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郡范围内，太行山至新函谷关为一条显著的分界。此界线以西的弘农、河东、上党、太原四郡只分布有骐侯国（759）。汉武帝元鼎年间以后，太行山至新函谷关一线为关西、关东两大政治区域的分界。 太行山至新函谷关一线无侯国分布的现象，表明西汉末年存在“关西不置侯国”的地域特征。
司马迁言：“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62—3163页）王充曰：“九州之内五千里，竟三河土中。”（《论衡》卷二四《难岁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77页）辛德勇：《两汉州制新考》，收入《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另“三辅”为武帝太初元年改左、右内史设置，元封三年尚无“三辅”建制。若明确西汉在“准京畿”区域内不封置侯国，则《汉志》河东郡骐侯国的记载更为可疑。
在关东地区有两郡同样没有侯国分布，即河南郡和河内郡。两郡不分封侯国与自身的特殊地位有关。汉代，河南、河内、河东三郡合称“三河”，被视为“天下之中”， 地理地位异乎寻常。而据辛德勇先生研究，在武帝元封年间西汉地域控制政策曾发生较大变化，具体表现为左、右内史和“三河”地位的强化。 元封年间以后，“三河”逐渐具备一种“准京畿”的特性，汉廷不在河南郡和河内郡境内封置侯国，显然是遵照“京畿不置侯国”之惯例行事。
临淮郡横跨淮河两岸，开陵（512）、乐陵（594）、西平（638）三侯国地望不详，暂计为淮河以北之侯国。
在其余关东各郡范围内，桐柏山至淮河一线为显著的分界。该分界以北的侯国分布十分密集，而该分界以南只分布有侯国16个。 其中弋阳（543）、当涂（525）、曲阳（726）、钟武（601）四侯国濒临淮河，暂且不论，剩余的12个侯国情况都比较特殊。襄平（685）、兰陵（702）、广平（703）为广陵王子侯国，博乡（704）、松兹（533）为六安王子侯国，高成（602）、安平（658）、阳山（659）、夫夷（402）、都梁（414）、泉陵（416）为长沙王子侯国。广陵、六安、长沙三王国都地处桐柏山、淮河以南，根据“推恩令”王子侯国裂王国地分封的特点，这11个王子侯国自然也分布于当地。真正被汉廷有意分封在江淮以南的，只有海昏侯国（669）。而海昏侯刘贺本为废帝，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其被分封于豫章郡，本身就带有流放的用意。
零陵郡为武帝平南越后析桂阳郡设置，见《汉志》零陵郡本注。《后汉书》卷一四《城阳恭王祉传》，第560页。参见下编第二章附考。
因此，我们可以说西汉末年原则上还存在桐柏山、淮河以南不分封侯国的特征。该现象的产生，应当与当地自然条件恶劣、地理位置偏僻、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有关。这与边郡不封侯国的原因相似。其实，在汉武帝平定闽越、南越之前，武陵、桂阳、豫章、丹阳、会稽皆属边郡， 向来不置侯国。岭南十郡设置后，上述各郡虽然转变为“内地”，但其自然、经济条件并无改观，故汉廷仍不于当地封置侯国。而一些分布于当地的王子侯国，也会申请迁离当地。如元帝初元年间，长沙王子舂陵侯刘仁“以舂陵地势下湿，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徙。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阳之白水乡，犹以舂陵为国名”。 因舂陵侯国（413）发生了迁徙，故见载于《汉志》南阳郡，而不在长沙国附近。同样，长沙王子钟武侯（601）、复阳侯（600）、安众侯（361）之封国出现在江夏郡、南阳郡，也是因侯国迁徙所致。
除去太行山以西的骐侯国以及桐柏山、淮河以南的16个侯国，其余208个侯国全部分布在燕山以南、太行山以东、淮河以北这一区域范围内，占到元延三年侯国总数目的93％。而各郡内的侯国分布密度也存在明显差距，现将该区域内25个汉郡的侯国分布密度进行计算，列表如下（表1-2）：
表1-2 元延三年部分汉郡侯国分布密度
续表
说明：1.各郡面积数据采自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CPGIS（中国人口地理信息系统）。
2.沛郡的侯国数目包含敬丘侯国，涿郡的侯国数目包含良乡侯国。
结合图1-2和表1-2可以看出，关东地区的侯国主要集中在三个区域：1.太行山东麓的漳河流域，主要是巨鹿郡、广平郡及周边地区。2.泰山山脉北麓及东麓地区，包括齐、北海、琅邪三郡。3.泗水、睢水流域，即山阳、沛、东海三郡交界地带。在这三个区域中又以北海、广平、琅邪、巨鹿、山阳五郡境内的侯国最为密集。从表1-2可以看到，这五个郡的侯国分布密度，在关东诸郡中排名最高，平均每一万平方公里内分布十个以上的侯国。相反，在关东西部，侯国分布十分稀疏，如颍川郡、东郡、陈留郡在每一万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只分布有一两个侯国，这使得侯国分布在关东地区呈现出“西疏东密”的态势。若进一步分析该现象形成的原因，显然与王子侯国分封有关，如侯国分布较为密集的汉郡多地处诸侯王国之间。山阳郡与定陶、梁、东平、鲁四王国相接壤，北海郡、琅邪郡地处甾川、高密、胶东、城阳四王国间，巨鹿郡则与中山、真定、赵三国相邻，其东部的信都、清河两郡也曾多次置为王国。再看各郡的侯国构成，几乎全部为王子侯国，其数量在各郡辖县的比重中也接近半数。特别是北海郡，因与甾川、胶东、高密三王国相邻，接纳了大量王子侯国，其所辖王子侯国数甚至是辖县数的两倍。而广平郡因曾置为平干国，使其狭小的郡境内分布了六个平干王子侯国和一个清河王子侯国，也成为侯国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不过也有例外，如陈留郡与淮阳国、定陶国、梁国相接，但却没有接纳任何王子侯国，这一现象颇值得注意。
