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文史》2017年第3辑。收入本书时,于第三节增补“乐平”一条。.4
漳北 493
翟 450
缪 237
十五画
樊 184
樊舆 397
蓹儿 487
题 522
滕 169
稻 380
黎 202
德 129 521
澎 518
潦 426
潦阳 524
缭嫈 483
十六画
薪馆 305
薪处 307
遽 225
遽乡 615
膫 466 475
磨 81
澅清 502
隰成 339
壁 294
十七画
磿 81
戴 121
藉阳 649
瞭 466 475
魏其 44 215 485
繁 98
繁安 382
襄平 96 685
襄成 154 205 388
襄嚵 298
襄乡 774
十八画
釐乡 696
酂 15 160 431 599
十九画
轑阳 524
騠兹 504
羹颉 74
二十画
醴陵 170
壤 281
二十一画
鳣 451
参考文献
一、古籍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
《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国宝:汉书宋庆元本》,东京:朋友书店,1977年。
《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论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春秋经传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宋)乐史撰,王文楚点校:《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宋)洪适:《隶释》,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宋)王观国:《学林》,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元)金履祥:《孟子集注考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清)毕沅:《晋书地道记》,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清)顾祖禹撰,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清)齐召南:《汉书考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收入《嘉定钱大昕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清)钱大昕撰,方诗铭、周殿杰校点:《廿二史考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清)钱大昕撰,吕友仁注释:《潜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清)钱大昭:《汉书辨疑》,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清)钱坫:《新斠注地理志集释》,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
(清)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收入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清)沈家本:《汉书琐言》,收入《二十四史订补》,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
(清)王夫之:《楚辞通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清)王念孙:《读书杂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0年。
(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光绪二十六年虚受堂刊本,1983年。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清)王荣商:《汉书补注》,收入《二十四史订补》,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
(清)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
(清)杨于果:《史汉笺论》,清道光乙巳非能园刊本。
(清)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清)张文虎:《舒艺室随笔》,万有文库本,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
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王国维:《观堂集林》,收入《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3年。
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
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一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
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二、出土文献及考古报告
安徽省博物馆:《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做好文物博物馆工作》,《文物》1978年第8期。
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文物地图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崔大庸、房道国、宁荫堂:《章丘发现洛庄汉墓》,《中国文物报》2000年6月7日。
傅淑敏:《南单于庭、汉左国都城发掘记》,《中国文物报》1993年5月9日。
傅淑敏:《临县曜头古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
傅嘉仪:《秦封泥汇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等合编:《居延新简》,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长沙:湖南地图出版社,1997年。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6年。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山东分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7年。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分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8年。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州市芝山区文物管理所:《湖南永州市鹞子岭二号西汉墓》,《考古》2001年第4期。
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考古队合编:《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等:《山东章丘市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考古》2004年第8期。
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4期。
劳榦:《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年。
李育远:《莲花县西汉安城侯墓》,收入《中国考古学年鉴》(2008),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刘创新:《临淄新出汉封泥集》,杭州:西泠印社,2005年。
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
