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
①大家知道，伊斯兰教徒便后须洗下身(见《伊斯兰百科全书》“小净”)。
②阿拉伯人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造纸技术(见《伊斯兰百科全书》“Kaghad”一词，不过，劳费书第559页认为，该词的词源有待进一步考证)，因此，文中可能是针对某些特种纸的质量，比如棉纸、绸纸、桑皮纸等(见夏德《中国研究》第265—269页；又见《亚洲学报》，1925年，第一期，第159页)。《马尔瓦兹论中国、突厥与印度》(第八卷第26页)一书中写到：“优质的中国纸张，一面是白色，另一面是黄色。”
③伊斯兰的清规是先把动物的头割下来才食其肉，这样可以避免把血吞下去，塞姆人把血看做是灵魂寄托之所。
④拜火教就是波斯的祅教，伊斯兰教徒对该教仪式不甚了解，因此自然而然地以此作为衡量异教的准绳(见《伊斯兰百科全书》，“madjus”一词)。正如沙畹和伯希和曾经提示过的(见《亚洲学报》，第一卷，1913年，第377页注1)，这里明确的表示出作者把阴阳学说与拜火教始祖的二元论等同起来了，阴阳说是中国人宇宙观的基础之一(关于阴阳学说，参看M.葛兰尼：《中国的宗教》第20页和117页)。
⑤伊斯兰教妇女认为，把头发露在外边是一种羞耻，她们从不使用头饰。在中国，梳发髻的方式一直流传着：“普通的发式是把头发卷起来，或梳成不同的辨子卷起来，然后饰以鲜花或假花，再插上其他的金银饰品和钻石簪子。”(见《中华帝国志》，第五卷，第318页)在《马尔瓦兹论中国、突厥与印度》(第八卷，第28号)一书中也指出“女人们的头发露在外边”。
⑥这里说的是帽子(Qalansuwa)，一般指毡幅或草帽，周围再用包头巾缠起来(见《伊斯兰百科全书》“Kalansuwa”一词)。
⑦参照本文第五十七条和注释。
二十四
①伯希和以“四天子说”为题目作过详细研究(见《通报》第22期，1923年，第97—125页)，类似的中文文献所载的这一种传说，其来源似乎应求之于印度。费琅在“世上诸王”一文中作过若干补充(见《远东学报》第六卷，1931年，第329—339页)，伯希和在《通报》(第30期，1933年，第173—174页)上也曾谈到。最后，参看洛氏(B.C.Law)《纪念文集》第二卷中托马斯的“天子”一文和本书第87页。
中译者注：《四天子说》有冯承钧译文，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
②这一传说的阿拉伯文本在《苏莱曼东游记》第二部分即阿布•赛义德的续编中(第87页)还再次出现过，以哈里发取代了亚洲草原游牧民族的代表者月氏王的地位，而居于等级制之首。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中国皇帝才配有这种万人之上的地位。在《通报》第七期上(1923年，117页注①)，伯希和指出：“然而，哈里发现在取得了在过去的传统中萨珊王朝君主所占有的地位，‘万王之王’这一称号，以本段和伊本•霍达伯的记载相对比都表明这一点。”我认为这种解释是过分重视了那些一知半解的伊拉克文人对这一传说的种种附会歪曲的缘故。(见《金草原》第一卷，第366页论述巴比伦部分)。本书更为顺理成章地用更简明的方式来解释这一取代的原因：说是因为哈里发是“无与伦比的伟大宗教之主”，是伊斯兰的代表，被认为是天启的，所以哈里发对其臣民来说是超越于其他一切君主之上的。
③还需指出，如此的看法在相似的历史情况中还会遇到。
