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曾根据《汉志》提出西汉“京畿不置侯国”。 不过梁玉绳却持有不同看法：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四《王子侯者年表》，第509页。
若《日知录》卷二十二言“西汉三辅无侯国，阳陵、平陵皆乡名同于县者”，恐不尽然。阳陵、平陵应是乡名，他如卢绾之侯长安，刘仲之侯郃阳，丁义之侯宣曲，张敖之侯宣平，温疥之侯栒，吕台之侯鄜，非三辅侯国乎？而食邑者不与焉？顾氏未之考耳。
钱穆：《汉初侯邑分布》。
梁玉绳所举之侯国多封于高帝时代，有人据此认为高帝时代“京畿不置侯国”制度并不严格。如钱穆曰：“汉首脑部不以封（侯邑），惟汉初偶有例外。”
《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载武帝元鼎元年封城阳王子刘买为栒侯（456），可知城阳郡有栒县。王恢曰：“当以河东郇县为是，在今山西猗氏县西南。”（《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第172页）聊备一说。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一，第547页、第581页。《后汉书》卷二六《宋弘传》，第904页。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0065，第12页。
梁玉绳所举某些例证，显然存在问题。《汉志》右扶风虽然有栒邑县，但汉初齐国之城阳郡同样有栒县， 故温疥受封之栒侯国（80）不可确指为京畿之地。 至于丁义之宣曲侯国（54）、张敖之宣平侯国（102），梁玉绳以为与上林苑宣曲宫、长安城之宣平门有关。 以宫观、城门分封列侯可谓闻所未闻，梁氏此说极谬。今按，光武帝封宋弘为宣平侯， 故宫博物院藏有秦印“宣曲丧吏” 可证秦汉确有宣曲县、宣平县，两县地望不详，当在关东。卢绾受封于高帝四年，当时侯国制度尚未确立，其“长安”可能是嘉号，而非实有其地。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苏扬州西汉刘毋智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3期。《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二年律令•秩律〉抄写年代研究—以汉初侯国建置为中心》，《江汉考古》2013年第2期。
至于刘仲之合阳侯（95）、吕台之鄜侯（11），情况较为特殊。笔者此前以为两地也在关东，但是出土文献出现的某些信息，动摇了这一看法。2004年扬州文物工作者清理了西汉早期吴国宗室刘毋智墓，墓中出土的一件漆耳杯烙印有“郃阳侯家”，同时划刻有“吴家”。 西汉初年吴王刘濞乃刘仲之子，这件烙印有“郃阳侯家”的漆器显然是郃阳侯刘仲的器物。其中“郃阳”的写法，与秦封泥、张家山汉简《秩律》所见关中“郃阳”的写法一致，说明刘仲封国即汉初内史郃阳县。又张家山汉简《秩律》简459见有“鄜”，其在简文中的位置处于六百石秩级律文的后补入部分。笔者已撰文指出，《秩律》律文后补入的文字，都是吕后元年初的制度变化。而“鄜”被补入律文，正与吕后元年鄜侯吕台晋升为吕王，鄜县被收归汉廷管辖的背景相关。 由此看来，高帝时期确有封国置于京畿地区。
王恢《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第205页。
不过，西汉初年置侯国于京畿显然是当时的特例。郃阳侯刘仲为高帝兄长，第一代周吕侯（鄜侯）吕泽是高后兄长。两人显然是因为皇帝、皇后兄长的身份，才得以置封国于京畿，其目的可能是方便入觐皇帝、皇后。正如王恢所说“（鄜侯）吕台，吕后兄子也，亦如刘仲之侯合阳，卢绾之侯长安，一为弟兄，一为情同兄弟，自当别论。”
置皇帝、皇后兄长之封国于京畿，只是西汉立国之初的特例。随着惠帝二年刘仲病故，高后元年吕台晋封吕王，京畿内的侯国最终消失。此后直到西汉末年，京畿地区再也未封置过侯国。
2.关西六郡
