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周振鹤先生发表《西汉县城特殊职能探讨》。 该文的附录部分对《汉志》失注之侯国进行了重新辑补，可以视作对钱大昕《侯国考》的补充。1987年周先生博士论文《西汉政区地理》正式出版，该书囊括了周先生此前有关王子侯国研究的所有成果。此后，周先生还发表过《〈汉书•王子侯表〉笺证》， 另外其《〈汉书•地理志〉汇释》也有关于侯国地理的少量表述。
毋庸置疑，周振鹤先生是迄今为止对西汉侯国地理研究贡献最大的学者，他完全改变了侯国地望研究的传统做法，实现了侯国地理研究由传统考据之术向现代学术研究的转变，其对王子侯国地理分布规律的归纳以及侯国地望考证方法成为后人遵循的研究准则。不过，由于王子侯国是在武帝执行推恩令后才大量产生的，所以我们还无法通过王子侯国来探寻西汉侯国地域分布特征形成和变化的规律。而深化西汉侯国地理分布特征的认识，则是我们所要继续完成的任务，这也是笔者写作本书的初衷之一。
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9页。
还需要说明的是，周振鹤先生之所以能够实现以地域分布为视角解决西汉王子侯国地理问题，主要获益于此前谭其骧先生主持编修《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的完成。正因为《图集》解决了西汉许多县邑侯国的定位，并将各县邑的空间关系以地图的形式加以呈现，才使周先生可以从繁琐的地名考证中解放出来，而直接利用《图集》进行相关空间分析。由此可以看到一项优秀的基础研究工程对学术的推动作用。周振鹤先生称《西汉政区地理》是“导师与研究生两代人的共同创造”， 这样的总结是非常恰当的。
3.近二十年侯国地理研究
郝红暖：《西汉中山“新市侯国”小考》，《邢台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近二十年的侯国地望研究可以明显看到受周振鹤先生研究影响的痕迹。如郝红暖的《西汉中山“新市侯国”小考》是对景帝中二年所封新市侯国（226）地望的考证。 该文指出，前人多以为景帝所封新市侯国即《汉志》巨鹿郡之新市侯国，而巨鹿郡新市侯国乃元凤五年分封广川王子而新置，本为广川国乡聚，此新市景帝时并不存在。景帝时代所封新市侯国应为《汉志》中山国之新市。郝文的结论可以信从，而这一观点显然是作者研读《西汉政区地理》的收获。
郑威：《西汉东海郡所辖戚县、建陵、东安侯国地望考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2期。郑威：《西汉东海郡的辖域变迁与城邑分布》，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第25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郑威先生的《西汉东海郡所辖戚县、建陵、东安侯国地望考辨》则是对《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东海郡之戚县、建陵侯国、东安侯国定点的商榷。 该文称《图集》戚县定点紧邻鲁国，而其外围的兰旗、容丘、良成皆是鲁王子侯国，在上述侯国未分封时，东海郡何能越过鲁国管辖戚县？通过对历代地理志的分析，郑先生指出《图集》戚县其实误取了沛郡广戚侯国的定点，戚县地望应据《括地志》定于今山东省临沂市南。而《图集》鲁王子之建陵侯国（642）、东安侯国（644）定点皆远离鲁国，显然与王子侯国分布特征不符，两侯国当据《括地志》、《地形志》分别定位于今山东枣庄市峄城区西和山东枣庄市山亭区。2011年郑威先生又发表了《西汉东海郡的辖域变迁与城邑分布》， 该文第二部分对推恩令施行后，别属东海郡的王子侯国地望进行全面清理，其中对山乡（641）、武阳（739）、新阳（743）三侯国做出更为精确的定位，纠正了以往的错误看法。该文以汉郡为中心的侯国地望整理模式，是继《西汉政区地理》以王国为中心的侯国地望整理模式之后，一种有益的探索。从以上两文可以看出，郑威先生对王子侯国地望的考证思路与周振鹤先生十分近似，可以视为周先生王子侯国地望清理工作的延续。
邢承荣：《西汉柳侯国（柳县）的建置沿革及其遗址考证》，《渤海学刊》1995年第4期。张玉：《“推恩令”与河间献王诸子侯国》，《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旁光侯国，《史表》作“房光”。旁、房古音相同。旁、房皆为标注音地名之音，非“”近旁之义甚明。
此外，邢承荣先生的《西汉柳侯国（柳县）的建置沿革及其遗址考证》则是以实地调查的形式确认侯国遗址方位，这是对《图集》定点的有益补充。 而张玉女士的《“推恩令”与河间献王诸子侯国》一文， 虽然声称“考证了河间献王诸子侯国的地理位置”，但文中基本承续《大清一统志》和王先谦《汉书补注》的说法，唯一提出新见的是旁光侯国（313）地望。对于这个历代地理志都不曾提到的侯国，张女士独辟蹊径地指出“旁光”乃“东光之旁”之意，其地望在今河北省东光县境。 这样的考证思路及结论，实在让人不敢信从。
