⑥《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注“舞阳”，乃“舞阴”之误。见下编第三章第一节考述。
续表
①《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两湘成侯条，一注“阳成”，一注“堵阳”。此阳成乃堵阳别称。见谭其骧：《陈胜乡里阳城考》，收入氏著《长水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36—341页。
②此博阳当即《续志》泰山郡博县，而非《汉志》汝南郡博阳。详见平通侯国（597）附考。
③《汉志》西河郡有平周县。西汉边郡不置侯国，故西河郡之平周非丁满之侯国。
续表
说明：地名信息见于《续志》记载者，标注“●”；不见于《续志》记载者，标注“〇”。
①《外戚恩泽侯表》误作“南阳平”。
②今本《王子侯表》沈犹侯无下注县名，据《索隐》及晋灼语，知《汉表》本注有“高苑”。见下编第一章第四节考述。
条目重复的，按一条计算。如西汉先后封有两个平陵侯国。两平陵侯条《表》皆注“武当”，本表即计作一条。另《景武昭宣元成成功臣表》建平侯条，《外戚恩泽侯表》阳城侯条下皆注“济阳”。这两处“济阳”乃“济阴”之误，为郡名而非县名。参见附表建平侯国条（541）、阳城侯国条（563）备注。或许丹阳县东汉初曾并入芜湖县，班昭编制《侯表》时因无丹阳县，故于丹阳侯国下标注“无湖”。和帝以后丹阳县复置，故见载于《续志》。此聊备一说。
《汉表》标注有县名的侯国条目共74条。 从表1-1可以看到，这74个侯国见于《续志》记载的只有1个。仔细分析该条，仍存在令人疑惑的地方。《汉志》、《续志》皆载有丹阳，表明此县从未省并，不知为何要标注其他县名，这一现象实在费解，只能先持以阙疑的态度。
如果暂且排除存在疑问的丹阳一条，可以看到这些曾置为侯国的县邑都没有延续到东汉时代，因此班昭若想对这些侯国的方位予以标示，就只能借用东汉的县名作为参照。那么班昭所标注的县邑在东汉时代是否都存在呢？从表1-1可以看到，班昭所标注的县名，虽然大部分见于《续志》，但仍有九个县名在《续志》中找不到。这样一来，笔者的推断便出现了问题。假如东汉时代没有设置过这九个县，班昭岂不是在用古地名来标注古地名？以班昭之贤智，断不会作出如此违背常理的事情。
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15页。班固卒于汉和帝永元四年，则班昭受命作《表》约在永元五年前后。
这里，笔者想提醒读者注意《续志》的时代断限。据李晓杰先生研究，《续志》断于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 而班昭作《侯表》约在汉和帝永元五年（93年）， 两者间尚有五十年的差距，因此在班昭作《侯表》时，这九个县可能是存在的。这样的推断当然需要证明，请看以下两例。
《外戚恩泽侯表》平丘侯条注有“肥城”。肥城，《汉志》属泰山郡，《续志》无。而《后汉书•章帝纪》载元和二年（85年）二月“己未，凤皇集肥城。……辛未，幸太山，柴告岱宗”，据此，元和二年泰山郡尚有肥城县。几年后的永元年间，肥城县见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六年六月“条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汉魏洛阳故城南郊东汉刑徒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附图二九六。另清人黄山以为《续志》颍川郡之襄县，即郏县之更名，此聊备一说。见钱林书《续汉书郡国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64页。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成安侯条注有“郏”。郏，《汉志》属颍川郡，《续志》无。《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十七年（41年）十月“有五凤皇见于颍川之郏县”，可知郏县不在建武六年省并四百余县之列。 又洛阳南郊东汉刑徒墓地出土编号P11M36∶1砖有“无任颖川郏髡钳贯纪，元初六年闰月十二日死”之铭文。 元初六年（119年）为汉安帝年号，此砖铭文可证至迟元初六年仍有郏县。 班昭在编作《汉表》时，郏县是明确存在的。
