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时“傅”大约并没有统一的年龄，可能和汉代一样，不同爵级的父亲的儿子及其不同的儿子，傅的年龄并不一致。《秦律十八种》的《内史杂》中有一条规定，说任命“佐”必须在“壮”（三十岁）以上，不要任命“新傅”的士伍担任“佐”［“除佐必当壮以上，毋除士五（伍）新傅”］。[14]已经到了三十岁，还可能是“新傅”的士伍，说明“傅”的年龄可能相当晚。在上引里耶所出南阳里的户籍简里，荆人黄得（爵级是不更，第四级爵）的三个儿子台、□、造都是“小上造”（应当是小爵，第二级）。台等还是“小”（应当不超过十四岁），却已拥有了爵级，应当已经“傅”。
总之，“傅”意味着成了完全的“民”（“黔首”），拥有了秦（以及后来的汉）民（黔首）的权利和义务：他有义务应征打仗，也有资格因军功而受赏获爵；他可以在老年之后，获得国家的一些优待，前提是在此前的数十年里他履行一个“民”（“黔首”）的义务和责任，而且可以“不死”而“终”。“傅”有类于获得了“臣民权”，成了“臣民”（不是“国人”或“国民”，更不是“公民”）。“傅”与年龄有关，但并没有统一的“傅”的年龄。
秦王政元年，很可能是在八月（根据上引《仓律》有关小隶臣妾“傅”为大隶臣妾的时间在八月推测），在嬴政做了大约一年秦王之后，“喜傅”，喜成为秦国的“民”。
二、喜的名字
喜生下来，应当就叫喜，《编年记》（《叶书》）写作“喜产”；“傅”的时候，叫作喜，《编年记》（《叶书》）书作“喜傅”；他被揄为“史”以及在安陆、鄢县做乡史、令史的时候，也叫作喜（“喜揄史”，“喜除安陆乡史”，“喜治狱鄢”）。“喜”是他的名字。
喜的两个弟弟，分别叫敢和遬。他的三个孩子，分别叫获、恢和穿耳。他没有留下父亲（“公”）和母亲（“妪”）的名字。
喜墓留存下来的所有材料，均没有表明他们使用姓氏。
喜墓所出简牍《语书》中所见秦王政二十年的南郡守，名叫“腾”，一般认为他在此之前曾担任过代理南阳郡守（南阳郡的“假守”）和内史（掌治京师，是首都直辖区的长官）。[15]睡虎地四号墓所出十一号与六号木牍中所见的惊、中（衷）以及惊的女儿妴、惊的表兄弟产，都是只有一个字的名字。“黑夫”虽然是两个字，但显然也是名字，绝非姓“黑”名“夫”。[16]
“秦封宗邑瓦书”铭文记载秦惠文王前元四年分封宗邑的情况。在铭文中，受周天子之命“来致文武之酢（胙）”的卿大夫书作“辰”，传命分封的秦大良造、庶长游，受封的右庶长歜，具体负责确立封地的司御、不更（秦军功爵第四级）顝，参与划分封地界线的大田佐未、史初与羁、卜蛰、司御心，无论其地位高低，均只称名，而未著其姓氏（无论其有无氏），其中，顝、未、初、羁、蛰、心等低级官吏，地位大抵近于庶人。[17]
里耶秦简中所见的洞庭郡“守”或“假守”有高（假守，秦始皇二十六年二月在任，简9-1861）、昌（假守，秦始皇二十七年十一月在任，简9-23）、礼（守，秦始皇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年二月、三十四年六月在任）[18]、齮（假守，秦始皇三十一年六月任，简9-713）、铺（假守，秦始皇三十四年十月在任，简9-1864）、绎（假守，秦始皇三十四年六月在任，简8-759、8-1523）、冣（假守，秦二世二年十月在任，简9-1547+9-2041+9-2149），南郡“守”有恒（简8-228、简9-2076），内史“守”有衷（简8-228），南阳郡“守”有衍（简9-2076）。这些郡守一级的官员，在正式的官方文书中，也只是用单名。
里耶简8-138+8-174+8-522+8-523正、背所载，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十一月至六月（秦历以十月为岁首）八个月中由县廷举行庙祭的情况，其中具体负责“行庙”的令史或史，有庆、㢜、阳、夫、韦、犯、行、釦、莫邪、戎夫、上、除等十二人，其中十人为单字名，只有莫邪、戎夫两个双字名。
简8-149+8-489是有关迁陵县官吏因事受罚赀的记录，其中见有司空守謷、巸，司空佐敬、沈，库守武、库佐驾，田官佐贺，髳长忌，校长予言，仓佐平，令佐圂、冣、逌，以及更戍昼、五、登、婴、裚、得、堂、齿、暴等。在二十余人中，只有校长予言一人是双字名，其中“予”很可能是语气词，而并非“氏”。
里耶秦简中留存了部分户籍记录，其中所见的“户人”，也多以单名为称。如分（南里户人，大女子，有子小男子□）、刀（阳里户人，秦始皇三十五年五月己丑）、婴（阳里户人，大女子，有南里小女子苗，为其隶）、宜（成里户人，司寇，有下妻 ）、茆（南里户人，大夫，寡）、印（东成里户人，大夫，有小臣遬）、晏（东成里户人，大夫寡，有子小女子女巳、子小女子不惟）、䁲（高里户人，大女子）、成（启陵乡成里户人，士伍）、寄（阳里户人，司寇）、 （高里户人，小上造，有弟小女子检，下妻曰婴）、夫（贰春乡东成里户人，士伍，有妻大女子沙，子小女子泽若，子小女子伤，子小男子嘉，下妻曰泥）、布（南里户人，官大夫）等。[19]
