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文史》2017年第3辑。收入本书时，于第三节增补“乐平”一条。
汉晋阜陵县地望再探
——以新发现“阜陵丞印”封泥为契机
孙慰祖：《古封泥集成》，第135—136、279—280页。
2015年10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研究生张靖华赴安徽省巢湖东部地区调查明清聚落分布情况，在巢湖市苏湾镇司集意外发现一处古文化遗存，采集到大量古陶片及封泥一枚。后张靖华将封泥带回上海交予笔者辨认，判定封泥文字为“阜陵丞印”（参见封泥照片及拓片），并得到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程少轩先生确认。不过，鉴于该封泥为地表采集物，真伪难辨，笔者后联系到上海博物馆孙慰祖研究员，委托代为鉴别。2016年6月24日，笔者携带封泥前往上海博物馆，经孙先生当面检验，确定为真品，并根据封泥文字风格断代为西汉中晚期。清末，山东临淄曾出土“阜陵邑长”、“阜陵邑印”封泥，著录于《临淄封泥文字》。 但两种封泥的形态与文字风格，与此次发现的“阜陵丞印”封泥存在较大差异，且“阜陵丞印”封泥文字在目前公开披露的古封泥中，属首次发现。因而这枚封泥对于丰富汉代封泥研究具有一定价值。
与某些来源不明，流散到藏家和博物馆的封泥不同，这枚“阜陵丞印”封泥的采集地是明确的。西汉阜陵县属九江郡，而封泥采集地点也在西汉九江郡范围内，这不禁让人联想，封泥采集地与西汉阜陵县是否存在某种关联？然而，查阅各类地名辞典以及《中国历史地图集》可知，西汉的阜陵县地处今安徽和县西，东汉魏晋的阜陵县地处今安徽全椒县东（相关地理定位考释详见后文），与此次封泥采集地点相距甚远。对于玺印、封泥这类流动性较大的文物，发现在距离置用地较远的地区也属正常，前举“阜陵邑长”、“阜陵邑印”封泥出土于山东临淄即是明证。但是考虑到地名辞典与《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汉城邑定位常常存在误差，因而笔者认为仍有必要以“阜陵丞印”封泥的发现为契机，重新检讨前人对汉晋阜陵县的地理定位。
一
《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第3080页。两汉阜陵县隶属沿革，参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第2743页。《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97页。《梁书》卷一八《冯道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87—288页。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九《南直隶•滁州•全椒县》，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414页。
通过检索文献，阜陵县最早见于记载是西汉文帝八年（前172年）封淮南王子刘安为阜陵侯。 西汉阜陵县隶属九江郡（国），东汉隶属阜陵国，并一度作为王都。 直至东晋，阜陵县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咸和元年（326年），后赵石聪攻晋，“遂寇逡遒、阜陵，杀掠五千余人”， 次年又有阜陵令匡术劝苏峻反叛。 这是阜陵作为县级政区出现在史籍中的最晚记录。《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皆不见阜陵之名。及梁天监二年，阜陵再次出现在史籍，仅为“城戍”，此后便湮没无闻。 由此可以大致判断，阜陵县最晚设置于西汉初年，后在东晋与北方胡族政权的江淮拉锯战中遭到严重破坏，约在晋宋之际撤销县级政区建制。顾祖禹判断阜陵县于刘宋时省并大抵不误。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第121页。杜佑：《通典》卷一八一，第4808页。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二八《滁州•全椒县》，第2527页。王象之撰，李勇先点校：《舆地纪胜》卷四二《滁州•全椒县•古迹》，第1812—1813页。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安徽分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14年，（图）第149页、（文）第164页。