从肥城、郏两县的沿革情况来看，另外七县也应存在于汉和帝时代，这九县省废的时间在永元五年至永和五年之间。总之，笔者认为《汉表》标注的县名，全部是汉和帝时代的置县。班昭其实是在利用东汉的地名信息来标注前代侯国的方位，这才应是《汉表》下注县名的真正体例。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上》“南阳郡博山”条颜师古注，第1564页。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一六，第257页。
明确了《汉表》下注县名的体例特点，一些看似不可理解的现象便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外戚恩泽侯表》博山侯条下注“顺阳”。《续志》南阳郡顺阳曰“故博山”。东汉人应劭曰：“（博山）汉明帝改曰顺阳。” 由以上记载可知，西汉之博山于东汉明帝时改为顺阳，博山与顺阳为一地。《汉表》在博山下注“顺阳”无论以“析置说”还是以“并入说”都无法解释。现已知班昭是在利用东汉置县标注西汉侯国方位，则上述疑惑可迎刃而解。汉和帝时代博山县已改名为顺阳县，班昭在博山侯国条下标注顺阳，实际是在告诉阅《表》者，博山侯国即本朝的顺阳县。同样，《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便侯条下注“编”，《汉志》南郡有编县。王先谦注曰：“（编），南郡县。……（便侯国）盖分编置。” 而松柏汉墓35号木牍见有“便侯国”，而无编县，表明汉武帝早期无编县，显然便侯国不是从编县中析置而来，相反便侯国应当是编县的前身。班昭对于两者的关系是清楚的，在便侯国条下标注“编”，意在说明前代之便侯国即本朝之编县。
最后附带提及，清末学者王荣商对《汉表》下注县名体例另有新解，其《汉书补注》曰：
昌武侯赵安稽，（注）舞阳。荣商案，昌武，本胶东县。安稽后击匈奴，益封舞阳，故以舞阳系之。非谓昌武即在舞阳也。
王荣商：《汉书补注》卷六，第1050、1054页。
高平宪侯魏相，（注）柘。荣商案，是时侯国有别邑。若张安世别邑在魏郡，霍光别邑在东武阳是也。柘县或其别邑所在。
王荣商以为《汉表》下注县名为各列侯之别邑。王氏的这一看法显然是错误的，我们可以轻易找出这一说法的缺陷。如武阳侯条下注“郯”，郯县为东海郡郡治，汉廷显然不会把东海郡治作为列侯别邑。又如宜冠侯条下注“昌”，而宜冠侯国所存在的元狩元年至元狩四年间，昌为侯国，汉代焉有以甲侯国作为乙列侯之别邑的道理？还有合骑侯（404）下注“高城”，而同一时期的平津侯（333）在《汉表》中也注有“高城”，武帝把一县同时封给两个人作别邑，实在不合情理。王荣商此说甚谬，读者自有明断。
二、《汉表》下注郡名体例考
《汉表》在多数列侯条目下注有郡名，这些郡名显然是各侯国的属郡。但是，在与《汉志》对照后，我们发现《汉表》对某些侯国属郡的标注与《汉志》并不一致（参见表2-3）。对于《汉表》、《汉志》所记侯国隶属关系的矛盾，王恢《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一律称为“《表》误”。王氏之说未免武断，相较而言，周振鹤先生的看法更为合理。如平干王子之曲梁侯国（613），《汉表》注魏郡，而《汉志》属广平。周先生解释道：
（曲梁侯国）始封时入魏郡，五凤二年，平干国除为广平郡时回属，以下志属广平者同此。
据周先生的意见，元康三年曲梁侯国初封时，因平干国不能辖有侯国而别属魏郡。五凤二年平干国除为广平郡后，曲梁侯国才回属广平郡，直至汉末。《表》注“魏郡”反映的是曲梁侯国初封时的隶属关系，《志》、《表》之间的分歧是因所录侯国建制时代断限不同造成。综合《汉表》中的类似记载，周先生的结论是，《表》注郡名基本与《汉志》一致，反映了汉末各侯国的隶属关系，但某些《表》注反映的是侯国初封时的情况，所以与《汉志》存在分歧。
