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妃嬖宠：唐代后妃史事考（出版书）》
作者：陈丽萍
简介：
《贤妃嬖宠：唐代后妃史事考》是2014年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陈丽萍。后妃制度是一项涵盖内容极广的国家制度，而唐代后妃制度在整个古代后妃制度中有着重要地位。本书首先将诸帝后妃、追封皇帝皇后、太子后妃与宫人作为完整的“内命妇群体”加以研究；其次从正史编修传统的角度，简析了历代正史《后妃传》书写模式的变化；再次对两《唐书·后妃传》及其他史料中有关记载的错漏混淆进行辨析补充，同时对已知内命妇的个人史事、亲族、子女婚姻等内容进行全面考补，兼及对各项后妃制度的源流和运行规律详备考证。
总 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拥有一支朝气蓬勃的青年研究队伍，他们多数是毕业于本院研究生院和全国许多著名大学的博士生、硕士生，有的曾出国求学。他们接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基础知识扎实，目光敏锐，视野开阔。目前，在经济学、哲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国际问题、文学、语言学、史学等主要学科领域，正有越来越多的青年研究人员承担起重要的研究工作。他们中间有的已经崭露头角，有的已经成为博士生导师、学术带头人，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机遇，同时，研究事业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新问题。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困难就是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是通过论著的形式作用于社会，出版问题得不到解决，研究成果就难以产生其应有的社会效应，研究人员的劳动价值也就得不到社会的承认。目前，学术著作出版难已经成了一个困扰研究人员的普遍的社会现象。名家的著作尚且难出版，青年人的就更难了，对青年科研人员来说，学术成果能否被社会所接受比物质生活待遇好坏似乎更为重要。因此，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是关系到科研队伍的稳定和研究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科学院仍然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学者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致力于学科建设和研究事业，在比较艰苦的科研环境和条件下不断做出成绩，这是令人钦佩和感人至深的。从他们身上，不仅能看到可贵的爱国情操和献身事业的精神，还能看到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乃至社会主义中国的希望。有这样的精神风貌，相信他们必将能够成为跨世纪的栋梁之才。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既是基于学术研究事业的考虑，也是为了实实在在地帮助青年学者，解决他们学术成果出版难的问题。通过丛书的编辑出版，一方面让青年学者的辛勤所得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另一方面让他们的成果接受社会和实践的检验和学界的评判，以利于提高他们的水平，促使他们尽快成才。繁荣学术，扶植青年，我想这是编辑《文库》的两个最重要的宗旨吧。
至于《文库》能不能起到这个作用，有没有好的社会效果，就取决于大家的努力和合作了。若干年后再来看这件事情，也许就清楚了。
胡 绳
一九九四年一月三十日
目 录
CONTENTS
引 论
唐代后妃制度研究学术史
历代正史《后妃传》书写模式变化简析
本书凡例
上编 唐代后妃史事考 (上)
诸帝后妃史事考
高祖后妃
太宗后妃
高宗后妃
中宗后妃
睿宗后妃
玄宗后妃
肃宗后妃
代宗后妃
德宗后妃
顺宗后妃
宪宗后妃
穆宗后妃
敬宗后妃
文宗后妃
武宗后妃
宣宗后妃
懿宗后妃
僖宗后妃
昭宗后妃
结 语
中编 唐代后妃史事考 (下)
追封皇后史事考
先祖追封皇后
太祖、世祖皇后
献祖、懿祖皇后
太子亲王妃追封皇后
孝敬皇帝皇后
殇皇帝皇后
让皇帝皇后
奉天皇帝皇后
承天皇帝皇后
太子后妃史事考
隐太子后妃
废太子 (承乾) 后妃
章怀太子后妃
懿德太子后妃
节愍太子后妃
惠宣太子后妃
废太子 (瑛) 后妃
靖恭太子后妃
庄恪太子后妃
结 语
下编 唐代宫人史事考
高品宫人
六品宫人
七品宫人
八品宫人
九品宫人
无品宫人
宫尼女观
女 师
乳 (保) 母
其它宫人
结 语
参考文献
唐代后妃名号简录
唐代宫人品阶简录
后 记
引 论
唐代后妃制度研究学术史