里耶简8-145所记是迁陵县接受并分配、移交官徒的记录，其中所见徒隶之名，有圂、叚、却、剧、复、卯、枼、痤、带、阮、道、遏、 、豤、款、 、林、娆、粲、鲜、夜、丧、刻、婢、娃、变、齐、姱、梜、兹、缘、婢、般、橐、南、儋、青、夕、强、姊等，全部是单字名。简9-2289是秦始皇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迁陵县司空守圂上报的“徒作簿”，所记徒隶之名，见有平、臣、益、惊、亥、央、閒、赫、宵、金、 、椑、鲤、廏、强、童、刚、聚、移、昭、操、宽、未、衷、丁、圂、辰、却、剧、复、卯、枼、痤、蔡、阮、道、遏、 、类、款、林、娆、粲、鲜、夜、吴、刻、嫭、卑、鬻、娃、变、齐、姱、梜、兹、缘、般、槖、南、儋、青、夕、姊、谈等；接收其中三名徒隶的县仓假守名“信”，书写并致送此件“徒作簿”的司空佐名痤。在这份文书中，从司空守、县仓假守、佐，到徒隶，全部是单字名。
郑樵《通志•氏族略》“序”云：“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20]在《通志》总序中，郑樵引左氏之论，以为“因生赐姓，胙土命氏，又以字、以谥、以官、以邑命氏，邑亦土也”，其所举三十二类氏姓，亦皆源于国、邑、族、部、官、爵及事、技，故其所说之“贵者”即有土有民或有官爵、身份及因技能而得尊显者，“贱者”则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即庶人。[21]此论为后人所沿袭并不断充实、发挥，遂基本成为定论：贵者有氏有名，庶人有名无氏。顾炎武概括说：“最贵者国君，国君无氏，不称氏称国”；“次则公子，公子无氏，不称氏称公子”；“最下者庶人，庶人无氏，不称氏称名”。[22]李学勤先生说：“古代社会中并非人人有姓，而是只有具备一定身份的人才有姓。……至于氏，得于世功官邑，身份低贱的人自然不能具有。”李先生并引述考古发现所见甲骨文、金文文献做了较为充分的论证。[23]张淑一先生对此提出质疑：“先秦的庶人与贵族二者虽然存在贵贱、贫富的差别，但其毕竟都生活在同一社会发展模式当中，有着类似的血缘组织形态，因此在血缘组织的标志符号上也不会有太多的差异，庶人也应当有姓、氏。”[24]张氏之驳议虽然并非十分有力，却说明：庶人（平民）既然均属于特定的血缘组织（或集团），自当“有”其姓氏；而文献所见，庶人却多无姓氏，盖“有姓氏”与“称姓氏”并非一事：庶人有姓氏，却未必“称姓氏”，故文献所见庶人“称名不称氏”，并不意味着事实上“庶人”即“无氏”。故此一认识的正确表述，当是：上古时代，庶人或亦有其姓、氏，却并不称其姓氏，而只称其名。
里耶秦简8-145正面（右）与背面（左）
“九年卫鼎”铭文记载共王九年裘卫用车和各种皮革同矩伯交换土地的经过，其中说到交换的土地位于颜林 里，由颜氏具体占有并管理，故裘卫在向矩和矩姜支付眚车、䡈、贲鞃、帛等物之外，另外“舍颜陈大马两，舍颜姒 ，舍颜有 寿商 裘盠 （幎）”。协议达成后，矩与 乃指挥寿商具体办理交接事宜，“乃成夆四夆，颜小子具叀夆”。交接完成后，裘卫通过“卫小子家”“卫臣 ”，“舍盠冒□羝皮二， 皮二，业舃俑皮二，朏帛金一反，厥吴鼓皮二。舍 虎 、□贲□鞃，东臣羔裘、颜下皮二”。[25]铭文中的“矩姜”当是矩伯之妻，“颜陈”与“颜姒”当是颜氏的夫人，其称名方式，皆属于贵族阶级的称名方式，即“夫方的氏+父方的姓”。“裘卫”之名，则为“氏+名”，是贵族阶级男子最为普遍的称名方式。 可能是矩伯的“有司”或“臣”，寿商是颜氏的“有司”，家是裘卫的“小子”， 是裘卫的“臣”；盠、业（或业舃）、朏、吴、东臣都是参与此次土地交割的“小子”，铭文所记，皆当为其名，其称名方式，符合“庶人不称氏，称名”的规则。
著名的“散氏盘”铭文记载散与夨双方划定眉、井二邑土地疆界的过程及其结果。据铭文所记，参与勘界的夨方代表有十五夫，即：“眉田鲜、且、微、武父、西宫、襄，豆人虞丂、录贞，师氏右眚，小门人繇，原人虞艿，淮 工虎孝、 丰父， 人有 㓝、丂”；散方代表有十夫，即：“ 土□□、 马兽 ， 人司工 君、宰德父，散人小子眉田戎、段父、 父， 之有司橐，州 ，焂从 。”[26]豆人“虞丂”与原人“虞艿”称名中的“虞”，当为姓。其余诸人，鲜（“田”为职名）、且、微、武（“父”为尊称）、西宫、襄、贞（“录”为职名）、眚（“师氏右”当为职名）、繇（“小门人”为其身份）、虎孝［淮人，“ （司）工”为职名］、丰（“ ”为职名，“父”为尊称）、㓝、丂（ 人的有司）、兽 、 （“君”亦当为尊称）、德（“宰”为职名）、戎、段、 、橐（“州”当为职名）、 （“焂”当为地名，“从”当为职名，或“焂从”即为职名），则皆有“名”而无“氏”。豆、原、小门、淮、 、 、 等皆当是眉、井二邑所统辖的聚落，其“有司”即各聚落的管理者，故铭文只称其名；虞丂、虞艿则当为豆人、原人之首领，故得有姓（豆、原或为其氏）。
