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封信里，惊都提到自己的岳父母（“丈人”“两老”），而垣柏应当是他妻子的兄弟。惊与黑夫在前线军中借了垣柏的钱（显然是惊出面借的，所以他着急还钱）。在家中接济中断的情况下，惊很可能向岳家求援。同时，在家中，惊的妻子和女儿，也可能需要得到岳家的帮助。惊的岳父母似乎和他们家住得很近，所以，惊才会特别嘱咐妻子好好侍奉父母，不要惹他们生气。
在两封信里，惊和黑夫都郑重地问候他们的大姑、小姑及其全家；在第二封信里，还特别提到了大姑的儿子产。惊与黑夫所在的，似乎是一支安陆的子弟兵，惊的妻兄桓柏、夕阳里的吕婴、 里的阎诤都在同一支部队里。惊没有忘记问候他们的父母。他还问起王得、书衣（里）的南军、婴、氾、季等，都应当是他们的邻居或发小吧？惊（以及黑夫等）的情感不仅没有因战争而变得粗粝，似乎反而更为细致纤弱了。
在两封信里，惊念念无法放心的，是他的女儿妴。妴可以去打柴［“取新（薪）”］了，应当有五六岁了吧？在淮阳前线的惊，在行军战斗的间歇，坐在路旁，望着远方，喃喃地说：“女儿，要听大伯的话；哥哥，快点把调皮丫头叫回来，别让她跑到河边去！”
惊应当受过较好的教育。他在木牍上写下了这两封信。安陆的子弟把这两方木牍带回了安陆，交给了他的哥哥中和母亲。
中大概在收到这两方木牍之后不久就过世了。他让人把这两方木牍随葬在他的墓中。
可以肯定，惊与黑夫都没能够回来。他们死在遥远的前线，尸骨就留在了楚的东国故地。
中把他们的信和自己葬在一起，也算是安葬了他们，并且和自己在一起。
他们的母亲也许在此之前就已经死了吧？惊的妻子、女儿妴，东厢房的小妹，也许还有相家的爵，都来送丧的吧？垣柏、吕婴、阎诤，他们回来了几位？
八、不终而死
喜死的时候，四十六岁。
他的父亲，死于喜三十二岁时。如果他是在二十七岁左右生下喜（喜二十七岁时有了儿子获），那么，其父死时，应当在六十岁上下。他的母亲，在父亲死后四年过世，死时应当不会低于五十五岁。
喜的小弟弟遬，是在汉初高祖时过世的，死时不会小于五十岁（他生于公元前251年，入汉之后方过世，无论如何，都应当过了五十岁）。
秦始皇嬴政死于四十九岁；刘邦死时，六十二岁；吕后死时，六十一岁。他们都是喜同时代的人，也都是自然死亡。
所以，估计当时人的寿命，在正常情况下，五十岁还是可以过的。喜死的年龄，应当是比较小一些的。
《编年记》（《叶书》）在秦始皇二十九年、三十年下，均没有任何记事。但在秦始皇二十七年，他生下了女儿穿耳；在二十八年，皇帝经过安陆时，他也在《编年记》（《叶书》）上郑重地记载了“今过安陆”，所以，他也不像是缠绵病榻数年之后才过世的。
在《编年记》（《叶书》）里，关于死亡，有两种记录方式：一种是“终”。喜对于自己父亲与母亲的死亡，分别记作“公终”“妪终”。“终”意味着生命到了尽头，是自然死亡。另一种是“死”。《编年记》（《叶书》）在昭王五十二年、五十六年、孝文王元年、庄王三年、“今上”二十一年、二十三年记录王稽与张禄、昭王、孝文王、庄王、韩王、□□守阳□及昌文君的死亡时，均用“死”来表示。王稽以通敌罪被诛，张禄（即范雎）亦受其牵连而死。[188]孝文王在昭王死后被立为秦王，除丧之后，于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即卒，所以《编年记》书作“立，即，死”。虽然孝文王（名柱）得立时已经五十三岁，但即位之后不久即死，无论如何，都是“不终”。秦庄王（庄襄王，名子楚）被立为秦王时三十二岁，三年后即死，正当壮年。[189]韩王，一般认为即指韩王安。韩王安在此前（秦王政十七年）即为秦军俘虏，至此时“死”，亦非善终。在秦王政二十三年攻楚之役中“死”的□□守阳□及昌文君，无论是何人，都是在战争中死亡的，乃“不终”而“死”。因此，《编年记》（《叶书》）中所说的“死”，大概是指不是终老的死亡，亦即不当死之“死”。[190]
秦西汉时人所说的“死”，大多是指这种意义上的死亡，亦即不到生命自然终结之时的死亡。《史记•夏本纪》说舜巡视四方，见鲧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191]殛之以死，正说明“死”乃“殛”的结果，是非正常死亡。其下文说夏桀为商汤所败，“走鸣条，遂放而死”，[192]也是指非自然命终的死亡。而所谓“不死”，也不是指生命永恒，而主要指能活到生命自然终结之时。《史记•封禅书》说汉武帝时，李少君自称年已七十，“能使物，却老”；下文又说“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193]在这里，“却老”（延迟衰老）与“不死”显然是同一义，或相近。又如《汉书•何武传》说戴圣之子因宾客犯法，被拘捕，戴圣以为其子“必死”，而何武秉正执法，“卒得不死”。[194]戴圣之子的“不死”，当然也不会是指其永生，只是说他能够保住性命，不死于此案。[195]