唐代后妃制度的研究开端，学界皆推崇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 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再版)、《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等论著提出的皇帝、后妃、外戚等形成的婚姻集团与党派分野对朝政的影响说，并由此引发后世学者对这些问题的持续探讨，如布目潮沨《唐朝初期の唐室婚姻集团》(《隋唐史研究——唐朝政权の形成》，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会，1968)、汪籛《唐太宗树立新门阀的意图》(《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 Z1期)、梁太济《评布目潮沨氏关于唐初婚姻关系的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 年 Z1 期)、黄永年《说李武政权》(《人文杂志》1982年第1期)、毛汉光《关陇集团婚姻圏之研究——以王室婚姻关系为中心》(《中研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61本第1分册，1990)、刘思怡《墓志所见唐代宗室之婚姻》(《唐史论丛》第十三辑，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1)等，也多从婚姻集团与政治关系的角度论述各类皇室婚姻关系以及后妃与皇权间的相互影响。其间，也有不少学者对唐代某些著名的后妃，如太宗长孙皇后、高宗武皇后(武则天)、中宗韦皇后、中宗上官昭容、玄宗杨贵妃、宪宗郭皇后(懿安太后)等个人的事迹有所考证研究。可以说，发展至今，学界对唐代后妃制度的研究已有相当的规模，概括而言，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后妃群体、后妃个体、后妃制度、外戚家族等四个大的方面。
后妃群体研究。松岛才次郎《唐室の后妃》(《信州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第23号，1970)，是集中对两《唐书•后妃传》入传后妃进行评述的较早论文；那波利贞《唐の玄宗皇帝の后宫妃嫔》(京都《古代文化》第12卷第2 号，1964)，则对唐玄宗的后妃有所列举，但两文都没有引入更多的史料比较勘正，论述与结论皆缺乏新意。毛汉光《唐代后半期后妃之分析》(《文史哲学报》第37期，1989)，注意比较了唐代前、后期后妃的出身及本人或外戚家族影响力等的变化，是对唐代后妃群体的进一步研究。高世瑜《唐代妇女》(三秦出版社，1988)、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将后妃群体作为唐代妇女的一个阶层进行研究，对后妃的出身、册封、职掌、等级、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徐有富《唐代妇女生活与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用诗歌中的唐代妇女或唐代妇女所作的诗歌双向比较，研究了后妃、宫女乃至公主等宫廷女性的生活状态与情感世界，还以诗歌为类，划分出了当权、得宠和失宠三种后妃形象。高世瑜《中国妇女通史•隋唐五代卷》(杭州出版社，2010)，将后妃群体归置于宫廷妇女这一等级内进行研究，因要兼顾唐代妇女研究的整体性，对后妃群体的特殊性还是缺少深入探讨。还有一些学位论文也逐渐以唐代后妃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如刘晓云《唐代女官制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张萍萍《从唐代后、妃看唐代的政治与社会》(天津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柳夏云《唐代后妃及其生活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等，较多利用了碑刻和野史笔记，对唐代后妃的整体状况有所分析归类，只是对各种问题的关注和论述相对缺少深度和广度。陈丽萍近年集中将唐宣宗 (《唐宣宗的后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7集，商务印书馆，2011)和懿宗、昭宗 (《唐懿宗的后妃》《唐昭宗的后妃》，待刊)等晚唐诸帝的后妃作为一个整体研究，试图从她们的事迹中找寻唐代后妃制度发展变化及对其他制度影响的各种线索，开启了将同一帝王的后妃群体进行统一研究的方法。
在后妃群体研究中，尤其关注后妃与朝政或帝位继承关系的研究，如张淑芳《论唐代后妃与朝政的关系》(《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杨小敏《唐初后妃进谏与政治清明的关系》(《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杨春蓉《唐朝后妃被废与被杀的原因探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0期)、王玲玲《简论唐前期的后妃涉政》(《边疆经济与文化》2008年第10 期)、李文才《试论唐玄宗的后宫政策及其承继——〈太平广记〉卷224“杨贵妃”条引〈定命录〉书后》(《北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霍斌《唐玄宗内官制度改革发微》(《唐史论丛》第十七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等，从不同侧面探讨了唐代后妃干政对朝政造成的影响、后妃干政对自身命运带来的影响，以及唐代诸帝为了杜绝后妃干政而采取的防范措施等问题。吴丽娱、陈丽萍《从太后改姓看晚唐后妃的结构变迁与帝位继承》(《唐研究》第十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以唐武宗生母韦太后改姓为出发点，对唐代后妃出身的变化与皇位继承方式改变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探讨，对陈寅恪提出的“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之说也有了进一步阐发。傅绍磊《宦官专权背景下的后妃与唐代后期皇位继承》(《兰州学刊》2011年第12期)，则从宦官专权的角度出发，对唐代后妃及皇位继承关系的影响有所探讨。