关西地区除内史以外，还设置有上郡、北地、陇西、蜀、巴、汉中六郡。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六郡范围内同样没有侯国分布。对于西汉不在上郡、北地、陇西、汉中封置侯国，清代以来的各家学者均无异义，但对于巴、蜀两郡，各家的看法并不统一。如全祖望认为，汉初巴蜀之地可以封置侯国，其《功臣外戚恩泽侯表补正》汁防侯条曰：
汉人不以巴、蜀为封国，汁防终以宿憾，而平州则以土著也，见后。
同篇平州侯条曰：
两条分见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卷六，第2604、2613页。
《索隐》曰：“《晋书地道记》属巴郡。”案汉人不以巴、蜀分封，而昭涉掉尾疑是巴人，故建国焉。本《表》其玄孙尚为涪不更，是可证也。
王恢：《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第205页。
全祖望称汉代虽然存在巴蜀不封置侯国的通例，但执行并不严格。王恢受此影响，也认为汉初可在巴蜀封置侯国。 其实，全祖望的说法不能成立，他所举汁防、平州的例子都有问题。钱大昕对平州侯国曾有考辨：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第23页。
《春秋传》“会于平州”，杜预云“在泰山牟县西”；元封三年封朝鲜降将王唊为平州侯，《表》在梁父，盖即《春秋》之平州也。平州虽有三名，汉初封国，当以梁父者近似。
梁玉绳曰：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一，第596页。
《汉志》无平州，《索隐》引《晋书地道记》属巴郡，岂以此侯玄孙为涪不更之故乎？晋置巴西郡平州县，似不可以征汉初侯国。而武帝封王唊为平州侯，《汉表》明言在梁父，当即此侯所封之地。梁父属泰山郡，《左传》宣元年杜注云“平州在泰山牟县西”。《魏志》牟县注云“有莱芜城、平州城”，则在今泰山府莱芜县西。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山东分册》（下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7年，第520—521页。
钱大昕、梁玉绳所论极是，平州侯国（123）地处齐地，应无疑义。根据《侯表》自注“梁父”以及杜预注“在泰山牟县西”，可知平州应在徂徕山东麓的今泰安市化马湾乡一带。今化马湾乡正有一座春秋至汉代的城址“燕语城”，当即平州侯国。 至于汁防侯国，请见本章附考辨析，此不赘言。总之，“关西无侯国”应为高帝十年侯国地域分布的显著特征。
《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第2044页。此处张良乃是以大关中的概念指代关西。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卷三《壹通》，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3页。《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80页。
现已知晓京畿封置侯国为特例，巴蜀不封置侯国，则汉初存在“关西不置侯国”的制度。而从情理上分析，汉代也不会在关西范围内封置侯国。刘邦平定天下后，采纳刘敬和张良的建议，定都长安，奉行“以关西制关东”的策略。而张良在陈述定都关西的优势时说道：“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 张良认为，关西的优势在于可以利用自身地理形势之险固防备诸侯。为了贯彻张良的战略，汉廷建立了严格的关津制度作为控御诸侯的防线，故贾谊曰：“所为建武关、函谷、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很难想象汉廷会在津关防线之内分封诸侯，这显然与保障关西区位优势的战略意图相违背。其实，史籍中的一些记载已经透露出汉代不于关西封置侯国的信息。景帝三年，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当时居住在长安的列侯为筹措从军资费而向长安富户借贷，而“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 此语已道出汉代侯国皆地处关东的事实。