大概“死”与“生”相对应，分别指称死亡（非老终的死亡）与活着；而“产”与“终”相对应，分别指出生与老死，亦即生命的开始与终结（当然，这种区别并不十分严格）。银雀山汉简《六韬》说：“凡民者，乐生而亚（恶）死，亚（恶）危而归利。”[196]乐生而恶死，意为喜欢活着，讨厌死亡，但这里的“死”显然并不包括老死（终）。《孙子兵法》里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197]将“死生”与“存亡”对举，强调的也是生存与死亡。而《荀子•子道篇》假托孔子之言，说君子“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小人“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也”。[198]终身，又或作“终生”，皆指到生命终结。《释名》卷八《释丧制》说：“老死曰寿终。寿，久也；终，尽也。生已久远，气终尽也。”[199]而“产”则是生命的开始，故“产”而得“生”，也就是说产出来之后，才有生命。喜墓所出《日书》甲种《稷辰》中说若敫日“生子，子不产”。“生子”，是说产下的孩子活下来了；“不产”，则是说不能生育。[200]所以，“产”与“生”的区别是相对清楚的：“产”是指生育，而“生”是指活下来、活着。[201]
所以，喜的死亡，很可能是“死”，而不是“终”。
刘向《说苑》里说平民百姓有五种“死”，一是饥渴死，二是冻寒死，三是罹五兵死，四是寿命死，五是痈疽死。所谓“寿命死”，即“岁数终也”，相当于上文所讨论的“终”。痈疽死，即疾病死，盖以“痈疽”总括疾病。刘向说“圣人”可以免除三种“死”，即饥渴死、冻寒死与罹五兵死，是相对于太平盛世而言的。[202]若生当乱世，即便是“圣人”，也不能免于这三种死，虽然概率可能要小一些。
刘向所说的五种“死”，是从致死的原因上而言的。沿着刘向的分法，根据所见秦简及秦西汉间其他文献的有关记载，我们可以主要依据致死的原因，将战国至秦汉间的死亡，区分为“贼死”、“战死”与“兵死”、“病死”（或“疾死”）、“罪死”及“自死”（“自杀”）等五种“死”。
第一种“死”是“贼死”，即被强盗、贼寇或其他人杀死，或称为“盗杀”“贼杀”。在“贼死”爰书中，一个男子被杀死在某亭辖区范围内的一户人家附近，尸体仰身向上。他的头上左额角有刃伤一处，背部有刃伤两处，都是纵向的，长各四寸（约9厘米），宽各一寸（约2.3厘米）。伤口布满血渍，陷得很深，像是斧头砍的。脑部、额角和眼眶下面都有大量的血流出，浸染了头部、背部和地面。上身穿的短衣（“襦”）的背部也被砍破了两处，衣服都被污血浸渍。他的鞋子一只掉在离尸体六步的地方，另一只在十步开外。这个男子正当壮年，身高七尺一寸（约1.64米），头发长二尺。腹部有两处伤疤，应当以前受过伤。爰书说，未能在现场找到杀人者（“贼”）的足迹；讯问案件发生所在亭的居民，以及发现尸体处最近的一户人家丙，是否知道这个男子死于何时、有没有听到喊叫打斗的声音，也没有获得什么有价值的信息。[203]
在这个案子里，盗贼在距离亭不远的地方、一户人家的屋外，可能用斧头砍死了这个男子。在岳麓书院藏秦简《狱状》的“譊、妘刑杀人案”（可能发生在秦始皇二十八年）中，士伍譊大概在市场上与人发生争执，譊很生气，拿起刀，把对方杀死了。之后，他丢下刀，就逃跑了。他似乎去找同宗妘商量，所以把妘扯进了本案。[204]在这个案子里，譊并非故意杀人，而是在争执中挺刀将人杀死，大概不能称为“贼死”，故简文称为“刑杀”，强调是用刀杀死了对方。
在“同、显盗杀人案”中，大女子婴等人发现并报告说：“弃妇”毋忧被人捆着，死在田间的小屋子里，只穿着短上衣（“弃妇毋忧缚死其田舍，衣襦亡”）。调查审理的结果，“毋忧”应当是被同、显二人所杀。同的身份是隶臣，给某一个吏做仆，暗地里又受人雇用，以获取一点雇工费。显的身份大致相同。简文残缺较甚，二人谋杀毋忧的动因、过程皆不能详，似乎是为了谋取毋忧的财产［简文中提到“臧（赃）直（值）”］。同、显二人都被判处磔刑。[205]