此外，学界对另一个后宫重要群体即唐代的宫人也有关注，如高世瑜《唐代妇女》中，对宫人的职掌、劳作与生活、禁锢与放宫人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之后有潘泰泉《唐代的女官》(《南通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刘晓云《唐代女官的特点》(《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增刊)、萧锦华《唐代宫人之法律地位与管理待遇》(《礼法与信仰——中国古代女性研究论考》，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3)，就唐代有关后妃或宫人的制度进行论述，这种研究模式也显示了，因为后宫生活的隐秘性以及一些相关制度的笼统性，以及后妃与宫人身份之间存在着各种转化的可能性，使得学者对后妃与宫人群体界限的有意或无意模糊。耿慧玲《从神龙宫女墓志看其在政变中之作用》(《唐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赵雨乐《从宫官到宦官：唐前期内廷权力新探》 (《九州岛学林》2004年第2期)、王守栋《论唐代宫妇涉政》(《德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万军杰《唐代宫人之命运探析》 (《武汉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刘琴丽《唐代宫人的政治参与途径》(《文史知识》2010年第7期)等文，揭示了后妃与宫人易于在宫廷生活中联合结盟，参与或推动了宫廷斗争的发展，后妃宫人与宦官的斗争也贯穿于唐代宫廷生活始终，宦官最终不仅取代了皇权的权威，也瓦解了后妃宫人形成的曾与之对抗的宫廷势力，但宫人的各种活动也体现了唐代宫廷女性积极参政的时代特征。此外，还有郑华达《唐代宫人释放问题初探》(《中华文史论丛》第5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李军《灾害因素与唐代出宫人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期)、周晓瑜《关于唐代出宫人的几个问题》(《沧桑》2009年第3期)、万军杰《唐代放归宫人之民间生活》(《江汉论坛》2010年第4期)，探讨了唐代诸帝放宫人的各种原因以及宫人出宫后的生活状况。
随着数百方唐代宫人的墓志不断出土，利用墓志研究宫人的生前卒后成为许多学者的兴趣所在，如程章灿《“填写”出来的人生——由〈亡宫墓志〉谈唐代宫女的命运》(《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1期)，宁志新、朱绍华《从〈千唐志斋藏志〉看唐代宫人的命运》(《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3期)，胡玉兰《唐代亡宫墓志铭文的程序化演变及原因》(《浙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从唐代宫人墓志格式化的一面入手，揭示出宫人终生服务宫廷，死后却不被重视的无奈命运。杨春芳《从墓志看唐代宫女的等级》(西北大学2003 年硕士学位论文)，利用墓志关注了宫人的品阶与等级问题。尚民杰《唐代宫人、宫尼墓相关问题探讨》(《唐史论丛》第十六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对墓志中所见的唐代宫人在长安、咸阳、洛阳等地的葬地进行了归类。
后妃个体研究。基本集中于对某些“知名”后妃的关注，首先因武则天的帝后双重身份而备受学者关注，如陈寅恪、岑仲勉、郭沫若、黄永年、陈振、李树桐、吴丽娱、宋德熹、韩升、王凯、黄正建、宁志新、雷家骥、气贺泽保规等中外学者对武则天的出生地、年岁、名字、出家地点、两次入宫时间、子女关系、夫妻关系、与其它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册后礼仪、家族人物、称帝、政绩、武周时期对唐代朝政乃至古代历史进程的影响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多方位多层次的探讨。武则天的全面研究首先导致了多部专著问世，如郭沫若《武则天》 (《人民文学》1960 年 5月号)，胡戟《武则天本传》(三秦出版社，1986)，赵文润、王双怀《武则天评传》 (三秦出版社，2000)，雷家骥《武则天传》 (人民出版社，2001)， 黄新亚《点评武则天》(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等。