山东临淄等地出土战国陶文中，述“立事”之官长，多称其氏与名，如“平陵 立事岁”的 、[27]“内郭陈齎叁立事左里敀［亭］（亳）豆”的陈齎、[28]“王孙陈棱立事岁左里敀［亭］（亳）区”的陈棱等；[29]而署制陶之陶工名，则多为单字名，如“高闾㭿里曰潮”“高闾豆里人 者曰兴”[30]、“左南郭［乡］（巷）辛［ ］（匋）里臧（井圈，临淄出土）”。[31]《新出齐陶文图录》0349：
昌櫅陈固南左［里］［敀］（ ）亭区
［右］（左）［敀］（ ）□［乡］（巷）尚毕里季 [32]
陈固是昌櫅（又作“昌齐”，齐都临淄的区域名）的“立事”，由他主持制作此件置于昌櫅南左里敀亭的“区”；右敀□［乡］（巷）尚毕里的 （“季”为其排行）是制作此件陶区的陶工。“立事”者称名用“氏+名”，陶工单用“名”，符合“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的称名规则。
总之，西周之世，姓、氏盖为贵族阶级所独用，庶人不称氏，仅得称名。此种规则，至春秋时期，盖大多得到遵行。至于战国，齐国仍秉持旧规，贵族官吏多使用“氏+名”的称名方式，庶人徒隶则但称其名（多用单字）；秦人则较少称氏（族），贵族官民，大抵皆以名为称。[33]
正因为此，喜是秦人，按照秦人的做法，但称名，而不称氏（姓）。
可是，在里耶简中，也有一些“户人”使用“氏（或姓）+名”的称名方式。如杜衡（高里户人，大女子，简9-43）、己夏（东成里户人，不更，有隶大女子瓦，简9-328）。“受令”简中，“受令”者有安成里不更唐頪、东成里不更朱发、武安里不更周柳、南里不更公孙黚、南里不更屈埜、东成里不更相赫、安成里不更屈杨、安成里不更远禾、安成里不更蛮孔。[34]在《里耶发掘报告》所公布的户籍简中，见有蛮强（K27，南阳户人，荆，不更，伍长，妻曰嗛，有子小上造□，子小女子驼，臣曰聚），黄得（简K1/25/50，南阳户人，荆，不更，伍长，妻曰嗛、有子小上造台、□、定，子小女虖、移、平），大□（简K43，南阳户人，荆，不更，有弟不更庆，妻曰嬽，庆妻规，子小上造视和□）、李獾（K31/37，南阳户人，荆，不更，妻与二子之名均为单字，漫漶不识），黄□（简K17，南阳户人，荆，不更，妻曰不实，有子不更昌，子小上造悍、□，子小女规、移）、彭奄（简K30/45，南阳户人，荆，不更，有弟不更说，母曰错，妾曰□，子小上造状），蛮喜（简K4，不更，有子不更衍，妻大女子媅，隶大女子华，子小上造章，子小上造□，子小女子赵、子小女子见），宋午（简K2/23，南阳户人，荆，不更，有弟不更熊，弟不更卫，熊妻曰□□，卫妻曰□，子小上造传与逐，熊子小上造二人，并失名；卫子小女子□，臣曰“ ”）。[35]他们全部是南阳里的户人，爵级亦均为不更，各自的弟、子也多有不更、上造、小上造的爵位，更全部是荆人。受令简中的唐頪等人，身份也都是不更，其地位与南阳里不更蛮强等人相似，故也很可能是荆人。
有五支简述及其所记之人时，特别指明其所属之“族”。如简9-885：
更戍卒城父公士西平贺长七尺五寸，年廿九岁，族苏
卅四年［六月］甲午朔甲辰，令佐章探迁陵守丞昌前，令 [36]
简9-757的行文格式与此相同：
更戍卒士五（伍）城父成里产，长七尺四寸，黑色，年卅一岁，族
卅四年六月甲午朔甲辰，尉探迁陵守丞衔前，令 [37]
产与贺都是来自城父县的更戍卒，同一天在戍地迁陵县廷受“探”（检查），监督“探”的迁陵县守丞昌、衔与具体负责检查的令佐章均只署有单名，却特别指出贺与产的族属（产的族恰残缺）。[38]城父，《汉书•地理志》属沛郡，治所在今安徽亳州市东南城父集，属楚东国故地。简8-1555：
冗佐上造临汉都里曰援，库佐冗佐。为无阳众阳乡佐三月十二日。凡为官佐三月十二日。年丗七岁。族王氏。为县买工用，端月行。库六人。
临汉，当为县名，其地当近汉水，也是楚国故地。“族王氏”，说明简文所说之“族”，即氏，故贺、援得分别称为苏贺、王援。简8-850又见有更戍的城父阳里士伍郑得，8-980见有更戍卒、城父阳里士伍䊮倗，简8-1517见有更戍士伍城父阳里翟执、西里中痤，简9-2209+9-2215背见有更戍士伍城父西里章义，[39]均说明来自城父的更戍卒称名，或用“氏（族）+名”的方式。
更为重要的是，据里耶秦简8-461，在秦统一后公布的正用字中，“曰产曰族”，即改“产”为“族”。换言之，秦言之“族”，乃指六国言之“产”。而在上引简9-885、8-1555等简文中所说的“族”，显非“产”意，故其所谓“族”某氏，只能是在楚言的意义上使用的。
里耶秦简中所见“氏+名”的称名方式，很可能沿自战国中期以来楚人的称名方式。包山楚简85是一支疋狱（狱讼记录）简。简文曰：
荆 之月辛巳， 缶公德讼宋 、宋庚、差令愆、沈 、黄鶠、黄旱、陈欨、番班、黄行、登（邓）荑、登（邓）逅、登（邓）坚、登（邓） 、登（邓）阩、登（邓）䛞、㝬上、周敚、奠（郑） 、黄为宾、酓（熊）相 、苛胼、雷牢、 晨、沈敢，以其受 缶人而逃。疋吉戠之，秀渒为李。[40]