“ 盗杀安、宜等案”发生在秦王政二十年十一月。士伍安与两个女子（一个名宜，是安的妾；另一个女子，不知名，曾有人见到她与安等一起劳作）被人发现，死在一个卧室（“内”）里，头与颈部都有刀斩的伤口（“头颈有伐刑痏”）。现场留下了一件“赤帬”（红色的裙子）和一件“襦”，像是城旦的服装。宜和安身上穿的布衣、裙和襦，以及裤子和鞋（“绔、履”），都被剥走了，不见踪影。经过多方调查追捕，抓到了杀人的 （即“魏”，是他的自称）。他原是魏国熊城人，入秦后降为隶臣，被送到“寺”中劳作，找到一个机会，从那里逃跑了（“故熊城人，降为隶臣，输寺。从，去亡”）。他被捕时，穿着常人穿的袍子（不是隶臣穿的赤衣），佩着新的有鞘的长刀［“佩新大 （鞞）刀”］，相貌狠恶，非同常人（“其瞻视不壹，如有恶状”）。据他自己供认：他在十多天之前，用二钱买到不知在什么机构里劳作的城旦的旧裙、襦，装在行囊里［“以二钱买不智（知）可（何）官城旦敝赤帬（裙）襦，以㬺盛”］。他先到处闲逛，在高门宅第附近伺察，寻找可以偷盗的人家［“佗（施）行出高门，视可盗者”］。那天傍晚时分，吃晚饭的时候，他设法进入安等人的家，藏在卧室里［“莫（暮）食时到安等舍，□寄□其内中”］。过了一些时，安等都睡了，他走出来，用刀杀死了安等人，把赤衣丢在尸体旁边，拿走了衣服、器物。他在行道人聚集的地方（“行道者所”）卖掉了偷来的衣物、器具，用所得的钱买了布，补好了袍子。他的母亲、妻子、儿女都还在魏国。所以，他又买了一把长刀，试图再去杀人，盗取钱财，以作为逃回魏国途中的花费［“即买大刀，欲复以盗杀人，得钱材（财）以为用，亡之 （魏）”］。[206]在这个案子里， （魏）很可能是在战场上被俘或投降的魏国士兵，入秦后被当作隶臣，从事劳役。[207]他设法逃亡，杀人以取钱财，准备逃回魏国。
“ 盗杀安、宜等案”应当发生在栎阳（在今陕西西安东北），是秦国的腹心地带。这样的凶杀案件当然非常严重，所以，案发后，栎阳及周围各县均“日夜谦（廉）求”。判决书指出： 一个人杀死三个人，十分凶悍；又买了长刀，图谋再次作案，以逃回魏国，“民大害殹（也）”。故处以“磔”刑。
当时，像 这样的盗、贼可能并不少。“贼死”爰书中的杀人者也可能是这样的盗、贼。负责治安的亭吏称为“求盗”，正说明“盗”所在多有。上引惊、黑夫在信中告诫兄长中，说“新平定的地区到处有盗贼，希望兄长中尽可能不要到新占领的地区来”。在秦征服六国的过程中，此种“新平定的地区”一时之间不能建立起稳定的统治秩序，盗贼杀人事件一定频繁发生。为盗贼所杀的诸色人等、为官府所杀的盗贼，必定不少。
第二种“死”是“兵死”，罹五兵而死，即为兵器所杀死，既包括在战场上阵亡或因伤而死的士卒军吏，也包括在战争中从事后勤运输而死亡的平民。
喜墓所出《日书》乙种《死》说“冬三月，甲乙死者，必兵死，其南 之”；其《失火》目下，则说“庚失火，君子兵死”。[208]说明“兵死”在当时乃一种常见的“死”。这里的“兵死”，乃指为兵器所杀死，范围较为广泛，但“君子兵死”，当主要指战死。
《释名》卷八《释丧制》说“战死曰兵，言死为兵所伤也”，[209]则“战死”为兵死之一种。喜墓所出秦简《秦律杂抄》中有一条，规定如果一个人“战死”或者被俘后不屈而死，可以将他因功可授的爵位授予他的后人；如果后来发现他并没有死，要剥夺其后人所得的爵位，免为伍人；未死的人如果回来，要黜为隶臣。[210]所以，“战死”实际上包括了在战场上阵亡和受伤而死以及战败被俘后被杀而死。
残酷的战争，使士兵军吏“战死”者甚众。以秦赵战争为例。秦昭王二十七年（赵惠文王十九年），秦军攻赵，杀二万人；长平之战（秦昭王四十七年），赵括军败，赵军“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坑之。赵前后所亡凡四十五万”。[211]秦王政十三年，攻赵平阳，斩首十万。[212]秦赵之间恶战多年，仅此三次有详细记载的战事，赵国即损失丁壮近六十万，估计赵国前后为秦军所杀的士卒或不下百万。魏、韩二国前后损失的士卒，当不下此数。《史记•白起列传》记白起为秦大将，秦昭王十四年，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秦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斩首十三万；与赵将贾偃战，沉其卒二万于河中（据《史记•魏世家》所记，在此前一年，秦拔魏四城，斩首四万）；四十三年攻韩，斩首五万。[213]三十年间，白起一人所率秦军，斩杀魏、韩士卒即达四十二万，这还只是见于记载的几宗战事。《史记》录苏代之言，总结龙贾之战（魏襄王五年）、岸门之战（韩宣惠王十九年）、封陵之战（魏襄王十六年）、高商之战、赵庄之战（赵肃侯二十二年），“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214]所言虽有所夸大，然迄于始皇帝灭亡三国，近百年间，秦杀魏、韩、赵三晋士卒数百万，当非虚言。
秦军斩杀六国军吏士卒固然为数甚多，其自身的损折也不少。长平之战，秦征发十五岁以上的丁男全部奔赴前线，盖倾全国之力，以与赵战。按照白起的说法，“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邯郸之围，魏楚联军数十万攻秦军，“秦军多失亡”。[215]李信、蒙恬率二十万大军攻楚，为楚人所破，“杀七都尉，秦军走”，所失或不下十万。[216]其时楚军已是强弩之末，仍能给秦军以重创。自昭王以至始皇帝灭亡六国，秦军将士“战死”者，合计亦或不下百万。
