》的体例特点，我们可以对某些具体问题作深入考辨。《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载有商陵侯赵周（227）。《索隐》曰：“《汉表》在临淮。”查《汉表》商陵侯条无下注郡名，全祖望以为《汉表》脱漏“临淮”。 其实，《索隐》此注文乃转录《汉书•王子侯表》南陵侯条下注。王荣商已指出：“商陵侯赵周……《百官表》作南陵。《王子侯表》南陵在临淮。此《索隐》所本，非脱也。” 王氏所言极是，但称司马贞因《百官表》书有“南陵侯赵周”而转录《王子侯表》则未必属实。 前面已经提到，司马贞注《史表》主要依据《汉志》、《汉表》、《晋记》，并未参考《百官表》。且若《史表》明书“商陵”，司马贞仅据《百官表》而转引《汉表》南陵侯注文也显草率。显然，司马贞直接转引《王子侯表》南陵条注文，乃是因其所见唐本《史表》写作“南陵”，这一版本信息与《百官表》“南陵侯赵周”可相对应。今本《史表》之“商陵”当为“南陵”讹误。
《汉志》临淮郡无南陵，足证刘庆封国之小，此侯国武帝后元二年国除后，即省并不存。周晓陆等：《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关于《秩律》南陵县地望，参见晏昌贵《张家山汉简释地六则》，《江汉考古》2005年第2期。
虽然唐本《史表》所记赵周、刘庆封国名称皆为“南陵”，但司马贞据此定两侯国为一地的做法并不妥当。景帝时代之列侯为整县受封，而受封于武帝晚期的赵王子刘庆，其所封之南陵应为乡聚， 与赵周之南陵侯国绝非一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南阳郡属县见有南陵，秦封泥亦见“南陵丞印”， 知秦代已置有南陵县，延续至汉初，此南陵县当即赵周封国所在。
结语
清代以来，《水经注》、《史记索隐》被认为是进行西汉侯国地望研究的基础文献。但一些学者指出《水经注》和《史记索隐》对西汉侯国方位的记述存在诸多谬误，因此能否利用两书对西汉侯国地理进行复原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本章，笔者对《水经注》、《史记索隐》中的西汉侯国方位记载进行了分析，通过考察这些记载的史料来源，发现两书对侯国方位的记述并无充分的文献依据。郦道元主要通过寻找与西汉侯国名称相似的古城邑来进行侯国定位，而司马贞则是将侯国与《汉志》作简单地对应，由于二人的考证都是基于地名的相似性，故《水经注》、《史记索隐》对西汉侯国方位的记述谬误甚多。前人将《水经注》、《史记索隐》视为与《汉志》、《汉表》同等重要的侯国研究文献，这样的看法应得到检讨。在今后的侯国地望研究中，不应再以《水经注》、《史记索隐》的说法为立论基础，而必须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对侯国地理问题进行探讨。
《水经注》、《史记索隐》中的侯国方位记述虽然不尽可靠，但两书对西汉侯国地理研究仍然具有重要价值。《水经注》记载有大量古代城邑信息，因此梳理《水经注》中的记载，探寻某些城邑与西汉侯国之间的关联仍是今后侯国地理研究的方向。而《史记索隐》所保留的唐代《汉表》古本信息，则具有校勘今本《汉表》的版本价值。利用勘正后的《汉表》可以使我们的侯国地理定位更为可信，同样也可以解决一些历史地理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日后进行侯国地理研究所要关注的方向。
中编
侯国地理分布格局的变迁
引论
本编的研究思路
笔者的这一思路乃是受到英国历史地理学家达比（H.C.Darby）所倡导的“水平横剖面”方法论的启发。有关达比教授研究理论的总结和探讨，参见寇•哈瑞斯：《对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几点看法》，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第4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邓辉：《论克利福德•达比的区域历史地理学理论与实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期。
西汉一代享国两百余年，先后分封八百余个侯国，如何能够直观地反映出西汉王朝侯国地域分布特征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最为有效的方式莫过于绘制几幅具有明确时代断限的侯国分布图。这一做法相当于建立了数个时间序列的地理剖面。对每一个地理剖面的分析，可以静态地了解某一标准年份的侯国地理分布特征。而若将这些不同时序的地理剖面连接起来，便动态地展现出侯国地理分布变化、发展的趋势。
要想绘制这样的地图，取决于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是要明确西汉某一年份的侯国数量和名目。第二则要明确与该年份相匹配的汉帝国疆域范围及行政区划。如果这两个条件得到满足，我们便可绘制出具有明确时代断限的侯国分布图。
即《王子侯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王子侯表》、《外戚恩泽侯表》所载最晚封侯年代为平帝元始五年（5年）。但《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安远侯条载有“居摄元年，侯永以吉曾孙绍封”，故《汉书》最晚的封侯记录当在孺子婴居摄元年。之所以说“理论上来讲”，是因为《汉表》存在漏载列侯的情况，另有部分列侯封年、废年不详。不过这两种情况在《汉表》中极为罕见，因此在进行某一年的侯国数量统计时，对上述情况可以忽略不计。
对于第一个前提条件，我们可以利用《汉书》相关《侯表》加以解决。《汉书》收录的四篇《侯表》， 是一份从高帝六年（前201年）至孺子婴居摄元年（6年） 西汉政府完整的封侯名录，每个列侯的废免年代也记录在案。从理论上讲，我们完全可以根据《汉表》复原出西汉任意年份的侯国名目。 至于第二个前提条件的解决，难度则要大得多。有汉两百余年，行政区划的变化极其繁复，变动幅度堪称剧烈。《汉书》虽然载录有《地理志》，但反映的仅是西汉末年的行政区划，并不能作为我们探讨西汉不同阶段侯国分布特征的依据，而这正是制约西汉侯国地理研究进一步深化的“瓶颈”所在。
随着周振鹤先生《西汉政区地理》的出版，第二个前提条件的解决成为可能。该书将西汉两百余年郡国级政区的演变过程，系统而完整地揭示出来，从而使以年度为标尺复原西汉任意年份的郡国政区成为现实。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西汉政区地理》复原出任意年份的西汉郡国行政区划的基本面貌。
以这两项前提条件的解决为基础，笔者在本编将分别择取成帝元延三年（前10年）、高帝十年（前197年）、惠帝七年（前188年）、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景帝中五年（前145年）、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七个标准年份为断代剖面，分别统计各个年份的侯国名目，并复原各年份的西汉疆域政区面貌，最后绘制该年份的侯国地理分布图，以此为基础阐释各图所呈现出的侯国地理分布特征（见研究思路说明图）。
本编研究思路说明
需要说明的是，本编各章并未完全按照时代序列进行编排，而是将时代最晚的“成帝元延三年”排在最先。这样编排主要基于两点考虑。第一，成帝元延三年行政区划见载于《汉书•地理志》，这是目前所见最可靠的西汉断代行政区划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原始性”。而其他年份的行政区划主要根据《西汉政区地理》复原得出，带有一定“构拟性”，这与元延三年行政区划得自原始文献的性质存在区别。第二，西汉一代的侯国地理分布存在显著变化，将年代最晚的“元延三年侯国分布”与年代最早的“高帝十年侯国分布”编排在一起，可以使读者直观地感受到这一变化的存在。以上两点便是笔者对本编章节编排的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