关于汉晋阜陵县城的方位，唐代即有记录。李贤注《后汉书》阜陵县方位为“滁州全椒县南”。 《通典•州郡志》滁州全椒县附注：“有汉阜陵县故城，在今县之南也。” 《太平寰宇记》则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方位信息：“阜陵故城，在（全椒）县西南八十里，汉县废城。” 北宋时期的地理总志《舆地广记》、《元丰九域志》仍然沿袭了唐代“全椒县南”的说法。然而到了南宋，关于阜陵故城方位出现了新说。《舆地纪胜》曰：“在全椒县东十五里，地名赤土冈，高一丈四尺。” 此说与唐代旧说明显不同，却后来居上，逐渐成为汉晋阜陵县定位的主流观点，被日后各类地志载录。虽然某些地志也同时载录《太平寰宇记》的记载，但仍取信“全椒县东十五里”之说。《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亦据明清地志将东汉至西晋的阜陵县标绘于全椒县东十五里。 在今安徽省全椒县陈浅乡百子村有一片汉代文化遗存，文物部门登记为“阜陵城遗址”。 安徽全椒县百子村即汉晋阜陵县所在，被各类数据著录，几乎成为共识。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看到“全椒县东十五里”的说法晚出，而且与唐代“全椒县南”、“全椒县西南八十里”的记述明显不合。若是仔细考察这一地理方位，也能发现此说存在极为明显的缺陷。
首先，根据历代地志记载，汉晋时期的全椒县即今全椒县城，也就是说全椒县的地理方位自汉代以来未曾发生改变。而若阜陵县位于今全椒县东十五里，则两县距离过近，我们很难想象汉晋时期会在如此狭小的地域范围内设置全椒、阜陵两个县级政区，而且两县之间并无高山大川分隔，这显然有悖于县级政区设置的基本规律。
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第十一章第一节《阜陵国沿革》，第220页。《后汉书》卷五〇《下邳惠王衍传》，第1674页。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第四章第四节《下邳国沿革》，第75—81页。
其次，分析东汉时期江淮流域的郡国级政区辖域变迁，也可以排除汉晋阜陵县地处全椒县东的可能性。永平十六年（73年），汉明帝封置阜陵王国。《后汉书•阜陵质王延传》载：“有司奏请诛延，显宗以延罪薄于楚王英，故特加恩，徙为阜陵王，食二县。”阜陵王国建置之初，辖有两县，其中一县必为阜陵县，乃王都所治。 建初元年（76年），阜陵王国废除，刘延贬为阜陵侯。章和元年（87年），汉章帝复置阜陵王国，辖五县。《阜陵质王延传》载章帝诏书曰：“今复侯为阜陵王，增封四县，并前为五县。”之后的阜陵王国大体保持五县的规模，直至东汉末年废除。而在建初四年（79年），汉章帝益封下邳王国辖域，“以临淮郡及九江之钟离、当涂、东城、历阳、全椒合十七县益下邳国”。 此后下邳王国疆域稳固延续约50年，直至汉顺帝永建元年（126年）才再次发生变化。
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第十一章第一节《阜陵国沿革》，第220页。不过，李先生由此得出唐代李贤注阜陵在全椒县南的说法不可信，则失之绝对。
若将阜陵王国、下邳王国在汉章帝至顺帝时期的辖域加以排比，可以发现建初四年之后的下邳王国长期管辖原属九江郡的钟离、当涂、东城、历阳、全椒五县。分析五县地理方位，当涂、东城、全椒构成下邳王国的西界。而章和元年，章帝复置阜陵王国，管辖包括阜陵县在内的五县。如果当时的阜陵县地处全椒县东，那么阜陵王国东部辖域将与下邳王国西部辖域重迭，这种情况显然不会出现（参见图一）。所以若以阜陵、下邳两王国在章和元年以后的辖域判断，阜陵县绝不可能位于全椒县以东。李晓杰先生在排比两王国辖域变迁后，即指出《图集》把东汉阜陵县标绘于今全椒县东南是错误的，并把阜陵县改绘在历阳县西。
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图二十，第219页。
图一 章帝章和元年—顺帝建康元年九江郡及阜陵国各自领域示意图
（图中阴影部分为顺帝永建元年后九江郡所增之领域）
综上，无论是从汉晋县级政区地域分布特征来看，还是从东汉的王国辖域变迁来看，今全椒县东十五里的百子村绝对不可能是汉代阜陵县所在。南宋以后开始出现的汉晋阜陵县位于“全椒县东十五里”的说法并不可信。
二
姚鼐：《惜抱轩诗文集》卷二《汉庐江、九江二郡沿革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3页。
否定了“全椒县东十五里”的说法，我们对阜陵县方位的寻找则要回溯到年代更早的“全椒县南”、“全椒县西南八十里”的说法。其实，虽然南宋以后“全椒县东十五里”之说成为主流意见，但仍有学者坚信阜陵县位于全椒县西南。如清人姚鼐在谈及汉代阜陵县方位时，称其地处全椒县西南、含山县北，即采纳了唐代旧说。 而当《中国历史地图集》对西汉阜陵县进行定位时，唐代旧说也发挥了影响。
《图集》将东汉至西晋的阜陵县标绘在今安徽省全椒县东，而西汉的阜陵县则标绘在今安徽省和县西。查阅《图集》释文可知，把西汉阜陵县标绘在和县境内，正是采纳了《太平寰宇记》“全椒县西南八十里”的说法。《图集》汉晋阜陵县释文相关考证文字如下：
《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资料室收藏。
