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方土地，两重世界
二 环长安神鬼的分类、分布及其活动范围
三 唐人头脑中环长安神祇世界的谱系与统治秩序
四 人界与神界的交汇
五 长安乡村之鬼怪害人
结语
一 京畿在唐帝国
二 唐帝国在京畿乡村
三 从京畿区看中古城乡关系
附表-1 唐雍州/京兆府领县沿革
附表-2 全书引用墓志资料缩略语对照
附表-3 唐万年县乡、里、村名一览表
附表-4 唐长安县乡、里、村名一览表
附表-5 唐京兆府畿县辖乡、里、村名表
参考文献
后记
出版后记
地图目录
地图-1 唐开元二十九年（741）京畿范围示意图
（罗凯绘，资料来源：《唐时期全图（开元二十九年）》（二），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年，34—35页）
地图-2 唐开元中京兆府及近辅州辖县详图
（王俊友绘，资料来源：《（唐）京畿道 关内道》，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40—41页）
插图目录
图导言-1 《辅恒墓志》拓本
图1-1 唐长安城里坊分布图
图1-2 新昌坊复原示意图
图1-3 唐代襄州城内外里坊示意图
图1-4 《安万通砖志铭》中的乡、坊位置示意图
图1-5 乡在畿县间的流转
图2-1 京兆韦、杜二氏的长安宅第分布
图2-2 白居易县尉时期的长安城乡行踪
图2-3 白居易的长安坊里活动
图4-1 榆林窟3 号窟壁画“茅庐”
图4-2 敦煌壁画“农舍”
图4-3 P.3121《万子、胡子田园图》
图4-4 唐李寿墓壁画牛耕图（ 局部）
图4-5 唐李寿墓壁画耧播图（ 局部）
表目录
表1-1 唐不同时期京兆府属县辖乡数量
表2-1 唐不同时期京兆府户、口规模
表2-2 京畿23 县之乡村户口数推定
表2-3 墓志所见居住京畿乡村之官员（现任与致仕）
表2-4 长安近郊的商业经营场所
表2-5 京畿乡村的居民结构
表2-6 文献所见韦、杜二氏的郊园别业
表3-1 唐京兆府官员一览
表3-2 唐京兆府领县之官员编制一览
表4-1 唐后半期京兆府租税收入一览
表4-2 唐中后期京畿乡村小农家庭年收入、支出情况一览
地图-1 唐开元二十九年（741）京畿范围示意图
地图-2 唐开元中京兆府及近辅州辖县详图
序
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不过宋代以前由于地方史料较少，所以一般来说是很难做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然而，地域社会史研究是推动史学进步的一个有力视角，于唐史研究也不可或缺。早在1997年，日本京都大学爱宕元教授就汇集自己有关论文合集为《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日本唐代史研究会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1999年编辑出版的唐代史研究会报告集第八集，即为《东亚史上的国家与地域》：虽然都是散篇论文，未必都契合主题，但“地域社会”的问题意识十分强烈。当2007年中国唐史学会计划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学术研讨会时，我在筹备会上极力倡导以“地域社会”为主题，成果就是严耀中教授主编的《唐代国家与地域社会研究：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一书，因材料原因，论题不集中，推进也有限。
幸运的是，唐朝两京地区保存史料相对多一些，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来大量碑志的出土，为这项研究提供了深入的可能。徐畅博士的这本著作，题为“唐代京畿的乡村社会”，选择唐代京畿地区作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探索领域，汇集传统文献、石刻资料、考古文物材料，乃至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有关记载，深入检讨都畿地区特定的乡村社会。在京畿地区乡里的复原、当地户口的统计、民户生计的考察等方面，都有超越前人甚至填补空白之处。这项研究有不少方面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而这也正是历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与此同时，要处理这样一个城乡之间、都畿周边的地域社会历史，史料零碎而不系统，因此需要有自觉的理论思考。这方面，作者也做了充分的努力，其结论可以和宋元明清地域社会史研究相比较。
