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官的长官，一般称为“厩啬夫”“厩守”或“畜官守”。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规定：马服役的劳绩被评为下等，厩啬夫要罚赀一甲。成年母牛十头，有六头不产小牛，啬夫、佐也要各罚赀一盾；母羊十头，四头不产小羊，啬夫、佐也要各罚赀一盾。[57]这里的厩啬夫负责管理马、牛、羊的畜养，就是畜官的责任。里耶秦简8-163所记，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厩守庆的报告，说根据县廷的命令，司空佐贰改任为厩佐，已于七月二十八日到任。所以，县中的厩就是畜官，厩守、佐就是畜官的长、副。
三、尉官与狱官
尉官（县尉的衙署）虽然属于县廷的组成部分，但因为尉乃县中长吏，且接受郡尉的“垂直领导”，[58]故其衙署应当是相对独立的。在里耶秦简8-657背简文中，秦始皇二十八年八月，迁陵守丞膻之转发上级文书给本县尉官，告诉他“以律令行事”，并请尉官抄录一份文书，送到贰春乡卒长奢的军营（“傅别书，贰春，下卒长奢官”）。显然，尉官并不与县廷在一起，而是另有官衙。在简9-2283中，秦始皇二十七年三月，迁陵丞欧转发上级文书给本县尉，请他“听书从事”，并“别书都乡、司空”，也说明迁陵县的丞与尉并不同衙，且县尉得分管都乡、司空。所以，虽然在对上级或外地同级的文书中，尉官也可称为“尉曹”，但并不直属于县廷，县廷列曹中，当没有尉曹。[59]
尉官的负责人，称为“尉”或“尉守”“尉主”“尉官主”。[60]里耶秦简8-482记县尉的考课项目，包括“卒死亡课”“司寇田课”“卒田课”等三课，说明县尉管辖的，除士卒外，还包括司寇。简8-132+8-334是一支残简，其大意是说尉守狐在十一月己酉至十二月辛未间视事，期间所领诸种士卒合计六百二十六人，死亡一人，显然就是简8-482所说的“卒死亡课”。简8-1552应当是迁陵县廷给县尉的文书，要求尉“以书到时，尽将求盗、戍卒喿（操）衣、器诣廷，唯毋遗”。则知县尉所领部队，分为“求盗”和“戍卒”两部分，分别负责治安与屯戍。无论是求盗还是戍卒，各基层部队的指挥官，都是“校长”。据上引“迁陵吏志”，迁陵县编制有校长六人；则每位校长所领士卒，大约为一百人。
尉守有佐，为其副手，[61]而以尉史实际负责尉官的日常行政事务。在岳麓书院藏秦简《秦律令》（一）“尉卒律”中，“尉史”一般列于“尉”之后。有一条律特别规定：县尉处理相关事务（“治事”），不要让史单独处理，尉与士吏一定要参与（“毋敢令史独治，必尉及士吏与”）。[62]这恰恰说明，尉史实际上主持尉官的日常行政事务。里耶简8-717见尉史福为了与发弩守安有关的事务，向县廷“上”呈文书；简8-761见有尉史过与发弩绎一起，领取贷给罚戍士伍禄的稟食。显然，尉史在尉官的职责地位，有类于守丞在县廷中的职责地位，是尉的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
尉官中，大抵分列爵曹、发弩（官）等。简8-1952是一支残简，第一行存“迁陵尉计”四字，第二行存“主爵发敢言之”六字。按：简8-247见有“尉府爵曹卒史文、守府戍卒士五（伍）狗”，可知郡尉府设有爵曹，以卒史为负责人，则简8-1952所见的“主爵”应当是迁陵县尉下属的主爵，亦即尉官的爵曹。秦时黔首的爵级是由县尉主管的，[63]所以，尉官的爵曹（主爵）当不仅主管尉所部士卒军功授爵的上报等事宜，可能还负责普通黔首的爵位审核及相关事项。在上引简8-761中，见有发弩绎与尉史过一起领取士卒的稟食，发弩显然是县尉的下属。简8-141+8-668是秦始皇三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发弩守涓给县廷的公文，他引用县廷所下御史书的要求，“书到尉言”，然后说：“今已到，敢言之。”那么，这封公文是代表尉回复县廷的，发弩守是县尉的属吏。简背注明：十一月丙子（十七日）早饭时（“旦食”），“守府定以来”。这里的守府，显然是指发弩守的府，定是发弩守派来致送公文的。那么，在尉官中，应当有一个以发弩守为负责人的机构（“发弩官”），主要负责士卒的训练。
狱官的性质与地位也比较特殊。县狱官的负责人称为“狱史”，又称为“牢监”，其副手称为“狱佐”（见下文）。在体制上，狱史应当属于县廷，但同时接受郡府卒史的垂直领导，可以受命审查本县的长吏，所以，狱官大抵与尉官相似，也具有相对独立性。