（二）关东地区
高帝时代，几乎所有的侯国都分布在关东地区，而关东地区的侯国分布也存在明显特征。现对关东范围内各地区的侯国分布情况作以简要叙述：
1.汉中央直辖十郡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68页。
关东地区有十郡为汉中央直辖，可以明显地看到，十郡之中的南郡和太原郡没有侯国分布。南郡境内不分封侯国的现象应与当地自然条件有关。汉代，淮河以南开发程度较低，自然环境十分恶劣，被人们视为荒远险恶之地。司马迁曰：“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江南卑湿，丈夫早夭。”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孝景四年，吴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为贞信，乃劳苦之曰：‘南方卑湿。’徙衡山王王济北，所以褒之。”这些记载表明江淮之间在汉代被认为是不适宜居住的地区，皇帝自然不会把功臣分封于此。至于太原郡为何没有侯国分布，应与太原郡曾置为韩国有关，详见后文所叙。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第407页。《史记》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传》，第2840页。
除南郡、太原郡以外，汉中央直辖的另外八郡均有侯国分封。仔细观察各郡的侯国分布，并无明显的地域特征。不过，河南郡的情况较为特殊，该郡境内的函谷关至伊洛盆地无侯国，所有的侯国都分布在荥阳以东。这显然与洛阳、荥阳两地的特殊地位有关。汉代，洛阳为汉廷经营关东的基地，刘邦初都于洛阳，即使迁都长安以后也多次驻幸洛阳，若在洛阳附近分封侯国则会威胁到刘邦的安全。而荥阳既是拱卫洛阳的门户，又是汉廷控御关东的前沿。每当关东有变，汉廷便会聚兵荥阳以震慑诸侯。高后七年，相国吕产闻齐国有变，“乃遣颍阴侯灌婴将兵击之。……乃屯留荥阳”。 景帝三年，吴楚七国之乱爆发，汉景帝命窦婴“守荥阳，监齐赵兵”。 洛阳之武库、荥阳之敖仓，都是汉中央的战略物资集转中心。刘邦不在荥阳以西分封侯国，既能够保障函谷关—荥阳交通线的畅通，又能够保障洛阳、荥阳的安全，其战略意图十分明显。
2.王国区域
高帝时代，关东大部分区域为诸侯王属地。由于汉代只在关东地区封置侯国，故有相当数量的侯国分布在王国之中。仔细观察图2-1能够发现王国范围内的侯国分布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值得我们作深入分析。
（1）边郡
周振鹤指出：“秦汉时期的边郡是指直接与敌对的政权相邻的郡。”见《中国历史上两种基本政治地理格局的分析》。
在王国范围内，燕国之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上谷五郡，赵国之代、雁门、云中三郡，荆国之内史、鄣两郡，淮南国之庐江、豫章两郡以及长沙国之内史、武陵郡，因与匈奴、瓯越、闽越、南越等敌对政权相邻，属于“边郡”范畴。 从图2-1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区域范围内无侯国分布（离侯国和义陵侯国的状况较为特殊，详见后文所叙），展现出“边郡无侯国”的地域分布特征。前辈学者所总结的“西汉边郡不置侯国”规律，同样适用于高帝时代。
廖伯源：《汉代爵位制度试释（上）》，《新亚学报》第十卷，第120—124页。如文帝二年十月诏曰：“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422页）
