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文史》2017年第3辑。收入本书时，于第三节增补“乐平”一条。.5
此后的三年里，博士论文的撰写工作在我的规划中按部就班地进行。在撰写论文的同时，我还把研究过程中的发现总结成文，陆续投寄给各大刊物。然而这时的我，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幸运。自认为颇有见地的文章，在投出之后，或是石沉大海，或是得到一封冰冷的退稿信，有些文章甚至没有送外审就被编辑直接退回。这时我才意识到，作为一个刚刚出道的研究生，研究成果要想得到学界承认是多么困难的事。在一封封退稿信的打击下，我的心态由期盼转为失落，但博士论文的撰写工作仍在继续。2011年，我按期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虽然答辩委员一致认为论文创见甚多，并且给了较高的成绩，但我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我手中只有一篇发表的论文，而这样的成果在求职时没有任何优势。
在2011年上半年，我不断给各大高校投寄简历，但都杳无音信。我曾幻想能够回到南开大学去做历史地理研究，我的硕士导师阎爱民先生还为此奔波于各部门，但结果仍然是初选即遭淘汰。在日益功利的社会环境下，是没有学校肯给一个只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的研究生机会的，对此我能够理解。于是在我博士毕业的同时，又再度面临中断学术研究的困境。这时候又是葛先生出手相助，他得知复旦历史系有出资培养年轻学者作为师资贮备的计划，把我推荐给历史系的领导。我也要感谢历史系的主任章清先生和党委书记金光耀先生，他们把资助提供给我这个无名之辈，应该说冒着很大的风险。
2011年下半年至2013年上半年，我以历史系师资贮备人才的身份在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这两年是我学术研究的转型期，凭借历史系师资贮备人才的身份，我得以结识以余欣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复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青年学者，并有幸加入他们的研究团体。正是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才使我的研究视野跳出政区沿革的局限，而开始关注政区变动与政治制度、知识信仰之间的互动关系。另外，我在中文系的博士后合作导师陈尚君先生是历史文献学大家，在他的指导下，我认识到文献学在历史研究中的基础作用。特别是陈先生关于《旧五代史》成书过程的一系列经典研究，触发我关注秦汉政区研究基本史料《汉书•地理志》的编撰过程和资料来源，并获得一些新的认识。我也由此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出土文献和利用出土文献校订传世文献的研究方向。
我深知，要想延续学术研究道路，两年博士后的工作经历是最后的机会。我丝毫不敢懈怠，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学术研究和学术论文的撰写。也许是获益于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改进，我的研究成果逐渐被各类学术刊物接受，不仅有历史地理学的专业刊物，还有历史类、文物类、考古类、文献类的刊物。随着发表成果的增多，我明显感受到自己在学界的境遇逐渐改善。很多朋友为我的工作出路提供信息和帮助，甚至还有高校联系到我，愿意提供工作机会。2013年4月，复旦历史系的领导们认为我在两年内取得了一定成绩，已符合师资贮备人才的各项考核标准，决定推荐我留系任教，并通过全系教授投票决议。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能够继续在探索学术的道路上前行。
回首过去的十年，在复旦求学的六年经历是我人生道路上最为关键的阶段。在这六年里，我从学术研究的门外汉转变为青年学者，是复旦大学兼容并蓄、自由开放的学风使我迅速成长。复旦大学培养了我，并最终接纳了我，我对学校和学校的师友们一直心存感激。我的博士论文是我在复旦求学的收获，也是我在学术道路上成长的见证，将博士论文出版是我这个复旦学子向母校和葛先生致敬的一种方式。而此书的出版也同样得到了很多复旦人的帮助。“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研究书系”是复旦大学历史系针对本系青年教师论著出版的资助计划，身为师资贮备人才的我原本是不能享受这项“福利”的。但书系的负责人余欣先生却慷慨地把我纳入资助计划。为了保证此书的顺利出版，余欣先生还不厌其烦地与出版社沟通，解决各类问题。该书的责任编辑顾莉丹女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我们算得上老朋友了，当年她身为中心期刊室管理员，没有把我这个来自外院系，且频繁造访的“不速之客”拒之门外，而是给予热情的接待。至今，我与她在期刊室相互鼓励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本书是专门的沿革地理研究专著，内容艰涩而难懂，而顾女士却从中复核出大量错误，她的认真细致保证了本书的出版质量。