仲山茂：《〈汉书〉侯表地名注记的体例特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历史地理》第26辑。
周先生有关“《志》、《表》分歧是因所录侯国建制时代断限不同”的观点，后得到日本学者仲山茂的肯定。但对于《表》注郡名之体例，仲山氏却有不同的理解。他指出某些《志》、《表》分歧的现象，并不完全适用“《表》注初属郡”的解释。如梁王子曲乡侯国（750），《表》注济阴，《志》属山阳。而永始三年（前14年）曲乡侯国初封时，济阴郡为定陶国，所以《表》注“济阴”绝不是曲乡侯国的初属郡。仲山茂先生于是逆向思维，提出《表》注郡名皆为侯国废除时之属郡的新观点。
仲山茂先生对《表》注郡名体例的解释虽然适用于曲乡侯国，但相反的例证却也不少。如昌成侯国（620），《表》注信都，而该侯国废除之建平三年正为信都国时代，汉代废除之侯国不会并入王国。有关昌成侯国的问题，仲山茂先生有所留意。他认为《表》所记昌成侯国废除之“建平三年”为“建平元年”之误。建平元年信都为汉郡，昌成侯国废除后并入信都郡，故《表》注信都。
如果说昌成侯国问题还可以用文献记载讹误来加以解释，那么随成（407）、胡孰（271）两侯国问题就绝不是文献讹误那么简单了。
见拙文《西汉郡国更置与侯国迁徙——兼论千乘郡的始置年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参见中编第七章第一节第二部分“丹阳郡”条。
随成侯国废除于元狩二年，《表》注千乘；胡孰侯国废除于元鼎五年，《表》注丹阳。若下注郡名为侯国废除时的属郡，则两侯国废除后分别并入千乘郡、丹阳郡。千乘郡乃武帝元狩六年置， 丹阳郡则是武帝元封二年由鄣郡更名而来， 也就是说两侯国废除时并不存在千乘郡和丹阳郡，这两处《表》注显然不是两侯国废除时的所属郡。
有关东汉广平国、信都郡沿革及疆域，分见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第86—87、97—98页。
《表》注郡名既非侯国初封之属郡，又非侯国废除后的属郡，那么会不会与《表》注县名一样反映的是东汉时代的情形呢？笔者认为可以排除这种可能，因为各条目下注郡名有很多不存在于东汉时代。如广平郡，在建武十三年（37年）省并，虽然明帝永平三年（60年）复置广平国，但只延续到章帝建初七年（82年），此后再未设置。也就是说，在东汉绝大多数时期都没有广平郡（国）的建制。而且明帝、章帝时代的广平国只领有七县，其规模远不能与《汉志》辖有十六县的广平郡相比。另外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改信都郡为乐成国，此后信都郡（国）之名不复见于史籍。 在汉和帝时代，广平、信都、千乘等郡国均已省改，班昭显然不会用这些已废撤的建制当作本朝制度。
另外，根据表2-2统计，《汉表》标注郡名的侯国条目共234条，其中只有36县邑见于《续志》，其余近两百个县邑建制在东汉以前即废撤，班昭显然已不清楚绝大多数侯国的方位，把这些方位不明的侯国定位到东汉行政区划，在技术上难以实现。因此，笔者认为班昭在《汉表》中标注的郡名并非东汉制度，而反映的是前代侯国各自的隶属关系。
参见中编第一章第一、二节考述。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尹龙九：《平壤出土〈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簿〉研究》，中国出土资料学会编：《中国出土资料研究》第十三号，2010年；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4期。