④关于巴拉哈—拉雅的意思，见本文第二十五节注①。印度人戴耳环的风俗使所有的外国人震惊：“人们穿耳孔，在耳孔中挂着珍贵的首饰，有的入耳朵上还戴上金耳环：当然是上层人(见《关于印度社会现实的理论研究》第390页，第461页)。”“所有印度人，就连那些罪犯和逃避世俗的隐者也不例外，都佩戴耳环(见《印度的风俗、制度及礼仪》第一卷；第177页，并参照第216页和第.457页)。”参看本书第七十二条，以及《马尔瓦兹论中国、突厥与印度》(第七卷，第56号)。
二十五
①《世界志》(第238页)、《马尔瓦兹论中国、突厥与印度》(第七卷，第46号)以及《伊斯兰百科全书》(“balharā”一词)都有这样的记载：阿拉伯词“blhrā”即梵文“Vallabha-raja”这一印度称号的译音，意思是“挚爱的国王”，是其俗语(Prakriti)形式ballaha-raya的借词(见《孟买地区的地名辞典》(第一卷，第388页，注①)。这一称号为德干(Dek-kan)的拉施特拉古塔(Rastrakuta)王朝的多数君主所袭用。从公元.743年至974年间，该王朝在印度中部地区的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见《北印度王朝史》第577页和A•S•阿尔特卡《拉施特拉古塔王及其时代》)。关于该王朝的首都名称，阿拉伯人称作“曼契尔”(Mankir)，在马尼雅视塔(“Manyakheta”或“Manyaksetra”)，即现今马尔凯德(“Malkhed”)，位于绍纳普尔(“Sholapur”)东南一百公里(见《上古和中世纪印度地理字典》，第126页)。
②见注⑤。
③雷洛在《十一世纪中叶前印度地理、历史与学术志》(第236页)一书中提出，所有论述印度的阿拉伯古代作家常常使用这一暖味不明的名称，可能指的是古希腊的货币“斯塔特”(“Statère”)一字的讹误，卡特梅尔在其《札记》(第一卷，第222页)中认为这种意见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斯塔特”是一种金币，相当于一个半“德拉克姆”(drachme)，而在印度发现的所有希腊货币均是“德拉克姆”。最近，伯希和在《通报》(第二十一期，1922年，第407页)上讲到，雷洛提出的词源不能排除，并指出“斯塔特”有别的亚洲语言派生词(见《通报》，第二十一期，1922年，第97页)。
④手抄稿就是这样写的，此句毫无意义(见《通报》，第二十一期：1922年，第407页)。这里，我作了一点最简单改动，是雷诺多在《九世纪两位回教旅行家印度及中国游记》(第19页)所采用的。在《金草原》(第一卷，第382页)一书里有另一种解释：(Sikkatuhu badú tari-hi mamlakatihim)这与上下文不相吻合。
⑤一种反对卡努吉(Kanauj，曲女城)国王的同仇敌忾(见本文第二十六条)促使阿拉伯人和德干(Dekkan)诸国王保持着友好关系。伊斯兰教徒在巴拉哈—拉雅的国家里完全自由地行使其宗教的义务：建立清真寺，并设立其法官裁判权(见《十一世纪中叶前印度地理、历史与学术志》第242页)。因此，和其他的盟友相比，他们享有更高的声誉和更大的权力(见《世界志》第238页)。
⑥贡建那(Konkan——梵文Konkana，玄奘译为恭建那)是印度孟买到果阿的沿海地区，是一个盛产柚木的地区，阿拉伯人作为建筑用材而大量输往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岛(见《英印俗语词汇》)。另一些典籍说，巴拉哈—拉雅王国还包括偏北一点的港口，其中有坎拜(Cambay)(见《世界志》第88页)。这可能是修改政治地图的结果。相反，“到中国边界”的说法，是一个明显的夸张说法，其理由已如上述(见注⑤)。
二十六