据王双怀最近整理，有关武则天研究的专著中有中文版211部、英文版10部、日文版13部 (《海内外武则天著作索引》，《乾陵文化研究》七，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2)。还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成立了中国武则天研究会，从成立至今，以研究会的名义在相关城市举办了十一届以武则天为主题的研究会议，并结集出版了如《武则天与洛阳》 (三秦出版社，1988)、《武则天与文水》(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武则天与乾陵》(三秦出版社， 1994)、《武则天与乾陵文化》(内部资料， 1995)、《武则天与偃师》(历史教学社，1997)、《武则天研究论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8)、《武则天与咸阳》 (三秦出版社， 2001)、《武则天与嵩山》(中华书局， 2003)、《武则天与神都洛阳》(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 等论文集。此外，乾陵博物馆也于2005年创办了《乾陵文化研究》，目前已定期出版了八期，成为又一份相对集中研究唐高宗与武则天及相关问题的专业刊物。这些会议的召开或文集的出版曾多次掀起武则天研究的热潮，也在不断讨论着旧问题的同时引发出新问题，形成对古代唯一女皇帝研究的全盛景象。此外，还有如刘希为《关于武则天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4期)、王双怀《本世纪以来的武则天研究》(《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胡戟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一章之五《武周的兴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郭绍林《驳武则天研究中的几则臆说》(《乾陵文化研究》四，三秦出版社，2008)、李永《武则天与长安相关史事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5期)、段桂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武则天研究》(河南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等综论性的文章，回顾和总结了武则天研究取得的各种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对唐代“知名”后妃的研究，还有如对太宗长孙皇后与徐贤妃、中宗韦皇后与上官昭容、玄宗武惠妃(贞顺皇后)与杨贵妃、宪宗郭皇后(懿安太后)等从不同方面或角度的研究。王宗虞《长孙皇后与“贞观之治”》(《中州学刊》1983年第1期)， 牛致功《文德皇后与唐太宗政权》(《史学月刊》1984年第6期)， 秦翠华《长孙皇后对“贞观”政风的影响》(《北方论丛》1997年第5期)， 曾绚艳、柳春新《长孙皇后与“贞观”时期的政治和社会》(《文史博览》2009 年第9期)等文，是对长孙皇后是否干政，以及她对贞观之治的正面影响等问题的讨论。还有如唐团结《上官婉儿生平考述》(《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4 年第5期)，赵杰《上官婉儿家世考》(《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8期)， 李宜蓬《上官婉儿与中宗文坛》(《北方论丛》2010年第2期)，郑雅如《重探上官婉儿的死亡、平反与当代评价》(《早期中国史研究》第4卷第1期，2013)，李明、耿庆刚(《〈唐昭容上官氏墓志〉笺释——兼谈唐昭容上官氏墓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6期)， 杜文玉 (《被误读的上官婉儿》，《文史知识》2014年第1期)， 仇鹿鸣《上官婉儿墓志透露的史实》(《东方早报》2014年1月19 日)等，对身兼武则天女官和中宗嫔妃的上官婉儿的身世、经历与文学影响力等方面有所探讨，尤其因为上官婉儿的墓志出土后披露了一些史书中所不载的信息，今后将会引导学者对这位特殊宫廷女性研究的新走向。李谊《从〈丽人行〉看杨氏兄妹》(《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4期)、韦湘秋《杨贵妃的籍贯问题》(《广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袁开济《也谈杨贵妃之死——与俞平伯先生商榷》(《湖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杨希义《试论马嵬驿杨贵妃死因真相》(《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康保成《杨贵妃的被误解与杨贵妃形象的被理解》(《文学遗产》1998年第4期)、谢元鲁《再论唐玄宗杨贵妃与安史之乱的关系》(《社会科学研究》2005 年第2期)、倪美玲《唐明皇与杨贵妃文学形象的嬗变》(《江西社会科学》2005 年第8期)等，则涉及杨贵妃的籍贯、死因、才学、文学形象等个人问题，以及杨氏家族在天宝时期的社会影响力与安史之乱的关联等政治问题。