事实上，对于东汉时代的班固和班昭，搞清前代侯国的隶属关系，要比明确前代侯国的地理方位容易得多。东汉时代，西汉政府的许多籍册文书仍然得以保留，班固在编撰《汉书》时，便大量利用了前代政府籍册。以《地理志》为例，班固所利用的西汉政府籍册，就目前可考的有成帝元延三年的行政版籍、成帝绥和二年的全国“集簿”以及平帝元始二年的户口簿。 可以想见，当班昭受诏补作《汉表》时，仍然有许多前代政府籍册可以利用。而在前代籍册中，很多类文书都可以用来复原当时的行政隶属关系，如近二十年出土的《二年律令•秩律》、《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簿》、《南郡免老簿》、《东海郡吏员簿》， 这些文书并非西汉的行政版籍，但我们却可以根据文书上的记载复原当时的郡县隶属关系。例如根据松柏汉墓35号木牍所记《南郡免老簿》，我们虽然无法知道该文书中的便侯国、邔侯国、轪侯国的地理方位，却可以获知三侯国隶属南郡管辖。因此，只要班昭能够看到前代政府的相关籍册，哪怕没有行政版籍可以利用，仍可以复原出某些侯国的所属郡目。
班固在编撰《地理志》时曾利用了汉成帝元延三年的行政版籍。当班昭续补《汉书》时，应该也能看到这份资料。那么班昭是否利用了相同资料来复原前代侯国的隶属关系呢？我们可以将《汉志》记载的侯国隶属关系与《汉表》所见侯国隶属关系进行比较，进而回答这一问题。
为了直观展现《汉表》各侯国的隶属关系，笔者编制了表1-2，该表以郡名为纲，将《汉表》下注郡名相同的侯国编排在一起，以便于进一步统计。
表1-2 《汉表》标注郡名之侯国条目分类表
续表
①《王子侯表》无下注郡名。《索隐》邵侯条注“《表》在山阳”，知今本脱漏“山阳”。
②《王子侯表》下注“济南”，应为“济阴”之误。
③《王子侯表》下注“济南”，应为“济阴”之误。
④《王子侯表》下注“济南”，应为“济阴”之误。
⑤《外戚恩泽侯表》误作阳城，《表》注“济阳”乃“济阴”之误，见附表阳城侯国（563）备注。
⑥《王子侯表》下注“中山”，应为“常山”之误。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79页。
⑦《王子侯表》张侯下注“常山”，当前移至“桑中侯”格。
⑧《王子侯表》无下注郡名，《索隐》柳宿侯条注曰“《表》在涿郡”，知今本脱漏“涿”字。
⑨《王子侯表》阳兴侯至昌虑侯下注皆当退后一格。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31页。
⑩《王子侯表》下注“东海”，应为“勃海”之误。
《王子侯表》参鬷、沂陵下注“东海”，应为“勃海”之误。见参鬷侯国（355）备注。
续表
①东汉更名为厌次县。
②《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下注“济阳”，应为“济南”之误。详见附表北石侯国（481）。
③《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下注“济阴”，应为“济南”之误。
④《王子侯表》徐乡侯下注“齐”，当后移至“台乡侯”格。
⑤《王子侯表》误作“成侯”。
⑥《王子侯表》下注“东海”，应为“东莱”之误。
⑦即《汉志》琅邪郡之柔侯国。
⑧澎侯屈釐条下注“东海”误入“揤裴侯”格。
⑨《王子侯表》下注“北海”，应为“东海”之误。
⑩《王子侯表》下注“千乘”，《索隐》栒侯条曰“《表》在东海”，则今本“千乘”为“东海”之讹误。
《王子侯表》下注“淮陵”，应为“临淮”之误。见附表淮陵侯国（273）。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下注“淮阳”，《索隐》作“《表》在临淮”，当以临淮为是。
《王子侯表》无下注郡名。《索隐》建成侯条曰“《表》在豫章”，则今本脱漏“豫章”。
续表
说明：1.《王子侯表》尉文侯、阴安侯、柳泉侯、安平侯，《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蒯成侯，《景武昭宣元成功臣侯表》幾侯，《外戚恩泽侯表》安平侯、乐昌侯下注郡名为衍文，本表未取。
2.庸，《王子侯表》两见，皆注“琅邪”。彭，《王子侯表》两见，皆注“东海”。承父，《景武昭宣元成功臣侯表》两见，皆注“东莱”。秺，《景武昭宣元成功臣侯表》两见，皆注“济阴”。《外戚恩泽侯表》冠军（阳）两见，皆注“南阳”。以上皆并作一条。
3.各县邑名见于《续志》的，表注“*”。
①即《汉志》桂阳郡之阴山侯国。
②东汉改“昌成县”为“阜城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