①在其《行纪》(第23页注②)里，费琅曾就该词的读法作了更正(guzr=guzr)，写为gujra，指古贾拉底(Goudjerat)。这番更正是徒劳的。因为，本书续编(第123页)以及别的一些历史资料，都证实所述的是指瞿折罗(Gourjara)国王；人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这里，也和许多其他情况一样，阿拉伯文里以字母Z译写j(=g)，因此，阿拉伯文的拼法相当于gurg的发音。在我看来，原来的音译，gurg(ara)的略语准确的转写了这一梵文名称，但同一个阿拉伯文字母连续地出现了三次；这里所用的就是对原来的拼法作过“更改”的形式(见《世界志》第239页注①)。
②是瞿折罗人反对阿拉伯人的推进，占据印度河谷，因此在这里，他们被说成是伊斯兰教的敌人(见《北部印度王朝史》第10页)。八世纪初，瞿折罗王国的普拉提诃罗(Pratihara)部落在拉吉普坦纳(Raj-poutana)东南部建立强大王国，开始在政治上走红运，在公元836年以前就成为卡努吉(Kanauj)的主人，然后又和孟加拉国王(见本文第二十八节)以及德干的拉斯特拉古塔人(见本文第二十五节)相对抗，以争夺北印度的霸权。关于他们的历史，可参看《剑桥印度简史》第113页，《北部印度王朝史》第569—610页，以及《十五世纪前的东亚》第98页。
③这个狭长海岬是古吉拉特(Goudjerat)，是翟折罗王国的另一部分(见《世界志》第239页注①)。
④伊本•卢斯特(IBN RUSTA)在al-Alagan-nafisa(第135页以及马尔瓦兹书24章，注49)一书说，这里的货币tatiriya，是迪尔汗(dirhem)，另外一些作家则认为是巴拉哈—拉雅王国的货币(见本文第二十五条)，也同样表明和阿拉伯商人的密切关系，从这方面说有明显的差误——无疑，这一特殊的货币是中世纪末期的拉林(Larin)的起源，拉林也是银锭的外观，是从拉尔国(Lâr)而得名(见本文第四条注⑧)。换言之，也正是粗折罗的货币关于拉林的情况，见《英印俗语词汇》。
⑤《马尔瓦兹论中国、突厥与印度》(第七卷，第49号)同样指出，外国商人在甘诺吉王国里感到安全。而伊本•卢斯特(见《阿拉伯地理丛刊卷七》第135页)说：“国内广行仁义：即便是把黄金丢在道路上，也不用担心会有人取走。”《马可波罗游记》(第174章)就马巴尔王国(“Maa-bar”)也引证了一个类似的传说。
二十七
①由于此字有许多变体，给这个王国的地望考证和名称的还原增添了很大困难。虽然在《金草原》(第一卷第207页)和《摘要与复校》(第81页)等著作里，马斯欧迪说印度河的源头之一就在该地，另一处(同书，第一卷372—3页)又说是该地。国位于克什米尔的某地区，这样，费琅在其《行纪》(第23页，注1)所提出的考证，在阿拉伯文地名的许多拼写法中，发现有塔卡国(Thakka-Deca或Takka-Visaya)是位于柴纳布河(Tchenab)上游和拉维(Ravi)之间的一个国家，公元900年以前不久被克什米尔国王从翟折罗人手里夺走(见《北部印度王朝史》第119页)。但是，这一考证是以“taqirn”这样的拼法作依据的，认为此字是在抄写Tékins(中文拼写Tch'e-kin)一名字的转写。因为第一个音节是ta后面的字母g，而第二个音节是i的元音，读起来很不方便，因此最好读作tagan，梵文Thakkana一字的转写(见《苏莱曼东游记》第49页)。然而，《世界志》(第91，239，259页)中，却排除了所有困难，而读作tāqā，是这个国名的忠实译音。这里，似乎该名称的含义更为广泛，指的是整个克什米尔。
二十八
