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光五年，在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的地域范围内分布有十个侯国。但是到了太初元年，上述区域却无侯国分布。这一变化的产生，乃与武帝时代的地域控制政策调整有关。高帝至武帝早期，关西、关东的分界依然延续着战国以来临晋关、函谷关、武关一线的格局，而在元鼎三年，汉廷推行“广关”政策，其目的是将关西、关东的分界整体东移至太行山、新函谷关、武关一线。在这次地域控制政策调整后，原本属于关东范畴的河东地区，转而纳入关西地域范围，而因为汉初以来即有“关西不置侯国”的定制，因此为配合“广关”政策，汉廷将河东地区的十余个侯国在元鼎三年一次性迁出，重新安置于太行山以东，从而保障了“关西不置侯国”制度的施行。 元鼎三年以后，汉廷不再于河东地区分封侯国，故至太初元年，“太行山以西无侯国”成为侯国地域分布的新特征。
图7-2 关东地区局部放大图
（2）河南郡、河内郡无侯国
据辛德勇先生研究，武帝元封年间西汉地域控制政策发生较大变化，具体体现为左、右内史和“三河”地位的强化。见《两汉州制新考》第四节《汉武帝之广关拓边与改行十二州的地理背景》。见下编第六章第三节考述。崔在容注意到，武帝以后西汉政府常将弘农郡与“三河”并举，施行与别郡不同的政策。崔先生将弘农郡、三河称为汉帝国的“准京畿”区域，这一提法值得重视（见《西汉京畿制度的特征》）。
元光五年，河南郡、河内郡境内均分布有侯国。而在太初元年，两郡则成为无侯国分布的地区。这一变化同样与元鼎、元封年间地域政策的转变有关。元鼎年间，随着诸侯王国的相继废免，关东地区汉廷直辖区域迅速扩张，原汉帝国京畿地区（左右内史）偏离帝国疆域几何中心的不利地位愈加明显，而地处天下之中的“三河”（河南、河内、河东三郡），其特殊的区位优势逐渐凸显出来。因此在元鼎年间扩大“关西”地域范围的同时，汉廷逐步将“三河”纳入京畿范围之中。 元鼎五年，武帝借“酎金案”将河南郡、河内郡的侯国全部废除，彻底消除了两郡境内的封国形态，为汉廷将两郡纳入京畿范围扫清了障碍。 元封五年武帝分天下为十三刺史部，并不包括左、右内史及弘农、河东、河南、河内诸郡，这表明弘农郡和“三河”的地位已在其他汉郡之上，具备一种“准京畿”的特性。 河南郡、河内郡不置侯国应当是遵照“京畿不置侯国”之惯例行事。
与前面叙述相对应，元光五年一些原本不封置侯国的地区，在太初元年已有侯国分布。
（3）江南地区的侯国分封
高帝以来，汉廷已有不在江南封置侯国的惯例。虽然高帝至景帝时期，长沙国境内也曾有侯国存在，但这些侯国都与吴氏长沙国有关，乃是汉廷优待吴芮集团之特殊政策的体现。直至武帝元光五年以前，汉廷从未有意在长江以南封置侯国。而在元光六年至元封元年，江南地区的豫章、桂阳（元鼎六年分置零陵郡）、庐江（元狩二年并入豫章、丹阳）、会稽陆续出现侯国，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高帝“长江以南不置侯国”的限制。
元光六年、元朔元年分封之丹阳（269）、胡孰（271）、秣陵（272）三江都王子侯国地处庐江郡。
进一步分析武帝时代江南地区的侯国，可以看到这些侯国基本都是长沙王子侯国和江都王子侯国。 根据推恩令，王子侯国乃裂王国地分封，而江都国有相当部分的疆域位于长江以南，而长沙国全境皆地处江南，因此若贯彻执行推恩令，则无法避免在长江以南分封侯国。可见，当推恩令与高帝“长江以南不置侯国”制度相冲突时，武帝会选择打破旧制来保障削夺王国土地策略的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