据《晋志》淮南郡阜陵县云：“汉明帝时沦为麻湖。”是东汉时阜陵县有迁徙。……今据《寰宇记》、《纪胜》“历阳湖一名麻湖，在历阳县西三十里”。宋历阳县即今和县。光绪《江南安徽全图》和州图有麻湖，适在今全椒县西南约八十里处，当即西汉阜陵县所在。东汉以后之阜陵县址，《纪胜》《清统志》均有记载……其基址所在之阜陵城，当即自麻湖所徙之阜陵县也。
《晋书》卷一五，第460页。
《图集》注意到《晋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晋志》）淮南郡阜陵县附注“汉明帝时沦为麻湖”， 指出汉晋阜陵县曾发生徙置，唐代北宋地志“全椒县南”、“全椒县西南八十里”乃西汉阜陵县方位，而南宋以后地志“全椒县东”乃是东汉以后的阜陵县方位，两种说法都具有合理性，只是存在时代差异。这种解释，似乎真的可以圆满解决传世地志关于汉晋阜陵县地望的分歧了。
不过，《图集》有关阜陵县发生徙置，以及定西汉阜陵县于今安徽省和县西南“麻湖”的意见都立足于《晋志》阜陵县“汉明帝时沦为麻湖”的注记。而仔细考辨这条史料，可以发现其存在较大问题，并不能作为相关研究的依据。
宋人王象之怀疑“麻湖”应作“巢湖”。见《舆地纪胜》卷四八，第2012页。
成书于唐代的《晋书》，其《地理志》部分漏洞百出，多与西晋史事不符，其质量为历代学者诟病。具体到阜陵县“汉明帝时沦为麻湖”的注记，也曾引发学者怀疑。 清人王先谦注释《汉书》阜陵县方位时，便对《晋志》注记提出质疑：
王先谦：《汉书补注》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365页。
《晋志》“明帝时沦为麻湖”。《纪要》“历湖一名麻湖”，则与历湖一事也。然历阳为湖已见《淮南子》，非明帝时，《晋志》殆传伪耳。
吴士鉴、刘承干：《晋书斠注》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38页。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二四，第2456页；《太平御览》卷四三《地部》“鸡笼山”，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08页。见《舆地纪胜》卷四八，第2012页。
王先谦上述意见亦被《晋书斠注》采纳。 所谓“麻湖陷城”之事详细载录于《太平寰宇记》和《太平御览》，后世地志亦多转录，但所记陷湖之城皆为历阳。 诚如《舆地纪胜》所言，麻湖的“麻”字乃“历”字的讹误。 陷入历湖的应当是历阳城，而非阜陵城。
舒峤：《〈晋书•地理志〉阜陵沦为麻湖说辨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薛从军湖与古：《“历”“历阳城”遗址》，《巢湖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舒峤、薛从军二位先生都指出，历阳陷湖一事见载于《淮南子》，故绝不可能发生于汉明帝时期。故《晋书•地理志》所注记“汉明帝时”亦不可信。《太平御览》卷一六九，第823页上。《晋书》卷一四“校勘记”，第442—443页。此条承蒙南京大学聂溦萌提示。《舆地纪胜》称《晋书•地理志》阜陵县注记“汉明帝时沦为麻湖”，则至迟南宋《晋书•地理志》“汉明帝时沦为麻湖”注记已窜乱于阜陵县下。
《晋志》阜陵县沦为麻湖之事并不可信，舒峤、薛从军二位先生均有辨析。 而舒先生则对《晋志》阜陵县“汉明帝时沦为麻湖”的注记给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他认为这段注记本不在阜陵县下，而在历阳县下。 笔者注意到《太平御览•州郡部》和州注记“汉明帝时历阳沦为麻湖”。 这段注记显然源于《晋志》，则北宋时《太平御览》编撰者所见《晋志》“汉明帝时沦为麻湖”的注记仍在历阳县下。今本《晋书》“汉明帝时沦为麻湖”八字注记于阜陵县，应当是文献传抄过程中文字窜乱所致。这种情况在《晋志》并非孤例。《晋志》荥阳郡卷县注记“有博浪长沙，张良击秦始皇处”。清人毕沅曰：“遍检诸地志，皆云博浪沙在阳武。疑此十二字注本在‘阳武’下，错简入卷县耳。” 这些都可以左证舒先生的观点。
总之，《晋志》“汉明帝时沦为麻湖”本应在历阳县下，与阜陵县并无瓜葛。《图集》根据这条史料得出种种判断，自然不可凭据。不过，虽然阜陵县迁置之说不能成立，但是《图集》所定西汉阜陵县恰好位于全椒县西南八十里。那么，这一地理定位有无可能就是汉晋阜陵县所在呢？
分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第54页；第六册，第22—23页。
笔者认为《图集》西汉时期图组对阜陵县的定位同样不可信。首先这一地理定位主要根据的是古麻湖的方位，而前面提到麻湖与阜陵县并无关系。其次，《图集》所定西汉阜陵县方位虽然符合全椒县西南八十里，但此地在北硖山山系（古称“岘山”）及昭关以南（参见图二）。北硖山山系与昭关是古代江淮流域的重要地理分界线，从历史上的全椒县辖域来看，其南界从未跨越昭关。而且麻湖一带距离历阳县及含山县均不到三十里，之间又无山川阻隔，所以该地唐宋时期理应隶属历阳县或含山县管辖，而绝不可能隶属于北硖山以北的全椒县。这在《图集》唐时期图组、北宋时期图组都有非常明确的标识。