大概在2006年春季学期，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给新成立的国学院学生上一门“西域胡语与西域文明”的课，徐畅是课代表，经常有机会和我交谈。我发现这个本科生学习认真，遇到问题追根到底，有做学问的资质。后来我和国学院的孟宪实教授一起合作整理“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徐畅写了一篇关于“城主”的文章，孟老师介绍她来和我谈谈，我觉得相当不错，经过改订，推荐到《西域研究》上发表。以后徐畅从隋唐史转向秦汉史的学习，师从王子今教授，对于秦汉社会生活史、性别史以及出土简牍，都有些心得，在《历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崭露头角。
2010年，徐畅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跟从我攻读博士学位，又转到隋唐史的领域，先后参加过我所主持的“新获于阗汉文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大唐西市墓志的整理与研究”“新出土及海内外散藏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项目，同时也参加社科院历史所黄正建先生主持的“《天圣令》读书班”和北大等单位的学者主持的“走马楼吴简读书班”等，受到了多方面的训练。她读书用功，勤于写作，完成多篇不同课题的论文，先后发表在《文史》《中华文史论丛》《简帛研究》《敦煌研究》《吴简研究》《文献》等刊物上。她还应汪海岚（Helen Wang）和韩森（Valerie Hansen）的要求，为她们所主持的“丝绸之路上作为货币的织物”（textiles as money onthe Silk Road）项目，撰写了一篇关于唐朝钱帛并行的文章，翻译发表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这对于一个博士生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现在，徐畅的书稿经过多年的修订、打磨、增补、理论提升，终于纳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行将付梓，征序于我。因略述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之学术脉络，以及与徐畅学术之交往如上，是为序。
荣新江
2018年7月31日酷暑中完稿
于北大朗润园中所
导言
一 从京畿民辅恒的人生史说起
长安是唐帝国的首都，也是中古时代东亚世界的政治中心与军事城池，物质文明闪烁，外来文化交融；自开元年间韦述作《两京新记》始，历代饱学之士热衷于描绘都市繁华，产生了一批介绍长安兴废变迁及人物遗迹的著作[1]。近年来，随着唐城考古的进展，石刻墓志的刊布，唐人诗文中都市信息的再发现，长安研究迎来了新契机，有“长安学”的诞生[2]。
本书关注唐都长安周边的乡村地域和生活在这里的社会群体，将依据物理形态划分的“郭”与“野”作为连续统一体来考察，在以汉唐都城作为研究宗旨的“长安学”中，扮演了另类角色。自着手进行这项研究起，我不断接受来自同行的提问，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为什么要研究“京畿乡村社会”，京畿的乡村与其他地域比有何特殊性？仿佛导演一部乡村题材的电影，如果我要展现的是田园风光、桃花源式社会，这和观众头脑中模式化的乡村并无二致，无须饶舌。二是怎样研究“京畿乡村社会”，基层社会史、庶民史在素乏资料的中古史领域，何以展开？
第二个问题我以全书作为回应。先交代我的研究动机。本书最初的创作灵感，来自我作为隋唐史方向研究生时所承担的一项学术工作。2011至2012年，胡戟、荣新江先生带领研究团队对大唐西市博物馆所收新出墓志进行整理，我的工作是对墓志所涉地名进行通核，纠正误释，其中所涉长安城内坊里，由读书班上另一位同学用以增订西京城坊；因有这样的分工，我处理最多的是作为志主葬地的长安城外两京县及畿县的乡、里、村名；在地图上一一按证这些乡里的分布，对于唐都长安周边的自然地理渐趋熟识。但由于城外地名多作为葬地出现，彼时的我好奇作为死者兆域的静默之外，环长安区是否还有鲜活的日常，这里的居民如何在“京华烟云”之外安顿自己？直到在某次集体会读时遇到这方《辅恒墓志》[3]，植根于京畿地域的一种别样人生史[4]方跳脱于我眼前。
图导言-1 《辅恒墓志》拓本
（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50页）
