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钱氏所言，汉初侯国地理分布比较广泛，有的地处汉郡，有的地处王国。根据笔者对高帝十年侯国地理分布的复原，可以大致推算出，该年见存的102个侯国，至少有63个位于王国境内。 不过到了西汉末年，情况有所变化，王国境内已无侯国分布。通过分析元延三年政区状况，可以看到所有的侯国都分布在汉郡，“王国境内无侯国”是西汉末年侯国地理分布的显著特征。
要言之，西汉时期侯国地理分布格局曾发生较大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国境内的侯国逐渐消失，并最终形成“王国境内无侯国”的局面。至于这一局面形成于何时，其背后又体现了皇帝怎样的考虑，则是西汉侯国地理研究中不可避开的问题。在本章，笔者试图对“王国境内无侯国”格局的形成时代作以考察，并尝试探讨该格局形成的内在原因。
一、“王国境内无侯国”形成于文帝初年辨误
西汉侯国地理分布格局发生“侯国错在王国”到“王国境内无侯国”的转变，曾引起部分学者的注意。一些学者认为这一转变发生在文帝初年，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史籍中如下两条记载：
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县之实，甚厚。（《汉书•淮南王传》载薄昭谏淮南王刘长书）
侯邑之在其国者，毕徙之他所。陛下于淮南王不可谓薄矣。（《新书•淮难》）
至于文帝迁淮南国三侯国的年代及三侯国的名目，见本编第四章考述。钱穆：《秦汉史》，第271页。王恢：《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第377页。李开元：《西汉轪国所在与文帝的侯国迁移策》，《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以上记载表明，文帝即位之初把淮南国境内的三个侯国迁出，重新安置于汉郡。 钱穆先生受此启发，提出：“而汉之为此，则自欲使政令一统，易于为治，故不欲侯封错在王国也。” 王恢亦从其说，故曰“侯国早期有错在王国者，文帝时加以调整徙之汉郡”。 而李开元则明确提出文帝即位后制定了“徙侯国出王国”的政策，即“将散处在各王国中的侯国迁出，安置于汉郡中”，“文帝之侯国迁移策并非仅限于淮南一国，而是作为汉朝之‘定制’而施行全王朝的”。 王、李两位先生认为，文帝即位后不欲使侯国错在王国，于是将诸侯王国境内的侯国悉数迁出。见诸史籍的文帝“易侯邑”之事并非仅是针对淮南国的政策，同时也推行于其他诸侯王国。随着诸侯王国境内侯国的迁出，文帝初年即已形成“王国境内无侯国”的局面。以上诸位先生的看法虽不无根据，但仔细考订文帝时期的侯国分布状况，这一结论并不能成立。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119—120页。反映高后初年行政区划建制的《二年律令•秩律》，不见有任何武陵郡属县，可以验证周先生的看法。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据《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吴氏长沙国除于文帝后元七年。
先来看文帝时代，王国境内的侯国是否都发生了变动。高后元年，汉廷分封长沙王子吴阳为沅陵侯（157）。沅陵，《汉志》属武陵郡，汉初为长沙国封域。 若文帝即位后推行“徙侯国出王国”的政策，则沅陵侯国必须从长沙国迁出。但1999年，湖南省文物工作者在沅陵县发现了第一代沅陵侯吴阳的墓葬。 据史籍记载，吴阳逝世于文帝后元二年，说明文帝末年沅陵侯国仍地处长沙国，并未发生迁徙。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41—43页。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第406页。
高帝六年（前201年），刘邦封夏侯婴为汝阴侯。汝阴，《汉志》属汝南郡，汉初地处淮阳郡。 1978年，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竈夫妇墓葬在安徽省阜阳市被发现。 夏侯竈逝世于文帝十五年（前165年），文帝四年至十二年汉廷置淮阳国， 则至迟文帝十二年汝阴侯国仍在淮阳国境内，而未迁徙。