图二 汉晋时期巢湖流域县邑分布图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第27—28页。
以上从今巢湖流域山川地理形势的角度论证阜陵县不可能位于昭关以南，而从相关历史记载来看，也能印证笔者的判断。东晋咸和元年、梁天监二年，后赵、北魏先后进军江淮，在攻至阜陵后，即停止相关军事行动。倘若阜陵县位于昭关以南的历阳县西，这里与历阳迩近，且无山川阻隔，北朝军队为何不一鼓作气，攻下历阳，与南朝隔江对峙？又天监二年，冯道根以豫州南梁太守的身份整治阜陵城戍，而当时昭关以南为南豫州属地， 冯道根又何以至他州辖域整治城戍？结合上述史实，阜陵城显然地处昭关以北，北朝军队因昭关阻隔而不能进逼历阳，冯道根也是在本州岛辖域内整治城戍。
结合巢湖、长江之间的山川地理形势，以及相关历史记载，再辅以《太平寰宇记》阜陵城位于全椒县西南八十里的记述，我们可以大致判断，汉晋阜陵县应位于今全椒县西南八十里的肥东县、巢湖市东部，含山县北部的滁河沿岸地区。
三
通过以上考述，基本排除了汉晋阜陵县地处今全椒县东、和县西的可能性，并可以限定阜陵县大致位于今全椒县西南八十里的肥东县、巢湖市东部，含山县北部的滁河沿岸地区。而此次采集到“阜陵丞印”封泥的苏湾镇司集恰好位于今全椒县西南八十里的巢湖市东部地区。那么此次采集到封泥的古文化遗存，会不会就是汉晋阜陵县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2016年2月20日笔者在张靖华同学的引领下，对封泥采集地进行实地踏查。封泥采集地位于巢湖市苏湾乡司集村东的331省级公路南侧，是一处长宽各约100米的方形岗地。岗地高出地表2米，北部残留有明显的壕沟遗迹，岗地上则散落大量古陶片，陶片年代从商周跨越至汉代，周边村民家中保存有从岗地采集到的秦汉时期铜器和钱币。虽然此处遗址带有丰富的秦汉文化遗存，但是遗址规模过小，不符合汉晋县级城市等级，可以排除是汉晋阜陵县城的可能性。
如此狭小的岗地，虽然达不到县级城市的规模，但是其丰富的文化堆积，以及岗地周边清晰的壕沟遗存，依然暗示此地在古代具有特殊的职能。笔者在翻阅相关文献及考古资料后，认为此遗址应为汉晋阜陵县所属的一处亭署机构。今试论证如下：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3页。戴卫红：《魏晋南北朝时期亭制的变化》，《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2期。苏卫国：《秦汉乡亭制度研究——以乡亭格局的重释为中心》，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6页。《汉书》卷九〇《尹赏传》，第3675页。劳榦：《再论汉代的亭制》，收入《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5—194页。吴礽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87—189页。盖山林、陆思贤：《内蒙古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收入《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目前虽然没有秦汉乡亭遗址的发掘报道，但是秦汉亭与邮关系密切，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对敦煌悬泉置遗址进行发掘，揭示悬泉置包含有坞院、马厩、房屋等建筑，可供参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5期。
秦汉时代全国基层普遍设置有亭，承担治安、食宿、文书传递等职能。关于亭的形制，严耕望先生曾结合传世文献做出如下总结：“亭基皆高出地面，且树华表以识衢路；亭门有塾，检弹人民；亭内有正堂，以供重要官员居止；又有高楼，以供候望盗贼；此其形制之大略也。” 又戴卫红女士补充，亭的四边筑有围墙，呈封闭结构。 结合前人研究，亭应当是修建在高台上，筑有围墙，配有高楼、房舍的一组封闭建筑群。 至于亭的具体规模，学界较少涉及。传世文献保留有一条珍贵记录。颜师古注《汉书》引如淳曰：“旧亭传于四角面百步筑土四方，上有屋。” 表明亭修筑于边长百步的土台之上。秦汉百步约合今115米，与司集岗地遗址规模相当。另外，劳榦先生提及，边塞的燧与亭性质相同，因此可以通过分析西北烽燧遗址来讨论亭的具体形制。 根据吴礽骧先生介绍，西北地区的鄣燧遗址边长在70—180米之间。 而内蒙古自治区阴山一带的汉代鄣燧遗址规模也与之相当。 司集岗地遗址规模同在此范围内，符合汉代亭的形制。