志主辅恒（641—709），终官宣德郎（文散，正七品下），宁州（属关内道，上州）录事参军（职事，从七品上），上骑都尉（勋，第六转，比正五品），属终生沉沦下僚之唐基层文官。志文与铭文看似平庸，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首先是由于志主京畿民的身份。志文述辅氏家族因仕宦移贯雍州三原县，据《长安志》，“三原县（唐次赤，西南至府一百一十里）……唐武德四年（621），徙治清谷南故汪城，改为池阳县。六年，又析故所，改为华池县，仍分置三原县，隶北泉州。贞观元年（627），废三原县，改华池为三原县，隶雍州”[5]，属近畿之地。
辅恒的曾祖、祖父曾在隋出仕，为外州之“半刺”“参卿”（甘州司马从六品上，益州都督府参军正八品下）[6]，皆品秩不高。由志文推测，辅恒生于唐贞观中（贞观十五年/641），则至其父一代，已入唐；志文载“父逊，博综丘坟，养高不仕”，或许祖上在前代的微末官品入唐无存，辅逊并未出仕，无出身可供子孙荫庇，志文记辅恒“躬耕竭力”，证明其在有唐一代的四民分业中，应归于“肆力耕桑”的“农”人身份[7]。当然，这并不代表辅恒是身亲陇亩的普通农户，他祖上至少两代为官，应积累了一定的田产、奴婢，或者掌握有佃户，父逊能高养不仕，应是以地主的身份在京畿县乡经营产业；志文后来讲到辅恒任官秩满后“归于别业”，即是辅氏产业的明证[8]。
辅恒青少年时期的事迹，志文集中于渲染其“仁孝”，分别在8岁和30岁左右为父、母庐墓守丧（志文记其八岁丁父忧，又躬耕竭力，逾廿年，此后遇家慈见背，则丁母忧时年当逾三十），比为汉蔡邕、晋王祥一样的孝子。此后又十年，已过不惑之年的辅恒仍在三原县为农，这样的经历平淡到无法作为人生史（Life History）的关注标本。然而，在辅恒43岁的时候，他抓住了一次政治机遇，并迎来了人生的转折。
永淳二年（683）是唐高宗统治下的第35个年头，在此前一年，关辅等地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为改善京畿饥馑的情况，高宗与武后率领群臣赴东都逐粮。到二年底，高宗风眩的旧疾急剧恶化，自知不起，十二月四日，匆忙改元弘道，开示治国精神，并祈求上苍延命得还长安，却于三日后崩于洛阳宫贞观殿；十一日，太子哲继位，军国大事仍由武太后执掌[9]。由于高宗去世突然，生前并未选定陵址，陈子昂向武太后建议在洛阳近郊筑陵[10]，但太后最终仍遵高宗遗愿，以吏部尚书摄司空韦待价为山陵使，在京西北奉天的梁山为其修筑山陵[11]。
乾陵依山而建，而梁山为石灰岩质自然石山，要在半山腰凿洞建造墓道和玄宫，并建陵园四门、双阙、神道、华表及其他石刻，工程量十分浩大。韦待价临危受命，据史料记载，参与高宗山陵葬事的官员还包括霍王李元轨，侍中刘齐贤[12]，中书舍人贾太隐，太常博士韦叔夏、裴守贞[13]，将作大匠韦泰真等。若从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去世时算起，次年（684，先改元嗣圣、废中宗，又改元文明）五月，武太后令睿宗李旦与皇后刘氏护送大行皇帝灵驾西返，八月，埋葬大帝于乾陵，山陵营建至多花费了半年时间[14]。
韦待价等人如何高效率地完成乾陵工程，《韦泰真墓志》透露了一些细节，“时方上事起，诏摄将作大匠，并吏部尚书韦待价驰赴乾陵。公昼则临视众作，夜则寝苫悲涕”，工程由将作大匠亲自监督，实际负责施工的，应当是包括工匠、畿内丁防和民众组成的役人群体。《韦泰真墓志》记其营建奉天宫，“又免丁防，令其版筑。公躬自巡抚，悦以使之。于是有不召而义役者千有余人，操畚而云集，百堵之制乃兴焉”[15]。乾陵的营建情况当与之相似，包括不召而至的义役者，辅恒就是其中的一位，志文载其“永怀报国，移孝为忠。爰去坟所，赴陵义役。号夫捧土，无舍昼夜”。除了连夜赶作，延长工作时间外，辅恒还为整个工程中难度最大的玄宫安置贡献技艺，志文言“思入神奇，勤归体要。人不劳极，功致尤倍。山陵毕事，君有力焉”。《唐会要》载神龙元年（705）十二月武则天驾崩后，给事中严思善反对开乾陵合葬，上表中曾透露乾陵墓道的特殊封闭方法，“乾陵玄宫，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铸铁，以固其中”[16]，或许就属于志文所谓“思入神奇”。
山陵使而下同心协力按期完成乾陵营建，使武太后大悦，（文明元年）九月下制大赦天下、改元，对山陵使、卤簿使和参与其事的基层人员，则另有别敕/制予以褒奖，“其营奉山陵使及卤簿使等，并依别敕处分”。[17]据《梁师亮墓志》记载，志主起家左春坊别教医生，掌高宗晏驾后园陵修缮，“垂拱二年，以乾陵当作功别敕放选，释褐补隐陵署丞”[18]，因此获得第一任官；而辅恒，或许是同时制/敕得官者：“垂拱二年，制词：‘乾陵义役人雍州三原县孝子辅常有，志行夙闻，忠诚克效。宜加朝命，俾参储列。可将仕郎，直左春坊，禄俸、庶仆、赐会，特宜依职事例给。’授太子校书。”《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一书释文，加引号至“授太子校书”前，以其前为制词内容，而太子校书殆非同时所得[19]。制词前半部分所谓“志行”“忠诚”是对授官人褒扬的套语，而其所得官是何种性质，容作具体分析。