秦始皇二十七年八月十三日，时任迁陵县丞的欧受到迁陵守拔的讯问。案子的起因大约是：有一位名叫“毋害”的男子，以造假的方式获得了爵级，欧没有能够觉察（“弗得”）。狱史角参加了案件的审理。他调查发现，当年六月，欧曾因为不恰当地授予大男子赏、横以爵级而受到论处，被罚赀二甲（里耶秦简8-209、9-2318）。在这个案子里，狱史角与迁陵守拔一起审理作为同僚的县丞欧。
欧并未因为此事而立即停职。半个月后，八月二十八日，他与拔一起征讯了启。启应当是某乡或某官的负责人（“守”），他被指控在审计、检查过程中犯有错误，甚至没有报告检查结果（“启计校缪，不上校，大误”）。狱史角监督了这个案件的审理，即“史［角］（有）视狱”。[64]
秦始皇三十年某月的丙申日，时任迁陵县丞昌接受了狱史堪的讯问。昌被指控对乡守渠、史获罚赀三甲的处罚“不应律令”。昌承认处理不当，并声称没有其他过错。狱史堪亲自记录了这次讯问的情况（里耶秦简8-754+8-1007）。
在以上三个案件中，狱史角和堪参与或主持了对本县同僚的讯问，而被讯问的欧与昌都是迁陵县的丞。显然，狱史绝不是普通的史，其地位比令史还要高，大致与守丞相近似。在里耶秦简8-406中，秦始皇三十六年六月，迁陵守拔、守丞敦狐与史畸共同审理了男子皇楗的案子。这里的畸应当是狱史。在里耶秦简9-2203中，秦始皇三十四年八月己未日，迁陵守丞巸为令史唐参与输送之事，致书狱史，起首说：“迁陵守丞巸谓覆狱狱史□”，使用的是平行文书的行文。令史唐亲自致送此件文书。岳麓书院藏秦简《秦律令》（一）有一条规定：“狱史、令史、有秩吏及属、尉佐以上”，在近两年内给人家做赘婿的，均予以免职。[65]有秩吏当指县中诸官（包括乡官）的守。在这里，狱史置于令史、有秩吏之前。所以，狱史的地位，大概在守丞与令史之间，比守丞略低，较令史高，较之县中诸官守更高一些（尉史的地位，大约与狱史近似，或者略高一些。县廷的守丞与尉史、狱史，地位大致相近而略有差别）。
在岳麓书院藏秦简《狱状》“ 盗杀安、宜等案”中，狱史触、彭沮、衷三人受命负责案件的侦破、审讯，并提出定罪量刑建议。破案后，长吏在状文中表彰其功绩，建议提升其考课等第（“任谒课”），晋升为郡府卒史。[66]在“同、显盗杀人案”中，狱史洋也被评为“清洁毋害，敦慤守事，心平端礼”，建议予以晋升，任为卒史。[67]在张家山汉简《奏谳书》“南郡卒史盖庐、挚、朔，假卒史瞗复攸㢑等狱簿”中，南郡卒史盖庐、假卒史瞗等受御史之命，审理苍梧郡攸县令㢑的案子。[68]凡此，说明在朝廷御史、郡卒史、县狱史之间，存在着垂直领导的关系。换言之，县狱史应当受到郡卒史与县啬夫（令、丞或守）的双重领导。
在“迁陵吏志”中，没有狱史，但却单列有“牢监一人”。里耶简8-270是关于出稟（发放口粮）的记录，接受稟食的，有牢监襄和仓佐某。牢监应当是狱史的另一个称谓。而在睡虎地秦简中，并没有狱史之职。在《封诊式》所收录的诸多案例中，往往是让令史前往现场勘查案情（“告臣”“争牛”“贼死”“经死”“穴盗”等）、执行逮捕（“盗自告”“告子”“出子”等）。当秦王政十二年，喜受命审理鄢县的司法案件，《编年记》（《叶书》）记载说是“治鄢狱”，并未说其受命为狱史。那么，在统一之前，或者是从令史中挑出一位熟谙律令的人，委任他专门负责审理案件；后来（统一后），才逐步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狱史。即便如此，狱史仍多由令史升任。[69]
狱史有独立的官署，很可能与牢在一起。岳麓书院藏秦简《秦律令》（一）“尉卒律”规定：凡是有关黔首爵级及其变动的情况，各乡与诸官（“乡官”）要立即以“奔书”上报给县廷（“辄上奔书县廷”），县廷将之转给狱史保管。狱史逐月核查，统计日期，如果满三个月，就要召问乡、官的责任人；对于未报告的情况，即按律令论处，削夺其爵级，并予以审查（“狱史月案计日，盈三月即辟问乡官，不出者，辄以令论，削其爵，皆校计之”）。[70]根据这个规定，狱史要负责审核黔首军功爵的变动，并保管相关记录，其衙署则显然与县廷不在一起。
狱史的属下，有狱佐、牢人。上引里耶秦简8-988见有迁陵狱佐谢，他是来自朐忍县成都里的士伍。在简9-786中，秦始皇三十四年六月十八日，狱佐□负责初审女子□的案子，需要进一步侦讯，未予判决（“须辟未决”）。据简5-1所记，秦二世元年七月八日，零阳县的狱佐辨、平以及士吏贺一起，到迁陵来办理结案手续（“具狱”）。在简8-255中，沅陵狱佐己受命到迁陵来核查案件（“覆狱”），并将所审理的案件情况上报洞庭郡（“覆狱，沅陵狱佐己治所迁陵，传洞庭”）。在简8-877中，狱佐瞫讯问戌，因为戌私自在苑中居留。凡此，均说明狱佐参与案件的审理、复查等事务。