“ 缶公”，或认为是负责陶制量器的监造官，其名称为“德”；“ 缶人”当即陶工。宋 等二十四人受控接受 缶人为之担保却又逃避，其地位大抵与 缶人相似，或稍高。“疋”即胥，“为李”意为“为理”，“吉”与“秀渒”为人名。在此件疋狱文书中，地位较高的 缶公德和疋（胥）吉使用单名，与吉同样属于胥吏的秀渒（“秀”当是氏称）以及受控、地位较低的宋 等人则使用“氏+名”的称名方式，与“贵者称氏，贱者称名不称氏”的规则不合。
包山简120、121、122、123所记是关于一宗刑事诉讼案的详细记录。其大意谓：周客监 楚之岁享月乙卯，下蔡荨里人舍（余）猥向下蔡的“ 执事人”（负责治安司法事务）、昜（阳）城公 （瞿）睪报告说：邞 （据下文，为下蔡山阳里人）窃马于下蔡而卖之于阳城，又杀下蔡人余睪。阳城公瞿睪命令倞邞拘捕了邞 。丁巳日，邞 向阳成公瞿睪、大䰻尹屈 、郫昜（阳）莫嚣臧献、舍（余） 供称：自己并不曾盗马，但确实与下蔡关里人雇女返、东邗里人场贾、荑里人竞不割（害）共同杀害余睪于“竞不割之官”，但竞不割并未亲手杀人（“不至兵焉”）。行文相关各里，命令抓捕场贾、雇女返与竞不割以及邞 的家小（“孥”），（东邗里）里公邞 、士尹紬缜、加公臧申、（关里）里公利臤、（荑里）里公吴㧦、亚大夫 （宛）乘以及加公范戌、（山阳里）里公余□都回复说：诸人已于此前逃跑。后来，未及判决，邞 即死于狱中。[41]在这件文书中，“周客”（当是周天子的使者）、“监”（官称）被称为“ ”，是单名，未及其姓、氏，然前已指明其为“周客”。昜（阳）城公瞿睪、大䰻尹屈 、郫昜（阳）莫嚣臧献、舍（余） 以及里公邞 、士尹紬缜、加公臧申、里公利臤、里公吴㧦、亚大夫 （宛）乘、加公范戌、里公余□是不同级别的官员，其称名大抵皆可确定为“氏+名”。余猥是下蔡荨里人，邞 是下蔡山阳里人，雇女返是下蔡关里人，场贾是东邗里人，竞不割（害）是荑里人，他们都当属于楚国的庶人，也使用“氏+名”的称名方式。
在包山简126、127、128中，“子左尹命漾陵之 大夫 （察）州里人 （阳）鎆之与其父 年同室与不同室”。大 痎、大馹尹帀（师）回报称：“ 鎆不与其父 年同室。鎆居郢，与其季父［舒］连嚣 必同室”。[42] （阳）鎆被称为“州里人”，虽然其季父得任为连嚣，但他本人与其父仍很可能是庶人。鎆与父年、季父必在名字前共冠以“ （阳）”，说明 （阳）是其家族共用的“氏”。
在包山简90中，“竞得讼繁丘之南里人龚㤹、龚酉，胃（谓）杀其 （兄）”。九月甲辰，繁丘少司败远 回复抓捕龚㤹、龚酉的公文（“ ”），说：“繁丘之南里信有龚酉，酉以甘 之岁为 于 ，居□里。繁昜（阳）旦无有龚㤹。”[43]龚酉是繁丘南里人，在 地“为 ”（ ，释为“隶”），其地位不会高，当是庶人。龚㤹、龚酉以及竞得之称名，皆当是以“氏+名”。
包山楚简151、152载：
左驭番戌飤（食）田于䢵 （国）噬邑城田，一索畔（半）畹。戌死，其子番疐后之。疐死无子，其弟番 后之。 死无子，左尹士命其从父之弟番 后之。 飤田，病于责（债），骨儥之。左驭遊晨骨贾之。又（有）五 、王士之后 赏间之，言胃（谓）番戌无后。右司马适命左令 定（正）之，言胃（谓）戌有后。[44]
左驭番戌有食田，属于贵族阶层，故番戌、番疐、番 、番 之称名，用“氏+名”的方式，番乃为其氏。然番戌之食田，在䢵国噬邑，番之氏称并非得自于食地。番戌死后，番家地位似渐次降低，至番 乃卖掉食田以偿债，其地位盖已降为庶人，然仍得称为番氏。
据包山简2、3、4、5、6记载：鲁阳公以楚师后城郑之岁（楚怀王九年）冬 之月， 令彭围（下文称为“围”）受命检查 人的户口籍帐，有一位名叫 的书吏具体登记了两个人（“凡君子二夫， 是其箸之”），都属于“ 之少僮， 族”，一个叫 ，一个叫 ，居于 路区湶邑。[45] 与 都属于“ 族”，族即氏，则二人的正式称名当分别为 、 。他们被登记在 的“玉府之典”中，又被称为“君子”，其地位可能较高，或者并非庶人。而在包山简11中， 的上连嚣“之还集瘳（廖）族衍一夫， （处）于 （国）之少桃邑，才（在）陈豫之典”。这里的衍属于“瘳（廖）族”，被登记在“陈豫之典”中。所谓“陈豫之典”，当即简7、8、9中齐客陈豫贺王之岁（楚怀王十二年）八月乙酉日大莫嚣屈昜（阳）命邦人上内（纳）的“溺典”。在简7、8、9中，“臧王之墨”（官署名，可能负责供应王宫的用墨）上纳了“其臣之溺典”，中有“喜之子庚一夫， （处）郢里，司马徒箸（书）之；庚之子 一夫、 之子 一夫，未才（在）典”。[46]居于郢里的庚被登记在“臧王之墨”管领的“溺典”中，其身份似乎是臣。喜、庚、 、 ，一家四代人，均以名称，未及其氏或族。列入“陈豫之典”的衍，地位当与庚一家相似（或者都属于臣），却有明确的族属。而在简32中，邸昜（阳）君之州里公登（邓）缨于八月戊寅“受期”，然到辛巳之日，却因“不以所死于其州者之居 （处）名族至（致）命”而使“阩门有（又）败”。[47]死于邸阳君之州者不知何人，然里公登（邓）缨按规定应当报告其“居处名族”，说明其时无论身份若何（即使是臣），皆有其“名”与“族”。上引简120、121、122、123中，述及邞 、雇女返、场贾、竞不割（害）等人，都言明其居处名族，即符合法律的规定。