要之，战国后期，自秦昭王走上大规模扩张之路，到秦始皇灭亡六国，约一百年间（前325年—前221年），估计秦、魏、赵、楚四国，每国死于战阵者或不下百万；韩、齐、燕三国或略少，然每国也可能都超过五十万。那么，在此百年间，七国合计，死于战阵者，或不下于六百万。这应当还是保守的估计。换言之，平均每年就会有五六万甲士死在各地战场上。
灭亡六国后，大规模的战争并未完全停止。在北方，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匈奴（“胡”），略取河南地（今河套和鄂尔多斯地区）；在南方，使尉屠雎发卒五十万，经略岭南。南征之军在“越人”袭扰攻击下，损失甚众，屠雎战死，“伏尸流血数十万”，回到中原的，大概非常少。[217]蒙恬经营北河（今河套、鄂尔多斯地区）的军队，按照汉武帝时主父偃的说法，“暴兵露师十又余年，死者不可胜数”，[218]想来也不完全是夸大之辞。总之，在始皇帝统一六国之后的拓边战争中，又有数十万人“战死”。
为了建立并维护对于新占领的六国故地的控制，秦的地方军队在各地开展了全面的“治安战”，以剿灭各种各样的盗、贼。在这一过程中，也颇有秦军官兵“战死”。里耶简9-2287是秦始皇二十六年五月酉阳与迁陵二县关于一个士伍它的公文来往。根据酉阳县齮向迁陵县主的报告：它的身份是士伍，居住在被秦占领不久的新武陵軴上（乡）。它受命参加当地的地方军队，隶属于邦候显。上一年八月，它所属的部队奉命调往迁陵县剿除反叛的寇贼（“击反寇”），在与“反寇”作战时，这支部队的副手（候丞，不知其名）战死了。大概是在战斗中作战不力，它被逮捕，并被迁陵县判处“耐”刑，派到军队中，充任“候”。[219]它所在的部队显然是一支地方军队，其指挥官的副手（“丞”）在打击反寇的过程中阵亡，说明在“治安战”中，秦军吏卒的“战死”率也并不低。
岳麓书院藏秦简《狱状》“绾等畏耎还走案”也发生在这一年。包括得、文、刍、庆、绾等人在内大约有三十多人的一支部队，受命去剿除以耎为首的一支盗贼（“反寇”）。绾等人也没有排成战斗队形（“不伍束符”），就与“反寇”发生了战斗。在战斗中，忌被射死，卒、喜等人被“反寇”用短兵器杀死。绾等人畏惧耎，立即向后逃跑，得等人跑回来四十六步，㺒等人跑回来十二步，幸好“反寇”并没有穷追猛打，他们才撤回有一丈高的土垣掩护的阵地。在这场战斗中，这支大约三十人的秦军小队，至少有三人被杀死。[220]
在战斗中被杀死的“盗”也属于“兵死”的范畴。《封诊式》中的“群盗”爰书说某亭的校长甲在某里追捕盗贼，乙、丙捆着一个男子丁，带着一具首级、两张弩、二十支箭，报告说：丁与这具首级的主人（戊）是“群盗”（犯罪团伙）成员，甲带领我们巡察某山时（“自昼甲将乙等徼循到某山”），发现了他们。他们拒捕，用弩箭射伤了乙，我们用剑杀死了戊，砍下他的头，因山势险恶，不能运回他的尸身。在这个案子里，丁、戊以及己、庚、辛共五个人，都是某里的士伍。他们结成团伙，用武力打劫了某里公士某的家，盗取了一万钱，然后逃亡。己、庚、辛三人已于此前被抓获。丁、戊二人到处躲藏，没有稳定的藏身之所，被校长甲所率巡山的亭卒发现。在冲突中，戊被当场杀死，丁被捕系。根据法律，丁等所犯乃群盗强攻之罪，当处以磔刑。[221]
岳麓书院藏秦简《秦律令》中有一支简，说：内史斄县有一个“卒”，名叫“壹夫”，跟从攻破赵国的军队，长途运输粮草，自身却非常贫穷，没有口粮，只得向官府借贷粮食，死在前线。[222]这种随军转输而死亡的人，绝不会少。汉武帝时主父偃说，秦始皇为经营北河，“使天下蜚刍輓粟”，从今山东半岛的东莱、琅邪等郡，把粮食运到北河，要花费三十钟（以每钟六十四斗计算，约合一百九十二石），才能运到一石（约合今27斤）。“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223]严安说：“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于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224]统一之后，丁男被甲，丁女转输，“死者相望”于道途，“兵死”者并未减少。
第三种“死”是“病死”，或称“疾死”“疾病死”“痈疽死”，就是因疾病而死。
喜墓所出《秦律十八种》中“厩苑律”规定，在厩苑中劳作的“小隶臣”（牧童）因病而死的（“疾死者”），要报告其所属的县，删除他的名字；如果不是因病而死（“非疾死者”），则要将死亡的原因、经过调查清楚，报告相关部门。[225]显然，“疾死”与“非疾死”乃法律上的分划，前者基本上被看作正常的死亡。