牢人则是狱官中的役人，有类于仓官中的稟人。里耶简8-1401见有牢人城，身份是更戍的士伍；简8-1855则见有“牢人大隶臣□”；简8-2101又见有“牢司寇守”囚、嫭等。看来担任牢人的，既有更戍卒，也有徒隶。
狱官分曹治事。里耶秦简8-728+8-1474说“狱南曹”发出了两封信，用迁陵县印，一封送往洞庭泰守府，一封送往洞庭尉府。这里的狱南曹，当是迁陵县狱的南曹。在简8-273+8-520中，有一封“狱东曹”的书，由牢人佁送往洞庭泰守府。简8-2550见有由覆曹签发的、通过邮传发往洞庭郡的文书。覆曹当负责覆狱，即重新审理案件。简8-389+8-404+9-1701见有“讂曹”，负责解释律令（“主令”）、追查“从人”的三族（“主三族从人讂”）、检举追究盗贼（“主盗贼发讂”）以及究问贰春、都乡、启陵及田官所属吏卒、黔首和奴婢。讂曹大抵是预审科。那么，迁陵县狱官所属，至少有南曹、东曹、覆曹与讂曹等四个曹。[71]
狱史审理案件，似乎有较强的独立性，长吏并不予以太多干预，或者无权干预。里耶秦简8-141+8-668中，秦始皇三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发弩守涓报告说：县廷下发了御史府下达的“书”，说县中负责审理及复审案件的吏员，往往一个人独自审问囚犯（“或一人独讯囚”），作为负责人的长吏（长、丞）以及监督人（正、监）却不能参与。治狱、啬夫与正监三方不能同时参加，实有所不便（“不参不便”）。这一要求，恰说明狱史审理一般案件，经常是独立办案的。
尉与狱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严格说来，并不是县廷的下属机构——当县廷以令为长官时，自然可以指挥、节制县尉；而以丞为长官时，则大抵很难视尉为下属；狱史在受到上级（郡卒史）指令时，可以讯问县丞，地位也十分特殊。
四、乡史与令史
迁陵是一个边地小县，秦王政二十五年才建县；安陆与鄢则在楚时就已是县邑，到喜时入秦已有数十年，规模与重要性均远大于迁陵。可是，县廷诸种官署的设置、长吏员佐的配备，诸种机构间的相互关系，却大抵是一致的。
喜在秦王政三年八月获得史的任职资格，这一年他十九岁。在此之前，他应当读过十多年的书。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内史杂”规定：不是史的儿子，不能到“学室”去学习，“犯令者有罪”。又规定：下级小吏即使会书写，也不能从事史的职业（“下吏能书者，毋敢从史之事”）。[72]那么，秦时的史基本上是世袭的，只有父亲是史，儿子才能进入学室去学习，也才可能在长大以后获得做史的资格。《说文解字》《叙》引汉《尉律》说：“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吏）。”[73]而岳麓书院藏秦简《秦律令》（一）“徭律”述及征发黔首运输粮食（“载粟”），“史子未傅先学学室”者，也不能免役。[74]据《编年记》（《叶书》），喜是在十七岁时“傅”的。那么，在十七岁之前，他应当是在学室就学的；十七岁“傅”之后，他很可能就开始就“试”，即参加任史的资格考试。他应当考了至少两次，十九岁时考试合格。“讽”的本义是背诵，这里是指默写；“九千字”当是默写的范围。“讽籀书九千字”，应当是在九千个字里任意选择，要求考生用籀文默写出来。掌握九千字，应当是秦汉时吏员考试的基本要求。
史的基本职责既然是撰写、收发、保管官府的各种文书，所以，只是会写字，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会写文书。按照书写的材料，秦时官府文书主要有“牍”与“牒”两种。牍就是木方，或木片；牒则由若干支小木片或竹片编连在一起。岳麓书院藏秦简《秦律令》（二）有一组关于书写、发送、分类、保管文书的令。简1698+1707+1712+1718+1729+1731+1722+1814+1848+1852+1702规定：如果用牍书写文书，一牍上所写，不要超过五行。牍的规格，如果是写五行，宽一寸九分寸八（约4.6厘米）；写四行，宽一寸泰半寸（约4厘米）；写三行，宽一寸半（约3.5厘米）。每一行的字数，如果牍长一尺二寸（标准长度，约27.7厘米），不超过二十六字；若牍长一尺（约23.1厘米），则不超过二十二字。县廷与诸官上呈给郡府、朝廷的文书，牍的厚度不得低于十分寸一；写两行字的牒，厚度也不得低于十五分寸一；但厚度也不能超过标准的一倍半。在书写时，每写一章，要分开段落；行文应当中止的地方，要用一个中止符分别开来，以便于理解（“书过一章者，章□之；辞所当止，皆腏之以别，易知为故”）。