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第103页，简1278+1282+1283。
[15]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第56—57页，简2106+1990+1940+2057+2111。
[16]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第167页。以下凡引用里耶秦简，除非必要，一般仅注明简号。
[17]裘锡圭：《啬夫初探》，《云梦秦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26—301页，后收入氏著《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30—523页。钱剑夫：《秦汉啬夫考》，《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8]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除吏律》见有“发弩啬夫”，简文说：“除士吏、发弩啬夫不如律，及发弩射不中，尉赀二甲。发弩啬夫射不中，赀二甲，免。”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 注释》，第79页；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第166页。
[19]于振波：《说“县令”确为秦制——读里耶秦简札记》，《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3期；孙闻博：《商鞅县制的推行与秦县、乡关系的确立——以称谓、䘵秩与吏员规模为中心》，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第十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17—131页。据《史记》卷五《秦本纪》、卷十五《六国年表》，其时秦以“令”为县的长官。（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3、723页。）同书卷六八《商君列传》则称“置令、丞”。（第2232页。）一般以为，丞为令之佐贰，然细绎其意，令、丞实当并列，盖其时有的县置令，有的县置丞（或者大县置令，普通县置丞），令、丞皆为县的长官，或并不于同一县之中同时置令、丞，以丞为令之副。
[20]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 注释》，第13页；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第30页。
[21]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 注释》，第15页；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第34—35页。“志千里使，有（又）籍书之，以为恶吏”，诸家句读、解释各有不同。今按：千里，当指郡；千里使，当指郡守；则“志”当释为“致”，解为报告。籍，当指吏籍，亦即“吏数”。
[2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 注释》，第25页；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第59—60页。“县啬夫若丞”中的“若”，诸家大抵将之忽略，以将“丞”解释为县啬夫之佐贰。
[23]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 注释》，第35页；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第90页。
[24]在岳麓书院藏秦简《秦律令》（一）所录律令中，“丞”经常置于“令”之前。如《田律》规定：如果黔首居田舍者卖酒，“田啬夫、吏、吏部弗得”，要罚赀二甲，“丞、令、令史各一甲”。［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第106页，简1400。］《尉卒律》规定：“黔首失令，尉、尉史、士吏主者，赀各一甲；丞、令、令史各一盾。”［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第112页，简1292。］在这里，“丞”之所以置于“令”前，盖因为丞的设置比令普遍。
[25]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 注释》，第106页；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第216页。“侨（矫）丞令”一句，诸说多解为假造丞的命令。然如此解释，下句的回答实为答非所问，不能通解。“侨（矫）丞令”，当释为“矫丞为令”，即丞假托为令。丞与令都为有秩吏，答句中的“有秩”，即指丞。
[26]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3页，简8-1516。在这件文书中，另见有沮县守瘳。迁陵于秦始皇二十五年立县，禄似乎为首任长官（守）。
[27]《商君书•境内》说：“爵大夫而为国治，就为官大夫。”意思是：如果爵已至大夫，且被委任管理一方政务，则晋升为官大夫。（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卷五《境内》，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6—117页；高亨注译：《商君书注译》，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9页。）那么，秦时任为县长官的资格要求，应当是最低具有大夫的爵位（第五级）；任为县令、丞之后，则当授予官大夫的爵位（第六级）。