总之，在包山楚简“集箸”“集箸言”“受期”“疋狱”“案卷”“所䛠”等司法文书中，大部分人，无论其身份如何（包括列入“溺典”的、地位可能较为低下的臣），大都采用“氏+名”的称名方式；单纯记载单字名，也并不表示其无氏，更不表示其地位低下。因此，可以认为，战国时期，楚地庶人已普遍采用“氏+名”的称名方式，并未遵守周礼庶人“称名不称氏”的规则。
秦据有楚地及统一全国后，盖推行秦的称名方式，故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与岳麓秦简所见人名，乃以单名为主，即使是荆（楚）人，也多单称其名，而较少使用“氏+名”的楚人称名方式。在岳麓书院藏秦简《狱状》“癸、琐相移谋购案”与“尸等捕盗疑购案”（均发生在秦王政二十五年）中，南郡假守贾，州陵守绾、丞越，沙羡守驩，校长癸，狱史驩，史获，监御史康，求盗上造柳，士伍轿、沃、琐、得、潘、沛，走马达、好，求盗尸，以及逃亡在荆地的秦男子治等固然是单名，荆男子阆等，也都是单名。[48]“芮盗卖公列地案”发生在秦王政二十二年，是一起经济纠纷案件，涉案诸人大抵均为江陵本地人，其中有公卒芮、士伍朵、士伍方（朵之子）、隶臣更、亭佐驾、大夫材、走马喜，都是单名。[49]
三、秦人
喜及其家人的名字，都是单字名，没有冠以氏、姓（族），这与楚系人名完全不同。所以，至少在文化意义上，喜及其家人，已经是秦人，而不会是楚人（荆人）。
喜墓发掘的时候，正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相关研究的展开则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故具有较为强烈的政治色彩。当时研究者们关注并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喜是秦人，还是楚人？有人认为喜是楚人，在政治上具有反秦倾向，是后来揭竿而起、反抗暴秦的陈胜、吴广的同路人；有人认为喜是秦人，是拥护秦始皇统一大业的。[50]这些讨论，都有两个前提，一是认为支持秦政权特别是秦始皇统一大业的，就应当是秦人；反对的，就应当不是秦人，而当是楚人。二是楚地出生的人自然应当是楚人，楚人自然当反秦；秦地出生的人自然是秦人，秦人自然当拥护秦政权，特别是秦始皇。
事实上，做秦人，还是做楚人，并不是喜（及其家人，以及和他一样的普通民众）所能决定的，也并非每一个普通人都会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如上所述，喜很可能是在安陆出生的，他出生时已在秦军据有楚鄢郢腹心地带十六年之后。根据秦律，他应当在出生之后，就被登记著籍，成为秦民；在十七岁那年，“傅”，正式拥有了秦的“臣民权”。他努力学习秦的文字，熟读、抄录秦的法律条文、相关解释及案例；经过努力，他获得了“史”的资格，然后走上了小吏的仕途。他不是一位成功的官吏，没能够在伟大的秦始皇时代建功立业，升官晋爵，只是一个在县廷里做事的普通小吏。他自己及其家人的名字是秦式的，用秦的篆文书写；他研究和使用的《日书》虽然杂用楚、秦《日书》，但当以秦地《日书》为主。最后，他被葬在秦式的墓葬里。所以，喜终其人生，都是秦人，是秦的“民”（“黔首”）与“吏”。
喜不可能是楚人。他没有成为楚人的机会。虽然在他生存的大部分时间里，楚国仍然存在，并且还比较强大。但是，苏秦、张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更重要的是，喜并没有苏秦、张仪那样的能力与地位。他只能老老实实地努力做一个秦人。他当然会关心秦与六国间的战事，并且自己也应征从军服役，但在秦与楚、魏、韩、赵、燕、齐等国之间，他并没有选择。
没有人自己选择了“出生”，所以，一个人生下来，属于何种人，是由外部界定的，不会出于其意愿。而要改变其与生俱来的属性身份，则必须具有较强的能力，并付出较大的努力，才有可能。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属于何种人（特别是其“族属”与“地属”），实际上在其出生时就已被确定下来了。换言之，一个人的“身份”是由“外部世界”、从“外部”给予的，或者说是“强加的”，其自身是否“认同”、怎样“认同”这种“身份”，对他已被给予的“身份”，并没有根本性的意义。
界定一个人属于何种人、确定其“族群属性”，主要有四种方式或原则：