孙毓棠：《汉代的交通》，收入《孙毓棠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96页。
另据前人研究，秦汉时代的亭多设置于交通要道，以便官员行宿、文书传递。 今安徽省311省道东西横向穿越司集古文化遗址北侧。当地乡镇干部介绍，在合肥至南京的高速公路建成以前，两地交通主要依靠331省级公路。该公路所经的司集一段位于东黄山北麓、滁河南岸的山前台地（参见图二），就微地貌而言，乃是当地东西向交通的必经之地，可以想见汉代即是一条交通干线。在此交通干线沿线设亭，亦符合秦汉亭制。
宫崎市定：《关于中国聚落形态的变迁》，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29页。
因此就遗址规模、地理方位而言，司集岗地古文化遗址符合汉代亭署建制。宫崎市定先生曾指出，汉代的亭大多沿用前代旧城， 修筑于司集岗地的汉亭，有可能也利用了商周时期的聚落遗址。
胡平生：《“扁书”、“大扁书”考》，收入《胡平生简牍文物论稿》，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307—313页。
作为地方基层行政、治安机构的亭，与上属县之间文书传递极为频繁。汉代很多诏令都要求“扁书乡亭市里显见处”， 这些诏令文书是通过县传递给所属乡亭的。在同属亭邮系统的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木简中，相当数量是悬泉置与上属效榖县之间往来的行政文书。今试举二例：
例一 三月戊戌、效谷守长建、丞、谓县（悬）泉置啬夫，写移书到、如律令。/掾武、卒史光、佐辅。（Ⅱ0216②∶244）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例二 九月甲戌，效谷守长光、丞立，谓遮要、县（悬）泉置，写移书到，趣移车师戊己校尉以下乘传，传到会月三日，如丞相史府书律令。/掾昌、啬夫辅。（Ⅴ1812②∶120）
关于司集岗地遗址可能是乡亭一级官署的意见，承蒙孙慰祖先生提示。
以上两例是效榖长、效榖丞签转下发给悬泉置的文书。可以想见，汉代的阜陵县每年也会传递大量行政公文给所属乡亭。汉代县级文书签发主要通过县丞，文书封缄时自然要钤印县丞印章。因此在阜陵县所属亭署遗址发现“阜陵丞印”封泥也就不足为奇了。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安徽分册》下册，第9页。
虽然采集到“阜陵丞印”封泥的古文化遗存并非汉晋阜陵城址，但这枚封泥的发现，仍为寻找汉晋阜陵县城址方位提供了宝贵线索。若司集岗地古文化遗址是汉代阜陵县所属之亭，则阜陵城必在司集附近。司集位于东黄山北麓、滁河南岸的山前台地，地处江淮交通要冲，符合汉代城市选址的基本条件。当地乡镇文化部门工作人员还带领笔者实地踏查了司集西部的大片汉墓群，并参观了散置于地表的汉代石质墓门和汉代石质半身人像。另据笔者查阅数据，1954年司集乡头庄曾出土战国时代铜质编钟6枚。 种种迹象表明，在巢湖市苏湾乡司集附近应当存在一座战国至汉代的高等级城址。
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第221—222页。
采集到“阜陵丞印”封泥的司集，恰好位于今全椒县西南八十里，今距全椒县古河镇辖界仅3公里，在唐宋时期应隶属全椒县管辖，可以与唐代北宋地志载录汉晋阜陵县地处“全椒县南”、“全椒县西南八十里”等信息对应。而且此地位于昭关以北，其地理方位可以合理解释传世史籍与阜陵县相关的各种史事（参见图二）。另据李晓杰先生对东汉阜陵王国辖域的复原结论，章和元年之后阜陵王国所辖五县，包括阜陵县及王都寿春县，其余三县应为两县之间的成德、合肥、浚遒。 不过，由于李先生对阜陵县的定位采纳的是《图集》西汉图组的结论，导致复原的阜陵王国辖域呈现出南北狭长的形势（参见图一）。现在如果明确汉代阜陵县位于今巢湖市司集附近，则阜陵王国南界在昭关以北，所呈现的王国辖域更符合江淮之间的山川形势，也更契合李晓杰先生的研究结论。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安徽分册》，（图）第115页、（文）第14页。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第220页。
如果排列东汉时期滁河流域的县级城邑分布，可以发现距离今巢湖市司集最近的两个汉县分别是东部的全椒县和西部的浚遒县（参见图二）。汉代浚遒县位于今安徽省肥东县龙城乡龙城村， 到司集的直线距离为六十里。汉晋阜陵县如果在司集一带，那么距离最近的县城无疑就是浚遒县。东汉永平十六年阜陵王国初置时，仅辖两县，李晓杰先生已指出阜陵王国所辖两县必有阜陵县，另一县则推测是浚遒县。 李先生的这一判断非常敏锐，不过由于李先生采纳《图集》西汉图组对阜陵县的定位，这一定位距离汉代浚遒县的直线距离有一百三十里，过于遥远，难免让人怀疑（参见图一）。而如果明确汉代阜陵县在司集，那么两者仅相距六十里，无疑是对李先生结论的有力支持。就地理方位而言，浚遒、阜陵皆位于昭关以北的滁河上游沿岸，两者关系更为紧密，东晋咸和元年石聪同时攻克浚遒、阜陵两县，进逼昭关，导致东晋京师震动，就是很好的证明。