将仕郎为文散最后一阶，从九品下。直左春坊，系太子东宫的直官，太子左右春坊分别相当于门下、中书省，左春坊设司经、典膳、药藏、内直、典设、宫门等局，各有专职[20]，局内多有直官，吸收伎术人员，如巢思玄武周时期任司礼寺太医正直左春坊药藏局[21]。辅恒因工程技巧而获直左春坊，当然在情理之中。下面的问题是，太子校书（职事官）是否与上述散品、直官同时获得？而所谓“禄俸、庶仆、赐会，特宜依职事例给”该如何解释？
李锦绣先生曾对唐代直官进行过系统研究，指出直官本身无品级，需要借任直者原来身份的官品，有以散官、内外职事官、卫官、前资官、常选人等充直的情况，但最常见的是以散官充直[22]。她注意到《唐六典》卷二一《国子监》“直讲四人”条下小注“俸禄、赐会，同直官例”，“大成十人”条下小注“……仍授散官，俸禄、赐会同直官例给”[23]，却认为辅恒的“禄俸、庶仆、赐会，特宜依职事例给”，是直官（非伎术直）的普遍待遇，《六典》未提到直官有庶仆，仅是省略而已[24]。
细读《唐六典》材料，似只能反映一般情况下，直官有自己的经济待遇体系，包括俸、禄、赐会等，但不享有防阁、庶仆类的贴身驱使或其纳课代役钱（在京司文武职事官享有）。《辅恒墓志》中的禄俸、庶仆、赐会依职事例给，应是由于志主在充直的同时，既有散品（将仕郎），又有职事（太子校书）[25]，虽然职事官只是志主在充直时所带的阶官（本官），本人实际在左春坊工作，但以职事官充直者，理应得到职事官所享有的俸、禄料、侍从等待遇，而非从直官待遇。
辅恒垂拱二年由“农”的身份一跃进入流内官的行列，志文称美“非夫淳至动天，孰能与于此”，值得一提的是，其职事官太子校书虽只是直官寄禄所用，但作为校书郎行列之一员[26]，却是时人称美的起家之良选，是由普通文官转入重要文官的捷径，非贡举高第、书判超然或志行清洁，而不轻授[27]。而校书郎的迁出官，有拾遗、补阙、监察御史、大理评事，还有畿县丞、簿、尉，诸使从事等各种情况，亦多为美官[28]。《辅恒墓志》载其秩满后得授宁州录事参军。
我们说直官多在本司迁转，则辅恒为宁州录事参军时，是否仍在太子左春坊当直？志文在其宁州任后，交待治绩，“明以革弊，奸吏惧而易沮；智以提纲，轨范平而难越”，似表明志主的职事官为实任。虽然由校书郎直左春坊这样的近侍转为外官，但宁州属关内道，近三辅，作为此上州长官刺史手下核心僚佐，官从七品上的录事参军，亦属稍迁。
值得注意的还有辅恒宁州任满后的经历，我们分两段来解析。“秩满，遂归于别业。发挥树蓺，精感幽微。灵菓仙瓜，繁缛林圃”，依文意，应理解为，辅恒宁州任满，并未守选（依唐制，州县官考满再任需守选），而是选择回到别业（由辅恒的籍贯和葬地推测，此别业应位于三原县乡，京畿地区）从事园圃的栽培，重拾旧日农事。
“长安三年，进同心瓜，蒙敕赐物三段。神龙三年，进冬笋，敕赐物五段，仍令选日优与处分。”长安三年（703）是个特殊年份，自永淳元年（682）高宗、武后移驾东都后的二十年间，洛阳经历了李唐—武周嬗代，升格为神都，最高统治者始终不在长安。大足元年（701）十月，武则天由神都返回长安，至长安三年冬十月再次摆驾神都[29]，辅恒抓住女主在长安的有限时间，投其所好，贡献符瑞。同心瓜，为瓜并蒂而结的情况，所谓“连理之木，同心之瓜”[30]，属常见的植物之瑞。
神龙三年（707）也是个特殊年份。神龙元年初，武则天被迫退位，中宗复辟，十一月，武则天崩，十二月，中宗就迫不及待地从洛阳回到长安。神龙三年是中宗回到长安的第二年[31]，辅恒即向新主贡献冬笋，据《北户录》引《吴录》：“马援至荔浦见冬笋，名曰苞笋，其味美于春夏笋也（即鸡胫竹笋）。”[32]笋是夏季成熟的植物，但南方温暖之地产冬笋，味甘美，常作为土贡奉送至长安[33]。辅恒精于园艺，在关中栽培出反季蔬菜，作为口味贡博取统治者欢心，除了得到赐物外，还得到所谓“选日优与处分”的优待。实际上，神龙三年时辅恒已经67岁，这份优待已无实际意义；不过他虽年事已高，还精习战术，欲献奇策、建边功，直到景龙三年（709）在故乡三原县的别业去世前，他还做着勒石燕然的功名之梦。
我从这方墓志读到了唐前期一位京畿民的人生史，纵观他由“农”而“宦”，由“宦”而“隐”的一生，表象之外，还有一些经历应当放入这个小人物生活的历史情境中，再进一步玩味与深究。至少有三个疑问。第一，唐人有门荫、流外入流、贡举、军功、荐举、辟署等多种入仕渠道[34]；辅恒祖仕隋，父无官，无门资可依凭，毕生都在寻求社会地位的晋升，却并未通过习学文武而应举入仕，也未从事兵役等冒险事业，而频繁诉诸义役及向统治者贡献符瑞、土贡等非常渠道；曾因赴乾陵义役而由“农”的身份被授予品官，正如辛文房慨叹郑良士所谓“以布衣一旦俯拾青紫，易若反掌，浮俗莫不骇羡，难其比也”。[35]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社会地位的急剧变动，以及如何在唐人选官史中定位辅恒入仕的特例？