张菁还以“唐诗中的杨玉环形象”为题 (《唐代女性形象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回顾了唐代“咏杨诗”的发展，探讨了以《长恨歌》为代表的各类“咏杨诗”的主题，指出唐人对家国兴亡的各种情感寄托，使不同阶段诗歌中的杨贵妃形象也在发生变化，杨贵妃也因此或被谴责或被同情，诗歌中的形象与真人之间的差距总有所背离。孙永如《唐穆敬文武宣五朝中枢政局与懿安皇后郭氏》(《唐史论丛》第六辑，三秦出版社，1995)、杨西云《唐文宗朝政局与懿安太后》 (《中华文史论丛》第8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对历经五朝的懿安太后在晚唐政局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有所阐发。
更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出土碑志的增多，一些歴史上不太“知名”的后妃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如赵振华、孙红飞《唐高祖李渊嫔杨氏与长安太安宫——读《唐太安宫嫔杨氏墓志〉》(《唐都学刊》2011年第6期)，葛承雍《唐秦王李世民女侍卫墓志初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5期)，孙怀彦、李百福《唐桥陵陪葬墓睿宗贤妃王芳媚墓志考略》(《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3期)，陈丽萍《唐睿宗豆卢贵妃史事考证》(《唐史论丛》第十三辑)，吴业恒《新见〈大唐安国相王孺人晋昌唐氏墓志〉考释》(《碑林集刊》十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唐玮《新出唐〈张美人墓志〉考释》(《碑林集刊》十，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郭海文、李恭《〈高婕妤墓志〉考释》(《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研究续一》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郭海文《杜甫〈唐故德仪赠淑妃皇甫氏神道碑〉考释》(《唐史论丛》第十七辑)、陈丽萍《唐懿宗的皇后》(《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4期)等，利用出土墓志对高祖杨嫔、秦王 (太宗)刀人高氏，睿宗王贤妃、豆卢贵妃和唐孺人，玄宗张美人、高婕妤与皇甫淑妃，懿宗两位王姓皇后的生平及家族背景等作了考证与研究。这些成果不仅利用碑刻数据厘清或辨明了史书阙载的诸位唐代后妃的生平，也从她们的经历中探讨了许多相关后妃制度以及皇族婚姻家庭生活等方面的问题。
利用出土墓志对后妃或宫人的研究还有，孙东位《昭陵发现陪葬宫人墓》(《文物》1987年第1期)，刊发了几方太宗嫔妃及宫人墓志，借此对宫人的丧葬营辨与昭陵陪葬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李举纲、张安兴《西安碑林新藏〈唐万善寺尼那罗延墓志〉考疏》(《中原文物》2009年第3期)， 王锋钧、李喜萍《晚唐宫女“颗娘”墓志》(《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2期)，分别对唐德宗、僖宗时期的护玺宫人与东宫宫人进行了研究。陈丽萍《唐〈内人兰英墓志〉释读——兼谈唐代后妃的收养现象》(《碑林集刊》十六，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1)，利用唐懿宗宫人兰英墓志，比较了唐代前后期宫人职掌与丧事营办的变化，并由兰英为郭淑妃养女事进而探讨了唐代后妃的收养现象。仇鹿鸣《新见〈姬总持墓志〉考释——兼论贞观元年李孝常谋反的政治背景》(《唐研究》第十七卷)，藉助高宗保母姬总持墓志，不仅重新分析了太宗时期一场未遂政变的复杂背景，也对姬总持在高宗时期的显贵人生有所述评。
后妃制度研究。因后妃制度内容涉及广泛分支众多，故凡涉及后妃制度的研究很难做到全面涵盖，相关研究如吴以宁、顾吉辰《中国后妃制度研究 (唐宋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是国内第一部对唐宋后妃制度相对全面研究的专著，书中所列唐代后妃制度专题有22 项之多，如皇帝纳后、后妃服饰、皇后蚕礼、后妃陵制、后妃等级、后妃俸禄、后妃轶事等，虽然同样是简单叙述和归类多于深入探讨，但这些命题的提出对今天研究各项后妃制度仍有参考价值。杜文玉《唐代宫廷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分唐朝初期、高宗至睿宗时期、唐朝鼎盛时期、安史之乱后、唐朝后期等五个时段，对唐代的宫廷史进行了全面研究，涉及宫廷制度、生活、人物、斗争、建筑、礼仪、娱乐、禁卫等各项制度，以及帝位承袭、皇室宗族、宦官外戚等相关内容，所涉内容无不与后妃制度密切关联，但诸多论述仍仅源自对各种史料的汇抄叙述。朱子彦《后宫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修订版更名为《帝国九重天——中国后宫制度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则类似一部通史性的后宫制度史，虽兼顾了各朝各代的后妃群体及相关制度，但所谓研究同样是以描述性的叙述为主，缺少对不同时代后妃制度的特征解析。还有对后妃陵寝制度的研究，如黄濂《中国后妃陵墓》(大连出版社， 1999)， 列举了14座唐代后妃 (分属唐12 帝)的陵墓，但将高祖、太宗等帝陵等同于后陵，对唐后期单独成陵的诸皇后陵并未涉及，本书的价值在于将后妃的陵寝制度作为一个单独的命题予以关注。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三秦出版社，2003、)，其中也以陪葬墓的形式涉及唐代后妃的陪葬制度。