牒的标准长度，本来是一尺六寸（约40厘米），根据朝廷下达的“制”，应改为一尺一寸（约25.4厘米）。如果用牒，要根据所陈事由，分别编连，一事别为一编；事由不同，不得编连在一起（“诸上对、请、奏者，其事不同者，勿令同编及勿连属，事别编之。有请，必物一牒，各徹之，令易知”）。如果写一件事情，用牒超过百支，则要分开编连，不得合编在一起，那样容易散开（“其一事而过百牒者，别之，毋过百牒而为一编，必皆散”）；同时，要选摘其中的关键语句或规定、结论，另外写一份提要，以便于知悉事由（“取其急辞令约，具别白，易知也”）。如果上报司法案件的审理情况，则要附上所涉及的律令，并将之与所对应的案件合编在一起，在律令下写明它对应何种案件，并注明犯罪人是否抓获（“其狱奏也，各约为鞫审，具傅其律令，令各与其当比编，而署律令下曰：以此当某某，及具署罪人系、不系”）。[75]
在书写文书之前，要仔细地打磨、修理木牍或竹、木简，使之美观，适于书写［“皆谨调讙（护），好，浮书之”］。[76]文书确定后，则要给它加上“封”，即封缄。封缄之法，大抵是将牍或牒置于木匣中，用绳索捆缚（“封缠”），或者径以绳索缠绕，然后盖上长吏或其他负责人的印。律令规定：上报的公文，无须在封上写明内容；如果是通过邮传传递的或各县依次传送的文书，则在封上就写明内容（“封书，毋勒其事于署；书以邮行及以县次传送行者，皆勒”）。[77]书写文书前“调护”木牍与竹、木简，写好后封缄勒署，应当都是史的职责。
在里耶秦简中，文书的书写者多署名，写作“某手”，即某经手书写。其中，相当部分文书的“手”是史。如感是迁陵县仓的史，在简8-45、简8-48、简8-448+8-1360、简8-606、简8-763、简8-766、简8-800、简8-1063、简8-1153+8-1342、简8-1177、简8-1540等县仓出稟的记录中，他既与仓守一起出稟，也是出稟记录的“手”。简8-1540是秦始皇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县仓的出稟记录：仓守是、史感、稟人堂一起发放给身份是隶妾的婴儿揄粟米五斗，令史尚负责监督检查，史感记录。在简8-645中，秦始皇二十九年九月二十日，贰春乡守根报告说：现将本乡水火灾害损失统计（“水火败亡课”）的牒书呈上。文书的背面写明：这天早上，史邛将此件文书送到了县廷，本件文书也是邛写的（“邛手”）。邛应当是贰春乡的史。
乡史是乡廷的秘书。秦时的乡吏，一般包括乡守（乡啬夫）、佐和史三人。在里耶秦简8-754+8-1007中，迁陵丞昌向狱史堪解释说：他要去贰春乡，可是乡守渠与史获却把他误导去了另一个乡，枉走了一百六十七里的路；于是，他与史义判定渠、获各罚赀三甲。这里的获就是贰春乡的史。在简8-1041+8-1043中，秦始皇三十六年十一月一日，都乡守桦命史写一份牒书，声称他应当因乡境安宁而得到晋升（“受嘉平迁”）。这里的史是都乡的史。
可是，在里耶秦简中，乡的文书，有一部分却并不由史书写，而是由守（啬夫）或佐为“书手”。如简8-1443+8-1455是秦始皇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由都乡守武署名的爰书，由乡佐初书写并送往县廷。秦始皇三十四年八月四日，贰春乡守平向县廷报告说：贰春乡的枳枸树，在三十四年没有结果子（“不实”）。这份文书是平自己写的（简8-1527）。如此细小的事情，竟然由乡守平亲自书写报告，其时贰春乡或者没有史。简8-1550是启陵乡发放稟食的记录：秦始皇三十一年七月乡守带、佐冣和稟人小一起，发放给佐蒲、就稻三石泰半斗，作为七月里二十三天的口粮，令史气负责监督，乡佐冣负责记录。在另一份记录中，启陵乡守增、佐 与稟人小一起发放了大隶妾徒十二月的口粮，令史逐监督， 是书手（简8-1839）。出稟是日常事务，乡守、佐都参加，县里派来的令史负责监督，却并不见乡史的影子。其时启陵乡也很可能并没有史。
据上引简8-269所记，釦于秦王政十一年九月即获得史的任职资格，做了九年零一天的乡史、四年三个月十一天的田史才晋升为令史。喜在秦王政四年十一月被任为安陆乡史，至六年四月即晋升为令史，任乡史的时间，只有两年半。其所任职的乡，很可能就是安陆的都乡，所以《编年记》（《叶书》）笼统地写作“安陆乡史”，而未具体指明为何乡。在获任正式的史职之前，有的人需要担任从史、史佐或史冗。从史，大致相当于见习秘书，不能独立撰写、收发文书；[78]史佐，应当是史的助手；[79]史冗，则当是没有正式编制的、编外的史。[80]喜也没有担任过这些地位较低的职位。所以，喜的父亲在当地一定有相当的影响力，才能使喜的吏途较为顺畅。