李开元：《西汉轪国所在与文帝的侯国迁移策》，《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陈苏镇：《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除了具体侯国地望的相关考证，李开元先生的《西汉轪国所在与文帝的侯国迁移策》与陈苏镇先生的《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则是两篇值得关注的文章。 前者通过对轪侯国、酂侯国地望的考证，指出文帝初年曾出台“徙侯国出王国”的政策。李先生的这一看法可以看作是对钱穆观点的发扬，不过李先生在具体的地名考证中存在疏漏，得出的结论还有不足。陈苏镇先生的《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则以文帝初年的“迁淮南国三侯邑”为切入点，讨论了文景时期的侯国政策，全文涉及汉初王子侯国地域分布，文帝侯国政策，“王国境内无侯国”格局的形成等西汉侯国地理重要问题，其论证对笔者多有启发，关于陈先生的具体看法，本书在专题论证中还会指出。
崔在容：《西汉京畿制度的特征》，《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这一时期，部分韩日学者的研究也涉及西汉侯国地理问题。如韩国学者崔在容对西汉的“京畿制度”进行考察，指出汉代的京畿包括京畿地区（三辅）和准京畿地区（三河及弘农郡），西汉时代除极个别的情况外，基本不在京畿和准京畿地区封置侯国。 崔先生的看法大体正确，但研究方法存在不足。首先，崔先生根据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来确定侯国地望，而该书对侯国地望的考证错误甚多，直接影响到崔先生研究的准确性。其次，崔先生忽视了西汉封置侯国的时代差异。如果对西汉侯国地望进行重新梳理，并分时段予以考察，可明确西汉一代从不在京畿地区封置侯国，武帝元封年间以后从不在准京畿地区封置侯国。另外，崔先生称汉代不在京畿封置侯国是他“首次论及”，显然没有对顾炎武等清人的考证成果给予足够的重视。
《名古屋大學東洋史研究報告》第30号，2006年，第20—48页。［日］柴田昇编著：《〈漢書〉とその周辺》，名古屋：昆仑书房，2008年，第31—67页。中文译本见郭永钦译：《〈汉书〉侯表地名注记的体例特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历史地理》第26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参见上编第一章第二节考述。
日本学者中，仲山茂先生对西汉侯国地理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并取得一定成绩。他于2006年发表的《前漢侯国の分布——〈漢書〉外戚恩沢侯表を中心に》是继钱穆《汉初侯邑分布》之后，第一篇专门研究汉代侯国地理分布特征的文章。 该文指出，昭帝以后分封的外戚恩泽侯国，其地域分布与封户数量存在对应关系。以恩泽侯国为例，封户在千户以下的侯国分布在淮河流域，封户在一千户至两千户的侯国分布在琅邪郡，封户在两千户以上的侯国分布在南阳郡。而外戚侯国虽然封户数量相差较大、地域分布较为分散，但若将封户数量与地域生产力相配，各侯国基本处在同一水准。在考订外戚恩泽侯国地理方位的过程中，仲山氏留意到《汉书》相关侯表注记地名的体例问题，故继续写作《〈漢書〉列侯関連諸表にみられる地名注記の性格について》予以讨论。 在这篇文章中，仲山茂先生提出《汉表》注记郡名均为侯国废除时之属郡的新观点。仲山先生的这一看法还值得商榷，但不失为对西汉侯国地理问题的有益探索。
廖伯源：《汉书敬丘侯国与瑕丘侯国辨》，收入氏著《简牍与制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7—171页。
近二十年大量出土文献的发现也为西汉侯国研究提供了新线索。《汉志》沛郡载有敬丘侯国，但《侯表》并无敬丘侯，故清代以来的许多学者怀疑《汉志》敬丘所注“侯国”为衍文。而廖伯源先生根据尹湾汉简“盐官别治郁州丞沛郡敬丘淳于赏故侯门大夫以功迁”一条的分析，指出西汉确有敬丘侯国，《汉志》记载可信。 廖先生的这一研究，是利用出土文献解决侯国问题的很好例证。
二、本书的主旨及结构
通过以上学术史回顾可以看出，近四百年来侯国地理研究主要是具体侯国地望的考释，其研究方法则以排比史料、汇释诸说为主，这样的地望考证无论从研究旨趣还是从研究方法上来讲，都可以视为传统地名考证的一部分。而在研究方法上实现突破的则是周振鹤先生，由于充分注意侯国自身的地域分布特点，周先生将空间分析的理念引入侯国地望考释，从而大大提升了该领域的研究水准。