后妃制度研究的成果更多集中在相关礼制问题上，如对皇后行先蚕礼的研究与复原有新城理惠《先蚕仪礼と唐代の皇后》 (《史论》46，1993)、《唐代先蚕仪礼的复元——〈大唐开元礼〉の先蚕条訳注を中心に》(《史峯》7， 1994)、《绢と皇后——中国の国家仪礼和养蚕》(《岩波讲座： 天皇と王权を考えゐ》3卷《生产和流通》， 岩波书店， 2002)。还有对朝贺皇后 (太后)礼的研究如新城理惠《唐代にわける国家仪礼と皇太后——皇后、皇太后受朝贺を中心に》(《社会文化史学》39， 1998)，吴丽娱《朝贺皇后：〈大唐开元礼〉中的则天旧仪》(《文史》2006年第1辑)。以及对册后礼的研究有吴丽娱《兼融南北：〈大唐开元礼〉的册后之源》(《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2006)。还有对皇后丧葬礼制的研究如新城理惠《唐宋期の皇后•皇太后——太庙制度と皇后》(《中华世界の歴史的展开》，汲古书院，2002)，吴丽娱《试论唐宋皇后的服制与祔庙——从义安太后的丧服减降谈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7集)，张琛、勾利军《唐代追尊皇后祔庙考》(《齐鲁学刊》2012年第1期)等。这些从礼制史角度对唐代后妃制度的有益探讨，在礼制的范畴内树立了后妃制度研究的典范。但关于后妃制度的其它方面，目前为止学界的涉及还是极其有限。
外戚家族研究。首先还是对众所周知的武则天家族的关注与研究，如杜文玉《武则天家族源流述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 年第2期)、雷家骥《武则天外家及其生母的名讳》(《中国中古史研究》2002 年第1期)与《从唐人命名取字习惯论武则天及其亲戚的名字》(《中国中古史研究》2007年第7期)等。还有如李禹阶《试论唐前期外戚的短期社会行为及其形成原因》(《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方东明《析唐后期外戚势衰的原因》(《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孙俊《隋唐外戚类型与政局述论》(《云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等，皆对唐代外戚家族的整体势力及兴衰进行了探讨。陈登武、罗婷玉《唐文宗朝真假国舅案的政治与法律问题》(《兴大历史学报》2007 年第18期)，通过唐文宗三次寻找母舅的历史事件，发掘出晚唐诸帝企图树植外戚势力为自己所用的意图。宋德熹《试论唐代前期的代北外戚家族：以独孤氏、窦氏及长孙氏为例》 (《唐史识小：社会与文化的探索》，稻香出版社，2009)，对唐前期最重要的三个外戚家族进行了研究。徐凤霞《唐代长孙家族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方东明 (《唐代外戚研究——以后妃亲族为中心》，西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是对唐代某一外戚家族和整个外戚家族的长时段考察和研究。
综上回顾，唐代后妃制度的相关研究起点很高，也受到许多知名学者的长期关注，大致形成了后妃群体、个体、制度、外戚等四大研究方向，并兼及对宫人群体与个体的研究。以上成果无论深浅，也皆或多或少地涉及后妃制度的各项内容，为我们进一步开展具体问题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和资料借鉴。但前人的研究更多集中于某些重要后妃和与之相关的重要历史事件的考察，尤其对集中记载唐代后妃事迹的两《唐书•后妃传》本身缺乏关注；对后妃制度不同分支间的关联和变迁也缺乏思考和辨析；对唐代后妃制度在整个古代后妃制度中的重要地位更没有总结性的探究，甚至对所谓“内命妇”“后妃与宫人”概念的确定也各有分歧。简言之，以上所举研究没有将作为内官制度的唐代后妃制度像(外)官制度、兵制、赋税制等其它专项制度那样进行专题式的深入研究，在当今史学研究日益细致化的背景下，就笔者管见，贯穿于古代社会始终的后妃制度目前仍未有一部通论性的宏观大作，也没有对各朝后妃制度特色进行分段式的总结，这不能不说是唐史乃至史学研究中的一块空白。