“阜陵丞印”封泥照片
“阜陵丞印”封泥拓片
总之，巢湖市司集“阜陵丞印”汉代封泥的发现，为我们指示了汉晋阜陵县地处司集一带的可能性，而这一地理方位可以与东汉、东晋、萧梁诸史事相对应，同时也符合《后汉书》李贤注、《通典》、《太平寰宇记》对汉晋阜陵县地处“全椒县南”、“全椒县西南八十里”的记述，应当是目前汉晋阜陵县地理定位的最佳结论，理应得到学界关注。
本文原刊于《出土文献》第11辑，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
汉代阜城、蠡吾、临乐地望考辨
——读《水经注》河北诸水札记三则
一、东汉阜城县
《水经》载录漳水下游流路为：
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十，第969—991页。
又北过堂阳县西，又东北过扶柳县北，又东北过信都县西，又东北过下博县之西，又东北过阜城县北，又东北至昌亭，与滹池河会。又东北至乐成陵县，别出北。
黄学超：《〈水经〉文本研究与地理考释》第二章第三节《〈水经〉地理信息断代与材料来源》，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88—94页。衡水地区地名办公室编：《衡水地名志》，河北省地名办公室，1985年，第283—284页。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图版第345页，文物单位简介第640页。
《水经》描述的河流走向和政区建置，基本反映的是东汉时期的面貌。 根据上述记载，东汉阜城县在下博县和乐成陵县之间的漳水南岸。汉代下博县和乐成陵县（西汉乐成县）的地理方位都比较明确，分别位于今河北省深州市乔屯乡康王城村， 河北省献县万村乡孙东城村。 所以根据《水经》记述，东汉阜城县大约在今河北省武强县、武邑县境内（见图一）。
《后汉书志》第二〇，第3435页。《汉书》卷二八，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633页。
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以下简称《续汉志》）安平国阜城县自注“故昌城”。 《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信都国有昌成侯国（汉代地名“城”、“成”二字相通）。 以往认为，东汉阜城县即西汉昌城县。郦道元注《水经•浊漳水》曰：
*图中所绘漳水河道为东汉面貌。西汉漳水不与滹池水交汇，而在东昌县东南流，经阜城县南，汇入大河。
图一 西汉漳水、 水流域城邑分布图
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十，第973—974页。
扶柳县故城在信都城西，衡水迳其西。县有扶泽，泽中多柳，故曰扶柳也。衡水又北，迳昌城县故城西。《地理志》，信都有昌城县。汉武帝以封城阳顷王子刘差为侯国。阚骃曰：昌城本名阜城矣。应劭曰：堂阳县北三十里，有昌城，故县也。世祖之下堂阳，昌城人刘植率宗亲子弟，据邑以奉世祖是也。
黄学超：《〈水经〉文本研究与地理考释》，第183页。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十，第973—974页。
汉代堂阳县的方位也较为明确，约在今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码头李镇南顾城村。 以此地向北三十里，可以大致判断西汉昌城县约在今冀州区官道李镇附近。又阚骃曰：“昌城本名阜城矣。”熊会贞已指出此语有倒错，应订正为“阜城本名昌城矣”。 阚氏此语显然是转引《续汉志》安平国阜城县自注。郦道元引阚氏之说，表明他认为《续汉志》提到的昌城，即《汉志》信都国昌成侯国。
不过，郦道元记述的昌城县地处汉代扶柳县、信都县之间。漳水在流经扶柳县后，即应经过阜城县。《水经》何以在流经信都县、下博县之后，才经过阜城县？（见图一）《水经》对阜城县方位的记述，显然与郦道元载录的东汉阜城县方位相矛盾。
郦道元为《水经》漳水“东北过阜城县北，又东北至昌亭”作注时，即进行辨析：
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十，第987页。
《经》叙阜成于下博之下，昌亭之上，考地非比，于事为同。渤海阜城又在东昌之东，故知非也。
熊会贞对郦道元此语进行阐释：
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十，第987页。
前《汉》渤海之阜城，详《注》后文。后汉安平之阜城，详《注》前文。《经》作于三国时，自指安平之阜城。《注》言衡水先迳昌城（即阜城，非《经》之昌亭），后迳下博，则阜城在下博之上。而《经》叙于下博之下，故云考地非比。下博之下，又适有渤海之阜城，故云于事为同。但渤海之阜城在东昌（即昌亭）之东，则在昌亭之下，不在昌亭之上，故知非《经》之阜城也。