①这个专有名词的拼法也有许多变体。费琅支持玉尔所提出的白古(Pegou)一说，他考订为该地的印度古代的名称Ramanya Raman-na时，也颇为踌躇(见《交广印度两道考》法文本409页；《地理志》第23页注4和《苏莱曼东游记》第50页)。但是，在费琅《行纪评述》(第495—496页)中，布拉登指出，这种对比既不能表明语言上的关系，也表明不了语音上的关系。G.E.哈维在其《缅甸史》(第10页)一书中指出另一些疑难。总之，从历史和地理的观点看，白古国王不可能战胜甘诺吉国王和德干国王。在印度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符合本文中所讲的情况的唯-王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并敌视瞿折罗王国和拉斯特拉古塔王国)是孟加拉、比哈尔(Bihar)和奥利萨(L'Orissa)等的帕拉(Pala)王朝(见《北部印度王朝史》第285—290页以及本文第二十六条注②)。根据一部宏富的著作表明，这个地区与上述情况完全符合(见《世界志》第62，196—198，72，210，80，222，87，236—238，241等页)。许多手抄本证实，我们颇有把握地认为Dhm、Dhma这一字形不是指某一个王朝或地区的名字，而是略有讹误的“达摩-帕拉”(Dharma-Pala)即国王法护的名字，这个君主“在印度北部取得了军事上和外交上很可观的成就”(见《北部印度王朝史》)，而且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保护者(见H.V.格拉森纳普《梵天与佛陀》第172页)。本文中介绍这一名称的方式，一个被称作Dhma的国王，以及××王、××王等先例(见本书第二十六和二十七节)都有利于这种解释，而且年代关系等旁证都能圆满解释这点。经过讨论后，V.敏诺尔斯基(V.Minorsky)也同样同意了这一考证(见《马尔瓦兹论中国、突厥与印度》第147—148页以及《东方及非洲学院通报》，第十二卷，1948年，第275页)。
②在冬天，印度国王才能出征，尤其当军旅中带有战象和战车时更是如此。因为到了冬天，不再下雨，道路行走方便；另外，河里和塘里还有着雨季保存下来的充足用水。
③雷洛曾以印度的实际情况正确地解释过这个数字，在印度，“每一个种姓，每一种职业都有自己特殊的权限，任何一个种姓的人永远也不能侵犯另一个种姓人的权限”(见本游记雷洛法文译本，第二卷，第18页注61)。
④在欧洲现代工业高度发展以前，印度的棉织品(尤其是这里指的孟加拉轻柔的纱布)一直享有盛名。如果不是印度发明的，起码可以说印度大大改善了棉花的纺纱、印染和织布技术(见普菲斯特《福斯塔印染布和印度斯坦》，1938年版，引言)。
⑤关于贝壳货币在孟加拉州的使用，参看本书第四条，注⑨。
⑥梵文camārā一词是苍蝇拍的意思，通常是用牦牛尾巴制造的，有时也用丝绸或孔雀羽毛制造(见《行纪》第44页注②)。
⑦梵文Visānā，即角(见《行纪》第675页)；作为标记，角的外形和内部，本书稍后有所描绘。
⑧犀牛一词，阿拉伯文的写法是Karkaddan，梵文的写法是Khadgadanta，意思是剑齿(见《行纪》第675页)，或更确切地说“齿如利刃”，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证实。关于印度的犀牛，参看《英印俗语词汇》。
⑨这一错误认识无疑可以追溯到二世纪希腊的生理学家，到中世纪这种认识还是普遍的。参着CH•V•朗格洛瓦《中世纪对自然和世界的认识》，巴黎，1911年，第40页。
⑩人们可以把这段朴实的记叙与卡兹维尼(AL-Qazwini书)(第一卷第402页)中荒诞的评述作有趣的比较：“有一种怪物，有蹄，独角，是一切动物中罕见的。其寿命达七百年，五十岁之后才发情，孕期三年。遇到大象追赶，它便用独角顶大象之腹，四蹄着地，直到其角穿破大象肚腹时才把它顶起来。据说此物喜欢班鸠，当某棵大树上有班鸠窠，它便躲在大树下，静听班鸠咕咕咕的叫声……”达米里在《动物志》(第二卷，第371—372页)也写到：“……犀牛幼兽在母腹，一年之后便从母腹伸出头来舔吃它勾得到的嫩树叶，四年之后，便离开母腹，并飞快跑开，以避免母亲舔其身，因为母亲舌头上有许多又长又粗的硬刺：如果被母亲一舔，一下子就会把肉掀走而露出骨头……”。