如上所说，在研究唐代后妃制度时，针对汇集唐代后妃史料最多的两《唐书•后妃传》，学者还基本停留在仅对所用材料的截取使用阶段，对传中的错漏混淆罕有判断或辨析，更未将不断出土的碑刻材料与后妃传结合起来，用新材料或新视角结合解读这一特殊女性群体，提取从她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各项制度变迁，还原她们对唐代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力；更没有扩展研究思路，将《后妃传》外的追封皇帝之皇后、太子后妃以及宫人作为完整的“内命妇”群体纳入研究视野，这也即本书所要努力解决和完成的工作。针对以上情况，笔者已有《读两〈唐书〉札记四则》(《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一辑，紫禁城出版社，2011)、《〈资治通鉴〉唐代后妃纪事献疑》(《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两文，对两《唐书》和《资治通鉴》中有关唐代后妃、宫人记载的不同或错漏进行了辨析勘正，即对两《唐书•后妃传》已有了初步文献资料的辨析，在此基础上，本书将对唐代的诸帝后妃、追封皇帝之皇后、太子后妃与宫人群体所涉及的史事进行尽量全面的考证。
本书由引论、上编、中编、下编、参考文献、后妃名号与宫人品阶简录、后记七部分构成。
引论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对唐代后妃制度研究学术史的回顾；二是简析历代正史《后妃传》书写模式的变化；三是关于本书凡例的说明。
上编藉助两《唐书•后妃传》的书写模式，不仅对目前所知唐代诸帝后妃的史事、亲族、子女婚姻等进行全面考补，还兼及对各项后妃制度的源流和运行规则详备考证。
中编亦藉助两《唐书•后妃传》的书写模式，分别对诸追封皇帝之皇后与太子后妃的史事、亲族、子女婚姻等进行全面考补，还兼及对各项追封帝后制度与太子后妃制度的源流详备考证。
下编为宫官、宫尼 (与女观)、女师、保母 (与乳母)等有数据可循的部分唐代宫人立传，也藉此就唐代的宫人制度进行探讨。因目前所知绝大多数宫人的生平经历要较后妃简略许多，且宫人在宫廷的生活多延续数朝，无法一一判定每位宫人入宫或获得品阶的具体时间，以及存在着一些宫人品阶不详的现象，故本编只能按宫人的品阶高低和所属类别两个标准将唐代的宫人大致分类研究。唯因历代正史《后妃传》不论入传者为诸帝后妃、诸帝祖、母(藩王入继者)乃至宫人，皆统称“后妃”，故本书也以“后妃”为名。
历代正史《后妃传》书写模式变化简析
正史为后妃单独立传，始见于《史记•吕太后本纪》①，但鉴于汉高祖吕后的特殊身份和临朝经历，司马迁将其列入诸帝本纪序列，而又别作《外戚世家》②，将汉高祖至武帝其间的后妃、外戚、公主等综合为一卷，可视作历代正史《后妃传》的雏形。当然，后世史学理论家对司马迁将“后妃传”命名为“外戚世家”颇多批评③，这也即本文所言司马迁创举为“雏形”的用意所在。尽管存在“定名”与定性之不确，但无论如何，司马迁是开启了一项史学传统无疑，后世史家以《史记》之思路为开端，正史皆为诸帝后妃集体立传，渐别有外戚、公主传记并行，固定为正史编纂的传统之一。至于后妃、外戚、公主三个群体何时分别单独立传、后妃传记的命名何时变动确定为《后妃传》、后妃传记在正史书写的位置何时相对固定、后妃传记择取入传后妃的标准何时相对固定，皆反应了历代史家在修史过程中对后妃、外戚、公主等特殊皇族群体的不同认识态度，而史家对三者认识的最终统一，确实经历了漫长和复杂的过程，即历代正史《后妃传》书写模式的变化，是前人少有涉及的一块领域，却值得我们对此有所回顾与思考。
《史记》为汉高祖吕后单独立传，将西汉前朝诸帝后妃、外戚、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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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汉) 司马迁：《史记》卷9，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第395～412页。
② 《史记》卷49， 第1967～1986 页。
③ (唐)刘知几着，(清)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第88 页。
又，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专辟《“外戚传”与“皇后传”》单元，论述了汉至魏晋正史中有关后妃立传、后妃传记名称的变动与史家对外戚群体的态度变化等问题(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第123～153页)。
综合立传，这一为帝王后妃、外戚及公主立传的思路虽为后世沿袭，但史家如何处理历代后妃中的特殊人物 (如汉高祖吕皇后、汉元帝王皇后、唐高宗武皇后等)；如何正确看待和评价外戚与朝政的关系、明确外戚作为后妃男性亲族集团的存在意义；如何将生于宫廷却又是外命妇的公主从后宫中剥离出去等态度，其实关乎了古代社会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制度——后妃制度如何依附于皇帝制度又如何自行发展、独成体系的问题。具体来看，关于后妃传记，如何从最初的“外戚世家”到“外戚传”“皇后纪”“皇后传”“后妃传”的名称确定，后妃传记在正史书写中的排位序列，入传后妃标准的设定，对后妃与外戚在封建王朝中发挥的作用评价等，一直是历代史家所试图解决和统一认知的问题。本书无意过多涉及重大史学理论问题，下文仅从以上内容在正史中的变动进行简析。
笔者以为，《史记》作为通史而非断代史，且又有写作时间下限的局限 (仅止于汉武帝)，故对某朝(汉代)后妃的记载无法全面，其实也就无法更多评述司马迁定《外戚世家》之名的不确切，正史关于后妃传记的处理，应该要从《汉书》正式开始。