一是根据其“族属”确定其归属，即在血缘或想象的、虚拟的血缘关系上，他属于何种人群。“族属”的界定是由“家属”关系扩展而来的：一个人“属于”某一个家庭（同居的直系三代亲人），其家庭“属于”某一个“家族”（五服之内），“家族”又属于某一个“宗族”（五服之外，同姓共祖），“宗族”又可以归入一个更为广大的“氏族”或“民族”（拥有想象的共同祖先）。在每一层归属关系上，都被认为存在着某种自然的、想象的或“虚拟的”（“假托的”）血缘关系。因此，“族属”是以血缘关系为线索、从人的“自然属性”（包括真实的、想象的与虚拟的“自然属性”）对个体身份做出的界定。
二是根据其“地属”确定其来源，即根据其出生、居住与主要活动和社会关联所在的地域，界定他是属于何种地域人群。“地属”的界定最初是对于“族属”关系的补充或修正：如果某一“族”（无论是家族、宗族还是氏族、民族）均集中居住于某一地，那么，以“族”界定其身份就足够了。可是，随着人口增加，“族”发生了分化与迁移，同“族”之人分住于不同地方，这就需要用“居地”以明确界定其属性。因此，“地属”主要是在同一“族属”前提下进一步的划分与界定，只有在“族属”关系明确或无法用“族属”关系界定的时候，才会使用“地属”界定。
三是根据其“隶属”确定其身份，即在权力关系上，他隶属、服从于何种权力组织或权力体，他就是哪个权力组织或权力体的人。在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权力体当然是国家，所以，从“隶属”关系界定的个人身份，最重要的就是“某国人”。当“族”主要表现为一种权力组织的形态时，“族属”实际上也是一种“隶属”关系。可是，“隶属”关系的层级分化要复杂得多。处于权力体核心部分或顶端位置的人，虽然也“属于”这个权力体，实际上却是权力体的控制者、领导者或“主人”；处于权力体边缘、“隶属”程度较弱的人群，可能游离于不同的权力体之间，“两属”“多属”或者没有明确的“归属”。总的说来，从权力体的核心到其边缘，“隶属”关系是递减的。所以，同样作为“某国人”，无论对于具体的个人，还是对于“某国”，都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与意义。
四是根据其“文化属性”（“文属”），界定某一个体属于某一种文化人群。“文化属性”的内涵相当广泛，但是，一般用于划分文化人群并界定某一个体属于某一文化人群的“文化特征”，却不外语言文字、信仰祭祀与日常行为方式三端。使用不同的语言（包括同一语言系统的不同方言）与文字（包括同一文字系统的不同书写方式）、信仰并祭祀不同的神明，以及日常生活习性（包括饮食、居住等）、行为方式（如勤劳、顺从或冒险、反抗等）的不同，乃可供观察、描述的文化特征，而且在具体的个人身上可以较为明显地辨识出来，所以，可以用于界定个体的“文化人群属性”。虽然人群的文化属性一般是在特定族群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并集中于某一特定地域，且受到特定权力体（政治实体）的支持或保护，但个体的文化属性事实上却是可以独立存在的。所以，界定个体的文化属性，实际上是以人群的文化属性去界定个体，因而也是由“外部”做出的界定，是外部世界强加给个体的。
这四种界定个体身份的方式或原则，分别从人的血缘属性、地域属性、政治属性与文化属性的角度，从外部，给个人的属性做出身份性的界定，标识他属于何种人。显然，这些属性是相互交叉或重叠的，所以，人的身份也就是多重的。其中，在中国历史上，血缘属性、地域属性与文化属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与权力分不开的，均具有政治性，所以，政治属性乃中国古代“人”最重要的属性，个体最重要的身份乃其政治身份，亦即他在政治上属于何种人。
在喜的时代，“秦人”是一种政治身份。
在先秦典籍中，“秦人”本是指秦国的国君及其公族。鲁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在温地与诸侯盟会，《春秋》经书其事，谓鲁僖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51]这里的“秦人”，是指参与城濮之战及与盟的秦国国君任好，即后来的秦穆公（缪公）。桓公十年，“秦人纳芮伯万于芮”。[52]当时在位的秦君是秦出子，只有六岁；决定将在此前秦军围魏地时俘获的芮国国君万送回芮国的“秦人”，应是当时秦国秉政的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等，都属于秦国公族。[53]这表明“秦人”既可指秦的国君，也可以指其公族。