⑪这里说的是皮带，饰有小环或镶有金属和别种饰品，用扣扣紧，这是中国人从北方游牧民族那里学来的，代替他们过去系在腰间的布腰带。在唐代：一条皮子上嵌接数块薄片作装饰的御带是很时髦的(见伯希和《通报》第26期，1928年，第141—147页；另见艾伯哈特：《中国本土文化》第83页)：这些薄片和扣钩就是用犀牛角制造的(伊斯兰教徒也有同样的腰带，见A.U.普波，《波斯艺术概观》)。其他一些作者也确认，犀牛角这种用法在中国是很讲究的；见《行纪》第130页；《马尔瓦兹论中国、突厥与印度》第15页；《宇宙志》第二卷，第35页；并参看马斯伯乐《古代中国》第93页。
二十九
①根据费琅的解释，“这个名字是阿拉伯文转写的梵文词Lakşmi-pura，是吉祥天女(Lakchmi)的城市，是今天地图上印度阿萨姆邦(Assam)东部的卡金普尔市(Cakhimpur)。”(见《行纪》第45页注1)。然而，也应该看到，本书中出现的一些外来词中的字母P总是转写成fa，而不是bā。某些阿拉伯作者总是把阿萨姆叫做Qāmarūb(还经常错误地读成Qāmarun)，这是梵文词迦摩缕波(Kāmarūpa)的写法(见《行纪》第24页注⑧)，这个王国的历史在当时还是不清楚的。
三十
①两部无容置疑的权威性著作都是用Trsūl一词(无疑是读作Tirsul)代替本书中所用的读法，该国应求之于缅甸地区，在公元九世纪，占据普洛美(Promé)地区的骠人(Pyou)自称为是“Tirčul”(见《世界志》第242页；同时参照《马尔瓦兹论中国、突厥与印度》第七卷，第56号)。然而该地却在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范围之外，因为，不仅普洛美王朝在公元800年以后不久就被征服了(见《缅甸史》第12页和《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化王国》第164页，第179页)，而且阿拉伯文版本中的各种拼法都只符合该名称用一个辅音结尾，或者最多是用东南亚各国语言中常见的ng作结尾的字，因此改为Piyū的说法就得排除。从时代上考虑，人们就得更多设想是莲王朝(Pong)(见《缅甸史》，第12页)。帕朗(Palaung)的名字也得排除，因为这个部落是在内地，位于滇缅的边境(见司各脱：《上缅甸地名索引》，仰光，1908年版，第480页)。从拼法方面看，改写成坦尔温(Tanlwing或Tanluin)还强差人意，此字是得楞(Telaing)的古写，是缅甸人对猛族人(Môns)的称呼，是特林加(Telinga)的派生词，泛指印度的南部和东部。“应该认为，坦尔温一名首先是缅甸中部的姆兰玛人(Mranmà)，泛泛地用指所有下缅甸当地居民和印度移民的通称”，后来就变成只是用于当地居民的称呼了(见卢斯：《十二至十三世纪缅甸各族志》第4页)。真的坦尔温(Tanluin)一词在公元1204年以前尚无法证实(同上，第5页)，而且在这之前的碑铭很少。得楞人自称猛人，从语音学关系上看是高棉人的近亲，居住在下缅甸和白古地区。一百五十年前，猛人用白古人的名字，占据毛淡棉(Martaban)湾和曼达莱(Mandalay)之间的整个地区(见司各脱《缅甸史》第18页)。经过上千年的斗争，被缅甸人所消灭，目前很少能见到这个种族的孑遗了。关于公元八世纪末以来，白古部落的历史暖昧不明(见《缅甸史》第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