令史的本义是令的史，即县府长吏的秘书。虽然也称为“史”，但令史和一般的史实有着本质的差别。首先，令史是责任人，需要对其负责的部门或事务承担相应的责任。岳麓书院藏秦简《秦律令》（一）“田律”规定：如果租禾稼（田租）和顷刍稾（户赋）未能按时收齐，官啬夫、吏主者要罚赀一甲，丞、令、令史罚赀各一盾。[81]在这里，县廷负责租赋的令史（应当是直户曹的令史）和丞、令对于租赋收入具有同样的责任。田律、金布律、尉卒律、仓律中诸多关于失职或审计所发现问题的处罚规定，都是将令史与丞、令并列，说明令史和丞、令等长吏一样，都是责任官吏。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置吏律”规定：如果官啬夫不在任，可以让有爵位、未犯过错的人，如令史，负责官署事务，不能让官佐、史负责［“官啬夫节（即）不存，令君子毋（无）害者若令史守官，毋令官佐、史守”］。[82]这说明令史一般拥有爵位，可以列入“君子”行列，而且可以代替官啬夫，负责官署事务。
这里的官，包括县属诸官，即少内、司空、田官、仓、库、畜官及各乡官。在上引简8-1550与简8-1839中，令史气与逐负责监督乡守、佐的工作，并不是乡廷的吏，而是县廷派往启陵乡监督乡务的。上引岳麓书院藏秦简《秦律令》（一）“仓律”规定，县仓出入粮食等物资，大宗须令、丞亲临监督，令史、官啬夫（当指仓啬夫、仓守）检查是否合乎标准；较小的物资发放，则由令史监督、检查。[83]这里将令史置于仓啬夫之前，显然不是仓官的属吏。“关市律”规定：“县官”有卖买，“必令令史监，不从令者，赀一甲。”[84]县府诸官，大抵都会涉及买卖，故诸官大抵都有县廷派出的令史，代表县廷行使监督权。在简8-811+8-1572中，秦始皇三十五年八月七日，少内守沈悬赏三百五十钱，以捕获城父的士伍得，令史华监督其事，华就是县廷派在少内的令史。秦始皇三十一年六月六日，田官守敬、佐 和稟人娙一起贷给罚戍的簪褭悍一部分稟食，记录其事，令史逐负责监督、检查（简8-781+8-1102）。同年七月二十三日，田官守敬和佐壬、稟人䓘一起，向屯戍的簪褭黑等人发放了粟米一石八斗泰半，壬做记录，“令史逐视平”。逐是县廷派在田官的令史（简8-1574+8-1787）。秦始皇三十五年六月十二日，库守建、佐般出卖祠 剩下的“彻酒”二斗八升，每斗二钱，令史 监督其事。 是县廷派在县库的令史（简8-907+8-923+8-1422）。秦始皇三十三年三月十九日，司空色与佐午一起发放了一些稟食（“出以食□”），“令史圂视平”。圂是县廷派驻司空的令史（简8-1135）。秦始皇三十一年后九月二日，迁陵丞昌告诉仓啬夫，说令史言本当于二日到任视事，根据律令，他可以享受使用厨师的待遇。请让他沿用令史朝的侍从启（“袭令史朝走启”），并检定他的凭证（“符”）（简8-1560）。这正说明令史是由县廷派到诸官去的，而令史在前往诸官就任时，持有县廷颁给的“符”。在简8-173中，秦始皇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库守武引用县廷的书说：令史要带着律令，到县廷来校雠。那么，县廷派驻各官的令史，主要是负责相关律令在各官所主持事务中的执行。在简9-30中，秦始皇三十一年后九月二十六日，启陵乡守冣报告说：乡佐冣（他与乡守同名）代理令史，自今日起视事，他请求按照令史的标准，享受厨师、侍从的待遇（“谒令官假养、走”）。过了十天，三十一年十月六日，启陵乡守冣又写报告，询问代理令史冣是否应当享受厨师与侍从的待遇，并特别请户曹给予明确指示（“署主户发”）。显然，令史的地位与待遇不仅高于乡佐，可能比乡守还要高，所以，启陵乡守冣在自己的佐冣代理令史后，显得非常焦虑。
县廷列曹，则由令史当直，令史实际上就是列曹的负责人。在上引简8-269中，令史釦受命“直司空曹”，就是司空曹的负责人。在简8-487+8-2004中，秦始皇三十四年八月十一日，户曹令史 按年度分列了迁陵县自二十八年到三十三年间的著籍户数，并亲自书写了这份文书。在简6-4中，迁陵守丞敦狐通告船官说：令史㢜到沅陵去校雠律令，需要借用两只船，不要留难他。令史㢜负责校雠律令，应当是主律令的令曹的令史。在上引简9-2287所记男子它的案子里，迁陵县的狱史已经给它判刑，允许他回到故乡酉阳；可县廷又让令史畸将之追回，准备重新审讯。它被羁押在县狱中，设法逃跑，令史受命确定他的名字、身份与居里（“定名事里”），说明它逃亡的年月日以及它被控的罪名事由、是否进行复查等。这里的令史受命干预狱史已定谳的案子，也应当是县廷令曹的令史。在简8-1511中，秦始皇二十九年九月二十日，迁陵丞昌命令史感前往郡府，上报“水火败亡者课一牒”，并授权给感，对于审计过程中发现的不确定现象，做出决断（“有不定者，谒令感定”）。据上引简8-454，知金布课中有“水火所败亡”一项。则这里的感，应当是金布曹的令史。