刘邦不在边郡分封侯国应当是出于现实的需要。按照西汉封侯制度，列侯若没有得到皇帝的许可，须前往封国居住，在国期间还要定期赴长安朝见。 而留居长安的列侯，其封国租税也要转运长安。 如果列侯的封国在边郡，无论是列侯就国、朝见，还是转运租税，都会带来很大不便。同时，边郡地区开发程度较低，又时常受到异族侵扰。如北边郡在汉初便处在匈奴严重威胁之下，韩王信和代王喜因无法抗御匈奴而分别投降敌方和弃国内逃。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若将列侯封于边郡，不仅不能保障就国列侯的安全，也无法保障列侯的经济收入，刘邦不置侯国于边郡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所说的“山东”与通常意义上的“关东”并不完全一致。辛德勇先生将《货殖列传》中的“山东”称为“小关东”，与通常概念的“关东”加以区别。见辛德勇：《汉武帝徙民会稽史事证释》，收入《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第307—322页。
由于边郡不封置侯国，这便使高帝时代的汉帝国疆域范围内呈现出恒山—燕山以北，长江以南无侯国的局面，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对全国区域的划分。在《货殖列传》开篇，司马迁将天下划分为“山西”、“山东”、“龙门、碣石北”、“江南”四个区域。而如果与高帝时代的侯国分布图相对照，可以发现所有的侯国都分布在司马迁所说的“山东”范围内。 西汉的侯国分布与司马迁“四大区”的天下区划描述为何会如此契合，我想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2）异姓诸侯王国
从图2-1、2-2可以看到，高帝时代某些诸侯王国境内没有侯国分布。没有侯国分布的王国是燕国、梁国、淮南国。如果寻找三个诸侯王国的共同特征，不难发现三国均为异姓诸侯王国。显然，刘邦不在三国境内分封侯国，是对卢绾、彭越、英布权益的尊重。毕竟分封侯国就意味着把一县的治民权和财税收入划给列侯，因此若在三国境内分封侯国，无异于削夺了异姓诸侯王的权益。可见，刘邦在侯国地域择取上，还存在“避让异姓诸侯王国”的特点。
如果说刘邦封置侯国存在“避让异姓诸侯王国”的考虑，但同为异姓诸侯王国的长沙国，其境内却分布着陆梁（99）、离（101）、义陵（103）三个侯国。似乎刘邦对吴芮、吴臣父子的权益不甚尊重。不过，仔细分析这三个列侯的功状，可以看出三人与刘邦并没有隶属关系。《史表》陆梁侯条曰“诏以为列侯，自置吏，受令长沙王”，从“受令长沙王”来看，陆梁侯应为长沙王属下。离侯邓弱，功状《史表》、《汉表》阙，惟《汉表》载有：“成帝时光禄大夫滑湛日旁占验曰：‘邓弱以长沙将兵侯。’”义陵侯吴程，《史表》曰“以长沙柱国侯”。以上三侯，均无功状，其共同之处是长沙王属下，显然三人不属于刘邦功臣集团。
《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第527页。廖伯源：《汉代爵位制度试释》，第124—125页。
笔者这一判断也可以得到列侯排位的佐证。高后二年，吕后命丞相陈平根据功劳大小，排列一百余位列侯的位次。 查询《史表》、《汉表》三侯位次，义陵侯排位一百三十四，陆梁侯排位一百三十七，两侯与项羽旧臣桃侯（136）项襄为功臣排位的最后三位。至于离侯邓弱，则连排位都没有。不难看出，三人与刘邦集团实无瓜葛，他们受封为列侯当另有缘由。西汉时代，惟天子有分封列侯的权利。 想必三人有功于吴芮，第二代长沙王吴臣即位后，为酬谢先王功臣上书请封三人。刘邦从其所请，但三人无功于汉，故令长沙王裂本国地分封。而倘若三人为刘邦功臣，刘邦是不会把三人分封到长沙国如此荒远偏僻之地。
因此，我们可以说，高帝时代存在不于异姓诸侯王国境内分封侯国的特征。如果我们明确侯国地域分布的这一特点，那么对“太原郡无侯国”的现象也可以给出合理的解释。高帝六年至高帝七年初，太原郡为韩王信之韩国，刘邦为保障韩王信的权益，未于韩国境内封置侯国。高帝十年韩国虽然已改置为太原郡，但其境内无侯国的局面却得以延续。