除了以上提到的各郡，其他汉郡境内的侯国也以王子侯国居多。因王子侯国在空间上存在邻近本王国分布的特点，这便形成关东地区侯国围绕王国密集分布的态势，同时也造成各郡境内的侯国呈现出不均衡分布的特点。如东海郡、琅邪郡的侯国几乎全部分布在西部邻近王国的地区。在沛郡同样呈现出侯国集中分布于北部地区的特点。这些郡因接纳王子侯国，郡域向王国核心地带延展，可见武帝以“推恩令”蚕食王国土地的策略收到了实际效果。
以上涉及多为王子侯国，而功臣外戚侯国的分布也存在一些特征。通过分析表1-2和图1-2，可以发现功臣外戚侯国多封置于南阳盆地和淮河流域，这在图中便反映为功臣外戚侯国多集中在南阳郡、汝南郡及沛郡南部和九江郡、临淮郡北部地区。除淮河流域，地处今山东省北部的平原、千乘两郡也是功臣外戚侯国集中分布的地区。
王恢：《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第391页。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490页。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第491页。
在此需要辨析的是，王恢在对《汉志》侯国分布进行分析时，发现侯国多分布在人口密集的地区，而人口密度又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于是提出西汉侯国分布“政治地理的发展，不及经济条件优越的自然地理的诱导之快速”。 言外之意，西汉末年侯国地理分布格局的形成主要受经济因素的影响。王氏的论说似乎很有道理，因为根据葛剑雄师对西汉末年人口分布格局的分析，当时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也恰恰是燕山以南、太行山以东、淮河以北这一区域， 但两者的重合并无必然联系。元延年间的侯国，80％为王子侯国，而王子侯国分封在地域择取上有很大局限性，都分布在王国周围，这与经济因素并无关联。也就是说，侯国密集分布于“关东”北部，主要还是受“推恩令”的影响。如长沙国周围有很多侯国分布，就与经济因素没有什么关系。真正能够体现出皇帝在地域择取之考虑的是功臣、外戚恩泽侯国。前面提到，功臣、外戚恩泽侯国多分布于淮河中下游地区，而这一地区反倒是关东人口密度较低的区域。 西汉末年的侯国分布确实也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如边郡不置侯国和桐柏山、淮河以南不置侯国的现象就与经济因素有关，但这并非影响全国范围侯国分布格局的主要原因。西汉末年“三辅无侯国”、“王国无侯国”、“关西无侯国”、“河南、河内无侯国”以及关东侯国环绕王国密集分布的态势，无不体现出政治地理因素的强烈影响。因此笔者的观点与王恢恰恰相反。笔者以为，元延年间侯国地理分布格局的形成乃受到政治地理及经济地理因素的双重影响，相较而言，西汉“众建诸侯以少其力”、“以关西制关东”的地域控制政策以及“畿辅特制”、“内外有别”的政治地域观念才是影响侯国分布的主要原因。
结语
最后，笔者将本章的主要结论概述如下：
《汉志》所载西汉行政区划具有明确的时代断限：汉成帝元延三年。以元延三年九月行政区划资料为基础编制的政府版籍是《汉志》所录县、道、侯国名目的主要来源。而《汉志》后序载录的县、道、侯国统计数字得自汉成帝绥和二年的全国《集簿》，与《汉志》载录县、道、侯国名目并不吻合。《汉志》实际上是由平帝元始二年各郡国的户口簿、成帝元延三年各郡国的行政版籍，成帝绥和二年全国《集簿》三份不同断代的资料拼凑而成，因此《汉志》户口数字、所辖县道侯国名目、县道侯国统计数字皆无法对应。一些学者利用《汉志》后序所载县、道统计数字而进行的县目、道目辑补工作，其研究思路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通过对《汉表》的梳理，可得元延三年的侯国数目为225个。不见于《汉志》的利昌、怀昌、卑梁三侯国，与见于《汉志》却不见于《汉表》的敬丘、良乡、瓡三侯国可能存在对应关系，不能用《汉表》、《汉志》存在缺漏的说法作以简单的解释。
西汉末年的侯国地理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三辅、边郡、王国地区均无侯国分布。侯国只分布在“内郡”范围内，其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太行山、函谷关以西的关西地区以及河南郡、河内郡没有侯国分布。关东地区以桐柏山、淮河为界，几乎所有的侯国都分布在此界线以北。而桐柏山、淮河以北的侯国又呈现出围绕王国密集分布的态势。西汉末年侯国地理分布格局的形成，与武帝以来地域控制政策的推行有关，乃受到政治地理因素和经济地理因素的双重作用，其中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更为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