“辟阳侯相”、“辟阳邑丞”封泥著录于罗振玉辑：《齐鲁封泥集存》；山东省立图书馆辑：《临淄封泥文字》（以上两种俱转引自孙慰祖主编：《古封泥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84、232页）。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98—100页。参见《西汉政区地理》所附“景帝二年七齐与北海、琅邪二郡示意图”，第99页。
再看辟阳侯国（61）。辟阳侯国封置于高帝六年，景帝三年（前154年）废除。辟阳虽不见于《汉志》，但《汉书•王陵传》记载景帝三年“淄川王反，辟阳近淄川，（审）平降之，国除”，可知辟阳地处齐地。19世纪末以来，山东临淄出土的西汉早期齐国官署封泥见有“辟阳侯相”、“辟阳邑丞”， 可以验证《王陵传》的记载。文帝初年，齐地皆为齐系诸侯王封地， 若文帝迁王国境内之侯国，则辟阳侯国当从齐地迁出。而《王陵传》的记载表明，直到景帝三年辟阳侯国仍在齐地。且景帝三年之时，齐地仍为齐系诸侯王封地。 这不仅表明辟阳侯国在文帝初年并未迁徙，同时表明景帝初年王国境内仍有侯国分布，可见文帝时代并无所谓“施行全王朝”的“侯国迁移策”。
《王子侯表》载元鼎元年武帝封淄川王子刘成为缾侯，可知缾本属淄川国，元鼎元年别属琅邪郡。
此外，文帝所封列侯，其封国仍有地处王国者。如文帝十四年所封缾侯国（203），地处淄川国。 景帝三年，缾侯孙单参与七国之乱，正与其封国地处叛国境内有关。由此可以看出，文帝时代仍有侯国被封在王国，当时显然不存在“王国境内无侯国”的局面。
文帝时代，不仅王国境内的侯国没有被悉数迁出，而且仍有侯国新封在王国境内，“迁淮南国三侯邑”应当是文帝针对淮南国的政策，并非施行于全国，所谓文帝初年已形成“王国境内无侯国”局面的说法完全可以摒弃了。
二、“王国境内无侯国”格局形成的时代断限
阿部幸信先生曾对历史研究过程中“仅仅被大规模事件吸引了全部目光”的研究倾向进行检讨。见《“統治系統”論的射程》（初刊《日本秦漢史研究》第11号，2011年），此据徐冲译文，刊《早期中国史研究》第三卷第一期，2011年。
文帝初年的迁淮南国三侯邑是汉初的重要事件。前人把西汉侯国地理分布格局的转变与此事联系起来，是可以理解的。但经过分析，这种说法并不符合汉初侯国地理分布的实际情况。可见，在不考虑侯国地理分布特征的前提下，仅从某些特殊事件入手的研究思路存在局限。 有鉴于此，笔者试图以复原汉初侯国地理分布特征为基础，通过限定“王国境内无侯国”局面出现的时代上限和下限，来探求该格局形成的确切时间。
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4期。参见拙作《荆州松柏汉墓35号木牍侯国问题初探》，《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2期。《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845页。
新近公布的荆州松柏汉墓35号木牍文书，为我们限定“王国境内无侯国”格局出现的时代上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献依据。松柏汉墓35号木牍记录了西汉南郡《免老簿》、《新傅簿》、《罷癃簿》三份行政公文。 从松柏汉墓所出建元、元光年间的历谱以及公文记录的行政建制来看，三份行政公文反映的是汉武帝早期的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公文中有邔侯国和轪侯国。邔侯国封置于高帝十二年，轪侯国封置于惠帝二年，两侯国之名见于武帝早期的南郡行政公文，说明两侯国封置后，一直地处南郡，从未发生迁徙。而据史籍记载，南郡曾于景帝七年至中三年（前150—前147年）置为临江国， 则该时段的临江国境内分布有侯国。可见直至景帝中三年王国境内仍有侯国分布，“王国境内无侯国”局面的形成在景帝中四年以后。景帝中四年可以作为“王国境内无侯国”格局形成的时代上限。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九《侯国考》，第182页。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卷）》，第55页。