[28]里耶简9-1112记：秦始皇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唐亭假校长壮报告说：唐亭附近有一支大约三十人的盗贼，唐亭兵卒少，无力追击，请增派兵力搜捕。二月二十九日，迁陵守丞敦狐致书县尉和贰春乡（唐亭在贰春乡）主，要求各以律令从事，“尉下亭鄣、署士吏，谨备。贰卿（乡）上司马丞”。守丞敦狐显然是代表县廷（守拔）致书于尉的，说明守对于尉有节制权。
[29]简8-209：秦始皇二十七年八月丙戌，但称“迁陵拔”，未言其为守。简8-406：秦始皇二十六年六月癸亥，“迁陵拔、守丞敦狐、史畸治”男子皇楗狱，拔位置在守丞敦狐之上；简8-918：秦始皇二十六年六月丙辰，“迁陵拔”的爰书。简8-985：称为“迁陵拔”。简8-1743+8-2015：秦始皇二十六年八月丙子，“迁陵拔”与“守丞敦狐”一起讯治般刍等。简9-482：作“迁陵拔”。简9-705+9-1111+9-1426：“迁陵拔”报告说“迁陵兴、尉䁲”、丞阴等，均在鄣中死，应为之置后。背面有“迁陵守丞敦狐”的报告，以及“迁陵拔”的续报告。简9-706：秦始皇二十七年八月辛丑，作“迁陵拔”，与丞欧共同征讯启。简9-986：秦始皇二十八年八月甲午，“迁陵拔”指令都乡啬夫，“以律令从事”。在上引文书中，拔并未称为“守”，然其地位明显在丞、尉及守丞之上，当是迁陵县的长官。简7-304所记是秦始皇二十八年迁陵县隶臣妾及黔首居赀赎责作官府课，牍背署有“令拔、丞昌、守丞膻之、仓武、令史上。上逐除，仓佐尚，司空长、史 ，当坐”。（郑曙斌、张春龙、宋少华、黄朴华编著：《湖南出土简牍选编》，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174页。）则拔后来亦或称为“令”。据上引简文，拔在秦始皇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间担任迁陵县的长官（守）。
[30]里耶秦简8-673+8-2002+9-1848+8-1897，秦始皇三十五年七月丙申，“迁陵守建下仓、司空”。
[31]里耶秦简9-728。根据杨智宇的意见，这份文书应当是秦二世元年迁陵县守、佐、守丞、令佐的视事情况的记录。（杨智宇：《里耶秦简牍所见“迁陵守丞”补正》，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第十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19—130页。）其中，守加、佐集、令佐获的视事时间均为四十四日，守颀、佐苏的视事时间均为三百一十日，令佐贺与章二人的视事时间，合计为三百一十日。显然，加、集、获三人是一组，一起视事四十四日；颀、苏与贺、章是另一组，一起视事三百一十日。这一年中，迁陵县的守正好发生了交接，加与颀是前后任的两个守（孰前孰后不能确定）。
[32]里耶秦简8-62：秦始皇三十二年三月丁丑朔日，“迁陵丞昌”回复“泰守府”命令的报告。简8-71：秦始皇三十一年二月四日，“迁陵丞昌”给上级的报告。简8-140，当是“迁陵丞昌”给洞庭郡的尉守（尉守是尉府的长官，亦即尉主）傰的报告。简8-157，秦始皇三十二年正月，是“迁陵丞昌”对启陵乡要求增设里典和邮人的批复。简8-198+8-213+8-2013，是“迁陵丞昌下乡官”的指令。简8-60背+8-656背+8-665背+8-748背，中有“迁陵丞昌”给少内主的“告”。简8-754+8-1007，是“迁陵丞昌”接受“狱史堪”的讯问，昌并有辩辞，讯问的内容是关于对乡渠、史获二人失期之罪的处理不当。简8-1246，是秦始皇二十九年正月，“迁陵丞昌”讯问某事的残简。简8-1511，秦始皇二十九年九月，是“迁陵丞昌”令令史感给上级致送牒文的报告。简8-1345+8-2245，秦始皇三十一年五月，“迁陵丞昌”领取当年三、四月份的稟食。简8-1560，秦始皇三十一年后九月，“迁陵丞昌”给仓啬夫的指令。简9-30，秦始皇三十二年十月，“迁陵丞昌”给仓啬夫以指令。简9-33，“迁陵丞昌”讯治某人。简9-48，秦始皇三十二年十月，“迁陵丞昌”“下仓，以律令从事”。简9-450，秦始皇三十一年二月，“迁陵丞昌”令启陵乡尚独行。简9-710背，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迁陵丞昌下仓、司空”。简9-885，秦始皇三十四年六月，见有“迁陵守丞昌”。简9-991，仍作“迁陵守丞”。据上可知，大约从秦始皇二十九年正月始，昌任迁陵县丞，其时未置守，故昌以丞主持迁陵县政务，为实际上的长官。至秦始皇三十四年，任命了迁陵守（可能就是建），所以，昌又回到丞任（可能因为处理乡渠、史获二人失期案不当而降了级，故成为“守丞”）。
[33]陈松长先生较早指出此点，认为“守”就是掌管、主管之意；秦代所设郡守的“守”字，其字义也就是掌管、主管的意思；秦简中反复出现的“守”字，除“郡守”的“守”是固定的官名之外，其他如“司空守”“少内守”“田官守”“都乡守”等中的“守”字均应是表示一种掌管、主管的泛称。［陈松长：《〈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校读（八则）》，《简牍学研究》第四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26页，特别是第23—24页。］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置吏律”：“官啬夫节（即）不存，令君子毋（无）害者若令史守官，毋令官佐、史守。”（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 注释》，第56页；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第136页。）这里的“守”，亦当解作“负责”“掌管”，而不能解作“代理”。