南京博物院、徐州博物馆、邳州博物馆:《邳州梁王城遗址2006~2007年考古发掘收获》,《东南文化》2008年第2期。
青岛市文物局、平度市博物馆:《山东青岛市平度界山汉墓的发掘》,《考古》2005年第6期。
孙慰祖:《古封泥集存》,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
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渤海湾西岸古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65年第2期。
天长市文物管理所、天长市博物馆:《安徽天长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1期。
王玉清、傅春喜:《新出汝南郡秦汉封泥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
王献唐:《临淄封泥文字》,海岳楼金石丛编本,青岛:青岛出版社影印,2009年。
徐州博物馆:《徐州西汉宛朐侯刘埶墓》,《文物》1997年第2期。
许雄志:《鉴印山房藏古封泥菁华》,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
杨广泰编:《新出封泥汇编》,杭州:西泠印社,2010年。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伊克昭盟发现西汉铜漏》,《考古》1978年第5期。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汉魏洛阳故城南郊东汉刑徒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
三、近人论著
[日]阿部幸信:《漢初「郡国制」再考》,《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第9期,2008年。
[日]阿部幸信:《「統治系統」論的射程》,《早期中国史研究》第三卷第一期,2011年。
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
曹龙:《西汉帝陵陪葬制度初探》,《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5期。
陈梦家:《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收入氏著《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陈久金、陈美东:《临沂出土汉初古历初探》,《文物》1974年第3期。
陈直:《史记新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
陈直:《汉书新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
陈直:《居延汉简解要》,收入氏著《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
陈伟:《秦苍梧、洞庭二郡刍论》,《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陈伟:《张家山汉简〈津关令〉涉马诸令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
陈苏镇:《汉初王国制度考述》,《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陈苏镇:《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名考略》,《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崔在容:《西汉三辅的成立和其机能》,《庆北史学》第8辑,庆北:庆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
崔在容:《西汉京畿制度的特征》,《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日]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日]大栉敦弘:《前汉“畿辅”制度の展开》,收入《出土文物による中国古代社会の地域的研究》,平成二•三年度科研费报告书(1991)。
[日]大栉敦弘:《汉代三辅制度の形成》,池田温主编:《中国礼法と日本律令制》,东京:东方书店,1992年。
[日]大栉敦弘:《关中•三辅•关西——关所と秦汉统一国家》,《南海史学》第35号(1997)。
邓辉:《论克利福德•达比的区域历史地理学理论与实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期。
董平均:《汉武帝下推恩令非元朔二年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日]楯身智志:《汉初高祖功臣位次考——前汉前半期における宗庙制度の展开と高祖功臣列侯の推移》,《东洋学报》第90卷第4号,2009年。
段宏振:《赵都邯郸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高敏:《秦汉史杂考十二题》,收入氏著《秦汉史论集》,郑州:中州书画出版社,1982年。
葛剑雄:《秦汉的上计及上计吏》,《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2辑。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郭献功:《汉代的“酎金”与“酎金案”》,《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韩秀丽:《西汉王侯坐罪废黜考》,《哈尔滨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郝红暖:《西汉中山“新市侯国”小考》,《邢台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贺次君:《史记书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
何介钧:《汉桂阳郡建置时间考》,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第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何琳仪:《三孔布币考》,收入氏著《古币丛考》,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
何慕:《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所见吕后二年政区及相关问题》,武汉大学历史学院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何慕:《秦代政区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黄盛璋、钮仲勋:《有关马王堆汉墓的历史地理问题》,《文物》1972年第9期。
黄展岳:《先秦两汉考古论丛》,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
黄锡全:《记新见塞公屈颡戈》,收入氏著《古文字与古货币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侯甬坚:《〈汉书•地理志〉志例的整理及补充》,收入氏著《历史地理学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后晓荣:《〈汉书•地理志〉“道”目补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1期。
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蒋若是:《郡国、赤仄与三官五铢之考古学验证》,《文物》1989年第4期。
蒋廷瑜:《广西考古四十年概述》,《考古》1998年第11期。
[日]久村因:《秦の“道”について》,收入《中国古代史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0年。
