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多将侯国封置于汉郡，应当还有便于监管列侯的考虑。见下编第一章结语。
由于文帝二年以后不在王国境内封置侯国。这与高帝、惠帝、高后多将侯国封置于王国的做法完全不同（参见表4-4）。高帝、惠帝、高后在王国境内封置大量侯国，其目的是削弱诸侯王国实力，此为汉初“孽诸侯”策略的体现。文帝改变这一做法，在分封列侯时多将侯国置于汉郡，这固然是对诸侯王权益的尊重。
表4-4 高帝、惠帝、高后、文帝封置侯国之地域统计
说明：所在郡国不详之侯国未列入统计。
自高帝六年以来，随着侯国的封置，诸侯王国封域不断削减。而文帝即位以后，由于不在王国境内封置侯国，再加上汉初侯国的自然消亡，王国封域由减转增。文帝侯国封置政策的转变，令诸侯王得到了实惠，更有利于汉廷对诸侯王的笼络。
结语
刘邦“同姓封建”的政治理想在白马之盟中有明晰的体现。白马盟誓的内容为：“非刘氏不王，若有无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汉书》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序）李开元曾指出：“汉之同姓诸侯王之封，其思想渊源可以说是受到周之分封同姓的影响。”（见《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91页）周振鹤先生提道：“汉初实行封建制在名义上是效仿周朝遗意。”（见《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40页）两位先生有关“刘邦封建同姓诸侯王取法于周代封建制度”的表述值得参考。
高帝末年，随着异姓诸侯王的翦除，刘邦初步实现了“同姓封建”的政治理想。 关东诸侯王国虽然为同姓子弟所控，但由于各封国人口繁庶、地域广阔，依然对汉中央构成潜在威胁。所以刘邦在封建同姓诸侯王的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削弱王国实力的措施，此即汉初之“孽诸侯”策略。“孽诸侯”策略包括：以限制关西人力、物资流入王国为内容的津关政策，以迁徙王国富户、豪强于关西为内容的移民政策，以众建侯国以削夺王国封域为内容的侯国封置政策等。
刘邦去世后，惠帝、高后相继掌权，惠帝为汉室嫡宗、高后为皇太后，两人在宗室中享有绝对权威，故能够继续推行刘邦之“孽诸侯”策略。但这一形势在文帝时代发生了变化。文帝并非皇嗣，他能够以藩王身份入继皇位乃是功臣集团妥协的结果，带有一定偶然性。文帝即位之初，根基尚不牢靠，为防范长安的功臣集团，急需得到关东诸侯王的支持。再加上文帝在宗室中不具有惠帝、高后一样的权威，不得不放弃直接打压诸侯王国的策略，以换取诸侯王的拥护。
李开元提到，文帝二年至文帝十五年：“诸侯王国的个别变动主要是围绕着代国与齐国对于汉朝皇位的继位纠纷而出现的。”（见《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第98页）
就文帝的侯国分封来看，保障诸侯王权益的意图十分明显。文帝改变高帝、惠帝、高后多在王国境内封置侯国的做法，将多数侯国封置于汉郡，减少了对诸侯王封地的侵夺，这是汉初以来侯国封置政策的重要转变。而文帝在济北、济南二郡境内大量封置齐王子侯国，则是为了缓和因收夺济北国地而引发的汉廷与齐国的矛盾。 文帝由削夺济北国、淮南国地，发展到在济北国、淮南国故地封建王子侯国，再到恢复济北、淮南为王国的一系列变动，背后折射着文帝反复平衡汉廷与王国关系的努力。
总之，文帝时代王国政策的调整，对当时的侯国封置政策也产生了影响。文帝基本放弃了高帝“封建侯国以削弱王国”的政策，这是文帝为缓和与诸侯王的矛盾、争取诸侯王拥护而采取的必要举措。而文帝之王国策略调整并非只局限于侯国政策一项。我们发现，汉初被严格执行的津关制度这时也出现了松动。《汉书•文帝纪》载十二年三月“除关，无用传”。文帝废除津关制度，解除了对王国的人员、物资封锁，使诸侯王国获得更多收益，同样有利于赢得诸侯王的支持。另外史籍中不见有文帝徙王国豪强的记载，这是否暗示当时“移民关中”的政策亦被终止？这还只能是一种推测。
《汉书》卷四九《晁错传》，第2296页。晁错只提到“通关去塞、不孽诸侯”为一项“安海内”的仁政，并未指明此政策出自何时。如果结合景帝元年述先帝功绩诏“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史记•孝文本纪》），则晁错此语显然是在追述文帝之政策。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文帝即位后，相继放弃了高帝为打压诸侯王国而制定的各项政策，这使得文帝六年之后，汉廷与诸侯王国基本处于相安无事的状态，更有利于天下的稳定。正因如此，晁错在追述文帝功绩时，才会特别提到“通关去塞、不孽诸侯”一语。 而《史记•孝文本纪》称赞文帝初年的天下局势为：“施德惠天下，填抚诸侯四夷皆洽欢。”
不过，如果说文帝放弃了对诸侯王国的抑制，显然是不准确的。文帝之王国政策的调整，只是改变了高帝以来直接打压王国势力的做法，转而采用“众建诸侯”、“以亲置疏”等相对缓和的策略来削弱、控御王国。因此就汉廷对王国的防范心态而言，文帝与高帝、惠帝、高后并无不同，只是方法存在差异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