[34]里耶简9-50：“卅四年二月丙申朔己亥，贰春乡守平敢言之：廷令平代乡兹守贰春乡。”即迁陵县廷让平接替兹掌管贰春乡，可见乡守平就是正式的贰春乡长官。
[35]里耶秦简中颇见有“守府”之称，论者颇多讨论，认识并不一致。实际上，无论何种官衙的负责人（守），其官邸均可称为“守府”。如简8-663见有“廷守府”，显然是指县廷“守”的府，亦即县守的官邸；在简8-60背+8-656背+8-665背+8-748背中，“六月庚辰，迁陵丞昌告少内主，以律令□ 手。六月庚辰水十一刻刻下六，守府快行少内”。这里的“守府”显然是指迁陵丞昌的官邸。其时迁陵县没有任命令，昌就是迁陵县的守。
[36]李学勤：《初读里耶秦简》，《文物》2003年第1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杨宗兵：《里耶秦简县“守”、“丞”、“守丞”同义说》，《北方论丛》2004年第6期；陈治国：《里耶秦简“守”和“守丞”释义及其他》，《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3期；孙闻博：《里耶秦简“守”、“守丞”新考——兼谈秦汉的守官制度》，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二〇一〇》，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6—75页。
[37]里耶秦简9-2283，秦始皇二十七年三月；简9-706，秦始皇二十七年八月，其时拔任迁陵守；简2318，秦始皇二十七年八月。
[38]里耶秦简8-60+8-656+8-665+8-748。此简共包括三份文书，一是十二月戊寅都府守胥的报告，在报告中，胥引用“迁陵丞膻”的报告，其中提到二十八年“计”的情况；二是十二月己卯，僰道守 致“迁陵丞主”的函，说明将上件文书“写”，“移”给迁陵县丞主；三是六月庚辰，迁陵丞昌给少内守的指令。昌至迟于秦始皇二十九年正月任迁陵丞，此处的“六月”，当是指秦始皇二十九年六月；“十二月”，也应当是二十九年的十二月。那么，膻任迁陵丞，当在秦始皇二十八年间。这个膻，应当就是久任迁陵县守丞的膻之（见下文），他应当是由守丞升任丞的。
[39]孙闻博注意到丞与守丞同时并存的情况，并试图给出解释，认为守丞的任命并不是在县丞出缺、上级尚未正式任命之时，而是多在县丞在职但不在署之时，丞归即罢，但并未能给出充分的证据。见孙闻博：《里耶秦简“守”、“守丞”新考——兼谈秦汉的守官制度》，《简帛研究二〇一〇》，第73页。
[40]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第190页。
[41]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 注释》，第83页；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第177页。
[42]《汉书》卷三一《陈胜传》记陈胜兵起，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颜师古曰：“守丞，谓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87—1788页。）这里的“守丞”，盖当解作“守之丞”为妥恰。同书卷六四上《朱买臣传》说朱买臣被任为会稽太守，步归郡邸，守邸“白守丞”。服虔曰：“守邸丞也。”（第2792—2793页。）这里的“守丞”，显然是太守府邸的丞。汉时太守府邸多置有丞，称为“太守丞”或“守丞”，其职责亦大抵就是太守府的办公室主任。
[43]土口史記指出令史是按曹分配其职事的，但同时认为在秦代地方行政机构中，“曹”尚极未臻成熟，法律条文与地方官吏籍簿均未见有分曹；“曹”只是一种分书分类的方式，并在整理文书时表现为“表题”，故仅可视为一种文书处理单位；直到西汉中期以后，“曹”才逐步演化为具有内在机能的、明确的行政组织。土口史記：《秦代の令史と曹》，《東方学報 京都》，90册，2015年，第1—47页（中译文《秦代的令史与曹》，刊《中国中古史研究》第六卷，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第3—35页）。然在正文所引里耶秦简8-138+8-174+8-522+8-523中，行庙的顺序是以各曹令史的“坐次相属”的，说明各曹令史各有其座次。又下注所引简8-945，知“史”也是按曹分配的。因此，我们认为秦代县廷中的诸曹，不仅仅是文书处理单位，已经明确表现为行政部门。另请参阅邹水杰：《简牍所见秦代县廷令史与诸曹关系考》，杨振红、邬文玲主编：《简帛研究二〇一六》春夏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2—146页。
[44]孙闻博据里耶秦简，列出户曹、仓曹、司空曹、吏曹、尉曹、金布曹、令曹、狱曹、覆曹等九个曹。孙闻博：《秦县的列曹与诸官——从〈洪范五行传〉一则佚文说起》，《简帛》第十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5—87页。其中，覆曹明显是狱曹之下的曹，而狱曹当即狱史之官署，尉曹则当即尉官，说详正文。
[45]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 注释》，第64页；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第150页。
[46]关于《法律答问》的意义与性质，有很多的讨论。请参阅张平辙：《读秦简牍发微》，《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陈公柔：《云梦秦墓出土〈法律答问〉简册考述》，见氏著《先秦两汉考古学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46—184页；夏利亚：《秦简文字集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489页。