罗先文:《近20年来秦汉分封制与郡县制讨论综述》,《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李开元:《西汉轪国所在与文帝的侯国迁移策》,《国学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李启文:《西汉勃海郡初置领县考》,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第13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李鄂权:《长沙国墓葬出土钤刻文字地望考证及相关问题研究》,《船山学刊》2002年第1期。
李新峰:《西汉西河郡西北边境考》,《文史》2005年第4辑。
李嘎:《山东半岛城市地理研究——以西汉至元城市群体与中心城市的演变为中心》,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李银德:《徐州出土西汉印章与封泥概述》,中国印学博物馆编:《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西泠印社,2011年。
廖伯源:《汉代爵位制度试释(上)》,《新亚学报》第十卷,香港新亚图书馆,1973年。
廖伯源:《试论西汉时期列侯与政治之关系》,《新亚学报》第十四卷,香港新亚图书馆,1984年。
廖伯源:《简牍与制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刘志玲:《秦汉道制问题新探》,《求索》2005年第12期。
刘瑞:《武帝早期的南郡政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1期。
刘瑞:《秦汉华南社会进程研究——从考古视角出发》,复旦大学历史系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马雍:《轪侯和长沙国丞相》,《文物》1972年第9期。
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马良民、言家信:《山东邹平县苑城村出土陶文考释》,《文物》1994年第4期。
马孟龙:《松柏汉墓35号木牍侯国问题初探》,《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
马孟龙:《谈肩水金关汉简中的几个地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3期。
马孟龙:《西汉郡国更置与侯国迁徙——兼论千乘郡的始置年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
马孟龙:《西汉梁国封域变迁研究(附济阴郡)》,《史学月刊》2013年第5期。
马孟龙:《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二年律令•秩律〉抄写年代研究》,《江汉考古》2013年第2期。
马孟龙:《高后元年汉中央直辖区域行政区划复原》,未刊稿。
宁业高、王心源、杨福生:《六安考释》,《巢湖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宁荫棠:《洛庄汉墓墓主考辨》,收入《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
[日]平势隆郎:《历与称元法》,[日]佐竹靖彦主编:《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钱穆:《秦汉史》,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钱穆:《古史地理论丛》,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钱穆:《史记地名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钱林书:《续汉书郡国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
裘锡圭:《战国货币考(十二篇)》,《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
裘锡圭:《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对古籍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
裘锡圭:《〈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商榷(续一)》,《人文杂志》1982年第3期。
任乃强、张至皋:《温江地区十二县(下)》,《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1期。
[日]日比野丈夫:《汉简所见地名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简牍研究译丛》第二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日]杉村伸二:《二年律令より見た漢初における漢朝と諸侯王国》,[日]富谷至编:《江陵張家山二四七号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东京:朋友书店,2006年。
山西省地图集编纂委员会:《山西省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0年。
尚景熙:《汝水变迁及其故道遗存》,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第9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孙敬明:《齐陶新探》,《古文字研究》第1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孙继安:《河北容城县南阳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第3期。
孙慰祖:《封泥发现与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孙驰:《两汉武泉今地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
石泉:《古鄢、维、涑水及宜城、中庐、邔县故址新探》,收入氏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施谢捷:《〈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释文订补》,《文教资料》1995年第2期。
史念海:《新秦中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期。
谭其骧:《长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王恢:《水经注汉侯国辑释》,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1年。
王恢:《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4年。
王利器:《试论轪侯利苍的籍贯》,《人文杂志》1984年第5期。
王子今:《秦汉区域地理学的“大关中”概念》,《人文杂志》2003年第1期。
王子今、刘华祝:《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所见五关》,《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
王峰:《三年奅令戈考》,《考古》2011年第11期。
吴镇烽:《秦晋两省东汉画像石题记集释——兼论汉代圜阳、平周等县的地理位置》,《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1期。
吴良宝:《谈战国文字地名考证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3期。
辛德勇:《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期。
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辛德勇:《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文史》2009年第1期。
辛德勇:《越王勾践徙都琅邪事析义》,《文史》2010年第1辑。
邢承荣:《西汉柳侯国(柳县)的建置沿革及其遗址考证》,《渤海学刊》1995年第4期。