需要辨析的是，高帝六年至高帝九年，赵国为张敖所有。而自高帝六年十二月刘邦首封列侯以来，就不断有功臣被分封在赵国境内。显然，所谓刘邦封置侯国“避让异姓诸侯王国”之原则对张敖却是例外。其实，该现象不难理解。仔细分析各异姓诸侯王的身份，英布、彭越、吴芮、韩王信都是与刘邦一同起兵反秦的群雄，而卢绾则是跟随刘邦从征天下的亲信。对于这些本与刘邦平起平坐的列强，刘邦必然有所顾忌。而张敖却不同，他不仅是异姓诸侯王中的小辈，而且还是刘邦的女婿，刘邦自然不会把张敖视为与其他诸侯王一样的群雄来对待。可以间接证明这一点的，有《史记•张耳列传》的记载：
汉七年，高祖从平城过赵，赵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礼甚卑，有子婿礼。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
获知刘邦对张敖的态度，我们对汉廷在赵国境内大量封置侯国的做法便容易理解了。刘邦并未将张敖视作需要尊重的异姓诸侯王，而张敖“子婿”的身份，倒使刘邦将其视为与刘肥、刘交、刘贾同等的子弟，而遵照同姓诸侯王国准例，在其境内封置侯国。
了解到刘邦对赵国的态度，我们对“贯高、赵午谋刺案”也许会有更为深入的认识。身为异姓诸侯王的张敖，理应享有权益上的独立自主权。但刘邦却将张敖视同为刘氏子弟，不但不予以礼节上的尊重，而且还如同对待同姓诸侯王一样，不断侵夺赵国权益。这对于张耳旧臣贯高、赵午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这样看来，贯高、赵午欲图刺杀刘邦，恐怕并非仅是嫌怨张敖孱弱而做出的负气之举。
（3）同姓诸侯王国
汉初，诸侯王国的行政体制与汉中央相同，而汉中央直辖区域范围内存在“内史不置侯国”的特征。那么，诸侯王国境内的侯国分布是否也存在“避让内史”的规律呢？从图2-1可以看到，在赵、齐、楚、荆四王国中，只有荆国之内史无侯国分布。但荆内史地处江南，本身属于不封置侯国的地区，因此荆内史境内无侯国并不意味着刘邦在封置侯国时，对荆内史有意回避。结合楚内史、齐内史，赵内史境内存在侯国的现象，我们可以说汉初的侯国分封并不存在避让诸侯王国内史的特征。
参见辛德勇：《越王勾践徙都琅邪事析义》第四节《赣榆“秦始皇碑”与秦“东门阙”之本来面目》，《文史》2010年第1辑。
另外，图2-1还反映出，在楚国所属的东海郡和齐国所属的琅邪郡境内没有侯国分布。这一现象值得注意，因为两郡在元延三年都是侯国密集分布的地区。可见高帝时代和成帝时代，中央对待两郡的政策存在差异。而汉初不在两郡境内封置侯国的现象较为费解。笔者推测，该现象的产生可能与秦汉之际的地域观念有关。秦国统一天下后，琅邪、东海两郡被视为帝国的东疆。如秦始皇二十八年所立琅邪刻石，其铭文便有“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以及“乃抚东土，至于琅邪”等词句。而在东海郡朐县，秦始皇还立有东门阙，作为帝国东大门的象征。 由此看来，刘邦不在东海、琅邪两郡封置侯国，可能是将两郡视为帝国东疆，故遵照“边郡不置侯国”通例行事。
钱穆：《汉初侯邑分布》。
钱穆曾对汉初侯国分布进行分析，他统计得出高帝时代在东海郡分封有三个侯国，在琅邪郡分封有四个侯国。琅邪郡、东海郡的侯国数量在与其他各郡的对比中处于优势。钱穆因而得出“三齐最为殷庶，即据侯邑分布可知”，“东海盖拟于三齐，滨海之区，生聚易也”的结论。 钱穆之所以得出与笔者截然相反的结论，在于他将《汉志》所载西汉末年行政区划看成汉代的通制。实际上，他列入东海郡的三个侯国于高帝时代地处城阳郡，而列入琅邪郡的四个侯国于高帝时代分处胶西郡、胶东郡。钱穆不明高帝时代行政区划，径直套用《汉志》，得出与历史事实不符的结论。由此益可看出，复原西汉不同时期的行政区划对于探讨侯国分布特征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
高帝十年共有侯国102个，在所处郡目明确的89个侯国中，有25个侯国分布在汉郡境内（合阳，鄜情况特殊，暂不纳入），有3个侯国分布在长沙国境内，剩余的58个侯国全部分布在赵国、齐国、楚国、荆国四王国境内。可见，高帝时代有2/3的侯国地处同姓诸侯王国之中，这使得四王国境内的侯国分布十分密集。现将高帝十年四同姓诸侯王国境内的侯国数量排列如下，见表2-4。