第二，既然辅恒一生以功名为尚，晚年仍梦想建功边塞，他由校书郎直左春坊转任上州录事参军后，即使遵循常规迁转途径，中层官位亦或可期，为何选择在秩满后归隐别业？有唐州县官秩满后皆需守选，一般在三年或以上，辅恒是否因守选而不得不归隐？恐怕不是。他垂拱二年（686）得职事官太子校书，按四考满任算，当在689年（永昌/载初元年）转宁州录事参军[36]，而长寿元年（692）任满归家，至神龙三年（707）进冬笋时仍未得官，时隔十五年之久，并且前官还是地位不低的上州僚佐，这种情况在唐前期殊为罕见。辅氏的归隐，恐怕另有隐情。
第三，辅恒归隐后，生活在民间，尽管具有前资官的身份，但毕竟与朝廷悬隔，他是通过何种途径频繁向最高统治者贡献，并得到敕赐物的厚待？
要解答上述三点疑问，除考虑李唐—武周易代的特殊政治形势外，我们还应注意到辅恒进身之路的展开地域——京畿，将其人生选择放入唐前期的京畿这一特定时空。与白居易笔下“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生为村之民，死为村之尘”的外州县村民不同[37]，生活在长安内、外的民众，时刻处于变动的社会急流中，有更多的机会实现地位的晋升。
有唐常规的选官法，如贡举、流外入流，虽无地域差异一例执行，但实际上在帝国的核心区施行的力度最大。乡贡进士的考试、京兆府及近畿的同、华二州较易录取[38]，而在京诸司执役的吏与流外群体也较外州县胥吏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常选之外，统治者始终希望通过多渠道拔擢下僚，最极端的是“直达最高统治者”型选人法，如制科、献书献著、自举等。这种“非常”选人法，需跨越帝国官僚行政层级，以寻求出仕者与皇帝的直接对话为前提条件。参加制举者按规定时间到京集中，常由皇帝亲临殿试；自高祖即鼓励民有艺能者自举，垂拱二年，武后曾诏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39]，而自举的渠道，有官职人可直接上奏，无官人除“诣阙”外，还可上表投匦[40]；献著述的案例，也多由贡献人赴行在，如天宝十载（751）玄宗朝献太清宫，享太庙，有事于南郊，屡举进士不第、家在城南的杜甫抓住机会，“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41]
我们知道，京畿近帝王所居，辖域内有皇帝行宫，国家礼仪、郊庙建筑，本朝及先代帝王陵墓，唐帝因执行相关事务需踏足畿内，而普通民众亦有较多机会入长安，接近统治高层。辅恒的人生史即以京畿为舞台。他的家乡三原虽在长安之外，但由于背依渭北台塬，面临平川，隔渭河与长安相望的天然地理造设，成为唐代帝王及高官权贵陵墓的密集分布地；县西北有景皇帝永康陵，北周以来于氏家族也世葬于此；县东有高祖献陵。三原的邻县高陵、富平、云阳、奉先、醴泉等皆处北山，辖境内也帝陵密布[42]。山陵的营建，由长安至诸县送葬的仪式，山陵事毕后的管理与宿卫，除朝廷派出要员专知其事外，皆需要有当地农人、兵丁的协助。李唐皇室特别重视山陵之事，而每在帝王山陵修筑与相关礼仪完毕之后，发布大赦、德音，优劳参与其中的山陵诸使以及判官、军使、官健、押当宿卫所由、斋郎挽郎、巧儿工匠、应役人夫等，包括授官、赐爵、赐出身、赐物、加阶等非常赏赐[43]。辅恒对于这些由丧仪带动的特殊机遇并不陌生，或许他身边不少邻里居民即因此踏入仕途。弘道元年他决定赴乾陵义役（当属于自举的一种方式），或许是酝酿已久的一次行动，也达到了一举得官的良好效果。
明了了辅恒入仕的背景，第二、第三个问题也可顺次得到解答。辅恒担任直左春坊这样的近侍之官，依直官的常规迁转，应长期在太子东宫任职，至少为京官，但任满后，却出为外州官；虽然宁州为近辅州，远好于偏远州郡，作为生活于天子脚下的“准”长安人，却因外任不得不离开政治中心。连雍州百姓在明知地狭役重的情况下尚不愿外徙[44]，依据上文推测，辅氏在三原有田产置业，或许于辅恒而言，与其在外州为“风尘吏”，还不如回到近帝王居的京畿故园，经营产业；也就是说，“归于别业”“发挥树蓺”或许不是守选，而是辅恒为今后发展计的理性选择，从其归隐后的表现可见一斑。
辅恒虽然竭力于园艺农事，但仍密切注视着长安政治风云，见上文对献同心瓜、献冬笋时机的分析。武则天一生与祥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祥瑞在革唐为周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导致在西京、东都生活的许多投机之士、普通民众争献符瑞，辅恒也是其中的一位。一般的进献途径是京官表上，外官、民众由所在州县表上[45]。辅恒的进献，也有可能不是通过所在京兆府三原县常规上奏，他曾经在太子东宫充直，当熟悉宫中事，保留一些人脉关系，不排除由其僚旧代献，或直接从三原至长安诣阙贡献；总之渠道畅通，得到了唐帝的直接反馈——“敕赐物”。