随着前人侯国地望考释工作的发展，一个侯国地理研究的新方向孕育产生，那就是对侯国空间分布规律的探索。少数清代学者已经隐约感觉到西汉侯国地理分布存在特征，并提出一些零散的看法。20世纪60年代，钱穆先生明确提出，对侯国分布及影响侯国分布的政治、经济因素的探索为治史之“新途径”。但受当时学术研究水准的限制，钱氏这一具有前瞻性的研究构想并不能实现。首要原因是，当时缺乏一部相对准确的历史地图，因此很难将侯国地望的考释成果转化为地理定位信息来进行空间分析。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是，当时还不具备复原不同时期西汉郡国疆域的手段，因此对侯国地理分布的研究只能局限在《汉志》所反映的西汉末年政区断面，而无法追寻侯国地理分布格局发展、变化的趋势。可以说，正是由于以上两个基础性工作尚未完成，才使得西汉侯国地理分布研究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不仅钱穆本人的侯邑分布研究不尽如人意，而且几十年后作为侯国地理研究集大成的《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其对侯国地理分布特征的表述，也不过寥寥数语。
时至今日，学界的研究环境已大为改观。首先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研发的CHGIS系统的发布。该系统充分吸收了《中国历史地图集》历代地名考订成果，同时利用最新的测绘数据对《图集》的地名定位、政区边界划分进行了修订，为学界利用这一系统绘制相对精确的历史地图提供了便利。其次是周振鹤先生《西汉政区地理》的出版。该书将西汉两百余年郡国级政区的演变过程，系统而完整地揭示出来，从而使以年为标尺复原西汉任意时段的郡国政区成为可能。这两项基础性工作的完成，为深入分析西汉侯国分布特征搭建了坚实的技术平台。可以说，实现钱穆侯国地理研究构想的时机已经成熟。
鉴于学界在各领域取得的进展，笔者将把西汉侯国地理分布特征及变化作为本书的主要研究方向，同时对具体侯国地望逐一考证，将定位精确至今天行政区划乡镇一级。而笔者对前人侯国地望考释成果的修订，请参考本书相关章节及附表的备注和附考部分。
下面，笔者对本书的篇章结构作简要介绍：除序章外，正文共分为三编，由以下三方面内容构成。
第一，在进行西汉侯国地望考证时，《汉书•地理志》、《汉表》下注郡县名、《水经注》和《史记索隐》所记侯国方位是主要依据。但对于四篇文献的史料价值，还存在许多不明之处，这直接关系到侯国地望考释结论的可信程度。在上编“基本史料的考订”中，笔者将对其中三种文献的史料价值进行分析，试图阐明两个问题：“《汉表》下注郡县名之体例”、“《水经注》、《史记索隐》所记侯国方位的文献依据”。另外，关于对《汉志》所载行政区划建制时代断限及材料来源的考察，因为与汉末侯国建置紧密相关，故放在中编第一章与汉末侯国地理分布格局的分析一并讨论。在回答上述问题后，我们可以明确四种文献在侯国地理研究中所具有的价值和作用，由此可以对前人侯国地望考释结论进行检验和批判。
第二，借鉴英国历史地理学者达比（H.C.Darby）提出的“水平横剖面”方法论。截取成帝元延三年（前10年）、高帝十年（前197年）、惠帝七年（前188年）、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景帝中五年（前145年）、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七个标准年份为断代剖面，复原各年份的侯国地理分布格局，分别阐释各年份侯国地理分布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将七个标准年份的侯国地理分布格局进行对比，我们可以把握西汉侯国地理分布特征形成、发展的总体趋势。此即中编“西汉侯国地理格局变迁”的主要内容。
第三，在明确不同时期西汉侯国地理分布格局的特点后，笔者以专题形式探讨相关问题。此即下编“西汉侯国地理研究专题”，包括“王国境内无侯国”格局的形成、王子侯国地域分布特征、文帝初年“迁淮南国三侯邑”、武帝元鼎三年河东地区侯国集体迁徙、武帝元鼎五年“酎金失国”侯国地域分布、“郡国更置”与侯国迁徙、异族归义侯国地域分布特征七个专题。
在正文之后，全书还附有“西汉侯国建制沿革综表”。记录高帝六年至成帝绥和二年所置787个侯国的置废年代、地理方位、所属郡目（或所在郡国），并汇释前人侯国地望考订成果及考古发现。该附表为本书进行西汉侯国地理定位的基础。
本书最后为侯国名称笔画索引，可以方便读者查找西汉侯国的建制沿革及某些侯国在正文考述中的相应位置。
上编
基本史料的考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