[47]《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44页。
[48]“金布曹”之名，见于里耶秦简9-741，作“廷金布曹”。
[49]里耶秦简9-1118见有“廷司空曹”，说明司空曹属于县廷，并不与司空官合署。
[50]孙闻博在前揭《秦县的列曹与诸官——从〈洪范五行传〉一则佚文说起》中，列举了秦简牍所见的诸官，有田官、畜官、仓、库、厩、司空、船官、狱、少内、尉、发弩、司马、乡官等十三种，而对其职掌与相互间关系，未加深究，故颇有值得商讨之处，如厩（官）实即畜官，船官当属司空（详正文），发弩应属尉官（已见上文）。其所论“司马”官，见于里耶简8-135。简文说：秦始皇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迁陵县司空守樛说：前日已报告竟陵县汉阴里的狼借用迁陵县的“公船”一只，长三丈三尺，说是去寻找“故荆积瓦”，迄今未见归还。“狼属司马昌官”，请“谒告昌官，令狼归船”。“昌”是人名。此言“谒”，则知司马昌的地位在司空樛之上。下文的“报”称：狼已被逮捕，“在覆狱己卒史衰、义所。今写校券一牒上，谒言己卒史衰、义所，问狼船存所”。卒史，是郡府负责司法刑狱的官吏，狼由郡中卒史，而非由迁陵县的狱史逮捕、羁押，说明其所属之司马昌的官不是迁陵县的官，而是郡府的官。故司马当是郡府之官，而非县廷之官。
[51]关于秦县的少内，最新研究是王四维：《秦县少内财政职能及其管理制度》，《史学月刊》2020年第11期，请参阅。
[5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 注释》，第101页；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第208页。
[53]简8-479中，第二行“田”与“课”字之间二字，均看不清，故整理者与校释者均未释。然简8-488“户曹记录”中见有“田提封计”与“䰍计”。据此，简8-479田官课的一课，当是“田提封课”。
[54]田官应当主要管理官田（公田，由徒隶耕种），并不管理编户齐民耕种的民田。或认为，田官（田啬夫）主管全县土地，或不甚妥恰。请参阅陈伟：《里耶秦简所见的“田”与“田官”》，《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4期。
[55]“船官”之称，见于里耶秦简6-4。或以为船官是县直属机构之一，与司空官、田官等诸官并列，恐非是。
[56]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 注释》，第25—35页；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第59—89页。
[57]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 注释》，第86—87页；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第182—183页。
[58]里耶秦简8-1563记载说：秦始皇二十八年七月六日，尉守窃报告说：洞庭尉派巫县安成里的居贷公卒徐到迁陵来办事（“署迁陵”），因昨日发生的一件事，需要延长时日，移书尉官，要求县仓贷给稟食。显然，洞庭郡尉派人到迁陵县来，是直接与迁陵尉联系的。
[59]孙闻博先生认为，县廷列曹中有尉曹，与尉官相对应，是县廷中处理与县尉有关事务的相应机构。请见上引孙先生文。孙先生所引证的关键性材料，是里耶秦简9-2313所记，“迁陵廷尉曹卅一年、卅二年期会已事笥”（孙先生所引略有误），或者当断为“迁陵廷、尉曹卅一年、卅二年期会已，事笥”，即释为迁陵县廷列曹与尉官列曹三十一年、三十二年的“期会”已结束，可以归档。这样，所谓“廷尉曹”就不是县廷的尉曹，而是县廷与尉官的列曹。至于尉官对外行文用令、丞印，则易于理解。而县廷列曹与诸官对外行文，一般由守丞转行，列曹直接用令、丞印，对县外行文，似非律令所许可。孙先生所引用的简8-453，“尉曹书三封，令印”，分别送往销、丹阳和□陵；简8-1225，“尉曹书二封，迁陵印。一封诣洞庭泰（太）守府，一封诣洞庭尉府”；以及孙先生未引的简8-1616，“尉曹书一封，诣洞庭主司空”。都不可能是县廷的曹吏送往郡外诸县或上级洞庭郡守、尉或郡司空的。这里的尉曹只能是尉官的另一种称法。
[60]尉守，见于里耶秦简8-67+8-652，简文说秦始皇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尉守蜀报告说：泰守有令：秦人及［候］（侯）中秦吏若有“自捕取”，每年要于九月望上其物数于泰守府，“毋有亦言”。蜀说：“问之，尉毋当令者。”（校释此句断为：“问之尉，毋当令者。”）意思是：作了调查了解，尉官辖，没有符合上述情况的。这里的尉守，就是尉官的守，也就是尉（机构）的负责人。校释者释为尉的属吏，并不妥恰。简8-132+8-334所记“尉守狐课”的“尉守狐”，当然也是尉的长官。在简8-140中，“尉守傰”致书迁陵丞昌，昌在回书中称：“迁陵丞昌告尉主，以律令从事。”尉守傰显然就是“尉主”。
[61]里耶秦简8-565见尉广、佐 和校长舍各被罚赀四甲。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180页。简9-249+9-455记载，有一匹马病股痈：“尉守平、令佐履、尉史过杂诊迁陵守丞就前，病马不可行。”尉守平、尉史过当然是尉官的守、史，令佐履则可能是县廷派到尉官中、职司监察的，未必就是尉佐。
[62]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第114页，简1409。