唐人由布衣入仕的最主要途径是科举，然而唐前期，科举录取人数有限。据吴宗国先生研究，自武德至显庆40年间，进士及第者不足300人，其中贞观时期年均9人，永徽、显庆间年均14人；明经稍多，但不过进士三四倍。考试录取名额有限[46]，导致缺乏政治与文化基础的普通地主视此途为黄粱梦[47]。辅恒不由科举而青云直上的事例，更像是唐人的一个人生“奇迹”，这个奇迹的实现，正以京畿为背景。
我对这块地域的好奇心越来越浓烈，不再满足于读懂这位京畿民的一生，而更想透过小人物的人生史，去思考其所依托的京畿地域，具有怎样的社会特质，在唐帝国的运转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这种“特质”“角色”，怎样影响了生长于斯的人群，乃至改变着除帝国精英外，在县、乡、里散居的普通民众的生活？
唐代区域史研究的既有成果集中在“河北”“江南”与西陲等地域，限于史料，20世纪80年代之前，对唐帝国核心区——首都长安的研究，不及有纸文书出土的敦煌、吐鲁番两地[48]。在此之后，虽然屡有以长安为主题的考古报告、史地考证问世，但为我们提供的是观察长安、京畿城乡物理构造、地理形态的一些史料群。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这样描述18世纪末革命前夜的首都巴黎，“在巴黎，一切都在沸腾，每时每刻都有一本政治小册子，阿瑟•扬在每座城市询问居民打算做什么时，其回答都如出一辙：‘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外省城市；必须看看巴黎是怎么做的。这些人甚至不敢有主见，除非他们已经知道巴黎在想些什么。’”[49]时人关注巴黎，并非从巴黎圣母院的高处鸟瞰其外观[50]，而以市民及其舆论传布，为首都社会跳动的脉搏。同理，对7—10世纪的长安而言，只有把握其人群流动与社会结构，才足以把握帝都特性，乃至把握唐帝国内核构造与运作机理。而社会史正是对社会结构进行分析的最有力手段。
带着对京畿区域的所知和更多未知，我开始了本书的写作。
二 本书的研究对象
相关地理概念
本书是有关唐代京畿地域社会史的研究。京畿，即中国历代王朝统治中心所在——首都及其附近区域。自汉代以来，京畿的管理，多由国都所在州或郡统领，唐代也不例外。高祖武德年间（618—626），以雍州统京畿。贞观元年（627）太宗“始于山河形便，分为十道”[51]，京畿归属十道中的关内道。武周天授（690—692）、玄宗开元中，又曾改雍州为京兆府，以府统京畿。开元二十一年（733）“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为东、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置十五采访使，检察如汉刺史之职”[52]。但京畿道最初只是监察区，并无管理职能，京畿的管理模式仍为京兆府统领制。安史之乱后，随着肃宗至德元载（756）“置京畿节度使，领京兆、同、岐、金、商五州”[53]，京畿道成为事实上的行政区，京畿由府统领制演变为道统领制。
雍州/京兆府下辖县情况，《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载：“京兆、河南、太原为三都……凡三都之县，在城内曰京县，（奉先同京城。）城外曰畿县。”[54]所言为三府之情况，京畿应仅涵盖京兆府下两京县万年、长安，以及长安城周边之畿县。两京县相对稳定，而从武德元年起，唐统治者多次调整畿县的等第、归属和名称，或将其升为次赤[55]，或以其改属华、同等近辅州，或将数畿县析出另置州，故京畿辖县的数目不断变化。京兆府辖县沿革，学界有专门论述[56]，可参本书附表-1，京兆府辖区的大致地理范围，参书前地图-1。
京畿地域内，以长安外郭城为界，又可划为京邑与畿内。京邑即京城，畿内的地理范围，似又较上文理解的畿县为广。天圣《赋役令》宋16条“诸供京贮稾之属，每年度支豫于畿内诸县斟量科下”[57]，唐代文献中有与此类似的规定，见《唐六典》“虞部郎中”条：“凡殿中、太仆所管闲厩马，两都皆五百里供其刍藁。”[58]与宋令对比，“畿内”似以距京师五百里为限。这个范围的凤翔府、同、华、陇、坊、邠等州在社会风貌与文化特质上，常与京兆府联系在一起，而从属于更大的一片区域——关中。
