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侯表下注“郡县名”体例疏正
西汉的封侯制度在汉武帝时期发生较大变化。此前的高帝、惠帝、高后、文帝、景帝时代，列侯的封邑都是由汉县改置而来。因此武帝以前的侯国定位，可以利用《汉志》予以确定。但是到了武帝以后，列侯封邑多由乡聚改置，这些侯国废除后往往恢复为乡聚，很难在《汉志》中留下记载，这无疑增大了我们对西汉中后期侯国地理定位的难度。
不过，仔细考察《汉书》相关侯表（以下简称《汉表》），可以发现在各列侯条目下，常常标注有县名和郡名。这些地名信息的标注显然与各侯国的地理方位有关，是我们确定西汉中后期侯国方位的重要依据。但是对于这些地名的性质，还存在许多不明之处。例如，侯国与标注的汉县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再有，列侯条目下标注的郡名显然是各侯国的上属郡，但这些标注的郡名为何常与《汉志》的记载相矛盾？要想明确西汉中后期的侯国方位，就必须对这些疑问作出合理的解答。在本章，笔者将分别对《汉表》下注县名和郡名的体例特点进行考察，希望能够回答上述疑问。
一、《汉表》下注县名体例考
让我们先来看《汉表》下注县名之体例。在清代，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汉表》下注县名体例问题，并尝试作出解释。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六曰：
临众敬侯始昌，下注“临原”字，似分临原地置临众侯国也。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第100、106页。
乐成敬侯许延寿，……予按此《表》注“平氏”字，平氏县属南阳，而《地理志》南阳郡本有乐成侯国，此即延寿所封，分平氏置者也。
钱大昕推测《汉表》列侯条目下所注县名，是代表其侯国由该县析置。钱氏对《汉表》下注县名的这一看法，可称为“析置说”。从上述考证文字的语气来看，钱大昕对自己的看法还不敢肯定，带有明显的推测意味。但是到了钱大昭的《汉书辨疑》，其兄长的看法被广泛引用，凡是遇到《汉表》下注县名时，钱大昭概以“析置说”作解。试举两例：
众利侯郝贤，下注“姑莫”，即“姑幕”，琅邪县。盖元狩元年分姑幕之众利乡为侯国。
钱大昭：《汉书辨疑》卷八，《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0、122页。
扶阳节侯韦贤，下注“萧”。扶阳与萧并沛郡县，当是分萧县置。
［日］纸屋正和氏之观点见《〈漢書〉列侯表考証（上）》，载《福岡大學人文論叢》第15卷第2期，1983年。
经过钱大昭的征引，“析置说”得以流行，此后王先谦、史念海、钱穆、王恢等中国学者，以及纸屋正和、仲山茂等日本学者在对“《汉表》下注县名”体例进行解释时均采纳了“析置说”。 所谓《汉表》标注之县即侯国析置之县的看法俨然成为定论，为中外学界普遍接受。
《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第2620页。
就史籍相关记载而言，“析置说”的确具备一些优势。如元朔三年，武帝封公孙弘为平津侯（333），其诏书曰：“其以高成之平津乡户六百五十封丞相弘为平津侯。” 据此，公孙弘之平津侯国乃是析高城县之平津乡设置。而《外戚恩泽侯表》平津献侯公孙弘条注有“高城”。又《外戚恩泽侯表》乐安侯匡衡条下注“僮”，而《汉书•匡衡传》载“（匡）衡封僮之乐安乡”，则匡衡之乐安侯国（700）乃析僮县之乐安乡所置。
从上述两例来看，“析置说”很好地诠释了《汉表》下注县名体例，我们似乎可以根据这一解释来分析侯国地理问题了。但是，如果我们对某些侯国地望进行仔细考辨，便会发现“析置说”存在很多缺陷。下面分别举例予以说明：
1.成平侯国（319）
元朔三年，汉武帝分封河间献王子刘礼为成平侯。今本《王子侯表》无下注郡县名。而《史记索隐》注成平侯条曰“《表》在南皮”，则司马贞所见唐本《王子侯表》注有“南皮”。但《汉志》南皮县属勃海郡，根据“推恩令”王子侯国裂王国地分封的规定，成平侯国当由河间国地析置，而不应从勃海郡析置。周振鹤先生注意到这一矛盾，于是解释道：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85页。
《索隐》云，《汉表》在南皮，是成平乃析南皮置。故南皮县必先属河间，后削入勃海。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86页。李启文：《西汉勃海郡初置领县考》，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第13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李启文认为成平侯国乃析建成县而置，见《西汉勃海郡初置领县考》。