并非所有的疾病都可能致死。《日书》甲种《秦除》中说除日可能会得“ 病”，但不会死。[226]致死的疾病则大多与“鬼”有关。《日书》甲种《病》说若甲、乙日有疾，当是父母为“祟”；“祟”寄托在“肉”（羊肉）上，从东方来，装在漆器中。这种“祟”所致的“疾”会在戊、己日表现出病症，庚日会好一些，要在辛日报祭。如果不报祭，灾难将来自东方，当太岁星（凶星）出现在东方、泛出青光的时候，就会死亡。[227]同样，丙、丁日有疾，是父亲的鬼魂作祟，当在癸日报祭；戊、己日有疾，是母亲的鬼魂作祟，还有巫师在施法，当在乙日报祭；庚、辛日有疾，是孤魂野鬼（“外鬼”和“殇死”）作祟，当在丁日报祭；壬、癸日有疾，也当是“外鬼”作祟，应于己日报祭。总之，凡“有疾”，都是不同的鬼魂作祟；“疾”隐藏体内两三日后，就会表现出“病”症来，然后会略有好转；这时要安排报祭，向作祟的鬼魂告祈；如果不报祭，作祟的鬼魂就会到相应的位置上，从相应的方位前来，并在相应的时辰施展“鬼力”，使病人死亡。[228]
因此，要诊疾治病，就必须弄清楚是什么鬼在作祟，并想方设法制住鬼，使它不能祸害人。《日书》甲种《诘咎》中，列举了不同的鬼所导致的疾疫，并给出了“制鬼”之法。如：一座宅子里，并没有特别的原因，一家人却都染了疾疫，或病或死，那一定是棘鬼在作祟。制伏它的办法，是做一个棘鬼的土偶或木偶，正立着埋进土中，如果土很干就浇点水，如果土较湿就把它晾干。然后再挖开土，把偶扔掉。棘鬼作祟就可以停止了。又如：一户人家，婴儿老是养不大，那是水鬼（“水亡伤”）把孩子盗走了。制住水鬼的办法，是用草木灰做一个小房子（“灰室”），把水鬼的偶像放在里面，用莤草把它捆着挂起来，就算抓住它了；用茜草砍它，可以将之杀死；把它蒸熟了吃掉，它就再也不能祸害人了。[229]
第四种是“罪死”，即以罪而处死，或因罪而致死。《商君书•赏刑》说：无论是卿、相、将军，还是大夫、庶人，凡是“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都“罪死不赦”。[230]“罪死不赦”，即定为死罪，不能赦免，必须处死。根据所犯罪行的性质与程度，处死的方式分为斩（包括“腰斩”和“斩首”两种，前者是拦腰斩为二段，后者是砍头）、戮（剥除衣服加以侮辱，而后斩杀）、枭首（斩首于市，揭之以示众，落其骨肉于市，故又称“弃市”）、磔（裂其肢体而杀之，“车裂”当属于磔的一种）以及“具五刑”（将五种肉刑的方式都用遍，先黥、劓、斩左右趾，然后笞之，最后枭首、弃市）等五种，其中斩与磔是执行死刑的两种主要方式，而戮（剥除衣服加以侮辱之后杀死）、枭首（悬挂首级以示众）与弃市（将残留的尸体丢弃在市场上）则是三种附加的侮辱刑。[231]
“瘐死”或“囚死”也应当看作“罪死”的特殊类型，虽然它是一种“非死罪的‘罪死’”。里耶秦简8-1139见有“臾死”二字，校释者释为“瘐死”，谓囚犯在狱中因受刑、饥寒或疾病而死。颇具识见，应可从。[232]
秦时法严吏酷，死于刑杀与狱中者，不知凡几。
第五种“死”是“自死”，或“自杀”。
喜墓所出秦简《法律答问》说一个人“自杀”而死，他的家人没有报告官吏，就把他埋葬了［“或自杀，其室人弗言吏，即葬貍（薶）之”］。[233]在《封诊式》中，有一份“经死”爰书，说有一个士伍丙，在自己家里上吊自杀。他用一根大拇指粗细的绳索，系在脖子上，把绳索挂在屋梁上；他似乎登上房间内的一个小土台，然后蹬开悬空。他死得一定很痛苦，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自杀。[234]两个自杀的例子都是男性。
贼死、兵死、病死（疾死）、罪死以及自死，大约都是法律界定的死亡方式，而饥渴死、冻寒死，则没有较为清晰的法律界定，亦不见于官方文献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王政三年，“岁大饥”；四年，“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九年四月，“寒冻，有死者”；十二年，“天下大旱”；十五年，“地动”；十七年，“地动”，“民大饥”；十九年，“大饥”；二十年，“大雨雪，深二尺五寸”。[235]这些记载并不完整，灾害饥荒影响的范围也不太清楚，但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挨饿受冻而死的平民百姓，想必不会少。
当然，喜不会如平常百姓那样，死于饥寒；他的尸骨并没有外伤的痕迹，不会是贼死、兵死和罪死。他似乎也没有理由自杀。所以，喜是病死的。当然，无法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在当时，他及其家人，大概相信疾病是由某种鬼作祟而引起的，应当也没有试图去确诊他得的什么病。