[63]岳麓书院藏秦简《秦律令》抄录了五条《尉卒律》，其第二条规定：黔首到处游荡或者逃亡，无论其是否有“奔书”，只要满了三个月，就要削去他的爵，降为士伍；有爵寡要改为无爵寡；小爵及公士以上年满十八岁的儿子，也都要削去其小爵或继承爵位的资格，已经继承了爵位并且拥有相应权利的公士以上的儿子，则都要登记为士伍。这一条规定列入《尉卒律》中，说明黔首爵位的授予与削夺是由尉负责的。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第112—113页，简1234+1259+1258。
[64]里耶秦简9-706。简文中“史”的名字，校释者释为“有”，今细辨图版，改释为“角”。
[65]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第205页，简0559。
[66]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47—50、185—195页。
[67]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第45—46、179—184页。
[68]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03—105页；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63—365页。
[69]简8-1470：“欲令［史］（䖟）华治狱，可不可？報圂□”。“华”前的字，整理者与校释者均释为“䖟”。细辨图版，很可能是“史”字涂改所致，仍当释为“史”。令史华又见于简8-811+8-1572、简8-984、简9-913。在简9-1141中，则见有“狱史华断狱廿九”。显然，华是由令史升任为狱史的，亦即由令史转任为狱史。
[70]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第113页，简1258+1270。
[71]简8-61+8-293+8-2012见有“署中曹发”。或以此中曹为狱官的中曹，当非是。盖此件文书的后半部分，乃是六月丙午，洞庭守礼给迁陵啬夫的指令，让他立即做出判决，尽快报告（“亟论言事”），报告要以中曹的名义签发。这里的中曹，当是指县廷的中曹，应是县廷诸曹的某一曹。
[7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 注释》，第63页；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第148页。
[73]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15页。
[74]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第119—120页，简1295+1294+1236+1231。
[75]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第105—108页。“取其急辞令约，具别白”，整理者作“取其急辞，令约具别白”，并释“别白”作“辨别明白”。今按：“白”当作“报告”解，“别白”当是单独的报告。“令约”当从上读。“急辞令约”，当指文书中的关键语句（“急辞”）以及重要的规定（“令”）和总结、结论（“约”）。
[76]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伍），第106页，简1729。
[77]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伍），第104页，简1141。
[78]里耶秦简8-1575见有“从史”。校释者引《汉书•兒宽传》，谓从史“不署曹”；又引颜师古注，谓从史“但只随官僚，不主文书”。
[79]里耶秦简8-197见有“史佐”。
[80]里耶秦简8-1275见有“史冗公士旬阳 陵竭”，竭是旬阳县 陵里人，军功爵为公士，职任是史冗。
[81]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第103页，简1278+1282+1283。
[8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 注释》，第56页；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第136页。
[83]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第122页，简1251+1254。
[84]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第148页，简1265。
[85]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 注释》，第147页；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第283页。此段简文，整理者与合集编校者均断作：“能以书从迹其言，毋治（笞）谅（掠）而得人请（情）为上；治（笞）谅（掠）为下；有恐为败。”我们的理解有所不同，句读作：“能以书，从迹其言；毋治（笞）谅（掠）而得人请（情）为上，治（笞）谅（掠）为下，有恐为败。”这样，本段简文即显示了治狱的基本原则。
[86]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 注释》，第148页；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第284页。