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十，第998页。
郦道元为《水经》作注时，留意到《水经》对阜城县方位的描述与东汉阜城县（西汉昌城县）方位不符。而西汉勃海郡另有阜城县，但是这个阜城县在昌亭以东，与《经文》也不相符（见图一）。故他在为西汉阜城做注时称“非《经》所谓阜城也”。 显然郦道元对《水经》“东北过阜城县北，又东北至昌亭”一语相当困惑。
黄学超对《水经》“东北过阜城县北，又东北至昌亭”也进行了阐发：
黄学超：《〈水经〉文本研究与地理考释》，第183页。
《续汉志》安平国：“阜城，故昌城。”是东汉阜城县系西汉昌城县更名，与西汉阜城县不同。《寰宇记》冀州阜城县：“本汉旧城也，属渤海郡，故城在今县东二十二里阜城故城是。”其地即今阜城县古城镇。此系西汉阜城县所在。东汉阜城县则在“堂阳县北三十里”（郦注引应劭语），即今辛集市南境。依《水经》所载漳水过地之次序，若阜城县指东汉之址，则与水过堂阳、扶柳、信都之次序相违；若指西汉之址，则与水过昌亭之次序、方位不协。不过，细玩文句，《水经》既言漳水“过堂阳县西”、“过扶柳县北”，又言“过阜城县北”，堂阳、扶柳二县相迩，若此阜城为东汉址，则在扶柳之北，漳水连过二县之北，似乎不太合理；而若定于西汉址，则也可勉强理解为漳水流过阜城县西北侧而至昌亭，最多是一处文句次序或个别文字的微谬而已。两相权衡，似仍以定于西汉址，即今阜城县古城镇较为合适。
黄学超比较了东汉阜城县和西汉阜城县的方位，认为把《水经》阜城比对为东汉阜城县是行不通的。而比对为西汉阜城县，可以勉强解释为漳水先流经阜城县西北境，然后再流经昌亭，相对于东汉阜城县，更为合理（见图一）。不过，总体反映东汉面貌的《水经》在描述阜城县时，为何舍弃东汉阜城县而采用已废弃的西汉阜城县呢？况且西汉阜城县距离漳水又很远。这样的解读方式，终归令人感到不妥。
其实，如果我们充分尊重《水经》文意，再仔细分析各种文献记载，可以发现“东北过阜城县北，又东北至昌亭”并非与东汉政区设置情况不符。这之中的关键，在于对《续汉志》阜城县自注“故昌城”的理解上。
《宋书》卷三六《州郡二》，第1102页。
司马彪注《续汉志》阜城县“故昌城”，并未指明这个“昌城”在何处。郦道元引阚骃曰“阜城本名昌城”。前面提到这句话的来源就是《续汉志》。阚骃可能在撰写《十三州志》叙及阜城县时，转录了《续汉志》的记载，还看不出他把《续汉志》“昌城”理解为何地。南朝沈约追述阜城县沿革为：“前汉勃海有阜城县，《续汉》安平有阜城县，注云‘故昌城’。汉信都有昌成，未详孰是。” 沈约注意到《汉志》信都国有昌成侯国，但是他并不敢肯定这就是《续汉志》提到的“故昌城”。
本书上编第二章第一节《〈水经注〉侯国地理信息之史料来源》。《汉志》信都国昌城侯国其实是汉宣帝神爵三年所封广川王子刘元封国。而城阳王子刘差受封之昌侯国，乃琅邪郡昌县。见本书“620昌城”条，“423昌”条。
就目前所见古代文献留存状况来看，首先把《续汉志》“昌城”与《汉志》信都国昌成侯国联系起来的，可能就是郦道元。笔者以往分析《水经注》著录西汉侯国时提到，郦道元对西汉侯国定位的依据仅是地名，因此常有“张冠李戴”的现象。 例如前引《水经注》把信都国昌城侯国对应为城阳王子刘差封国，就是典型的“错误对应”。 推彼及此，郦道元把《续汉志》“昌城”与《汉志》信都国昌成侯国联系起来，恐怕也是基于地名的相似性，而非持有坚实的依据。
拙文：《定县北庄汉墓墓石题铭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考古》2012年第10期。
郦道元对应《续汉志》阜城县自注“故昌城”时，只看到《汉志》信都国昌成侯国。而实际上，在信都国境内还另有一处“昌城”，即《汉志》信都国之“东昌”。汉宣帝本始四年分封清河王子刘成为东昌侯，此即《汉志》信都国东昌侯国。笔者此前曾撰文讨论汉代在县名前加“东、西、南、北”方位词的现象。其基本结论是，地名前添加方位词，主要用于国家行政层面区别“异地同名”现象，而在当地的使用中，并不附加方位词。 所以这个“东昌”，其本来名称就是“昌（城）”。这里有一条证据，即《水经》“东北过阜城县北，又东北至昌亭”中的“昌亭”，其实就是东昌之亭（详见后文考述）。这可以反过来证明“东昌”的本名就是“昌（城）”。郦道元亦曰：“西有昌城，故目是城为东昌矣。”本始四年，汉廷分封清河王子刘成为昌侯，其封地本属清河国。依据“推恩令”，王子侯国裂王国地分封，别属汉郡的制度，这个昌城别属信都郡。而当时信都郡境西部有昌城县，为了两相区别，故在清河王子昌侯国之前添加方位词“东”。这就是清河国昌城后称为“东昌”的由来。
按照笔者的理解，《续汉志》安平国阜城县自注“故昌城”，并非《汉志》信都国昌成侯国，而是《汉志》信都国东昌侯国，郦道元的看法有误。关于这个东“昌城”的方位，《水经注》亦有记述：
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十，第990—991页。