令史出身于史，是文职吏员。“迁陵吏志”记迁陵县编制令史二十八人，十人徭使，见在十八人；编制官佐五十三人，七人缺，二十二人徭使，见在二十四人。官佐，应当主要是军吏出身，是武职吏员，包括令佐与佐。令佐的地位大抵与令史相近。简8-149+8-489所记是一份罚赀名单，令佐圂、冣、逌与司空守謷、司空佐敬等县中诸官的守、佐一起受罚，分别被罚赀一盾、七甲、二甲，属于县中应当承担责任的吏员。在简8-919中，令佐唐被任为代理畜官。秦始皇三十五年六月，令佐华报告说：他做尉史的时候，分配给自己的厨师（“养”）、大隶臣竖欠了他五百钱（简8-1008+8-1461+8-1532）。如上所述，尉史实际上是尉官的行政负责人，华由尉史转任为令佐，说明令佐的出身大抵与军卒有关。在简8-988中，令佐冣登记了迁陵县狱佐、朐忍县成都里的士伍谢的身高、年龄等。冣是谢的舍人，应当也是出身军旅，却由县廷派往狱官担任令佐。
与令史一样，令佐也可能被派往诸官，但却不会出掌县廷列曹。秦始皇三十年九月五日，少内守增拿出六千七百二十钱，偿还此前令佐朝、义和佐 所纳的罚赀各一甲，以及史 的二甲罚赀（简8-890+8-1583）。增、 、 分别是少内的守、佐和史，那么，令佐朝和义显然是县廷派驻少内的吏。在简8-891+8-933+8-2204中，秦始皇三十五年九月，少内守绕献出锦缯一丈五尺八寸，“令佐俱监”。在简9-1032中，秦二世元年十一月三日，少内守壬、佐说共同经手某事，“令佐 监”。显然，令佐的主要职责，就是监督。
里耶秦简9-728记有令佐获、贺、章三人，在秦二世元年分别视事四十四日、一百三十日、一百八十日。三位令佐显然是轮流视事的，和守、守丞、佐一样。令佐章又见于简9-885：秦始皇三十四年六月十一日，他在迁陵守丞昌的面前，检查了更戍卒、公士贺的身高等。在简9-2232中，秦二世元年五月七日，库守平、佐狐、工衷用铜八斤十二两做了车辖（车轴两头的键）两件，“令佐章监”；同月十日，库守平、佐狐、工衷用铜八两做了四个“靳负环”（当是一种马具），“令佐章视平”（简9-89+9-739）。而在简9-363中，仓守处与稟人婴向更戍的不更詹发放稟食，也是“令佐章视平”。显然，章作为令佐，频繁地被派往库、仓执行监督任务；而简9-728所记，则可能是他在县廷的视事时间。
里耶秦简9-600记录了一位令史（其名字缺）的自述，说他在迁陵做吏，离开家一千多里，希望能多挣些钱（“为迁陵吏，去家过千里，当以令益仆钱”）。喜做令史，却一直在自己家乡安陆和离家不远的鄢县。他的专长，应当是熟谙律令（喜墓所出的诸多法律文书，有相当部分并非喜手书，很可能是他父亲抄录的，喜家，或者就是一个律令世家），他在“治鄢狱”之前，在安陆与鄢县担任的令史，很可能是“主律令”的令曹的令史。
五、治狱
秦王政十二年至二十一年间，喜以令史的身份“治鄢狱”，负责鄢县的司法审理。喜不是狱史，只是负责治狱的令史，盖没有监察权。那么，喜是如何审理案件的呢？其所审理的案件，主要有哪些类型？
喜墓所出秦简《封诊式》第一条题为“治狱”，讲述审理案件的基本原则：要善于利用各种记录（“能以书”），从口供中追踪线索（“从迹其言”）；不用拷打而察知涉案之人与案情，是为上策，刑讯乃下策，它可能导致错案（“有恐为败”）。[85]换言之，审理刑狱的基本原则有二：一是要根据案情记录与口供，追踪案情真相；二是尽可能不使用刑讯。当然，这两条是基本的原则，在具体的审理过程中，未必能得到遵守。
“讯狱”“有鞫”“封守”“覆”四条所述，则是审理案件的四个步骤或四个环节。讯狱是讯问案情，要让被告、原告、相关证人充分地陈述其意见（“各展其辞”），全面听取其各自的言论，并记录下来（“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即使发现破绽，也并不马上诘问［“虽智（知）其訑，勿庸辄诘”］。待其陈述完毕且确认记录、没有分辩之后，再把在其陈述中发现的问题拿出来，加以追问［“其辞已尽书而毋（无）解，乃以诘者诘之”］；记录下其分辩解说之辞，找出他没能说清楚的地方，再加以追问。这样一直追问下去，供述中的破绽、漏洞一定会越来越多（“诘之极而数訑”）。如果嫌疑人不服，试图翻供（“更言不服”），则根据律令，予以笞掠刑讯。如果使用了刑讯，一定要在爰书上写明白：因为某人多次翻供，又没有合理的解释，所以对他使用了刑讯。[86]这是案件审理的第一个环节。