人死之后，是举行丧礼和葬礼。丧礼是宣告死者终结与其所生存的世界的联系，并引导亡人进入另一个世界；而葬礼则是以恰当的方式处理死者的尸体，并安排死者在未来世界中的位置与生活。丧礼与葬礼当然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但二者在功能与意义上的区别还是大致清楚的。
当喜死亡的时候，丧葬礼仪均早已成熟。一般说来，平民百姓的丧礼大致包括哀号报丧、为死者沐浴更衣、设置灵位、祭奠先祖、入殓（将尸体封闭于棺材之中）等环节，亲属们在这一过程中要披麻戴孝，接受亲友吊唁。葬礼则包括营墓、出殡、葬埋、祠祀等环节。喜墓所出《日书》中，对于丧礼，并没有较多记载。在上引《法律答问》中，一个自杀者，家人甚至没有给他举行丧礼，就把他埋葬了。凡此，似乎都说明，像喜这样阶层的人，以及更普通的平民百姓，丧礼可能是相当简单的。但如上所述，喜墓中随葬的一些漆器，可能来自他的亲友，那么，应当举行过告丧与吊唁两个环节的仪式。
从《日书》看，当时人显然更重视葬礼。其中最重要的是葬日的选择。《日书》甲种《稷辰》《葬日》《毁弃》等目下均有何时适宜葬埋的规定。《葬日》中说：子、［寅］、卯、巳、酉、戌，称作“男日”；午、未、申、丑、亥、辰，称为“女日”。女子在女日死，不宜在女日葬；男子在男日死，则当在女日葬；不然，可能需要进行二次葬。丁、丑日不宜葬埋，若在这两天里埋葬，可能会需要进行三次葬。[236]显然，二次葬甚至三次葬被认为是不吉的，需要极力避免。
里耶秦简8-648是秦始皇三十一年七月十四日一位司空守□（名字恰残）致某县的文书，说一个名叫“初”的人，在做县卒时，因病死亡（“ ”），现在通过官方邮政系统，传送他的棺木（尸首显然在其中），并致书一封，证明其身份及死亡原因等。《校释》编者引《汉书•高帝纪》关于给予从军死亡的士卒以棺木（“槥”），送还其家乡所在的县，由县里负责“给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长吏视葬”的规定，以及应劭关于槥就是“小棺”“椟”的解释，以理解简文的这条记载。[237]《管子•揆度篇》说如果子弟从军而死、父母为独（老而无子），“上必葬之，衣衾三领，木必三寸。乡吏视事，葬于公壤”。[238]从这些材料看，当时应当有规定或惯例：在军中死亡的士卒（军吏更当如此），是由所在地的“司空”负责做一具棺木，将遗体送回老家，由家乡的官府负责葬埋。但这一做法，是否普遍，不能确定。这里的记载还表明，葬后是要“祠”（亦即祭祀）的。少牢之祠，按规定是用羊、豚各一只，祭品还是很重的。平民百姓未必能用全牲，大约用几块肉，略具其意即可。
由官府配给的槥，确实很小。岳麓书院藏秦简《秦律令（一）》有一条规定：内史所属有秩以下的吏，如果是为官事而死，并且死在所服务的官事处，要用官府的木料制作槥。官府制作的标准槥高三尺（约70厘米）、宽一尺八寸（约42厘米）、长六尺（约1.40米），棺木的厚度不超过二寸（约4.6厘米）。法律规定要把槥做得尽可能致密，不要留太多的空隙；外面要用枲再捆上两道，以免棺木松散（“善密致其槥，以枲坚约两敦，勿令解绝”）。[239]由于成年男子的普通身高大约在七尺三寸左右（约1.69米），这样简陋的棺木，尸体放在里面，一定是蜷缩着的。所谓“屈肢葬”，或者就与棺木太小有关系。
民间所用的棺木，比官府送给因公牺牲官吏及阵亡士兵的棺木要大一些，一般能装得下尸体。喜的棺木长2米、宽0.76米、高0.72米，长、宽都比官府的标准棺木多不少。睡虎地十二座秦墓所出棺木的平均长度为2.02米，宽为0.81米，高为0.79米。[240]这大概是中等或偏上人家用的棺木规制，贫民所用的棺木，大约与官府标准棺木差不多。
上引《汉书•高帝纪》诏书要求官府给予阵亡士卒衣衾，《管子•揆度篇》明确地说要给“衣衾三领”。衣包括袍（或襦）、裙，衾是被子。衣衾三领，应当就是袍（或襦）、裙、衾（被子）各一件，合计共三件（三领），而不会是共有三套衣服、被子。衣是穿在尸身上的，衾（被子）覆于其上。普通贫民的随葬衣衾，大约就是这样的三领。喜的棺中随葬的衣衾全部朽坏了，但估计应当超出三领。
《汉书•高帝纪》诏书还要求官府给阵亡士卒“葬具”，当是指随葬的器物。随葬器物大抵不放在棺木中，而是集中放置在与棺木相通的头箱里。喜墓的头箱里，共放置了七十余件器物，包括一支毛笔（附笔套）和铜削、两件漆盂、两件漆圆盒、一件漆樽、一件漆厄、二十三件漆耳杯、一套六博棋、两件小口陶瓮、一件小陶壶、一件陶甑，以及两件铜鼎、两件铜钫、一件铜鍪、一件铜镜，等等。其中，盂、圆盒、樽、厄、耳杯、瓮、壶、甑、镜等，大抵皆为生活用具；而鼎、钫、鍪以及笔和铜削，则主要用于表示其身份与地位。同一墓地其他墓葬所出的器物，就其功能组合而言，也都可以分成这两大类。[241]因此，放置在头箱中的随葬器物，目的主要是供亡人在地下世界使用，并向地下世界表示其身份与地位。