[87]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 注释》，第148页；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第286页。关于本段简文的句读、解释，诸家各有不同。我们认为，这是狱史（或主持审理案件的令史）在案件基本审理完结后，向本县长吏的报告。基于此种认识，对简文的理解也与诸家有所不同。兹不一一陈述。
[88]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 注释》，第149页；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第288页。
[89]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 注释》，第150页；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第291页。简文作：
覆 敢告某县主：男子某辞曰：“士五（伍），居某县某里，去，亡。”可定名事里，所坐，论云可（何），可（何）罪赦；或覆问毋（无）有；几籍亡，亡及逋事各几可（何）日；遣识者［以律封守］；当腾，腾皆为报。敢告主。
覆书的内容，与有鞫书大致相同，故“遣识者”下，当有脱文，应可补出“以律封守”四字，而不能直接接“当腾”。这样，与有鞫书相比，覆书只是增加了“几籍亡，亡及逋事各几可（何）日”一句。而对于此句，解释各有不同。今按：这个案子之所以得到复查，是由于当事人离开了所居乡里，处于逃亡状态（“去，亡”），故所谓“几籍亡”，当是指检查籍簿，确定其何时脱籍而逃亡，“逋事”则指脱漏应当承担的徭役（“事”）。
[90]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 注释》，第150—164页；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第291—319页。本节下文所引《封诊式》各案例，如无必要，不再分别注明出处页码。
[91]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第47—50、185—195页。
[92]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第45—46、179—184页。
[93]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第19—21、119—128页。
[94]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第22—26、129—140页。
[95]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第54—56、205—213页。
[96]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第11—15、95—112页。
[97]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第16—18、113—118页。
[98]北京大学藏秦简《水陆里程简册》，简04-064+04-065+04-077+04078，见辛德勇：《北京大学藏水陆里程简册初步研究》，初刊于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四辑，上海：中西书局，2013年，第176—278页，后收入所著《石室賸言》，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81—214页，上引简文见第151页。在周家台秦墓出土秦简《三十四年质日》中，其主人“二月丙申，宿竟陵；丁酉，宿井韩乡；戊戌，宿江陵”。从竟陵到江陵，路上走了丁酉与戊戌两天（初二、初三）。当月丁未（十二日），他又从江陵出发，第二天（戊申）宿于黄邮，第三天（己酉）宿竟陵，也走了两天。（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页。）
[99]据辛德勇先生所整理的北大藏秦简《水陆里程简册》（第110页），这条水路沿途所经及其里程如次：
江沮会，循沮水以上到长利渠口廿里二百 （七十）步。（04-077）
长利渠口到 渚十二里。（04-078）
渚到都船十六里。（04-079）
都船到东宅十一里。（04-080）
东宅到渠里十七里。（04-070）
渠里到橘津十一里。（04-082）
橘津到 台八里。（04-086）
台到郊十九里。（04-230）
郊到赢卅里。（04-207）
赢到下造卅三里。（04-197）
下造到平阳五十里。（04-196）
平阳到杨口六十二里。（04-057）
这条水路，先由沮口（沮水入江之口）溯沮水而上二十里余，到长利渠口，通过长利渠（长利渠当是引沮水东北流，经过江陵城北到长湖一带，应当就是联络沮水与 渚的一条人工渠道。渠并不长，据上引简文，只有十二里）进入 渚（当是江陵城北一带的湖泊，应即《水经注》所记“赤湖”，亦即今长湖之前身）。越过 渚，到都船（这一段水路经行于渚中。辛先生已指出，简4-205+4-206+4-204所记，由 渚又可十里到羊题，再十六里到都船。里数不同，盖经行于渚中之故，第112页）。这条水路，实际上就是杨水（扬水、阳水）。《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南郡“临沮”县下原注云：“《禹贡》南条荆山在东北，漳水所出，东至江陵入阳水，阳水入沔，行六百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66页。）《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荆州江陵县“故郢城”条引盛弘之《荆州记》云：“昭王十年，吴通漳水，灌纪南，入赤湖，进灌郢城，遂破楚。”（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836页）则漳水与阳水相通当始自春秋晚期吴师入郢之役或其前，而联通漳水与阳水的这条水道（即平利渠）由沮漳水东南流，经过纪南城，联通赤湖。那么，北京大学藏秦简《水陆里程简册》所记的 渚，就是赤湖。《水经注》卷二八《沔水》中“阳水”条云：