审理案件的第二个环节是有鞫，即拟定罪名并量刑，上报给县府长吏。《封诊式》提供了有鞫的格式文本，起首称“敢告某县主”，末尾说“敢告主”，显然是狱史（或主持案件审理的令史）向县府长吏的报告。有鞫文书包括五个内容：一是“定名事里”，即确定犯人的名字、身份与居里（“可定名事里”）；二是定罪量刑，即确定其所犯的罪行，提出拟定罪名和量刑意见［“所坐，论云可（何）”］，或者确定其罪较轻，可予释放［“可（何）罪，赦”］；三是说明是否进行复审［“或覆问毋（无）有”］；四是安排了解情况的人去查封犯人的财产，看守其家属（“遣识者以律封守”）；五是说明此案文书是否应当移送相关机构，如有，则需报告所移送的机构（“当腾，腾，皆为报”）。[87]
第三个环节是封守，即查封犯人家产，看守其家人（并非每一个案件都有封守环节）。因为封守由犯人所在的乡负责，所以，《封诊式》提供的是由“乡某”具名的报告（“爰书”）。“封守”爰书首先说明，此次封守的根据，乃某县丞某日的“书”；查封的对象，乃已被逮捕定罪的某人（“有鞫者”）的家室、妻子、儿女、仆隶（“臣妾”）以及衣服、器物、牲畜等。然后是查封与看守的具体内容和对象。“封守”爰书还要说明封守的参与者与具体过程，以明确其责任人与当负的责任。[88]
审理案件的第四个环节是覆，即复审（也并非每一个案件都要经过覆）。《封诊式》“覆”条下所录，应当是负责复审的狱史（或治狱的令史）在复审完结后，给县廷长吏（“县主”）报告的格式文本，故其格式、内容与有鞫大致相同，只是增加了检查籍簿，确定其何时逃亡、逃亡多少日、脱漏应服的徭役几次与多少日的内容［“几籍亡，亡及逋事各几可（何）日”］。[89]显然，复审绝非因当事人鸣冤叫屈而引起，乃在当事人逃亡又被抓获之后进行的，其重点也是调查当事人逃亡期间所应承担的徭役，以便计算在其应受的惩罚中。
讯（调查审问）、鞫（定罪量刑）、封守（查封财产、捕系家人）、覆（复查审核，追加惩罚）应当是案件审理的四个主要环节，其中封守多指令犯人所在的乡里执行，所以，狱史（负责治狱的令史）直接负责的审理工作，就是讯、鞫与覆三个环节。由于县主才是案件判决的最终责任人，所以，狱史要向县主报告每一个环节。
《封诊式》在陈述了审理程序之后，列举了二十个案例。[90]这些案例，就其所涉犯罪而言，大致可别为五种类型：
一是盗案，包括偷盗、盗铸钱、强盗。“盗自告”爰书（某里公士甲自告与同里士伍丙，盗某里士伍丁千钱，令令史某往执丙）、“□捕”爰书（某里士伍甲盗牛，脱籍逃亡；丙贼人性命，逃亡为佣；甲执丙，送入官府，以图免罪）、“□□”爰书（男子丙丁盗铸钱，为某里士伍甲、乙所缚）、“盗马”爰书（男子丙盗马一匹，为甲所缚）、“群盗”爰书（男子丁、戊、己、庚、辛等强攻群盗某里公士家，抢劫万钱，逃亡山中，为某亭校长甲带领乙与丙等巡山时发现，戊被杀，其余人被抓获）、“穴盗”爰书（某里士伍乙家中被盗走复 衣一件）等所涉及的，都是与“盗”有关的案件。
二是死亡案件，有他杀与自杀两种。“贼死”爰书所述是一宗他杀案件：某亭求盗甲发现死者，令史某受命前往调查，并讯问求盗甲及某里士伍丙，书写爰书。“经死”爰书所述则是一宗自杀案件：某里里典甲报告，里人士伍丙被发现在自己家里自经死亡；令史某受命前往现场勘查，讯问相关人，写出爰书。
三是邻里、同伍纠纷案件。“争牛”爰书所述是某里公士甲与士伍乙争夺一头黑牝牛，令史某前考察牛的年岁，以断其归属。在“出子”爰书中，某里士伍的妻子甲陈告说，自己已怀孕六个月，白天与同里大女子丙斗殴，互相抓住头发，丙把甲摔倒了。里人、公士丁来劝架，分开了丙与甲。甲回到家即肚子痛，到晚上就流产了。所以，她把胎儿包起带着，来控告丙。县丞乙即命令史某前往拘捕丙，检查胎儿情况；又命多次生育的隶妾某检查甲的身体情况；丞乙自己讯问了甲的家人，然后整理、撰写了有关本案的报告。“毒言”爰书说：某里公士甲等二十人，一起送来同里的士伍丙，说他有“毒言”，大家不能和他一起饮食。据丙供称，他的外祖母、同里的丁曾有“毒言”，三十多岁时被流放（“迁”）。平日里丙家有祭祀，邀请甲等，他们并不肯来；他们也不曾请他去参加宴饮。里中有祭祀活动，他去参加宴饮，别人也不与他共用餐具。实际上，丙并不带有“毒”。在这个案子里，里人都排斥丙，要求将之处以流放之刑，实际上是“里共同体”中大多数人对于边缘人的排斥。