而放置在棺内的衣衾器物，则可能更具有个人性。在喜的棺里，除了早已朽坏的衣衾，就是数量巨大的竹简。这些竹简共有一千一百余枚，分为八组，堆放有序，分别置于棺内人骨架的头部、右侧、足部和腹部等处。在棺内，喜还让人放了两支毛笔，以及一件漆圆奁。[242]显然，这些都是喜的私人物品，表示的是他的个人喜好，也主要与他个人的生涯和身份有关。
黔首
一、傅
秦王政元年，喜十七岁。《编年记》（《叶书》）在这一年下写了两个字，“喜傅”。[1]
“傅”，整理小组解释为傅籍，指男子成年时的登记手续，并引《汉书•高帝纪》汉王二年五月“汉王屯荥阳，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句下颜师古注：“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以说明“傅籍”乃在官府的户籍簿上登记为成年男子，开始纳赋服役。但整理小组也注意到，根据汉代的制度，男子傅籍在二十岁或二十三岁。虽然不能确定秦时傅籍的准确年龄，但这一年喜才十七岁（虚岁），毕竟还是太小了些。后来的研究者，也都在肯定“傅”乃“著名籍，给公家徭役”这一解释的基础上，讨论秦时傅籍的年龄或标准（比如身高），试图在法定的傅籍年龄与喜的傅籍年龄之间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然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2]
实际上，按照秦的法律，人一生下来，就是要到官府登记的。《商君书•境内》明确地说：“四境之内”，无论是丈夫（男子），还是女子，都要在户口簿上登记，让官府掌握其名册（“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新生儿要登记（“生者著”），死者要削去他的名字（“死者削”，户籍是写在简牍上的，所以是“削”）。[3]里耶秦简8-550是一对母女的户籍登记记录：
，晳色，长二尺五寸，年五月，典和占。
浮，晳色，长六尺六寸。年卅岁。典和占。[4]
“典”是里典，即里正；“和”是里典的名字；“占”即登记。只有五个月大，而且是个女孩子，里典就把她登记在户籍上了。简8-1410记载，秦始皇三十五年，高里一位名叫“印”的公士，生下了一个女儿（“高里公士印，卅五年产女□ ”）。这一支简，可能就是印去申报女儿出生的记录。简8-984虽然残缺不全，但结合相关文献，仍可揣知其所记之事：一个作为官徒的隶妾，生下了一个女婴，取名叫“女巳”。按照规定，母子可以领取官府发放的稟食。迁陵县的令史华监督了给这对母女发放稟食的过程，书手瘳将之记录下来。
在里耶所出的户籍简上，每户人家的“小男子”“小女子”或“小上造”等，都被登记在“户人”之下。如简K1/25/50：
南阳户人荆不更黄得
妻曰嗛
子小上造台
子小上造□
子小上造定
子小女虖
子小女移
子小女平
五长
根据这三支简所记，南阳里的户人黄得，担任本里的伍长，妻子叫嗛。他们有六个孩子，三个儿子都有上造的爵，所以称为“小上造”；三个女儿，称为“小女”。里耶秦简8-237记有“南里户人大女子分”，有一个儿子，是“小男子□”。[5]简9-1530应当是一个“伍”的名籍，在伍长某之下，记有“大女二人，小男一人，小女一人”，合计四人。这说明小男、小女都是列入名籍的。简8-19应当是某里的户数统计，全里共有二十五户，其中有小上造三户、小公士一户、小男子三户。说明“小”（男子、公士、上造）不仅需要著籍，还可以作为“户人”（户主）登记在户籍簿上。
杨联陞先生曾主要根据汉简资料，推定汉人所说的“小”（小男、小女、小男女、小男子、小女子、小奴和小婢等）是指十四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而“大”（大男、大女、大男女、大男子、大女子和大奴）则指十五岁以上的男女。[6]虽然不能确认秦代“小男女”的年龄上限也是十四岁，但“小男女”是未成年人，应当没有疑问。显然，未成年人是被登记在户籍里的，更无论超过十五岁的“大男女”了。
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傅律”规定：隐藏“敖童”以及登记残疾人情况不确实，里典与父老都要处以可纳赀代罚的“耐”刑［“匿敖童，及占 （癃）不审，典、老赎耐”］；百姓不到免老的年纪，或已到免老年龄却并未申报，胆敢弄虚作假的，罚二甲；里典、伍老没有报告，罚一甲；同伍之人，每家罚一盾，都要予以流放（“迁之”）。[7]这条“傅律”，向来被认为是傅籍律。岳麓书院藏秦简《秦律令（一）》有一条，与此条颇为近似：
匿户弗事，匿敖童弗傅，匿者及所匿，皆赎耐。逋傅，赀一甲。其有物故，不得会傅……[8]