沔水又东南与阳口合，水上承江陵县赤湖。江陵西北有纪南城，……城西南有赤坂岗，岗下有渎水，东北流入城，名曰子胥渎，盖吴师入郢所开也，谓之西赤湖。又东北出城，西南注于龙陂。陂，古天井水也，广圆二百余步，在灵溪东、江堤内。……陂水又迳郢城南，东北流谓之杨水。又东北，路白湖水注之。湖在大港北，港南曰中湖，南堤下曰船官湖，三湖合为一水。（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二八《沔水》中，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404—2406页。）
这里的子胥渎，也就是长利渠；船官湖的“船官”，也就是上引《水陆里程简册》所见的“都船”。所以，《水陆里程简册》所记的这条水路，就是漳水联通阳水的水道；而联系沮漳水与阳水的，实际上是平利渠（子胥渎，只有十余里长）与赤湖。都船（船官）就在赤湖边上。
[100]北京大学藏秦简《水陆里程简册》简04-207：“汉内（汭）上到杨口，二百 （七十）四里。”（见辛德勇：《石室賸言》，第137页。案：辛著中另有一条简，编号亦为04-207，所录简文是：“郊到赢卅里。”见辛著第110页。因未见简文图版，无法判断，姑从之。）如果汉汭是汉水尾闾，那么，涢口必在其上，杨口与涢口间的距离，当在二百里左右。
[101]北京大学藏秦简《水陆里程简册》简04-079+04-080+04-070：“安陆到武阳百廿四里。武阳到夏内（汭）百一十三里。夏内（汭）度江到沙義（羡）三里。”（见辛德勇：《石室賸言》，第151页。）这是一条陆路，武阳当在今孝感市境内。又简4-208：“安陆到涢漰亭六十里。”（见辛德勇：《石室賸言》，第164页。）涢漰亭，或者就在涢口附近。无论如何，由云梦到涢口（秦汉时涢水入汉之口，当在今涢口西北），或不足百里。
[102]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103—105页；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第363—365页。
[103]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第213页，简0640。引文句读、解释与整理者略有异。
[104]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第205页，简0559。
[105]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3—9、47—65页。
[106]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第10—18、67—89页。
[107]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第19—24、91—106页。
[108]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11页。
[10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2—248页。
[110]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 注释》，第7页；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第11页。
[11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5页。
[11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 注释》，第15页；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第34—35页。句读与理解，或与诸家有所不同。
[113]邢义田：《秦汉的律令学——兼论曹魏律博士的出现》，见氏著《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61页，特别是第15—16页。
[114]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 注释》，第167—174页；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第320—344页。简文第五栏末尾所抄录的《魏户律》与《魏奔命律》，内容、行文均与其上的各段没有关联，不应当列入“为吏之道”的范畴。
[115]岳麓书院藏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中，有一段文字，意义、行文与此相似。今整理本简44—58之第二列：
精絜（洁）正直，慎谨掔（坚）固，审悉毋私，征（微）密咸祭（察），安倩（静）毋苛，审当赏罚。 （严）刚毋暴，廉而毋帒。复悔其（期）胜，毋忿怒以夬（决）。宽俗（裕）忠信，禾（和）平毋惌，悔过毋重。兹（慈）下勿凌（陵），敬士（上）勿犯。
下当接简1—6第三列+简40第二列：
听闲（谏）勿塞，审智（知）民能，善度黔首力。劳以 （率）之，正以挢之。反若其身，厭忿止欲。
又简59—62第四列：
临财见利，不取笱（苟）富；临难见死，不取笱（苟）免。正而行，修而身。祸与畐（福）邻。
见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第27、33—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