时下正值赵薇女士的电影处女作《致青春》热映之际，用她的话说，《致青春》是她们那一代人青春岁月的纪念。现在我的求学岁月即将结束，在复旦求学的六年里，我渡过了人生26岁到32岁的美好时光，实现了我从事学术研究的理想，我愿把我的博士论文作为复旦求学岁月的纪念……
2013年5月于复旦大学北区公寓
修订本后记
本书初版于2013年，印数只有1500册。其中又有相当数量留存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用作馈赠，实际市场流通的数量并不多。大约出版后1年，市面即难见到此书。此后不断有朋友向我索求，并且询问是否有加印的计划。我也曾几次向出版社咨询。由于本书是枯燥乏味的沿革地理考证之作，受众有限，出版社面临比较大的销售压力。不过承蒙出版社领导厚爱，今年4月告知我准备重印此书，并可以进行修订。我非常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能够支持《西汉侯国地理》这类冷僻的“小众”学术读物重印，使得该书能够与更多读者见面。而我也格外珍惜这次修订的机会。
本书为本人2011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受学力所限，博士论文存在诸多问题，本来应该再沉淀几年细细打磨，但迫于严峻的就业形势，只能提前推出与读者见面。该书出版后，我仍然不断对书稿进行修订，也逐渐意识到原书的一些观点存在错误。此次终于有机会把上述错误改正，弥补博士论文仓促出版带来的遗憾。
博士论文最大的不足在于西汉侯国的地理定位过于依赖《中国历史地图集》和王恢《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当初这么做是基于资料获取的方便。但在日后的研究工作中，我发现两书对汉代城邑定位的错误较多。由于侯国的精确定位是分析侯国地理分布格局的前提，这常令我心存忐忑。此次利用修订的机会，我对西汉八百余个侯国的地理方位做了一次全面梳理，逐一核对了前人定位的史料来源和论证依据。经过这样的工作，我才有了些“底气”。
对于侯国地理方位的标注形式，此次修订也做了很大调整。《中国历史地图集》落实古地名方位的“今地”行政区划为20世纪70年代的行政建制，《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的“今地”政区则早至20世纪30年代。随着数十年来我国行政区划的大幅调整，这些古地名方位的标识已与今天的实际政区状况不能对应。另外，传统的古地名定位标注多为“某县某方位若干里”的形式，无法实现精确定位。最近几年，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尝试将古代地名与考古调查的古城址、古遗址相对应。此次修订后对西汉侯国地理方位的标注，均落实到《中国文物地图集》著录的文物单位。如果没有古遗址与之对应，则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将其方位限定在某县乡镇一级。同时把“今地”的行政建制信息更新为2015年以后。这些工作，将更便利于读者查找西汉侯国的地理方位。
此次修订另外一项主要工作是结合学界和本人近几年的研究，对西汉初年郡国级政区的设置年代和辖域范围进行修订。由于相当数量的侯国方位进行了修正，再加上西汉初年郡国级政区的调整，很多侯国隶属关系的认识也随之改变，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原书对某些侯国地理分布格局的判断。
不过，获益于原研究是基于八百余个侯国的整体分析，所以部分侯国方位和隶属关系的改易，并未动摇原书对西汉侯国地理分布格局的基本判断。相对于原书，此次修订后对西汉侯国地理分布格局的认识主要有三点变化：
一、原书以为西汉一代都严格遵守“京畿不置侯国”的制度。此次修订注意到刘邦曾将自己兄长（合阳侯刘仲）和吕后兄长之子（鄜侯吕台）封置于京畿，属于非常特殊的“破例”。
二、原书以为景帝以后，除王子侯国，已不在王国境内封置侯国。此次修订将这一时限上推至文帝时期。即文帝元年以后，汉廷原则上除了诸侯王子，不再于王国境内分封列侯。
三、原书注意到西汉初年存在“琅邪郡、东海郡不置侯国”的现象，并指出这一地域封置限制大约在武帝元朔年间废弃。修订后的结论认为，该地域封置规律可能早在景帝初年即已打破。
由于相当数量侯国的方位和隶属关系，以及部分郡国的设置年代和辖域范围进行了修订。本书中编七章的所有《侯国名目综表》和《侯国分布图》都重新作以编写和编绘。另外，博士论文出版后，我陆续发表过几篇与西汉侯国相关的研究文章。此次修订，亦将几篇文章以附篇的形式附录在书后，以便读者查阅。
为了不把修订版后记变成“勘误表”，其他很多修订内容就不一一列举了。此次修订，改易内容极为繁琐。出版社原本希望略作订正，予以重印。最后我却大动干戈，搞成“修订本”，给该书的责任编辑曾晓红女士带来很大负担。在此谨向她表示深挚的歉意和谢意！
马孟龙
庚子大疫之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