表2-4 高帝十年赵国、齐国、楚国、荆国境内侯国数量
国名赵齐楚荆
境内侯国数172795
始封城数55①733653
侯国所占比重30%37%25%9%
①此处所列为高帝四年张耳受封赵国之城邑数目。蒯通曾说韩信曰：“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余城，将军将数万众，岁余乃下赵五十余（城）。”（见《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第2620页）蒯通称齐国有城七十余，可知其所言五十余城为赵国所领之城邑数。今暂取55城之数。
考虑到尚有14个侯国的所处郡目不明，故实际比值应高于表2-4的统计。汉初东阳郡约辖有十七县，见《西汉政区地理》，第37页。
从表2-4可以看到，赵王、齐王、楚王封域内的侯国数量均占到各自始封城邑数量的三到四成。 荆国境内的侯国数虽然只占到其城邑总数的8％，但荆国之内史、鄣郡属于不封置侯国的区域。荆国境内的5个侯国都分布在东阳郡，占到东阳郡城邑总数的30％， 与赵、齐、楚三国的比值一致。
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卷三《壹通》，第113页。王夫之：《楚辞通释》卷三《天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3页。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卷一四，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817页。《史记》卷九九《刘敬列传》，第2719—2720页。《汉书•高帝纪》系此事于高帝九年十一月。
四王国境内的侯国分布如此密集，恐怕不仅仅是因“侯国分封避让异姓诸侯王国”所致，而应当与刘邦的王国政策有关。汉初，关东之赵、齐、楚、荆（吴）被认为是实力最强的诸侯国。刘邦将四国分封予同姓子弟，便是想借助同宗之力来控御四国。为了防止同姓子弟凭借四国之势谋反，刘邦还对四国采取了削弱和压制政策。贾谊曾提到汉初朝廷曾推行“疏山东，孽诸侯”的政策， 这里的“孽”当有打压、为害之意。《楚辞•天问》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王夫之释曰：“革孽，革夏祚而孽夏民。” 又《吕氏春秋•遇合》：“贤圣之后，反而孽民。”高诱注曰：“孽，病也。” 从贾谊的描述来看，建立严格的通关制度，限制关西物资、人员流入关东王国为“孽诸侯”的重要举措。其实，汉初徙关东之民于关西也与“孽诸侯”政策有关。高帝九年十一月刘邦“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桀名家居关中”十余万人， 便是削弱诸侯王国实力。现在看来，刘邦在四国境内封置大量侯国，应当是“孽诸侯”政策的体现。分封侯国就意味着要把一县的治民权和财税收入划给列侯，刘邦不断在四国境内封置侯国，无异于变相的削地。高帝十年，赵王、齐王、楚王各自封域内超过三分之一的土地被刘邦分封给列侯，三诸侯王国“跨郡连城”的地域优势大大削弱。
结语
在本章，笔者通过复原高帝时代的行政区划面貌，进而绘制带有行政区划信息的侯国分布图，并依据该图对高帝时代的侯国地理分布特征进行分析。
根据《高帝十年侯国分布图》可以发现高帝时代的侯国地理分布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作为汉中央立国根基的关西地区不存在封国（合阳，鄜二侯国除外），所有的诸侯王国和侯国都分布在关东地区。在关东地区汉中央直辖的十个郡中，除南郡、太原郡以外皆有侯国分布。而河南郡境内的侯国全部分布在荥阳以东，这显然是汉中央保障洛阳、荥阳安全之战略意图的反映。
在关东范围内，“边郡无侯国”为又一显著特征，而淮河以南地区因自然条件较为恶劣也极少有侯国分布。另外，琅邪、东海两郡境内不分封侯国，可能是汉廷将两郡视为边郡，故遵照“边郡不置侯国”通例行事。