“夺首”爰书与“□□”爰书则都是同伍争功的案子。前者是军戏某的报告，说尉某的私吏、某里士伍甲曾参加刑（邢）丘城之战，看见男子丙拿着剑，砍伤了男子丁，以抢夺一具首级，就把丙抓住，捆缚押到军戏处。军戏检查了送来的首级，并检查了丁及其受伤情况。后者说某里士伍甲与郑县某里公士丙，都声称自己在邢丘城战场斩了一个首级，他们拿着首级，希望能够确认这是自己的功劳。军戏检查所呈上的首级，并发出征求辨认首级的文书，要求了解内情的退伍士卒和被俘的敌军士卒前来军戏驻地，以辨明情况［“有失伍及蓾（迟）不来者，遣来识戏次”］。这两个案件均当发生在军中，写作爰书的军戏应当是军吏。《封诊式》收录了这两个案例，或者是因为军功爵也需要得到籍属所在县的确认，或者是因为喜从军时也曾担任军中司法小吏。
四是家庭纠纷案。“告臣”“黥妾”“迁子”“告子”“奸”等五种爰书所涉，都是家庭纠纷。在“告臣”爰书中，某里士伍甲绑缚着男子丙前来官府，说丙是他家的仆隶（“臣”），骄悍，不做农活，也不听话，希望把他卖给官府，送他去充当城旦。丙承认甲所言大致确当，并声称自己身体健康，也没有其他过错。令史某受命检查丙，确认他没有疾病。少内某、佐某当着丞某的面，以市价买下了丙，然后丞某行文甲、丙所在之乡的“乡主”，告以此事始末，让乡主记录在籍簿中。“黥妾”爰书也是说某里大夫乙家里的妾丙“悍”，让其家吏、公士甲将之缚到官府，要求将丙施以黥、劓之刑。县丞讯问了丙，却并没有如乙所要求的那样，将丙施以黥、劓刑，而是行文甲、乙、丙所在乡的乡主，让他去调查清楚。在这两个案例中，男子丙和女子丙分别是士伍甲、大夫乙的臣与妾，按照当时的律令与观念，也就是甲与乙的“室人”，所以，他们之间的矛盾纠纷，属于家庭纠纷的范畴，是主与奴间的纠纷。
在“迁子”爰书中，咸阳某里士伍甲向官府陈告，要求将他的儿子、士伍丙的腿打断，并把他流放到蜀郡边远县份，终生不得离开。官府的判决是如士伍甲之所愿，打断了丙的腿，将他及其家属流放蜀地，命人押送成都。在“告子”爰书中，某里士伍甲陈告说：他的儿子、同里士伍丙不孝，要求将之处死。令史己受命，带着牢隶臣某，前往抓捕丙，在家里抓到了丙。丞某讯问了丙，丙承认自己不孝顺甲，并无其他罪行。这两个案子，都是父子间的矛盾冲突。
“奸”爰书所反映的，则是夫妻关系。某里士伍甲送来男子乙和女子丙，说乙和丙通奸，昨日白天在某处被发现，将之抓起来送到官府。爰书没有说明，但甲很可能就是丙的丈夫。
五是亡人案。“亡自出”爰书由乡某具名，说明这一类案子主要是放在乡官处理的。爰书说：男子甲来乡官自首，说他是士伍，居住在某里，于二月某日逃亡，没有其他过犯。经调查，他在二月丙子日逃亡。逃亡期间，三月中有一次征发修筑宫殿的力役，二十天。籍簿上在四年三月丁未日，还记载了他另一次逃亡，共脱籍五个月十天。乡官把甲交给里典乙看守，再命乙把他押送到县廷论处。
六是疠病案。“疠”爰书说：某里典甲送来里人、士伍丙，怀疑他可能是麻风病（“疠”）人。经讯问与医生丁检查，确诊丙确实患有疠病。爰书没有给出对丙的处理办法。然根据《法律答问》，患有疠病是一种罪（“疠者有罪”），要集中安置（“处之迁所”），严重者要处以“定杀”；而所谓定杀，就是投水中淹死或活埋。
《封诊式》所收二十个案例，均未对案件的定罪量刑做出建议或说明，爰书叙述的重心大都放在案情与侦查过程上。实际上，治狱令史（或狱史）职责的重心，也是案件的侦破、调查，定罪量刑主要由县廷长吏做出决断。
岳麓书院藏秦简《狱状》共收录了十五个案子的文书。在“ 盗杀安、宜等案”中，秦王政二十年十一月己未日，县廷在接到私属喜发现宜、安尸体的报告后，立即命令狱史彭沮、衷前往查勘（“往诊”）。彭沮、衷查勘了案发现场，询问了报案人喜以及与死者有关系的衔，并做了记录。由于在现场发现了一套红色的衣服［“赤帬（裙）襦”］，像是城旦的服装，所以，彭沮与衷即不分昼夜地检查都官及周围各县的城旦，特别是有关城旦逃亡的报告，均一无所获。于是，县廷加派狱史触与彭沮、衷一起追捕凶手。触等人分别讯问与安认识的种田人，也都说不知情。他们派出司寇，夜晚分别蹲守在大小道路旁［“晦别居千（阡）佰（陌）、勶（彻）道”］，拦查看起来有问题的人［“徼（邀）迣苛视不 （状）者”］，亦无所获。触等认为死者安的尸体旁留有红色的衣服（“赤衣”），杀人的应当是刑徒或隶臣，所以，扩大搜查范围，在栎阳及其他县里日夜搜求。派出的司寇发现一个人，持着一把配着新鞘的刀，看起来不同寻常，很凶恶的样子，即加以讯问。那人声称自己叫“同”，是大宫的隶臣，现为官署的随从仆人（“寺从公仆”），言辞闪烁，颇多破绽。他就被带到官署，由狱史进一步查问。同改口说自己的真名叫“ ”，本是熊城人，降秦后被作为隶臣，派到官署中做侍从，遂设法逃亡了。问他：“既然在逃亡，怎么会有钱买衣服和大刀？”（“ 亡，安取钱以补袍及买鞞刀？”）不断追问下去， 遂不得不承认自己就是凶手，并交代了具体的作案过程。狱史将 定为“盗杀人”罪，建议施以磔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