周、秦、汉、北朝以来，关中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明朗的山河疆界而成为全国范围具有高度同质性的大区。关中—京畿—雍州（京兆府）—长安是一系列由广至狭的地理概念，但唐人似乎并不着意区分它们，如中唐名将郭子仪直呼“右控陇、蜀，左扼崤、函，前有终南、太华之险，后有清渭、浊河之固”的关中地域为“雍州之地”[59]；武宗朝宰相李德裕陈诸回鹘国的外交辞令言：“天地以沙漠山河，限隔南北，想蕃中故老，亦合备知。只如长安，东有潼关，西有散关，南有蓝田关，北有蒲关。”[60]展示唐人理念中的大“长安”，可以囊括整个关中四塞之区。
因此，本书之“京畿”亦采用相对广义的地理概念，不完全拘泥于京兆府县的行政疆界，因话题论说的需要而伸缩为长安城、环长安区域、京畿县乡、关辅等相关区域范畴。
依唐《令》规定：“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三）［五］家为保。……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61]京畿区在县以下有乡、里、村、坊的基层建制。村、坊之别在于自然形态之不同，坊为“在邑居”，对应本区长安城及畿内诸县县城之下，均有里坊规划。长安城始建于隋文帝开皇二年（582），直至唐玄宗开元中最后完工，城为南北略窄的长方形，四周由版筑夯土墙围绕，《唐六典》记其东西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长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62]。城内以朱雀大街为界，街东54坊、1市，街西54坊、1市。畿县亦有城郭，有的县沿袭隋代旧郭，而中晚唐为抵御吐蕃骑兵的进攻，关内道筑城运动大兴，部分畿县的城郭得到重新修缮[63]；郭下设坊，只是由于城址的规模远不及长安，仅能容纳 1—2坊[64]。
村为“在田野”，即作为散布于郭外聚落之通称。长安城外郭城以外，即是散村，如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长安自昭应县至都门，官道左右村店之民，当大路市酒，量钱数多少饮之，亦有施者与行人解之，故路人号为‘歇马杯’。”[65]吐鲁番发现的记录长安城东居民典当情况的质库残帐历中出现“王祁村”“苟家嘴小王村”，这两村都在长安城东南延兴门外附近[66]。畿县郭外亦为村。乡、里为依据户数划分的行政单位，上述村、坊中的人口，依常理皆应被编入，因而在地名中出现某乡某里某村、某乡某村某里这样行政组织与属地单位混杂的表述。西安出土唐代墓志中关于志主卒地，尤其是葬地的记载，显示长安、万年两县及诸畿县在外郭以外部分，乡、里、村星罗棋布的画面。唐后期，朝廷对基层的政令传达与行政监控，开始以村为单元，村渐取代里的行政功能，人们习惯了“乡村”合称。
总括如上言之，本书所谓“京畿乡村”，包括万年、长安两京县、诸畿县，乃至近辅州辖区散布的乡、里、村。
从“长安”到“京畿”
依唐《令》，“坊”与“村”代表了在人为造设的城郭内、外的两种聚落形态。隋唐帝国在汉魏—北朝长安城东南、龙首原上的六道高坡上另建新都城，导致京畿区的自然地理发生了结构性调整，原北周时代的城坊（旧长安城所在地）部分被划入新都以北的苑囿，部分演变为乡村；而北朝时位于长安城周边的大片乡村区域，被括入大兴—长安城[67]，并规划了封闭式里坊。在废弃旧都，重筑新都的过程中，虽然帝国的统治阶层及社会精英选择了入新都城居；但渭河南北的大多数居民——普通百姓，应安然接受了居住形态的转换，甚至是由城居而村落散居。在他们头脑中，“坊”与“村”只是物理差别，尚未演化为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
实际上，不仅在隋唐之际，由战国秦汉至唐中叶城市变革发生之前，城市（郭）与乡村（野），在政治、经济、法律上的地位，在社会文化中的基调，在国家礼仪中所扮演的角色，均未有显著区别；研究中国城市史的学者有感于此，曾提出中国“城乡连续统一体”（Continuum）的框架[68]。城市只是人为筑造的政治中心与军事堡垒，在这个连续统一体内，在物质文明与传统文化领域具有“寄生性”，其发展要依靠广大乡村的供给。牟复礼曾将中华文化的统一体比喻成“网”——中国文明的料子织成网，中国城市只是在同一张网里用同一料子织的结子，质地虽较致密，但并非附丽于网上的异物，倍感“中国是一个农村的中国，中国文明的乡村成分或多或少是均一的，它伸展到中国文明所及的每一处地方，不是城市，而是乡村成分规定了中国的生活方式”。[69]
唐帝国的首都长安，也只是京畿城乡社会网络中的一颗“结子”，基本不具有社会物质再生产的能力。长安城市运转所需物资，主要依靠周边乡村及河洛、江淮、河北等地供应；城市本身与公、私工程的建设，所需劳动力主要来自近畿农人。由于城市容纳力有限，城居的皇宗亲戚、士族豪强等常由长安溢出，在畿内乡村经营田宅、碾硙、别业等，并影占人口，使其沦为佃户[70]。这些帝国精英因仕宦得到禄、俸、料等收入之外，乡村产业渐次成为他们的经济后盾。