周先生认为元朔年间南皮县属河间国，故成平侯国析南皮县而置，与“推恩令”并不矛盾。周先生进一步推断《汉书•河间献王传》载甘露年间，河间国“削二县，万一千户”中必有南皮，南皮在此后转属勃海郡。 但是，李启文先生在对史籍记载进行考辨后指出，勃海郡初置时即有南皮县，南皮县从未归属河间国管辖。 李先生之说可信，成平侯国绝非析置南皮县而置， 因此用“析置说”无法解释成平侯国与南皮县之间的关系。
2.荣关侯国（323）
晏昌贵：《〈二年律令•秩律〉与汉初政区地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元朔三年，汉武帝分封济北贞王子刘骞为荣关侯。《汉表》荣关侯条下注“茌平”，按照“析置说”的解释，此侯国乃是析茌平县乡聚而置，则茌平县必为济北国属县。不过，在《秩律》中茌平县隶属东郡。 再结合《汉书•尹齐传》“尹齐，东郡茌平人也”以及《汉志》茌平县属东郡的记载，可知西汉时期茌平县一直为东郡管辖，从未归属济北国，以“析置说”的观点来建立荣关侯国与茌平县的关系，显然不能成立。
3.宜冠侯国（427）
元狩二年，汉武帝分封功臣高不识为宜冠侯。《汉表》宜冠侯条下注“昌”。昌县，《汉志》属琅邪郡。但元狩二年，琅邪郡之昌为城阳王子刘差之侯国（423）。汉代绝无析侯国置侯国之道理。
4.平州侯国（500）
元封三年，汉廷封朝鲜降将王唊为平州侯。《汉表》平州侯条下注“梁父”，《汉志》泰山郡有梁父县。若按照“析置说”，平州本为梁父县乡聚。但高帝曾封昭涉掉尾为平州侯（123），则高帝时已有平州县。元封三年所封之平州侯国当是以平州县改置，并非梁父县乡聚。
类似于这些无法用“析置说”解释的侯国，在《汉表》中还能找出很多。可见“析置说”本身存在诸多漏洞，并不能很好解释《汉表》下注县名体例问题。对于《汉表》下注县名的真正含义，我们还需要从其他角度予以求证。
其实，对于“析置说”本身的缺陷，周振鹤先生已有察觉。他在对陆地侯国（349）地望进行考辨时提道：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94页。
陆地，《表》辛处，元鼎五年免，并入辛（薪）处。此侯分封在薪处之后，薪处已先一年别属涿郡，故《汉表》在薪处，乃表明陆地免侯以后并入薪处，而不是说明陆地侯国析薪处而置。
《汉表》陆地侯条下注“辛处”，即《汉志》中山国之薪处县。若根据“析置说”，则陆地侯国乃析薪处县置。但陆地侯受封之时，薪处为侯国（307），而且已别属涿郡，汉廷绝不会从薪处侯国中析置陆地侯国。周先生于是变换思路，提出表注“辛处”乃是指陆地侯国废除后的并入之县。笔者暂且把周先生的这种看法定名为“并入说”。如果我们利用“并入说”来分析上述成平、荣关、成安、平州各条，则侯国与其下注县名之间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同样，“并入说”也适用于平津、乐安两侯国。这两个侯国虽是从高城县、僮县中析置，但两侯国废除后应当重新并入高城县、僮县，这与“并入说”并不矛盾。
笔者认为周振鹤先生提出的“并入说”可以较为合理地解释各侯国与《表》注县名的关系，应当更接近于《汉表》下注县名体例。不过，周先生的这一看法还需进行修正，比如前面提到的宜冠侯国。该侯国封于元狩元年，除国于元狩四年。而元狩四年，昌侯国尚存，汉廷显然不会把废除的侯国并入侯国。由宜冠侯国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宜冠侯国废除后，并没有直接并入昌侯国，而是先并入其他县，后来随着地方政区界限的调整，宜冠侯国故地才调整入昌县，所以《汉表》才会在宜冠侯国条下注有“昌”。
现在已知《汉表》下注县名并非各侯国废除之际的并入地，那么《汉表》所反映宜冠侯国故地位于昌县境内的情况又是什么时候的情形呢？接下来，笔者试图通过分析新市侯国（550）、扶阳侯国（567）和武阳侯国（739）的沿革来回答这一问题。
《汉表》载新市侯国、扶阳侯国于王莽时败绝，而新市侯条下注“堂阳”、扶阳侯条下注“萧”，则新市侯国并入堂阳县，扶阳侯国并入萧县只可能发生在新莽以后。而《外戚恩泽侯表》武阳侯条曰：“元寿二年，侯获嗣，更始元年为兵所杀。”另该条下注“郯”。武阳侯国并入郯县必在更始元年（23年）以后。因此，笔者认为《汉表》下注县名很有可能反映的是东汉时代的情形。
《后汉书•班昭传》曰：“（昭）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臧书阁踵而成之。”
具体而言，东汉之班昭在编制《侯表》时， 还知道西汉某些侯国的具体方位，于是通过标注东汉县名来表明前代侯国地望。这一做法与后人标注历史地名时常称“故某地，位于今某县境”的做法十分相似。班昭在列侯条目下标注县名，其实是表示前代侯国位于本朝某县境内。如她在平州侯国下标注“梁父”，就是表明前代的平州侯国地处本朝梁父县境。
如果笔者这一看法成立，就必须同时符合两个条件：其一，那些标注有县名的侯国，其行政建制没有延续到东汉；其二，班昭所标注的县名，都见存于东汉和帝时代。为了直观地反映各侯国与《表》注县名的沿革关系，笔者编制表1-1来进行说明。
表1-1 《汉表》侯国及所注县名与《汉志》、《续志》对照表
①《王子侯表》注“寿乐”，周振鹤先生以为“寿乐”为“寿光”之讹误，暂取此说。见《西汉政区地理》，第1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