衡漳又迳东昌故城北，《经》所谓昌亭也，王莽之田昌也，俗名之曰东相，盖相昌声韵合，故致兹误矣。西有昌城，故目是城为东昌矣。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图版第363页，文物单位简介第673页。
东昌俗名东相，其地名至今犹存，即今河北武邑县韩庄乡相城村，当地有大片汉代遗存。 此地与《水经》描述东汉阜城县在下博县、乐成陵县之间正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此地亦与西汉阜城县相邻。以往把《续汉志》“故昌城”理解为《汉志》信都国昌成侯国，此地距离西汉阜城县甚远，为何东汉要把此地改名为“阜城”？现在了解到所谓“故昌城”即《汉志》信都国东昌侯国，可以明白东汉乃是将原西汉阜城县、东昌县合并，迁阜城县治于故东昌县治，故“阜城本名昌城”的政区演变过程，非常合理。
东汉阜城县与西汉阜城县相距不远，还有一条证据。东汉郑玄注《尚书禹贡》“覃怀厎绩，至于衡漳”之“衡漳”曰：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二《邶鄘卫谱》孔颖达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8页。原书标点有误，引文已做修正。
衡漳者，漳水横流。《地理志》云：“漳水出上党沾县大黾谷，东北至安平阜城入河。”
《汉书》卷二八，第1553页。马楠认为郑玄注《禹贡》所引《地理志》为《东观汉记•地理志》（说见《郑玄注〈禹贡〉所引地理志系〈东观汉记〉之地理志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9年第4期）。但汉桓帝元嘉年间作《东观汉记•地理志》时，黄河已不与漳水交汇。故就此条而言，郑玄所引《地理志》仍为《汉书•地理志》。
此处郑玄所引《地理志》乃《汉志》上党郡沾县自注：“大黾谷，清漳水所出，东北至阜成入大河。” 稍有不同的是，郑玄根据他生活的时代，指出漳水入河处，在安平国阜城。 如果这个阜城县是今冀州区西部的“昌城”，显然与漳水入河的地理形势不符。而如果是今武邑县境内的“东昌”，其地与西汉阜城县相邻。前面提到，西汉阜城县在东汉时期与昌城（东昌）合并，在汉明帝永平十二年黄河尚未改道之前，黄河正在其境与漳水交汇。可证在郑玄所处的东汉末年，阜城县仍然在西汉阜城县附近，而不在今冀州区西部。
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七，第681页。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九，第830—832页。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二一，第1789—1790页。
这里还需要解释一个疑问。《水经》“东北过阜城县北，又东北至昌亭”。从地名来看，这个昌亭也有可能是西汉东昌县，郦道元即作此理解。而按照笔者前面的分析，东昌即东汉阜城县，则东昌县与昌亭并不在一地。其实，类似这种同名县、亭不在一地的情况，在汉代十分普遍。《水经•济水注》“（济水）又东，迳小黄县之故城北。县有黄亭近济”。 此为黄县、黄亭不在一地之例。《水经•沁水注》：“（邘）水南流迳邘城西，故邘国也。城南有邘台。……京相璠曰：今野王西北三十里有故邘城，邘台是也。……邘水东南迳邘亭西。京相璠曰：又有亭在台西南三十里。” 此为邘城、邘亭不在一地之例。《水经•汝水注》：“（青）陂水又东，迳新息亭北，又东为绸陂。陂水又东，迳新息县结为牆陂。” 此为新息亭、新息县不在一地之例。由此看来，汉代的昌亭乃在东昌县东北，郦道元把东昌对应为《水经》昌亭也是基于地名的相似性，并不可信。
《汉志》郡国名目断限为汉平帝元始二年，郡国辖县名目断限为汉成帝元延三年。见本书中编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后汉书》卷二一，第760页。
由此，我们可以重新梳理两汉阜城县、昌城县建置沿革。西汉勃海郡有阜城县，治今河北省阜城县古城镇；另清河国有昌城县，治今河北省武邑县韩庄乡相城村。本始四年，宣帝分封清河王子刘成为昌城侯，别属信都郡。此时信都郡境内已有一处昌城县（治今河北省河间市冀州区官道李镇），为了与这个昌城相区别，故改称原清河国昌城为东昌。《汉志》信都国有昌成侯国、东昌侯国，实际反映的是汉成帝元延三年（前10年）信都郡时期的面貌。 建平二年（前5年），哀帝置信都国，因“王国境内不辖侯国”，昌成侯国、东昌侯国皆别属他郡。昌成侯国别属巨鹿郡。《后汉书•刘植传》曰：“刘植字伯先，钜鹿昌城人也。” 这里反映的正是建平二年以后昌城县的隶属关系。至于东昌侯国，从地理方位上来看，只能别属勃海郡。因东昌、昌城已不在一郡，故东昌当恢复“昌城”之名。东汉初年，昌城（东昌）与阜城县合并，阜城县治由原西汉阜城县（今阜城县古城镇）迁徙到原昌城县（今武邑县韩庄乡相城村），这就是《续汉志》安平国阜城县“故昌城”的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