由国君及其公族扩展开来，“秦人”遂得指称秦的“国人”。僖公二十五年秋，秦、晋两国攻伐秦、楚交界地带的小国鄀国，楚以申息之师戍守商密，“秦人过析隈，入而系舆人，以围商密”；“商密人”于是投降了“秦师”。[54]显然，经过析邑城下、进围商密的“秦人”，就是“商密人”所降的“秦师”，亦即秦国军队，而秦军显然是由秦的“国人”构成的。僖公三十三年，秦晋交争，战于殽，秦军大败。《春秋》经书其事，先于二月下记，“秦人入滑”；复于四月下载，“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其中所说的“秦人”，也就是“秦师”。[55]此类例证甚多，不须具举。
《战国策•秦策》“卫鞅亡魏入秦”章说秦孝公死后，惠文王（惠王）继位，有人对惠文王说：“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商君被秦惠文王车裂处死，“秦人不怜之”。[56]这里的“秦人”，显然包括游说惠文王之人所说的“秦妇人婴儿”，较之上引《春秋》经传中所说的“秦人”相当于“秦军”，指称的范围又广了很多。在这个意义上所说的“秦人”，涵盖与“秦民”大致相同，亦即居于秦国疆域内、处于秦国统治下的人民。“昭王既息民缮兵”章记武安君白起之言，说长平之战：“秦军大克，赵军大破；秦人欢喜，赵人畏惧。秦民之死者厚葬，伤者厚养，劳者相飨，饮食餔馈，以靡其财。”[57]其所说的“秦军”“秦人”与“秦民”分别指秦国的军队与人民，“秦人”与“秦民”的涵盖大致相同。“谓应侯曰君禽［马服乎］”章中说：“天下之民，不乐为秦民之日固久矣。”[58]以“天下之民”不乐为“秦民”，则“秦民”指秦国统治下的“民”。《史记•秦本纪》说秦穆（缪）公卒，“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亦从死，“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又记商鞅变法，“法大用，秦人治”。[59]其所说的“秦人”，也都是指秦国的人民。
因此，“秦人”所指称的人群范围实际上不断在扩大，凡是纳入秦国的统治之下、居住在秦统治区域内的人，大抵皆可称为“秦人”。《战国策•秦策二》“楚绝齐”章记秦惠文王对陈轸说：“子秦人也，寡人与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亲国事也，故子弃寡人事楚王。”[60]陈轸本为齐人，其时为楚臣，而秦惠文王以其曾经在秦国做过官之故，称其为“秦人”，虽然系外交辞令，但也说明“秦人”乃一个开放的概念。
正因为此，就形成了“故秦人”与“新秦人”的分别，前者盖指本属秦国统治的关陇、巴蜀地区的人民，后者则指战国中后期秦扩张征服的、原属六国统治地区的人民。《商君书•徕民》中说，秦国地广人稀，人民都有田宅；三晋地狭人稠，人民大都没有田宅，“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过秦民之不足以实其土也”。其所说的“秦民”与“三晋民”相对应，是指秦国统治下的秦地之民。对于前来投附的三晋士民，如果能够免除其三代人的兵役，并且免除十年的赋税，那么，“山东之民”自然会投附秦国。这样，就可以使“故秦［民］”专门打仗（“事敌”），而使“新民”从事农耕（“作本”）。所以，建议“令故秦［民事］兵，新民给刍食”。[61]在这里，“故秦民”是指原属秦国统治的“秦民”，“新民”则是指新归附秦国或被秦国征服的“民”，他们也是“秦民”，与“故秦民”相对应，可称为“新秦民”。[62]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游士律》规定：如果县中发现未持有合法证件的“游士”居留，要处以罚赀一甲；到了岁末，要督责他入籍或离开。秦国本土的人（“故秦人”）如果离开秦国本土，要取消他原来在本土的户籍；爵级在上造以上的，要罚作“鬼薪”；公士以下的，要罚作“城旦”。[63]这条“游士律”应当主要是针对秦国本土的，在秦国本土的“游士”自然来自六国，所以，要想方设法，使他们成为“新秦人”；而对于秦国本国的“故秦人”，则尽可能阻止他们离开秦国本土。这说明“故秦人（民）”与“新秦人（民）”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岳麓书院藏秦简“多小未能与谋案”
“多小未能与谋案”发生在秦王政二十年。“故（？）秦人”男子多，当秦王政十年时，与母亲兒一起“邦亡荆”，即脱离其原在秦国本土的户籍，逃亡楚地，居住在庐溪。当他们逃亡入楚地时，多只有十二岁，所以母亲兒并未就逃亡之事与他商议。秦军攻取楚地的庐溪，抓住了已二十二岁的多，而其母此前已辞世。在此之前，多已因军功获得小走马的爵级（秦爵第三级，与簪褭大致相同），被抓住后，削除了他的爵级，降为普通的士伍。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又怀疑多可能涉嫌犯有其他罪行，所以，虽然有人建议对他免予处罚，但也有人建议加重处罚，将他黥为城旦。[64]多的案子之所以受到关注，大概就是因为他是“故秦人”。