邢义田:《〈试释汉代的关东、关西与山东、山西〉补正》,收入氏著《治国安邦》,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许宝蘅撰,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
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
徐少华:《〈中国历史地图集〉先秦汉晋若干地理补正》,收入氏著《荆楚历史地理与考古探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徐在国:《“侌城”封泥考》,《中国文字研究》2007年第1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
谢鸿喜:《〈水经注〉山西资料辑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谢桂华:《尹湾汉墓简牍和西汉地方行政制度》,《文物》1997年第1期。
谢桂华:《尹湾汉墓所见东海郡行政文书考述》,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尹湾汉墓简牍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晏昌贵:《张家山汉简释地六则》,《江汉考古》2005年第2期。
晏昌贵:《里耶秦简所见的阳陵与迁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4期。
晏昌贵:《〈二年律令•秩律〉与汉初政区地理》,《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杨宽:《西周列国考》,收入氏著《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
杨建:《西汉初期津关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尹龙九:《平壤出土〈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簿〉研究》,中国出土资料学会编:《中国出土资料研究》第十三号,2010年。
于豪亮:《居延汉简释地》,收入氏著《于豪亮学术文存》,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张颔:《〈中山器文字编〉序》,收入氏著《张颔学术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张玉:《“推恩令”与河间献王诸子侯国》,《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
张春龙、龙京沙:《里耶秦简三枚地名里程木牍略析》,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第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张润泽、孙继民:《赵简子平都故城考》,《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
赵生群:《读〈汉书•外戚恩泽侯表〉札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1期。
赵平安:《尹湾汉简地名的整理与研究》,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尹湾汉墓简牍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
周振鹤:《西汉县城特殊职能探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
周振鹤:《西汉诸侯王国封域变迁考》,《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4期。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周振鹤:《关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两项较大修改的说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第10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周振鹤:《学腊一十九》,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周振鹤:《周振鹤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周振鹤:《中国历史上两种基本政治地理格局的分析》,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第29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周振鹤:《秦代洞庭苍梧两郡悬想》,《复旦学报》2005年第5期。
周振鹤:《〈汉书•地理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修订),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究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周晓陆等:《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周天游、刘瑞:《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简读》,《文史》2002年第3辑。
周群:《西汉二千秩级的演变》,《史学月刊》2009年第10期。
周世荣:《从出土官印看汉长沙国的南北边界》,《考古》1995年第3期。
周运中:《汉代县治考:江淮篇》,载《秦汉研究》第4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郑绍宗:《满城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郑威:《西汉东海郡所辖戚县、建陵、东安侯国地望考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2期。
郑威:《西汉东海郡的辖域变迁与城邑分布》,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第25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郑威:《楚国封君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
郑同修、胡常春、马前伟:《东平陵城与济南国》,收入《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
郑宗贤:《国境之北:西汉云中郡的政区变迁蠡测》,《兴大历史学报》第21期,2009年。
朱东润:《史记考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朱郑勇:《西汉初期北部诸郡边界略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期。
朱江松:《罕见的松柏汉代木牍》,荆州博物馆编:《荆州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日]仲山茂:《前漢侯国の分布——〈漢書〉外戚恩沢侯表を中心に》,《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第30号,2006年。
[日]仲山茂撰,郭永钦译:《〈汉书〉侯表地名注记的体例特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历史地理》第26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日]纸屋正和:《〈汉书〉列侯表考证(上)》,《福冈大学人文论丛》第15卷第2期,1983年。
[加]寇•哈瑞斯:《对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几点看法》,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第4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后记