据此，可知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中的“匿敖童”当是“匿敖童弗傅”的简抄。《法律答问》中也有一条，与此相关：
可（何）谓“匿户”及“敖童弗傅”？匿户弗繇（徭）、使，弗令出户赋之谓殹（也）。[9]
显然，“敖童弗傅”前省略了一个“匿”字，或者与“匿户”连读。隐匿“敖童”不让其“傅”，是违法的，也说明“敖童”是应当“傅”的。关于“敖童”，诸家解释各不相同，但都承认是一种“童”，亦即未成年人。
所以，不存在到十七岁甚至更大一些，才去官府著籍之事。颜师古将“傅”解释为“著”，后人进而将“傅籍”解释为“著籍”，可能并不妥恰。
不仅如此。也并不是到十七岁甚至年纪更大些之后，才去服徭役。里耶秦简8-2027记有一个小男子说，被尉（应当是县尉）征为求盗（“今尉征说以为求盗”）。此简的背面残存“员吏勿”三字，推测其原文意旨可能是要求相关吏员不要轻视他。简8-1254是一支断简，仅留下“［陵］乡啬夫除成里小男子”数字，然其意，显然是说成里的小男子某被［启陵］乡的啬夫任命为某职，或委派做某事。这两个“小男子”分别被县尉和乡啬夫“征”为求盗和“除”为某职，显然是应役，而他们还不足十五岁。那么，“傅籍”之后，才去应役的说法，看来也不足凭信。
因此，“傅”大约不能简单地解为“著”与“著籍”。
喜墓所出《秦律十八种》的《仓律》有一条说：“小隶臣妾以八月傅为大隶臣妾，以十月益食。”[10]“小隶臣妾”当然已经在隶臣妾的籍簿上，这里的“傅”不是指将他们登录在隶臣妾的籍簿上，而是说将他们转换或改录为“大隶臣妾”。在此条之前，律令已给出了“小隶臣妾”的界定：隶臣（男性）高不满六尺五寸（约1.50米），隶妾（女性）高不足六尺二寸（约1.43米）。每月发给小隶臣的稟食，能干活的（“作者”，可能在七岁以上）是禾一石半，还不能干活的（“未能作者”，可能在七岁以下）是禾一石；发给小隶妾的稟食，能干活的是禾一石二斗半，不能干活的是禾一石；而隶臣的月供给则是禾二石，隶妾是禾一石半。[11]所以，由小隶臣妾“傅”为大隶臣妾，就意味着其月稟食由一石二斗半（女性）或一石半（男性），增加到一石半（女性）或二石（男性）。显然，这里的“傅”，有改变、提升其身份类别的意思。
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傅律》中，规定了不同爵级的人在不同年龄可依次确定为睆老、免老、受杖以及稟米（以士伍为例，六十二岁可为睆老，六十六岁为免老，七十五岁得受杖，九十五岁方得受稟米；若有不更之爵，则五十八岁即可睆老，六十二岁得为免老，七十一岁得受杖，九十一岁得受稟米）。[12]显然，睆老、免老、受杖、稟米是四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得以享受的福利等级。享受此四级福利的人当然都还在籍内，有爵且爵级越高，可享受同级福利的年龄越早。所以，睆老、免老、受杖、稟米四级乃籍内的等级划分。在上引《秦律杂抄》的“傅律”中，“傅”与“免老”并列。那么，“傅”和“免老”等一样，也是“籍”内的一个等级。《二年律令》的《傅律》详细规定了不同爵级的人在不同的年龄“傅”，其中父亲的爵级越低，其子“傅”的年龄越小；父亲的爵级越高，其子“傅”的年龄越长［不更以下的儿子二十岁“傅”，大夫以上至五大夫的儿子二十二岁“傅”，卿以上的儿子二十四岁傅（简365）。这与爵级越高，得受睆老、免老、受杖、稟米等待遇的年纪越低，正好相反。这也说明“傅”是一种责任］。因为在另一条（简362）中规定了不作为直接继承人而“傅”者（“不为后而傅者”）授予爵级的情况，所以，本条里所说要“傅”的不同爵级的父亲之子都是将要做直接继承人的儿子（“为后者”），那么，“傅”就意味着他们将可以作为父亲爵级的继承人或拥有者；那些“不为后而傅者”在“傅”了之后，也就可以获得按照规定应得的爵级。[13]因此，“傅”就是说他们获得了成为士伍，以及获得不同爵级的资格，同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义务。由于父亲的爵级越高，他们作为直接继承人将要获得的爵级也就越高，所负的责任与义务因而也就越大，所以，他们“傅”的年龄也就要求越大。
因此，“傅”意味着一个人拥有了可以继承其父亲的身份与地位（以士伍为起点）的资格，也同时需要承担起包括担任士伍及以上军职在内的诸种职责。换言之，一个人在“傅”之前当然需要交纳赋税，也可能要服徭役，却并不拥有担任士伍及以上军职、受领爵级的资格；“傅”之后，才拥有这些资格。成为睆老、免老之后，不再需要服属徭役，可仍要交纳赋税，也仍然拥有相应的爵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