至于“王国境内无侯国”格局形成的时代下限，则可以借助“推恩令”来加以限定。汉武帝时期，汉廷颁布“推恩令”来削夺王国封域。所谓“推恩令”是指皇帝以“推恩”的名义令诸侯王以王国地分封子弟，从而析出众多王子侯国，而王子侯国必须转属周边汉郡管辖，王国疆域因此受到蚕食。有关“推恩令”对削弱王国势力起到的作用，学界已有详尽阐释，但对“推恩令”所透露出的西汉侯国地域分布格局的变化，却鲜有学者提及。最早留意于此的是清代学者钱大昕，其《侯国考》曰：“侯国例不属诸侯王，故王子而侯者，必别属汉郡。” 近人严耕望则明确指出：“武帝从主父偃之谋，令诸侯推恩分其土地，俾子弟毕侯，此等侯因而分属汉郡。然则此前王国已例不辖侯国矣。” 显然在“推恩令”颁布的时代，已经存在“王国境内无侯国”的侯国分布格局，所以当诸侯王以王国地分封子弟后，王子侯国必须划入周边汉郡，以保证王国不与侯国相涉。因此，武帝实施推恩令的时代可以视为“王国境内无侯国”格局出现的时代下限。
参见本编第二章附考。另据《王子侯表》，元光五年武帝分封河间献王子刘明为兹侯（260）。但“兹”之地望不详，因此不能排除兹侯国是裂汉地而封。稳妥起见，笔者将元光六年定为“分裂王国土地封置王子侯国，别属汉郡”制度产生的上限。高敏先生以元光末年武帝分裂诸侯王国土地封置王子侯国为据，怀疑推恩令执行于元光末年（见《秦汉史杂考十二题》，收入氏著《秦汉史论集》，郑州：中州书画出版社，1982年，第382页）。周振鹤、董平均二位先生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分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28页、第123页；董平均：《汉武帝下推恩令非元朔二年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近来，日本学者楯身智志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指出，元光五年至元朔元年分封的王子侯国，都是在诸侯王死后，由朝廷封置的。这与“推恩令”要求诸侯王在世时决定王子侯人选的做法存在本质不同。（见《西汉推恩令再考》，未刊稿）
《汉书•武帝纪》载“（元朔二年）春正月，诏曰：‘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许之，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于是籓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推恩令虽然颁布于元朔二年，但是“分裂王国土地封置王子侯国，别属汉郡”的做法却早已执行。检索《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汉书•王子侯表》，元光六年所封四个长沙王子侯国，分别转属豫章、桂阳两郡； 同年所封楚王子浮丘侯国（266）则转属沛郡。至于元朔元年所封一个鲁王子侯国、五个江都王子侯国也都改属汉郡管辖。只不过元光六年、元朔元年的诸侯王子分封，是在诸侯王薨后，由武帝主导执行的。 元朔二年，武帝把分封王子的权限下放给诸侯王，从而才导致推恩令的产生。 因此，元光六年可以作为“王国境内不置侯国”制度出现的时代下限。
参见本编第二章附考。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28、123页。另据《王子侯表》，元光五年武帝曾分封河间献王子刘明为兹侯（260）。但“兹”之地望不详，因此不能排除兹侯国是裂汉地而封。为稳妥起见，笔者将元光六年定为推恩令执行的上限。
通过分析元光、元朔之际的王子侯国地理分布，也可以验证高、董两位先生的看法不误。如元光六年，武帝封长沙王三子为列侯，三侯国分封后，分别由长沙国改属豫章、桂阳两郡。 同年，武帝封楚王子刘不审为浮丘侯（266）。浮丘侯国分封后，从楚国析出，别属沛郡。而元朔元年，武帝所封鲁王子侯一人、江都王子侯五人皆执行了推恩法。诚如周振鹤先生所言，元光六年推恩法已然施行。 因此，推恩令的施行不会晚于元光六年，元光六年可以作为“王国境内不置侯国”制度出现的时代下限。
通过对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梳理，可以明确西汉全国范围“王国境内无侯国”格局的形成大致在景帝中四年至武帝元光六年的16年间。那么，我们有无可能进一步限定该格局形成的确切年代呢？
分析西汉侯国封置政策的变化，对于探讨“王国境内无侯国”格局的形成具有一定参照价值。前面提到，高帝至文帝时期不断有侯国被封置在王国，但当全国范围内形成“王国境内无侯国”的格局后，皇帝便不能再把侯国封置在王国境内。因此，如果能够明确汉廷不在王国境内封置侯国的时代，便可大致推测出“王国境内无侯国”格局的形成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