在关东的王国区域，所有的侯国都分布在同姓诸侯王国中，异姓诸侯王国境内则无侯国分布，汉中央直辖的太原郡因曾置为韩国，也无侯国分布。长沙国境内虽然有三个侯国，但三侯为长沙王旧臣，与刘邦集团无关，故长沙国境内三侯国的存在与“异姓诸侯王国境内不置侯国”政策并不冲突。
辛德勇先生明确提出：“秦汉时期在地缘政治和军事地理意义上曾经奉行过一项非常强烈的‘关中本位’政策，或者说是‘关中本位’战略。这一政策或者战略的思想核心内容，是区别对待关中和关东地区，依托关中，控御关东，特别是中原地带。”（《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杨建先生指出西汉初年汉中央曾执行一项以充实、保障关中实力为主要内容的“关中政策”。见《西汉初期津关制度研究》第七章第二节《强化皇权与“关中政策”》，第139—168页。
通过对高帝时代侯国地域分布特征的揭示，可以看出刘邦在侯国地域择取上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关西不置侯国显然与汉初“关西本位”战略体系有关。 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和保障汉廷对关西资源的调配，刘邦在关西地区推行全面郡县的一元统治体制，并着力构建临晋关、函谷关、武关、郧关、扜关一线的关防界线。刘邦将所有的封国都分封在这条关防界线以外，这一做法当为“关中政策”的体现。
刘邦虽然把所有的侯国都封置于关东地区，但在地域择取上又体现出“保障功臣集团权益”的考虑。刘邦不在异姓诸侯王国境内封置侯国是对开国群雄权益的维护，不在边郡及江淮以南分封侯国，则可以看作是对列侯权益的保障。从关东地区的侯国地域分布可以看出刘邦“与天下士贤大夫共享天下”的政治意图，由此再来看高帝十二年诏“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之语，益可看出刘邦经营天下之用心良苦。
前一章提到，元延年间的侯国地域分布展现出“京畿无侯国”、“边郡无侯国”、“王国无侯国”、“关西无侯国”、“河南、河内郡无侯国”以及侯国集中分布于燕山以南、桐柏山—淮河以北的地域特征。在与高帝时期的侯国地域分布态势进行对比后，可以发现“京畿无侯国”、“边郡无侯国”、“关西无侯国”以及侯国集中分布于燕山以南、桐柏山—淮河以北等地域特征早在高帝时期便已存在，以上四项可以视为西汉始终贯彻之侯国地域封置政策。
高帝时期虽然存在“异姓诸侯王国境内无侯国”的现象，但仍有相当数量的侯国分封在同姓诸侯王国境内，因此汉末“王国境内无侯国”的地域特征在汉初并不具备。还有，高帝时代的上党郡、河东郡、河南郡、河内郡皆有侯国分布，时至西汉末年上述地区却成为不封置侯国的区域。另外，高帝时代琅邪郡、东海郡无侯国，但在西汉末年，两郡却是侯国密集分布的地区。可见，“王国无侯国”、“太行山以西无侯国”、“河南、河内两郡无侯国”以及“琅邪郡、东海郡侯国密集分布”的地域特征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上述四项侯国地域分布特征的形成，其背后蕴含着怎样的历史背景，都是本书需要回答的问题。以上便是笔者对比《元延三年侯国分布图》和《高帝十年侯国分布图》所得到的启示。
附
汁防侯国非“广汉郡汁方县”考
高帝六年三月，刘邦分封同乡雍齿为汁防侯（30）。《汉书•地理志》广汉郡有汁方县（今四川省什邡市南）。《水经注》、《括地志》、《通典•州郡典》、《元和郡县志》等书均载此汁方县为雍齿之封国。雍齿受封于广汉郡汁方县已成为定论，从未引起人们的怀疑。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27页。《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第2513页。《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16页。《汉书》卷一《高帝纪》，第30页。《史记》卷九〇《彭越列传》，第2594页。