《汉书》为西汉后妃集体立传，但依然鉴于汉高祖吕后的特殊性，首先将其临朝八年内的事迹归于诸帝本纪序列，名为《高后纪》①，又辅以《高惠高后文功臣表》②，同样安插于诸帝功臣表序列中。此外，《汉书》将吕后 (为高祖后妃时事)与其它四十余位西汉后妃(正式入传后妃二十五位，附传或提及姓氏事迹者二十余位)及外戚同成《外戚传》两卷。③ 又因王莽篡汉，故为其姑元帝皇后王政君别立《元后传》④而作为外戚的《王莽传》紧随其后。值得注意的是，《外戚传》与《元后传》几乎位于《汉书》诸传之末，且《汉书•外戚传》的开篇几乎沿袭了《史记•外戚世家》的用语，关于外戚对皇权的辅助作用非常肯定：“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还需注意的是，在功臣表之后，还有《外戚恩泽侯表》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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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汉) 班固：《汉书》卷3，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第95～104页。
②《汉书》卷16， 第527～634页。
③《汉书》卷97上、卷97下， 第3933～4012页。
④《汉书》卷98， 第4013～4038 页。
⑤《汉书》卷16， 第677～720页。
种安排深刻体现了汉代重外戚而又多外戚专政的时代面貌。也因此不难理解司马迁与班固皆以“外戚”而统后妃、外戚之传名了。当然，因涉及藩王即位，如卫太子史良娣、史皇孙王夫人、定陶丁姬、中山卫姬等非诸帝后妃也因其夫、子、孙的关系，在《汉书》中开始入传，这亦为后世史家所诟病，也提示了后人关于诸帝后妃与诸帝生母两种身份的认可与统一。虽然班固对西汉一代后妃与外戚事迹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做了适当调整和变通，但从后妃传记依然名为“外戚传”以及外戚依然入后妃传中，可知有关后妃立传的思想，依然没能跳出司马迁所设定的模式。
《后汉书》改《外戚传》名为《皇后纪》且紧随诸帝纪之后，成为“帝纪”与诸“传”之间的衔接，且开篇仅言后妃之德，而少有提及“外戚”二字。《后汉书》入传后妃三十余位，且附有帝女传。①“皇后纪”中虽多为诸帝皇后，但也不乏明帝贾贵人、章帝梁贵人、顺帝虞美人等诸帝或公主生母入传，以及藩王入继者之母，可知针对入传后妃，“皇后纪”依然略有名不副实之嫌。
三国鼎立的局面也影响了史家对魏蜀吴三国后妃的态度和立传标准：《三国志•魏书》列传第一为《后妃传》，专为魏国五位皇后立传。②《三国志•蜀书》列传第一为《二主妃子传》，为蜀国四位皇后及皇子立传。③《三国志•吴书》列传第一为《妃嫔传》，为吴国十一位夫人及其父兄立传。④虽然三国后妃传体例名称皆有不同，但后妃传皆在诸帝纪后为列传第一的位置已有延续，只是后妃传中依然夹杂着皇子、外戚入传，这几个群体仍被混为一体。
西晋虽统一时间短暂，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政令和思想上的混乱。反观《晋书》，列传第一作《后妃传》两卷位于诸志之后，有两晋诸帝的二十三位皇后、七位嫔妃入传。此外，还有《外戚传》一卷。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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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南朝宋) 范晔：《后汉书》卷10上、卷10下，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第397～466页。
② (晋) 陈寿：《三国志》卷5，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第155～169页。
③ 《三国志》卷34， 第905 ～910页。
④ 《三国志》卷50， 第1195～1204 页。
⑤ (唐) 房玄龄等：《晋书》卷31、卷32，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第947～986页； 卷93，第2409～2424 页。
西晋瓦解之后的南北朝时期，当世或后世史家为各王朝立传的标准又发生了诸多变化，具体如北朝：《魏书》列传第一作《皇后传》，紧随帝纪之后，有二十七位皇后或太后入传，嫔妃入传者仅一位。又别作《外戚传》两卷。①
《北齐书》列传第一作《皇后传》，紧随帝纪之后，有八位皇后入传。②
《周书》列传第一作《皇后传》，紧随帝纪之后，有十二位皇后入传。③
《隋书》列传第一为《后妃传》，位于诸志之后，有两位皇后、两位嫔妃入传，并有《外戚传》一卷。④
《北史》列传第一为《后妃传》，紧随帝纪之后，为北魏、西魏、东魏、北齐、北周、隋朝五十五位皇后、十四位嫔妃及个别公主集体立传。又别作《外戚传》一卷。⑤
南朝诸史中的后妃传记情况则是：《宋书》列传第一作《后妃传》，位于诸志之后，有十位皇后及五位嫔妃入传，并附有其父兄子弟。⑥
《南齐书》列传第一作《皇后传》，位于诸志之后，有七位皇后及三位嫔妃入传。⑦
《梁书》列传第一作《皇后传》，紧随帝纪之后，有三位皇后及三位嫔妃入传，还附有皇后父传。⑧
《陈书》列传第一作《皇后传》，紧随帝纪之后，有五位皇后及一位嫔妃入传，还附有皇后兄弟传。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