“癸、琐相移谋购案”发生在秦王政二十五年。男子治等八人、女子二人被控为“群盗盗杀人”，“治等四人言秦人，邦亡，其它人不言所坐”［“治等四人曰邦亡，不智（知）它人辠（罪）”］。大意是说：治等四人自称是秦人，自秦国本土逃到楚地来；其他六人则是州陵县校长癸、沙羡县士伍琐等为了冒领赏金乱捕而来的，不知道犯有什么罪，不当受到惩罚。[65]治等群盗在州陵县校长果的辖区里杀人，受追捕逃到沙羡县境内，而他们自认为秦人，“狱状”也将之按秦人处理，他们很可能真是从秦地逃亡而来的秦人；而其余六人，则很可能是当地土著的楚人，可能并未按照秦律登记著籍。
“尸等捕盗疑购案”也发生在同一年。州陵县的求盗尸等捕获秦男子治等四人、荆男子阆等十人，控告他们“群盗盗杀伤好等”。“治等曰秦人，邦亡荆；阆等曰荆邦人，皆居京州。相与亡，来入秦地，欲归羛（义）。行到州陵界中，未诣吏，悔。谋言曰：治等巳（已）有辠（罪）秦，秦不□归羛（义）。来居山谷以攻盗。”“京州后降为秦。为秦之后，治、阆等乃群盗盗杀伤好等。”阆等本是荆人（楚人），居住在京州，其时京州还没有归秦。他们相互商量好，打算以“归义人”的身份主动投附秦。一伙人走到已在秦统治下的州陵县境，遇到了从秦地逃亡来的秦人治等，听他们说起秦的情况，认识到秦并不奉行“义”，就和治等人一起，逃亡到山谷中住下来。后来，秦军打下了京州，治、阆等只好结为“群盗”，并杀伤了好等人。秦人治、荆人（楚人）阆结伙共为群盗，同逃亡，一起被捕，反映出亡为“群盗”之后，秦人、荆人的分别就不重要甚或不存在了。而在结案的判决中，两者还是有区别的：治等四人是秦人，抓获他们的尸等人获得赏金七两；阆等十人是荆人（楚人），尸等获赏金三两［“治等，审秦人殹（也），尸等当购金七两；阆等，其荆人殹（也），尸等当购金三两”］。显然，秦人比荆人（楚人）“值钱”。[66]在这份文书中，阆等十人被称为“荆男子”“荆人”“荆邦人”，因为他们并未入秦的籍，不能算作“新秦人”；也因为他们不是秦人，所以，抓获他们的尸等人获得的赏金，就远远低于抓获秦人治等人所得的赏金。
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前，“秦人”作为一种政治身份，还是非常清楚的。里耶简8-67+8-652所记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尉守蜀的一份报告。蜀的报告中首先引述泰守的令，其中说到“秦人”“秦吏”应当“自捕取”某些物产，并在每年九月十五日（秦以十月为岁首，九月为当年最末一月）将所获“物数”上报给泰守府。简文残缺不全，然其中说到的“秦人”“秦吏”显然是指驻屯在新占领区的秦人与秦吏，是相对于当地人而言的。对于原属六国的“归义”者，也清楚地予以区分。秦始皇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迁陵县贰春乡的乡守后报告说，他收到了上司所转发的丞相令书，令书规定：“对于降附归义的魏国城邑之民，如果发现其原有的臣妾被俘获，要归还给他。”［“得巍（魏）城邑民降归义者，有故臣妾为拾虏，以鼠（予）之。”］[67]这条令虽然是优待魏国降附民众的，但将魏人区别对待之意，也相当明显。
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全国之后，天下之“民”均被统称为“黔首”，所以，在法律规定的身份上，就不再有“秦人（民）”“荆人（荆邦人）”之类的分别，也不再有“故秦人（民）”与“新秦人（民）”之分。当然，新征服、归附和著籍的“黔首”仍然称为“新黔首”。岳麓书院藏秦简1114+0918+1935所记是关于一个婴儿的处理意见。泰山守报告说：“新黔首、不更昌等夫妻盗”，被抓获后罚作鬼薪白粲。其子尚幼，不能自食，如果按规定收捕，一定会死在路上。丞相府的处理意见是：如果不满八岁，就寄放在他父母的亲戚处，不必收捕。[68]泰山郡辖区是齐国故地，昌有秦的爵（不更），仍被称为“新黔首”，当是被征服齐地的土著民。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所记案例中，有一件是秦始皇二十八年的南郡狱簿。此案的本末，大略是：苍梧县利乡发生反叛事件，苍梧郡守竃、尉徒令攸县令媱及丞魁、令史䦈和义等发“新黔首往击”；“义等将吏卒、新黔首击反盗，反盗杀义等，吏、新黔首皆弗救援，去北。”御史令南郡严查，“新黔首恐，操其假兵匿山中”，“黔首当坐者多，皆摇恐吏罪之，又别离居山谷中”。在所发新黔首中，有来自攸县者，攸县令史䦈，“并主籍。其二辈战北当捕，名籍副并居一笥中，䦈亡，不得，未有以别［知］（智）当捕者”。[69]狱簿称苍梧、攸县等地为“所取荆新地”，则秦据有其地未久，然已建立起版籍控制体系；“荆新地”之民称为“新黔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