致我的复旦求学岁月
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我的博士论文。然而倒退十年,我不会想到自己能成为博士,自然也不会想到有博士论文。
大约在本科三年级,我在学校的图书馆意外地翻到一本《中国历史地图集》。在饶有兴致地翻阅过后,我突然萌生要去了解这部地图集由来的冲动。通过向老师请教,我得知这部地图集的编绘,是依靠一门特殊的学问——历史地理学。然而,对于一位中文系的老师,她并不能清楚地解释什么是历史地理学,而我求知的冲动竟被无限放大,于是又一个念头产生:去考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生,搞清楚这究竟是门什么学问。
对于一个中文系的本科生,要开拓一条与本专业毫无关系的求学道路谈何容易。在检索了各高校的研究生招生简章后,我作出决定,报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生。选择南开大学的理由很简单,南开大学很有名,南开大学离我家近。
我本科就读的沈阳大学,是一座市属院校,这里的学生在学期间的目标无外乎两种,找工作和谈恋爱,选择继续走学术道路的人寥寥无几。即便有人报考研究生,大多是辽宁大学之类的省属院校。报考南开大学的我,在一般人看来简直不知天高地厚。然而连我也没有想到,一年后自己竟然真的成为南开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当进入南开大学的喜悦消散之后,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我的面前,南开大学并没有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老师,招收历史地理学研究生只是一个尝试。在我硕士毕业的那一年,这个研究方向被取消了,所以我毕业证书的研究方向改成“中国古代史”。在南开大学学习期间,我会被同学们反复问到一个问题:“既然你想搞历史地理学,为什么不报考复旦大学?”我总是无言以对。对于一个历史学背景的人,这可能是一个常识,但是对于一个中文背景,而且来自没有任何学术研究传统院校的人,这却是一个未曾想过的问题。
在南开大学,我又遇到一个困难。当时学校正在搞学制改革,硕士学制改为两年。在我刚刚熟悉学校和研究专业的时候,就要为毕业做准备。两年学制的弊端很大,这项改革执行了三、四年就停止了,而我们这几届研究生无疑成为改革的“牺牲品”。
在我硕士毕业的那一年,面临着这样的窘境:对于历史地理学知之甚少,中国古代史专业基础也不牢靠。我放弃了继续在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想法,准备回到老家沈阳去找一份工作,就此结束我短暂的“学术生涯”。然而就在我忙于撰写毕业论文,同时联系工作单位的时候,又一个想法在我大脑里闪现:既然自己曾经喜爱历史地理学,为何不借着报考博士的名头,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看看呢。我还是不敢贸然行事,通过同学,我询问到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先生的电子信箱,并发邮件表达自己希望报考历史地理学博士的意愿。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我就收到了葛先生的回复。他热情地鼓励了我,还推荐了一些专业书籍。葛先生是历史地理学界的权威,得到他的鼓励,让我信心大增。我向同学们传达了葛先生鼓励我的喜讯,还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然而一位同学的话却如同一盆冷水,把我刚刚燃起的热情彻底浇灭。他说:“你见到葛先生时,他还会记得你吗?”是呀,像我这样写信给葛先生的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自己实在太天真了。
2007年4月,我出现在复旦大学的校园。我的心态如同“游客”,在复旦校园和历史地理研究所牌匾前拍照留念,丝毫没有备考的紧张。两天后的博士面试,我如愿一睹葛先生的尊容。至此,我的任务全部完成,这也算是给曾经的心愿一个交待。
几周后,我得知了落考的结果。这并不意外,我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依然专心于硕士论文答辩的准备。然而几天后的晚上,当我像往常一样打开电子信箱时,却意外地发现一封葛先生的来信。在邮件中,葛先生肯定我具有学术研究的潜质,希望我不要放弃。最后他竟提出,如果我愿意,欢迎我去上海,他可以为我提供生活费和住处,我可以一边帮助他做项目,一边准备来年的博士生入学考试。直到今天,当我写下这段文字,内心仍然不能平复,仿佛又回到了6年前的那个夜晚。当我看到这封邮件时,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我把邮件反反复复地读了十几遍。至今我也想不明白,仅仅通过十几分钟的面试,葛先生是如何判定我具有培养前途,而在南开的两年里,除了我的硕士导师阎爱民先生,没有人认为我有学术研究的能力。因此,我立刻接受了葛先生的邀请。不过我的基础实在太差,葛先生知道我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博士生入学考核标准,最后他与学校协商,以破格特招的形式让我成为一名博士研究生。
虽然幸运地成为一名博士研究生,但是我的基础太差。在第一学年,我常常听不懂老师们授课的内容,而且也不知道日后该进行哪方面的研究,博士论文选题迟迟不能确定。为此我非常苦恼,生怕辜负了葛先生的期望。听别人说,博士论文选题大多延续硕士研究,于是我也报上了一个与硕士论文相似的题目。而葛先生认为这个题目很难展开,他劝我不要急于确定选题,而应当利用学校的资源好好弥补自身的不足。葛先生不愧是具有五十年教学经验的教师,正是在他的耐心引导下,我才逐渐平复了急躁的心情。
本以为要绞尽脑汁才能确定的博士论文选题,最后却以非常偶然的形式出现在我的面前。2008年,《文物》月刊公布了几枚湖北省荆州市松柏汉墓出土的简牍,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刘瑞先生正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进修博士学位。他很快注意到这批简牍的价值,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写成研究文章。之前因为共同的研究兴趣,我们已经成为很好的朋友。刘瑞先生谦虚地把文章送交给我,请我提一些批评意见,这令我受宠若惊,因为刘先生已经是学界颇有名气的青年学者,而我只不过是个刚刚入门的研究生。我仔细地阅读文章,逐一核对史料。在阅读的过程中,我觉得刘先生对木牍中某些侯国的分析存在偏差。几周后,刘先生受邀在历史地理研究所介绍他的研究成果,在报告会上,我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刘先生并没有因为我冒失的举动而感到不快,反而和在场的几位师友热情地鼓励我把看法写出来。受到大家的鼓励,我利用一个暑假的时间,写成我学术道路上第一篇独立完成的论文《荆州松柏汉墓35号木牍侯国问题初探》。
文章完成时,我的热情尚未散尽,竟然不知深浅地把文章投给学界极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中国史研究》。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三个月后,我就收到了用稿通知。第一篇学术论文就被权威刊物录用,这极大地激发了我的研究热情。《荆州松柏汉墓35号木牍侯国问题初探》只探讨了三个侯国,而西汉时期先后分封了八百余个侯国。我想,如果能把八百余个侯国全部梳理一遍,一定会有更多的发现。我决定把“西汉侯国地理分布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葛先生的时候,他仍然存有担心。西汉分封侯国虽多,但资料零散,而且不成体系,再加上周振鹤先生已经对西汉侯国有过精深的研究,所以作为博士论文选题,还有很大的风险。但面对充满热情的我,葛先生不忍打击,而是建议我系统收集一下资料,即便日后达不到博士论文的篇幅,也可以形成几篇文章,不妨作为学术训练。得到葛先生的默许,我立刻投入到资料整理之中,整整一年我几乎天天待在资料室,把西汉封置的八百余个侯国的地理方位和置废年代全部整理了一遍。在整理过程中,果然有新问题显现出来,其中很多问题甚至是前人从未注意到的。我把这些发现不断汇报给葛先生,终于有一天,葛先生在邮件中说,可以将这个选题作为博士论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