由于知识精英的汇集，长安虽具有文化再生产的能力，但这种文化角色亦非城市独享。知识精英独特的隐逸哲学，文人官僚的独善思想，宗教人士的普法理念，士子的习业山林风尚，共同促成了“郊外”文明的发生[71]。都城以外的京畿乡村，别庄、林亭、寺院、兰若、道馆、祠庙密布，并成为文人雅集、玄谈之所，宗教义理的传布之域。乡村文化生活的丰富性，与城市的同步性，从士人博取功名的所谓“终南捷径”[72]亦可见一斑。
经济、文化一体之外，还存在着城、乡行政区划一体。最高统治者并未因外郭的存在而对长安城内实行直管，而是以县统辖长安城与城周边的乡村，置万年、长安两京县，郭下以朱雀大街为界；郭外，长安县界西至沣水，万年县界东抵蓝田，而两县皆向南延伸至终南山区[73]。应该说，长安与郊外，与京畿乡村，共同承担了唐帝国“核心区”的角色。
早期的“长安学”研究成果，多围绕都城制度、都市构造、里坊规划等话题展开[74]。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古社会史研究的勃兴，关注长安都城史的学者尝试走出上述常规课题，将都城制度沿革与社会文化生活变迁相结合；荣新江曾提出，长安学发展的新动向之一就是对长安进行不同社区的区分，如城内与城外的别墅、山林、寺院，从社会史的角度来探讨不同区域的特点，从而揭示长安社会的变化[75]。相关学者在研究中也感到长安社会的流动性、连续性，可以跨越城郭内外。妹尾达彦曾考察官员阶层在长安城内的居住地变化，生活、移居所揭示的社会风貌，在统计资料时发现城居的官员大部分在城外经营园林别业，保持城乡两栖生活，于是移目长安城南郊终南山区及东郊灞浐一带，统计不同时期官员在此拥有别庄的情况[76]，并进一步探讨文人官员在郊外园林的经营、生活与文学创作，提出所谓“郊外文学”[77]；近来，在对大量新出唐人墓志的志主卒地（城内坊里）、葬地（城外乡村）进行整理时，又将长安城官人居住地与郊外墓地的分布合并考察，分析两者在唐代不同时期的分布特点与对应关系，从而共同构成了一体化的长安都市圈[78]。
王静观察到，长安城南更南的终南山区，地理面貌与长安都市迥异，但与京华烟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尝试分析了以终南山为代表的城外社会与长安城内社会的互动，城与山之相依[79]；在此后的研究中，她不断寻找长安社会的延伸点，以联系城乡的构造（通化门、长乐驿、章敬寺）为视窗，描绘人群出入城门，跨越不同区域的场景，勾画因这种流动造就的城郭与郊外社会的联系[80]。
不过我们目前看到的研究，还都是以长安城市为主体，基于延续感，跨出都市繁华的一小步尝试。既然长安只是京畿社会网络中的一个“结子”，而欲追寻唐帝国腹心地带的整体特质，索得生活在这块地域的社会大众的真实生活状态，应阔步走出封闭的坊里与城郭，关注文化、社会、地理意义上的大“长安”——京畿的社会全景。由于已往研究基本复原了区域内精英的生活面相（城市社会史），本书偏重于对京畿乡村地域做解剖，除了解其自然、地理条件，聚落等外在结构，还深入社会机制内部，重点还原乡村居民的生活样貌，历史上乡村区域内的人群（以农为主）如何在土地上安顿自己，这是在古今近乎同调的长安文献中深埋乃至被压抑的声
音。如侯旭东先生所言，“今天的学者有义务、有责任挖掘出那些被抑制的声音，展现过去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81]。
社会史
社会史是历史学科受到各种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影响而衍生的史学分支，诞生在西方学术话语中。在西方世界，由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成熟与壮大，国家与社会之间有着清晰的畛域，所谓“二元对立”；而在传统中国，国人修辞中少见“国家”“社会”对举的表述。如果我们将“朝廷”类比为“国家”，而将百姓的生活场类比为“社会”的话，由于专制皇权的强大，来自民间的声音微弱，这种中国式的“国家”与“社会”是浑融一体的。20世纪初，率先将西方社会史理论引入中国的学者，已感受到将“社会”自帝制中国剥离的难度，力图从“民史”入手，将史学革故鼎新。
时至今日，来自基层的第一手材料，涌现于中国史研究的几乎各个阶段，如反映河西边塞戍卒生活的居延、敦煌汉简[82]，作为三国孙吴临湘侯国辖下乡里民众纳税交租记录的《嘉禾吏民田家莂》[83]，登载魏晋隋唐普通民众姓名、年纪、丁中、家庭、财产情况的敦煌吐鲁番户籍文书[84]，揭示唐末五代宋初敦煌民间社会组织与活动实态的敦煌社邑文书[85]，等等。学者们在利用这些古文书复原历史场景的同时，也开始重新思考“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范式。