不过，留意史籍中的相关记载，“雍齿受封于广汉郡汁方县”实有可疑之处。两汉之广汉郡地处四川盆地，而秦汉时代的四川盆地路途险远、人烟稀少，乃是政府流放犯人之地。如秦王政平定嫪毐之乱，将嫪毐舍人党羽“夺爵迁蜀四千余家”。 而秦王惩处失势的吕不韦，亦是“其与家属徙处蜀”。 秦朝灭亡后，项羽分封天下，因对刘邦有所顾忌，将其封于巴蜀，项羽的考虑是“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 而韩信则为刘邦鸣不平曰：“项羽背约而王君王于南郑，是迁也。” 在韩信看来，刘邦受封于巴蜀实与流放无异。西汉时代，四川盆地作为犯人流放之所的地位仍未改变。如梁王彭越获罪，刘邦“赦以为庶人，传处蜀青衣”。而彭越不愿前往巴蜀，在向吕后哭诉时唯一的请求是“愿处故昌邑”。 文帝废淮南王刘长，亦将其流放蜀郡严道。刘长对这样的惩处结果显然不能接受，于是以“不食而死”的方式以示抗争。可见西汉时代人们仍视巴蜀为险途，即使是犯人也不愿被流放到蜀地。而刘邦竟把功臣雍齿分封到连犯人都不愿去的地方，岂非咄咄怪事？
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卷六，《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2604页。王恢：《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第151页。另张至皋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其称汉高祖“最讨厌雍齿……什邡是川西比较差的地方，所以才用来对付雍齿”。见任乃强、张至皋《温江地区十二县（下）》，《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1期。
清人全祖望注意到这个问题，故曰：“汉人不以巴、蜀为封国，汁防终以宿憾。” 全氏留意到西汉不在巴蜀封置侯国，但又对雍齿受封于广汉郡的说法深信不疑，只得以“宿憾”作解。此处的“宿憾”即《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所言雍齿“与上有隙”。在全氏看来，雍齿与刘邦曾有矛盾，刘邦封雍齿于蜀地，乃是借分封之名，行流放之实。王恢对全氏的说法深表赞同。 其实若仔细推敲有关史实，全氏之说并不能成立。《史记•留侯世家》对雍齿封侯始末有详细记载：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乃忧曰：“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故，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
在天下初定之时，由于行封未遍，功臣中出现了谋反的苗头。面对这一紧迫局面，张良建议刘邦先行分封“平生所憎”的雍齿为列侯，以平息众人的疑怨情绪。张良此议的关键在于刘邦必须厚待雍齿，才能使功臣们打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的疑虑。不妨试想，刘邦虽然采纳张良的意见，却借“封侯”之名把雍齿流放到蜀地，岂不是向众人展现自己睚眦必报的心态。这不仅与张良献策的初衷背道而驰，更会加重功臣们的恐惧情绪。在这种气氛下，功臣们又何以发出“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的欣喜之辞？
从《留侯世家》的记载不难看出，雍齿乃得到刘邦优厚对待，绝无被“流放”蜀地的可能。让我们再来看看“雍齿受封于广汉郡汁方县”说法的由来。检阅两汉魏晋相关史籍，并无雍齿受封于巴蜀的记载。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对蜀中掌故记述尤详，也没有提到雍齿封于汁方县之事。最早把广汉郡汁方县与雍齿联系起来的是北魏时代的郦道元。《水经•江水注》曰：“洛水迳什邡县，汉高帝六年封雍齿为侯国。”唐代志书《括地志》、《通典•州郡典》、《元和郡县志》应该都是沿袭了郦道元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